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前文說了漢人胡化,這是一種曆史的選擇,算是多數服從少數,但我們知道,其實更多時候是少數服從多數,也就是胡人漢化。
的確,胡人漢化在中國的古代社會的曆史進程上才是大勢所趨,因為我們中華民族具有極強的包容性和同化性,能很強大的將其它文化迅速融合,最後成為統一的文化。
所以如果大家去翻看中國曆史教科書的話,就常常會看見一個名詞,叫做“民族大融合”。
不過需要說明,人們往往理解的“胡人漢化”,就是胡人被我們同化了,變成了我們自己人。
但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怎麽說呢,在“胡人漢化”的同時,也伴隨著“漢人胡化”,之所以會有這樣一種誤解,主要表現是漢語和以儒家為代表的文化最終被少數民族所接受,從而掩飾了漢人不斷被人數相對極少的異族不斷征服的恥辱吧。
大家都知道,民族大融合主要集中在北方,在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之間進行,兩晉南北朝時期,有所謂“五族(胡)亂華”。
到了宋朝,自然也少不了一段悲傷的血淚史,像是先亡燕雲十六州與遼,再亡中原與金,最後亡全國與元,元也成為第一個統治全國的少數民族。
不過蒙元雖然統治了全國,但是並沒有漢化,漢人和蒙古人之間始終很隔閡,蒙元退出中原之後,其生活依舊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蒙古人還是蒙古人,蒙元對漢人生活的影響也很有限,想來也就是“青花”和“迴民”吧。
而“漢人胡化”最為明顯的就是更後麵的滿清了。
因為滿清入主中原,與蒙元不同的是,它立足於長期經營,因此開始了全麵的漢化,促進了本民族的發展,給。
但是,它所執行的政策卻全麵阻滯了中國整體的發展,使得中國由一個先進國家變成了一個完全落後的國家。
滿清不僅有階級矛盾,還有民族矛盾,滿清對漢人的政策,歸根到底就是五個字,“屠殺與奴化”。
像是在戰爭中對平民進行屠殺,這就太多了,大家都知道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按照人口比例計算,絕對不比日本鬼子遜色,進行種族滅絕,發布“剃發令”,“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許多愛國誌士不堪受辱,當了道士。
最嚴重的是大搞“文字獄”,捕風捉影,尋章摘句,“維民所止”、“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都是“文字獄”的例子。
在滿清,不僅根本沒有任何學術自由,而且使知識分子成為一個極其危險的職業。
因此,滿清沒有任何學術上的創造,最為風行的是戴東源的“考據之學”,專門在故紙堆中討生活。
滿清自己是少數民族政權,卻千方百計挑動其他民族之間的矛盾,在西北,大肆屠殺迴民,壓製迴民發展。
要知道迴民在蒙元時期本來是二等公民,到了滿清末年,已經隻剩下“三把刀”了,在漢人中間,“以華製華”,拉攏無恥的士人做它的走狗,搞“八股取士”。
一部滿清的漢官史,說到底,就是一部奴才史,什麽於成龍、劉墉,隻不過是聽話和中用的奴才罷了,因為滿清就是要讓老百姓和讀書人全去做沒有思想的奴才。
所以滿清整個社會毫無生機,由此龔自珍才在《乙亥雜詩》中,痛心疾首地說“萬馬齊喑究可哀”。
包括他在另外一篇書信中也表達了相同的意思,大意是,滿清不僅沒有傑出的思想家、詩人、藝術家、政治家,就連傑出的小偷都沒有,英國人馬爾戈尼描述乾隆時期的中國人肮髒、卑瑣、猥褻,固然存有一定的偏見,但是結合龔自珍的敘述,可以看出當時的中國是多麽的僵化腐朽,猥瑣落後。
同時滿清對漢人的影響是很深刻的,比如,“豬尾巴”大辮子,還有服飾,漢服,上啟炎黃,下至明末,謹承周禮,延續道統,寬衣交領,袖鬆而長,隱扣係帶,上衣下裳,飄飄有神仙之姿,本來是最適合我們漢人體型的服裝,也是我們漢人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可滿清卻強迫漢人改變服飾,改成補服馬褂,漢人本來是農耕民族,卻穿上漁獵服裝,不僅不適用,而且在精神上受到屈辱,時刻提醒漢人是亡國奴。
屈辱,順從,做奴才,就是滿清時期漢人的精神風貌,而在政治上就表現為不負責任,“國事興亡誰管的,滿城爭說叫天兒”。
要知道中國人的創造力本來是無與倫比的,可是到了清末,卻變成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在科學技術方麵嚴重落後,落後就要挨打,近代中國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
滿清沒有能夠發展成為近代資本主義國家,原因是多方麵的,根本原因就是極端腐朽的封建製度,一般來講,發展資本主義需要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政治上的相互獨立與競爭,在明朝,君權是主要的,但是還有其他的政治力量,接受君主的授權,開展政治活動,比如,有明初有相權,在胡惟庸案後,朱元璋廢除相權。
比較健康的政治力量還有內閣,明朝的內閣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效率是很高的,在嘉靖、萬曆年間,皇帝幾十年不上朝,明帝國竟然還能維持下去,就說明了這個問題。
還有廠衛特務機關,另外,還有朋黨,比如,東林黨、閹黨等等,明朝皇帝允許朋黨存在,是因為明朝皇帝可能懷疑臣民造反,但是絕對不會懷疑臣民以為他是異族。
可翻一翻滿清的曆史,這些全都沒有,除了皇帝之外,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存在,軍機大臣隻是跪受筆錄,滿清沒有也絕對不可能有朋黨,有的隻是“反清複明”的秘密結社。
滿清時期,有一個特別的名詞,或者說現象,逐漸蔓延到全社會,這就是“江湖”,中國本來就存在黨同伐異的現象,古已有之,比如,官員中間有“朋黨”,本來並不奇怪,但是,這種現象不是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不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
但是,到了滿清,漢人中間形成了普遍的秘密結社現象,其本意就是“反清複明”,滿清對於各種秘密結社也是堅決打擊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秘密結社逐漸轉變成為一種社會勢力,也不反清了,反而變成了一種利益集團,滿清對於秘密結社,態度也發生了180度轉變,開始和幫派合作了。
比如最大的幫派,青幫、紅幫,就壟斷南北的漕運,青幫、紅幫有許多秘密的儀式,說穿了,就是“反清複明”時候遺留下來的,“拜把子”也開始盛行起來,並且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
所以中國真正形成“江湖”,沒有金庸描述的那麽早,其實就是在滿清時期,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元明兩朝,都沒有覆蓋全國各地、各個階層的幫會組織,即使有幫會組織,也是秘密結社,而且,規模要小得多,“明教”在元末起義中,確實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朱元璋登基以後,就明令禁止“明教”。
而滿清有很多幫會公開、長期在全國存在,滿清政府不僅不禁止,而且還千方百計地挑動不同幫會之間的矛盾,比如漕幫與沙船幫之間的矛盾,漢人越分裂,滿清龍庭就坐得越穩,這件事的文化後果就是在中國人中間形成了非常嚴重的“江湖”情結,“幫派”情結,事情不論對與錯,隻問是不是一個圈子裏的,這種現象對於中國社會的進步產生了非常嚴重、非常深遠的惡劣影響。
如果明亡後,不是滿清入關,而是漢族政權,比如李自成,會怎樣呢,當然曆史是不能假設的,但是,如果是一個漢族政權接替明朝,雖然也不一定在與西方國家的競爭中取得優勢。
但是,它從封建社會轉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速度,應該比清王朝要快一些,原因就在於上層和下層之間文化的同一性,民族的認同感。
滿清首先要防範的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所以慈禧太後說“寧與外人,不予家奴”,中國本來就不是它的,隻要能夠保住皇位,割讓土地對於滿清統治者來講,幾乎是拿別人的東西送禮,而對於下層來講,沒有必要去保一個異族政權,對於這一點,外國人看得清清楚楚,他們說中國是“一盤散沙”,“一小隊士兵,隻要裝備精良,補給充足,就可以從中國的這一端一直打到那一端,而不會有任何抵抗”。
清楚地表明清末中國社會缺乏凝聚力,處於嚴重分裂的局麵。
日本也麵臨亡國滅種的危機,但是日本的轉變速度,比清朝快,而且成功了,過去我們認為是由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比滿清程度要深,其實不是這樣的,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前,滿清在近代化過程中,比日本要快,但是,洋務運動的主要推動力量是漢人,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漢人整體上的文化水平是高於滿人的。
但是,滿清統治者對於“洋務派”是利用和打擊並重的,剿滅太平天國是用,以後主要就是打擊了,滿清始終是以“中國”為第一敵人的,因此,日本皇室支持維新,滿清則堅決打擊,中國在近代化進程中所要支付的代價比日本要大得多,錯過了最後一個向資本主義轉化的機會。
大家可以看到,日本明治維新以後,西方列強由資本主義轉向帝國主義,完成了對世界的瓜分,控製了全世界,中國要發展資本主義,就必須反對整個帝國主義世界,中國沒有這個力量,也沒有這個機會了。
滿清對中國進步的作用,基本上是負麵的,現在很多影視劇熱衷拍清宮戲,似乎滿清,最少在早期,是值得歌頌的。
但實際上,封建皇帝從其社會屬性上看都是邪惡的,滿清皇帝尤其邪惡,滿清是集深重的階級壓迫與民族壓迫於一體的邪惡政權,不僅不應該歌頌,反而應該痛斥,這才是曆史的真相。
當然,作者菌的這些言論可能過激了,不過卻也是事實,好了,我們再次迴歸正題吧,也就是胡人漢化。
確實,大家可以看到,滿清入主中原後,不說其他,單說文化,其實已經算是徹底漢化了,也不打獵了,開始種莊稼,所以滿人才有鐵杆莊稼一說。
包括滿清滅亡,取消抵製以後,他們也沒跑迴去放牧,而是繼續生活在漢人的地方,過著和我們漢人一樣的生活,這就已經是全麵漢化的表現。
而且需要說明,其實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進入階級社會後民族融合就已經開始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春秋戰國嘛,充滿了戰亂與動蕩,不過雖然動蕩不堪,但那時諸侯國之間頻繁的兼並與戰爭,也大大加強了華夏民族與周邊民族的聯係,促進了民族融合。
特別是到了後麵的秦漢時期,各民族間經濟文化交流更加充分,而我們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初步形成。
中央加強了對邊疆地區的有效管轄,加速了對邊疆地區的開發,促進了各族人民友好交往,民族融合有了新的發展。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古代第一個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時期。
隋唐實行比較開明的民族政策,民族間經濟文化交流大大加快,民族融合得到新的發展。
此後的宋元時期則是我國古代第二個民族大融合的高峰時期,其中元朝更為突出。
元朝的統一使民族融合進一步加強,並形成新的民族——迴族,不過雖然元政府實行民族分化政策,但阻止不了民族融合的曆史趨勢。
至於明清時期的話,已經說了,各民族的融合與經濟文化交流到了新的高度。
可以說民族融合是古代民族關係的主流。
因為民族融合有利於民族矛盾的緩和,有利於各族經濟文化的交流,有利於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
至於民族同化則是指一個民族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同化於另一個民族的現象。
在曆史上有兩種民族同化,一種是自然同化,指某一個民族在長時期中受到另一個民族的影響,逐漸消失了本民族的特性,同化於另一個民族。
這是曆史民展中自然的進步的趨勢。
另一種是強製同化,是指反動統治者所衽的民族同化政策,如強製被壓迫民族接受統治民族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改變原有的民族特性。
馬克思說:“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恆的曆史規律。”
的確,中國古代入主中原的遊牧民族的“舊俗”被中原農業民族的“漢法”代替,證明了這一論斷的正確性。
“舊俗”指邊疆少數民族落後的生產方式和上層建築,“漢法”指漢民族先進的生產方式和上層建築。
漢法代替舊俗是少數民族封建化過程,即處於封建社會以前落後狀態的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向封建的政治、經濟、文化的過度。
這一過程均是受到漢族先進文化的影響;同時民族間的往來也促進了少數民族的發展;為鞏固統治,有作為的少數民族統治者順應曆史發展潮流,也會主動實行漢化政策。
一般來說,少數民族封建化主要包括生產方式,學會農耕技術,成為農業居民;任用漢人製定典章製度;仿效漢族官製;接受漢族先進的文化。
需要說明,少數民族封建化過程是從北魏孝文帝改革開始。
因為北魏統一北方後,黃河流域出現民族融合趨勢,統治者麵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對待漢族先進的生產方式和文化,馮太皇太後和孝文帝選擇了漢化道路,既順應了曆史發展潮流,又促進本民族發展、鞏固了統治。
到宋元時期,這一進程向縱深方向發展,主要表現在封建生產關係向邊疆擴展,少數民族大多完成了封建化進程。
唐末以後契丹族逐漸學會種植莊稼、織布、建造城郭房屋,開始了農耕生活。
特別是建國後,耶律阿保機任用漢人,仿漢製製定典章製度,仿漢字偏旁創契丹文字。
黨項族建西夏政權,仿效唐宋王朝建立政治製度,如中書省和樞密院,推行科舉製度選拔官吏,任用漢人擔任重要官職,還命人仿漢文楷書創西夏文字。
女真金世宗曾將奪取的大量田地分給女真貴族和謀克戶耕種,並采取恢複農業生產的措施。
《金史-世家紀》載:“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遷都永安,女真浸忘舊風。宴飲音樂,皆習漢風。”
少數民族建立全國統一的政權,前提條件是自身的封建化。
蒙古奴隸主貴族在征戰過程中,不得不適應漢地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采納和保持漢地原有的封建製度,元的建立標誌著封建化的完成。
元朝基本上沿襲宋金舊製,《元史-百官誌一》載:“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製作,立朝儀,建都邑,定內外之官。官有常職,位有常員。”
元世祖還非常重視農業生產的發展,設大司農司,頒布《農桑緝要》,減租墾荒等。
少數民族在封建化意義非常重大。
元許衡《魯齋遺書》:“北方奄有華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然後魏、遼、金曆年最多。”
少數民族的封建化促進了本民族的曆史進程和民族的融合,有利於邊疆地區開發和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
而且還需要說明,少數民族的封建化和少數民族的漢化有相同之處,但不能說如少數民族的封建化是否就是少數民族的漢化。
雖然它們都屬於民族融合的表現形式,其過程都體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多個領域,都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發展曆程,其實質都是落後民族被先進民族的生產方式和文化所同化。
但兩者又不能等同,主要表現在
首先,從兩者的含義來看少數民族的封建化是指少數民族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主要體現生產方式和文化的改進。
而少數民族的漢化是一般指少數民族漢族化,即在民族融合過程中,某一民族受漢族先進生產方式和文化等方麵的影響,自然地、逐漸地改變本民族某一部分或全部而與漢族相似或被漢族同化的現象。
其次,從兩者存在時間來看中國少數民族的封建化起源於戰國,終於新中國建國初期,現已終結。
而少數民族的漢化早在漢族形成之初就已經開始了,應追溯到奴隸社會,而且到現在仍在進行著,並且隨著曆史的發展仍然繼續下去。
還有從兩者學習的對象來看少數民族的封建化的對象既可能是漢族,也可能是當時已經處於封建統治時期的較文明的少數民族。
如蒙古族統治下的元朝和滿族統治下的清朝這兩個時期的少數民族的封建化就屬於後者。
以及從兩者的結果來看少數民族的封建化,使少數民族不斷汲取以漢族為主體的先進的封建文化,促進了本民族的發展,成為中華民族內的一支支奇葩。
同時它也促進各民族之間的融合,鞏固和發展了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
少數民族的漢化,則在汲取漢族優秀文化的同時,自身的民族特點逐漸改變或者消失,有的變得與漢族接近,但仍保留本民族的一些特征;而有的被漢族所同化,最終融
入到漢族當中,原來的民族消失。
封建化是漢族和少數民族民族融和的最本質特點,少數民族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製度等方麵接受封建化,這類封建化的內容還向邊疆地區擴展。
在中國曆史上,漢族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明顯高於其他少數民族,因此曆次民族融合均以漢族為中心。
少數民族各族逐漸改變以往的遊牧生活,學習先進的農業技術,成為農業居民;采用漢族的各種政治、經濟、文化等製度,從部落或者奴隸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
漢化是一種民族同化,是一種民族融合,是曆史發展的必然,也是新事物代替舊事物的必然。
所以中國古代的民族融合不僅有漢化,我們漢人也會被胡化,如之前所說的胡化的胡服騎射。
民族融合曆史書上隻說了兩種原因---戰爭與和平(發展貿易),其實還有種就是國家政策。
就是主動學習他民族的政策,作者菌覺得隻有開明的君主才能做得到,像北魏的孝文帝禁胡服,斷北語,改漢姓氏(他自己將拓拔氏改為元氏)。
如果說幾個民族被漢化,嚴格來說55個少數民族或多或少都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就連中國的周遍附屬國和臣屬國也被漢化,如古代朝鮮新羅,日本的大化改新。
同時說到民族融合,作者菌比較佩服的就是猶太民族了,他們可以說是世界上民族凝聚力最強的民族,以色列猶太國自從被尼布加尼撒二世滅了都幾千年了,仍未被別族同化,至今還散居世界各地,可能是猶太教的影響,他們有共同的信仰。
此外民族同化與民族融合,這兩個詞在詞義方麵有無區別,關於這個問題論述是很多的。
多數人的迴答是肯定的:有,有很大的區別。
比如,有的書這樣講:“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出現的主要是民族同化,民族融合與民族同化是根本不同的社會現象。在階級社會中,隻有民族同化,從嚴格的意義上講不可能有民族融合。”
持這種觀點的作者們認為民族同化與民族融合二詞內涵的區別主要在下麵幾個方麵:
兩者發生的時間不同。
上邊的引文講得就很清楚,民族同化是“在階級社會中”,而民族融合“不是在最近,也不是在不久的將來所能實現的,而是要到階級消滅、國家消亡之後才能達到的。”
“所謂民族融合,就是到共-產主義以後。”
兩者發生的範圍大小不同。
一般都認為,民族同化是指一部分民族同化於另一部分民族之中,“不是某個民族同化另一個民族,就是它同化於另一個民族。
因此,同化隻是個別和某些民族的消失,各民族之間的差別並未消失,民族這一曆史範疇依然存在。”
“民族同化是部分民族的消失,即被同化的那些民族消失了。”
而民族融合的範圍則比民族同化的範圍寬廣,“所謂民族融合,乃是一切民族的消亡,就是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不存在了。”
“民族融合乃是一切民族的消亡,全世界形成為一種與民族共同體完全不同的新的統一的‘全人類共同體’”。
“民族融合可以理解為不同民族互相滲透,甲中有乙,乙中有甲,甲和乙中有丙,而丙中也有甲、乙的成分,民族界限逐漸磨滅,不但各民族之間的差別消失了,連民族這一範疇也根本不複存在,所有的民族都走向消亡,亦即民族的終結。”
兩者發生的方式與過程不同。
有些著作把有關曆史現象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強迫同化,有的憑借政治暴力與民族特權進行同化,如清兵入關,強迫漢人剪頭發,謂之‘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有的憑借政治權力強製統治民族同化於經濟文化先進的被統治民族,如中國曆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實行的漢化政策,尤其以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最為典型。
二是自然同化,不同的民族在長期的共處中,落後的民族在先進民族的潛移默化中喪失本民族的特性。”
而民族融合,一般都認為這是一個長期的曆史發展過程。
在這個曆史發展過程中不存在強製與暴力。
“各民族之間在經濟、文化交流和共同的鬥爭中,先進的優秀的東西不斷為大家所認識,所接受,並繼續發展;落後的低劣的東西不斷被拋棄,被淘汰,從而使各民族之間共同的東西越來越多。”
還有就是兩者的性質也不相同。
一般都引用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中的一句話,同化“即喪失民族特性,變成另一個民族的問題”。
認為同化“是民族壓迫製度的產物,也是民族壓迫的一種表現形式。”
“統治民族、剝削階級所奉行的這種強迫同化政策,造成民族隔閡、對抗和衝突,毒化民族關係,加深民族壁壘,是妨礙民族接近,阻礙曆史進步的。”
而“自然同化是曆史發展中的進步現象,強製同化是建立在被同化民族的痛苦的基礎上的,是違背被同化民族意願的。
因而是民族壓迫的一種表現,我們堅決反對。”
許多著作在論述民族融合的過程中顯示出民族融合的實質,它是各族“互相交往、互相聯係、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同的東西日益增多,原有的特征越來越少,直到完全消失的結果。”
由此看來,上述著作對於民族同化與民族融合二詞區別得是很清楚的,民族同化存在貶義詞的性質也是很明確的,而民族融合的性質自然有所不同,有的著作甚至提出“不應在民族不平等條件仍然存在的情況下,輕易地談民族融合問題。”
至於民族融合是否隻存在於無階級、無壓迫的共產主義社會,從發表的論著看來,這是一個人們探討較少的問題,但也不乏一些精辟的見解。
比如,《辭海》民族融合條有兩項釋文:“在共-產主義基礎上,民族差別逐漸消失,世界各民族差別逐漸消失,世界各民族形成為一個共同的整體??指曆史上的一些民族(或其一部分)自然形成為一體的現象。”
《辭海》如此編排釋文,反映了編者的觀點,即承認在階級社會中也存在民族融合。
翁獨健先生主編的《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從中國的曆史事實出發,對階級社會中存不存在民族融合,如何表述曆史上一些民族匯入另一些民族的問題給予了非常明確而客觀的迴答。
書中說:“從我國和世界上的民族關係看來,曆史上一個民族合於另一個民族,存在著兩種情況和方式。一種是采取政治強製手段使一個民族合於另一個民族;一種是通過經濟文化的作用使一個民族經過自然漸進的過程合於另一民族。
這兩種情況和方式,不管用什麽名稱來表示和概括,它們都是客觀存在的。
人們習慣地把前一種情況稱為同化,把後一種情況稱為融合。
這種稱法,既反映了它們的存在,又反映了它們的區別,是比較妥當和科學的。
因此,我們不同意曆史上隻有融合沒有同化的觀點,也不同意曆史上隻有同化沒有融合的觀點,因為它們沒能正確區別地反映曆史事實。
應該根據曆史存在的上述兩種情況,以確定和稱為民族同化或民族融合。”
作者認為,由於長期相處,關係密切和通過經濟文化的作用,使一個民族自然融合於另一個民族的情況,在中國曆史上大量存在,通過強製手段迫使民族同化也屢見不鮮。
之所以講這麽多,是因為民族融合是中國古代曆史上一種進步的曆史現象,是我國古代民族關係的主流,它是在不同民族間經常出現的經濟、文化及生活習俗相互交流、學習,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經濟生活、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人們的共同體的過程。
它是曆史上經常發生的進步現象,是民族間的自然融合,也是多民族國家由分裂走向統一的必然發展趨勢的前提。
民族融合的過程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就是少數民族封建化的過程(如北孝文帝的改革)。
但馬克思主義反對憑借政治暴力和民族特權進行強行同化,讚同民族間的自然同化,曆史上一切自然同化現象的發生主要是經濟力量決定的,比如落後民族以武力征服先進民族而最終被後者所同化。
而民族融合的含義的話,對民族融合這個概念的理解,有兩個方麵的含義。
一是在表述全球民族消亡的途徑和方式時,民族融合是指全世界建立共產主義社會以後,民族特征與民族差別逐漸消失,形成一個沒有民族界限的人類整體的曆史過程。
二是把民族融合作為一種普遍的曆史現象來看待,它是指曆史上兩個以上的民族,由於互相接近、互相影響,最終形成為一個民族的現象。
我們在講述曆史上的民族關係時,通常是在後一個層麵上來使用民族融合這個概念的。
因為,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國家的普遍現象,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古今中外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變化、發展,都與民族融合緊密相關。
還有民族融合的方式的話,從我國以及世界上的民族關係來看,一個民族合於另一個民族,存在著兩種情況或方式。
一種是采取政治強製手段把一個民族合於另一個民族;一種是通過經濟、文化的作用,使一個民族經過自然的過程合於另一個民族。
為了比較妥當和科學地表示這兩種客觀存在的情況或方式,人們又習慣地把通過政治強製使一個民族合於另一個民族的情況稱為同化。
把通過經濟、文化的作用使一個民族自然地合於另一個民族的情況稱為融合。
在中國多民族的關係史上,既有強製同化,又有自然融合,相互之間分分合合,聚聚散散,錯綜而又複雜。
民族的自然融合是民族間經濟、文化以及生活習慣密切聯係的結果,是一個互相滲透的過程,在我國曆史大量存在,且有兩種具體的表現形式:一是落後民族在先進民族經濟文化的強烈影響下,逐漸融合於先進民族。
如我國匈奴族從後漢至南北朝的漢化,鮮卑族在南北朝時期的漢化,契丹、女真在遼、金、元時的漢化。
一是先進民族的部分成員,因陷於落後民族的汪洋大海而融合於落後民族。
如夏時的淳維,秦漢時的趙佗,南北朝時的桓誕,北齊時的高歡。
我國曆史上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具體實現方式主要有:
(1)民族遷徙,雜居相處。
(2)經濟文化的友好交流。
(3)聯合鬥爭,即在反抗各族統治者的剝削壓迫的鬥爭中,各族人民加強聯係和友誼。
(4)某些少數民族統治者進行的改革也起到了加速民族融合的作用。
(5)民族之間的戰爭在客觀上也有助於民族融合。
的確,胡人漢化在中國的古代社會的曆史進程上才是大勢所趨,因為我們中華民族具有極強的包容性和同化性,能很強大的將其它文化迅速融合,最後成為統一的文化。
所以如果大家去翻看中國曆史教科書的話,就常常會看見一個名詞,叫做“民族大融合”。
不過需要說明,人們往往理解的“胡人漢化”,就是胡人被我們同化了,變成了我們自己人。
但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怎麽說呢,在“胡人漢化”的同時,也伴隨著“漢人胡化”,之所以會有這樣一種誤解,主要表現是漢語和以儒家為代表的文化最終被少數民族所接受,從而掩飾了漢人不斷被人數相對極少的異族不斷征服的恥辱吧。
大家都知道,民族大融合主要集中在北方,在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之間進行,兩晉南北朝時期,有所謂“五族(胡)亂華”。
到了宋朝,自然也少不了一段悲傷的血淚史,像是先亡燕雲十六州與遼,再亡中原與金,最後亡全國與元,元也成為第一個統治全國的少數民族。
不過蒙元雖然統治了全國,但是並沒有漢化,漢人和蒙古人之間始終很隔閡,蒙元退出中原之後,其生活依舊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蒙古人還是蒙古人,蒙元對漢人生活的影響也很有限,想來也就是“青花”和“迴民”吧。
而“漢人胡化”最為明顯的就是更後麵的滿清了。
因為滿清入主中原,與蒙元不同的是,它立足於長期經營,因此開始了全麵的漢化,促進了本民族的發展,給。
但是,它所執行的政策卻全麵阻滯了中國整體的發展,使得中國由一個先進國家變成了一個完全落後的國家。
滿清不僅有階級矛盾,還有民族矛盾,滿清對漢人的政策,歸根到底就是五個字,“屠殺與奴化”。
像是在戰爭中對平民進行屠殺,這就太多了,大家都知道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按照人口比例計算,絕對不比日本鬼子遜色,進行種族滅絕,發布“剃發令”,“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許多愛國誌士不堪受辱,當了道士。
最嚴重的是大搞“文字獄”,捕風捉影,尋章摘句,“維民所止”、“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都是“文字獄”的例子。
在滿清,不僅根本沒有任何學術自由,而且使知識分子成為一個極其危險的職業。
因此,滿清沒有任何學術上的創造,最為風行的是戴東源的“考據之學”,專門在故紙堆中討生活。
滿清自己是少數民族政權,卻千方百計挑動其他民族之間的矛盾,在西北,大肆屠殺迴民,壓製迴民發展。
要知道迴民在蒙元時期本來是二等公民,到了滿清末年,已經隻剩下“三把刀”了,在漢人中間,“以華製華”,拉攏無恥的士人做它的走狗,搞“八股取士”。
一部滿清的漢官史,說到底,就是一部奴才史,什麽於成龍、劉墉,隻不過是聽話和中用的奴才罷了,因為滿清就是要讓老百姓和讀書人全去做沒有思想的奴才。
所以滿清整個社會毫無生機,由此龔自珍才在《乙亥雜詩》中,痛心疾首地說“萬馬齊喑究可哀”。
包括他在另外一篇書信中也表達了相同的意思,大意是,滿清不僅沒有傑出的思想家、詩人、藝術家、政治家,就連傑出的小偷都沒有,英國人馬爾戈尼描述乾隆時期的中國人肮髒、卑瑣、猥褻,固然存有一定的偏見,但是結合龔自珍的敘述,可以看出當時的中國是多麽的僵化腐朽,猥瑣落後。
同時滿清對漢人的影響是很深刻的,比如,“豬尾巴”大辮子,還有服飾,漢服,上啟炎黃,下至明末,謹承周禮,延續道統,寬衣交領,袖鬆而長,隱扣係帶,上衣下裳,飄飄有神仙之姿,本來是最適合我們漢人體型的服裝,也是我們漢人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可滿清卻強迫漢人改變服飾,改成補服馬褂,漢人本來是農耕民族,卻穿上漁獵服裝,不僅不適用,而且在精神上受到屈辱,時刻提醒漢人是亡國奴。
屈辱,順從,做奴才,就是滿清時期漢人的精神風貌,而在政治上就表現為不負責任,“國事興亡誰管的,滿城爭說叫天兒”。
要知道中國人的創造力本來是無與倫比的,可是到了清末,卻變成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在科學技術方麵嚴重落後,落後就要挨打,近代中國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
滿清沒有能夠發展成為近代資本主義國家,原因是多方麵的,根本原因就是極端腐朽的封建製度,一般來講,發展資本主義需要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政治上的相互獨立與競爭,在明朝,君權是主要的,但是還有其他的政治力量,接受君主的授權,開展政治活動,比如,有明初有相權,在胡惟庸案後,朱元璋廢除相權。
比較健康的政治力量還有內閣,明朝的內閣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效率是很高的,在嘉靖、萬曆年間,皇帝幾十年不上朝,明帝國竟然還能維持下去,就說明了這個問題。
還有廠衛特務機關,另外,還有朋黨,比如,東林黨、閹黨等等,明朝皇帝允許朋黨存在,是因為明朝皇帝可能懷疑臣民造反,但是絕對不會懷疑臣民以為他是異族。
可翻一翻滿清的曆史,這些全都沒有,除了皇帝之外,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存在,軍機大臣隻是跪受筆錄,滿清沒有也絕對不可能有朋黨,有的隻是“反清複明”的秘密結社。
滿清時期,有一個特別的名詞,或者說現象,逐漸蔓延到全社會,這就是“江湖”,中國本來就存在黨同伐異的現象,古已有之,比如,官員中間有“朋黨”,本來並不奇怪,但是,這種現象不是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不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
但是,到了滿清,漢人中間形成了普遍的秘密結社現象,其本意就是“反清複明”,滿清對於各種秘密結社也是堅決打擊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秘密結社逐漸轉變成為一種社會勢力,也不反清了,反而變成了一種利益集團,滿清對於秘密結社,態度也發生了180度轉變,開始和幫派合作了。
比如最大的幫派,青幫、紅幫,就壟斷南北的漕運,青幫、紅幫有許多秘密的儀式,說穿了,就是“反清複明”時候遺留下來的,“拜把子”也開始盛行起來,並且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
所以中國真正形成“江湖”,沒有金庸描述的那麽早,其實就是在滿清時期,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元明兩朝,都沒有覆蓋全國各地、各個階層的幫會組織,即使有幫會組織,也是秘密結社,而且,規模要小得多,“明教”在元末起義中,確實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朱元璋登基以後,就明令禁止“明教”。
而滿清有很多幫會公開、長期在全國存在,滿清政府不僅不禁止,而且還千方百計地挑動不同幫會之間的矛盾,比如漕幫與沙船幫之間的矛盾,漢人越分裂,滿清龍庭就坐得越穩,這件事的文化後果就是在中國人中間形成了非常嚴重的“江湖”情結,“幫派”情結,事情不論對與錯,隻問是不是一個圈子裏的,這種現象對於中國社會的進步產生了非常嚴重、非常深遠的惡劣影響。
如果明亡後,不是滿清入關,而是漢族政權,比如李自成,會怎樣呢,當然曆史是不能假設的,但是,如果是一個漢族政權接替明朝,雖然也不一定在與西方國家的競爭中取得優勢。
但是,它從封建社會轉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速度,應該比清王朝要快一些,原因就在於上層和下層之間文化的同一性,民族的認同感。
滿清首先要防範的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所以慈禧太後說“寧與外人,不予家奴”,中國本來就不是它的,隻要能夠保住皇位,割讓土地對於滿清統治者來講,幾乎是拿別人的東西送禮,而對於下層來講,沒有必要去保一個異族政權,對於這一點,外國人看得清清楚楚,他們說中國是“一盤散沙”,“一小隊士兵,隻要裝備精良,補給充足,就可以從中國的這一端一直打到那一端,而不會有任何抵抗”。
清楚地表明清末中國社會缺乏凝聚力,處於嚴重分裂的局麵。
日本也麵臨亡國滅種的危機,但是日本的轉變速度,比清朝快,而且成功了,過去我們認為是由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比滿清程度要深,其實不是這樣的,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前,滿清在近代化過程中,比日本要快,但是,洋務運動的主要推動力量是漢人,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漢人整體上的文化水平是高於滿人的。
但是,滿清統治者對於“洋務派”是利用和打擊並重的,剿滅太平天國是用,以後主要就是打擊了,滿清始終是以“中國”為第一敵人的,因此,日本皇室支持維新,滿清則堅決打擊,中國在近代化進程中所要支付的代價比日本要大得多,錯過了最後一個向資本主義轉化的機會。
大家可以看到,日本明治維新以後,西方列強由資本主義轉向帝國主義,完成了對世界的瓜分,控製了全世界,中國要發展資本主義,就必須反對整個帝國主義世界,中國沒有這個力量,也沒有這個機會了。
滿清對中國進步的作用,基本上是負麵的,現在很多影視劇熱衷拍清宮戲,似乎滿清,最少在早期,是值得歌頌的。
但實際上,封建皇帝從其社會屬性上看都是邪惡的,滿清皇帝尤其邪惡,滿清是集深重的階級壓迫與民族壓迫於一體的邪惡政權,不僅不應該歌頌,反而應該痛斥,這才是曆史的真相。
當然,作者菌的這些言論可能過激了,不過卻也是事實,好了,我們再次迴歸正題吧,也就是胡人漢化。
確實,大家可以看到,滿清入主中原後,不說其他,單說文化,其實已經算是徹底漢化了,也不打獵了,開始種莊稼,所以滿人才有鐵杆莊稼一說。
包括滿清滅亡,取消抵製以後,他們也沒跑迴去放牧,而是繼續生活在漢人的地方,過著和我們漢人一樣的生活,這就已經是全麵漢化的表現。
而且需要說明,其實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進入階級社會後民族融合就已經開始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春秋戰國嘛,充滿了戰亂與動蕩,不過雖然動蕩不堪,但那時諸侯國之間頻繁的兼並與戰爭,也大大加強了華夏民族與周邊民族的聯係,促進了民族融合。
特別是到了後麵的秦漢時期,各民族間經濟文化交流更加充分,而我們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初步形成。
中央加強了對邊疆地區的有效管轄,加速了對邊疆地區的開發,促進了各族人民友好交往,民族融合有了新的發展。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古代第一個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時期。
隋唐實行比較開明的民族政策,民族間經濟文化交流大大加快,民族融合得到新的發展。
此後的宋元時期則是我國古代第二個民族大融合的高峰時期,其中元朝更為突出。
元朝的統一使民族融合進一步加強,並形成新的民族——迴族,不過雖然元政府實行民族分化政策,但阻止不了民族融合的曆史趨勢。
至於明清時期的話,已經說了,各民族的融合與經濟文化交流到了新的高度。
可以說民族融合是古代民族關係的主流。
因為民族融合有利於民族矛盾的緩和,有利於各族經濟文化的交流,有利於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
至於民族同化則是指一個民族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同化於另一個民族的現象。
在曆史上有兩種民族同化,一種是自然同化,指某一個民族在長時期中受到另一個民族的影響,逐漸消失了本民族的特性,同化於另一個民族。
這是曆史民展中自然的進步的趨勢。
另一種是強製同化,是指反動統治者所衽的民族同化政策,如強製被壓迫民族接受統治民族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改變原有的民族特性。
馬克思說:“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恆的曆史規律。”
的確,中國古代入主中原的遊牧民族的“舊俗”被中原農業民族的“漢法”代替,證明了這一論斷的正確性。
“舊俗”指邊疆少數民族落後的生產方式和上層建築,“漢法”指漢民族先進的生產方式和上層建築。
漢法代替舊俗是少數民族封建化過程,即處於封建社會以前落後狀態的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向封建的政治、經濟、文化的過度。
這一過程均是受到漢族先進文化的影響;同時民族間的往來也促進了少數民族的發展;為鞏固統治,有作為的少數民族統治者順應曆史發展潮流,也會主動實行漢化政策。
一般來說,少數民族封建化主要包括生產方式,學會農耕技術,成為農業居民;任用漢人製定典章製度;仿效漢族官製;接受漢族先進的文化。
需要說明,少數民族封建化過程是從北魏孝文帝改革開始。
因為北魏統一北方後,黃河流域出現民族融合趨勢,統治者麵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對待漢族先進的生產方式和文化,馮太皇太後和孝文帝選擇了漢化道路,既順應了曆史發展潮流,又促進本民族發展、鞏固了統治。
到宋元時期,這一進程向縱深方向發展,主要表現在封建生產關係向邊疆擴展,少數民族大多完成了封建化進程。
唐末以後契丹族逐漸學會種植莊稼、織布、建造城郭房屋,開始了農耕生活。
特別是建國後,耶律阿保機任用漢人,仿漢製製定典章製度,仿漢字偏旁創契丹文字。
黨項族建西夏政權,仿效唐宋王朝建立政治製度,如中書省和樞密院,推行科舉製度選拔官吏,任用漢人擔任重要官職,還命人仿漢文楷書創西夏文字。
女真金世宗曾將奪取的大量田地分給女真貴族和謀克戶耕種,並采取恢複農業生產的措施。
《金史-世家紀》載:“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遷都永安,女真浸忘舊風。宴飲音樂,皆習漢風。”
少數民族建立全國統一的政權,前提條件是自身的封建化。
蒙古奴隸主貴族在征戰過程中,不得不適應漢地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采納和保持漢地原有的封建製度,元的建立標誌著封建化的完成。
元朝基本上沿襲宋金舊製,《元史-百官誌一》載:“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製作,立朝儀,建都邑,定內外之官。官有常職,位有常員。”
元世祖還非常重視農業生產的發展,設大司農司,頒布《農桑緝要》,減租墾荒等。
少數民族在封建化意義非常重大。
元許衡《魯齋遺書》:“北方奄有華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然後魏、遼、金曆年最多。”
少數民族的封建化促進了本民族的曆史進程和民族的融合,有利於邊疆地區開發和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
而且還需要說明,少數民族的封建化和少數民族的漢化有相同之處,但不能說如少數民族的封建化是否就是少數民族的漢化。
雖然它們都屬於民族融合的表現形式,其過程都體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多個領域,都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發展曆程,其實質都是落後民族被先進民族的生產方式和文化所同化。
但兩者又不能等同,主要表現在
首先,從兩者的含義來看少數民族的封建化是指少數民族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主要體現生產方式和文化的改進。
而少數民族的漢化是一般指少數民族漢族化,即在民族融合過程中,某一民族受漢族先進生產方式和文化等方麵的影響,自然地、逐漸地改變本民族某一部分或全部而與漢族相似或被漢族同化的現象。
其次,從兩者存在時間來看中國少數民族的封建化起源於戰國,終於新中國建國初期,現已終結。
而少數民族的漢化早在漢族形成之初就已經開始了,應追溯到奴隸社會,而且到現在仍在進行著,並且隨著曆史的發展仍然繼續下去。
還有從兩者學習的對象來看少數民族的封建化的對象既可能是漢族,也可能是當時已經處於封建統治時期的較文明的少數民族。
如蒙古族統治下的元朝和滿族統治下的清朝這兩個時期的少數民族的封建化就屬於後者。
以及從兩者的結果來看少數民族的封建化,使少數民族不斷汲取以漢族為主體的先進的封建文化,促進了本民族的發展,成為中華民族內的一支支奇葩。
同時它也促進各民族之間的融合,鞏固和發展了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
少數民族的漢化,則在汲取漢族優秀文化的同時,自身的民族特點逐漸改變或者消失,有的變得與漢族接近,但仍保留本民族的一些特征;而有的被漢族所同化,最終融
入到漢族當中,原來的民族消失。
封建化是漢族和少數民族民族融和的最本質特點,少數民族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製度等方麵接受封建化,這類封建化的內容還向邊疆地區擴展。
在中國曆史上,漢族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明顯高於其他少數民族,因此曆次民族融合均以漢族為中心。
少數民族各族逐漸改變以往的遊牧生活,學習先進的農業技術,成為農業居民;采用漢族的各種政治、經濟、文化等製度,從部落或者奴隸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
漢化是一種民族同化,是一種民族融合,是曆史發展的必然,也是新事物代替舊事物的必然。
所以中國古代的民族融合不僅有漢化,我們漢人也會被胡化,如之前所說的胡化的胡服騎射。
民族融合曆史書上隻說了兩種原因---戰爭與和平(發展貿易),其實還有種就是國家政策。
就是主動學習他民族的政策,作者菌覺得隻有開明的君主才能做得到,像北魏的孝文帝禁胡服,斷北語,改漢姓氏(他自己將拓拔氏改為元氏)。
如果說幾個民族被漢化,嚴格來說55個少數民族或多或少都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就連中國的周遍附屬國和臣屬國也被漢化,如古代朝鮮新羅,日本的大化改新。
同時說到民族融合,作者菌比較佩服的就是猶太民族了,他們可以說是世界上民族凝聚力最強的民族,以色列猶太國自從被尼布加尼撒二世滅了都幾千年了,仍未被別族同化,至今還散居世界各地,可能是猶太教的影響,他們有共同的信仰。
此外民族同化與民族融合,這兩個詞在詞義方麵有無區別,關於這個問題論述是很多的。
多數人的迴答是肯定的:有,有很大的區別。
比如,有的書這樣講:“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出現的主要是民族同化,民族融合與民族同化是根本不同的社會現象。在階級社會中,隻有民族同化,從嚴格的意義上講不可能有民族融合。”
持這種觀點的作者們認為民族同化與民族融合二詞內涵的區別主要在下麵幾個方麵:
兩者發生的時間不同。
上邊的引文講得就很清楚,民族同化是“在階級社會中”,而民族融合“不是在最近,也不是在不久的將來所能實現的,而是要到階級消滅、國家消亡之後才能達到的。”
“所謂民族融合,就是到共-產主義以後。”
兩者發生的範圍大小不同。
一般都認為,民族同化是指一部分民族同化於另一部分民族之中,“不是某個民族同化另一個民族,就是它同化於另一個民族。
因此,同化隻是個別和某些民族的消失,各民族之間的差別並未消失,民族這一曆史範疇依然存在。”
“民族同化是部分民族的消失,即被同化的那些民族消失了。”
而民族融合的範圍則比民族同化的範圍寬廣,“所謂民族融合,乃是一切民族的消亡,就是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不存在了。”
“民族融合乃是一切民族的消亡,全世界形成為一種與民族共同體完全不同的新的統一的‘全人類共同體’”。
“民族融合可以理解為不同民族互相滲透,甲中有乙,乙中有甲,甲和乙中有丙,而丙中也有甲、乙的成分,民族界限逐漸磨滅,不但各民族之間的差別消失了,連民族這一範疇也根本不複存在,所有的民族都走向消亡,亦即民族的終結。”
兩者發生的方式與過程不同。
有些著作把有關曆史現象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強迫同化,有的憑借政治暴力與民族特權進行同化,如清兵入關,強迫漢人剪頭發,謂之‘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有的憑借政治權力強製統治民族同化於經濟文化先進的被統治民族,如中國曆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實行的漢化政策,尤其以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最為典型。
二是自然同化,不同的民族在長期的共處中,落後的民族在先進民族的潛移默化中喪失本民族的特性。”
而民族融合,一般都認為這是一個長期的曆史發展過程。
在這個曆史發展過程中不存在強製與暴力。
“各民族之間在經濟、文化交流和共同的鬥爭中,先進的優秀的東西不斷為大家所認識,所接受,並繼續發展;落後的低劣的東西不斷被拋棄,被淘汰,從而使各民族之間共同的東西越來越多。”
還有就是兩者的性質也不相同。
一般都引用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中的一句話,同化“即喪失民族特性,變成另一個民族的問題”。
認為同化“是民族壓迫製度的產物,也是民族壓迫的一種表現形式。”
“統治民族、剝削階級所奉行的這種強迫同化政策,造成民族隔閡、對抗和衝突,毒化民族關係,加深民族壁壘,是妨礙民族接近,阻礙曆史進步的。”
而“自然同化是曆史發展中的進步現象,強製同化是建立在被同化民族的痛苦的基礎上的,是違背被同化民族意願的。
因而是民族壓迫的一種表現,我們堅決反對。”
許多著作在論述民族融合的過程中顯示出民族融合的實質,它是各族“互相交往、互相聯係、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同的東西日益增多,原有的特征越來越少,直到完全消失的結果。”
由此看來,上述著作對於民族同化與民族融合二詞區別得是很清楚的,民族同化存在貶義詞的性質也是很明確的,而民族融合的性質自然有所不同,有的著作甚至提出“不應在民族不平等條件仍然存在的情況下,輕易地談民族融合問題。”
至於民族融合是否隻存在於無階級、無壓迫的共產主義社會,從發表的論著看來,這是一個人們探討較少的問題,但也不乏一些精辟的見解。
比如,《辭海》民族融合條有兩項釋文:“在共-產主義基礎上,民族差別逐漸消失,世界各民族差別逐漸消失,世界各民族形成為一個共同的整體??指曆史上的一些民族(或其一部分)自然形成為一體的現象。”
《辭海》如此編排釋文,反映了編者的觀點,即承認在階級社會中也存在民族融合。
翁獨健先生主編的《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從中國的曆史事實出發,對階級社會中存不存在民族融合,如何表述曆史上一些民族匯入另一些民族的問題給予了非常明確而客觀的迴答。
書中說:“從我國和世界上的民族關係看來,曆史上一個民族合於另一個民族,存在著兩種情況和方式。一種是采取政治強製手段使一個民族合於另一個民族;一種是通過經濟文化的作用使一個民族經過自然漸進的過程合於另一民族。
這兩種情況和方式,不管用什麽名稱來表示和概括,它們都是客觀存在的。
人們習慣地把前一種情況稱為同化,把後一種情況稱為融合。
這種稱法,既反映了它們的存在,又反映了它們的區別,是比較妥當和科學的。
因此,我們不同意曆史上隻有融合沒有同化的觀點,也不同意曆史上隻有同化沒有融合的觀點,因為它們沒能正確區別地反映曆史事實。
應該根據曆史存在的上述兩種情況,以確定和稱為民族同化或民族融合。”
作者認為,由於長期相處,關係密切和通過經濟文化的作用,使一個民族自然融合於另一個民族的情況,在中國曆史上大量存在,通過強製手段迫使民族同化也屢見不鮮。
之所以講這麽多,是因為民族融合是中國古代曆史上一種進步的曆史現象,是我國古代民族關係的主流,它是在不同民族間經常出現的經濟、文化及生活習俗相互交流、學習,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經濟生活、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人們的共同體的過程。
它是曆史上經常發生的進步現象,是民族間的自然融合,也是多民族國家由分裂走向統一的必然發展趨勢的前提。
民族融合的過程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就是少數民族封建化的過程(如北孝文帝的改革)。
但馬克思主義反對憑借政治暴力和民族特權進行強行同化,讚同民族間的自然同化,曆史上一切自然同化現象的發生主要是經濟力量決定的,比如落後民族以武力征服先進民族而最終被後者所同化。
而民族融合的含義的話,對民族融合這個概念的理解,有兩個方麵的含義。
一是在表述全球民族消亡的途徑和方式時,民族融合是指全世界建立共產主義社會以後,民族特征與民族差別逐漸消失,形成一個沒有民族界限的人類整體的曆史過程。
二是把民族融合作為一種普遍的曆史現象來看待,它是指曆史上兩個以上的民族,由於互相接近、互相影響,最終形成為一個民族的現象。
我們在講述曆史上的民族關係時,通常是在後一個層麵上來使用民族融合這個概念的。
因為,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國家的普遍現象,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古今中外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變化、發展,都與民族融合緊密相關。
還有民族融合的方式的話,從我國以及世界上的民族關係來看,一個民族合於另一個民族,存在著兩種情況或方式。
一種是采取政治強製手段把一個民族合於另一個民族;一種是通過經濟、文化的作用,使一個民族經過自然的過程合於另一個民族。
為了比較妥當和科學地表示這兩種客觀存在的情況或方式,人們又習慣地把通過政治強製使一個民族合於另一個民族的情況稱為同化。
把通過經濟、文化的作用使一個民族自然地合於另一個民族的情況稱為融合。
在中國多民族的關係史上,既有強製同化,又有自然融合,相互之間分分合合,聚聚散散,錯綜而又複雜。
民族的自然融合是民族間經濟、文化以及生活習慣密切聯係的結果,是一個互相滲透的過程,在我國曆史大量存在,且有兩種具體的表現形式:一是落後民族在先進民族經濟文化的強烈影響下,逐漸融合於先進民族。
如我國匈奴族從後漢至南北朝的漢化,鮮卑族在南北朝時期的漢化,契丹、女真在遼、金、元時的漢化。
一是先進民族的部分成員,因陷於落後民族的汪洋大海而融合於落後民族。
如夏時的淳維,秦漢時的趙佗,南北朝時的桓誕,北齊時的高歡。
我國曆史上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具體實現方式主要有:
(1)民族遷徙,雜居相處。
(2)經濟文化的友好交流。
(3)聯合鬥爭,即在反抗各族統治者的剝削壓迫的鬥爭中,各族人民加強聯係和友誼。
(4)某些少數民族統治者進行的改革也起到了加速民族融合的作用。
(5)民族之間的戰爭在客觀上也有助於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