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這種暢銷海外的中國棉布，主要來自江南市鎮。
因此嚴中平指出，大量江南棉布進入海外遠程貿易，甚至18至19世紀間遠銷英國等海外市場。
而全漢升則說得更加明確:“早在十八世紀三十年代，英國東印度公司已經開始購運‘南京棉布’(nankeen)。
南京為清代江蘇省治，兩江總督駐在那裏，可以說是江蘇的代表，故外人稱江蘇出產的棉布為南京棉布。
可在鴉片戰爭後不久，一個在上海附近考察的英國植物學者說:‘在上海附近種植的棉花名曰南京棉花，用它紡織成的棉布，叫做南京棉布’”。
全氏征引h(b(moe和r(fortune的論著，揭示了西方人心目中十分流行的概念:“南京棉布”(nankeen)，實際上就是南京這個地名的英譯。
它充分表明，遠銷海外的中國棉布主要是江蘇生產的。
當然，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既然“南京棉布”的定義是“上海附近種植的棉花”紡織成的棉布，那麽與其叫做南京棉布，不如叫做上海棉布，或鬆江棉布，更為確切。事實上明清兩代鬆江棉布無論在數量與質量上都遙遙領先於其他地區，並且暢銷於海內外，號稱“衣被天下”是名副其實的。
到了1786—1833年的48年中，英國、法國、荷蘭、瑞典、丹麥、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商船從廣州購買的“南京棉布”，共計4400餘萬匹。
各國商船從廣州購買的“南京棉布”最多的一年是1819年，共達330萬匹，價值170餘萬銀圓。
1817，1833年的17年中，各國商船從廣州購買的“南京棉布”共計1900餘萬匹，平均每年110餘萬匹，價值達78萬銀圓左右。
而1804，1829年的25年中，美國商船從廣州購買“南京棉布”330餘萬匹，平均每年120餘萬匹。
美國商船從廣州購買的“南京棉布”，大部分運迴本國，小部分運往歐洲、西印度群島、南美洲、馬尼拉及夏威夷等地。
在美國機械化棉紡織業大規模發展之前，那裏的消費者也是“南京棉布”的好主顧。
中國的這種全球化貿易，使大量生絲、絲綢、棉布流向各國，由於海外各國始終處在結構性貿易逆差之中，導致白銀貨幣源源不斷流入中國。
據弗蘭克研究，美洲在17世紀和18世紀分別生產了37000噸和75000噸白銀，各有27000噸和54000噸運到歐洲，兩個世紀合計81000噸。
在歐洲獲得的白銀中，大約一半(39000噸)又轉手到亞洲，其中17世紀為13000噸，18世紀為26000噸。
這些白銀最終主要流入中國。
另外，有3000噸到10000噸，甚至高達25000噸白銀是從美洲直接通過太平洋運到亞洲，而這些白銀的大多數也最終流入中國。
此外，日本至少生產了9000噸白銀，也被中國吸收。
因此，在1800年以前的兩個半世紀裏，中國從歐洲和日本獲得了將近48000噸白銀，通過馬尼拉獲得10000噸甚至更多的白銀。
這些加起來，中國獲得了大約60000噸白銀，大概占世界有記錄的白銀產量的一半。
也許人們對這些數據有所懷疑，但是要說明的是，在沒有新的數據出來取代它以前，我們可以由此得出結論:這無論如何是中國早期工業化和全球化貿易所創造的一個奇跡。
除了這些以外，就是江南市鎮的內部變革了，像是雇傭工人群體、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工商業人口比重的增大。
所以從上述中，我們已經可以察覺到，早期化給江南市鎮帶來了有別於傳統的變革。
這種變革從內部來看，主要表現在雇傭工人群體、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以及工商業人口比重的增大。
江南市鎮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工商業中心，隨著早期工業化的，市鎮上各種作坊林立，機坊、煉坊、染坊、踹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長的雇傭工人，於是勞動力市場應運而生。
乾隆《吳江縣誌》卷下風俗，談及綾綢業的發展時，迴顧道:明代成化、弘治(1465，1505年)以後，“土人(引者按:指吳江本地人)亦有精其業者，相沿成俗。
於是，盛澤、黃溪四五十裏間，居民盡逐綾綢之利，有力者雇人織挽。”
盛澤鎮上機坊老板雇傭的“傭織”，有機工(操作織機的工人)、曳花(在提花織機的高架上“提花”的工人)等，人數多達幾千人。
乾隆《盛湖誌》卷下風俗稱:“中元夜，四鄉傭織多人及俗稱曳花者約數千人，匯集東廟升明橋，賭唱山歌，編成新調，喧闐達旦”。
除了受雇於機坊的機工、曳花數千人，還有加工絲綢的煉坊、染坊、踹坊的工人，人數有多少呢?
據沈雲《盛湖雜錄》說，清末時“凡煉綢之坊十餘，染坊三十餘，踹軸等坊亦如之，業此者近千人”。
盛澤鎮(包括四鄉)鼎盛時期擁有人家萬戶，其中機工、曳花有數千人，煉坊、染坊、踹坊等的雇傭工人又有近千人，幾乎可以說至少有一半人家以此為生，盛澤鎮有一個龐大的雇傭工人群體，是毋庸置疑的。
龐大的雇傭工人群體，構成了勞動力市場。
盛澤鎮附近的黃溪市，絲織機坊“雇人織挽”，閑時解雇，忙時雇傭，因此有了如同其他商品市場一樣的勞動力市場。
等待雇傭的工人，每天清晨聚集於固定的地點——長春橋、泰安橋的橋堍，等待雇主召喚。
道光《黃溪誌》卷一風俗說:“以待人雇織，名目‘走橋’，又曰‘找做’”。
這些等待雇傭的工人都有一技之長，在絲綢生意興隆時，老板為了籠絡工人，往往百般遷就:“每逢節候，肴饌必更豐焉”，工人“或食無兼味，輒去而他適”。
一到生意清淡季節，老板便辭退工人，這些工人因“無人雇織”，往往淪為乞丐，“沿途求乞以為常”。
這些工人顯然是早期的無產者，而那些雇主則是早期的資產者。
另一個絲綢生產與交易中心濮院鎮的情況也是如此。
每天都有大批工人聚集在勞動力市場——太平橋頭的太平巷，等待雇傭。
這些人都有一技之長，嘉慶《濮院瑣誌》卷一機杼說，這些工人或“人兼數事”，或“專習一業”，“衣於是，食於是，盡其力而終身”，是終身的雇傭工人。
關於勞動力市場，該書寫道:“織工、曳工或遇無主，每早各向通衢分立，織工立於左，曳工立於右。來雇者一目了然，謂之‘巷上’”。
嘉慶《濮川所聞記》卷二坊巷夜寫道:“太平巷，本福善寺，西出正道。闔鎮織工、曳工，每晨集此以待雇”。
棉布業市鎮也有數量可觀的雇傭工人群體。
與朱涇鎮齊名的楓涇鎮就是一個典型，光緒《楓涇小誌》卷十拾遺引吳遇坤《天咫錄》:“康熙中，裏中多布局，局中多雇染匠、砑匠，皆江寧人，往來成群”。染坊、踹坊雇傭的染匠、砑匠數量巨大，以致“往來成群”，經常與鎮民發生衝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終於釀成一樁大案。
該書寫道:“(染匠、砑匠)擾害閭裏，民受其累，積憤不可遏，糾眾斂巨資，閉裏門、水柵，設計憤殺數百人??後死者家屬數百人，各以白布縛首，持械複仇”。
你看，被鎮民“設計憤殺”的染匠、砑匠竟有數百人之多，家屬數百人上街複仇，可見楓涇鎮雇傭工人群體決不是一個小數目，光死者就有數百人，可以推測全部雇傭工人必定是它的數倍，可能有幾千人也未可知。
江南市鎮作為一個工商業中心，其人口結構不同於鄉村，號稱“工賈雜處”，即以工商業為主，各行各業各色人等雜處之地。
在市鎮上，最有勢力的是那些牙行——花行(棉花牙行)、布行、絲行、綢行、米行等，以及仰食於牙行的領投業(領頭業，中介掮客)，腳行腳夫(搬運業)，還有從事打行(打降)、白賴(白拉)的市井流氓。
其次就是沿著大街小巷開設的數以百計的各行各業的店鋪，他們與牙行一起形成由老板與夥計組成的商人群體，即所謂坐賈。
此外還有行商，即從全國各地來此販買絲綢、棉布、糧食等商品的客商，以及由他們組成的商幫與會館聚集起來的商人群體。
再次是各種作坊——機坊、煉坊、染坊、踹坊以及其他手工業作坊，由作坊主與雇工構成的工人群體。
當然也有聚居於此的士大夫，以及市鎮周邊的亦工亦農的農業人口。
市鎮人口結構的最大特點，就是工商業人口比重的增大。
例如濮院鎮，幾乎全鎮居民都從事絲織業，工商業人口占有絕對優勢。
乾隆時人楊樹本在《濮院瑣誌》卷一機杼中說:“他邑之織多散居，濮院之織聚一鎮，比戶織作”。
所謂“比戶織作”，就是家家戶戶都在從事絲織業。
這可以從沈廷瑞《東佘雜記》得到印證:“(濮院鎮)機戶自鎮及鄉，北至陡門，東至泰石橋，南至清泰橋，西至永新巷，皆務於織”。
你看，全鎮從東到西，從南到北，都在從事絲織業，務工人數之多，可想而知。
至於商業，鎮上牙行有綢行、絲行、桑葉行、菸葉行、六陳行(糧食牙行)、麻皮行等。
還有各種商店，據民國時期的統計，洋廣雜貨2家，水果行2家，米行2家，黃麻號2家，醬園1家，繭廠1家，小米店7家，茶館15家，酒店6家，川醬店3家，飯店8家，鐵店3家，糖果店3家，以及棺材店、旅館、醃臘店等，從業人員應該不是一個小數目。
如果加上加工絲綢的煉坊、染坊、踹坊，按《濮川所聞記》所說“每坊傭者數十人”的標準來推算，雇工人數不是一個小數目。
盛澤鎮的情況就更加明顯了。
前麵已經提及，盛澤鎮上受雇於機坊、煉坊、染坊、踹坊的工人達到幾千人之多。
這是工業人口，那麽商業人口有多少呢?商業人口業也不在少數。
據1946年的統計，全鎮商店五六百家，他們是棉布業25家，南北貨業21家，絲商業62家，新藥商業12家，酒醬商業34家，米糧商業44家，綢布新衣商業10家，百貨商業15家，鮮肉商業20家，醃臘商業18家，麵飯菜館商業38家，國藥商業13家，旅館商業15家，茶葉商業7家，桐油瓷席商業16家，煙紙蠟燭商業51家，綢商業89家，綢領業68家，肥料商業21家等。
這五六百家商業字號的店主與夥計加在一起，說它數以千計，肯定不是誇張。
因此，工商業人口在全鎮總人口中占據大多數，是不成的。
由於明清的地方誌缺少關於人口統計數字，尤其是關於人口的職業分布的統計數字，難以量化分析。
嘉慶《珠裏小誌》似乎是個例外，在它的卷二戶口一欄，有朱家角鎮人口分類統計，除了戶數(1502戶)、口數(5937口)以外，把人口分成:男口、女口、幼童口、幼女口、店夥口、雇工口、奴仆口、婢女口、僧口、道士口、女尼口等。
其中店夥口267，雇工口99，是最值得注意的，表明在這個鎮上，工商業人口中最底層的人數有366人。
可惜的是，它沒有統計開設牙行、店鋪、作坊的人口數，以及從事棉紡織業的人口數，因此仍然無法估計工商業人口的比重。
我們不得不尋求民國時期的人口統計數字，來彌補這一缺陷。
日本滿鐵上海事務調查室關於嘉定縣各市鎮的人口分類統計，大致可以窺見清代市鎮的人口構成。
盡管當時嘉定縣盛極一時的棉紡織業(土布業)已經衰落，但是號稱“銀南翔”的嘉定縣最大的工商業中心南翔鎮，農業人口明顯少於工業人口，更少於商業人口。
該鎮農業人口838，工業人口957，商業人口1126，工商業人口共計2101，是農業人口的2.5倍。
又如，吳江縣的震澤鎮，據《江～蘇～省～吳～江～縣震澤鎮經濟概況》提供的數據，該鎮四鄉“修絲為業者不下五千戶”，即使以每戶一人計，也有5000人之多，鎮東北柵“有絲車460座，工人1300人”。
據新編《吳江縣誌》記載，鎮上純商業單位331家，從業人員1146人;飲食業99家，從業人員196人;服務業45家，從業人員121人，商業人口合計1463人。
震澤鎮的工商業人口大大超過農業人口，是毫無疑問的。
與此相關聯的是以市鎮為中心體現出來的鄉村的城市化，即介於縣城與鄉村之間的小城市的形成。
明清時期這一地區的大鎮，人口都在萬戶以上，例如南潯鎮、烏青鎮、盛澤鎮、羅店鎮、雙林鎮、濮院鎮等。
當時這些市鎮，實際上已經具備縣城乃至府城的規模，正如康熙《烏青》卷一疆域、乾隆《烏青鎮誌》卷二形勢所說:“名為鎮而實具郡邑城郭之勢”。
一些中小型市鎮也有數千戶人家，而且商賈輻輳，富庶繁華，迥然區別於鄉村，成為新興的小城市。
這是特色的城市化模式。
像是美國學者繞濟凡(gilbertrozman)和趙岡的揭示了這點:英國及日本的城市人口集中於大中型城市，在英國占城市人口的74%，在日本占城市人口的71%。
而中國則不然，不足一半的人口是在大中型城市中，其餘都散居於小城市及市鎮中。
中國的7100個小型城市，大部分是市鎮。
還有就是江南市鎮的外部變革像是地權的分散化趨勢，田麵權與田底權的分離。
要知道隨著江南市鎮的早期工業化，在江南市鎮的四鄉，出現了土地所有權的分散化趨勢。
這種現象在道光、鹹豐以後更加明朗化。
例如曹幸穗的論文《論舊中國蘇南土地占有關係的演變及其推動力》，論述了這一點。
他指出，隨著近代化的步伐，新興工商業城鎮的發展，使得“鄉居地主”向“城居地主”轉化，離鄉地主攜帶著從土地上積累起來的財富進入城鎮，把土地資本轉化為工商業資本。
與工商業利潤比較，出租土地所得的地租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最富有者對購買土地已不感興趣，地權的分散化趨勢就成為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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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嚴中平指出，大量江南棉布進入海外遠程貿易，甚至18至19世紀間遠銷英國等海外市場。
而全漢升則說得更加明確:“早在十八世紀三十年代，英國東印度公司已經開始購運‘南京棉布’(nankeen)。
南京為清代江蘇省治，兩江總督駐在那裏，可以說是江蘇的代表，故外人稱江蘇出產的棉布為南京棉布。
可在鴉片戰爭後不久，一個在上海附近考察的英國植物學者說:‘在上海附近種植的棉花名曰南京棉花，用它紡織成的棉布，叫做南京棉布’”。
全氏征引h(b(moe和r(fortune的論著，揭示了西方人心目中十分流行的概念:“南京棉布”(nankeen)，實際上就是南京這個地名的英譯。
它充分表明，遠銷海外的中國棉布主要是江蘇生產的。
當然，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既然“南京棉布”的定義是“上海附近種植的棉花”紡織成的棉布，那麽與其叫做南京棉布，不如叫做上海棉布，或鬆江棉布，更為確切。事實上明清兩代鬆江棉布無論在數量與質量上都遙遙領先於其他地區，並且暢銷於海內外，號稱“衣被天下”是名副其實的。
到了1786—1833年的48年中，英國、法國、荷蘭、瑞典、丹麥、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商船從廣州購買的“南京棉布”，共計4400餘萬匹。
各國商船從廣州購買的“南京棉布”最多的一年是1819年，共達330萬匹，價值170餘萬銀圓。
1817，1833年的17年中，各國商船從廣州購買的“南京棉布”共計1900餘萬匹，平均每年110餘萬匹，價值達78萬銀圓左右。
而1804，1829年的25年中，美國商船從廣州購買“南京棉布”330餘萬匹，平均每年120餘萬匹。
美國商船從廣州購買的“南京棉布”，大部分運迴本國，小部分運往歐洲、西印度群島、南美洲、馬尼拉及夏威夷等地。
在美國機械化棉紡織業大規模發展之前，那裏的消費者也是“南京棉布”的好主顧。
中國的這種全球化貿易，使大量生絲、絲綢、棉布流向各國，由於海外各國始終處在結構性貿易逆差之中，導致白銀貨幣源源不斷流入中國。
據弗蘭克研究，美洲在17世紀和18世紀分別生產了37000噸和75000噸白銀，各有27000噸和54000噸運到歐洲，兩個世紀合計81000噸。
在歐洲獲得的白銀中，大約一半(39000噸)又轉手到亞洲，其中17世紀為13000噸，18世紀為26000噸。
這些白銀最終主要流入中國。
另外，有3000噸到10000噸，甚至高達25000噸白銀是從美洲直接通過太平洋運到亞洲，而這些白銀的大多數也最終流入中國。
此外，日本至少生產了9000噸白銀，也被中國吸收。
因此，在1800年以前的兩個半世紀裏，中國從歐洲和日本獲得了將近48000噸白銀，通過馬尼拉獲得10000噸甚至更多的白銀。
這些加起來，中國獲得了大約60000噸白銀，大概占世界有記錄的白銀產量的一半。
也許人們對這些數據有所懷疑，但是要說明的是，在沒有新的數據出來取代它以前，我們可以由此得出結論:這無論如何是中國早期工業化和全球化貿易所創造的一個奇跡。
除了這些以外，就是江南市鎮的內部變革了，像是雇傭工人群體、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工商業人口比重的增大。
所以從上述中，我們已經可以察覺到，早期化給江南市鎮帶來了有別於傳統的變革。
這種變革從內部來看，主要表現在雇傭工人群體、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以及工商業人口比重的增大。
江南市鎮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工商業中心，隨著早期工業化的，市鎮上各種作坊林立，機坊、煉坊、染坊、踹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長的雇傭工人，於是勞動力市場應運而生。
乾隆《吳江縣誌》卷下風俗，談及綾綢業的發展時，迴顧道:明代成化、弘治(1465，1505年)以後，“土人(引者按:指吳江本地人)亦有精其業者，相沿成俗。
於是，盛澤、黃溪四五十裏間，居民盡逐綾綢之利，有力者雇人織挽。”
盛澤鎮上機坊老板雇傭的“傭織”，有機工(操作織機的工人)、曳花(在提花織機的高架上“提花”的工人)等，人數多達幾千人。
乾隆《盛湖誌》卷下風俗稱:“中元夜，四鄉傭織多人及俗稱曳花者約數千人，匯集東廟升明橋，賭唱山歌，編成新調，喧闐達旦”。
除了受雇於機坊的機工、曳花數千人，還有加工絲綢的煉坊、染坊、踹坊的工人，人數有多少呢?
據沈雲《盛湖雜錄》說，清末時“凡煉綢之坊十餘，染坊三十餘，踹軸等坊亦如之，業此者近千人”。
盛澤鎮(包括四鄉)鼎盛時期擁有人家萬戶，其中機工、曳花有數千人，煉坊、染坊、踹坊等的雇傭工人又有近千人，幾乎可以說至少有一半人家以此為生，盛澤鎮有一個龐大的雇傭工人群體，是毋庸置疑的。
龐大的雇傭工人群體，構成了勞動力市場。
盛澤鎮附近的黃溪市，絲織機坊“雇人織挽”，閑時解雇，忙時雇傭，因此有了如同其他商品市場一樣的勞動力市場。
等待雇傭的工人，每天清晨聚集於固定的地點——長春橋、泰安橋的橋堍，等待雇主召喚。
道光《黃溪誌》卷一風俗說:“以待人雇織，名目‘走橋’，又曰‘找做’”。
這些等待雇傭的工人都有一技之長，在絲綢生意興隆時，老板為了籠絡工人，往往百般遷就:“每逢節候，肴饌必更豐焉”，工人“或食無兼味，輒去而他適”。
一到生意清淡季節，老板便辭退工人，這些工人因“無人雇織”，往往淪為乞丐，“沿途求乞以為常”。
這些工人顯然是早期的無產者，而那些雇主則是早期的資產者。
另一個絲綢生產與交易中心濮院鎮的情況也是如此。
每天都有大批工人聚集在勞動力市場——太平橋頭的太平巷，等待雇傭。
這些人都有一技之長，嘉慶《濮院瑣誌》卷一機杼說，這些工人或“人兼數事”，或“專習一業”，“衣於是，食於是，盡其力而終身”，是終身的雇傭工人。
關於勞動力市場，該書寫道:“織工、曳工或遇無主，每早各向通衢分立，織工立於左，曳工立於右。來雇者一目了然，謂之‘巷上’”。
嘉慶《濮川所聞記》卷二坊巷夜寫道:“太平巷，本福善寺，西出正道。闔鎮織工、曳工，每晨集此以待雇”。
棉布業市鎮也有數量可觀的雇傭工人群體。
與朱涇鎮齊名的楓涇鎮就是一個典型，光緒《楓涇小誌》卷十拾遺引吳遇坤《天咫錄》:“康熙中，裏中多布局，局中多雇染匠、砑匠，皆江寧人，往來成群”。染坊、踹坊雇傭的染匠、砑匠數量巨大，以致“往來成群”，經常與鎮民發生衝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終於釀成一樁大案。
該書寫道:“(染匠、砑匠)擾害閭裏，民受其累，積憤不可遏，糾眾斂巨資，閉裏門、水柵，設計憤殺數百人??後死者家屬數百人，各以白布縛首，持械複仇”。
你看，被鎮民“設計憤殺”的染匠、砑匠竟有數百人之多，家屬數百人上街複仇，可見楓涇鎮雇傭工人群體決不是一個小數目，光死者就有數百人，可以推測全部雇傭工人必定是它的數倍，可能有幾千人也未可知。
江南市鎮作為一個工商業中心，其人口結構不同於鄉村，號稱“工賈雜處”，即以工商業為主，各行各業各色人等雜處之地。
在市鎮上，最有勢力的是那些牙行——花行(棉花牙行)、布行、絲行、綢行、米行等，以及仰食於牙行的領投業(領頭業，中介掮客)，腳行腳夫(搬運業)，還有從事打行(打降)、白賴(白拉)的市井流氓。
其次就是沿著大街小巷開設的數以百計的各行各業的店鋪，他們與牙行一起形成由老板與夥計組成的商人群體，即所謂坐賈。
此外還有行商，即從全國各地來此販買絲綢、棉布、糧食等商品的客商，以及由他們組成的商幫與會館聚集起來的商人群體。
再次是各種作坊——機坊、煉坊、染坊、踹坊以及其他手工業作坊，由作坊主與雇工構成的工人群體。
當然也有聚居於此的士大夫，以及市鎮周邊的亦工亦農的農業人口。
市鎮人口結構的最大特點，就是工商業人口比重的增大。
例如濮院鎮，幾乎全鎮居民都從事絲織業，工商業人口占有絕對優勢。
乾隆時人楊樹本在《濮院瑣誌》卷一機杼中說:“他邑之織多散居，濮院之織聚一鎮，比戶織作”。
所謂“比戶織作”，就是家家戶戶都在從事絲織業。
這可以從沈廷瑞《東佘雜記》得到印證:“(濮院鎮)機戶自鎮及鄉，北至陡門，東至泰石橋，南至清泰橋，西至永新巷，皆務於織”。
你看，全鎮從東到西，從南到北，都在從事絲織業，務工人數之多，可想而知。
至於商業，鎮上牙行有綢行、絲行、桑葉行、菸葉行、六陳行(糧食牙行)、麻皮行等。
還有各種商店，據民國時期的統計，洋廣雜貨2家，水果行2家，米行2家，黃麻號2家，醬園1家，繭廠1家，小米店7家，茶館15家，酒店6家，川醬店3家，飯店8家，鐵店3家，糖果店3家，以及棺材店、旅館、醃臘店等，從業人員應該不是一個小數目。
如果加上加工絲綢的煉坊、染坊、踹坊，按《濮川所聞記》所說“每坊傭者數十人”的標準來推算，雇工人數不是一個小數目。
盛澤鎮的情況就更加明顯了。
前麵已經提及，盛澤鎮上受雇於機坊、煉坊、染坊、踹坊的工人達到幾千人之多。
這是工業人口，那麽商業人口有多少呢?商業人口業也不在少數。
據1946年的統計，全鎮商店五六百家，他們是棉布業25家，南北貨業21家，絲商業62家，新藥商業12家，酒醬商業34家，米糧商業44家，綢布新衣商業10家，百貨商業15家，鮮肉商業20家，醃臘商業18家，麵飯菜館商業38家，國藥商業13家，旅館商業15家，茶葉商業7家，桐油瓷席商業16家，煙紙蠟燭商業51家，綢商業89家，綢領業68家，肥料商業21家等。
這五六百家商業字號的店主與夥計加在一起，說它數以千計，肯定不是誇張。
因此，工商業人口在全鎮總人口中占據大多數，是不成的。
由於明清的地方誌缺少關於人口統計數字，尤其是關於人口的職業分布的統計數字，難以量化分析。
嘉慶《珠裏小誌》似乎是個例外，在它的卷二戶口一欄，有朱家角鎮人口分類統計，除了戶數(1502戶)、口數(5937口)以外，把人口分成:男口、女口、幼童口、幼女口、店夥口、雇工口、奴仆口、婢女口、僧口、道士口、女尼口等。
其中店夥口267，雇工口99，是最值得注意的，表明在這個鎮上，工商業人口中最底層的人數有366人。
可惜的是，它沒有統計開設牙行、店鋪、作坊的人口數，以及從事棉紡織業的人口數，因此仍然無法估計工商業人口的比重。
我們不得不尋求民國時期的人口統計數字，來彌補這一缺陷。
日本滿鐵上海事務調查室關於嘉定縣各市鎮的人口分類統計，大致可以窺見清代市鎮的人口構成。
盡管當時嘉定縣盛極一時的棉紡織業(土布業)已經衰落，但是號稱“銀南翔”的嘉定縣最大的工商業中心南翔鎮，農業人口明顯少於工業人口，更少於商業人口。
該鎮農業人口838，工業人口957，商業人口1126，工商業人口共計2101，是農業人口的2.5倍。
又如，吳江縣的震澤鎮，據《江～蘇～省～吳～江～縣震澤鎮經濟概況》提供的數據，該鎮四鄉“修絲為業者不下五千戶”，即使以每戶一人計，也有5000人之多，鎮東北柵“有絲車460座，工人1300人”。
據新編《吳江縣誌》記載，鎮上純商業單位331家，從業人員1146人;飲食業99家，從業人員196人;服務業45家，從業人員121人，商業人口合計1463人。
震澤鎮的工商業人口大大超過農業人口，是毫無疑問的。
與此相關聯的是以市鎮為中心體現出來的鄉村的城市化，即介於縣城與鄉村之間的小城市的形成。
明清時期這一地區的大鎮，人口都在萬戶以上，例如南潯鎮、烏青鎮、盛澤鎮、羅店鎮、雙林鎮、濮院鎮等。
當時這些市鎮，實際上已經具備縣城乃至府城的規模，正如康熙《烏青》卷一疆域、乾隆《烏青鎮誌》卷二形勢所說:“名為鎮而實具郡邑城郭之勢”。
一些中小型市鎮也有數千戶人家，而且商賈輻輳，富庶繁華，迥然區別於鄉村，成為新興的小城市。
這是特色的城市化模式。
像是美國學者繞濟凡(gilbertrozman)和趙岡的揭示了這點:英國及日本的城市人口集中於大中型城市，在英國占城市人口的74%，在日本占城市人口的71%。
而中國則不然，不足一半的人口是在大中型城市中，其餘都散居於小城市及市鎮中。
中國的7100個小型城市，大部分是市鎮。
還有就是江南市鎮的外部變革像是地權的分散化趨勢，田麵權與田底權的分離。
要知道隨著江南市鎮的早期工業化，在江南市鎮的四鄉，出現了土地所有權的分散化趨勢。
這種現象在道光、鹹豐以後更加明朗化。
例如曹幸穗的論文《論舊中國蘇南土地占有關係的演變及其推動力》，論述了這一點。
他指出，隨著近代化的步伐，新興工商業城鎮的發展，使得“鄉居地主”向“城居地主”轉化，離鄉地主攜帶著從土地上積累起來的財富進入城鎮，把土地資本轉化為工商業資本。
與工商業利潤比較，出租土地所得的地租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最富有者對購買土地已不感興趣，地權的分散化趨勢就成為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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