總之，隨著江南市鎮雇傭群體規模的壯大及其職業結構的多樣化，其社會等級關係也日趨明顯，其中既有同行雇傭人員之間的職業等級，也有不同行業之間的行業等級，以及整個雇傭群體在社會體係中的等級關係。
而且如果我們從職業等級關係來看，同一行業中，職業分工的不同會導致雇傭人員之間社會地位的差異。
這在典當業中表明得相當明顯。
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的典當業因工商業的需要而顯得十分活躍，幾乎稍具規模的市鎮，就有相應的典當鋪。
至於那些繁華的市鎮，典當業更為發達。
如太倉州的璜涇鎮，蘇州府的外岡鎮和平望鎮，杭州府的塘棲鎮，湖州府的南潯鎮，嘉興府的濮院鎮和當湖鎮，以及兼跨湖州、嘉興兩府的烏青鎮等，都有規模較大的典當鋪。
在璜涇鎮，“陸遠湖開宏亨典”；在外岡鎮，“徽南姚南青啟質庫於鎮之北街”。
在平望鎮，康熙時休寧人汪匡漢開張典業；塘棲鎮“財貨聚集”，“徽杭大賈視為利之淵藪，發典、頓米、貿絲、發車者，駢臻輻湊”；當湖鎮有黃藍圃，“本新安籍，先世以質庫業遷當湖，兄弟六人殷富”。
至於烏青鎮，據有關學者的考證，在明萬曆年間，該鎮有9家當行。
典當業不僅有為數眾多的雇傭人員，而且其行業內部存在著嚴格的級別劃分和等級關係，“典當內部對於使用人員，按等列級”。
一般情況下，典當鋪雇員按所從事的具體工作不同，被劃為四個級別。
其中，第一級別是經理，俗稱“管事”，管理典當的全部事務。如前文提到的外岡鎮永昌典鋪總
管王某和同時經理劉氏在朱家角、南潯兩鎮所設典鋪的王明楠，都屬於這一級別；第二級別包括營業員和管理員，俗稱“內缺”和“外缺”，前者又分為“首櫃、二櫃、三櫃、四櫃”等，負責日常營業活動；後者分為“管包、管錢、管賬”等，負責保管、出納、會計等事務。
如濮院鎮“典當司櫃多徽州人”，卷七，雜流，金陵黃墅鎮富戶孫姓有典庫，雇有掌會計者。
這裏所說的“司櫃”和“掌會計者”，分別屬於外缺和內缺；第三級別為輔助營業人員，俗稱“中缺”，負責“寫票、清票、捲票、掛牌”；第四級別為學徒，承擔各業苦累繁複的雜務，如尋當、印包、打掃衛生等。
這類人員按進當鋪日期之先後，彼此又有等級之分。
從第一級別到第四級別，地位從高到低逐次降低。
第一級別的管事地位最高，而學徒則地位卑微。
擔任管事者，不僅需要從事典當業多年，具有豐富的經驗，而且要“稍具名望者，方能勝任而愉快”。
再以葉明楠為例，其“自奉節儉，而好為善，居鄰李某子幼孤，鬻之翠微庵為沙彌，明楠出鍰贖歸，月給其資，至自立而後已。
又同村嚴氏女，嫁後而三年寡，遺兩雛，赤貧無以存活，複按月贍給之，完其苦節，其長厚類如此”。
從葉明楠出資贖人、贍養孤兒寡母三人的一係列行為可以看出，他在整個秀水縣中不僅擁有一定的財富，也享有較高的聲望。
在其他行業，其雇傭人員等級關係也是如此。
如在鬆江府朱家角鎮的服務業中，從事剃頭、樂人、土工、穩婆等工作的雇傭人員地位低下，甚至被稱為“賤者”：“男工之賤者曰剃頭、曰樂人、曰土作；女工之賤者曰穩婆，亦曰老娘、曰喜嬪。”
從行業等級關係來看，市鎮不同行業之間的良賤之別，亦使得雇傭人員在社會地位上呈現高低之分。
相對於其他行業的雇傭人員，諸如踹布業、榨油業等體力型行業的雇傭勞動者在市鎮社會中倍受歧視，社會地位低下，稍有身份和地位的人一般情況下都不願應雇。
腳夫，“不僅本地的上流人物，還有那些相當體麵的農民階層，都避免幹當眾挑擔或推車運送沉重產品這樣的體力活兒”，甚至“閭裏恆恥與為伍”。
踹匠，在一些碑刻資料中被提及時，也多是用“單身烏合不守本分之輩”、“散漫無稽”、“俱係愚民”等之類的詞語。
從整個市鎮的社會等級關係來看，雇傭群體與官僚、貴族之類的特權階級和擁有雄厚資產的富商大賈和手工業主相比，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都不具優勢，屬於社會的中下層。
具體而言，雇傭群體內部諸如管理類雇傭人員以及一小部分從雇傭人員轉化而來的小商小販、作坊主，一般具有一定的資產，過著較為寬裕的生活，屬於社會的中層；其餘的一些工匠、苦力之類的，收入來源不穩定，家產微薄，屬於社會的下層。
但是這一內部的社會等級關係具有不穩定性，其等級關係並不是一層不變的。
隨著市鎮社會經濟的發展，一部分破產的手工業者或小商小販淪為了雇傭勞動者，其地位由社會中層降為下層；也有一部分人從雇傭人員變為了小商小販或作坊主，上升為社會的中層。
這個流動過程是雙向的，也是持續進行的，而決定著這一社會地位變化的正是他們手中資產的變化。事實上，雇傭群體內部的等級關係與他們的財富擁有量有著密切的關聯。
由此，隨著雇傭群體活躍於明清江南市鎮經濟和社會的各個領域，市鎮的經濟和社會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一方麵，市鎮商品經濟開始向農村滲透，農村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
桑、棉等經濟作物更加廣泛種植，原本作為家庭副業的絲、棉紡織業逐漸成為農民的主業。
同時，市鎮居民結構也出現了新的特點，市鎮市民群體開始不斷壯大；另一方麵，雇傭群體的發展壯大使得市鎮的社會矛盾也時有激化。
像是明萬曆年間，石門鎮發生油坊工匠“糾黨數十人，劫楊晨家，蹴其婦墮樓而死”的事件，一鎮皆驚，“群起而縛之”
至康熙初年，楓涇鎮的染、砑匠“擾害閭裏，積憤不可遏”，當地居民“糾眾斂巨資，閉裏門、水柵，設計憤殺，死者數百人”。
這些雇傭人員常常逞其拳勇，擾害閭裏，給市鎮社會治安帶來了隱患。
同時，部分雇傭人員聚眾賭博、嫖娼等，也給市鎮社會風氣造成了不良影響。
當然，這是明清時期的江南市鎮，而咱們這部書講的是宋朝年間的故事，所以迴溯到宋朝年間的話，那時的江南市鎮有時另一番風景了。
像是南宋時期的江南地區，主要包括江南東、西路和兩浙東、西路，其範圍約當今蘇、皖南部、浙江省、江西省和上海市。
這一地區是當時社會經濟最為發達的區域，也是商業市鎮十分興盛的地帶，無論是市鎮的總體數量還是個體發展水平，抑或由此引發的農村社會變革的廣度和深度，都走在南方各地前列，從中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至於當時市鎮的類型及其特點的話，怎麽說呢，從從總體上來講，宋代的市鎮包括鎮和草市兩部分，前者是由軍事據點轉變而來的新興經濟中心地;後者是在鄉村墟市基礎上興起的農村基層商業點。
在江南地區，據有的學者的不完全統計，兩宋時期先後興起886個市鎮，其中鎮240個，草市646個。
這些市鎮到南宋時普遍呈現出興盛的景象，其發展形態也趨於多樣化，具體可分為七種類型:
一是環城市鎮，這類市鎮主要分布於繁華都市的周邊地帶。
如都城臨安四郊15裏範圍內有10多個規模不等的市鎮;建康城近郊有近10個市鎮;紹興府城周圍10多裏地帶有近20個草市;台州城附近有6個草市。
常州、蘇州、饒州、鎮江等城的郊區也有相當數量的市鎮。
一些規模較大的縣級城市周圍也興起不少草市。
如平江府常熟縣城周圍“村市裏分，連絡四郊”，僅城南郊這就有5個草市。
環城市鎮的興起，實際上是城市突破城牆的限製，向周邊鄉村擴張的一種形式。
由於這類市鎮與所在城市連成一體，成為城市市場體係的一部分，故其突出特點是工商業的異常興盛。
如臨安城郊的市鎮，或“戶口蕃盛，商賈買賣者十倍於昔，往來輻輳，非他郡比”;或“商賈駢集，物貨輻萃，公私出納與城中相若，車馳彀擊，無間晝夜”。
到南宋後期，僅浙江、龍山、北郭、江漲橋4個城郊市鎮，年商稅收入就高達26萬多貫，是城內的1.7倍多。
江陰城澄江門外的江下市，“商船倭舶，歲常輻湊，駔儈翕集，故為市，亞於城閭”。
二是農業市鎮，這類市鎮多分布於農業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帶。
其中，有的因地處產糧區而發展成為一定規模的糧食市場，如嘉興府華亭縣的魏塘鎮、平江府常熟縣的直塘市、吳縣的橫金市、建康府溧水縣的孔鎮、寧國府宣城縣的水陽鎮等都是較為典型的糧食市鎮。
魏塘鎮的年商稅額高達3萬貫以上，遠遠超過了當時一般縣級城市的水平;直塘市商賈雲集，有的米商“倉廩帑庫所貯錢米萬計”。
有的因地處經濟作物生產區而發展成為相應的專業市場。
如溫州的白沙鎮是典型的林業市鎮;紹興府山陰縣的梅市和項裏市分別是以茨實和楊梅交易為特色的果品市場，“明珠百舸載茨實，火齊千擔裝楊梅”。
臨江軍新滏縣的肖家峽市則是山區蔬菜市場，“趁墟人集春蔬好，桑菌竹萌煙蕨芽”。
慶元府奉化縣的鮚埼鎮是大型漁業市鎮，其居民“居廛者則懋遷有無，株守店肆;習海者則衝冒波濤，繩營網罟”。
這些農業市鎮以所處地區的農副產業為基礎，承擔著產品外銷和流通的職能，從而成為名副其實的鄉村經濟中心。
三是手工業市鎮，這類市鎮是隨著各地手工業的發展而興起的，往往具有專業化的特點。
如台州臨海縣的杜瀆鎮、黃岩縣的於浦鎮，慶元府昌國縣的岱山鎮、鄞縣的大嵩市，紹興府山陰縣的錢清鎮、蕭山縣的西興鎮、上虞縣的曹娥鎮，臨安府仁和縣的湯村鎮，嘉興府崇德縣的青墩鎮、華亭縣的下砂市、海鹽縣的廣陳鎮和鮑郎市等都是典型的鹽業市鎮，年產鹽量均在數萬石以上，最高的達近14萬石。
處州龍泉縣的琉田市、吉州廬陵縣的永和鎮、饒州浮梁縣的景德鎮和湖田市、湘湖市等都是著名的陶瓷業市鎮。
如景德鎮有瓷窯300餘所，所產瓷器名聞天下，“窯火既歇，商爭取售”。
建康府句容縣的白土市、饒州樂平縣的杭橋市和螺坑市、嘉興府崇德縣的濮院市、湖州烏程縣的南潯鎮等都是紡織業市鎮。
濮院市到南宋後期，“機杼之利，日生萬金，四方商賈雲集”，“濮院之名，遂達天下”。
其他如筠州上高縣的清溪市是礦業市鎮;平江府常熟縣的梅李鎮以產藤製品聞名;紹興府諸暨縣的楓橋鎮和會稽縣的三界鎮造紙業發達等。
四是商品轉運市鎮，這類市鎮多分布於水陸交通線上，承擔著各地商品和貨物轉運的職能。
要知道江南地區河網密布，水上交通發達，江河沿岸市鎮繁多，如太平州當塗縣的黃池鎮和蕪湖縣的采石鎮、池州東流縣的雁汊鎮、吉州廬陵縣的富田市、臨江軍清江縣的樟樹鎮、平江府吳縣的木瀆鎮和吳江縣的平望鎮、常州無錫縣的洛社市和武進縣的奔牛鎮、鎮江丹陽縣的呂城鎮、紹興府蕭山縣的西興鎮和漁浦鎮、山陰縣的錢清鎮和柯橋市、會稽縣的東關市和曹娥鎮、嚴州淳安縣的雲程市等都是較具規模的水路轉運市鎮。
在陸路交通沿線，如紹興府境內的於店、夏店、何店等;婺州境內的張家店、湖頭店、趙店等;衢州境內的順溪、十八裏、後溪、禮賢等;建康至信州間的新市、青山、橫岡、新豐、杜遷等。
轉運市鎮以發達的流通性商業為特點，一旦商品流通渠道不暢或流通方向有變，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如兼跨湖州和嘉興府的烏青鎮，南宋前期極為興盛，年商稅額高達4萬貫以上。
後因“商旅不行”，趨於衰落，年商稅額減至2萬餘貫。
五是沿海港口市鎮，這類市鎮是隨著海上貿易的發展而興起的。
如嘉興府的青龍鎮、澉浦鎮、廣陳鎮和上海鎮，平江府的江灣、黃姚和顧逕市，紹興府的三江口，台州的章安鎮等，其中尤以青龍和澉浦最為著名。
前者早在北宋時海外貿易就已相當活躍，“通快、蕃商舶船輻輳往泊”。
宋室南渡後，正式成為外貿口岸，貿易往來更顯繁忙，“市廛雜夷夏之人，寶貨當東南之物”。
後者位於杭州灣內側，南宋前期是臨安的外港。
後雖一度衰落，但很快又重新興起，“招接海南諸貨，販運浙西諸邦”。
到南宋後期，年商稅額仍在3萬貫以上。
六是消費性市鎮，這類市鎮主要是由於外來人口的增加和消費性商業的發展而興起的。
如平江府常熟縣的許浦鎮，位於長江出海口，駐有水軍1.2萬人，由是“軍民市易為盛”。
與之類似的還有建康府的靖安鎮、太平州的采石鎮、池州的池口鎮等。
常熟縣的福山鎮則是著名的宗教市鎮，鎮上的東嶽廟是泰山神的行祠，每年都有大量信徒從各地前來祭祀，“江、淮、閩、粵水浮陸行者率以類至，號曰‘會社’，簫鼓之音相屬於道，不知幾千萬人”;“環皆市區，江、浙、川、廣種貨之所聚，生人所需無不有”。
七是鄉村墟市，相當部分農村草市和少數小規模的鎮市都屬於這一類。
這類市鎮數量很多，廣泛分布於各地農村。
如著名詩人陸遊在其詩詞中就提到紹興府鏡湖流域眾多形形色色的村頭集市;溫州學者陳雲平過田家》也描述說:“村南啼布穀，村北響繅車。隔浦賣魚市，傍橋沽酒家。”
但鄉村墟市規模小，一般隻有幾戶或數十戶居民;市場水平低，大多是鄰近幾個村落居民間的貿易活動;發展不穩定，其地點常隨實際需要而變動。
正如時人所說的:“村落細民，間日而市，有無相易，苟營朝晡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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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如果我們從職業等級關係來看，同一行業中，職業分工的不同會導致雇傭人員之間社會地位的差異。
這在典當業中表明得相當明顯。
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的典當業因工商業的需要而顯得十分活躍，幾乎稍具規模的市鎮，就有相應的典當鋪。
至於那些繁華的市鎮，典當業更為發達。
如太倉州的璜涇鎮，蘇州府的外岡鎮和平望鎮，杭州府的塘棲鎮，湖州府的南潯鎮，嘉興府的濮院鎮和當湖鎮，以及兼跨湖州、嘉興兩府的烏青鎮等，都有規模較大的典當鋪。
在璜涇鎮，“陸遠湖開宏亨典”；在外岡鎮，“徽南姚南青啟質庫於鎮之北街”。
在平望鎮，康熙時休寧人汪匡漢開張典業；塘棲鎮“財貨聚集”，“徽杭大賈視為利之淵藪，發典、頓米、貿絲、發車者，駢臻輻湊”；當湖鎮有黃藍圃，“本新安籍，先世以質庫業遷當湖，兄弟六人殷富”。
至於烏青鎮，據有關學者的考證，在明萬曆年間，該鎮有9家當行。
典當業不僅有為數眾多的雇傭人員，而且其行業內部存在著嚴格的級別劃分和等級關係，“典當內部對於使用人員，按等列級”。
一般情況下，典當鋪雇員按所從事的具體工作不同，被劃為四個級別。
其中，第一級別是經理，俗稱“管事”，管理典當的全部事務。如前文提到的外岡鎮永昌典鋪總
管王某和同時經理劉氏在朱家角、南潯兩鎮所設典鋪的王明楠，都屬於這一級別；第二級別包括營業員和管理員，俗稱“內缺”和“外缺”，前者又分為“首櫃、二櫃、三櫃、四櫃”等，負責日常營業活動；後者分為“管包、管錢、管賬”等，負責保管、出納、會計等事務。
如濮院鎮“典當司櫃多徽州人”，卷七，雜流，金陵黃墅鎮富戶孫姓有典庫，雇有掌會計者。
這裏所說的“司櫃”和“掌會計者”，分別屬於外缺和內缺；第三級別為輔助營業人員，俗稱“中缺”，負責“寫票、清票、捲票、掛牌”；第四級別為學徒，承擔各業苦累繁複的雜務，如尋當、印包、打掃衛生等。
這類人員按進當鋪日期之先後，彼此又有等級之分。
從第一級別到第四級別，地位從高到低逐次降低。
第一級別的管事地位最高，而學徒則地位卑微。
擔任管事者，不僅需要從事典當業多年，具有豐富的經驗，而且要“稍具名望者，方能勝任而愉快”。
再以葉明楠為例，其“自奉節儉，而好為善，居鄰李某子幼孤，鬻之翠微庵為沙彌，明楠出鍰贖歸，月給其資，至自立而後已。
又同村嚴氏女，嫁後而三年寡，遺兩雛，赤貧無以存活，複按月贍給之，完其苦節，其長厚類如此”。
從葉明楠出資贖人、贍養孤兒寡母三人的一係列行為可以看出，他在整個秀水縣中不僅擁有一定的財富，也享有較高的聲望。
在其他行業，其雇傭人員等級關係也是如此。
如在鬆江府朱家角鎮的服務業中，從事剃頭、樂人、土工、穩婆等工作的雇傭人員地位低下，甚至被稱為“賤者”：“男工之賤者曰剃頭、曰樂人、曰土作；女工之賤者曰穩婆，亦曰老娘、曰喜嬪。”
從行業等級關係來看，市鎮不同行業之間的良賤之別，亦使得雇傭人員在社會地位上呈現高低之分。
相對於其他行業的雇傭人員，諸如踹布業、榨油業等體力型行業的雇傭勞動者在市鎮社會中倍受歧視，社會地位低下，稍有身份和地位的人一般情況下都不願應雇。
腳夫，“不僅本地的上流人物，還有那些相當體麵的農民階層，都避免幹當眾挑擔或推車運送沉重產品這樣的體力活兒”，甚至“閭裏恆恥與為伍”。
踹匠，在一些碑刻資料中被提及時，也多是用“單身烏合不守本分之輩”、“散漫無稽”、“俱係愚民”等之類的詞語。
從整個市鎮的社會等級關係來看，雇傭群體與官僚、貴族之類的特權階級和擁有雄厚資產的富商大賈和手工業主相比，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都不具優勢，屬於社會的中下層。
具體而言，雇傭群體內部諸如管理類雇傭人員以及一小部分從雇傭人員轉化而來的小商小販、作坊主，一般具有一定的資產，過著較為寬裕的生活，屬於社會的中層；其餘的一些工匠、苦力之類的，收入來源不穩定，家產微薄，屬於社會的下層。
但是這一內部的社會等級關係具有不穩定性，其等級關係並不是一層不變的。
隨著市鎮社會經濟的發展，一部分破產的手工業者或小商小販淪為了雇傭勞動者，其地位由社會中層降為下層；也有一部分人從雇傭人員變為了小商小販或作坊主，上升為社會的中層。
這個流動過程是雙向的，也是持續進行的，而決定著這一社會地位變化的正是他們手中資產的變化。事實上，雇傭群體內部的等級關係與他們的財富擁有量有著密切的關聯。
由此，隨著雇傭群體活躍於明清江南市鎮經濟和社會的各個領域，市鎮的經濟和社會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一方麵，市鎮商品經濟開始向農村滲透，農村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
桑、棉等經濟作物更加廣泛種植，原本作為家庭副業的絲、棉紡織業逐漸成為農民的主業。
同時，市鎮居民結構也出現了新的特點，市鎮市民群體開始不斷壯大；另一方麵，雇傭群體的發展壯大使得市鎮的社會矛盾也時有激化。
像是明萬曆年間，石門鎮發生油坊工匠“糾黨數十人，劫楊晨家，蹴其婦墮樓而死”的事件，一鎮皆驚，“群起而縛之”
至康熙初年，楓涇鎮的染、砑匠“擾害閭裏，積憤不可遏”，當地居民“糾眾斂巨資，閉裏門、水柵，設計憤殺，死者數百人”。
這些雇傭人員常常逞其拳勇，擾害閭裏，給市鎮社會治安帶來了隱患。
同時，部分雇傭人員聚眾賭博、嫖娼等，也給市鎮社會風氣造成了不良影響。
當然，這是明清時期的江南市鎮，而咱們這部書講的是宋朝年間的故事，所以迴溯到宋朝年間的話，那時的江南市鎮有時另一番風景了。
像是南宋時期的江南地區，主要包括江南東、西路和兩浙東、西路，其範圍約當今蘇、皖南部、浙江省、江西省和上海市。
這一地區是當時社會經濟最為發達的區域，也是商業市鎮十分興盛的地帶，無論是市鎮的總體數量還是個體發展水平，抑或由此引發的農村社會變革的廣度和深度，都走在南方各地前列，從中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至於當時市鎮的類型及其特點的話，怎麽說呢，從從總體上來講，宋代的市鎮包括鎮和草市兩部分，前者是由軍事據點轉變而來的新興經濟中心地;後者是在鄉村墟市基礎上興起的農村基層商業點。
在江南地區，據有的學者的不完全統計，兩宋時期先後興起886個市鎮，其中鎮240個，草市646個。
這些市鎮到南宋時普遍呈現出興盛的景象，其發展形態也趨於多樣化，具體可分為七種類型:
一是環城市鎮，這類市鎮主要分布於繁華都市的周邊地帶。
如都城臨安四郊15裏範圍內有10多個規模不等的市鎮;建康城近郊有近10個市鎮;紹興府城周圍10多裏地帶有近20個草市;台州城附近有6個草市。
常州、蘇州、饒州、鎮江等城的郊區也有相當數量的市鎮。
一些規模較大的縣級城市周圍也興起不少草市。
如平江府常熟縣城周圍“村市裏分，連絡四郊”，僅城南郊這就有5個草市。
環城市鎮的興起，實際上是城市突破城牆的限製，向周邊鄉村擴張的一種形式。
由於這類市鎮與所在城市連成一體，成為城市市場體係的一部分，故其突出特點是工商業的異常興盛。
如臨安城郊的市鎮，或“戶口蕃盛，商賈買賣者十倍於昔，往來輻輳，非他郡比”;或“商賈駢集，物貨輻萃，公私出納與城中相若，車馳彀擊，無間晝夜”。
到南宋後期，僅浙江、龍山、北郭、江漲橋4個城郊市鎮，年商稅收入就高達26萬多貫，是城內的1.7倍多。
江陰城澄江門外的江下市，“商船倭舶，歲常輻湊，駔儈翕集，故為市，亞於城閭”。
二是農業市鎮，這類市鎮多分布於農業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帶。
其中，有的因地處產糧區而發展成為一定規模的糧食市場，如嘉興府華亭縣的魏塘鎮、平江府常熟縣的直塘市、吳縣的橫金市、建康府溧水縣的孔鎮、寧國府宣城縣的水陽鎮等都是較為典型的糧食市鎮。
魏塘鎮的年商稅額高達3萬貫以上，遠遠超過了當時一般縣級城市的水平;直塘市商賈雲集，有的米商“倉廩帑庫所貯錢米萬計”。
有的因地處經濟作物生產區而發展成為相應的專業市場。
如溫州的白沙鎮是典型的林業市鎮;紹興府山陰縣的梅市和項裏市分別是以茨實和楊梅交易為特色的果品市場，“明珠百舸載茨實，火齊千擔裝楊梅”。
臨江軍新滏縣的肖家峽市則是山區蔬菜市場，“趁墟人集春蔬好，桑菌竹萌煙蕨芽”。
慶元府奉化縣的鮚埼鎮是大型漁業市鎮，其居民“居廛者則懋遷有無，株守店肆;習海者則衝冒波濤，繩營網罟”。
這些農業市鎮以所處地區的農副產業為基礎，承擔著產品外銷和流通的職能，從而成為名副其實的鄉村經濟中心。
三是手工業市鎮，這類市鎮是隨著各地手工業的發展而興起的，往往具有專業化的特點。
如台州臨海縣的杜瀆鎮、黃岩縣的於浦鎮，慶元府昌國縣的岱山鎮、鄞縣的大嵩市，紹興府山陰縣的錢清鎮、蕭山縣的西興鎮、上虞縣的曹娥鎮，臨安府仁和縣的湯村鎮，嘉興府崇德縣的青墩鎮、華亭縣的下砂市、海鹽縣的廣陳鎮和鮑郎市等都是典型的鹽業市鎮，年產鹽量均在數萬石以上，最高的達近14萬石。
處州龍泉縣的琉田市、吉州廬陵縣的永和鎮、饒州浮梁縣的景德鎮和湖田市、湘湖市等都是著名的陶瓷業市鎮。
如景德鎮有瓷窯300餘所，所產瓷器名聞天下，“窯火既歇，商爭取售”。
建康府句容縣的白土市、饒州樂平縣的杭橋市和螺坑市、嘉興府崇德縣的濮院市、湖州烏程縣的南潯鎮等都是紡織業市鎮。
濮院市到南宋後期，“機杼之利，日生萬金，四方商賈雲集”，“濮院之名，遂達天下”。
其他如筠州上高縣的清溪市是礦業市鎮;平江府常熟縣的梅李鎮以產藤製品聞名;紹興府諸暨縣的楓橋鎮和會稽縣的三界鎮造紙業發達等。
四是商品轉運市鎮，這類市鎮多分布於水陸交通線上，承擔著各地商品和貨物轉運的職能。
要知道江南地區河網密布，水上交通發達，江河沿岸市鎮繁多，如太平州當塗縣的黃池鎮和蕪湖縣的采石鎮、池州東流縣的雁汊鎮、吉州廬陵縣的富田市、臨江軍清江縣的樟樹鎮、平江府吳縣的木瀆鎮和吳江縣的平望鎮、常州無錫縣的洛社市和武進縣的奔牛鎮、鎮江丹陽縣的呂城鎮、紹興府蕭山縣的西興鎮和漁浦鎮、山陰縣的錢清鎮和柯橋市、會稽縣的東關市和曹娥鎮、嚴州淳安縣的雲程市等都是較具規模的水路轉運市鎮。
在陸路交通沿線，如紹興府境內的於店、夏店、何店等;婺州境內的張家店、湖頭店、趙店等;衢州境內的順溪、十八裏、後溪、禮賢等;建康至信州間的新市、青山、橫岡、新豐、杜遷等。
轉運市鎮以發達的流通性商業為特點，一旦商品流通渠道不暢或流通方向有變，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如兼跨湖州和嘉興府的烏青鎮，南宋前期極為興盛，年商稅額高達4萬貫以上。
後因“商旅不行”，趨於衰落，年商稅額減至2萬餘貫。
五是沿海港口市鎮，這類市鎮是隨著海上貿易的發展而興起的。
如嘉興府的青龍鎮、澉浦鎮、廣陳鎮和上海鎮，平江府的江灣、黃姚和顧逕市，紹興府的三江口，台州的章安鎮等，其中尤以青龍和澉浦最為著名。
前者早在北宋時海外貿易就已相當活躍，“通快、蕃商舶船輻輳往泊”。
宋室南渡後，正式成為外貿口岸，貿易往來更顯繁忙，“市廛雜夷夏之人，寶貨當東南之物”。
後者位於杭州灣內側，南宋前期是臨安的外港。
後雖一度衰落，但很快又重新興起，“招接海南諸貨，販運浙西諸邦”。
到南宋後期，年商稅額仍在3萬貫以上。
六是消費性市鎮，這類市鎮主要是由於外來人口的增加和消費性商業的發展而興起的。
如平江府常熟縣的許浦鎮，位於長江出海口，駐有水軍1.2萬人，由是“軍民市易為盛”。
與之類似的還有建康府的靖安鎮、太平州的采石鎮、池州的池口鎮等。
常熟縣的福山鎮則是著名的宗教市鎮，鎮上的東嶽廟是泰山神的行祠，每年都有大量信徒從各地前來祭祀，“江、淮、閩、粵水浮陸行者率以類至，號曰‘會社’，簫鼓之音相屬於道，不知幾千萬人”;“環皆市區，江、浙、川、廣種貨之所聚，生人所需無不有”。
七是鄉村墟市，相當部分農村草市和少數小規模的鎮市都屬於這一類。
這類市鎮數量很多，廣泛分布於各地農村。
如著名詩人陸遊在其詩詞中就提到紹興府鏡湖流域眾多形形色色的村頭集市;溫州學者陳雲平過田家》也描述說:“村南啼布穀，村北響繅車。隔浦賣魚市，傍橋沽酒家。”
但鄉村墟市規模小，一般隻有幾戶或數十戶居民;市場水平低，大多是鄰近幾個村落居民間的貿易活動;發展不穩定，其地點常隨實際需要而變動。
正如時人所說的:“村落細民，間日而市，有無相易，苟營朝晡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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