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相比於唐代散文僅僅是韓、柳及其弟子的個體實踐，宋代散文在歐、蘇等人的大力提倡與推廣之下，得以形成強大的占統治地位的風格流派。
因為宋代散文，大家可以看到，無論是內容、形式、語言、風格，都較唐文有比較新的開拓。
細數一下宋代三百年間，不僅散文作品數量驚人，而且名家輩出，成就極高，對後來的明清散文更是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總之，宋代散文大家的作品，各具麵目，豐富多彩。
像是大蘇文章汪洋恣肆，雄辯奔放；歐文平淡衝和，醇雅厚重；曾鞏嚴謹平實，細密峻潔。
而且南宋文風承襲歐蘇，進一步向說理和思辯的方向發展。
如陸遊、文天祥、謝翱等愛國誌士的文字，豪氣千雲，揮灑自如，都大有可觀之處。
論之以哲學，宋代“性理”之學蔚然大觀。
在沉寂了多年之後，中國哲學在宋代又出現了新的發展高峰。
北宋有王安石的新學(或稱王學)，周敦頤的濂學，張載關學，二程(程頤、程顥)的洛學，南宋有朱熹道學，陸九淵的心學，呂祖謙的浙東學派等等。
可以看到，宋文化的蓬勃發展，使宋朝完成了“儒學複興”。
宋人對兩漢經學和盛唐佛學推陳出新，粲然形成了一種嶄新的、以儒學精義為根本的、兼收佛老及諸子學說的“新儒學”(理學)體係。
在這股文化大潮下，宗教進一步世俗化，儒釋道三教相互交融，共同發展。
“程朱理學”的出現，除了哲學上的意義外，還體現出當時的有識之士對宋朝因經濟高速發展而帶來的一係列道德問題的反思與叩問，體現了宋人希圖建立一種新的道德體係來維係社會的正常運轉所作的努力。
雖然後世將程朱理學不恰當的發展成國人的思想桎梏，但作為中國古代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峰，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容抹殺的。
論之以音樂，自宋代起，中國音樂開始大踏步走向民間。
以曲子詞、說唱、戲曲為代表的新興音樂體裁在世俗化的大潮下，將中國音樂的藝術水準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高度。
除了偉大的宋詞外，宋代對音樂的另一個偉大的貢獻是促使戲曲藝術得到重大發展並推向成熟。
北宋的“雜劇”，南宋的”南戲”，為後來的元雜劇的繁盛奠下了堅實的基礎。
所以，在音樂理論研究領域，宋代也是一個特別有建樹的曆史單元。
中國第一部具有音樂百科全書性質的巨製《樂書》(共200卷)、第一部有關古琴史的專著(琴史》等，都出現於宋朝。
論之以曲藝，宋代是中國古代曲藝發展的極盛時期。
曲藝發展到兩宋時期，不僅枝繁葉茂，而且更加綿展延伸，與其他表演藝術交錯連理，生長成一片片鬱鬱蔥蔥的茂密森林，進入了空前興旺發達的繁盛期。
宋代曲藝演出形式之雜、場地之多、節目之盛，令人目不暇接。
比如北宋崇寧、大觀年間，僅在京城之內就有東瓦、西瓦、中瓦等17處，城外還有各種瓦子、勾欄50多處，有些瓦子可同時容納數千人—起觀看演出。
“說話”(後世的話本、評話、評書)、鼓子詞等也均論之以瓷藝，宋代是中國傳統瓷藝達到最高美學境界的時代，是“玉的精神”大興於宋世。
與類玉的品質體現的最為深刻的時代。
官、哥、汝、定、鈞五大名窯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中國在人類製瓷史上登峰造極。
宋代瓷器冰肌玉骨般的素雅、沉靜的品質，成為後世瓷業執著追摹的審美風格。
“宋瓷”，幾乎成為“玉”義的轉換。
同時宋代也是名窯名品輩出、官場民窯相競的時代。
耀州窯的青瓷，磁州窯的黑白釉瓷，建窯的天目釉瓷等，雖屬民窯出品，但工藝之精，造型之美，令人歎為觀止。
其餘風流韻，遠播後世。
南宋時，窯業良工隨之南下，一部分窯工居景德鎮仿製定瓷，胎骨釉色純白如粉，稱作“粉定”。
湖田窯胎骨多以“半刀泥”刻紋，覆以透明青白釉，被稱為“影青”。
青白瓷的出現體現了白瓷領域卓越的類玉追求，它不僅使素器“白如玉”，同時也把這種釉色品質廣泛地帶入後來的彩繪瓷器中。
此外，宋代的建築藝術也極盡工巧之能事，像是宋徽宗所營造的艮嶽(萬歲山)，比之阿房宮、圓明園有過之而無不及。
宋代的史學更是粲然大觀，除了煌煌巨著《資治通鑒》外，方誌學、金石學等也蔚然興起，史家輩出，史論新穎，著作宏富，達到了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頂峰。
包括茶文化也在宋代登峰造極，宋徽宗甚至在《大觀茶論》中以20篇文章不厭其煩地介紹茶文化，體現了中國古代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完美結合。
此外，雕塑(含玉雕、竹雕、木雕、石雕等)工藝、染織工藝、家具工藝、刺繡工藝、漆器工藝、筆墨紙硯製作工藝等均在宋代臻於化境，鑒賞(收藏)文化也在宋代文人的提倡下蔚然成風，宋代文化的繁榮程度令後世高山仰止、目眩神迷！
大家可能要問，是什麽讓“華夏文化造極於趙宋之世”？
還是那句話，宋代崇尚文治、優禮文人與”不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之人”等一係列政策是主因。
因為宋代的確是文人的“樂園”，這是後世難以企及的。
而這起源於便是大家都知道的隋唐時期誕生的科舉製，隻不過這一政策，是一直到宋代才真正的向所有文人(特別是底層文人)開放。
這一時期，隻要你文章合格，就不分門第、鄉裏，都予錄取。
宋太宗時，一科進士可取三、四百人，諸科可達七、八百人。
考試得中即按等第派作大小不同的官。
對屢試不中的，還可特恩，賜“本科”出身。
真宗後，取士越來越寬，按考生比例十分之一加以錄取，社會各式人等，連和尚、道士在內都可應試。
1000年，真宗下詔說：“去歲天下舉人數逾萬人，謬濫居多”。但這年真宗親試舉人，仍取進土、諸科1800多人。
仁宗時“試進士諸科，十取其二”，共取進士4000多人，諸科5000多人。
據不完全統計，僅北宋一代就開科69次，進士和諸科共取士約61000餘人。
由此形成了龐大的士大夫階層和文人階層。
而且宋代官員待遇優厚，隻要無大錯，3年即可遷轉一次，如此又形成了龐大的“中產階級”階層。
在寬鬆自由的文化空氣下，在士大夫階層身體力行的倡導下，宋代文化邁上了空前繁榮的高峰。
大部分學者認為，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文化曾經出現過三次發展高峰，即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兩宋時期的文化複興和五四運動後的新文化運動。
以兩宋文化的卓越成就而論，可見這洵非虛譽!
乃至於有日本學者捋藪內清在《中國-科學-文明》一書中說：
“北宋時代是中國曆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代，在這個文化發達的潮流中，有許多驚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認為，北宋時代可以和歐洲的文藝複興時期以至近代相比。”
以及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說的更直接的表示：“在藝術、娛樂、製度、工藝技術諸多領域，宋朝無疑是當時最先進的國家。她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僅僅看作蠻夷之邦!”
“中國的科技發展到宋朝，已呈巔峰狀態，在許多方麵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或歐洲的水平。”——李約瑟(英)
在科技史研究領域，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李約瑟堪稱絕對的權威。這位幾乎以畢生精力投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學者，從來不吝惜對宋朝的讚美：“談到11世紀的中國，我們猶如來到了最偉大的時期。”
“每當人們研究中國文獻中科學史或技術史的任何特定問題時，總會發現宋代是主要關鍵所在。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麵或在純粹科學方麵都是如此。”
的確，宋代是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高潮時期。
正如曆史學家黃仁宇教授(美國密歇根大學曆史係博士、《萬曆十五年》的作者)在《中國大曆史》中所說的那樣：“公元960年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火藥之發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鍾，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隻使用不漏水倉壁等，都於宋代出現。”
四大發明有三大發明肇興於宋。
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四大傑出成就：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火藥，被稱為中國的“四大發明”。
而這四大發明中，有三大發明(活字印刷術、指南針、火藥)肇興於宋世。
指南針在北宋已普遍使用於航海。
北宋建都東京，依靠東南漕運，造船業發達。
宋太祖時，各州歲造運船3000多艘。
官營作坊製造戰船、漕船、使船、龍船，民營作坊製造民用商船、遊船等。
內河航運的船舶，最大的叫“萬石船”，遠涉重洋的民用海船，稱為“客舟”，船上設備包括拋泊、駕駛、起碇、轉帆和測深等，相當先進。
朝廷用的海船，稱為“神舟”，其長闊高大、什物器用人數，都相當於“客舟”的3倍以上。
造船業的發達和遠洋航行的需要，促使遠洋航行技術不斷進步，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指南針的應用。
像是沈括《夢溪筆談》中就記載了羅盤儀構造的基本原理(人工造磁法以及磁針的裝置法：水浮、指爪、碗唇、縷懸)，經不斷改進，直至製成非常精確的指南針。
在試驗中，宋人還首次發現了“磁偏角”現象(“常微偏東，不全南也”)，這一重大發現比哥倫布橫渡大西洋時發現磁偏角要早400年左右，可見宋人之聰明。
還有北宋人在《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記載，舟師在航行中，晴好天氣則夜觀星，晝觀日；陰晦天則看指南針。
指南針廣泛應用於航海，對發展海上交通，推動世界各國之間的來往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到南宋時，大的海船可載重數萬石，深闊各幾十丈，比北宋的船要大好幾倍(，要知道就是後麵明朝的鄭和寶船也不過如此吧)。
周去非《嶺外代答》說，渡南海航行的海船，舵長數丈，一船載幾百人，積一年糧食，
還能在船上養豬和釀酒，如此巨大的船舶在當時也隻有中國能夠製造。
遠洋船舶，行經南海、波斯灣甚至更遠的地區，繼續使用指南針導航。
吳自牧《夢梁錄》記載，船隻進入大洋，“風雨晦暝時，惟憑針盤而行，乃火長(領航員)掌之，毫厘不敢差誤。”
南宋時的海船已普遍裝上精確的羅盤針來導航，趙汝適在《諸蕃誌》中描述說：“渺茫無際，天水一色。舟舶往來，惟以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唯謹，毫厘之差，生死係矣!”
指南針的發明和應用，使宋朝的航海業遙遙領先於整個世界!
宋朝所擁有的世界上最龐大的艦隊和商船隊，頻繁遠航於阿拉伯、印度、東南亞、日本、朝鮮以至東非等廣大地區，中華民族的先進文化和先進技術也隨之遠播於世界各地。
而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在世界文化史上更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需要說明，唐、五代開始應用的雕版印刷術，到北宋才有了普遍的發展，被廣泛的用來刻印書籍。
國子監印的書，後世稱為”監本”。
各地官府也刻印書籍，書院、私塾也印書。
民營的書坊、書肆、書籍鋪遍布各地，刻書、賣書成為世業。
而民營書坊刻的書，後世稱為坊本。
北宋初，成都刻《大藏經》13萬板，國子監刻經史十多萬板，當時印刷業規模之大可見一斑。
東京、杭州、蜀中、福建是北宋印刷業的中心。
時人評木版書“杭州第一，蜀本次之，福建最下。”
這也是相對而言的，由於宋刻本製作精良、校對嚴謹，印工精美，今日已成“善本”中的珍品，許多宋刻本都堪稱無價之寶。
雕版印刷雖然發展迅速，但卻費時費工。
太祖開寶年間，開始在益州雕版印刷《大藏經》，至太宗時始成，耗時達12年之久。
文化的空前繁榮和文化傳播的需要迫切需、要印刷業進行改革創新，活字印刷術應運而生。
《夢溪筆談》記載，仁宗慶曆中，布衣(平民)畢升發明了活字板，即以膠泥刻字，每字一印，用火燒硬。
先設一塊鐵板，板上敷藥(鬆脂、蠟、紙灰等合成)。
印刷時，把鐵框放在鐵板上，在框內排列膠泥活字，製成一版，再以火烤，使藥熔化，用另一平板壓平，使字麵平整，冷卻後即可印書。
這一從中國古代印章中汲取智慧的重大發明極大的提高了印刷業的效率，正如(夢溪筆談)中所說：“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
隨之，木活字、銅活字等不斷湧現，並直啟現代的鉛印之術。
的確，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使得宋代印刷出版業空前繁榮，極大地加速了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推動了中華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飛速擴張，其影響之深遠難以估量。
而火藥火器的製造技術在宋代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起源於道士煉丹的火藥，雖然在中唐已見諸記載，但其廣泛使用卻在宋代。
為了抵抗遼、西夏、金的軍事威脅，北宋時已開始利用火藥製造燃燒性的火器，隨後又逐步研製出爆炸性的火器。
宋初，兵部令史馮繼升等進火箭法。
滅南唐時，宋軍已開始使用火炮、火箭。
與後世統治者將火器等視為“奇技淫巧”不同，宋代統治者對火藥和火器頗感興趣。
宋真宗時，神衛水軍隊長唐福和冀州團練使石普先後在宮中演示火箭、火球、火蒺藜等新式火器，受到真宗嘉獎。
從此火器成為宋軍的必備裝備。
北宋政府在東京建立了火藥作坊(屬廣備攻城作)，專門製造火藥和火器，“日出弩火藥箭七千支，弓火藥箭一萬支，蒺藜炮三千支，皮火炮二萬支。”
1044年，曾公亮著《武經總要》，記載了製造火藥的三個詳細配方和多種火藥武器的製法，並配有插圖，是世界上最早的熱兵器製作工藝書。
《武經總要》記載，火箭是“施火藥於箭首”，火球(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靂火球)、火鷂(鐵嘴火鷂、竹火鷂)、煙球(煙球、毒煙球)是點燃後炮放。
火炮用於攻城，蒺藜火球用於攻殺騎兵，毒煙球堪稱最早的“生化武器”。
元豐七年(1084年)二月，從汴京一次調撥煦州、河州駐軍的火器，就有神臂弓火箭10萬支，火藥弓箭2萬支；火藥火球箭2000支，火彈2000枚之多。
南宋時，在與金人的作戰中，火器製造工藝進一步發展。
南宋中晚期出現的突火槍，成為近現代管形火器的先驅。
突火槍以巨竹為槍筒，子窠用鐵塊等製成，利用火藥的爆破力，將子窠推射出去。
這是經過一個多世紀探索後，人類第一次用化學能發射彈丸的偉大創造，為進一步發明金屬管形射擊火器鋪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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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宋代散文，大家可以看到，無論是內容、形式、語言、風格，都較唐文有比較新的開拓。
細數一下宋代三百年間，不僅散文作品數量驚人，而且名家輩出，成就極高，對後來的明清散文更是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總之，宋代散文大家的作品，各具麵目，豐富多彩。
像是大蘇文章汪洋恣肆，雄辯奔放；歐文平淡衝和，醇雅厚重；曾鞏嚴謹平實，細密峻潔。
而且南宋文風承襲歐蘇，進一步向說理和思辯的方向發展。
如陸遊、文天祥、謝翱等愛國誌士的文字，豪氣千雲，揮灑自如，都大有可觀之處。
論之以哲學，宋代“性理”之學蔚然大觀。
在沉寂了多年之後，中國哲學在宋代又出現了新的發展高峰。
北宋有王安石的新學(或稱王學)，周敦頤的濂學，張載關學，二程(程頤、程顥)的洛學，南宋有朱熹道學，陸九淵的心學，呂祖謙的浙東學派等等。
可以看到，宋文化的蓬勃發展，使宋朝完成了“儒學複興”。
宋人對兩漢經學和盛唐佛學推陳出新，粲然形成了一種嶄新的、以儒學精義為根本的、兼收佛老及諸子學說的“新儒學”(理學)體係。
在這股文化大潮下，宗教進一步世俗化，儒釋道三教相互交融，共同發展。
“程朱理學”的出現，除了哲學上的意義外，還體現出當時的有識之士對宋朝因經濟高速發展而帶來的一係列道德問題的反思與叩問，體現了宋人希圖建立一種新的道德體係來維係社會的正常運轉所作的努力。
雖然後世將程朱理學不恰當的發展成國人的思想桎梏，但作為中國古代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峰，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容抹殺的。
論之以音樂，自宋代起，中國音樂開始大踏步走向民間。
以曲子詞、說唱、戲曲為代表的新興音樂體裁在世俗化的大潮下，將中國音樂的藝術水準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高度。
除了偉大的宋詞外，宋代對音樂的另一個偉大的貢獻是促使戲曲藝術得到重大發展並推向成熟。
北宋的“雜劇”，南宋的”南戲”，為後來的元雜劇的繁盛奠下了堅實的基礎。
所以，在音樂理論研究領域，宋代也是一個特別有建樹的曆史單元。
中國第一部具有音樂百科全書性質的巨製《樂書》(共200卷)、第一部有關古琴史的專著(琴史》等，都出現於宋朝。
論之以曲藝，宋代是中國古代曲藝發展的極盛時期。
曲藝發展到兩宋時期，不僅枝繁葉茂，而且更加綿展延伸，與其他表演藝術交錯連理，生長成一片片鬱鬱蔥蔥的茂密森林，進入了空前興旺發達的繁盛期。
宋代曲藝演出形式之雜、場地之多、節目之盛，令人目不暇接。
比如北宋崇寧、大觀年間，僅在京城之內就有東瓦、西瓦、中瓦等17處，城外還有各種瓦子、勾欄50多處，有些瓦子可同時容納數千人—起觀看演出。
“說話”(後世的話本、評話、評書)、鼓子詞等也均論之以瓷藝，宋代是中國傳統瓷藝達到最高美學境界的時代，是“玉的精神”大興於宋世。
與類玉的品質體現的最為深刻的時代。
官、哥、汝、定、鈞五大名窯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中國在人類製瓷史上登峰造極。
宋代瓷器冰肌玉骨般的素雅、沉靜的品質，成為後世瓷業執著追摹的審美風格。
“宋瓷”，幾乎成為“玉”義的轉換。
同時宋代也是名窯名品輩出、官場民窯相競的時代。
耀州窯的青瓷，磁州窯的黑白釉瓷，建窯的天目釉瓷等，雖屬民窯出品，但工藝之精，造型之美，令人歎為觀止。
其餘風流韻，遠播後世。
南宋時，窯業良工隨之南下，一部分窯工居景德鎮仿製定瓷，胎骨釉色純白如粉，稱作“粉定”。
湖田窯胎骨多以“半刀泥”刻紋，覆以透明青白釉，被稱為“影青”。
青白瓷的出現體現了白瓷領域卓越的類玉追求，它不僅使素器“白如玉”，同時也把這種釉色品質廣泛地帶入後來的彩繪瓷器中。
此外，宋代的建築藝術也極盡工巧之能事，像是宋徽宗所營造的艮嶽(萬歲山)，比之阿房宮、圓明園有過之而無不及。
宋代的史學更是粲然大觀，除了煌煌巨著《資治通鑒》外，方誌學、金石學等也蔚然興起，史家輩出，史論新穎，著作宏富，達到了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頂峰。
包括茶文化也在宋代登峰造極，宋徽宗甚至在《大觀茶論》中以20篇文章不厭其煩地介紹茶文化，體現了中國古代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完美結合。
此外，雕塑(含玉雕、竹雕、木雕、石雕等)工藝、染織工藝、家具工藝、刺繡工藝、漆器工藝、筆墨紙硯製作工藝等均在宋代臻於化境，鑒賞(收藏)文化也在宋代文人的提倡下蔚然成風，宋代文化的繁榮程度令後世高山仰止、目眩神迷！
大家可能要問，是什麽讓“華夏文化造極於趙宋之世”？
還是那句話，宋代崇尚文治、優禮文人與”不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之人”等一係列政策是主因。
因為宋代的確是文人的“樂園”，這是後世難以企及的。
而這起源於便是大家都知道的隋唐時期誕生的科舉製，隻不過這一政策，是一直到宋代才真正的向所有文人(特別是底層文人)開放。
這一時期，隻要你文章合格，就不分門第、鄉裏，都予錄取。
宋太宗時，一科進士可取三、四百人，諸科可達七、八百人。
考試得中即按等第派作大小不同的官。
對屢試不中的，還可特恩，賜“本科”出身。
真宗後，取士越來越寬，按考生比例十分之一加以錄取，社會各式人等，連和尚、道士在內都可應試。
1000年，真宗下詔說：“去歲天下舉人數逾萬人，謬濫居多”。但這年真宗親試舉人，仍取進土、諸科1800多人。
仁宗時“試進士諸科，十取其二”，共取進士4000多人，諸科5000多人。
據不完全統計，僅北宋一代就開科69次，進士和諸科共取士約61000餘人。
由此形成了龐大的士大夫階層和文人階層。
而且宋代官員待遇優厚，隻要無大錯，3年即可遷轉一次，如此又形成了龐大的“中產階級”階層。
在寬鬆自由的文化空氣下，在士大夫階層身體力行的倡導下，宋代文化邁上了空前繁榮的高峰。
大部分學者認為，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文化曾經出現過三次發展高峰，即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兩宋時期的文化複興和五四運動後的新文化運動。
以兩宋文化的卓越成就而論，可見這洵非虛譽!
乃至於有日本學者捋藪內清在《中國-科學-文明》一書中說：
“北宋時代是中國曆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代，在這個文化發達的潮流中，有許多驚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認為，北宋時代可以和歐洲的文藝複興時期以至近代相比。”
以及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說的更直接的表示：“在藝術、娛樂、製度、工藝技術諸多領域，宋朝無疑是當時最先進的國家。她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僅僅看作蠻夷之邦!”
“中國的科技發展到宋朝，已呈巔峰狀態，在許多方麵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或歐洲的水平。”——李約瑟(英)
在科技史研究領域，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李約瑟堪稱絕對的權威。這位幾乎以畢生精力投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學者，從來不吝惜對宋朝的讚美：“談到11世紀的中國，我們猶如來到了最偉大的時期。”
“每當人們研究中國文獻中科學史或技術史的任何特定問題時，總會發現宋代是主要關鍵所在。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麵或在純粹科學方麵都是如此。”
的確，宋代是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高潮時期。
正如曆史學家黃仁宇教授(美國密歇根大學曆史係博士、《萬曆十五年》的作者)在《中國大曆史》中所說的那樣：“公元960年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火藥之發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鍾，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隻使用不漏水倉壁等，都於宋代出現。”
四大發明有三大發明肇興於宋。
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四大傑出成就：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火藥，被稱為中國的“四大發明”。
而這四大發明中，有三大發明(活字印刷術、指南針、火藥)肇興於宋世。
指南針在北宋已普遍使用於航海。
北宋建都東京，依靠東南漕運，造船業發達。
宋太祖時，各州歲造運船3000多艘。
官營作坊製造戰船、漕船、使船、龍船，民營作坊製造民用商船、遊船等。
內河航運的船舶，最大的叫“萬石船”，遠涉重洋的民用海船，稱為“客舟”，船上設備包括拋泊、駕駛、起碇、轉帆和測深等，相當先進。
朝廷用的海船，稱為“神舟”，其長闊高大、什物器用人數，都相當於“客舟”的3倍以上。
造船業的發達和遠洋航行的需要，促使遠洋航行技術不斷進步，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指南針的應用。
像是沈括《夢溪筆談》中就記載了羅盤儀構造的基本原理(人工造磁法以及磁針的裝置法：水浮、指爪、碗唇、縷懸)，經不斷改進，直至製成非常精確的指南針。
在試驗中，宋人還首次發現了“磁偏角”現象(“常微偏東，不全南也”)，這一重大發現比哥倫布橫渡大西洋時發現磁偏角要早400年左右，可見宋人之聰明。
還有北宋人在《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記載，舟師在航行中，晴好天氣則夜觀星，晝觀日；陰晦天則看指南針。
指南針廣泛應用於航海，對發展海上交通，推動世界各國之間的來往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到南宋時，大的海船可載重數萬石，深闊各幾十丈，比北宋的船要大好幾倍(，要知道就是後麵明朝的鄭和寶船也不過如此吧)。
周去非《嶺外代答》說，渡南海航行的海船，舵長數丈，一船載幾百人，積一年糧食，
還能在船上養豬和釀酒，如此巨大的船舶在當時也隻有中國能夠製造。
遠洋船舶，行經南海、波斯灣甚至更遠的地區，繼續使用指南針導航。
吳自牧《夢梁錄》記載，船隻進入大洋，“風雨晦暝時，惟憑針盤而行，乃火長(領航員)掌之，毫厘不敢差誤。”
南宋時的海船已普遍裝上精確的羅盤針來導航，趙汝適在《諸蕃誌》中描述說：“渺茫無際，天水一色。舟舶往來，惟以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唯謹，毫厘之差，生死係矣!”
指南針的發明和應用，使宋朝的航海業遙遙領先於整個世界!
宋朝所擁有的世界上最龐大的艦隊和商船隊，頻繁遠航於阿拉伯、印度、東南亞、日本、朝鮮以至東非等廣大地區，中華民族的先進文化和先進技術也隨之遠播於世界各地。
而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在世界文化史上更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需要說明，唐、五代開始應用的雕版印刷術，到北宋才有了普遍的發展，被廣泛的用來刻印書籍。
國子監印的書，後世稱為”監本”。
各地官府也刻印書籍，書院、私塾也印書。
民營的書坊、書肆、書籍鋪遍布各地，刻書、賣書成為世業。
而民營書坊刻的書，後世稱為坊本。
北宋初，成都刻《大藏經》13萬板，國子監刻經史十多萬板，當時印刷業規模之大可見一斑。
東京、杭州、蜀中、福建是北宋印刷業的中心。
時人評木版書“杭州第一，蜀本次之，福建最下。”
這也是相對而言的，由於宋刻本製作精良、校對嚴謹，印工精美，今日已成“善本”中的珍品，許多宋刻本都堪稱無價之寶。
雕版印刷雖然發展迅速，但卻費時費工。
太祖開寶年間，開始在益州雕版印刷《大藏經》，至太宗時始成，耗時達12年之久。
文化的空前繁榮和文化傳播的需要迫切需、要印刷業進行改革創新，活字印刷術應運而生。
《夢溪筆談》記載，仁宗慶曆中，布衣(平民)畢升發明了活字板，即以膠泥刻字，每字一印，用火燒硬。
先設一塊鐵板，板上敷藥(鬆脂、蠟、紙灰等合成)。
印刷時，把鐵框放在鐵板上，在框內排列膠泥活字，製成一版，再以火烤，使藥熔化，用另一平板壓平，使字麵平整，冷卻後即可印書。
這一從中國古代印章中汲取智慧的重大發明極大的提高了印刷業的效率，正如(夢溪筆談)中所說：“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
隨之，木活字、銅活字等不斷湧現，並直啟現代的鉛印之術。
的確，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使得宋代印刷出版業空前繁榮，極大地加速了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推動了中華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飛速擴張，其影響之深遠難以估量。
而火藥火器的製造技術在宋代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起源於道士煉丹的火藥，雖然在中唐已見諸記載，但其廣泛使用卻在宋代。
為了抵抗遼、西夏、金的軍事威脅，北宋時已開始利用火藥製造燃燒性的火器，隨後又逐步研製出爆炸性的火器。
宋初，兵部令史馮繼升等進火箭法。
滅南唐時，宋軍已開始使用火炮、火箭。
與後世統治者將火器等視為“奇技淫巧”不同，宋代統治者對火藥和火器頗感興趣。
宋真宗時，神衛水軍隊長唐福和冀州團練使石普先後在宮中演示火箭、火球、火蒺藜等新式火器，受到真宗嘉獎。
從此火器成為宋軍的必備裝備。
北宋政府在東京建立了火藥作坊(屬廣備攻城作)，專門製造火藥和火器，“日出弩火藥箭七千支，弓火藥箭一萬支，蒺藜炮三千支，皮火炮二萬支。”
1044年，曾公亮著《武經總要》，記載了製造火藥的三個詳細配方和多種火藥武器的製法，並配有插圖，是世界上最早的熱兵器製作工藝書。
《武經總要》記載，火箭是“施火藥於箭首”，火球(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靂火球)、火鷂(鐵嘴火鷂、竹火鷂)、煙球(煙球、毒煙球)是點燃後炮放。
火炮用於攻城，蒺藜火球用於攻殺騎兵，毒煙球堪稱最早的“生化武器”。
元豐七年(1084年)二月，從汴京一次調撥煦州、河州駐軍的火器，就有神臂弓火箭10萬支，火藥弓箭2萬支；火藥火球箭2000支，火彈2000枚之多。
南宋時，在與金人的作戰中，火器製造工藝進一步發展。
南宋中晚期出現的突火槍，成為近現代管形火器的先驅。
突火槍以巨竹為槍筒，子窠用鐵塊等製成，利用火藥的爆破力，將子窠推射出去。
這是經過一個多世紀探索後，人類第一次用化學能發射彈丸的偉大創造，為進一步發明金屬管形射擊火器鋪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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