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前文說了那麽多，什麽改土歸流和少數民族的政權問題，其實總結起來就一個核心，那就是中央與地方政權的演變，因為這裏麵有著相當複雜的關係。
因為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一個植根於每個國家的社會體製中，直接關係著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
科學處理中央與地方關係是當前政治文明建設和政治體製改革的一個難點和重點。
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權限劃分是否合理妥當，直接關係到國家的治亂興衰。
像是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一種製度性的權力運作機構，是暴力機器，是一個階級用來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形式的暴力，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而政府呢，即是國家機器運作的樞紐，是一個國家為維護和實現特定的公共利益，按照區域劃分原則組織起來的，以暴力為後盾的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組織。
政府作為統治階級行使國家權力、實施階級統治的工具，是隨著階級和國家的出現而產生的。
隨著國家的發展和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日益複雜，政府的職能將不斷擴大，政府機構也逐步完善;隨著國家的消滅，政府也將而消亡。
在我國當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曆史形態下，政府的存在是必要的。
政府作為國家機器的最主要組成部分，是國家政權機構中的行政機關，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它的職能是代表統治階級實行政治統治和管理社會公共事務，以實現國家意誌。
政府權力指是統治階級在實行階級統治和實現國家意誌的過程中所具有的各種行政權力的總稱。
政府權力伴隨政府的產生而產生。它是統治階級實現統治的最重要渠道，也是國家政治體係構建的最基本要素。
在這裏作者菌也可以簡單的給大家講解一下這裏麵的關係，首先是中央政府權力。
眾所周知，中央政府，是指統治階級管理一個國家全國事務的國家機構的總稱。
中-央政府通常的作用負責全國事務，如起草國家憲法和適用全國的法律、負責國防、外交以及代表本國和其他國家簽署條約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政府是國務院，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
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並報告工作。
中央政府權力是中央政府實現國家管理的最重要手段，它是國家的產物，伴隨政府的產生而產生。它包括國家的國防、外交、財政、內政等各種行政職權和其他特殊權力。
其次是地方政府權力，地方政府的話，即中央政府的對稱。
漢語中，相對中央政府而言即有地方政府簡稱“地方”，指管理一個國家行政區事務的政府組織的總稱。
中國，地方政府的權力來自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權力受限於中央政府，具有有限的權力，如製定地方稅收政策、實行有限的立法等等。
不同的是在我國，地方政府權力是不盡相同的，如民族自治地區較一般的地方政府具有較大的權利如立法權等。
而香-港和澳-門在脫離殖民統治以後成為特別行政區，和同行政地位的省和直轄市相比，中央政府則給予了更大的權力。
中-國的地方政府除特別行政區以外分為三級即省級、縣級和鄉級。
中國大陸地方政府自1950年開始至1980年代，除直轄市以外，實際以三級為主，三級和四級並存。
到了1980年代以後轉為四級為主，三級和四級並存。
至於中央政府權力與地方政府權力的關係的話。
需要說明，在我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一直是國家結構中的最基本的關係之一，而作為其執行國家和地方管理的最重要手段-權力的分配也就作為了二者關係的關鍵。
在當代世界的絕大多數國家，它都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實質上是統治階級內部的一種經濟政治利益關係。
近代曆史的發展證明，隨著統一的民族國家的建立，國家的利益也開始形成，並且以國家意誌的形式表現出來。
但在統一的民族國家形成以後，國家的利益並不能包括一國之內的所有利益，即並不能取代全部的地方利益，在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中，客觀上就有一個如何處理國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關係問題。
一般說來，在任何國家，中央政府都是國家利益的代表者，代表國家的根本國家利益和地方利益之間的權力關係自然地就表現為中央與地方的利益關係和矛利益和整體利益。
而地方政府則是地方利益的代表者，代表一個地方的特殊利益和局部利益。
因此，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種權力利益關係和矛盾往往也是民族關係和矛盾的一種反應和表現。
中央權力與地方權力共存，地方權力受製於中央權力，這就是當前我國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的基本體現。
當然，這裏還需要給大家簡單的說一下，西方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的主要類型。
在西方國家中的話，中央與地方關係，從靜態角度看，其國家結構分為單一製和聯邦製兩種形式。
其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為集權製和分權製，結合國家結構和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劃分，西方國家中央與地方關係大致有聯邦分權模式、單一集權模式、單一分權模式三種形式。
首先是聯邦分權模式。
怎麽說呢，聯邦分權模式以現代的美國、德國為典型。
聯邦分權模式是一種實行時間最長的、已相當成熟的聯邦製的典型模式。
世界上實行聯邦製的國家有20多個，包括墨西哥、馬來西亞、印度、巴基斯坦、美國、瑞士、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奧地利、俄羅斯等國家。
占主權國家總額的1/10左右，但它卻包括了全世界近1/2的土地和1/3左右的人口。
其次是單一集權模式。
英國和法國同是典型的單一製國家，它們具有單一製國家的共同特點。
共性並不排斥英、法兩國單一製的個性。
這種個性是兩國不同的曆史和國情所決定的。
就中央與地方關係而言，法國和英國一起分別代表西方單一製國家中的兩種不同形式的中央與地方關係。
還有單一分權模式。
這種模式以現代英國、戰後日本為典型。
英國由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及北愛爾蘭聯合而成。
由於曆史、文化和政治、經濟等方麵的原因，除英格蘭和威爾士地方政府的機構設置、職權和管理方式基本一致外，蘇格蘭和北愛爾蘭有較大差異。
這就使得英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比較複雜，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西方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的總體現狀。
西方國家中央與地方關係經過構建、完善、調整、改革的幾百年演變，基本上進入比較成熟的階段。
認識當今西方國家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總體現狀，可從其發展的特征、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今後發展趨勢三方麵來分析。
而西方國家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的共同特征的話。
因為現代西方國家由於社會曆史、文化、宗教、民族精神以及社會組織和結構的差異，使其中央和地方關係在國家結構和中央與地方權限範圍內有各自不同的特征。
但現代西方國家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又是建立在19世紀和20世紀現實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基礎之上，其發展顯示出明顯的共同特征。
像是中央集權化和地方分權化始終貫穿於西方國家中。
西方國家協調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基本手段是法製和財政控製。
現代西方國家地方政府的職能不斷擴大，普遍存在著有限自治。
現代西方國家中央與地方關係是經相當長時期的改革調整而不斷完善起來的，總體上來說是比較穩定和成熟的，但也存在著許多一時難以解決的問題。
這主要是集權和分權難以求得比較穩定的平衡，集權和分權的矛盾普遍存在。
西方國家存在著集權體製分權、分權體製集權的趨勢，但無論是集權和分權，圍繞民主和效能的關係始終難找到平衡點，中央和地方爭權矛盾比較突出。
進入80年代，原來以地方自治為基礎的英國開始”撒切爾夫人集權”革命，但被認為破壞了地方自治製而招致地方強烈反對。
以集權而著稱的法國進行的權力下放的改革收效甚微。
尼克鬆開始的美國“還權於州”的“聯邦主義”改革也沒有使聯邦政府擺脫嚴重的困境。
以及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緊張。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普遍采取經濟手段調整中央和地方關係，形成財政製約和推動機製，用大量財政補助和撥款去影響和幹預地方事務。
大筆的財政補助使中央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財政包袱，戰後美國一直維持高額財政赤字。
為減輕負擔，中央要麽將職能下放，要麽實行財政緊縮。
而對地方政府來說，中央財政補助雖占地方財政的主要部分，但仍不能滿足地方政府職能不斷膨脹的需要，地方財政短缺。
同時，中央的財政補助，不僅破壞了地方政府的獨立性，還嚴重幹擾地方預算，使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緊張，並不斷產生新的矛盾。
西方國家中央和地方關係不斷受到民族主義、宗教主義、地方主義的困擾本世紀50年代以來，由於民族、種族、語言、文化的差異和衝突，民族主義、宗教主義、地方主義有所發展，對民族國家的統一和中央權威提出挑戰。
抗議、暴力事件層出不窮。
特別是隨著雅爾塔體係的解體、冷戰的結束，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地方主義再度迭起，嚴重影響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而西方國家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發展趨勢的話。
在世紀之交之時，西方各國中央和地方所麵臨的問題依然存在，危機並未根除，各國對付困難和危機的基本政策取向也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
展望未來，西方國家中央與地方關係發展的基本趨勢是。
1.集權與分權並存是西方國家中央與地方關係發展的基本趨勢。
從20世紀50年代起，西方國家現代化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如何更為合理地配置和利用社會資源。
社會資源調配的重心從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支配調整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動力重心也移到民主和效能並舉，中央政府日益膨脹的權能有所削弱，地方政府權能有所擴大，這一發展將延續到21世紀。
但也必須看到，在現代化進程中，人類對科技論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的演變。
成果的廣泛運用和自然資源的開發，既為人類現代文明奠定了物質基礎，也惡化了人與自然的矛盾。
這需要一個社會職能全麵、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配置和利用社會資源，緩和或解決日益尖銳的人和自然的矛盾。
因此，在民主和效能麵臨二難選擇中，必然會偏向中央集權。
正如英國學者所說:“社會改造和現代化的根本手段是中央集權化”。
因此，集權分權並存將是21世紀西方國家中央與地方關係發展的基本趨勢。
2.擴大中央與地方合作，平衡矛盾將會是貫穿西方國家中央和地方關係的主流。
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利益將會越來越多，雙方依賴性也會越來越強。
麵對這種情形，中央和地方隻有進一步擴大合作，才能既緩和中央和地方的衝突，又能使地方更多地分擔中央的困難。
同時，也需看到，中央與地方矛盾將始終存在，中央政府仍麵臨來自地方政府的對抗性壓力。
因此，中央政府在加強控製的同時也會更多地通過各種手段和措施來減輕這些壓力，平衡各種矛盾。
擴大合作、平衡矛盾將是“民主政府的藝術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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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一個植根於每個國家的社會體製中，直接關係著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
科學處理中央與地方關係是當前政治文明建設和政治體製改革的一個難點和重點。
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權限劃分是否合理妥當，直接關係到國家的治亂興衰。
像是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一種製度性的權力運作機構，是暴力機器，是一個階級用來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形式的暴力，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而政府呢，即是國家機器運作的樞紐，是一個國家為維護和實現特定的公共利益，按照區域劃分原則組織起來的，以暴力為後盾的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組織。
政府作為統治階級行使國家權力、實施階級統治的工具，是隨著階級和國家的出現而產生的。
隨著國家的發展和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日益複雜，政府的職能將不斷擴大，政府機構也逐步完善;隨著國家的消滅，政府也將而消亡。
在我國當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曆史形態下，政府的存在是必要的。
政府作為國家機器的最主要組成部分，是國家政權機構中的行政機關，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它的職能是代表統治階級實行政治統治和管理社會公共事務，以實現國家意誌。
政府權力指是統治階級在實行階級統治和實現國家意誌的過程中所具有的各種行政權力的總稱。
政府權力伴隨政府的產生而產生。它是統治階級實現統治的最重要渠道，也是國家政治體係構建的最基本要素。
在這裏作者菌也可以簡單的給大家講解一下這裏麵的關係，首先是中央政府權力。
眾所周知，中央政府，是指統治階級管理一個國家全國事務的國家機構的總稱。
中-央政府通常的作用負責全國事務，如起草國家憲法和適用全國的法律、負責國防、外交以及代表本國和其他國家簽署條約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政府是國務院，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
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並報告工作。
中央政府權力是中央政府實現國家管理的最重要手段，它是國家的產物，伴隨政府的產生而產生。它包括國家的國防、外交、財政、內政等各種行政職權和其他特殊權力。
其次是地方政府權力，地方政府的話，即中央政府的對稱。
漢語中，相對中央政府而言即有地方政府簡稱“地方”，指管理一個國家行政區事務的政府組織的總稱。
中國，地方政府的權力來自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權力受限於中央政府，具有有限的權力，如製定地方稅收政策、實行有限的立法等等。
不同的是在我國，地方政府權力是不盡相同的，如民族自治地區較一般的地方政府具有較大的權利如立法權等。
而香-港和澳-門在脫離殖民統治以後成為特別行政區，和同行政地位的省和直轄市相比，中央政府則給予了更大的權力。
中-國的地方政府除特別行政區以外分為三級即省級、縣級和鄉級。
中國大陸地方政府自1950年開始至1980年代，除直轄市以外，實際以三級為主，三級和四級並存。
到了1980年代以後轉為四級為主，三級和四級並存。
至於中央政府權力與地方政府權力的關係的話。
需要說明，在我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一直是國家結構中的最基本的關係之一，而作為其執行國家和地方管理的最重要手段-權力的分配也就作為了二者關係的關鍵。
在當代世界的絕大多數國家，它都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實質上是統治階級內部的一種經濟政治利益關係。
近代曆史的發展證明，隨著統一的民族國家的建立，國家的利益也開始形成，並且以國家意誌的形式表現出來。
但在統一的民族國家形成以後，國家的利益並不能包括一國之內的所有利益，即並不能取代全部的地方利益，在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中，客觀上就有一個如何處理國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關係問題。
一般說來，在任何國家，中央政府都是國家利益的代表者，代表國家的根本國家利益和地方利益之間的權力關係自然地就表現為中央與地方的利益關係和矛利益和整體利益。
而地方政府則是地方利益的代表者，代表一個地方的特殊利益和局部利益。
因此，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種權力利益關係和矛盾往往也是民族關係和矛盾的一種反應和表現。
中央權力與地方權力共存，地方權力受製於中央權力，這就是當前我國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的基本體現。
當然，這裏還需要給大家簡單的說一下，西方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的主要類型。
在西方國家中的話，中央與地方關係，從靜態角度看，其國家結構分為單一製和聯邦製兩種形式。
其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為集權製和分權製，結合國家結構和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劃分，西方國家中央與地方關係大致有聯邦分權模式、單一集權模式、單一分權模式三種形式。
首先是聯邦分權模式。
怎麽說呢，聯邦分權模式以現代的美國、德國為典型。
聯邦分權模式是一種實行時間最長的、已相當成熟的聯邦製的典型模式。
世界上實行聯邦製的國家有20多個，包括墨西哥、馬來西亞、印度、巴基斯坦、美國、瑞士、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奧地利、俄羅斯等國家。
占主權國家總額的1/10左右，但它卻包括了全世界近1/2的土地和1/3左右的人口。
其次是單一集權模式。
英國和法國同是典型的單一製國家，它們具有單一製國家的共同特點。
共性並不排斥英、法兩國單一製的個性。
這種個性是兩國不同的曆史和國情所決定的。
就中央與地方關係而言，法國和英國一起分別代表西方單一製國家中的兩種不同形式的中央與地方關係。
還有單一分權模式。
這種模式以現代英國、戰後日本為典型。
英國由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及北愛爾蘭聯合而成。
由於曆史、文化和政治、經濟等方麵的原因，除英格蘭和威爾士地方政府的機構設置、職權和管理方式基本一致外，蘇格蘭和北愛爾蘭有較大差異。
這就使得英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比較複雜，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西方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的總體現狀。
西方國家中央與地方關係經過構建、完善、調整、改革的幾百年演變，基本上進入比較成熟的階段。
認識當今西方國家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總體現狀，可從其發展的特征、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今後發展趨勢三方麵來分析。
而西方國家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的共同特征的話。
因為現代西方國家由於社會曆史、文化、宗教、民族精神以及社會組織和結構的差異，使其中央和地方關係在國家結構和中央與地方權限範圍內有各自不同的特征。
但現代西方國家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又是建立在19世紀和20世紀現實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基礎之上，其發展顯示出明顯的共同特征。
像是中央集權化和地方分權化始終貫穿於西方國家中。
西方國家協調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基本手段是法製和財政控製。
現代西方國家地方政府的職能不斷擴大，普遍存在著有限自治。
現代西方國家中央與地方關係是經相當長時期的改革調整而不斷完善起來的，總體上來說是比較穩定和成熟的，但也存在著許多一時難以解決的問題。
這主要是集權和分權難以求得比較穩定的平衡，集權和分權的矛盾普遍存在。
西方國家存在著集權體製分權、分權體製集權的趨勢，但無論是集權和分權，圍繞民主和效能的關係始終難找到平衡點，中央和地方爭權矛盾比較突出。
進入80年代，原來以地方自治為基礎的英國開始”撒切爾夫人集權”革命，但被認為破壞了地方自治製而招致地方強烈反對。
以集權而著稱的法國進行的權力下放的改革收效甚微。
尼克鬆開始的美國“還權於州”的“聯邦主義”改革也沒有使聯邦政府擺脫嚴重的困境。
以及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緊張。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普遍采取經濟手段調整中央和地方關係，形成財政製約和推動機製，用大量財政補助和撥款去影響和幹預地方事務。
大筆的財政補助使中央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財政包袱，戰後美國一直維持高額財政赤字。
為減輕負擔，中央要麽將職能下放，要麽實行財政緊縮。
而對地方政府來說，中央財政補助雖占地方財政的主要部分，但仍不能滿足地方政府職能不斷膨脹的需要，地方財政短缺。
同時，中央的財政補助，不僅破壞了地方政府的獨立性，還嚴重幹擾地方預算，使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緊張，並不斷產生新的矛盾。
西方國家中央和地方關係不斷受到民族主義、宗教主義、地方主義的困擾本世紀50年代以來，由於民族、種族、語言、文化的差異和衝突，民族主義、宗教主義、地方主義有所發展，對民族國家的統一和中央權威提出挑戰。
抗議、暴力事件層出不窮。
特別是隨著雅爾塔體係的解體、冷戰的結束，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地方主義再度迭起，嚴重影響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而西方國家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發展趨勢的話。
在世紀之交之時，西方各國中央和地方所麵臨的問題依然存在，危機並未根除，各國對付困難和危機的基本政策取向也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
展望未來，西方國家中央與地方關係發展的基本趨勢是。
1.集權與分權並存是西方國家中央與地方關係發展的基本趨勢。
從20世紀50年代起，西方國家現代化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如何更為合理地配置和利用社會資源。
社會資源調配的重心從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支配調整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動力重心也移到民主和效能並舉，中央政府日益膨脹的權能有所削弱，地方政府權能有所擴大，這一發展將延續到21世紀。
但也必須看到，在現代化進程中，人類對科技論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的演變。
成果的廣泛運用和自然資源的開發，既為人類現代文明奠定了物質基礎，也惡化了人與自然的矛盾。
這需要一個社會職能全麵、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配置和利用社會資源，緩和或解決日益尖銳的人和自然的矛盾。
因此，在民主和效能麵臨二難選擇中，必然會偏向中央集權。
正如英國學者所說:“社會改造和現代化的根本手段是中央集權化”。
因此，集權分權並存將是21世紀西方國家中央與地方關係發展的基本趨勢。
2.擴大中央與地方合作，平衡矛盾將會是貫穿西方國家中央和地方關係的主流。
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利益將會越來越多，雙方依賴性也會越來越強。
麵對這種情形，中央和地方隻有進一步擴大合作，才能既緩和中央和地方的衝突，又能使地方更多地分擔中央的困難。
同時，也需看到，中央與地方矛盾將始終存在，中央政府仍麵臨來自地方政府的對抗性壓力。
因此，中央政府在加強控製的同時也會更多地通過各種手段和措施來減輕這些壓力，平衡各種矛盾。
擴大合作、平衡矛盾將是“民主政府的藝術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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