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都還不算什麽，到後麵，特別是南宋時的火器製造更是進一步的向規模化推進。
如建康府的都作院，在11291261年間，就生產了火器差不多38000多件。
而江陵府的作院，每年能生產鐵火炮逾千隻，一次撥交襄郢等州的火器就以萬計。
這樣高額產量的武器作坊的出現，表明南宋火藥的應用和火器的製造又有了新的進展。
可不幸的是，金人與蒙古人在與宋軍作戰中也獲取了火藥的製用方法，這對蒙古鐵騎橫掃歐亞大陸有重要意義。
而歐洲人會製造火器則是14世紀的事了13世紀末從阿拉伯傳入。
在世界兵器史上，火藥和火器的使用同樣是劃時代的事件，而且對仁義的宋人來說，“火藥和火器的采用決不是一種暴力行為，而是一種工業的，也就是經濟的進步。”恩格斯語
馬克思對傳到歐洲的三大發明同樣給予了高度的評價：“火藥羅盤印刷術這是預兆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項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羅盤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卻變成了宗教的工具，並且一般地說變成科學複興的手段，變成創造精神發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推動力。”
可豈止是這三大發明，在數學天文醫學冶煉建築農學造紙等諸多領域，宋朝都取得了遙遙領先於整個世界的輝煌成就。
宋朝是中國傳統數學發展的高峰。
以秦九韶李冶楊輝沈括賈憲等為代表的大數學家，以其卓越成就永載史冊。
秦九韶著數學九章，提出“大衍求一術”，創“聯立一次同餘式”解法，比歐洲數學家尤拉和高斯的相關研究要早大約500年。
還有李冶著測圓海鏡和益古演段，是率先係統論述“天元術”即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同樣領先歐洲數百年。
還有楊輝著的詳解九章算法和日用算法，首創“垛積術”求出幾類高階等差級數之和，還發展了九宮圖，作了圓直線交叉的組合。
此外在乘除通變本末中還敘述了“九歸捷法”籌算乘除的各種運算法賈憲的“增乘開方法”的提出比意大利的魯尼和英國的霍納要早800年。
沈括的“燎積術”是中國第一個高階等差級數“會圓術”，並把勾股定理用於從弓箭的弦和矢求弧長，也都比歐洲早得多。
宋朝天文學發展成就輝煌，北宋天文學家蘇頌宰相與翰公廉建造了新的渾天儀，開創性的以水力運行，使之與天體運動基本保持一致。
新渾天儀高達12米，寬7米，共分三層，上層為“露台”，用來觀測宇宙天體，中間的“渾象”每晝夜自轉一周，相當精確。
這台“水運儀象台”堪稱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鍾”。
北宋中期，官方至少進行過5次大規模的恆星觀測，留下了大量天文史料。
天文學家黃裳更是根據觀測結果繪製了星圖。
精確的天文觀測直接推動了曆法改革。
宋代一共進行了18次曆法改革，對各種測算和計算方法都進行了改進和修正如三次內差法等。北宋中期衛樸修定曆法，以365243585日為一年，比舊曆準確度大為提高。
1199年慶元五年，楊忠輔重製統天曆，以3652425日為一年現代觀測數據一迴歸年為3652422日，與西方1582年頒布的公曆數據完全相同。
在當時的條件下取得這樣的成就，真的是讓人可敬可歎
宋代醫學發展較唐代更為先進。
而且宋代的醫學發展有人極為昌盛，像是分科更細，由前代的脈科內科針科瘍科外科三科細化為“眼科產科風科口齒咽喉科針灸科金鏃書禁科瘡腫兼析瘍科大方脈科小方脈科”等九科，具有更強的針對性，標誌著中醫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
針灸學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更加完善，王惟一作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和針灸銅人模型今為國寶級文物，在針灸發展和教學史上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
在藥物學上，太祖時編印開寶本草，比唐本草增加新藥133種。
北宋末修政和本草，共收藥物1558種，比唐本草增加476種，在本草綱目問世前是最權威的藥學專著。
太平聖惠方收錄中醫處方164個，比唐代幹金方多出1萬多個。
聖濟總錄則堪稱醫藥史上的一部百科全書，匯集了前代和宋世診斷處方用藥針灸等方麵的大量理論和實踐成果，其中刊載藥方近2萬個，為曆代之最。經“金元改製”和清代的“刪繁就簡”，常用方僅剩300個左右，遺珠千萬，可恨可歎今日中醫要走出困境應當從宋代尋求“良方”。
此外中醫史上最係統最全麵的婦科專著婦人大全良方也出現在宋代。
宋代還出現了世界最早的法醫學著作宋慈的洗冤錄，其中涉及驗傷驗屍檢骨驗毒等諸多領域和實踐，許多創造性的方法令後人驚歎，不但開啟了中國法醫學的門戶，更以重視證據和推理的法製意識影響了後世。
宋代，成為中國醫學發展的一個高峰。
此外，石油煤炭的開采利用，焦炭冶鐵法和膽土煎銅法的使用，製鹽技術的改進，銀鹽變黑顯影技術定影原理的發現，的觀測記錄，中國冒險家的環球旅行，乃至“救生圈”等生活小器物的發明，宋朝都領先世界數百年。
更難能可貴的是，崇尚科學鼓勵創新在當時成為一種社會潮流，北宋時期一批“博學善文，於天文方誌律曆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通才”蘇東坡就生於宋朝。
沈括及其所著夢溪筆談，在中國科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沈括還與蘇頌合編了蘇深內翰良方，林靈素在為這部醫書所作的序中說：“沈括凡所至之處，莫不深究。
或醫師，或巷裏，或小人，以至士大夫之家，山林隱者，無不訪求。”歐陽修之子歐陽發，“少好學，自書契以來，君臣世係，製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
劉敞則以熟知地理描繪地圖而聞名於世，宋史載，“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誌皆究知大略。”
蘇頌雖貴為宰相，但“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
一代名臣司馬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
一代奇才蘇東坡不但琴棋書畫詩詞文賦無所不通，而且通醫理，善烹調，治農桑，還是水利行家，前文所述的”定影原理”最早就見於蘇軾的物類相感誌：“鹽鹵窗紙上，烘之字顯。”
這些博學多才人物的成批湧現，明顯與當時的時代背景社會風氣思想潮流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當今西方世界所倡導的“通才教育”顯然也受到宋朝影響。
史學家杜石然先生認為，宋代“新儒學”程朱理學所倡導的“窮理”“格物致知”的時代精神，構成了宋代科技**的社會思想原因，並促成了宋代中國傳統科技發展巔峰時期的到來，可謂真知灼見
由此，可以說宋朝，是中國曆史上為世界貢獻最大的時期，中國曆史上重要的發明一半以上都出現在宋朝。
如此宋朝，以先進的科技發展水平遙遙領先於整個世界，怎能說它孱弱呢？
隻能說宋朝不幸的生存在了一個與野蠻為鄰的時代。
宋代前所未有的輝煌文明，皆在刀光劍影下遭受了毀滅性的摧殘”
梅毅
曾經遙遙領先於整個世界的兩宋文明，本應是中華民族曆史上最令人自豪最讓人驕傲的一章。
然而千年之後的中國人，卻不得不去痛苦地麵對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北宋先亡於女真，而南宋繼亡於蒙古！“靖康事變”的恥辱和“厓山之役”的慘敗成為兩宋王朝留給後人最深刻最悲愴的記憶。
為什麽這個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發達最繁榮最富強的王朝會落得個這般慘痛的結局
原因似乎並不複雜，那就是宋朝不幸生存在一個與野蠻為鄰的時代，契丹黨項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相繼崛起並將利爪伸向宋朝，兩宋前所未有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皆在刀光劍影下遭受了毀滅性的摧殘
當然，這並不是曆史的個案。
事實上在19世紀之前，文明毀於野蠻幾乎就是世界曆史曲折前行的必然軌跡。
就在宋朝之前，“五胡亂華”的曆史悲劇已經不止一次的在中華大地上重演。
燦爛的中原農耕文明一次次在遊牧民族的鐵蹄下化為廢墟。
可是宋朝的滅亡是最令人不堪迴首的。
因為被野蠻毀滅的兩宋文明，是中國古代史上最輝煌最燦爛最有希望的一段，是中國古代史上距離資本主義和現代文明最近的一段，是中國繼續保持並擴大對世界的領先優勢並引領世界曆史發展潮流的最佳時段。
然而，這一切都被北方席卷而來的寒得無影無蹤
梅毅先生在刀鋒上的文明一書中對此有一段精準而形象的描述：“宋朝的文明對於當時來說太先進。
宋朝的中國人像極了一個酒足飯飽事業有成而又身體虛弱的中年男人，自戀至極當然他們有理由因自己文明的高級而自戀，太關注自身精神層麵的至高享受，全然忘記體內機能的衰落和“高度發展”所引致的遲鈍。
最讓人恐懼的是，野心勃勃充滿活力的蠻人垂涎於文明所創造的物質財富，逐水草而居之餘，如同窺視獵物的群狼，隨時會蹴然一躍，撲向這些定居的文明的軟弱的好鄰居。
野蠻毀滅文明，於野蠻人而言，是一種莫大的成長於文明人而言，卻是萬劫不複的可悲的停滯。”
的確，宋朝是不幸的，她所遭遇的敵人，一個比一個兇悍，個比一個殘忍，一個比一個野蠻，盡管宋朝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但最終還是倒在了“千年未有之強敵”蒙古人的鐵蹄下。
中國曆史前進的車輪戛然而止，不，是發生了可怕的倒退。
拒絕漢化的蒙元統治者將正處在資本主義“前夜”的宋朝無情地拉迴到半封建半奴隸製的社會階段，中國曆史前進的常規通道被打斷了倒退了逆轉了，生機勃勃的中國變得沉默了喑啞了呆滯了
此外，若幹年後，我們還會看到，明太祖朱元璋怎樣大開曆史的倒車，將中國再次送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並使明王朝成為“中國曆史上最**最黑暗最**統治者最殘暴的朝代”金庸語。
再過若幹年，我們又會看到，奴隸製的滿清接手爛透了的明王朝後，怎樣把漢文化的糟粕“發揚光大”，使清王朝成為“中國曆史上最少活力最少創造力的朝代”劉亞洲語。
而就在中國人沉醉於“康乾盛世”這一“落日的輝煌”中時，曾經遠遠落後於中國的歐洲已經在“三大發明”的催化作用下發生了“基因突變”，一種全新的文明工業文明登上了曆史的舞台。
領先世界上千年的中華文明就這樣落後了
宋朝的滅亡，是中國不能承受之重
迴望兩宋滅亡的曆史是痛苦的。然而曆史需要重溫，需要體會，需要反思。
與野蠻為鄰，是兩宋滅亡的必然然而以兩宋的綜合國力論，卻又似乎未必盡然。
宋朝無可置疑是偉大的，但這並不能成為我們為“賢者”諱的理由。
一個當時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工藝娛樂等幾乎所有領域遙遙領先於整個世界，甚至在軍事方麵也數一數二的大國，最終卻屈辱的滅亡於蠻族之手，如果說自身沒有一點問題是不可想象的。
關於宋亡的自身原因，數百年來眾說紛紜，有歸咎於宋朝“崇尚文治”的治國方略者，有歸咎於“強幹弱枝”的軍事體製者，更有相當一部分學者歸咎於“王安石變法”包括大學者黃宗羲王夫之。
而普遍和較為人所接受的說法是“三冗冗兵冗官冗費兩積積貧積弱”之弊導致了宋朝的滅亡。
這裏可以給大家簡單的講解一下什麽是三冗。
首先，自然是冗兵。
怎麽說呢，可以說兩宋300年的曆史就是一部“邊患史”，處在與遊牧民族對峙狀態下的宋朝，不得不花費重金“養兵”禦敵。
宋太祖時宋軍總額22萬，太宗時為了對抗來自遼國的威脅，擴員至66萬，真宗天禧年間達到91萬，仁宗慶曆年間，麵對來自遼夏的雙重壓力，宋軍激增至1259萬人，比建國之初增加100多萬人
這百萬大軍的花費非常可觀，宋代兵士除了口糧月錢和衣服外，還有各種特支賞賜，戍邊者有特賞，征行者有預支和額外添給，即使是在正常情況下，一名禁軍年支也達50貫折合當今人民幣約為15000元。
仁宗時蔡襄作過一個統計，朝廷百萬大軍的費用，占朝廷歲入的六分之五。
後來張載也認為：“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七八。”南宋朱熹也說：“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
仁宗寶元年間，僅陝西一地，和平時期軍費就達2000萬貫，戰時更高達3300萬貫
如此龐大的軍費規模，使自然宋朝的財政支出背負了沉重的壓力。
其次是冗官，宋代對官吏分化事權，相互製約，形成重床疊架的官僚結構，以至有“十羊九牧”之譏當然並未到此地步。
一般官員隻要無大錯，每3年可遷轉一次，逐步爬上高官。
而隻要達到一定的級別，就有“恩蔭”親屬為官的特權。
這種特權，可使皇族宗室與中高級官員的子孫兄弟乃至親戚朋友門客醫生都可免試而獲得官職，由此形成龐大的官僚階層。
史載，三班院供奉官左右殿直，合為三班最初官吏不到300人，真宗時4200餘人，仁宗時已達11000餘人。
州縣官吏更是數不勝數。
真宗時一次裁撤的冗吏就有195800多人，不在裁減之列的至少數倍於此數。
而且裁減後又迅速反彈。
當時就有人指出：“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
如建康府的都作院，在11291261年間，就生產了火器差不多38000多件。
而江陵府的作院，每年能生產鐵火炮逾千隻，一次撥交襄郢等州的火器就以萬計。
這樣高額產量的武器作坊的出現，表明南宋火藥的應用和火器的製造又有了新的進展。
可不幸的是，金人與蒙古人在與宋軍作戰中也獲取了火藥的製用方法，這對蒙古鐵騎橫掃歐亞大陸有重要意義。
而歐洲人會製造火器則是14世紀的事了13世紀末從阿拉伯傳入。
在世界兵器史上，火藥和火器的使用同樣是劃時代的事件，而且對仁義的宋人來說，“火藥和火器的采用決不是一種暴力行為，而是一種工業的，也就是經濟的進步。”恩格斯語
馬克思對傳到歐洲的三大發明同樣給予了高度的評價：“火藥羅盤印刷術這是預兆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項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羅盤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卻變成了宗教的工具，並且一般地說變成科學複興的手段，變成創造精神發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推動力。”
可豈止是這三大發明，在數學天文醫學冶煉建築農學造紙等諸多領域，宋朝都取得了遙遙領先於整個世界的輝煌成就。
宋朝是中國傳統數學發展的高峰。
以秦九韶李冶楊輝沈括賈憲等為代表的大數學家，以其卓越成就永載史冊。
秦九韶著數學九章，提出“大衍求一術”，創“聯立一次同餘式”解法，比歐洲數學家尤拉和高斯的相關研究要早大約500年。
還有李冶著測圓海鏡和益古演段，是率先係統論述“天元術”即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同樣領先歐洲數百年。
還有楊輝著的詳解九章算法和日用算法，首創“垛積術”求出幾類高階等差級數之和，還發展了九宮圖，作了圓直線交叉的組合。
此外在乘除通變本末中還敘述了“九歸捷法”籌算乘除的各種運算法賈憲的“增乘開方法”的提出比意大利的魯尼和英國的霍納要早800年。
沈括的“燎積術”是中國第一個高階等差級數“會圓術”，並把勾股定理用於從弓箭的弦和矢求弧長，也都比歐洲早得多。
宋朝天文學發展成就輝煌，北宋天文學家蘇頌宰相與翰公廉建造了新的渾天儀，開創性的以水力運行，使之與天體運動基本保持一致。
新渾天儀高達12米，寬7米，共分三層，上層為“露台”，用來觀測宇宙天體，中間的“渾象”每晝夜自轉一周，相當精確。
這台“水運儀象台”堪稱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鍾”。
北宋中期，官方至少進行過5次大規模的恆星觀測，留下了大量天文史料。
天文學家黃裳更是根據觀測結果繪製了星圖。
精確的天文觀測直接推動了曆法改革。
宋代一共進行了18次曆法改革，對各種測算和計算方法都進行了改進和修正如三次內差法等。北宋中期衛樸修定曆法，以365243585日為一年，比舊曆準確度大為提高。
1199年慶元五年，楊忠輔重製統天曆，以3652425日為一年現代觀測數據一迴歸年為3652422日，與西方1582年頒布的公曆數據完全相同。
在當時的條件下取得這樣的成就，真的是讓人可敬可歎
宋代醫學發展較唐代更為先進。
而且宋代的醫學發展有人極為昌盛，像是分科更細，由前代的脈科內科針科瘍科外科三科細化為“眼科產科風科口齒咽喉科針灸科金鏃書禁科瘡腫兼析瘍科大方脈科小方脈科”等九科，具有更強的針對性，標誌著中醫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
針灸學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更加完善，王惟一作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和針灸銅人模型今為國寶級文物，在針灸發展和教學史上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
在藥物學上，太祖時編印開寶本草，比唐本草增加新藥133種。
北宋末修政和本草，共收藥物1558種，比唐本草增加476種，在本草綱目問世前是最權威的藥學專著。
太平聖惠方收錄中醫處方164個，比唐代幹金方多出1萬多個。
聖濟總錄則堪稱醫藥史上的一部百科全書，匯集了前代和宋世診斷處方用藥針灸等方麵的大量理論和實踐成果，其中刊載藥方近2萬個，為曆代之最。經“金元改製”和清代的“刪繁就簡”，常用方僅剩300個左右，遺珠千萬，可恨可歎今日中醫要走出困境應當從宋代尋求“良方”。
此外中醫史上最係統最全麵的婦科專著婦人大全良方也出現在宋代。
宋代還出現了世界最早的法醫學著作宋慈的洗冤錄，其中涉及驗傷驗屍檢骨驗毒等諸多領域和實踐，許多創造性的方法令後人驚歎，不但開啟了中國法醫學的門戶，更以重視證據和推理的法製意識影響了後世。
宋代，成為中國醫學發展的一個高峰。
此外，石油煤炭的開采利用，焦炭冶鐵法和膽土煎銅法的使用，製鹽技術的改進，銀鹽變黑顯影技術定影原理的發現，的觀測記錄，中國冒險家的環球旅行，乃至“救生圈”等生活小器物的發明，宋朝都領先世界數百年。
更難能可貴的是，崇尚科學鼓勵創新在當時成為一種社會潮流，北宋時期一批“博學善文，於天文方誌律曆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通才”蘇東坡就生於宋朝。
沈括及其所著夢溪筆談，在中國科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沈括還與蘇頌合編了蘇深內翰良方，林靈素在為這部醫書所作的序中說：“沈括凡所至之處，莫不深究。
或醫師，或巷裏，或小人，以至士大夫之家，山林隱者，無不訪求。”歐陽修之子歐陽發，“少好學，自書契以來，君臣世係，製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
劉敞則以熟知地理描繪地圖而聞名於世，宋史載，“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誌皆究知大略。”
蘇頌雖貴為宰相，但“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
一代名臣司馬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
一代奇才蘇東坡不但琴棋書畫詩詞文賦無所不通，而且通醫理，善烹調，治農桑，還是水利行家，前文所述的”定影原理”最早就見於蘇軾的物類相感誌：“鹽鹵窗紙上，烘之字顯。”
這些博學多才人物的成批湧現，明顯與當時的時代背景社會風氣思想潮流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當今西方世界所倡導的“通才教育”顯然也受到宋朝影響。
史學家杜石然先生認為，宋代“新儒學”程朱理學所倡導的“窮理”“格物致知”的時代精神，構成了宋代科技**的社會思想原因，並促成了宋代中國傳統科技發展巔峰時期的到來，可謂真知灼見
由此，可以說宋朝，是中國曆史上為世界貢獻最大的時期，中國曆史上重要的發明一半以上都出現在宋朝。
如此宋朝，以先進的科技發展水平遙遙領先於整個世界，怎能說它孱弱呢？
隻能說宋朝不幸的生存在了一個與野蠻為鄰的時代。
宋代前所未有的輝煌文明，皆在刀光劍影下遭受了毀滅性的摧殘”
梅毅
曾經遙遙領先於整個世界的兩宋文明，本應是中華民族曆史上最令人自豪最讓人驕傲的一章。
然而千年之後的中國人，卻不得不去痛苦地麵對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北宋先亡於女真，而南宋繼亡於蒙古！“靖康事變”的恥辱和“厓山之役”的慘敗成為兩宋王朝留給後人最深刻最悲愴的記憶。
為什麽這個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發達最繁榮最富強的王朝會落得個這般慘痛的結局
原因似乎並不複雜，那就是宋朝不幸生存在一個與野蠻為鄰的時代，契丹黨項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相繼崛起並將利爪伸向宋朝，兩宋前所未有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皆在刀光劍影下遭受了毀滅性的摧殘
當然，這並不是曆史的個案。
事實上在19世紀之前，文明毀於野蠻幾乎就是世界曆史曲折前行的必然軌跡。
就在宋朝之前，“五胡亂華”的曆史悲劇已經不止一次的在中華大地上重演。
燦爛的中原農耕文明一次次在遊牧民族的鐵蹄下化為廢墟。
可是宋朝的滅亡是最令人不堪迴首的。
因為被野蠻毀滅的兩宋文明，是中國古代史上最輝煌最燦爛最有希望的一段，是中國古代史上距離資本主義和現代文明最近的一段，是中國繼續保持並擴大對世界的領先優勢並引領世界曆史發展潮流的最佳時段。
然而，這一切都被北方席卷而來的寒得無影無蹤
梅毅先生在刀鋒上的文明一書中對此有一段精準而形象的描述：“宋朝的文明對於當時來說太先進。
宋朝的中國人像極了一個酒足飯飽事業有成而又身體虛弱的中年男人，自戀至極當然他們有理由因自己文明的高級而自戀，太關注自身精神層麵的至高享受，全然忘記體內機能的衰落和“高度發展”所引致的遲鈍。
最讓人恐懼的是，野心勃勃充滿活力的蠻人垂涎於文明所創造的物質財富，逐水草而居之餘，如同窺視獵物的群狼，隨時會蹴然一躍，撲向這些定居的文明的軟弱的好鄰居。
野蠻毀滅文明，於野蠻人而言，是一種莫大的成長於文明人而言，卻是萬劫不複的可悲的停滯。”
的確，宋朝是不幸的，她所遭遇的敵人，一個比一個兇悍，個比一個殘忍，一個比一個野蠻，盡管宋朝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但最終還是倒在了“千年未有之強敵”蒙古人的鐵蹄下。
中國曆史前進的車輪戛然而止，不，是發生了可怕的倒退。
拒絕漢化的蒙元統治者將正處在資本主義“前夜”的宋朝無情地拉迴到半封建半奴隸製的社會階段，中國曆史前進的常規通道被打斷了倒退了逆轉了，生機勃勃的中國變得沉默了喑啞了呆滯了
此外，若幹年後，我們還會看到，明太祖朱元璋怎樣大開曆史的倒車，將中國再次送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並使明王朝成為“中國曆史上最**最黑暗最**統治者最殘暴的朝代”金庸語。
再過若幹年，我們又會看到，奴隸製的滿清接手爛透了的明王朝後，怎樣把漢文化的糟粕“發揚光大”，使清王朝成為“中國曆史上最少活力最少創造力的朝代”劉亞洲語。
而就在中國人沉醉於“康乾盛世”這一“落日的輝煌”中時，曾經遠遠落後於中國的歐洲已經在“三大發明”的催化作用下發生了“基因突變”，一種全新的文明工業文明登上了曆史的舞台。
領先世界上千年的中華文明就這樣落後了
宋朝的滅亡，是中國不能承受之重
迴望兩宋滅亡的曆史是痛苦的。然而曆史需要重溫，需要體會，需要反思。
與野蠻為鄰，是兩宋滅亡的必然然而以兩宋的綜合國力論，卻又似乎未必盡然。
宋朝無可置疑是偉大的，但這並不能成為我們為“賢者”諱的理由。
一個當時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工藝娛樂等幾乎所有領域遙遙領先於整個世界，甚至在軍事方麵也數一數二的大國，最終卻屈辱的滅亡於蠻族之手，如果說自身沒有一點問題是不可想象的。
關於宋亡的自身原因，數百年來眾說紛紜，有歸咎於宋朝“崇尚文治”的治國方略者，有歸咎於“強幹弱枝”的軍事體製者，更有相當一部分學者歸咎於“王安石變法”包括大學者黃宗羲王夫之。
而普遍和較為人所接受的說法是“三冗冗兵冗官冗費兩積積貧積弱”之弊導致了宋朝的滅亡。
這裏可以給大家簡單的講解一下什麽是三冗。
首先，自然是冗兵。
怎麽說呢，可以說兩宋300年的曆史就是一部“邊患史”，處在與遊牧民族對峙狀態下的宋朝，不得不花費重金“養兵”禦敵。
宋太祖時宋軍總額22萬，太宗時為了對抗來自遼國的威脅，擴員至66萬，真宗天禧年間達到91萬，仁宗慶曆年間，麵對來自遼夏的雙重壓力，宋軍激增至1259萬人，比建國之初增加100多萬人
這百萬大軍的花費非常可觀，宋代兵士除了口糧月錢和衣服外，還有各種特支賞賜，戍邊者有特賞，征行者有預支和額外添給，即使是在正常情況下，一名禁軍年支也達50貫折合當今人民幣約為15000元。
仁宗時蔡襄作過一個統計，朝廷百萬大軍的費用，占朝廷歲入的六分之五。
後來張載也認為：“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七八。”南宋朱熹也說：“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
仁宗寶元年間，僅陝西一地，和平時期軍費就達2000萬貫，戰時更高達3300萬貫
如此龐大的軍費規模，使自然宋朝的財政支出背負了沉重的壓力。
其次是冗官，宋代對官吏分化事權，相互製約，形成重床疊架的官僚結構，以至有“十羊九牧”之譏當然並未到此地步。
一般官員隻要無大錯，每3年可遷轉一次，逐步爬上高官。
而隻要達到一定的級別，就有“恩蔭”親屬為官的特權。
這種特權，可使皇族宗室與中高級官員的子孫兄弟乃至親戚朋友門客醫生都可免試而獲得官職，由此形成龐大的官僚階層。
史載，三班院供奉官左右殿直，合為三班最初官吏不到300人，真宗時4200餘人，仁宗時已達11000餘人。
州縣官吏更是數不勝數。
真宗時一次裁撤的冗吏就有195800多人，不在裁減之列的至少數倍於此數。
而且裁減後又迅速反彈。
當時就有人指出：“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