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除了這些以外,還有其他資料也證明了這一變革,例如:
——“初,盛澤紡綢,乃是農家副業,無所謂工廠,農家織綢,賣於綢莊,為該地農家經濟之主要收入,農田收獲,反漠視之”。
“盛澤所有絲綢產品全為農村工業盛澤四鄉農民,重織輕耕”。
你看,這兩則資料明白無誤地顯示,暢銷於海內外的盛澤絲綢,並非工廠生產的,而是農民家庭生產的,而且明確指出,這就是“農村工業”。
由於農村工業的發達,農民對農業十分漠視,所謂“重織輕耕”,就是重視工業,輕視農業。
看到曆史上的這種情景,令人聯想到20世紀0年代“蘇南模式”之下,蘇南農民大多進入鄉鎮務工,農田雇傭外地農民耕種的那一幕。兩者之間相隔幾百年,卻何其相似乃爾!
其次,在歐洲工業革命之前,同樣是鄉村手工業的早期工業化,中國江南的絲綢業的工藝水平領先於歐洲。
據嚴中平《絲綢流向菲律賓,白銀流向中國》的研究,6世紀下半期由菲律賓輸入美洲的中國絲綢,由於價廉物美,十分暢銷,而使西班牙絲綢業在競爭中落敗,在美洲市場上幾乎絕跡。
由馬尼拉大帆船運往墨西哥阿卡普爾科港,販賣於西屬美洲的中國絲綢的利潤,最高可達成本的十倍。
中國絲綢不僅是馬尼拉和墨西哥西海岸阿卡普爾科西班牙商人的利潤來源,而且也是墨西哥一大批絲織工人的“主要謀生之道”。
據汪敬虞的研究,679,33年的55年中,中國生絲的出口量,從微不足道的擔,上升到9920擔,從9世紀40年代中期起,每年的出口量經常在5萬擔以上;90年代初,中國生絲出口量突破0萬擔。
原因就在於,中國江南生產的生絲工藝精良。
他指出:“在鴉片戰爭前,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上,曾經居於領先地位,這是舉世公認的”。
而這些生絲,主要來自江南的太湖流域的絲綢業市鎮,如南潯鎮、震澤鎮等地,在國際市場上稱為“湖絲”或“輯裏絲”。
“湖絲”、“輯裏絲”以及用它們織成的絲綢,以其工藝精良,暢銷全世界,通過“絲一銀”對流,大量白銀貨幣流入中國。
據全漢升的研究,57,2年間,從美洲運往馬尼拉的白銀共計4億西元,其中二分之一或更多一點,流入中國。
國際市場的巨額需求,刺激了江南絲綢業市鎮的早期工業化進一步發展。
全漢升《略論新航路發現後的海上絲綢之路》說得好:“中國絲綢工業具有長期的發展曆史,技術比較進步,成本比較低廉,產量比較豐富,所以中國產品能夠遠渡太平洋,在西屬美洲市場上大量廉價出售,連原來獨霸該地市場的西班牙絲織品也大受威脅。
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業化成功以前,就中國工業的發展使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強大競爭力來說,顯然有過一頁光榮的曆史。
中國蠶絲生產普遍於各地,江蘇和浙江之間的太湖區域最為重要海外市場對中國絲綢需求量非常大,因而刺激這個地區蠶絲生產事業的發展,使人民就業機會與貨幣所得大量增加,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再次,棉布業市鎮也是如此。從鬆江府上海縣烏泥涇鎮起步的棉花種植與棉紡織業,導致鬆江府及其周邊地區的早期工業化,使農業經濟與農家經營發生了革命性變革。
一方麵,棉花種植超過了傳統的稻米種植,即所謂棉作壓倒稻作。
明末清初太倉人吳偉業《木棉吟序》說:“嘉定、太倉、上海境俱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
康熙《嘉定縣誌》卷一風俗說,嘉定一帶甚至達到了“棉九稻一”,乃至專種棉花不種稻米的程度。
另一方麵,棉花種植以及對棉花的深加工——紡紗織布,為農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成為農家的主要經濟來源——萬曆《上海縣誌》卷一風俗說:“其衣食全賴此”。
也就是說,原先的副業一變而為主業,與絲綢業市鎮一樣,工業成為主業,農業成為副業。
無怪乎美國學者黃宗智要把這種變革稱為“棉花革命”。
鬆江因而成為全國的優質棉布生產中心,號稱“衣被天下”。
包括正德《鬆江府誌》卷四風俗說:“俗務紡織,他技不多。而精線綾、三梭布、漆紗方巾、剪絨毯,皆天下第一要之,吾鄉所出,皆出於實用,如綾布二物,衣被天下,雖蘇杭不及也”。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棉紡織品都是農家手工織機上生產出來的,也就是說是鄉村工業的產品。
而紡紗織布業帶動了市鎮的染布業、踹布業,更加具有鄉村工業的特色。
紡紗織布的收入,明顯超過種植業。
乾隆時上海縣人褚華在《木棉譜》中說,“以一手搖輪,一手拽棉條而成一縷,小兒女用以消夜而已”,如果紡紗出賣,“夜以繼日,得斤許即可糊口”。
未成年的女孩,每天紡紗,即可“糊口”。
如果織布,收入更高,像是鹹豐《紫堤村誌》說:“貧民竭一日之力,贍八口而有餘”。
這與英國的情況有所不同。彭慕蘭說:“戴維-萊文對英格蘭農村紡織業的研究說明一個農村紡織工人的收入不能養活一個家庭”。
鬆江府及其周邊地區棉布業市鎮生產的棉布,是僅次於絲綢的出口品,在西方世界風靡一時。
以嘉定、寶山一帶生產的“紫花布”,做成長褲,流行於9世紀法國市民中間。
並且在雨果的小說中有所反映,被稱為“thedelibrary。
這種紫花布褲子,也是9世紀30年代英國紳士的時髦服裝,如今還作為文物保存在大英博物館中。
可見當時江南市鎮出口的棉布品質是上乘的,9世紀30年代的西方人稱它“在色澤上和質地上仍然優於英國製品”。
它價廉物美,英國東印度公司收購中國棉布,每匹價格不過白銀34兩,英國棉布根本無法與之競爭。
從世紀0年代起,英國商人就企圖開辟英國鄉村生產的棉布在中國的市場,然而都賣不出去,原因是價格大大高於中國棉布,又不合中國服式之用。
這就表明,在歐洲工業革命發生之前,歐洲國家和中國一樣處在手工業階段,或者說是早期工業化階段,中國江南市鎮勞動密集型的手工棉紡織業,以其工藝的精良,使得歐洲國家的手工棉紡織業相形見絀。
還有就是“早期工業化”與全球化貿易。
在江南市鎮的“早期工業化”所帶來的優質生絲、絲綢、棉布,不僅暢銷國內市場,而且出口海外,使人們看到了初露端倪的“外向型”經濟。
葡萄牙人以澳門為中心的果阿、裏斯本航線,長崎航線,馬尼拉航線,把生絲、絲綢、棉布、瓷器等中國商品運往各國。
西班牙人的“馬尼拉大帆船”則把從福建月港等地運來的中國商品,銷到美洲墨西哥、秘魯、巴拿馬、智利。
後起荷蘭東印度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把中國商品卷入規模更大的全球化貿易之中。
這是中國前所未有的曆史大變局,是漢唐時代的陸上絲綢之路,或宋元時代的海上絲綢之路所無法比擬的。
法國年鑒派大師布羅代爾對此給予高度評價,他指出,6世紀“各種協力促成的運動”是西班牙前往美洲。
從貿易角度看,馬尼拉大帆船代表著一條特殊的流通路線。
美洲白銀572年開始一次新的分流,馬尼拉大帆船橫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同菲律賓的馬尼拉連接起來,運來的白銀用於收集中國的絲綢和瓷器、印度的高級棉布以及寶石、珍珠等物。
他認為,這種遠程貿易對中國東南沿海經濟發展起到巨大。
從事對外貿易的中國商人,在63年日本實行閉關鎖國後,同荷蘭商人一樣,甚至比荷蘭商人更加有效地參加日本列島的絲綢與白銀的貿易;他們在馬尼拉接收大帆船從阿卡普爾科運來的白銀;中國始終派人出外經商,中國的工匠、商人和貨物深入到南洋群島每個角落。
因此一本有關馬尼拉大帆船的專著說:“中國往往是大帆船貿易貨物的主要來源,就新西班牙的人民來說,大帆船就是中國船,馬尼拉就是中國與墨西哥之間的轉運站,作為大帆船貿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國絲貨,都以它為集散地而橫渡太平洋。”
“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當無拘無束地談及菲律賓的時候,有如談及中華帝國的一個省那樣”。
這種盛況與江南市鎮有著密切的聯係,出口的生絲、絲綢主要來源於太湖流域的絲綢業市鎮。
正如全漢升所說:“中國國內蠶絲遍布於各地,而以江蘇和浙江之間的太湖流域最重要”。
全漢升所說的生絲與絲綢的出口,“以江蘇和浙江之間的太湖流域最重要”,指的就是江南絲綢業市鎮集中的地區。
這些市鎮及其四鄉以出產優質生絲與絲綢而聞名於世,被稱為“湖絲”——湖州及太湖周邊出產的生絲的通稱,它的著名品牌——“輯裏絲”就是南潯鎮輯裏村為中心的地區生產的湖絲品牌,在國際市場上享有極高的聲譽。
例如乾隆二十四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在一份奏折中說:“外洋各國夷船到粵,販運出口貨物,均以絲貨為重,每年販運湖絲並綢緞等貨,自二十餘萬斤至三十二三萬不等,統計所買絲貨,一歲之中,價值七八十萬兩,或百餘萬兩,至少之年亦買價至三十餘萬兩之多。其貨物均係江浙等省商民販運來粵,轉售外夷,載運迴國”。
這就清楚的表明,在清朝官方指定的唯一貿易口岸廣州,出口商品以絲貨為主,而這些絲貨大多是來自太湖流域的湖絲與綢緞,每年的交易額在白銀數十萬兩至百餘萬兩上下,決不是一個小數字。
太湖流域湖絲與絲綢的出口歐洲,從7世紀70年代起,有了曆年的統計數字。
而據統計,679,33年的55年中,每年的出口量,從擔上升到9920擔;從9世紀40年代中期起,每年出口量常在5萬擔以上。
到90年代初,出口量第一次突破0萬擔;20世紀20年代,出口量曾達到9萬擔的高峰;45,929年的5年中,仍然保持年增長率35%的上升勢頭,其原因是顯而易見的。
到後來五口通商以後,湖絲不再輾轉至廣州出口,而是就近在上海出口,刺激了出口數量的猛增。
湖絲集散地南潯鎮的絲商到上海經營出口貿易者日漸增多,成為上海絲業巨頭,例如陳煦元,“僑滬數十年,為絲業領袖,能通譯西語,而出以篤誠,中西絲商倚為長城”。
資料表明,進入9世紀70年代,出現了湖絲的全盛時期,90年以後的幾年中,年輸出量達0萬擔上下。
劉大鈞《吳興農村經濟》談到輯裏絲深受西人歡迎,外銷日趨增加的走勢時說:“大約自70年左右而後,至920年後止,為時五十年,絲業貿易興暢,蠶桑區農民繁榮,乃造成湖州蠶桑事業之全盛時期”。
周德華《吳江絲綢誌》也說,上海開埠後,上海成為主要輯裏絲出口市場,而輯裏絲主要來自湖州的南潯鎮與吳江的震澤鎮。
光緒六年僅震澤鎮一地出口的輯裏絲就達5400餘擔,占了全國生絲出口總量的十五分之一。
從上麵簡要的中,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江南絲綢業市鎮在全球化貿易中所具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
棉布業市鎮的棉布出口也是如此。
同時早在晚明時期,中國棉布已經暢銷海外,6世紀後期有了記載。
7世紀初,被稱為angas的中國棉布,由澳門向望加錫和交趾支那出口。
與此同時,中國棉布由澳門運往日本長崎。
世紀初,中國棉布運往俄國,稱為kitka的中國棉布在對俄出口商品中占據首位。
世紀30年代,中國棉布首次由英國東印度公司運銷英國,以後幾乎遍及歐洲國家及北美大陸。
……
……
……
——“初,盛澤紡綢,乃是農家副業,無所謂工廠,農家織綢,賣於綢莊,為該地農家經濟之主要收入,農田收獲,反漠視之”。
“盛澤所有絲綢產品全為農村工業盛澤四鄉農民,重織輕耕”。
你看,這兩則資料明白無誤地顯示,暢銷於海內外的盛澤絲綢,並非工廠生產的,而是農民家庭生產的,而且明確指出,這就是“農村工業”。
由於農村工業的發達,農民對農業十分漠視,所謂“重織輕耕”,就是重視工業,輕視農業。
看到曆史上的這種情景,令人聯想到20世紀0年代“蘇南模式”之下,蘇南農民大多進入鄉鎮務工,農田雇傭外地農民耕種的那一幕。兩者之間相隔幾百年,卻何其相似乃爾!
其次,在歐洲工業革命之前,同樣是鄉村手工業的早期工業化,中國江南的絲綢業的工藝水平領先於歐洲。
據嚴中平《絲綢流向菲律賓,白銀流向中國》的研究,6世紀下半期由菲律賓輸入美洲的中國絲綢,由於價廉物美,十分暢銷,而使西班牙絲綢業在競爭中落敗,在美洲市場上幾乎絕跡。
由馬尼拉大帆船運往墨西哥阿卡普爾科港,販賣於西屬美洲的中國絲綢的利潤,最高可達成本的十倍。
中國絲綢不僅是馬尼拉和墨西哥西海岸阿卡普爾科西班牙商人的利潤來源,而且也是墨西哥一大批絲織工人的“主要謀生之道”。
據汪敬虞的研究,679,33年的55年中,中國生絲的出口量,從微不足道的擔,上升到9920擔,從9世紀40年代中期起,每年的出口量經常在5萬擔以上;90年代初,中國生絲出口量突破0萬擔。
原因就在於,中國江南生產的生絲工藝精良。
他指出:“在鴉片戰爭前,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上,曾經居於領先地位,這是舉世公認的”。
而這些生絲,主要來自江南的太湖流域的絲綢業市鎮,如南潯鎮、震澤鎮等地,在國際市場上稱為“湖絲”或“輯裏絲”。
“湖絲”、“輯裏絲”以及用它們織成的絲綢,以其工藝精良,暢銷全世界,通過“絲一銀”對流,大量白銀貨幣流入中國。
據全漢升的研究,57,2年間,從美洲運往馬尼拉的白銀共計4億西元,其中二分之一或更多一點,流入中國。
國際市場的巨額需求,刺激了江南絲綢業市鎮的早期工業化進一步發展。
全漢升《略論新航路發現後的海上絲綢之路》說得好:“中國絲綢工業具有長期的發展曆史,技術比較進步,成本比較低廉,產量比較豐富,所以中國產品能夠遠渡太平洋,在西屬美洲市場上大量廉價出售,連原來獨霸該地市場的西班牙絲織品也大受威脅。
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業化成功以前,就中國工業的發展使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強大競爭力來說,顯然有過一頁光榮的曆史。
中國蠶絲生產普遍於各地,江蘇和浙江之間的太湖區域最為重要海外市場對中國絲綢需求量非常大,因而刺激這個地區蠶絲生產事業的發展,使人民就業機會與貨幣所得大量增加,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再次,棉布業市鎮也是如此。從鬆江府上海縣烏泥涇鎮起步的棉花種植與棉紡織業,導致鬆江府及其周邊地區的早期工業化,使農業經濟與農家經營發生了革命性變革。
一方麵,棉花種植超過了傳統的稻米種植,即所謂棉作壓倒稻作。
明末清初太倉人吳偉業《木棉吟序》說:“嘉定、太倉、上海境俱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
康熙《嘉定縣誌》卷一風俗說,嘉定一帶甚至達到了“棉九稻一”,乃至專種棉花不種稻米的程度。
另一方麵,棉花種植以及對棉花的深加工——紡紗織布,為農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成為農家的主要經濟來源——萬曆《上海縣誌》卷一風俗說:“其衣食全賴此”。
也就是說,原先的副業一變而為主業,與絲綢業市鎮一樣,工業成為主業,農業成為副業。
無怪乎美國學者黃宗智要把這種變革稱為“棉花革命”。
鬆江因而成為全國的優質棉布生產中心,號稱“衣被天下”。
包括正德《鬆江府誌》卷四風俗說:“俗務紡織,他技不多。而精線綾、三梭布、漆紗方巾、剪絨毯,皆天下第一要之,吾鄉所出,皆出於實用,如綾布二物,衣被天下,雖蘇杭不及也”。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棉紡織品都是農家手工織機上生產出來的,也就是說是鄉村工業的產品。
而紡紗織布業帶動了市鎮的染布業、踹布業,更加具有鄉村工業的特色。
紡紗織布的收入,明顯超過種植業。
乾隆時上海縣人褚華在《木棉譜》中說,“以一手搖輪,一手拽棉條而成一縷,小兒女用以消夜而已”,如果紡紗出賣,“夜以繼日,得斤許即可糊口”。
未成年的女孩,每天紡紗,即可“糊口”。
如果織布,收入更高,像是鹹豐《紫堤村誌》說:“貧民竭一日之力,贍八口而有餘”。
這與英國的情況有所不同。彭慕蘭說:“戴維-萊文對英格蘭農村紡織業的研究說明一個農村紡織工人的收入不能養活一個家庭”。
鬆江府及其周邊地區棉布業市鎮生產的棉布,是僅次於絲綢的出口品,在西方世界風靡一時。
以嘉定、寶山一帶生產的“紫花布”,做成長褲,流行於9世紀法國市民中間。
並且在雨果的小說中有所反映,被稱為“thedelibrary。
這種紫花布褲子,也是9世紀30年代英國紳士的時髦服裝,如今還作為文物保存在大英博物館中。
可見當時江南市鎮出口的棉布品質是上乘的,9世紀30年代的西方人稱它“在色澤上和質地上仍然優於英國製品”。
它價廉物美,英國東印度公司收購中國棉布,每匹價格不過白銀34兩,英國棉布根本無法與之競爭。
從世紀0年代起,英國商人就企圖開辟英國鄉村生產的棉布在中國的市場,然而都賣不出去,原因是價格大大高於中國棉布,又不合中國服式之用。
這就表明,在歐洲工業革命發生之前,歐洲國家和中國一樣處在手工業階段,或者說是早期工業化階段,中國江南市鎮勞動密集型的手工棉紡織業,以其工藝的精良,使得歐洲國家的手工棉紡織業相形見絀。
還有就是“早期工業化”與全球化貿易。
在江南市鎮的“早期工業化”所帶來的優質生絲、絲綢、棉布,不僅暢銷國內市場,而且出口海外,使人們看到了初露端倪的“外向型”經濟。
葡萄牙人以澳門為中心的果阿、裏斯本航線,長崎航線,馬尼拉航線,把生絲、絲綢、棉布、瓷器等中國商品運往各國。
西班牙人的“馬尼拉大帆船”則把從福建月港等地運來的中國商品,銷到美洲墨西哥、秘魯、巴拿馬、智利。
後起荷蘭東印度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把中國商品卷入規模更大的全球化貿易之中。
這是中國前所未有的曆史大變局,是漢唐時代的陸上絲綢之路,或宋元時代的海上絲綢之路所無法比擬的。
法國年鑒派大師布羅代爾對此給予高度評價,他指出,6世紀“各種協力促成的運動”是西班牙前往美洲。
從貿易角度看,馬尼拉大帆船代表著一條特殊的流通路線。
美洲白銀572年開始一次新的分流,馬尼拉大帆船橫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同菲律賓的馬尼拉連接起來,運來的白銀用於收集中國的絲綢和瓷器、印度的高級棉布以及寶石、珍珠等物。
他認為,這種遠程貿易對中國東南沿海經濟發展起到巨大。
從事對外貿易的中國商人,在63年日本實行閉關鎖國後,同荷蘭商人一樣,甚至比荷蘭商人更加有效地參加日本列島的絲綢與白銀的貿易;他們在馬尼拉接收大帆船從阿卡普爾科運來的白銀;中國始終派人出外經商,中國的工匠、商人和貨物深入到南洋群島每個角落。
因此一本有關馬尼拉大帆船的專著說:“中國往往是大帆船貿易貨物的主要來源,就新西班牙的人民來說,大帆船就是中國船,馬尼拉就是中國與墨西哥之間的轉運站,作為大帆船貿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國絲貨,都以它為集散地而橫渡太平洋。”
“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當無拘無束地談及菲律賓的時候,有如談及中華帝國的一個省那樣”。
這種盛況與江南市鎮有著密切的聯係,出口的生絲、絲綢主要來源於太湖流域的絲綢業市鎮。
正如全漢升所說:“中國國內蠶絲遍布於各地,而以江蘇和浙江之間的太湖流域最重要”。
全漢升所說的生絲與絲綢的出口,“以江蘇和浙江之間的太湖流域最重要”,指的就是江南絲綢業市鎮集中的地區。
這些市鎮及其四鄉以出產優質生絲與絲綢而聞名於世,被稱為“湖絲”——湖州及太湖周邊出產的生絲的通稱,它的著名品牌——“輯裏絲”就是南潯鎮輯裏村為中心的地區生產的湖絲品牌,在國際市場上享有極高的聲譽。
例如乾隆二十四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在一份奏折中說:“外洋各國夷船到粵,販運出口貨物,均以絲貨為重,每年販運湖絲並綢緞等貨,自二十餘萬斤至三十二三萬不等,統計所買絲貨,一歲之中,價值七八十萬兩,或百餘萬兩,至少之年亦買價至三十餘萬兩之多。其貨物均係江浙等省商民販運來粵,轉售外夷,載運迴國”。
這就清楚的表明,在清朝官方指定的唯一貿易口岸廣州,出口商品以絲貨為主,而這些絲貨大多是來自太湖流域的湖絲與綢緞,每年的交易額在白銀數十萬兩至百餘萬兩上下,決不是一個小數字。
太湖流域湖絲與絲綢的出口歐洲,從7世紀70年代起,有了曆年的統計數字。
而據統計,679,33年的55年中,每年的出口量,從擔上升到9920擔;從9世紀40年代中期起,每年出口量常在5萬擔以上。
到90年代初,出口量第一次突破0萬擔;20世紀20年代,出口量曾達到9萬擔的高峰;45,929年的5年中,仍然保持年增長率35%的上升勢頭,其原因是顯而易見的。
到後來五口通商以後,湖絲不再輾轉至廣州出口,而是就近在上海出口,刺激了出口數量的猛增。
湖絲集散地南潯鎮的絲商到上海經營出口貿易者日漸增多,成為上海絲業巨頭,例如陳煦元,“僑滬數十年,為絲業領袖,能通譯西語,而出以篤誠,中西絲商倚為長城”。
資料表明,進入9世紀70年代,出現了湖絲的全盛時期,90年以後的幾年中,年輸出量達0萬擔上下。
劉大鈞《吳興農村經濟》談到輯裏絲深受西人歡迎,外銷日趨增加的走勢時說:“大約自70年左右而後,至920年後止,為時五十年,絲業貿易興暢,蠶桑區農民繁榮,乃造成湖州蠶桑事業之全盛時期”。
周德華《吳江絲綢誌》也說,上海開埠後,上海成為主要輯裏絲出口市場,而輯裏絲主要來自湖州的南潯鎮與吳江的震澤鎮。
光緒六年僅震澤鎮一地出口的輯裏絲就達5400餘擔,占了全國生絲出口總量的十五分之一。
從上麵簡要的中,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江南絲綢業市鎮在全球化貿易中所具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
棉布業市鎮的棉布出口也是如此。
同時早在晚明時期,中國棉布已經暢銷海外,6世紀後期有了記載。
7世紀初,被稱為angas的中國棉布,由澳門向望加錫和交趾支那出口。
與此同時,中國棉布由澳門運往日本長崎。
世紀初,中國棉布運往俄國,稱為kitka的中國棉布在對俄出口商品中占據首位。
世紀30年代,中國棉布首次由英國東印度公司運銷英國,以後幾乎遍及歐洲國家及北美大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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