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裏需要插一句，前麵說到了遼朝的一些政治文化習俗，其中提到了它們的科舉考試，這其實很有意思的，可以給大家簡單科普一下，因為它們的科舉考試其實跟我們是有一些不同的。
首先，大家都知道了，在古時候，我們是儒家文化為尊嘛，向外輸出的也是儒家文化和思想。
自然，遼朝也不例外，很是受了這方麵的影響。
而隨著儒家思想的地位在遼朝不斷提高和遼朝科舉製度的不斷完善，儒家文化在遼朝統治域內得到了廣泛傳播，影響日益擴大，誦經習儒已經逐漸成為那時遼朝社會生活中的時尚。
的確，儒學的發達，學校的設立，科舉的實施，不僅提高了北方遊牧社會的文化素質，更是促進了北方遊牧社會的進步，而且隨著儒家文化影響到北方遊牧社會的諸層麵，北方遊牧社會與中原漢族社會之間的文化差距逐漸縮小，為民族的大融合鋪平了道路。
顯然，在這一過程中，遼朝科舉製度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要知道遼朝是以武立國，在建國之初，兵勢方張，庶事草創，“禮之用未遑”，尚未觸及科舉製度。
至太宗會同元年取得燕雲十六州之後，遼朝為了穩定統治，適應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始在南京地區署置科舉製度，以收漢族、渤海族士人，充實遼朝官僚機構。
此後，經世宗、穆宗的政治變亂，導致科舉之事設廢無常，隨宜性較強，直至景宗保寧八年“詔南京複禮部貢院”，遼朝科舉製度才逐步穩定下來。
聖宗統和六年“詔開貢舉”後，遼朝科舉製度由帶有隨宜設置的傾向走向真正意義上的製度化，由此科舉製度不斷走向完善和更加成熟，在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也愈加凸顯。
也就是說，遼代科舉是至聖宗耶律降緒統和六年，方行貢舉。
其規製“頗用唐進士法取人”，意思就是，遼代的科舉製度是大致仿照了唐代的科舉製度的。
最初每冬隻放進士一二人，開泰元年後逐漸增加取士人數，每科錄取50~70人左右，並規定契丹人不準應試。
取士人數最多時，達一百三十餘人。
進士分甲、乙兩科，最初隻設鄉貢、禮部試二級。
到了重熙五年十月，巡興宗耶律宗真在丞相張儉的建議下，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為題，試進士於廷，廷試亦成為遼之科舉製度。
舉資料記載，遼代約開貢舉56次，所取狀元可考者53人。
56次貢舉，對於一個先後存在209年的少數民族掌權的朝代而言可謂不少。
但是需要說明，在那時進士出身，真正任命為官者，卻少得可憐，可見遼統治者對科舉的真正含義還缺乏科學的研究，又因遼之契丹文難考，保留的遼代科舉資料又甚貧乏，作者菌也隻查到這麽多，也就隻能粗略的給大家說一下，至於具體如何的話，還是期待有更多的發現吧。
與此同時還有金代，畢竟宋遼金三個國家嘛，同一時期，算是相輔相成了，提到大哥自然少不了二哥，也的確，金代的科舉製度是在總結了遼代的科舉製度的經驗教訓後建立的。
“遼起唐季，頗用唐進士法取人，然仕於其國者，考其致身之所自，進士才十之二三耳”。
就是說，遼代雖然沿用唐朝科舉製度而行科舉，但進士出身被任命為官的，也隻不過十分之二三，科舉隻不過是個擺設。
“金承遼後，凡事欲軼遼世，故進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損之，其及第出身，視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
就是說金代科舉雖采唐宋之製但能揚長避短，對進士出身者能予器重，而法亦非常嚴密。
金在開國之初，考試分詞賦進士、經義進士兩類。
詞賦進士考試、詩、策論各一道;經義進士考經義、策論各一道。
錄取名額不定，考試亦不定期。
到天會五年，金軍占領河北、河東之後，官吏貧缺，急需補充。
金太宗便根據遼、宋舊製的不同，下詔對南北士人各以其素習之業取士，號稱“南北選”。
至天眷元年五月，熙宗亦下詔，命南北選各一詞賦、經義兩科進士。
天德二年將南北選合而為一，並取消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
到世宗完顏雍時，科舉考試得以進一步改革:一是增加了時務策，海陵王時科舉不考時務策，“士人不以策論為意”，影響了人才質量，為此世宗提出“並答時務策，觀其議論，材自可見，卿等其議之”，故官員缺額較少，後罷掉南北選，每科取士不過六七十人，官吏缺員嚴重，有鑒於此，世宗便命“自今文理可采者取之，毋限於數。”
自此後，第科取士名額增加，至大定二十八年取士達586人，承安二年，高達925人。
三是增設女直進士科，即策論進士，這是專為女真人設立的考試科目，該科設於大定十一年初隻試策，每場一題，用女真大字，後又增試詩或論，用女直小字。
可以說恆古以來，采用少數民族文字進行科舉考試，這在我國曆史上算是一大創舉。
而本科設立後，首次考試在大定十三年舉行，共錄取徒單鎰等27人。
所取之士全部被任命為女直字教授，充實和加強了女真族的師資隊伍，同時對女真族的文化開發亦起了重要作用。
所以，金一代名士，多由此科出身。
並且金代科舉製度考試分4級進行，即鄉試，府試、會試和殿試。
鄉試的名稱始於金，當時把縣試當鄉試，縣令為試官，及格者才能應府試。
府試原為六處舉行，後增至十處。
府試合格者才能參加在首都舉行的考試，即會試。
泰和二年定製度，會試策論3人取一人，詞賦經義5人取一人。
會試中選才得應舉殿試，而金代初年無殿試，從天德二年開始增設殿試科，除進士諸科外，還有律科、經童科、製舉、武舉等科目。
進士及第後，都要從基層的小官吏作起。
大定時還特規定，地方府一級少尹及中央政府的令史要從進士出身的小官中選用。
至於中高級官員京主要從進士出身的低級官吏中選拔。
如此積數十年努力，吸引了大批漢族士人通過科舉踏入金朝仕途。
使金朝的官員成分發生了很大變化。
尤其是“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繇由科地位至宰輔者接踵”，從而改變了創業階段主要由無文化的軍人掌權的局麵，對促進金朝政局穩定、文化的發展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綜上，金代科舉開始於太宗天會元年，初無定期。
自天會五年後方轉入正常，三年一試。
初分南、北兩選，以詞賦、經義取士，後合並為一，設進士科和女直進士科，前者分詞賦、經義兩科目取士，後者以策論取士。
金共開科約40次，分鄉試、府試、會試、殿試4級，狀元有名可考者19人。
所取之士，多用為官吏。
可見，金初以武奪取政權，其後統治者重文重武，以文治國，政局穩定，文武雙全，國家安定，文化發展。
到了更後麵的蒙元的話，大家知道，由於蒙古族統治者重武，文化層次低，所以元朝科舉製度屢興屢廢，元朝自建立至仁宗皇慶三年最初有近半個世紀科舉停廢，從而元代成為自隋唐以來科舉取士的“低穀”時期。
官員的選拔主要依靠世襲和舉薦，由“吏入仕”幾乎成為唯一的登仕途徑。
而世襲與薦舉的官員文化水平極低，甚至有不識字者，經常鬧些笑話。
如日聞錄》記載:“國朝故事:以蒙古、色目不諳政事，必以漢人佐之。官府色目居長，次設判署正官，謂其識治體，練時務也。近年以來，正官多不識字。至正年間，淮東有一路總管在任，省劄行下，‘辯驗收差課程錢穀’，喚該吏，怒曰:‘省劄雲“便檢錢”，許多鈔在庫，如何不便檢，’錯以‘辯驗’為‘便檢’也。又一縣令修理譙樓，讀‘譙’為‘焦’;又讀‘羈管’為‘霸管’。”
由此，因為官員水平太低，自然不能適應吏治的需要。
於是太宗窩闊台九年八月，曾應中書令耶律楚材“用儒術選士”之請，詔中原諸路以論、經義、詞賦三科考試儒生，同時宣布“其中選者複其賦役，令與各處長官同署公事”。
這是元朝正式建立前首次仿照科舉的辦法選拔士人。
但隻在地方一級進行，不能算作嚴格意義上的科舉，且由於“當世或以為非便，事複中止”。
元世祖即位後，丞相史天澤條具當行大事，其中提到科舉，但未被采納。
至元四年九月，翰林海陸空士承旨王鶚等請行選舉法，“遠述周製，次及漢、隋、唐取士科目，近舉遼、金選舉用人，與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為貢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以為工匠商賈。以今論之，惟科舉取士，最為切務，矧先朝故典，尤宜追述。”
元世祖看過奏章後說:“此良法也，其行之。”
後來，翰林院大臣曾擬定科舉程式，並於至元十一年十一月呈聞太子真金，但事未施行。
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丞相火魯火孫與留夢炎等人上奏說:“中書省臣奏，皆以為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行官者多”。
元世祖問:“將若之何，”對曰:“惟貢士取士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為學矣。”
這一建議初元世祖批準。隨及，許衡又議學校科舉之法，罷詩賦，重經學，定為新製。
但在元世祖之時，科舉製度雖然確立，卻始終未能襯行。
成宗、武宗時，又一再議論貢舉之事，也仍然沒有結果。
至仁宗皇慶二年十月，中書省大臣再次上奏提此事，仁宗正式決定實行科舉。
元廷頒布詔令，命中書省“參酌古今，定其條製”，皇慶三年首行鄉試，次年二月會方式京師，同時頒布了科舉考試的規定，大致如下:
科舉每三年舉行一次，分鄉試、會試、殿試三級考試。
凡二十五歲以上，鄉裏稱其孝悌，朋友服其信義，通曉經書，德行有素者，經地方官從所轄各族戶中推舉後，才能有資格參加考試。
如有徇私濫舉或應舉不舉者，監察禦史、肅政廉訪司都要體察究治。
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熹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
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
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題目亦從四書中出，並用朱熹章句集注，複以己意經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
第三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成。
鄉試於八月舉行;會試於鄉試次年二月舉行，殿試於三月舉行。同時規定了鄉、會、殿試場次、日期、考試內容、紀律及注意事項。
鄉試科場、全國共設十七處，從各處選合格者三百名參加會試;會試共取一百人參加殿試、殿試諸生不再為黜落，隻以其所對策第分高下，厘定等次，而後分右、左榜唱名公布。
元代科舉考試，從仁宗延祐乙卯首次舉行會試，至惠宗元統元年癸酉科會試，其間舉行7次，停罷數年之後，於至正二年恢複，到至正二十六年丙午科，又舉行9次。
有元一代，每科各取左、右狀元一人，共取狀元32人，進士1139人，以三年一次計，僅占48年，不至元朝的三分之一。
十六科，最多的一科如元統元年癸酉科才100人，最少者如至正二十年庚子科僅隻35人。
一個統一的王朝科舉取士人數之少，為隋唐以來所罕見。
究其原因，與元朝統治者不把科舉考試作為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同時又與在即行的科舉考試中貫徹民族壓迫政策不無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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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家都知道了，在古時候，我們是儒家文化為尊嘛，向外輸出的也是儒家文化和思想。
自然，遼朝也不例外，很是受了這方麵的影響。
而隨著儒家思想的地位在遼朝不斷提高和遼朝科舉製度的不斷完善，儒家文化在遼朝統治域內得到了廣泛傳播，影響日益擴大，誦經習儒已經逐漸成為那時遼朝社會生活中的時尚。
的確，儒學的發達，學校的設立，科舉的實施，不僅提高了北方遊牧社會的文化素質，更是促進了北方遊牧社會的進步，而且隨著儒家文化影響到北方遊牧社會的諸層麵，北方遊牧社會與中原漢族社會之間的文化差距逐漸縮小，為民族的大融合鋪平了道路。
顯然，在這一過程中，遼朝科舉製度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要知道遼朝是以武立國，在建國之初，兵勢方張，庶事草創，“禮之用未遑”，尚未觸及科舉製度。
至太宗會同元年取得燕雲十六州之後，遼朝為了穩定統治，適應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始在南京地區署置科舉製度，以收漢族、渤海族士人，充實遼朝官僚機構。
此後，經世宗、穆宗的政治變亂，導致科舉之事設廢無常，隨宜性較強，直至景宗保寧八年“詔南京複禮部貢院”，遼朝科舉製度才逐步穩定下來。
聖宗統和六年“詔開貢舉”後，遼朝科舉製度由帶有隨宜設置的傾向走向真正意義上的製度化，由此科舉製度不斷走向完善和更加成熟，在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也愈加凸顯。
也就是說，遼代科舉是至聖宗耶律降緒統和六年，方行貢舉。
其規製“頗用唐進士法取人”，意思就是，遼代的科舉製度是大致仿照了唐代的科舉製度的。
最初每冬隻放進士一二人，開泰元年後逐漸增加取士人數，每科錄取50~70人左右，並規定契丹人不準應試。
取士人數最多時，達一百三十餘人。
進士分甲、乙兩科，最初隻設鄉貢、禮部試二級。
到了重熙五年十月，巡興宗耶律宗真在丞相張儉的建議下，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為題，試進士於廷，廷試亦成為遼之科舉製度。
舉資料記載，遼代約開貢舉56次，所取狀元可考者53人。
56次貢舉，對於一個先後存在209年的少數民族掌權的朝代而言可謂不少。
但是需要說明，在那時進士出身，真正任命為官者，卻少得可憐，可見遼統治者對科舉的真正含義還缺乏科學的研究，又因遼之契丹文難考，保留的遼代科舉資料又甚貧乏，作者菌也隻查到這麽多，也就隻能粗略的給大家說一下，至於具體如何的話，還是期待有更多的發現吧。
與此同時還有金代，畢竟宋遼金三個國家嘛，同一時期，算是相輔相成了，提到大哥自然少不了二哥，也的確，金代的科舉製度是在總結了遼代的科舉製度的經驗教訓後建立的。
“遼起唐季，頗用唐進士法取人，然仕於其國者，考其致身之所自，進士才十之二三耳”。
就是說，遼代雖然沿用唐朝科舉製度而行科舉，但進士出身被任命為官的，也隻不過十分之二三，科舉隻不過是個擺設。
“金承遼後，凡事欲軼遼世，故進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損之，其及第出身，視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
就是說金代科舉雖采唐宋之製但能揚長避短，對進士出身者能予器重，而法亦非常嚴密。
金在開國之初，考試分詞賦進士、經義進士兩類。
詞賦進士考試、詩、策論各一道;經義進士考經義、策論各一道。
錄取名額不定，考試亦不定期。
到天會五年，金軍占領河北、河東之後，官吏貧缺，急需補充。
金太宗便根據遼、宋舊製的不同，下詔對南北士人各以其素習之業取士，號稱“南北選”。
至天眷元年五月，熙宗亦下詔，命南北選各一詞賦、經義兩科進士。
天德二年將南北選合而為一，並取消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
到世宗完顏雍時，科舉考試得以進一步改革:一是增加了時務策，海陵王時科舉不考時務策，“士人不以策論為意”，影響了人才質量，為此世宗提出“並答時務策，觀其議論，材自可見，卿等其議之”，故官員缺額較少，後罷掉南北選，每科取士不過六七十人，官吏缺員嚴重，有鑒於此，世宗便命“自今文理可采者取之，毋限於數。”
自此後，第科取士名額增加，至大定二十八年取士達586人，承安二年，高達925人。
三是增設女直進士科，即策論進士，這是專為女真人設立的考試科目，該科設於大定十一年初隻試策，每場一題，用女真大字，後又增試詩或論，用女直小字。
可以說恆古以來，采用少數民族文字進行科舉考試，這在我國曆史上算是一大創舉。
而本科設立後，首次考試在大定十三年舉行，共錄取徒單鎰等27人。
所取之士全部被任命為女直字教授，充實和加強了女真族的師資隊伍，同時對女真族的文化開發亦起了重要作用。
所以，金一代名士，多由此科出身。
並且金代科舉製度考試分4級進行，即鄉試，府試、會試和殿試。
鄉試的名稱始於金，當時把縣試當鄉試，縣令為試官，及格者才能應府試。
府試原為六處舉行，後增至十處。
府試合格者才能參加在首都舉行的考試，即會試。
泰和二年定製度，會試策論3人取一人，詞賦經義5人取一人。
會試中選才得應舉殿試，而金代初年無殿試，從天德二年開始增設殿試科，除進士諸科外，還有律科、經童科、製舉、武舉等科目。
進士及第後，都要從基層的小官吏作起。
大定時還特規定，地方府一級少尹及中央政府的令史要從進士出身的小官中選用。
至於中高級官員京主要從進士出身的低級官吏中選拔。
如此積數十年努力，吸引了大批漢族士人通過科舉踏入金朝仕途。
使金朝的官員成分發生了很大變化。
尤其是“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繇由科地位至宰輔者接踵”，從而改變了創業階段主要由無文化的軍人掌權的局麵，對促進金朝政局穩定、文化的發展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綜上，金代科舉開始於太宗天會元年，初無定期。
自天會五年後方轉入正常，三年一試。
初分南、北兩選，以詞賦、經義取士，後合並為一，設進士科和女直進士科，前者分詞賦、經義兩科目取士，後者以策論取士。
金共開科約40次，分鄉試、府試、會試、殿試4級，狀元有名可考者19人。
所取之士，多用為官吏。
可見，金初以武奪取政權，其後統治者重文重武，以文治國，政局穩定，文武雙全，國家安定，文化發展。
到了更後麵的蒙元的話，大家知道，由於蒙古族統治者重武，文化層次低，所以元朝科舉製度屢興屢廢，元朝自建立至仁宗皇慶三年最初有近半個世紀科舉停廢，從而元代成為自隋唐以來科舉取士的“低穀”時期。
官員的選拔主要依靠世襲和舉薦，由“吏入仕”幾乎成為唯一的登仕途徑。
而世襲與薦舉的官員文化水平極低，甚至有不識字者，經常鬧些笑話。
如日聞錄》記載:“國朝故事:以蒙古、色目不諳政事，必以漢人佐之。官府色目居長，次設判署正官，謂其識治體，練時務也。近年以來，正官多不識字。至正年間，淮東有一路總管在任，省劄行下，‘辯驗收差課程錢穀’，喚該吏，怒曰:‘省劄雲“便檢錢”，許多鈔在庫，如何不便檢，’錯以‘辯驗’為‘便檢’也。又一縣令修理譙樓，讀‘譙’為‘焦’;又讀‘羈管’為‘霸管’。”
由此，因為官員水平太低，自然不能適應吏治的需要。
於是太宗窩闊台九年八月，曾應中書令耶律楚材“用儒術選士”之請，詔中原諸路以論、經義、詞賦三科考試儒生，同時宣布“其中選者複其賦役，令與各處長官同署公事”。
這是元朝正式建立前首次仿照科舉的辦法選拔士人。
但隻在地方一級進行，不能算作嚴格意義上的科舉，且由於“當世或以為非便，事複中止”。
元世祖即位後，丞相史天澤條具當行大事，其中提到科舉，但未被采納。
至元四年九月，翰林海陸空士承旨王鶚等請行選舉法，“遠述周製，次及漢、隋、唐取士科目，近舉遼、金選舉用人，與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為貢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以為工匠商賈。以今論之，惟科舉取士，最為切務，矧先朝故典，尤宜追述。”
元世祖看過奏章後說:“此良法也，其行之。”
後來，翰林院大臣曾擬定科舉程式，並於至元十一年十一月呈聞太子真金，但事未施行。
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丞相火魯火孫與留夢炎等人上奏說:“中書省臣奏，皆以為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行官者多”。
元世祖問:“將若之何，”對曰:“惟貢士取士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為學矣。”
這一建議初元世祖批準。隨及，許衡又議學校科舉之法，罷詩賦，重經學，定為新製。
但在元世祖之時，科舉製度雖然確立，卻始終未能襯行。
成宗、武宗時，又一再議論貢舉之事，也仍然沒有結果。
至仁宗皇慶二年十月，中書省大臣再次上奏提此事，仁宗正式決定實行科舉。
元廷頒布詔令，命中書省“參酌古今，定其條製”，皇慶三年首行鄉試，次年二月會方式京師，同時頒布了科舉考試的規定，大致如下:
科舉每三年舉行一次，分鄉試、會試、殿試三級考試。
凡二十五歲以上，鄉裏稱其孝悌，朋友服其信義，通曉經書，德行有素者，經地方官從所轄各族戶中推舉後，才能有資格參加考試。
如有徇私濫舉或應舉不舉者，監察禦史、肅政廉訪司都要體察究治。
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熹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
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
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題目亦從四書中出，並用朱熹章句集注，複以己意經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
第三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成。
鄉試於八月舉行;會試於鄉試次年二月舉行，殿試於三月舉行。同時規定了鄉、會、殿試場次、日期、考試內容、紀律及注意事項。
鄉試科場、全國共設十七處，從各處選合格者三百名參加會試;會試共取一百人參加殿試、殿試諸生不再為黜落，隻以其所對策第分高下，厘定等次，而後分右、左榜唱名公布。
元代科舉考試，從仁宗延祐乙卯首次舉行會試，至惠宗元統元年癸酉科會試，其間舉行7次，停罷數年之後，於至正二年恢複，到至正二十六年丙午科，又舉行9次。
有元一代，每科各取左、右狀元一人，共取狀元32人，進士1139人，以三年一次計，僅占48年，不至元朝的三分之一。
十六科，最多的一科如元統元年癸酉科才100人，最少者如至正二十年庚子科僅隻35人。
一個統一的王朝科舉取士人數之少，為隋唐以來所罕見。
究其原因，與元朝統治者不把科舉考試作為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同時又與在即行的科舉考試中貫徹民族壓迫政策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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