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論待遇之優厚，恐怕沒有哪個朝代能與宋朝相比了，像是宰相、樞密使正俸中的月錢就有300貫之多，這筆錢在當時可是足以買100多畝良田。
而且除了月祿之外，他們還有豐富到令人眼花繚亂的其他豐厚福利，像是有春冬服、隨從衣糧和餐錢，還有茶酒廚料、薪蒿炭鹽、飼馬芻粟等，年薪折合今日人民幣至少在百萬以上。
所以養官之費，也成為宋代財政的負擔。
還有就是冗費，冗費與冗兵、冗官密切相關，加之朝廷大興土木，大行賞賜，耗費無度。
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封禪泰山，耗費800餘萬貫。
仁宗時大力尊儒，舉行大享明堂典禮，一次就耗費1200萬貫，及其驚人。
以及仁宗後宮數千人，每次賞賜都動以萬計。
如此龐大的支出才使得宋廷的財政收入日漸“入不敷出”，畢竟有多少錢，也禁不住這麽造啊，大家說是吧。
根據《宋史-食貨誌》中的記載，在1065年，也就是英宗治平2年，朝廷的歲入為1.1613億貫，但支出卻高達1.2034億貫，非常支出又有1152萬貫，虧短1500多萬貫。
還有《廿二史劄記》記載，像是古代冬至日皇帝祭祀南郊的大典，本來是每年一次的，但到了宋代慢慢改為三年一次。
究其原因便是因為每祀一次，“大小各官，皆得蔭子”，“此外又有賞齎”，“浮費之多”，難以承受。
此外還有再加上賜給遼國和西夏以及後來金國的“歲幣”，量雖然不是很多，但也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宋朝的財政負擔。
因此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就形成了所謂“積貧”之勢。
“積弱”之勢與“積貧”之勢一樣，也是在仁宗朝顯露出來。
因為由於對統兵將帥限製過多，使他們“不能自奮於一戰”，再加上將無常兵和軍紀不明，造成兵驕將惰。
以致於軍士“遊嬉於廛市間，以鬻巧繡畫為業，衣服舉措不類軍兵。”
“禁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
並且隨著商品經濟的高速發展，許多文官武將也參與了對商業利益的攫奪。
他們霸占住許多兵士為自己服役。
像是陝西一帶，禁軍中有“匠氏、樂工、組繡、書畫、機巧百端名目”。
京畿附近的禁軍也多被武將、戚裏權近之家占為傭仆。
這樣造成戰鬥力下降，在守邊禦敵時難求一勝。
從表麵上看，似乎正是這“三冗兩積”使兩宋走向了衰亡。
但是耐人尋味的是，“三冗”之弊，宋初即有人指出，宋王朝有二三百年的時間來解決這一問題，事實上我們也看到有宋一代也對此作了不懈的努力，可是為什麽終宋之世“三冗”之弊一直困擾著宋王朝，即使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一心，以雷霆之威、霹靂手段也沒能從根本上扭轉局麵。
至於“積貧積弱”之說，乃是後人的臆測，因為有宋一代，幾乎從來沒有人認為宋朝“貧、弱”，即使是在變法派與反對派鬥爭最激烈之際，也沒人拿“積貧積弱”說事。
因此如果換個角度看問題，或許能給我們一個正確的答案。
“三冗”問題，事關宋朝的“立國之本”和“執政之基”，牽一發而動全身，處置不當則動搖國本，關乎存亡。
先說冗兵，宋朝是中國曆史上唯一一個長期堅持募兵製的朝代，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兵役製度，宋軍可以稱之為世界上第一支真正意義上的常備雇傭軍，且待遇極為優厚(這不禁讓人想起了今日的美軍)，當時也隻有宋朝有實力實行募兵製。
其中最具獨創性的舉措就是“荒年募兵”，也就是每當一地鬧災荒百姓生存不下去時，政府就在那裏大量募兵。
“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則少一賊。”
一人當兵，則全家溫飽無虞。
因此，宋代農民起義較少且規模都不大，荒年募兵算是功不可沒。
但世上並沒有那麽多兩全其美的事情，這一政策的後果就是冗兵和龐大的軍費開支。
以仁宗時全國不到1億的人口卻有126萬雇傭軍的比例，花費確實及其驚人。
但是如果沒有這項製度，宋朝能否保持曆代不可企及的內部的安定繁榮實屬難言。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政策算是具有社會保障的性質，是“政府在為國家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業社會買單。”
要革除冗兵之弊.就要以犧牲社會穩定為代價，怎能不慎?
同樣，“冗官”之弊與宋朝擴大科舉有關。
而擴大科舉得以讓各種階層(包括平民百姓)的優秀人才參加到政權中來，從而加強執政基礎，保持社會穩定，這與“荒年募兵”異曲同工。
而且我們還會發現，由此形成的士大夫階層和中產階級成為社會的精英和中流砥柱，成為引領有宋一代繁榮昌盛的中堅力量(當然這並不是否認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力)。
而且當時官員雖多，卻還沒有到財政不堪重負的地步，更沒有到折騰得民不聊生的地步。
與曆代相比，宋代吏治和官員素質都在最好之列，不能簡單的以“冗官”—言而蔽之。
再說冗費，雖然宋代財政時有虧短，但我們不能簡單的以“赤字財政”來判斷一個國家的貧富(正如我們不能因為美國有財政赤字就認為它不富裕一樣)。
事實上作者菌已在前文指出，宋朝是中國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在大多數的時間裏，宋代收支基本平衡。
即使出現財政赤字，宋代也有太祖時設立的“封樁庫”和神宗時設立的“元豐庫”以備不時之需。
如慶曆2年6月一次就拿出內藏銀200萬兩、絹200萬匹以補三司經費之不足。
至於52座原封庫所藏，當時官員認為可供20年之用。
即使到了最會花錢的宋徽宗手中，窮奢極欲，浪費驚人，居然也沒有打到封樁庫和元豐庫的主意。
以致於靖康元年金軍攻人開封時，檢視府庫，見封樁庫和元豐庫“皆充盈滿溢”，搬運時“三日不絕”。
至於給遼、夏以及後來金國的歲幣，之前好像已經說過了，在宋朝的財政收入中占的比例其實微不足道，那也是因為遇上了蠻不講理而又貪財的野小子不得不花錢“買安”的無奈之舉。
但這筆收入其實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在彼此之間的貿易中宋方所得的利潤遠超歲幣支出(以宋金貿易為例，光買茶葉金方就要掏70萬兩白銀，而紹興和議規定的歲幣為25萬兩)。
“冗費”並未讓宋朝到“積貧”的地步。
“積貧”之說難以成立，“積弱”之說也不符合實際。
宋朝的軍事實力，在當時的世界上是數一數二的。
雖然因為承平日久，不免文恬武嬉，但在外患的壓力下，宋朝一直保持著強大的軍事力量。
宋代的軍事訓練、武器裝備水平都是一流的。
在統一中土之戰中北宋軍隊表現出的勢如破竹的強大戰鬥力令人刮目相看。
南宋初年，在戰火中淬煉出來的宋軍愈戰愈強，打得不可一世的金軍節節敗退，並發出了“撼山易，撼嶽家軍難”的膽寒之聲。
宋史專家朱瑞熙先生在新修訂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宋朝”條目中，修正了以往強調宋朝對遼金等國處於劣勢地位的說法，認為北宋與遼朝長期處於勢均力敵的狀態，尤其是“澶淵之盟”以後。
南宋與金朝，除宋高宗統治的前15年外，在“紹興和議”之後的長時期內，雙方實力相當，誰也奈何不了誰。
南宋後期，蒙古軍南下攻宋，南宋在長達45年的時間裏對蒙元這一勁敵雖處於劣勢地位，但進行了頑強的抵抗。
而蒙古的崛起是世界曆史的一個“異數”，對當時所有的國家來說，蒙古都是“千年未有之強敵”，可謂打遍天下無敵手。
然而，蒙古軍征服世界遇到的最強勁對手就是南宋!
大家要是不信的話可以比較這樣一組數據；蒙古征服西遼用了1年；
蒙古征服花刺子模用了1年半，蒙古征服羅斯聯盟(今俄羅斯)用了5年，蒙古征服波斯和阿拔斯王朝用了8年，蒙古征服西夏用了10年，蒙古征服金朝用了22年，而蒙古徹底打敗人們印象中所謂文弱的南宋居然用了45年!
而且這也是蒙古軍最大規模的調兵遣將，以舉國之兵進攻一國，還要通過迂迴包抄(滅亡大理後形成兩麵夾擊)、多年苦戰之後才艱難取得勝利，這在蒙古征服史上是僅有的一次。
更令蒙古人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大汗(蒙哥)也在南宋的釣魚城下受傷殞命，南宋成為蒙古人最難啃的一塊骨頭。
因此“積弱”之說，也是難以成立的。
所以作者菌認為，宋朝在與遼、金、蒙作戰中之所以不能取得優勢，除了眾所周知的原因外，有三大原因同樣不可忽視：一是燕雲十六州之失。
五代石敬瑭為當皇帝，獻燕雲十六州於遼國，致使中原大地門戶洞開。
北方遊牧民族的鐵騎，進則直叩中原，連富庶繁華的汴京也時時處在兵鋒的威脅之下；退則足以自保，據幽燕之地利，易守難攻。
這一對中原安全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戰略要地的丟失，給宋王朝留下了無窮的後患。
連雄才大略的宋太祖也不得不定下“先南後北”的統一方略，並設立封樁庫以備伐遼(《宋史紀事本末》載：趙匡胤於乾德三年八月設置封樁庫，打算蓄滿四五百萬後，向契丹贖買幽燕之地。
如果不成，“以二十匹絹賜一胡人首，彼精兵不過十萬，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
後來宋太宗伐遼，因進退失據和指揮失當而遭遇慘痛失敗。
收複燕雲十六州成為宋王朝永遠沒能完成的夢想。
直到明朝建立後燕雲十六州才重迴中原王朝之手，石敬瑭的毒流了400年!
二是敵國的馬匹禁運。
與宋先後對峙的遼、夏、金、蒙等國，深知自身的優勢在於騎兵。
所以為了保持這種優勢，這三國長期一來都對宋朝實行馬匹禁運。
雖然通過走私貿易宋朝也能獲得一些馬匹，但數量和質量遠遠不能滿足戰爭的需要。
而且官養軍馬耗費巨大，效果不佳，根本無法建立一支剽悍的騎兵與北方遊牧民族抗衡。
王安石變法試圖以“保馬法”改革這一弊端，但收效甚微。
沒有強大的騎兵使宋軍在抵禦北方遊牧民族的侵略中付出了巨大代價。
雖然宋軍以高度的智慧總結出一係列
“步兵破騎兵”的戰術，並取得了像郾城之戰那樣的大捷，但由於騎兵行動迅捷，很難全殲敵軍，始終無法畢其功於一役。
三是技術革命的瓶頸製約。
北宋時期《夢溪筆談》的問世標誌著工匠傳統與哲學傳統合流趨勢的出現，在後來的西方，這是科技革命的先聲。
但是“靖康之變”打斷和延緩了這一進程，隨著大批能工巧匠在北宋滅亡的動亂中流離失所、損失慘重，加上主要礦業基地的丟失(特別是集中於北方的鐵礦)，使南宋科技發展遭遇瓶頸。
盡管南宋在火藥火器的製作上取得進展，但距離革命性的突破還需時日，因而火器始終隻能作為冷兵器的補充參加戰鬥。
更不幸的是，金、蒙軍隊也在作戰中獲取了火器的製法(蒙古軍在攻陷宋、金的城池後，特別注意搜羅工匠，為他們製造火箭、火球、火槍等火器。)，從而抵消了宋軍的火力優勢。
蒙古西征後得到迴迴巨炮(一種巨大的拋石機)，又打破了宋軍守城的優勢。
我們無法設想再過一二百年宋人能否在熱兵器工藝上取得重大突破(比如鐵炮)，我們隻知道蒙古人沒有再給宋朝這樣的機會，偉大的宋朝盡管擁有遙遙領先的科技優勢，但仍然在蒙古人的鐵蹄下化為了廢墟。
這是冷兵器時代文明無法迴避的悲哀!
因此我們再迴到正題，宋亡的自身原因是什麽?
作者菌認為，很大的症結在於“家天下”的政體本身。
盡管趙匡胤以其超人的智慧設計出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政治製度，但他卻無法保證自己的子孫能和自己一樣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能夠和自己—樣勤國是，勵精圖治。
綜觀兩宋驚人相似的滅亡，無不與他的不肖子孫道德淪喪和戰略失誤有關。
道德淪喪，古今中外，幾乎所有王朝和國家的衰亡都從道德淪喪開始，兩宋也不例外。
像是袁永君先生認為，北宋王朝曆經了政治上從積極改革到意氣用事再到私欲橫行，軍事上從求勝心切到戰而不利再到一味求和，文化上從寬厚仁和到故步自封再到寡廉鮮恥，最終無可奈何走向衰亡的過程。
而到了南宋，連改革的勇氣都沒有了(南宋諸君，除了宋高宗，大都平庸)，守著半壁江山在主戰還是主和的爭論中逐漸走向荒淫無恥、腐化墮落。
而這一切問題的出現，都指向於當權者的道德淪喪。
我們知道，支撐有宋一代精神脊梁的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和“臨大節而不可奪”的“士人風骨”。
這種風骨，在北宋表現為蘇軾筆下的“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泣鬼神，而明則複為人!”
在南宋表現為文天祥筆下的“天地正氣”：“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
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
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然而到了北宋和南宋末期，擁有“士人風骨”的社會精英，幾乎全部被排斥在了權力核心之外。
當朝君臣尤其是士大夫的無恥，造成“亂自上作”，“敗自下生”，“社會灰化”，統治麵臨崩潰的邊緣。
蔡京之流之於宋徽宗，賈似道之流之於宋度宗，將人世間驕奢淫逸、荒唐無恥之事發揮到了極至。
宋徽宗身為一國之君居然夜出狎妓，賈似道身為宰相卻把鬥蟋蟀當成軍國重事，
說明這個王朝道德淪喪到了何種程度!
正如後世所說，“士大夫無恥，為國之大恥。”
而兩宋的悲劇在於，當朝君臣的無恥造成了兩宋的滅亡，而在野的社會精英卻成為抗敵救亡的中堅力量(那可能是中國曆史上最悲壯的—頁。
宋朝是仁人誌士、英雄豪傑輩出的時代，而中國曆史上兩次漢奸高潮出現在明末和抗日戰爭時期)，但是最終無力迴天。
還有就是戰略失誤，北宋滅亡，直接誘因是聯金滅遼；南宋滅亡，直接誘因是聯蒙滅金。
每一次的結果都是前門驅狼，後門引虎，遭受更加慘痛的劫難。唇亡齒寒的道理宋人不是不懂，然而當權者的鼠目寸光導致了戰略上的極大被動。
每一次宋人都低估了新崛起的野蠻民族的力量。
遼與宋有世仇，但澶淵之盟後，宋朝以自身強大的“軟實力”逐漸使之“漢化”，換來了長達百年的相對和平局麵。
但是聯金滅遼卻是兩害之中取其“重”者，野蠻的金人在聯合作戰中摸清了北宋的虛實，得到燕雲十六州後更發現這是進攻中原的絕佳“跳板”，結果一鼓作氣，長驅直入，導致北宋滅亡。
蒙古崛起後，南宋統治者居然未能“吃一塹長一智”，聯合蒙古攻打已經漢化的金朝。
盡管金哀宗遣使宋廷，指出“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必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必然之理也。”
但一意孤行的南宋君臣竟然毫不理會。
結果滅金之後才發現，蒙古虎遠甚於金國狼。
倘若南宋君臣能看清形勢，暫時擱置仇恨，製定有遠見的戰略規劃，助金國抵禦蒙古，待機而動，則局麵可能大不相同。
以南宋強大的經濟和科技實力援金，估計金國可再多支撐10年，加上金國本就能抵抗的22年，南宋有30多年的時間來以備強敵。
可惜南宋堅持聯蒙滅金，在加速金國滅亡的同時也加速了自己的滅亡。
更加不可思議的是，在與蒙古進入全麵戰爭狀態後，南宋居然沒有在全國實行“緊急狀態”，更沒有全民皆兵，依舊在按部就班地發展經濟，享受文治的成果。
也許南宋朝廷這樣做確實避免了人民的巨大犧牲(南宋亡後人口約為戰前74％，而金亡後人口隻有戰前的11％左右)，但是亡國之痛和由此導致的中華文明的巨大倒退卻令人扼腕歎息。
這就是宋朝，最偉大也最令人痛心的宋朝留給我們的枯澀記憶與迴味!
讓我們暫時忘卻那些宿命般的悲劇曆史，還是用梅毅先生的話來做一個簡短的結論吧：。
那就是昔日的繁華，早巳成為深埋於地下的廢墟；從前的風華，也化為過眼雲煙，但無法否認那個燦爛時代的光榮與不朽。
往事越千年，我們仍能嗅到那三個多世紀汴梁和臨安傳來的梅花香氣，還能依稀聽聞詩人詞家那一歎三疊的華麗吟詠。
偉大的宋朝，絕非是死亡的朝代，即使她崩潰的瞬間，也如流星隕落一般，照亮了野蠻的黑暗，驅散了內心的恐懼，足以啟發後人的心智。
在我們民族的記憶中，總是縈繞那個與野蠻為鄰時代的方方麵麵。
偉人的宋朝，已經成為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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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除了月祿之外，他們還有豐富到令人眼花繚亂的其他豐厚福利，像是有春冬服、隨從衣糧和餐錢，還有茶酒廚料、薪蒿炭鹽、飼馬芻粟等，年薪折合今日人民幣至少在百萬以上。
所以養官之費，也成為宋代財政的負擔。
還有就是冗費，冗費與冗兵、冗官密切相關，加之朝廷大興土木，大行賞賜，耗費無度。
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封禪泰山，耗費800餘萬貫。
仁宗時大力尊儒，舉行大享明堂典禮，一次就耗費1200萬貫，及其驚人。
以及仁宗後宮數千人，每次賞賜都動以萬計。
如此龐大的支出才使得宋廷的財政收入日漸“入不敷出”，畢竟有多少錢，也禁不住這麽造啊，大家說是吧。
根據《宋史-食貨誌》中的記載，在1065年，也就是英宗治平2年，朝廷的歲入為1.1613億貫，但支出卻高達1.2034億貫，非常支出又有1152萬貫，虧短1500多萬貫。
還有《廿二史劄記》記載，像是古代冬至日皇帝祭祀南郊的大典，本來是每年一次的，但到了宋代慢慢改為三年一次。
究其原因便是因為每祀一次，“大小各官，皆得蔭子”，“此外又有賞齎”，“浮費之多”，難以承受。
此外還有再加上賜給遼國和西夏以及後來金國的“歲幣”，量雖然不是很多，但也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宋朝的財政負擔。
因此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就形成了所謂“積貧”之勢。
“積弱”之勢與“積貧”之勢一樣，也是在仁宗朝顯露出來。
因為由於對統兵將帥限製過多，使他們“不能自奮於一戰”，再加上將無常兵和軍紀不明，造成兵驕將惰。
以致於軍士“遊嬉於廛市間，以鬻巧繡畫為業，衣服舉措不類軍兵。”
“禁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
並且隨著商品經濟的高速發展，許多文官武將也參與了對商業利益的攫奪。
他們霸占住許多兵士為自己服役。
像是陝西一帶，禁軍中有“匠氏、樂工、組繡、書畫、機巧百端名目”。
京畿附近的禁軍也多被武將、戚裏權近之家占為傭仆。
這樣造成戰鬥力下降，在守邊禦敵時難求一勝。
從表麵上看，似乎正是這“三冗兩積”使兩宋走向了衰亡。
但是耐人尋味的是，“三冗”之弊，宋初即有人指出，宋王朝有二三百年的時間來解決這一問題，事實上我們也看到有宋一代也對此作了不懈的努力，可是為什麽終宋之世“三冗”之弊一直困擾著宋王朝，即使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一心，以雷霆之威、霹靂手段也沒能從根本上扭轉局麵。
至於“積貧積弱”之說，乃是後人的臆測，因為有宋一代，幾乎從來沒有人認為宋朝“貧、弱”，即使是在變法派與反對派鬥爭最激烈之際，也沒人拿“積貧積弱”說事。
因此如果換個角度看問題，或許能給我們一個正確的答案。
“三冗”問題，事關宋朝的“立國之本”和“執政之基”，牽一發而動全身，處置不當則動搖國本，關乎存亡。
先說冗兵，宋朝是中國曆史上唯一一個長期堅持募兵製的朝代，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兵役製度，宋軍可以稱之為世界上第一支真正意義上的常備雇傭軍，且待遇極為優厚(這不禁讓人想起了今日的美軍)，當時也隻有宋朝有實力實行募兵製。
其中最具獨創性的舉措就是“荒年募兵”，也就是每當一地鬧災荒百姓生存不下去時，政府就在那裏大量募兵。
“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則少一賊。”
一人當兵，則全家溫飽無虞。
因此，宋代農民起義較少且規模都不大，荒年募兵算是功不可沒。
但世上並沒有那麽多兩全其美的事情，這一政策的後果就是冗兵和龐大的軍費開支。
以仁宗時全國不到1億的人口卻有126萬雇傭軍的比例，花費確實及其驚人。
但是如果沒有這項製度，宋朝能否保持曆代不可企及的內部的安定繁榮實屬難言。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政策算是具有社會保障的性質，是“政府在為國家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業社會買單。”
要革除冗兵之弊.就要以犧牲社會穩定為代價，怎能不慎?
同樣，“冗官”之弊與宋朝擴大科舉有關。
而擴大科舉得以讓各種階層(包括平民百姓)的優秀人才參加到政權中來，從而加強執政基礎，保持社會穩定，這與“荒年募兵”異曲同工。
而且我們還會發現，由此形成的士大夫階層和中產階級成為社會的精英和中流砥柱，成為引領有宋一代繁榮昌盛的中堅力量(當然這並不是否認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力)。
而且當時官員雖多，卻還沒有到財政不堪重負的地步，更沒有到折騰得民不聊生的地步。
與曆代相比，宋代吏治和官員素質都在最好之列，不能簡單的以“冗官”—言而蔽之。
再說冗費，雖然宋代財政時有虧短，但我們不能簡單的以“赤字財政”來判斷一個國家的貧富(正如我們不能因為美國有財政赤字就認為它不富裕一樣)。
事實上作者菌已在前文指出，宋朝是中國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在大多數的時間裏，宋代收支基本平衡。
即使出現財政赤字，宋代也有太祖時設立的“封樁庫”和神宗時設立的“元豐庫”以備不時之需。
如慶曆2年6月一次就拿出內藏銀200萬兩、絹200萬匹以補三司經費之不足。
至於52座原封庫所藏，當時官員認為可供20年之用。
即使到了最會花錢的宋徽宗手中，窮奢極欲，浪費驚人，居然也沒有打到封樁庫和元豐庫的主意。
以致於靖康元年金軍攻人開封時，檢視府庫，見封樁庫和元豐庫“皆充盈滿溢”，搬運時“三日不絕”。
至於給遼、夏以及後來金國的歲幣，之前好像已經說過了，在宋朝的財政收入中占的比例其實微不足道，那也是因為遇上了蠻不講理而又貪財的野小子不得不花錢“買安”的無奈之舉。
但這筆收入其實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在彼此之間的貿易中宋方所得的利潤遠超歲幣支出(以宋金貿易為例，光買茶葉金方就要掏70萬兩白銀，而紹興和議規定的歲幣為25萬兩)。
“冗費”並未讓宋朝到“積貧”的地步。
“積貧”之說難以成立，“積弱”之說也不符合實際。
宋朝的軍事實力，在當時的世界上是數一數二的。
雖然因為承平日久，不免文恬武嬉，但在外患的壓力下，宋朝一直保持著強大的軍事力量。
宋代的軍事訓練、武器裝備水平都是一流的。
在統一中土之戰中北宋軍隊表現出的勢如破竹的強大戰鬥力令人刮目相看。
南宋初年，在戰火中淬煉出來的宋軍愈戰愈強，打得不可一世的金軍節節敗退，並發出了“撼山易，撼嶽家軍難”的膽寒之聲。
宋史專家朱瑞熙先生在新修訂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宋朝”條目中，修正了以往強調宋朝對遼金等國處於劣勢地位的說法，認為北宋與遼朝長期處於勢均力敵的狀態，尤其是“澶淵之盟”以後。
南宋與金朝，除宋高宗統治的前15年外，在“紹興和議”之後的長時期內，雙方實力相當，誰也奈何不了誰。
南宋後期，蒙古軍南下攻宋，南宋在長達45年的時間裏對蒙元這一勁敵雖處於劣勢地位，但進行了頑強的抵抗。
而蒙古的崛起是世界曆史的一個“異數”，對當時所有的國家來說，蒙古都是“千年未有之強敵”，可謂打遍天下無敵手。
然而，蒙古軍征服世界遇到的最強勁對手就是南宋!
大家要是不信的話可以比較這樣一組數據；蒙古征服西遼用了1年；
蒙古征服花刺子模用了1年半，蒙古征服羅斯聯盟(今俄羅斯)用了5年，蒙古征服波斯和阿拔斯王朝用了8年，蒙古征服西夏用了10年，蒙古征服金朝用了22年，而蒙古徹底打敗人們印象中所謂文弱的南宋居然用了45年!
而且這也是蒙古軍最大規模的調兵遣將，以舉國之兵進攻一國，還要通過迂迴包抄(滅亡大理後形成兩麵夾擊)、多年苦戰之後才艱難取得勝利，這在蒙古征服史上是僅有的一次。
更令蒙古人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大汗(蒙哥)也在南宋的釣魚城下受傷殞命，南宋成為蒙古人最難啃的一塊骨頭。
因此“積弱”之說，也是難以成立的。
所以作者菌認為，宋朝在與遼、金、蒙作戰中之所以不能取得優勢，除了眾所周知的原因外，有三大原因同樣不可忽視：一是燕雲十六州之失。
五代石敬瑭為當皇帝，獻燕雲十六州於遼國，致使中原大地門戶洞開。
北方遊牧民族的鐵騎，進則直叩中原，連富庶繁華的汴京也時時處在兵鋒的威脅之下；退則足以自保，據幽燕之地利，易守難攻。
這一對中原安全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戰略要地的丟失，給宋王朝留下了無窮的後患。
連雄才大略的宋太祖也不得不定下“先南後北”的統一方略，並設立封樁庫以備伐遼(《宋史紀事本末》載：趙匡胤於乾德三年八月設置封樁庫，打算蓄滿四五百萬後，向契丹贖買幽燕之地。
如果不成，“以二十匹絹賜一胡人首，彼精兵不過十萬，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
後來宋太宗伐遼，因進退失據和指揮失當而遭遇慘痛失敗。
收複燕雲十六州成為宋王朝永遠沒能完成的夢想。
直到明朝建立後燕雲十六州才重迴中原王朝之手，石敬瑭的毒流了400年!
二是敵國的馬匹禁運。
與宋先後對峙的遼、夏、金、蒙等國，深知自身的優勢在於騎兵。
所以為了保持這種優勢，這三國長期一來都對宋朝實行馬匹禁運。
雖然通過走私貿易宋朝也能獲得一些馬匹，但數量和質量遠遠不能滿足戰爭的需要。
而且官養軍馬耗費巨大，效果不佳，根本無法建立一支剽悍的騎兵與北方遊牧民族抗衡。
王安石變法試圖以“保馬法”改革這一弊端，但收效甚微。
沒有強大的騎兵使宋軍在抵禦北方遊牧民族的侵略中付出了巨大代價。
雖然宋軍以高度的智慧總結出一係列
“步兵破騎兵”的戰術，並取得了像郾城之戰那樣的大捷，但由於騎兵行動迅捷，很難全殲敵軍，始終無法畢其功於一役。
三是技術革命的瓶頸製約。
北宋時期《夢溪筆談》的問世標誌著工匠傳統與哲學傳統合流趨勢的出現，在後來的西方，這是科技革命的先聲。
但是“靖康之變”打斷和延緩了這一進程，隨著大批能工巧匠在北宋滅亡的動亂中流離失所、損失慘重，加上主要礦業基地的丟失(特別是集中於北方的鐵礦)，使南宋科技發展遭遇瓶頸。
盡管南宋在火藥火器的製作上取得進展，但距離革命性的突破還需時日，因而火器始終隻能作為冷兵器的補充參加戰鬥。
更不幸的是，金、蒙軍隊也在作戰中獲取了火器的製法(蒙古軍在攻陷宋、金的城池後，特別注意搜羅工匠，為他們製造火箭、火球、火槍等火器。)，從而抵消了宋軍的火力優勢。
蒙古西征後得到迴迴巨炮(一種巨大的拋石機)，又打破了宋軍守城的優勢。
我們無法設想再過一二百年宋人能否在熱兵器工藝上取得重大突破(比如鐵炮)，我們隻知道蒙古人沒有再給宋朝這樣的機會，偉大的宋朝盡管擁有遙遙領先的科技優勢，但仍然在蒙古人的鐵蹄下化為了廢墟。
這是冷兵器時代文明無法迴避的悲哀!
因此我們再迴到正題，宋亡的自身原因是什麽?
作者菌認為，很大的症結在於“家天下”的政體本身。
盡管趙匡胤以其超人的智慧設計出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政治製度，但他卻無法保證自己的子孫能和自己一樣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能夠和自己—樣勤國是，勵精圖治。
綜觀兩宋驚人相似的滅亡，無不與他的不肖子孫道德淪喪和戰略失誤有關。
道德淪喪，古今中外，幾乎所有王朝和國家的衰亡都從道德淪喪開始，兩宋也不例外。
像是袁永君先生認為，北宋王朝曆經了政治上從積極改革到意氣用事再到私欲橫行，軍事上從求勝心切到戰而不利再到一味求和，文化上從寬厚仁和到故步自封再到寡廉鮮恥，最終無可奈何走向衰亡的過程。
而到了南宋，連改革的勇氣都沒有了(南宋諸君，除了宋高宗，大都平庸)，守著半壁江山在主戰還是主和的爭論中逐漸走向荒淫無恥、腐化墮落。
而這一切問題的出現，都指向於當權者的道德淪喪。
我們知道，支撐有宋一代精神脊梁的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和“臨大節而不可奪”的“士人風骨”。
這種風骨，在北宋表現為蘇軾筆下的“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泣鬼神，而明則複為人!”
在南宋表現為文天祥筆下的“天地正氣”：“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
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
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然而到了北宋和南宋末期，擁有“士人風骨”的社會精英，幾乎全部被排斥在了權力核心之外。
當朝君臣尤其是士大夫的無恥，造成“亂自上作”，“敗自下生”，“社會灰化”，統治麵臨崩潰的邊緣。
蔡京之流之於宋徽宗，賈似道之流之於宋度宗，將人世間驕奢淫逸、荒唐無恥之事發揮到了極至。
宋徽宗身為一國之君居然夜出狎妓，賈似道身為宰相卻把鬥蟋蟀當成軍國重事，
說明這個王朝道德淪喪到了何種程度!
正如後世所說，“士大夫無恥，為國之大恥。”
而兩宋的悲劇在於，當朝君臣的無恥造成了兩宋的滅亡，而在野的社會精英卻成為抗敵救亡的中堅力量(那可能是中國曆史上最悲壯的—頁。
宋朝是仁人誌士、英雄豪傑輩出的時代，而中國曆史上兩次漢奸高潮出現在明末和抗日戰爭時期)，但是最終無力迴天。
還有就是戰略失誤，北宋滅亡，直接誘因是聯金滅遼；南宋滅亡，直接誘因是聯蒙滅金。
每一次的結果都是前門驅狼，後門引虎，遭受更加慘痛的劫難。唇亡齒寒的道理宋人不是不懂，然而當權者的鼠目寸光導致了戰略上的極大被動。
每一次宋人都低估了新崛起的野蠻民族的力量。
遼與宋有世仇，但澶淵之盟後，宋朝以自身強大的“軟實力”逐漸使之“漢化”，換來了長達百年的相對和平局麵。
但是聯金滅遼卻是兩害之中取其“重”者，野蠻的金人在聯合作戰中摸清了北宋的虛實，得到燕雲十六州後更發現這是進攻中原的絕佳“跳板”，結果一鼓作氣，長驅直入，導致北宋滅亡。
蒙古崛起後，南宋統治者居然未能“吃一塹長一智”，聯合蒙古攻打已經漢化的金朝。
盡管金哀宗遣使宋廷，指出“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必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必然之理也。”
但一意孤行的南宋君臣竟然毫不理會。
結果滅金之後才發現，蒙古虎遠甚於金國狼。
倘若南宋君臣能看清形勢，暫時擱置仇恨，製定有遠見的戰略規劃，助金國抵禦蒙古，待機而動，則局麵可能大不相同。
以南宋強大的經濟和科技實力援金，估計金國可再多支撐10年，加上金國本就能抵抗的22年，南宋有30多年的時間來以備強敵。
可惜南宋堅持聯蒙滅金，在加速金國滅亡的同時也加速了自己的滅亡。
更加不可思議的是，在與蒙古進入全麵戰爭狀態後，南宋居然沒有在全國實行“緊急狀態”，更沒有全民皆兵，依舊在按部就班地發展經濟，享受文治的成果。
也許南宋朝廷這樣做確實避免了人民的巨大犧牲(南宋亡後人口約為戰前74％，而金亡後人口隻有戰前的11％左右)，但是亡國之痛和由此導致的中華文明的巨大倒退卻令人扼腕歎息。
這就是宋朝，最偉大也最令人痛心的宋朝留給我們的枯澀記憶與迴味!
讓我們暫時忘卻那些宿命般的悲劇曆史，還是用梅毅先生的話來做一個簡短的結論吧：。
那就是昔日的繁華，早巳成為深埋於地下的廢墟；從前的風華，也化為過眼雲煙，但無法否認那個燦爛時代的光榮與不朽。
往事越千年，我們仍能嗅到那三個多世紀汴梁和臨安傳來的梅花香氣，還能依稀聽聞詩人詞家那一歎三疊的華麗吟詠。
偉大的宋朝，絕非是死亡的朝代，即使她崩潰的瞬間，也如流星隕落一般，照亮了野蠻的黑暗，驅散了內心的恐懼，足以啟發後人的心智。
在我們民族的記憶中，總是縈繞那個與野蠻為鄰時代的方方麵麵。
偉人的宋朝，已經成為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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