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需要說明，因為遼朝是一個由契丹族建立的草原帝國，在這個草原帝國之中，漢人的人口數量占據了大多數。
而為數眾多的漢人廣泛的參與到了契丹社會的各個方麵，促使了契丹人在思想文化，生產生活等方麵的不斷進步，同時生活在遼朝的漢人，因此，也不可避免的受到胡風的浸染，從而在社會組織，經濟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麵表現出了與中原漢人截然不同的麵貌，這也就是所謂的漢人胡化。
的確，就是漢人胡化，因為就像前文所說，大家都知道，遼朝是一個以契丹為主體，以漢族為多數的多民族國家。
大量遼屬漢人，在遼朝統一政權的作用下，與其它北方民族共同創造了燦爛的遼代文明，從而為遼代的中國北方地區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做出了意義深遠的曆史貢獻。
但是與此同時，生活在遼朝的漢人群體，在長時期的統一王朝大環境之下，也不免受到胡風浸染，高度胡化，呈現出不同於中原漢人群體的獨特風貌，也就是作者菌剛才所說的漢人胡化。
簡而言之，漢人胡化就是指數量眾多的遼屬漢人通過統一的遼朝政權的作用，在社會組織，經濟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麵逐步地融入北族社會之中。
遼屬漢人集中聚居區域一是遼西和遼東所在的契丹本土地區，二是太宗朝從中原地區整體劃歸的燕雲地區。
由此，從地理學的角度上觀察，這兩個區域位處中國北方長城地帶，歐亞草原的東端，這一帶自古以來就是世界東西文化匯萃，中國南北經濟交融的文化交錯區域。
早在周秦之際，這一帶屬於北方戎狄集團和東胡，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與中原華夏係統民族錯居雜處地帶，打從這個時期開始，生存在這一地帶的早期漢人，就在社會生活，文化形態等方麵，浸潤沾染上了濃重的胡風。
像是魏晉隋唐以降，這一帶先後成為鮮卑，粟特，突厥，迴鶻，契丹等北方民族馳騁縱橫曆史舞台，此問生存於遼西，遼東，晉北和幽薊一帶的漢人在經濟形態，生活習俗和思想觀念等方麵，更是深受北方草原文化的全方位影響。
從這個意義上說來，遼屬漢人的胡化傾向，可謂與生俱來，源遠流長。
既然遼屬漢人有著如此深厚的胡化淵源，當他們以各種原因成為遼朝屬民之後，遼朝特有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環境，無疑會進一步促進他們在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習俗等方麵的快速胡化。
大家知道，契丹民族素以狩獵騎射為業，終遼一代，以契丹為代表的北方民族，對本民族傳統的射獵畋漁生涯始終樂此不疲。
這樣的生活環境和社會氛圍，使得相當一部分入遼漢人淡化了原來的傳統生業，逐漸的習慣於氈毯廬帳，與馬牛雜處，居無常處的生活模式。
而隨著漢人生活方式的改變，在他們的文化，習俗中也逐漸糅合了大量的北族因素。
這部分漢人當中尚武的氣息濃厚，多精通騎射，如韓知古家族中就有“善騎射而敦詩書“的韓匡嗣，“便騎射而成性“的韓瑜等。
還例如耿氏家族中的耿崇美，不但“善騎射”而且通曉“北方語”，耿知新“善騎射“，“自孩幼習將相藝，識番漢書”等。
當時有相當數量的漢人都取契丹名字，根據韓匡嗣墓誌，在韓知古的十一個兒子中，最小的兩個兒子一個叫圖育氏，一個叫唐兀都，其名字都不是漢名，均為契丹名。
《耶律元佐墓誌》中載，“(元佐)生一子，小字度刺，漢兒小字藥師奴”。
韓知古的第六代孫韓敵烈的墓誌就直接用契丹小字書寫。
但其實在遼朝早期，入遼的漢人在習俗上與契丹人還是有著很大的差異的。
遼初漢人張礪曾經自契丹逃歸中原，被契丹騎兵截獲押還後，太宗問其南逃的緣故，張礪迴答說:“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
雖然南北風俗的差異並不是張礪南歸的主要原因，但是從中可以看出契丹人與漢人之間飲食衣服的巨大差異是確實存在的。
但是到了遼代中期以後，這種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宋朝事實類苑》中記載韓木巳，作為遼朝的使者出使宋朝，期間竟然“嫌朝服太長，步武縈足，複欲左衽。”
可見契丹境內的部分漢人已經習慣於穿胡服。
曾經多次出使契丹的蘇轍在《出山》一詩中說:“漢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漸變存語言”，這描述的就是遼中京境內漢人的情形。
蘇頌《和晨發柳河館憩長源郵舍》詩中也記載了相似的情況:“山穀水多流乳石，旃裘人鮮佩純綿.服章幾類南冠係，星土難分列宿躔.安得華風變殊俗，免教辛有歎伊川。”
此詩記述了蘇頌在契丹遼地柳河館附近所見當地漢人衣冠服飾以及發式已漸漸契丹化的實況。
他在詩後還附有一注，更加明確地點明了契丹遼地漢民發式上受到坩髡發影響已經契川化詩注雲:“敵中(指遼地)多掠燕，薊之人，雜居番界，皆削頂垂發(即髡發)，以從其(契丹)俗.唯巾衫稍異，以別番漢耳。”
同時，在整體劃歸的燕雲地，契丹統治者並未對漢人實行嚴格的強製性改俗政策。
但是在統一的遼朝政權的作用下，承襲唐末五代北方社會胡化傳統，遼代幽雲漢人的生活習俗也發生了變化，同生活在契丹本土的漢人一樣存服飾上表現明顯宋神宗熙寧年問，沈括出使契丹，記載燕薊“衣冠語言皆其故俗，惟男子靴足幅iij而垂其帶;女子連裳，異於【f1國。”
艮飾雖有變化，但不是很嚴重，到了宋哲宗朝，經過近百年的胡化，燕雲地區漢人的服飾變化在宋使眼中競達到了“哀哉漢唐餘，左衽今已半”的程度。
還有像是1993年在河北宣化發現的張匡正墓中，其墓葬前室東壁上相對繪有碾茶童子和吹火童子，二人一為左衽，一為有衽，可知漢服和胡服都是當時北方社會中的流行大眾服裝。
至於燕雲地區漢人發式上的胡化現象也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如《雞肋編》中記載:燕地“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許嫁，方留發。”
乃至於近年於河北宣化發現的遼韓師訓墓中，其前室南壁墓門兩側各繪一髡發門吏，西壁繪一髡發馬夫;後室西南壁繪有一幅宴飲圖，其中一歌者髡發。
遼張世古墓，墓主葬於天慶七年(1117)，其後室東南壁所繪宴飲圖中，有一髡發男子;同時發現的六號墓，同為遼代晚期漢人墓葬，墓葬前室東壁茶道圖中繪有三個髡發侍者形象。
這些髡發者的發式均接近於契丹人，但墓主都為漢人，墓室中的壁畫描繪的都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場景，所以這些髡發人應該就是有胡化傾向的漢人。
同時漢人的胡化，還表現在婚俗的改變之上。
要知道胡漢通婚在契丹遼地中屢見不鮮，太宗於會同三年(940)十二月，“詔契丹人授漢官者從漢儀，聽於漢人婚嫻。”
及到世宗即位之後，契丹與漢族上層之間的通婚，不再以南麵官為限，到興宗時期“謀臣韓紹芳獻議，(四姓)方許婚焉。”
而且，在胡漢通婚的同時契丹的某些獨特婚俗也在漢人婚姻中出現。
像是異輩婚，也就是不同輩份之間的婚姻在契丹本土地區的漢人中出現較多。
據《耿延毅妻耶律氏墓誌銘》，耿延毅的原配夫人耶律氏是其舅父韓德衝的女兒，而他續娶的夫人就是原配夫人的侄女。
韓氏家族中滌魯的兒子，韓敵烈娶訛裏本娘子為妻。
這位訛裏本娘子是蕭胡靚古太師與當阿夫人的女兒，當阿夫人就是滌魯女兒，韓敵烈姐姐，也就是說敵烈娶了甥女為妻。
當然，異輩婚在燕雲地區不似契丹本土地區普遍，但是也有少數情況，以上層漢人為主。
如在今北京(遼代南京)大興縣出土的《馬直溫妻張綰墓誌》中就有反映這種契丹婚俗對漢人影響的真實記述。
張綰的叔父祖名張儉，是遼聖宗時的著名漢官。
張儉的二女兒嫁給了鄭弘節，其女兒被封為為晉國夫人(即張綰之母)。
這位晉國夫人就是張儉的外孫女，但又嫁給了張儉的侄子張嗣複。
這種異輩之間通婚的習俗在漢族的早期曆史中曾經出現過，如漢惠帝曾經娶他的姐姐魯元公主之女張氏為妻，這便是舅父與甥女為婚。
哀帝娶了他的祖母傅太後從弟的妹妹，這是與外家諸姑為婚。
但是，需要說明，我國古代最早從唐代就開始禁止漢人之間的異輩婚。
如《唐律疏議-戶婚》中就規定雖無服，但輩行高於自己如“其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並不得為婚姻。”
至此以後中原的漢人視這種婚嫻為小正常的行為，在儒家的道德觀念之下更是可恥的。
但是這種異輩之間的婚姻存北族社會卻源遠流長，而且算是十分普遍，如契丹的九位皇帝中就有四位皇帝(世宗，景宗，聖宗，道宗)與他們的皇後不是同輩人
於是，在強勁的契丹社會大環境下，高度胡化的部分漢人在婚姻習俗上受到了北方民族的影響，與契丹人一樣視此種異輩之間的通婚為平常之事。
包括遊牧民族傳統的“搶婚”也現在遼屬漢人的婚俗之中。
在遼金時期流行於燕雲地區節日“放偷”，在《契丹國誌-歲時雜儀》和洪皓《鬆漠記聞》卷上中都有較為詳細的記載。
即在正月十六這天，縱偷一日作為娛樂，偷盜的內容既可以是物品也可以是女孩子。
“放偷”之日過後，雙方會共同飲酒慶祝，若偷盜的內容是女孩子，則成就一對姻緣。
文惟簡在《虜廷事實》中對於這種“偷盜女子”的行為有更為詳細解釋:“至有室女隨其家出遊，或家在僻靜處，為男子劫持去，候月餘日方告其父母，以財禮聘之。”
由此可見“放偷”一俗應是源於北方遊牧民族中的“搶婚”習俗
這種婚俗是中原漢人無法想象的，但是在幽燕地區卻習以為常。
此外，收繼婚，離婚，改嫁等中原漢人視為禁忌的婚俗也在遼屬漢人中出現。
由此可見，經過遼朝二百多年的胡風浸染，遼朝境內的漢人高度胡化。
這種胡化是從內到外，由表及裏的變化。
他們以遼人自居，自身的民族意識比較淡薄，其最典型個案例證便是韓知古家族在有遼百年發展過程中與遼朝興亡的體戚與共。
受北方強勁胡風的影響，遼屬漢人形成了獨特的文化，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漢人，可以很容易的與中原漢族相區別。
特別是到後來的金元時期，這一地區的漢人均被稱為北人，以與中原漢人相區分。
並且契丹境內高度胡化的漢人，在不同的時期通過各種渠道參加到契丹政權之中。
這部分漢人雖然在政治上處於從屬地位，但是憑借著其較為發達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優勢，迅速成為鞏固契丹政權的中堅力量，並在很大的程度上改變了契丹社會的風貌。
也正是遼屬漢人活躍於契丹社會的各個階層，才使得遼代社會呈現出胡中有漢，漢中有胡的獨特風貌，從而打破了周秦漢唐以來長城南北隔閡的局麵，長城於此時失去了其原來的意義。
可以說算是在契丹的統治時期，中國的北方社會實現了南北的交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雛形開始形成，這也算是有一定的益處吧，畢竟是推動了民族之間的融合，是吧。
……
……
……
而為數眾多的漢人廣泛的參與到了契丹社會的各個方麵，促使了契丹人在思想文化，生產生活等方麵的不斷進步，同時生活在遼朝的漢人，因此，也不可避免的受到胡風的浸染，從而在社會組織，經濟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麵表現出了與中原漢人截然不同的麵貌，這也就是所謂的漢人胡化。
的確，就是漢人胡化，因為就像前文所說，大家都知道，遼朝是一個以契丹為主體，以漢族為多數的多民族國家。
大量遼屬漢人，在遼朝統一政權的作用下，與其它北方民族共同創造了燦爛的遼代文明，從而為遼代的中國北方地區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做出了意義深遠的曆史貢獻。
但是與此同時，生活在遼朝的漢人群體，在長時期的統一王朝大環境之下，也不免受到胡風浸染，高度胡化，呈現出不同於中原漢人群體的獨特風貌，也就是作者菌剛才所說的漢人胡化。
簡而言之，漢人胡化就是指數量眾多的遼屬漢人通過統一的遼朝政權的作用，在社會組織，經濟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麵逐步地融入北族社會之中。
遼屬漢人集中聚居區域一是遼西和遼東所在的契丹本土地區，二是太宗朝從中原地區整體劃歸的燕雲地區。
由此，從地理學的角度上觀察，這兩個區域位處中國北方長城地帶，歐亞草原的東端，這一帶自古以來就是世界東西文化匯萃，中國南北經濟交融的文化交錯區域。
早在周秦之際，這一帶屬於北方戎狄集團和東胡，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與中原華夏係統民族錯居雜處地帶，打從這個時期開始，生存在這一地帶的早期漢人，就在社會生活，文化形態等方麵，浸潤沾染上了濃重的胡風。
像是魏晉隋唐以降，這一帶先後成為鮮卑，粟特，突厥，迴鶻，契丹等北方民族馳騁縱橫曆史舞台，此問生存於遼西，遼東，晉北和幽薊一帶的漢人在經濟形態，生活習俗和思想觀念等方麵，更是深受北方草原文化的全方位影響。
從這個意義上說來，遼屬漢人的胡化傾向，可謂與生俱來，源遠流長。
既然遼屬漢人有著如此深厚的胡化淵源，當他們以各種原因成為遼朝屬民之後，遼朝特有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環境，無疑會進一步促進他們在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習俗等方麵的快速胡化。
大家知道，契丹民族素以狩獵騎射為業，終遼一代，以契丹為代表的北方民族，對本民族傳統的射獵畋漁生涯始終樂此不疲。
這樣的生活環境和社會氛圍，使得相當一部分入遼漢人淡化了原來的傳統生業，逐漸的習慣於氈毯廬帳，與馬牛雜處，居無常處的生活模式。
而隨著漢人生活方式的改變，在他們的文化，習俗中也逐漸糅合了大量的北族因素。
這部分漢人當中尚武的氣息濃厚，多精通騎射，如韓知古家族中就有“善騎射而敦詩書“的韓匡嗣，“便騎射而成性“的韓瑜等。
還例如耿氏家族中的耿崇美，不但“善騎射”而且通曉“北方語”，耿知新“善騎射“，“自孩幼習將相藝，識番漢書”等。
當時有相當數量的漢人都取契丹名字，根據韓匡嗣墓誌，在韓知古的十一個兒子中，最小的兩個兒子一個叫圖育氏，一個叫唐兀都，其名字都不是漢名，均為契丹名。
《耶律元佐墓誌》中載，“(元佐)生一子，小字度刺，漢兒小字藥師奴”。
韓知古的第六代孫韓敵烈的墓誌就直接用契丹小字書寫。
但其實在遼朝早期，入遼的漢人在習俗上與契丹人還是有著很大的差異的。
遼初漢人張礪曾經自契丹逃歸中原，被契丹騎兵截獲押還後，太宗問其南逃的緣故，張礪迴答說:“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
雖然南北風俗的差異並不是張礪南歸的主要原因，但是從中可以看出契丹人與漢人之間飲食衣服的巨大差異是確實存在的。
但是到了遼代中期以後，這種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宋朝事實類苑》中記載韓木巳，作為遼朝的使者出使宋朝，期間竟然“嫌朝服太長，步武縈足，複欲左衽。”
可見契丹境內的部分漢人已經習慣於穿胡服。
曾經多次出使契丹的蘇轍在《出山》一詩中說:“漢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漸變存語言”，這描述的就是遼中京境內漢人的情形。
蘇頌《和晨發柳河館憩長源郵舍》詩中也記載了相似的情況:“山穀水多流乳石，旃裘人鮮佩純綿.服章幾類南冠係，星土難分列宿躔.安得華風變殊俗，免教辛有歎伊川。”
此詩記述了蘇頌在契丹遼地柳河館附近所見當地漢人衣冠服飾以及發式已漸漸契丹化的實況。
他在詩後還附有一注，更加明確地點明了契丹遼地漢民發式上受到坩髡發影響已經契川化詩注雲:“敵中(指遼地)多掠燕，薊之人，雜居番界，皆削頂垂發(即髡發)，以從其(契丹)俗.唯巾衫稍異，以別番漢耳。”
同時，在整體劃歸的燕雲地，契丹統治者並未對漢人實行嚴格的強製性改俗政策。
但是在統一的遼朝政權的作用下，承襲唐末五代北方社會胡化傳統，遼代幽雲漢人的生活習俗也發生了變化，同生活在契丹本土的漢人一樣存服飾上表現明顯宋神宗熙寧年問，沈括出使契丹，記載燕薊“衣冠語言皆其故俗，惟男子靴足幅iij而垂其帶;女子連裳，異於【f1國。”
艮飾雖有變化，但不是很嚴重，到了宋哲宗朝，經過近百年的胡化，燕雲地區漢人的服飾變化在宋使眼中競達到了“哀哉漢唐餘，左衽今已半”的程度。
還有像是1993年在河北宣化發現的張匡正墓中，其墓葬前室東壁上相對繪有碾茶童子和吹火童子，二人一為左衽，一為有衽，可知漢服和胡服都是當時北方社會中的流行大眾服裝。
至於燕雲地區漢人發式上的胡化現象也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如《雞肋編》中記載:燕地“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許嫁，方留發。”
乃至於近年於河北宣化發現的遼韓師訓墓中，其前室南壁墓門兩側各繪一髡發門吏，西壁繪一髡發馬夫;後室西南壁繪有一幅宴飲圖，其中一歌者髡發。
遼張世古墓，墓主葬於天慶七年(1117)，其後室東南壁所繪宴飲圖中，有一髡發男子;同時發現的六號墓，同為遼代晚期漢人墓葬，墓葬前室東壁茶道圖中繪有三個髡發侍者形象。
這些髡發者的發式均接近於契丹人，但墓主都為漢人，墓室中的壁畫描繪的都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場景，所以這些髡發人應該就是有胡化傾向的漢人。
同時漢人的胡化，還表現在婚俗的改變之上。
要知道胡漢通婚在契丹遼地中屢見不鮮，太宗於會同三年(940)十二月，“詔契丹人授漢官者從漢儀，聽於漢人婚嫻。”
及到世宗即位之後，契丹與漢族上層之間的通婚，不再以南麵官為限，到興宗時期“謀臣韓紹芳獻議，(四姓)方許婚焉。”
而且，在胡漢通婚的同時契丹的某些獨特婚俗也在漢人婚姻中出現。
像是異輩婚，也就是不同輩份之間的婚姻在契丹本土地區的漢人中出現較多。
據《耿延毅妻耶律氏墓誌銘》，耿延毅的原配夫人耶律氏是其舅父韓德衝的女兒，而他續娶的夫人就是原配夫人的侄女。
韓氏家族中滌魯的兒子，韓敵烈娶訛裏本娘子為妻。
這位訛裏本娘子是蕭胡靚古太師與當阿夫人的女兒，當阿夫人就是滌魯女兒，韓敵烈姐姐，也就是說敵烈娶了甥女為妻。
當然，異輩婚在燕雲地區不似契丹本土地區普遍，但是也有少數情況，以上層漢人為主。
如在今北京(遼代南京)大興縣出土的《馬直溫妻張綰墓誌》中就有反映這種契丹婚俗對漢人影響的真實記述。
張綰的叔父祖名張儉，是遼聖宗時的著名漢官。
張儉的二女兒嫁給了鄭弘節，其女兒被封為為晉國夫人(即張綰之母)。
這位晉國夫人就是張儉的外孫女，但又嫁給了張儉的侄子張嗣複。
這種異輩之間通婚的習俗在漢族的早期曆史中曾經出現過，如漢惠帝曾經娶他的姐姐魯元公主之女張氏為妻，這便是舅父與甥女為婚。
哀帝娶了他的祖母傅太後從弟的妹妹，這是與外家諸姑為婚。
但是，需要說明，我國古代最早從唐代就開始禁止漢人之間的異輩婚。
如《唐律疏議-戶婚》中就規定雖無服，但輩行高於自己如“其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並不得為婚姻。”
至此以後中原的漢人視這種婚嫻為小正常的行為，在儒家的道德觀念之下更是可恥的。
但是這種異輩之間的婚姻存北族社會卻源遠流長，而且算是十分普遍，如契丹的九位皇帝中就有四位皇帝(世宗，景宗，聖宗，道宗)與他們的皇後不是同輩人
於是，在強勁的契丹社會大環境下，高度胡化的部分漢人在婚姻習俗上受到了北方民族的影響，與契丹人一樣視此種異輩之間的通婚為平常之事。
包括遊牧民族傳統的“搶婚”也現在遼屬漢人的婚俗之中。
在遼金時期流行於燕雲地區節日“放偷”，在《契丹國誌-歲時雜儀》和洪皓《鬆漠記聞》卷上中都有較為詳細的記載。
即在正月十六這天，縱偷一日作為娛樂，偷盜的內容既可以是物品也可以是女孩子。
“放偷”之日過後，雙方會共同飲酒慶祝，若偷盜的內容是女孩子，則成就一對姻緣。
文惟簡在《虜廷事實》中對於這種“偷盜女子”的行為有更為詳細解釋:“至有室女隨其家出遊，或家在僻靜處，為男子劫持去，候月餘日方告其父母，以財禮聘之。”
由此可見“放偷”一俗應是源於北方遊牧民族中的“搶婚”習俗
這種婚俗是中原漢人無法想象的，但是在幽燕地區卻習以為常。
此外，收繼婚，離婚，改嫁等中原漢人視為禁忌的婚俗也在遼屬漢人中出現。
由此可見，經過遼朝二百多年的胡風浸染，遼朝境內的漢人高度胡化。
這種胡化是從內到外，由表及裏的變化。
他們以遼人自居，自身的民族意識比較淡薄，其最典型個案例證便是韓知古家族在有遼百年發展過程中與遼朝興亡的體戚與共。
受北方強勁胡風的影響，遼屬漢人形成了獨特的文化，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漢人，可以很容易的與中原漢族相區別。
特別是到後來的金元時期，這一地區的漢人均被稱為北人，以與中原漢人相區分。
並且契丹境內高度胡化的漢人，在不同的時期通過各種渠道參加到契丹政權之中。
這部分漢人雖然在政治上處於從屬地位，但是憑借著其較為發達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優勢，迅速成為鞏固契丹政權的中堅力量，並在很大的程度上改變了契丹社會的風貌。
也正是遼屬漢人活躍於契丹社會的各個階層，才使得遼代社會呈現出胡中有漢，漢中有胡的獨特風貌，從而打破了周秦漢唐以來長城南北隔閡的局麵，長城於此時失去了其原來的意義。
可以說算是在契丹的統治時期，中國的北方社會實現了南北的交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雛形開始形成，這也算是有一定的益處吧，畢竟是推動了民族之間的融合，是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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