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我們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需要說明，中華民族是中華境內各民族的總稱，是一個多民族、一體化的民族實體。
大家都知道，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時也是一部多民族不斷融合、各民族構成不斷變動的曆史。
這首先要追溯到先秦時期的民族融合——華夏—漢民族的形成
早在原始社會就存在中原地區的炎帝族、黃帝族，東方地區的夷族，後來炎黃融合，逐步形成夏商周時期的華夏族。
中華民族的孕育時代，也就是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遷徙、大融合的時代。
據傳說和考古發掘，炎黃時代至堯、舜、禹時期，黃河中遊的炎、黃兩大部落，不斷地碰撞融合，結成聯盟向東推進，戰勝了以泰山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團，建立起號令黃河流域各部落的大聯盟，並擊敗江漢流域的苗蠻集團，成為可追溯的中國早期民族融合的核心。
所以，我們說，黃河中下遊是華夏文明的搖籃和發祥地，是華夏族肇興的腹地。
可以說華夏族就是漢民族的前身。
因此“華夏”一詞常被用以區別中原地區的民族與其周邊的民族(即蠻夷戎狄)，然而，華夏族實際上也並非全為中原之旅。
它融夏、商、周三族初具雛形之後，就像滔滔東注的長江，涵化萬水，匯合百川，最後形成一個龐大的民族集團。
大體在周代，在這個族體中，既有涵蓋了共同尊奉黃帝為始祖的夏、商、周三族的“華人”，又有華夏化了的戎人、氏人和夷人。
到了後麵春秋、戰國時期，民族融合進一步發展。
當時，中原地區“華夷”逐漸走向一體，內遷異族已被華夏吸收、融合。
中原四周，齊、魯吞並諸夷，秦霸西戎，楚征服統一諸蠻，邊疆地區民族融合、兼並的速度也在加快。
而華夏諸侯經過激烈的兼並、分化、吸收、統一，到戰國時期隻剩下齊、燕、韓、趙、魏等幾個大國和在它們夾縫中的幾個小國了。
即使是原來被稱為“蠻夷”的秦、楚已同被稱為“諸夏”或“中國”，與周邊各族出現了進一步融合的趨勢。
地區性的局部統一，為華夏一統奠定了基礎，也為以華夏族為核心的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舞台。
先秦時期，華夏族產生，華夏族與蠻夷戎狄混融;諸侯國的兼並戰爭，加強了華夏族與周邊民族的聯係華夏族和其他各族接觸頻繁，促進了邊地的開墾，促進了民族融合。
到後麵秦統一中國後，中國境內各民族被包容進來，“秦人”成為中華民族的代名詞，威震海內外，甚至為遙遠的歐洲所熟知。
總之，這一時期，中原大地及其周邊各族，不斷地凝聚、兼並、擴張，融合成一個新的民族——華夏族。
華夏族自誕生之日起，又以遷徙、聚合、民族戰爭等諸多方式，頻頻與周邊各民族碰撞、交流，不斷吸收新鮮血液，像滾雪球一樣不斷地融入眾多非華夏族的氏族和部落。
這樣，以華夏族為核心，在中國的腹心地區進行的民族融合，是為這一時期民族融合的重要特點。
……
眾所周知，秦漢時期，秦朝擊匈奴，征越族、移民生產、建立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
兩漢經營邊事，如反擊匈奴、派人出使西城、在西南地區設郡倒等，加強了各民族之間的聯係。
秦漢開創了中國二千多年大統一的政治格局，四百餘年間，國家安定，政治統一，民族構成的變動相對穩定，初步形成了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
兩漢時期，由“秦人”易稱為“漢人”。
民族界限比較清晰，民族偏見比較濃烈，民族隔閡的壁壘重新築成，以至於出現了“匈奴未滅，無以家為”等非要消滅匈奴族不可的民族意識。
至於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這是古代民族構成變動史上又一次劇烈變動時期。
因為自東漢末年，由於政治的日益腐敗，統一的多民族大帝國分崩離析。
之後，曆三國和西晉的短暫統一，又出現了東晉十六國並立和南北朝對峙的局麵。
在這政權分裂、戰亂頻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國社會處於一個巨大動蕩的旋渦之中。
與此同時，由於民族大遷徙和民族大雜居，出現了中國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這一時期，與漢族及其前身華夏族有著密切聯係的各族，他們出現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後，驟然間加快了民族融合的過程，紛紛離散聚合。
建立過政權的許多民族都紛紛與漢族融合。
此時，不論南方還是北方，民族之間雙向或多向的遷徙、對流，是這一時期民族融合的特點。
即一部分漢族往周邊去，周邊的少數民族往內地來。
在北方，史稱“五胡”的匈奴、鮮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紛至遝來，在黃河流域建立了許多政權。
這些民族政權，一般不管哪個民族居統治地位，大都與漢族世族階級相聯合;同時，在政權的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種形式的聯合。
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紛紛建立政權，一個最為直接的後果是:在中原地區形成了胡漢雜居的局麵，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決條件。這些民族在與漢族的長期雜居相處與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絲萬縷的聯係。
漸漸地，他們與漢族在經濟、文化、語言、服飾、姓氏、習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異逐漸縮小，與漢族逐漸融為一體。
如至北魏後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數民族已不見於史乘，柔然、吐穀渾、敕勒等也與漢族逐漸融合。
到隋朝統一黃河流域，從北方遷入中原的少數民族差不多都被漢族融合了，連鮮卑族也最終完成了漢化。
當然，在這一時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須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權後，為了鞏固統治，發展經濟，增強國力，他順應民族融合的發展趨勢，模仿漢政權建立了封建政治製度，實行了三長製、均田製，改胡姓為漢姓，改胡服為漢服，提倡胡漢聯姻。
其中均田製的推行，使北方經濟逐漸恢複和發展，有利於少數民族由遊牧生活向農耕生活的轉化，對民族融合產生了有力的促進作用。
遷都洛陽，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漢族先進文化，這大大加速了胡漢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漢以來，就有不少華夏或漢族大批進入蠻族區、西南夷及嶺南地區。
進入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族為了逃避戰亂和苛重的稅役，或遷往河西隴右，或隨晉室南遷而偏居江左，甚至在傳統的蠻、俚、僚、爨等族聚居區，也能看到他們的蹤跡。
與此同時，豫州蠻、荊、雍州蠻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調內地，成為南朝的編戶齊民。
通過這種雙向的、對流式的遷徙雜居，以及不間斷的武力征伐、聯姻結盟和左郡左縣的設置等多種渠道，南方地區漢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漢化現象也日漸普遍。
三國時，蜀漢與南中少數民族、孫吳與山越族加強了聯係，促進了當地的開發。
東漢以來，西北邊的少數民族匈奴、鮮卑、羯、氐、羌陸續內遷(“五胡亂華”)，與漢人錯居，並分建十六國政權，民族大遷徒衝垮胡漢界限。
各民族間的交流、交往加強;，漢胡漸漸融為一體，最終形成多民族一體化的新的共同體——唐人
當然，在這一融合的過程中，少不了各族人民共同反抗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
其次還有少數民族政治家的改革，為適應民族融合的趨勢，北魏教帝禁舊俗，行漢化，促進了鮮卑族及北方各族的封建化，促進了民族融合。
所以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中華民族大融合的第一次高潮，這為隋的統一提供了條件。
到了隋唐則是我國多民族國家發展的重要階段。
各民族迅速發展，對邊疆地區的開發作出了重要貢獻。
唐朝通過戰爭、和親、冊封、設管理機構等加強了與周邊各族的關係。
最終形成多民族一體化的新的共同體——“唐人”。
五代遼宋夏金元時期，民族融合進步加強，形成了中華民族大融合的第二次高潮。
自五代十國以後，曆史又進入一個大分裂、大混亂之後的大統一的遼宋夏金元時期。這一時期民族融合有兩個主要的特點: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權統治區域內進行，亦即主要在邊疆進行。
二是在北宋——遼——西夏、南宋——金——西夏對峙、紛爭、衝突與逐步走向統一的過程中，由於民族大遷徙而再次改變民族分別格局，從而促進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為元的空前統一奠定了基礎。
在宋的北部，遼夏金北族王朝的建立，促進了這一地區的民族融合。
建立遼的契丹源於鮮卑。
它是在東滅渤海，頻繁征伐迴鶻、新羅、吐蕃、黨項、室韋、沙陀、烏古等民族和不斷向南擴張而逐漸發展起來的。
隨著向南發展，遼治下的漢人日益增多，在與中原的衝突和交融之中，縮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後結果是形成了以漢文化為核心又帶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的遼文化。
西夏為黨項族所建，而黨項族又是以黨項羌為主體，吸收氐、羌、吐蕃以及西北地區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發展曾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民族融合過程。
西夏建國後，勢力迅速擴大，相繼與北宋、遼、金、南宋形成鼎立局麵，盛時轄今寧夏、陝北、甘肅西部和內蒙古的一部分，為我國西北部的開發、統一與西北民族融合作出了貢獻。
源於黑水靺鞨，崛起於東北的女真，滅遼亡宋建立了金。
金滅遼，承繼了遼文化，直接與漢文化相碰撞。尤其是在南下的過程中，金把大批俘獲的漢人遷往東北，又把大批的女真人遷出故地，散居契丹、漢人地區。
這種民族間的遷徙、雜處，同樣促進了民族融合與文化交流。
在宋的南部，吐蕃統治下的青藏高原諸部族，大理國統治下的烏蠻、白蠻等民族，南僚蠻諸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彼此間的融合以及與宋的交融。
這一時期，各大政治實體之間，在衝突與紛爭的同時，還通過遣使、朝貢、互市、聯姻等方式進行頻繁交往，進行更為廣泛的經濟文化交流。
其結果不僅有大量的少數民族融於漢族，還有不少的漢族融合於少數民族。
具體如契丹人在南宋時大批進入中原，至元代中葉已被元朝政府視同於漢人。
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所列漢人8種就有契丹人，元代後期“契丹”之名便逐漸消失了。
女真人的內遷從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沒有停止，特別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壓迫遷都汴京，內遷的女真人更多，約占女真人總數的一半。
他們與漢人錯雜而居，互為婚姻，改用漢姓，提倡儒學，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漸喪失。
元代統治者將女真人、漢人、契丹人同列為第三等級，政治待遇相同，這在客觀上消除了女真人與漢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漢化。
迨至元末，中原地區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漢族中了。
遼宋二金時期，由於民族政權對峙，民族戰爭不斷，民族偏見強烈，民族隔閡嚴，民族構成的演變步伐相對緩慢。
即使在同一政權統治下的各個民族之間，關係也相當緊張。
同時伴隨著封建製度向邊疆地區擴展，元的統一使民族融合進一步加強。
元朝以後，民族構成的變動相對固定下來。
雖然元曾把女真、契丹稱為“漢人”，但隻是暫時的和局部的。
元朝建立後，民分四等，實行嚴厲的民族分化和民族歧視政策。
到了之後的明清時期，民族構成的成份相對固定下來;
明朝與蒙古族、維吾爾族、藏族的聯係進一步加強，
明朝推行大漢族主義政策，民族關係頗為緊張。
清承明製，所不同的是清有理藩院管理少數民族。
清朝努力經營邊疆，使邊疆地區的經濟、文化獲得較大發展，國家統一更加鞏固。
清朝前期是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重要發展階段，形成了50多個民族。
滿清入關，滿漢民族矛盾尖銳。
元朝清朝雖由蒙滿不同民族所建，但都實行了具有較強烈色彩的民族歧視和壓迫政策，加深了各民族問的隔閡。
清代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鞏固的一個重要時期。較之前代，這時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波瀾壯闊，高潮迭起，並且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
首先，實現了滿族與漢族和其他民族之間大融合。
像是早在清軍入關，滿漢之間已經有了接觸。
同時清軍入關後，隨之滿族大批遷入關內，客觀上打破了滿漢之間的地域界線，形成了交錯雜居的局麵。
同時，為了鞏固統治，滿清統治者還主動尋求與漢族地主階級以及其他少數民族上層的聯合。
這樣，在多民族長期的雜居相處中，滿族因融入漢族和其他民族成分而日漸壯大。
同時，也有部分成員分離出去，融入其他民族。
這種血緣的交流，既有利於滿漢之間的融合，又密切了各兄弟民族間的關係。
其次，邊疆地區各民族的融合較前代有所加強。
清初，今天我國境內的55個少數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他們主要分別在邊疆地區，呈大雜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狀態。
清朝定鼎北京後，先後平定了準噶爾部的分裂活動和迴部大小和卓的叛亂，冊封了西藏宗教首領和派駐藏大臣，加強對邊疆地區的控製與管理。
這在客觀上，既加強了邊疆與內地的聯係，又有利於邊疆各民族間的融合。
如清代在對北部邊疆的經營與管理中，先是把散布在黑龍江、烏蘇裏江流域的赫哲、達斡爾、鄂倫春、鄂溫克等族遷入東北腹地。
接著，又經過多年的征戰，控製了蒙古高原及迤西地區，推行“盟旗製度”，以統治歸附的蒙古各部。
同時，內地漢族人民因戰亂、災荒、饑饉等諸多原因，亦大量流入北部邊疆，與他族雜居。
這種不同民族成分之間的輾轉流動與交錯雜居，在北方廣闊的地區，掀起了以漢、滿、蒙古的融合為核心，維吾爾、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等族也紛紛卷入的民族融合高潮。
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清統治和抗擊列強入侵中，增強了彼此間的凝聚、交往和融合。
滿族貴族在入關之初，曾推行過圈地、投充、剃發等一係列擾民政策，在南下剪除南明政權、平定“三藩”戰爭中，八旗軍也曾擾害漢民。
這些政策，曾一度激起階級對立和各族反抗，客觀上使各民族人民在共同反抗清統治中加強了聯係。
清後期，統治日益腐朽，列強紛紛染指中國，狼煙四起，邊患頻仍，民族危機加深。
在內憂外患交相逼迫的情況下，在患難與共的鬥爭中，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與聯合，加強了各民族的凝聚與融合。
我國曆史上突出的民族融合時期有三次。
當然，中華民族在古代長期民族融合的曆史進程中，曾出現過三次大分裂、四次大統一的局麵，在分分合合的過程中，曾出現過三次民族大融合的高潮
像是三次大分裂，分別是東漢末年，各軍事集團不斷進行混戰，導致分裂，形成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和唐朝中期以後藩鎮節度使勢力的發展，形成五代十國的短期分裂局麵。
以及兩宋時期，民族矛盾激化，形成北宋、遼、夏對峙和南宋、金、蒙古對峙的分裂局麵。
四次大統一則是，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滅六國，統一全國。
280年，西晉滅吳，統一全國。
589年，隋滅陳，統一全國。
1279年，元朝消滅南宋的殘餘勢力，統一全國。
而我國曆史上各民族大融合的三個高潮是。
第一次:春秋時期，諸侯爭霸，華夏族在戰爭中與其他少數民族接觸頻繁，促進民族融合並形成第一次民族融合高潮。
第二次: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蜀國堅持搞好與西南少數民族的關係;吳國漢族和山越族共同生產，開發江南。
東晉時，匈奴、鮮卑、羯、氐、羌族內遷;北魏統一黃河流域，民族大融合趨勢出現。
第三次:遼、宋、夏、金、元時期，少數民族接受漢族封建文化，在加速自身封建化進程的同時，也促進了民族大融合。
特別是元的統一，使民族融合進一步加強，並且出現了新的民族——迴族。
至於民族融合主要途徑，生產鬥爭促進融合，
聯合鬥爭，階級鬥爭促進融合(各族人民共同反壓迫反剝削鬥爭:班超幫助西域各族擺脫匈奴的奴役，反西晉的鬥爭，反前秦的統治等)說到底是階級鬥爭，各族人民聯合起來，共同反對統治者的剝削和壓迫，使民族聯係更加密切。
社會改革促進融合(統治政權強製推動:秦始皇移民於邊地，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等)
還有“和親”促進融合(政權間的友好、和好:文成公主入藏，唐蕃“和同一家”)
當然也少不了戰爭促進融合，國家統一促進融合(中央政府的統一管轄:漢、唐、元、清的大一統局麵等)
物質文化的交流:農牧業、手工業、先進生產工具、經驗技術、土特產等。
民族間的雜居、通婚:元朝民族分化政策中的“漢人”等。
通貢，指貢品賞賜，如:靺鞨對唐朝納貢，宋送給遼、西夏、金歲幣。
邊疆貿易，如:北宋與遼、夏邊境的榷場，明與韃靼邊境的互市。
會盟，如:唐蕃會盟，澶淵之盟。
冊封，如:唐對西突厥、迴紇、南詔首領的冊封，清對西藏喇嘛教首領的冊封。
設機構管轄，如:西域都護、安西都護府、北庭都護府、宣政院、理藩院、駐藏大臣等機構的設置。
民族遷徙。魏晉以來，一些少數民族大批內遷，他們和北方漢族人民雜居相處;秦朝時內地人民遷徒到河套;中原人民遷徒到珠江流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人民南遷江南地區等等。
友好交往。特別是在我國古代的大統一的局麵下，在和平的環境中友好相處，融合加速。
少數民族統治者改革。魏孝文帝的改革，大大加速了民族融合。
統治者實行開明的民族政策。
兼並戰爭，促進民族融合。春秋時在諸侯爭霸過程中，大國兼並小國，諸侯國逐漸減少，華夏族和其他各族接觸頻繁。
而影響和促成民族融合的相關因素及民族融合的途徑
(一)互補互惠的族際經濟聯係與民族融合。
經濟關係是民族間的基本關係和必然聯係，所以，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要受經濟發展規律支配的。
在服從經濟支配的前提下，民族融合自身也是有規律可循的。
基於生態環境和社會傳統的多樣性，曆史上我國各民族傳統經濟區域呈現為南北三個發展帶和農耕、畜牧兩個大的經濟區。
從南北方向看，秦嶺，淮河以南是以漢族為主體經營的水田農業發展帶，秦嶺，淮河以北至秦長城是以漢族為主體經營的旱地農業發展帶，而秦長城以北是曆史上以北方民族為主體經營的遊牧和狩獵經濟發展帶。
從經濟區來說，西部和西北部遊牧民族活動的中心，是傳統的畜牧經濟區。
黃河中下遊和長江中下遊及其以南地區，是發達的農耕經濟區。
不同的經濟類型具有一定的互補性。
一般而言，農耕民族以種植業為主，兼養家畜，經濟穩定，基本上能夠滿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也向往遊牧民族優質的畜產品。
遊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放牧牛羊，畜群為主要的生產資料，產品相對單一，需要與農耕民族進行頻繁的交換，換取農產品和手工業品，以補生活之需。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曆史發展的任何時期，兩大河中下遊發達的農耕經濟，一直對周邊地區各族群起著凝聚和核心的作用，產生出很強的吸引力和“向心力”。
這種農業文明蘊藏的力量，使許多進入漢區農業社會裏的民族，不同程度地融入漢族之中。
曆史上，我國各民族間的經濟交往是多層麵、多途徑的。
總體而觀，至少包括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官方層，如移民實邊和屯墾、“馬絹互市”和“茶馬貿易”。
第二個層次除了跨地區的民間貿易以外，更主要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互利。
無論在任何時期，即使在分裂和戰爭年代，在這兩個層麵上互通有無的經濟聯係，也未曾中斷過。這是漢族與各民族人民經濟聯係的紐帶，也是各族間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重要經濟基礎。
(二)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認同與民族融合
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曆史長河中，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認同，從來沒有停止過。
先秦時期，華夏文化自誕生之日起，就不斷地輻射、膨脹，吸收新鮮血液，為秦漢“天下為一，萬裏同風”的大一統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礎。
自漢以後，儒、釋、道相互融合，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
魏晉南北朝時期，遊牧或半遊半牧民族的“胡”文化與中原農耕民族的“漢”文化激蕩交匯，在衝突中走向融合。
隋唐時期，統治者提倡“華夷一家”，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與滲透，提供了寬鬆融洽的氣氛。
宋遼夏金元時期，各民族文化又在震蕩迭起的曆史巨變中，經受了進一步的鍛造。
明清，中華文化係統內再次出現各民族文化整合的高潮。
就這樣，經過悠悠數千年的不斷碰撞和交融，中華傳統文化形成了一個多源匯聚的龐大體係。在這個兼收並蓄、兼容並包的思想文化體係中，大一統思想成為民族融合的精神動力，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理念和精神是民族融合的基礎，中原文化與“四夷”文化的交融，是實現民族融合的途徑。
考察中國古代史，雖然不乏征戰、分裂的曆史真實，雖然封建統治者多有“夷夏之別”的觀念和大民族主義思想的桎梏，然而，“華夷一家”的大一統思想和中國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一直是民族融合的精神動力。
大一統思想萌芽、發展於先秦，在秦漢的政治實踐中得到實現，經魏晉南北朝的正統之爭，逐步實現南北文化思想的認同。
之後，進入了大發展的時期，至清發展成為中華整體的觀念。這種思想體係，表現在認識和處理民族關係上就是“華夷一統”、“華夷一家”、“夷夏一家”，體現在文化中就是“和”、“合”精神，具體又通過“懷柔”、“羈糜”等對邊疆民族政策得到實踐。
它的推行，有利於衝破民族畛域，推動了中華民族的融合。
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礎。
理念的趨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質走向一致，民族的認同感由此而產生。
故作為意識形態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決定性作用。眾所周知，我國的曆朝統治者，都自視是作為文明標誌的“禮”的承載者，負有對萬民教化的責任。
統治者通過官學、科舉等製度，把自己的意識形態推廣到各地各民族。
儒學在漢朝成為國家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宋朝以後，由於進一步係統化、世俗化、平民化，成為官民之間、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強大的整合力量。
(三)各民族遷徙雜居與民族融合。
中國各民族自身發展與彼此關係的日趨密切，與曆史上的民族遷徙和人口流動密切相關。
換言之，正是通過不同民族間的輾轉流動與交錯雜居局麵的形成，才可能有經濟文化的頻繁交往和彼此感情的溝通，才可能有更為廣泛的民族融合。
所以，民族遷徙是影響民族融合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國古代民族種類繁多，彼此間融合兼並，興衰嬗變，有分有合，情況極為複雜。
一般而言，漢族及其先民以黃河和長江為搖籃，崛起於中原大地，從很早的古代起，就向四方遷徙，波浪式地從點到線、從線到麵，與周圍各民族和睦相處。
少數民族很早就散居四方，如春秋戰國時期，東方九夷、南方苗蠻、西方氐羌、北方戎狄及東北肅鎮等民族群體，競相登上曆史舞台，與漢族交往頻繁。
中國曆史上的各民族，在空間上的變動表現為民族遷徙或民族分布，在時間上的變動則表現為民族的演變過程。
而任何一個民族的聚合與離散，原因都是多方麵的。
譬如黃河上遊的羌戎族群，自先秦兩漢至唐宋，持續不斷向東西南北四方擴散，既有來自羌戎各族群內部社會進化、拓展生存與發展空間的原因，也有來自外部，諸如來自中原王朝和漢族的滲透擴張以及來自北方各遊牧民族不斷南下所形成的巨大壓力的因素。
擴散的方式與途徑，或逐水草而流動，或舉族內遷，或拓土移民，或被他族擄去。
所以，我們必須在多民族曆史宏觀進程的框架中，去把握曆史上民族遷徙與民族融合的相互關係。
民族的分布與遷徙是一個異常複雜的動態演變過程。
從民族關係史的視角而言，寇邊與攘夷、內附與反叛、和親與征討、互市與封鎖、懷柔與威服、相互安惠與兵戎相向，都是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衝突與聚合的不同表現形態。
從民族曆史發展的縱向上看，商周開拓邊地，秦漢移民戍邊，東晉五胡問鼎中原，南北朝隋唐民族大融合，五代以降，契丹女真南下，蒙古族滿族入主中原，以及因戰爭和各種社會、曆史、自然因素的影響，致使各民族間的匯聚、分解、融合時有發生。
正是因為這種動態的民族遷徙，總是不斷地衝破民族界線，打破民族間的隔絕狀態，為各民族深層次交往和真正的文化溝通，為各民族間的相互融合和同化創造了條件，加快了民族融合的進程。
(四)族際通婚與民族融合。
從生物基礎和血統上講，由於族際通婚，世界上純而又純的民族是很少見的。
所以，國際學術界常把族際通婚作為民族融合的一個重要指標。
中國曆史上族際通婚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
漢文化在發展中形成的“天下觀”和“族群觀”，中原漢族在看待邊緣地帶的民族時，看重的是他們的“文化”動態取向，忽視的是體質方麵的差異，對族際通婚沒有采取歧視和排斥的態度，而是采取寬容的態度，再加上漢族在文化技術方麵的先進，吸引了許多少數民族與漢族通婚。
同時，無論哪一個王朝，一旦進入中原立足或成為統一中國的正統皇帝，為了得到各族民眾的支持，都或早或遲地鼓勵民族間的通婚。
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個重要方麵。
提到通婚，誰都會聯想到曆史上的和親。
和親，作為中國曆史上各民族、各政權首領間為平衡彼此政治關係而締結的一種姻親關係，從漢代絕唱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到滿洲貴族與蒙古王公聯姻，不下數百例。
在和親過程中，戰爭與和平的交替，權謀與友誼的糅合，戰爭與愛情的衝突，漢風與番俗的差異，無數次扣響人們的心弦，釀就了太多的悲喜劇。
就其曆史作用，史家各有說道，但在以下兩點人們的看法基本一致。
首先，和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幹戈為玉帛，避免民族衝突和戰爭，緩和民族矛盾，衝淡了民族偏見，增進了民族情感。
如由於漢朝與匈奴的和親的影響，至漢末魏初，入居塞內的匈奴人已有不少改姓劉，理由是從母姓。
那時匈奴酋帥改姓劉的目的，是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以便在漢人中產生某種親近感和感召力。
其次，有利於推動民族融合與同化。
隨著和親的締結，姻親關係的確立，聯姻雙方即建立了翁婿、舅甥、兄弟關係，這不僅在血緣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同時，和親過程中諸政權間建立的聘問、朝貢、饋贈、賀旦、互市等廣泛交往，周邊民族在潛移默化中，漸染華風，加速了漢化。
尤其是質子，他們習漢語、漢文、漢儀，與漢族顯宦名士交遊，漢化速度最快。
他們迴本部後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民族融合與民族同化問題。
民族融合是中國曆史上的進步現象，對於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對於多民族封建國家由分裂走向統一都有重要的作用。
而民族同化有別於民族融合，它不是自願的、水到渠成的，而是強迫性的、灌注式的。
這種現象在我國曆史上，也是屢見不鮮的。具體情況大致如下:
(1)擄掠其他民族為奴隸和農奴，同化於本民族。
(2)通過征服采取強製辦法進行同化。
(3)因改朝換代，為避免殘酷的民族壓迫而改變民族成分。
(4)以政治暴力強迫遷徙而同化。
我們對於民族同化所使用的政治強製手段是不讚成的，有些結果也是應該反對的，但它卻是社會發展中不可避免的現象。
我們在理解曆史上複雜多變的民族關係時，不能把融合與同化等同看待，要看到二者之間的區別;也不能把二者絕對地割裂開來，要辯證地看待。
因為在中華民族的統一體中，存在著多層次的多元格局，各個層次多元關係又存在著分分合合的動態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種情況。
民族戰爭與民族融合問題。
中國曆史上各民族間並不都是雍雍穆穆，相安無事的，他們之間有交往，也有矛盾與紛爭。曆史上的民族關係是複雜的，它不僅表現在和平相處上，也表現在戰爭上，要充分地看到，在融合中有鬥爭，在鬥爭中有融合。
在分析民族之間的戰爭時，不能站在某一個民族的立場上，簡單地以“侵略”與“反侵略”來作出判斷，而應站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立場上，客觀地加以分析。
因為，民族戰爭作為民族矛盾鬥爭的最高形式，它有破壞性和給人民帶來災難的一麵;同時，有些民族戰爭的結果，往往是掠奪的終止，和平、和親、交融的繼續。尤其是遠距離、大規模、長時間的文化交流，隻靠商販和使節是不夠的，還得用武力來打通道路並確保安全。
當然，我們還應該看到戰爭是短暫的，各民族之間相互吸收、互相依存、逐漸接近，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共同反抗階級壓迫和外來侵略，構成了民族融合的基礎和我國民族關係的主要內容。
民族融合與國家分裂問題。
我國多民族國家的曆史，經曆了由小到大，由分裂到統一，再分裂再統一的過程。
國家統一是主要趨勢:從時間上看，合長於分;從空間上看，合的範圍不斷擴大;從程度上看，合的穩定性越來越大。
即使是在幾次民族大分裂時期，從表麵上來看，社會局麵是“分”了，但從社會內部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來看，則漸漸地“合”了。
而在諸多使統一能夠成為主要趨勢的原因中，民族融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為，正是由於曆史上不間斷的民族融合，使得各民族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民族凝聚力不斷增強，曆史文化認同不斷擴大和演化，才有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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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時也是一部多民族不斷融合、各民族構成不斷變動的曆史。
這首先要追溯到先秦時期的民族融合——華夏—漢民族的形成
早在原始社會就存在中原地區的炎帝族、黃帝族，東方地區的夷族，後來炎黃融合，逐步形成夏商周時期的華夏族。
中華民族的孕育時代，也就是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遷徙、大融合的時代。
據傳說和考古發掘，炎黃時代至堯、舜、禹時期，黃河中遊的炎、黃兩大部落，不斷地碰撞融合，結成聯盟向東推進，戰勝了以泰山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團，建立起號令黃河流域各部落的大聯盟，並擊敗江漢流域的苗蠻集團，成為可追溯的中國早期民族融合的核心。
所以，我們說，黃河中下遊是華夏文明的搖籃和發祥地，是華夏族肇興的腹地。
可以說華夏族就是漢民族的前身。
因此“華夏”一詞常被用以區別中原地區的民族與其周邊的民族(即蠻夷戎狄)，然而，華夏族實際上也並非全為中原之旅。
它融夏、商、周三族初具雛形之後，就像滔滔東注的長江，涵化萬水，匯合百川，最後形成一個龐大的民族集團。
大體在周代，在這個族體中，既有涵蓋了共同尊奉黃帝為始祖的夏、商、周三族的“華人”，又有華夏化了的戎人、氏人和夷人。
到了後麵春秋、戰國時期，民族融合進一步發展。
當時，中原地區“華夷”逐漸走向一體，內遷異族已被華夏吸收、融合。
中原四周，齊、魯吞並諸夷，秦霸西戎，楚征服統一諸蠻，邊疆地區民族融合、兼並的速度也在加快。
而華夏諸侯經過激烈的兼並、分化、吸收、統一，到戰國時期隻剩下齊、燕、韓、趙、魏等幾個大國和在它們夾縫中的幾個小國了。
即使是原來被稱為“蠻夷”的秦、楚已同被稱為“諸夏”或“中國”，與周邊各族出現了進一步融合的趨勢。
地區性的局部統一，為華夏一統奠定了基礎，也為以華夏族為核心的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舞台。
先秦時期，華夏族產生，華夏族與蠻夷戎狄混融;諸侯國的兼並戰爭，加強了華夏族與周邊民族的聯係華夏族和其他各族接觸頻繁，促進了邊地的開墾，促進了民族融合。
到後麵秦統一中國後，中國境內各民族被包容進來，“秦人”成為中華民族的代名詞，威震海內外，甚至為遙遠的歐洲所熟知。
總之，這一時期，中原大地及其周邊各族，不斷地凝聚、兼並、擴張，融合成一個新的民族——華夏族。
華夏族自誕生之日起，又以遷徙、聚合、民族戰爭等諸多方式，頻頻與周邊各民族碰撞、交流，不斷吸收新鮮血液，像滾雪球一樣不斷地融入眾多非華夏族的氏族和部落。
這樣，以華夏族為核心，在中國的腹心地區進行的民族融合，是為這一時期民族融合的重要特點。
……
眾所周知，秦漢時期，秦朝擊匈奴，征越族、移民生產、建立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
兩漢經營邊事，如反擊匈奴、派人出使西城、在西南地區設郡倒等，加強了各民族之間的聯係。
秦漢開創了中國二千多年大統一的政治格局，四百餘年間，國家安定，政治統一，民族構成的變動相對穩定，初步形成了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
兩漢時期，由“秦人”易稱為“漢人”。
民族界限比較清晰，民族偏見比較濃烈，民族隔閡的壁壘重新築成，以至於出現了“匈奴未滅，無以家為”等非要消滅匈奴族不可的民族意識。
至於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這是古代民族構成變動史上又一次劇烈變動時期。
因為自東漢末年，由於政治的日益腐敗，統一的多民族大帝國分崩離析。
之後，曆三國和西晉的短暫統一，又出現了東晉十六國並立和南北朝對峙的局麵。
在這政權分裂、戰亂頻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國社會處於一個巨大動蕩的旋渦之中。
與此同時，由於民族大遷徙和民族大雜居，出現了中國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這一時期，與漢族及其前身華夏族有著密切聯係的各族，他們出現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後，驟然間加快了民族融合的過程，紛紛離散聚合。
建立過政權的許多民族都紛紛與漢族融合。
此時，不論南方還是北方，民族之間雙向或多向的遷徙、對流，是這一時期民族融合的特點。
即一部分漢族往周邊去，周邊的少數民族往內地來。
在北方，史稱“五胡”的匈奴、鮮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紛至遝來，在黃河流域建立了許多政權。
這些民族政權，一般不管哪個民族居統治地位，大都與漢族世族階級相聯合;同時，在政權的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種形式的聯合。
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紛紛建立政權，一個最為直接的後果是:在中原地區形成了胡漢雜居的局麵，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決條件。這些民族在與漢族的長期雜居相處與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絲萬縷的聯係。
漸漸地，他們與漢族在經濟、文化、語言、服飾、姓氏、習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異逐漸縮小，與漢族逐漸融為一體。
如至北魏後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數民族已不見於史乘，柔然、吐穀渾、敕勒等也與漢族逐漸融合。
到隋朝統一黃河流域，從北方遷入中原的少數民族差不多都被漢族融合了，連鮮卑族也最終完成了漢化。
當然，在這一時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須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權後，為了鞏固統治，發展經濟，增強國力，他順應民族融合的發展趨勢，模仿漢政權建立了封建政治製度，實行了三長製、均田製，改胡姓為漢姓，改胡服為漢服，提倡胡漢聯姻。
其中均田製的推行，使北方經濟逐漸恢複和發展，有利於少數民族由遊牧生活向農耕生活的轉化，對民族融合產生了有力的促進作用。
遷都洛陽，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漢族先進文化，這大大加速了胡漢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漢以來，就有不少華夏或漢族大批進入蠻族區、西南夷及嶺南地區。
進入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族為了逃避戰亂和苛重的稅役，或遷往河西隴右，或隨晉室南遷而偏居江左，甚至在傳統的蠻、俚、僚、爨等族聚居區，也能看到他們的蹤跡。
與此同時，豫州蠻、荊、雍州蠻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調內地，成為南朝的編戶齊民。
通過這種雙向的、對流式的遷徙雜居，以及不間斷的武力征伐、聯姻結盟和左郡左縣的設置等多種渠道，南方地區漢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漢化現象也日漸普遍。
三國時，蜀漢與南中少數民族、孫吳與山越族加強了聯係，促進了當地的開發。
東漢以來，西北邊的少數民族匈奴、鮮卑、羯、氐、羌陸續內遷(“五胡亂華”)，與漢人錯居，並分建十六國政權，民族大遷徒衝垮胡漢界限。
各民族間的交流、交往加強;，漢胡漸漸融為一體，最終形成多民族一體化的新的共同體——唐人
當然，在這一融合的過程中，少不了各族人民共同反抗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
其次還有少數民族政治家的改革，為適應民族融合的趨勢，北魏教帝禁舊俗，行漢化，促進了鮮卑族及北方各族的封建化，促進了民族融合。
所以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中華民族大融合的第一次高潮，這為隋的統一提供了條件。
到了隋唐則是我國多民族國家發展的重要階段。
各民族迅速發展，對邊疆地區的開發作出了重要貢獻。
唐朝通過戰爭、和親、冊封、設管理機構等加強了與周邊各族的關係。
最終形成多民族一體化的新的共同體——“唐人”。
五代遼宋夏金元時期，民族融合進步加強，形成了中華民族大融合的第二次高潮。
自五代十國以後，曆史又進入一個大分裂、大混亂之後的大統一的遼宋夏金元時期。這一時期民族融合有兩個主要的特點: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權統治區域內進行，亦即主要在邊疆進行。
二是在北宋——遼——西夏、南宋——金——西夏對峙、紛爭、衝突與逐步走向統一的過程中，由於民族大遷徙而再次改變民族分別格局，從而促進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為元的空前統一奠定了基礎。
在宋的北部，遼夏金北族王朝的建立，促進了這一地區的民族融合。
建立遼的契丹源於鮮卑。
它是在東滅渤海，頻繁征伐迴鶻、新羅、吐蕃、黨項、室韋、沙陀、烏古等民族和不斷向南擴張而逐漸發展起來的。
隨著向南發展，遼治下的漢人日益增多，在與中原的衝突和交融之中，縮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後結果是形成了以漢文化為核心又帶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的遼文化。
西夏為黨項族所建，而黨項族又是以黨項羌為主體，吸收氐、羌、吐蕃以及西北地區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發展曾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民族融合過程。
西夏建國後，勢力迅速擴大，相繼與北宋、遼、金、南宋形成鼎立局麵，盛時轄今寧夏、陝北、甘肅西部和內蒙古的一部分，為我國西北部的開發、統一與西北民族融合作出了貢獻。
源於黑水靺鞨，崛起於東北的女真，滅遼亡宋建立了金。
金滅遼，承繼了遼文化，直接與漢文化相碰撞。尤其是在南下的過程中，金把大批俘獲的漢人遷往東北，又把大批的女真人遷出故地，散居契丹、漢人地區。
這種民族間的遷徙、雜處，同樣促進了民族融合與文化交流。
在宋的南部，吐蕃統治下的青藏高原諸部族，大理國統治下的烏蠻、白蠻等民族，南僚蠻諸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彼此間的融合以及與宋的交融。
這一時期，各大政治實體之間，在衝突與紛爭的同時，還通過遣使、朝貢、互市、聯姻等方式進行頻繁交往，進行更為廣泛的經濟文化交流。
其結果不僅有大量的少數民族融於漢族，還有不少的漢族融合於少數民族。
具體如契丹人在南宋時大批進入中原，至元代中葉已被元朝政府視同於漢人。
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所列漢人8種就有契丹人，元代後期“契丹”之名便逐漸消失了。
女真人的內遷從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沒有停止，特別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壓迫遷都汴京，內遷的女真人更多，約占女真人總數的一半。
他們與漢人錯雜而居，互為婚姻，改用漢姓，提倡儒學，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漸喪失。
元代統治者將女真人、漢人、契丹人同列為第三等級，政治待遇相同，這在客觀上消除了女真人與漢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漢化。
迨至元末，中原地區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漢族中了。
遼宋二金時期，由於民族政權對峙，民族戰爭不斷，民族偏見強烈，民族隔閡嚴，民族構成的演變步伐相對緩慢。
即使在同一政權統治下的各個民族之間，關係也相當緊張。
同時伴隨著封建製度向邊疆地區擴展，元的統一使民族融合進一步加強。
元朝以後，民族構成的變動相對固定下來。
雖然元曾把女真、契丹稱為“漢人”，但隻是暫時的和局部的。
元朝建立後，民分四等，實行嚴厲的民族分化和民族歧視政策。
到了之後的明清時期，民族構成的成份相對固定下來;
明朝與蒙古族、維吾爾族、藏族的聯係進一步加強，
明朝推行大漢族主義政策，民族關係頗為緊張。
清承明製，所不同的是清有理藩院管理少數民族。
清朝努力經營邊疆，使邊疆地區的經濟、文化獲得較大發展，國家統一更加鞏固。
清朝前期是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重要發展階段，形成了50多個民族。
滿清入關，滿漢民族矛盾尖銳。
元朝清朝雖由蒙滿不同民族所建，但都實行了具有較強烈色彩的民族歧視和壓迫政策，加深了各民族問的隔閡。
清代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鞏固的一個重要時期。較之前代，這時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波瀾壯闊，高潮迭起，並且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
首先，實現了滿族與漢族和其他民族之間大融合。
像是早在清軍入關，滿漢之間已經有了接觸。
同時清軍入關後，隨之滿族大批遷入關內，客觀上打破了滿漢之間的地域界線，形成了交錯雜居的局麵。
同時，為了鞏固統治，滿清統治者還主動尋求與漢族地主階級以及其他少數民族上層的聯合。
這樣，在多民族長期的雜居相處中，滿族因融入漢族和其他民族成分而日漸壯大。
同時，也有部分成員分離出去，融入其他民族。
這種血緣的交流，既有利於滿漢之間的融合，又密切了各兄弟民族間的關係。
其次，邊疆地區各民族的融合較前代有所加強。
清初，今天我國境內的55個少數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他們主要分別在邊疆地區，呈大雜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狀態。
清朝定鼎北京後，先後平定了準噶爾部的分裂活動和迴部大小和卓的叛亂，冊封了西藏宗教首領和派駐藏大臣，加強對邊疆地區的控製與管理。
這在客觀上，既加強了邊疆與內地的聯係，又有利於邊疆各民族間的融合。
如清代在對北部邊疆的經營與管理中，先是把散布在黑龍江、烏蘇裏江流域的赫哲、達斡爾、鄂倫春、鄂溫克等族遷入東北腹地。
接著，又經過多年的征戰，控製了蒙古高原及迤西地區，推行“盟旗製度”，以統治歸附的蒙古各部。
同時，內地漢族人民因戰亂、災荒、饑饉等諸多原因，亦大量流入北部邊疆，與他族雜居。
這種不同民族成分之間的輾轉流動與交錯雜居，在北方廣闊的地區，掀起了以漢、滿、蒙古的融合為核心，維吾爾、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等族也紛紛卷入的民族融合高潮。
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清統治和抗擊列強入侵中，增強了彼此間的凝聚、交往和融合。
滿族貴族在入關之初，曾推行過圈地、投充、剃發等一係列擾民政策，在南下剪除南明政權、平定“三藩”戰爭中，八旗軍也曾擾害漢民。
這些政策，曾一度激起階級對立和各族反抗，客觀上使各民族人民在共同反抗清統治中加強了聯係。
清後期，統治日益腐朽，列強紛紛染指中國，狼煙四起，邊患頻仍，民族危機加深。
在內憂外患交相逼迫的情況下，在患難與共的鬥爭中，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與聯合，加強了各民族的凝聚與融合。
我國曆史上突出的民族融合時期有三次。
當然，中華民族在古代長期民族融合的曆史進程中，曾出現過三次大分裂、四次大統一的局麵，在分分合合的過程中，曾出現過三次民族大融合的高潮
像是三次大分裂，分別是東漢末年，各軍事集團不斷進行混戰，導致分裂，形成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和唐朝中期以後藩鎮節度使勢力的發展，形成五代十國的短期分裂局麵。
以及兩宋時期，民族矛盾激化，形成北宋、遼、夏對峙和南宋、金、蒙古對峙的分裂局麵。
四次大統一則是，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滅六國，統一全國。
280年，西晉滅吳，統一全國。
589年，隋滅陳，統一全國。
1279年，元朝消滅南宋的殘餘勢力，統一全國。
而我國曆史上各民族大融合的三個高潮是。
第一次:春秋時期，諸侯爭霸，華夏族在戰爭中與其他少數民族接觸頻繁，促進民族融合並形成第一次民族融合高潮。
第二次: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蜀國堅持搞好與西南少數民族的關係;吳國漢族和山越族共同生產，開發江南。
東晉時，匈奴、鮮卑、羯、氐、羌族內遷;北魏統一黃河流域，民族大融合趨勢出現。
第三次:遼、宋、夏、金、元時期，少數民族接受漢族封建文化，在加速自身封建化進程的同時，也促進了民族大融合。
特別是元的統一，使民族融合進一步加強，並且出現了新的民族——迴族。
至於民族融合主要途徑，生產鬥爭促進融合，
聯合鬥爭，階級鬥爭促進融合(各族人民共同反壓迫反剝削鬥爭:班超幫助西域各族擺脫匈奴的奴役，反西晉的鬥爭，反前秦的統治等)說到底是階級鬥爭，各族人民聯合起來，共同反對統治者的剝削和壓迫，使民族聯係更加密切。
社會改革促進融合(統治政權強製推動:秦始皇移民於邊地，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等)
還有“和親”促進融合(政權間的友好、和好:文成公主入藏，唐蕃“和同一家”)
當然也少不了戰爭促進融合，國家統一促進融合(中央政府的統一管轄:漢、唐、元、清的大一統局麵等)
物質文化的交流:農牧業、手工業、先進生產工具、經驗技術、土特產等。
民族間的雜居、通婚:元朝民族分化政策中的“漢人”等。
通貢，指貢品賞賜，如:靺鞨對唐朝納貢，宋送給遼、西夏、金歲幣。
邊疆貿易，如:北宋與遼、夏邊境的榷場，明與韃靼邊境的互市。
會盟，如:唐蕃會盟，澶淵之盟。
冊封，如:唐對西突厥、迴紇、南詔首領的冊封，清對西藏喇嘛教首領的冊封。
設機構管轄，如:西域都護、安西都護府、北庭都護府、宣政院、理藩院、駐藏大臣等機構的設置。
民族遷徙。魏晉以來，一些少數民族大批內遷，他們和北方漢族人民雜居相處;秦朝時內地人民遷徒到河套;中原人民遷徒到珠江流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人民南遷江南地區等等。
友好交往。特別是在我國古代的大統一的局麵下，在和平的環境中友好相處，融合加速。
少數民族統治者改革。魏孝文帝的改革，大大加速了民族融合。
統治者實行開明的民族政策。
兼並戰爭，促進民族融合。春秋時在諸侯爭霸過程中，大國兼並小國，諸侯國逐漸減少，華夏族和其他各族接觸頻繁。
而影響和促成民族融合的相關因素及民族融合的途徑
(一)互補互惠的族際經濟聯係與民族融合。
經濟關係是民族間的基本關係和必然聯係，所以，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要受經濟發展規律支配的。
在服從經濟支配的前提下，民族融合自身也是有規律可循的。
基於生態環境和社會傳統的多樣性，曆史上我國各民族傳統經濟區域呈現為南北三個發展帶和農耕、畜牧兩個大的經濟區。
從南北方向看，秦嶺，淮河以南是以漢族為主體經營的水田農業發展帶，秦嶺，淮河以北至秦長城是以漢族為主體經營的旱地農業發展帶，而秦長城以北是曆史上以北方民族為主體經營的遊牧和狩獵經濟發展帶。
從經濟區來說，西部和西北部遊牧民族活動的中心，是傳統的畜牧經濟區。
黃河中下遊和長江中下遊及其以南地區，是發達的農耕經濟區。
不同的經濟類型具有一定的互補性。
一般而言，農耕民族以種植業為主，兼養家畜，經濟穩定，基本上能夠滿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也向往遊牧民族優質的畜產品。
遊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放牧牛羊，畜群為主要的生產資料，產品相對單一，需要與農耕民族進行頻繁的交換，換取農產品和手工業品，以補生活之需。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曆史發展的任何時期，兩大河中下遊發達的農耕經濟，一直對周邊地區各族群起著凝聚和核心的作用，產生出很強的吸引力和“向心力”。
這種農業文明蘊藏的力量，使許多進入漢區農業社會裏的民族，不同程度地融入漢族之中。
曆史上，我國各民族間的經濟交往是多層麵、多途徑的。
總體而觀，至少包括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官方層，如移民實邊和屯墾、“馬絹互市”和“茶馬貿易”。
第二個層次除了跨地區的民間貿易以外，更主要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互利。
無論在任何時期，即使在分裂和戰爭年代，在這兩個層麵上互通有無的經濟聯係，也未曾中斷過。這是漢族與各民族人民經濟聯係的紐帶，也是各族間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重要經濟基礎。
(二)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認同與民族融合
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曆史長河中，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認同，從來沒有停止過。
先秦時期，華夏文化自誕生之日起，就不斷地輻射、膨脹，吸收新鮮血液，為秦漢“天下為一，萬裏同風”的大一統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礎。
自漢以後，儒、釋、道相互融合，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
魏晉南北朝時期，遊牧或半遊半牧民族的“胡”文化與中原農耕民族的“漢”文化激蕩交匯，在衝突中走向融合。
隋唐時期，統治者提倡“華夷一家”，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與滲透，提供了寬鬆融洽的氣氛。
宋遼夏金元時期，各民族文化又在震蕩迭起的曆史巨變中，經受了進一步的鍛造。
明清，中華文化係統內再次出現各民族文化整合的高潮。
就這樣，經過悠悠數千年的不斷碰撞和交融，中華傳統文化形成了一個多源匯聚的龐大體係。在這個兼收並蓄、兼容並包的思想文化體係中，大一統思想成為民族融合的精神動力，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理念和精神是民族融合的基礎，中原文化與“四夷”文化的交融，是實現民族融合的途徑。
考察中國古代史，雖然不乏征戰、分裂的曆史真實，雖然封建統治者多有“夷夏之別”的觀念和大民族主義思想的桎梏，然而，“華夷一家”的大一統思想和中國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一直是民族融合的精神動力。
大一統思想萌芽、發展於先秦，在秦漢的政治實踐中得到實現，經魏晉南北朝的正統之爭，逐步實現南北文化思想的認同。
之後，進入了大發展的時期，至清發展成為中華整體的觀念。這種思想體係，表現在認識和處理民族關係上就是“華夷一統”、“華夷一家”、“夷夏一家”，體現在文化中就是“和”、“合”精神，具體又通過“懷柔”、“羈糜”等對邊疆民族政策得到實踐。
它的推行，有利於衝破民族畛域，推動了中華民族的融合。
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礎。
理念的趨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質走向一致，民族的認同感由此而產生。
故作為意識形態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決定性作用。眾所周知，我國的曆朝統治者，都自視是作為文明標誌的“禮”的承載者，負有對萬民教化的責任。
統治者通過官學、科舉等製度，把自己的意識形態推廣到各地各民族。
儒學在漢朝成為國家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宋朝以後，由於進一步係統化、世俗化、平民化，成為官民之間、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強大的整合力量。
(三)各民族遷徙雜居與民族融合。
中國各民族自身發展與彼此關係的日趨密切，與曆史上的民族遷徙和人口流動密切相關。
換言之，正是通過不同民族間的輾轉流動與交錯雜居局麵的形成，才可能有經濟文化的頻繁交往和彼此感情的溝通，才可能有更為廣泛的民族融合。
所以，民族遷徙是影響民族融合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國古代民族種類繁多，彼此間融合兼並，興衰嬗變，有分有合，情況極為複雜。
一般而言，漢族及其先民以黃河和長江為搖籃，崛起於中原大地，從很早的古代起，就向四方遷徙，波浪式地從點到線、從線到麵，與周圍各民族和睦相處。
少數民族很早就散居四方，如春秋戰國時期，東方九夷、南方苗蠻、西方氐羌、北方戎狄及東北肅鎮等民族群體，競相登上曆史舞台，與漢族交往頻繁。
中國曆史上的各民族，在空間上的變動表現為民族遷徙或民族分布，在時間上的變動則表現為民族的演變過程。
而任何一個民族的聚合與離散，原因都是多方麵的。
譬如黃河上遊的羌戎族群，自先秦兩漢至唐宋，持續不斷向東西南北四方擴散，既有來自羌戎各族群內部社會進化、拓展生存與發展空間的原因，也有來自外部，諸如來自中原王朝和漢族的滲透擴張以及來自北方各遊牧民族不斷南下所形成的巨大壓力的因素。
擴散的方式與途徑，或逐水草而流動，或舉族內遷，或拓土移民，或被他族擄去。
所以，我們必須在多民族曆史宏觀進程的框架中，去把握曆史上民族遷徙與民族融合的相互關係。
民族的分布與遷徙是一個異常複雜的動態演變過程。
從民族關係史的視角而言，寇邊與攘夷、內附與反叛、和親與征討、互市與封鎖、懷柔與威服、相互安惠與兵戎相向，都是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衝突與聚合的不同表現形態。
從民族曆史發展的縱向上看，商周開拓邊地，秦漢移民戍邊，東晉五胡問鼎中原，南北朝隋唐民族大融合，五代以降，契丹女真南下，蒙古族滿族入主中原，以及因戰爭和各種社會、曆史、自然因素的影響，致使各民族間的匯聚、分解、融合時有發生。
正是因為這種動態的民族遷徙，總是不斷地衝破民族界線，打破民族間的隔絕狀態，為各民族深層次交往和真正的文化溝通，為各民族間的相互融合和同化創造了條件，加快了民族融合的進程。
(四)族際通婚與民族融合。
從生物基礎和血統上講，由於族際通婚，世界上純而又純的民族是很少見的。
所以，國際學術界常把族際通婚作為民族融合的一個重要指標。
中國曆史上族際通婚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
漢文化在發展中形成的“天下觀”和“族群觀”，中原漢族在看待邊緣地帶的民族時，看重的是他們的“文化”動態取向，忽視的是體質方麵的差異，對族際通婚沒有采取歧視和排斥的態度，而是采取寬容的態度，再加上漢族在文化技術方麵的先進，吸引了許多少數民族與漢族通婚。
同時，無論哪一個王朝，一旦進入中原立足或成為統一中國的正統皇帝，為了得到各族民眾的支持，都或早或遲地鼓勵民族間的通婚。
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個重要方麵。
提到通婚，誰都會聯想到曆史上的和親。
和親，作為中國曆史上各民族、各政權首領間為平衡彼此政治關係而締結的一種姻親關係，從漢代絕唱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到滿洲貴族與蒙古王公聯姻，不下數百例。
在和親過程中，戰爭與和平的交替，權謀與友誼的糅合，戰爭與愛情的衝突，漢風與番俗的差異，無數次扣響人們的心弦，釀就了太多的悲喜劇。
就其曆史作用，史家各有說道，但在以下兩點人們的看法基本一致。
首先，和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幹戈為玉帛，避免民族衝突和戰爭，緩和民族矛盾，衝淡了民族偏見，增進了民族情感。
如由於漢朝與匈奴的和親的影響，至漢末魏初，入居塞內的匈奴人已有不少改姓劉，理由是從母姓。
那時匈奴酋帥改姓劉的目的，是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以便在漢人中產生某種親近感和感召力。
其次，有利於推動民族融合與同化。
隨著和親的締結，姻親關係的確立，聯姻雙方即建立了翁婿、舅甥、兄弟關係，這不僅在血緣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同時，和親過程中諸政權間建立的聘問、朝貢、饋贈、賀旦、互市等廣泛交往，周邊民族在潛移默化中，漸染華風，加速了漢化。
尤其是質子，他們習漢語、漢文、漢儀，與漢族顯宦名士交遊，漢化速度最快。
他們迴本部後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民族融合與民族同化問題。
民族融合是中國曆史上的進步現象，對於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對於多民族封建國家由分裂走向統一都有重要的作用。
而民族同化有別於民族融合，它不是自願的、水到渠成的，而是強迫性的、灌注式的。
這種現象在我國曆史上，也是屢見不鮮的。具體情況大致如下:
(1)擄掠其他民族為奴隸和農奴，同化於本民族。
(2)通過征服采取強製辦法進行同化。
(3)因改朝換代，為避免殘酷的民族壓迫而改變民族成分。
(4)以政治暴力強迫遷徙而同化。
我們對於民族同化所使用的政治強製手段是不讚成的，有些結果也是應該反對的，但它卻是社會發展中不可避免的現象。
我們在理解曆史上複雜多變的民族關係時，不能把融合與同化等同看待，要看到二者之間的區別;也不能把二者絕對地割裂開來，要辯證地看待。
因為在中華民族的統一體中，存在著多層次的多元格局，各個層次多元關係又存在著分分合合的動態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種情況。
民族戰爭與民族融合問題。
中國曆史上各民族間並不都是雍雍穆穆，相安無事的，他們之間有交往，也有矛盾與紛爭。曆史上的民族關係是複雜的，它不僅表現在和平相處上，也表現在戰爭上，要充分地看到，在融合中有鬥爭，在鬥爭中有融合。
在分析民族之間的戰爭時，不能站在某一個民族的立場上，簡單地以“侵略”與“反侵略”來作出判斷，而應站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立場上，客觀地加以分析。
因為，民族戰爭作為民族矛盾鬥爭的最高形式，它有破壞性和給人民帶來災難的一麵;同時，有些民族戰爭的結果，往往是掠奪的終止，和平、和親、交融的繼續。尤其是遠距離、大規模、長時間的文化交流，隻靠商販和使節是不夠的，還得用武力來打通道路並確保安全。
當然，我們還應該看到戰爭是短暫的，各民族之間相互吸收、互相依存、逐漸接近，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共同反抗階級壓迫和外來侵略，構成了民族融合的基礎和我國民族關係的主要內容。
民族融合與國家分裂問題。
我國多民族國家的曆史，經曆了由小到大，由分裂到統一，再分裂再統一的過程。
國家統一是主要趨勢:從時間上看，合長於分;從空間上看，合的範圍不斷擴大;從程度上看，合的穩定性越來越大。
即使是在幾次民族大分裂時期，從表麵上來看，社會局麵是“分”了，但從社會內部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來看，則漸漸地“合”了。
而在諸多使統一能夠成為主要趨勢的原因中，民族融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為，正是由於曆史上不間斷的民族融合，使得各民族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民族凝聚力不斷增強，曆史文化認同不斷擴大和演化，才有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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