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些都還不足以說明宋朝的富碩的話，那麽還例如，“宋朝的時候中國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愛德華-普雷斯科特(美)
上述這段話，是出自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在中美新市場經濟北京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時所說。
顯而易見，這位經濟學家在肯定“宋富”的同時，也大大低估了宋朝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因為當時除了中國以外，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在貧窮落後的野蠻與黑暗中摸索，連歐洲也不例外。
還是那個老例子，那就是許多西方學者認為，當時一位歐洲君主的生活水平還比不上東京(汴梁)城裏一個看城門的士兵。
近年來更有人通過黃金價格折算，計算出北宋的人均gdp達2280美元。
這一數據即便是放在今天來衡量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雖然這樣的計算並不科學，但是史學界公認的看法是，宋朝的國民生產總值占當時世界的50％以上，最高達80％。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宋朝的時候中國很富裕，比世界其他地方最好水平至少富裕一倍!
宋朝的富裕首先表現在朝廷的歲入(年財政收入)上。
像是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宋朝經過100年的發展，歲入為1.1613億貫，神宗變法後最高達1.6億貫，大約為盛唐的7倍，按照銀錢的一般兌換率1貫折合一兩白銀計算，約合白銀1.6億兩(考慮到有宋代銅錢一直緊俏短缺的因素，所以這一數值還可能被大大低估)!
即便就是失去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1億貫。
這是一個怎樣的數字呢?
金庸先生在《袁崇煥評傳》中列舉了明朝萬曆年間的一組數據，茲錄如下：張居正改革後的萬曆28年(1600)年，歲入400萬兩。
明末天下大亂，明政府為抵禦後金和剿滅農民起義軍，先後加派遼、練、剿“三餉”，橫征暴斂，每年也僅得1000萬兩左右。
這時距南宋滅亡已300多年，明朝在國土麵積遠大於宋朝的情況下，年財政收入連北宋的1／10都不到!
清朝比明朝略好些，順治7年(1650年)歲入1485萬兩，200年後的鹹豐年間，約為3000萬-4000萬兩。
而此時中國人口已近4億，超過北宋2—3倍。
直到清朝滅亡前那有限的幾年裏，在改變征收體製、計算方法和一係列外因的作用下，國家歲入才勉強達到宋朝的水平。
而且如前文所說，支持宋朝龐大財政收入的不是橫征暴斂、竭澤而漁，相反，史學界都認為，宋人的生活水平相當高。
即便在被那個不成器的宋徽宗胡天胡地折騰了20多年後的北宋末期，真正因為生活不下去而造反的人也很少。
試看《水滸》中的梁山好漢，有幾個是因為饑寒交迫才落草的?
宋朝的財政收入高，是基於宋朝發達的經濟，特別是繁榮的商業(另章詳述---筆者注)。以熙寧10年(1077)為例，北宋稅賦總收入為7070萬貫(不含左藏庫、封樁庫)，其中農業兩稅2162萬貫，占30％；工商稅4911萬貫，占70％!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宋朝堪稱當時世界上唯一的“工業化”國家!
宋代經濟的發達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
農業飛躍。宋初因多年戰亂，土地荒蕪嚴重。經過宋朝“休養生息”政策的調整，宋代農田開墾大量增加。
太祖開寶九年(976)墾田295萬頃，到真宗天僖五年(1021)達到524萬頃(據《文獻通考》)，而且這還僅僅是按租賦得出的田畝數，其他“不出租賦的田畝有十之六七”(《會計錄》)。
意味深長的是，宋朝統治者對隱瞞的田畝基本上是睜隻眼，閉隻眼，象征性的查了幾次都是不了了之。
宋代農民以其獨特智慧開墾圩田、山田、淤田、沙田、葑田等，並大量推廣優良稻種、小麥、粟、黍、豆、茶葉、棉花、
甘蔗等，水稻早熟品種的引進實現了，“一季兩熟”，產量大為提高，每畝產量2石左右。
兩浙路最高，蘇州一般年成每畝就可產米2-3石。
而唐代畝產僅1.5石，漢代僅1石左右。
生產分工趨細，出現了專門的桑農、茶農、棉農。
南宋後期，棉花種植從兩廣、福建推廣到長江流域，時有“木棉收千株，八口不憂貧”之說。宋代獎勵農耕，興修水利，
積極推廣新式農具，踏犁、秧馬、水車、彎鋤、鐵耙等大量運用，極大的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
其次采冶業發達。
北宋初.全國共有礦冶201處，英宗時增加到271處。
史書上零星和不完全的記載表明，宋朝采冶業已發展到很高的水平。
到了仁宗皇佑時，每年得金15000多兩，銀21.9萬多兩，銅510多萬斤，鐵724萬斤。
韶州岑水場，仁宗時開發鑄錢，有工匠10多萬人，規模之大，在今天看來也是一個“巨無霸”企業。
鑄錢需用鉛錫，於是產業鏈向下延伸，仁宗時年產鉛9萬多斤，錫33萬斤。
英宗時鉛產量激增200萬斤，鐵錫增產100多萬斤。
神宗時，年產銅1400多萬斤，鉛919萬斤，錫232萬斤。
今天的研究表明，宋朝鋼鐵產量年均為15萬噸。
而英國在工業革命開始時的1788年年產鋼鐵不過才7.6萬噸。
以及紡織業興旺。
紡織業在宋代得到長足發展，不僅有官營和私營的大批作坊從事紡織，廣大農村婦女也家家紡織布帛。
其中尤以兩浙、川蜀地區最為發達。
開封設綾錦院，為皇室貴族織造高級織品。
河北路產絹，有“衣被天下”之稱。
麻織業集中於成都府和廣南西路，麻布產量遠超唐代，印染技術也大大提高。
南宋時通過賦稅收上來的絲麻織品高達1000萬匹以上。
南宋棉織業突飛猛進，宋人發明了捍、彈、紡、織一條龍的棉紡工具，成為中國手工業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棉紡織業在農村得到迅速發展。
甚至北宋時，一些地方已出現了以紡織為主的“機戶”。
仁宗時，一個梓州已經有幾千家機戶。
還有製瓷業鼎盛。
的確，宋朝製瓷業出現了突破性的發展，無論是瓷器生產的數量還是質量上
都遠勝前代，甚至令後世望塵莫及。
“官哥汝定鈞”五大官窯，所產瓷器之精美絕倫的程度令人駭然驚歎。
五大名窯的瓷器，今天已成為天價瓷器的代名詞。
隨著製瓷業的發達，各地開始出現大批小型民窯，到南宋時進一步發展，瓷窯數量越來越多，產量也大增。
近年來發現的許多窯址，堆積麵積都很大。
如四川廣元瓷窯鋪遺址，堆積長250米。
有的堆積廣達20畝，高達20米。
製瓷分工越來越細，景德鎮“陶工、匣工、土木之有局，利坯、車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畫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規製，各不相紊”。
景德鎮、吉州、龍泉及廣東、福建沿海成為重要的瓷器產地，並大量外銷。
中國在西方得名china(瓷器)，宋朝外銷瓷器功不可沒。
此外，宋朝造紙業、造船業、印刷業、兵工業、火器製造業等都蓬勃發展(在科技章另述)，出現了當時世界上最早最大的製造工廠、加工工廠，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和銀行信用，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艦隊和商船隊，擁有世界上最大最多最繁榮的大城市
一些曆史的細節也許可以幫我們更深刻的了解那個偉大的時代：
北宋時，一位大臣“抱怨”世風奢靡時說：現在的農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絲製的鞋子!
宋朝一個禁軍的中級軍官(如林衝)就可以拿出1000貫錢去買寶刀，“百金”是宋朝一戶中人之產。
宋神宗時全國年鑄幣506萬貫，而唐朝極盛時不過32萬貫。
宋朝“汴都數百萬戶，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
法國學者、國際宋史研究開創者埃狄納?巴拉茲明確指出：“中國封建社會的特征，到宋代已發育成熟；而近代中國的新因素，到宋代已顯著呈現。”
同為法國學者的迪艾那則稱宋朝為“現代的拂曉時辰”，麥克尼爾認為宋朝時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
“中心”，中國經濟在工業化、商業化、貨幣化和城市化方麵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地方。
而美國人幹脆讚譽北宋是”人類第二個千年的領頭!”
“宋朝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的意義。”
——斯塔夫裏阿洛斯(美)
宋代，是中國曆史上商業發展的“黃金時代”。與曆代統治者“重農抑商”(所謂“重農”往往“傷農”)的政策不同，宋朝非常重視商業的發展，講求“理財求富”之道，以一係列積極的經濟政策推動宋朝走向商業繁榮的鼎盛時代。
如果說近代大國的崛起“重商主義”是一個重要原因的話，那麽重商主義同樣是兩宋所以興旺的重要原因。
而且宋代的休養生息政策使得人口大量增長。
要知道宋代開國時，由於多年戰亂，全國人口不過1000多萬。
隨著“承平日久，戶口歲增”，人口增長速度驚人，史料上的不完全統計顯示，太宗時，達到686萬戶；真宗景德3年(1006)741萬戶；仁宗景佑元年(1034)，猛增至1029萬戶。
到北宋中後期，中國人口在曆史上首次達到1億，為唐朝極盛時期的2倍!
自然，人口的增長和生產的發展增加了商品交換的需要，宋代“不抑兼並”的土地政策則成為商品經濟繁榮的“催化劑”。
數千年來，中國傳統上將土地兼並視為“國之大害”，千方百計加以抑製，希圖讓耕者有其田，不至於因活不下去而造反。
而事實上恰恰相反，這種違反經濟規律的政策一方麵使中國陷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不能自拔，另一方麵又無法阻止土地因天災人禍而集中的趨勢。
於是曆史進入了一個可怕的循環：失地農民挺而走險揭竿而起，大規模農民起義爆發---王朝崩潰——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造就上百萬自耕農一—土地非法集中，國家失去稅源，農民活不下去一一再次揭竿而起……在這周期性的大動亂中，中華文明一次次被毀滅、再重建。
而宋朝的做法卻使其成功跳出這一曆史的循環：—方麵”不抑兼並”，使得土地經合法渠道向”大戶”手裏集中，促進了土地的集約化經營，催生大量剩餘勞動力。
一方麵鼓勵工商業發展，實現剩餘勞動力轉移，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和城市的繁榮。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數百年後英國工業革命初期的“圈地運動”，與“圈地運動”“每個毛孔裏都流著血和肮髒的東西”相比，宋朝的土地兼並要溫和的多，規模也要大的多。
史載，宋理宗時，土地兼並“有至數千萬畝，或綿亙數百裏者”。
據估算，當時不足1％的人占有70％的土地，每年流入市場的土地約占耕地麵積的20％。這樣的規模，已不能簡單的以聚斂和剝削來看待了。
當然，需要說明，宋朝對土地兼並並非放任自流，而是通過控製“官田”加以調控(南宋時官田約有2000萬畝)，通過頒布皇佑法等對地主的剝削加以限製，給“佃客”以國民待遇(佃客成為國家“編戶”，獲得平民身份)。
1022年戶口統計表明，“客戶”已占全國人口的1／3。
數量龐大的自由民的流動，促進了工商業發展和城市的興旺。
正如斯塔夫裏阿洛斯所說：”宋朝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還增加了貿易量，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
像是北宋的都城東京(開封)，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城市。
《宋史》載，“東京居民有20萬戶。”按每戶8人計算(前文“木棉收千株，八口不憂貧”一說可證，當時沒有計劃生育，人均壽命較高，中等戶一般都有子女10人左右，大戶“可達30—40人)，大約有人口150萬左右。
再加上數十萬禁軍(水滸中稱“80萬禁軍”)，幾萬皇親國戚、政府官員及其家眷、傭仆，流動商販、遊民和外國僑民，東京人口應當不下200萬!
這一數字不但超越了唐代的長安、洛陽，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一個當之無愧的特大城市。
而11世紀時歐洲最大的城市倫敦、巴黎、威尼斯等人口均不超過萬人，到13世紀(南宋後期)西方最大最繁華的城市威尼斯僅有10萬人口(今天聽到人們稱蘇州為“東方的威尼斯”我就覺得別扭，宋朝的蘇州不知比威尼斯富庶繁華多少倍)。
不隻是東京，宋代10萬戶以上的城市還由唐代的十多個增加到40多個，汴京和臨安繼長安、洛陽、南京之後，世界上第4、第5個人口超越百萬的大城市。
北宋時，東京(開封府)、西京(洛陽)、南京(應天府)、北京(大名府)人口均在百萬以上。
東京城內，商業活動活躍異常。
唐朝時，長安城內居民有“坊市之別”，居民住在規劃齊整的坊內，商業活動僅限下午在東西兩市進行。
而宋朝不再有“坊市之別”。
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洪流衝擊之下，宋初”夜市之禁”形同虛設。
965年，宋太祖詔令開封府“三鼓以後夜市不禁”，商業活動不再有時間的限製。
仁宗時，商業發展到坊市無法滿足需要的地步，朝廷下旨，允許居民臨街開設邸店(相當於今天的破牆開店)。
於是從此以後，東京城裏再也不聞街鼓之聲，再也無人遏製正常的夜間商業活動了。
宋朝自京都到州縣鎮，同業的商戶，都組成商行，入行的稱行戶。
東京市上至少有106多行，6400多行戶。
諸行百戶，衣著各有本色。
此外還出現了“牙人”(經紀人)和中介機構，賒賣(信用擔保)、便錢務(匯兌機構)、邸店(寄存)、質庫(典當)行業都出現並迅速發展。
史載，東京城內界身巷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壯觀，門麵廣闊，“每一交易，動輒千萬”。
遍布內外城的商店鋪席外，還有定期的集市貿易。
東京之外，北方的秦州、太原、真定、京兆、大名、洛陽、密州、晉州，東南的蘇州、杭州、江寧、揚州、真州、楚州、廬州、襄州，川蜀地區的成都、梓州、綿州、遂州、漢州，閩廣的福州、廣州等，都是商業貿易的重要城市。
州縣城市之外，鎮市、草市星羅棋布。
宋朝各鎮設有場務，收取商稅。
較大的鎮，商稅收入可以超過縣城。
比鎮市更小的草市數量更多，蘇軾說，各地城小人多，散在城外叫作草市者甚多。
草市北方叫“集”，南方、叫“墟”，較大的墟、集有酒店、客棧等，商業發達、交通便利的可發展成集鎮。
鎮市、草市的活躍促進了城鄉貿易與交流，宋朝形成了以大城市為中心，州縣為支撐，鎮市、草市為補充的完整商業網絡。
宋朝政府通過收取商稅和專賣收入從中獲得豐厚迴報。
太宗時一年商稅收入400萬貫，仁宗時已超過2000萬貫。
專賣收入在太宗至道時就達1123萬貫。
二者構成了宋朝財政收入的主體。
南宋在江南建國，水上交通發達。
以臨安和建康為樞紐，西向沿長江經鄂州聯結四川，南麵直通泉州、廣州，聯結瓊州，商業貿易比北宋更為繁盛。
臨安有戶籍記載的人口在南宋末年為39萬戶，124萬人(此數不確，應該在200萬左右)，既是南宋的政治中心，也是繁榮的商業城市。
《中國通史》記載，臨安居民所用物品，多從外地運來。
每天食用米萬多石，來自蘇、湖、常、秀四州和淮南、江西、湖廣等地。
柴炭、竹木、水果來自嚴、婺、衢、徽等州，海鮮、水產則來自明、越、溫、台等州。
臨安所需菜蔬、布匹、食鹽和各種雜貨，也均從外地運來。
人們自豪的說：“以前沒有過的東西，現在都有。”
各地的產品也在臨安交換轉運，浙江兩岸船隻雲集，客販往來，不絕於道。
臨安城內自大街到坊巷，大小店鋪“連門俱是”。
大街上買賣晝夜不停，每天早晨五更，早市者開店營業；夕陽西下，夜市又開張。
直到三四更後，店鋪酒樓歌館才慢慢靜下來。
臨安城外數十裏，也是店鋪林立，交易繁盛。
臨安城內，住著大批“工役之人”，他們分屬各種作坊，如碾玉作、油作、木作、磚瓦作，泥水作、打紙作等。
此外街巷還有許多“修舊人”，聽候主顧召喚，如補鍋、箍桶、修鞋、修傘、磨鏡子等等。
而且和今天一樣，那時每天街上還有“掃街盤垃圾者”，有“傾腳頭”的“出糞人”，還有眾多的貨郎、小販、送菜工等等，社會的分工已經非常細。
臨安市上有440行(已超越360行的概念)，如布行、魚行、蟹行、銷金行等，商戶數量也比北宋時大增。
……
……
……
上述這段話，是出自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在中美新市場經濟北京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時所說。
顯而易見，這位經濟學家在肯定“宋富”的同時，也大大低估了宋朝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因為當時除了中國以外，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在貧窮落後的野蠻與黑暗中摸索，連歐洲也不例外。
還是那個老例子，那就是許多西方學者認為，當時一位歐洲君主的生活水平還比不上東京(汴梁)城裏一個看城門的士兵。
近年來更有人通過黃金價格折算，計算出北宋的人均gdp達2280美元。
這一數據即便是放在今天來衡量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雖然這樣的計算並不科學，但是史學界公認的看法是，宋朝的國民生產總值占當時世界的50％以上，最高達80％。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宋朝的時候中國很富裕，比世界其他地方最好水平至少富裕一倍!
宋朝的富裕首先表現在朝廷的歲入(年財政收入)上。
像是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宋朝經過100年的發展，歲入為1.1613億貫，神宗變法後最高達1.6億貫，大約為盛唐的7倍，按照銀錢的一般兌換率1貫折合一兩白銀計算，約合白銀1.6億兩(考慮到有宋代銅錢一直緊俏短缺的因素，所以這一數值還可能被大大低估)!
即便就是失去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1億貫。
這是一個怎樣的數字呢?
金庸先生在《袁崇煥評傳》中列舉了明朝萬曆年間的一組數據，茲錄如下：張居正改革後的萬曆28年(1600)年，歲入400萬兩。
明末天下大亂，明政府為抵禦後金和剿滅農民起義軍，先後加派遼、練、剿“三餉”，橫征暴斂，每年也僅得1000萬兩左右。
這時距南宋滅亡已300多年，明朝在國土麵積遠大於宋朝的情況下，年財政收入連北宋的1／10都不到!
清朝比明朝略好些，順治7年(1650年)歲入1485萬兩，200年後的鹹豐年間，約為3000萬-4000萬兩。
而此時中國人口已近4億，超過北宋2—3倍。
直到清朝滅亡前那有限的幾年裏，在改變征收體製、計算方法和一係列外因的作用下，國家歲入才勉強達到宋朝的水平。
而且如前文所說，支持宋朝龐大財政收入的不是橫征暴斂、竭澤而漁，相反，史學界都認為，宋人的生活水平相當高。
即便在被那個不成器的宋徽宗胡天胡地折騰了20多年後的北宋末期，真正因為生活不下去而造反的人也很少。
試看《水滸》中的梁山好漢，有幾個是因為饑寒交迫才落草的?
宋朝的財政收入高，是基於宋朝發達的經濟，特別是繁榮的商業(另章詳述---筆者注)。以熙寧10年(1077)為例，北宋稅賦總收入為7070萬貫(不含左藏庫、封樁庫)，其中農業兩稅2162萬貫，占30％；工商稅4911萬貫，占70％!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宋朝堪稱當時世界上唯一的“工業化”國家!
宋代經濟的發達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
農業飛躍。宋初因多年戰亂，土地荒蕪嚴重。經過宋朝“休養生息”政策的調整，宋代農田開墾大量增加。
太祖開寶九年(976)墾田295萬頃，到真宗天僖五年(1021)達到524萬頃(據《文獻通考》)，而且這還僅僅是按租賦得出的田畝數，其他“不出租賦的田畝有十之六七”(《會計錄》)。
意味深長的是，宋朝統治者對隱瞞的田畝基本上是睜隻眼，閉隻眼，象征性的查了幾次都是不了了之。
宋代農民以其獨特智慧開墾圩田、山田、淤田、沙田、葑田等，並大量推廣優良稻種、小麥、粟、黍、豆、茶葉、棉花、
甘蔗等，水稻早熟品種的引進實現了，“一季兩熟”，產量大為提高，每畝產量2石左右。
兩浙路最高，蘇州一般年成每畝就可產米2-3石。
而唐代畝產僅1.5石，漢代僅1石左右。
生產分工趨細，出現了專門的桑農、茶農、棉農。
南宋後期，棉花種植從兩廣、福建推廣到長江流域，時有“木棉收千株，八口不憂貧”之說。宋代獎勵農耕，興修水利，
積極推廣新式農具，踏犁、秧馬、水車、彎鋤、鐵耙等大量運用，極大的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
其次采冶業發達。
北宋初.全國共有礦冶201處，英宗時增加到271處。
史書上零星和不完全的記載表明，宋朝采冶業已發展到很高的水平。
到了仁宗皇佑時，每年得金15000多兩，銀21.9萬多兩，銅510多萬斤，鐵724萬斤。
韶州岑水場，仁宗時開發鑄錢，有工匠10多萬人，規模之大，在今天看來也是一個“巨無霸”企業。
鑄錢需用鉛錫，於是產業鏈向下延伸，仁宗時年產鉛9萬多斤，錫33萬斤。
英宗時鉛產量激增200萬斤，鐵錫增產100多萬斤。
神宗時，年產銅1400多萬斤，鉛919萬斤，錫232萬斤。
今天的研究表明，宋朝鋼鐵產量年均為15萬噸。
而英國在工業革命開始時的1788年年產鋼鐵不過才7.6萬噸。
以及紡織業興旺。
紡織業在宋代得到長足發展，不僅有官營和私營的大批作坊從事紡織，廣大農村婦女也家家紡織布帛。
其中尤以兩浙、川蜀地區最為發達。
開封設綾錦院，為皇室貴族織造高級織品。
河北路產絹，有“衣被天下”之稱。
麻織業集中於成都府和廣南西路，麻布產量遠超唐代，印染技術也大大提高。
南宋時通過賦稅收上來的絲麻織品高達1000萬匹以上。
南宋棉織業突飛猛進，宋人發明了捍、彈、紡、織一條龍的棉紡工具，成為中國手工業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棉紡織業在農村得到迅速發展。
甚至北宋時，一些地方已出現了以紡織為主的“機戶”。
仁宗時，一個梓州已經有幾千家機戶。
還有製瓷業鼎盛。
的確，宋朝製瓷業出現了突破性的發展，無論是瓷器生產的數量還是質量上
都遠勝前代，甚至令後世望塵莫及。
“官哥汝定鈞”五大官窯，所產瓷器之精美絕倫的程度令人駭然驚歎。
五大名窯的瓷器，今天已成為天價瓷器的代名詞。
隨著製瓷業的發達，各地開始出現大批小型民窯，到南宋時進一步發展，瓷窯數量越來越多，產量也大增。
近年來發現的許多窯址，堆積麵積都很大。
如四川廣元瓷窯鋪遺址，堆積長250米。
有的堆積廣達20畝，高達20米。
製瓷分工越來越細，景德鎮“陶工、匣工、土木之有局，利坯、車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畫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規製，各不相紊”。
景德鎮、吉州、龍泉及廣東、福建沿海成為重要的瓷器產地，並大量外銷。
中國在西方得名china(瓷器)，宋朝外銷瓷器功不可沒。
此外，宋朝造紙業、造船業、印刷業、兵工業、火器製造業等都蓬勃發展(在科技章另述)，出現了當時世界上最早最大的製造工廠、加工工廠，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和銀行信用，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艦隊和商船隊，擁有世界上最大最多最繁榮的大城市
一些曆史的細節也許可以幫我們更深刻的了解那個偉大的時代：
北宋時，一位大臣“抱怨”世風奢靡時說：現在的農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絲製的鞋子!
宋朝一個禁軍的中級軍官(如林衝)就可以拿出1000貫錢去買寶刀，“百金”是宋朝一戶中人之產。
宋神宗時全國年鑄幣506萬貫，而唐朝極盛時不過32萬貫。
宋朝“汴都數百萬戶，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
法國學者、國際宋史研究開創者埃狄納?巴拉茲明確指出：“中國封建社會的特征，到宋代已發育成熟；而近代中國的新因素，到宋代已顯著呈現。”
同為法國學者的迪艾那則稱宋朝為“現代的拂曉時辰”，麥克尼爾認為宋朝時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
“中心”，中國經濟在工業化、商業化、貨幣化和城市化方麵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地方。
而美國人幹脆讚譽北宋是”人類第二個千年的領頭!”
“宋朝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的意義。”
——斯塔夫裏阿洛斯(美)
宋代，是中國曆史上商業發展的“黃金時代”。與曆代統治者“重農抑商”(所謂“重農”往往“傷農”)的政策不同，宋朝非常重視商業的發展，講求“理財求富”之道，以一係列積極的經濟政策推動宋朝走向商業繁榮的鼎盛時代。
如果說近代大國的崛起“重商主義”是一個重要原因的話，那麽重商主義同樣是兩宋所以興旺的重要原因。
而且宋代的休養生息政策使得人口大量增長。
要知道宋代開國時，由於多年戰亂，全國人口不過1000多萬。
隨著“承平日久，戶口歲增”，人口增長速度驚人，史料上的不完全統計顯示，太宗時，達到686萬戶；真宗景德3年(1006)741萬戶；仁宗景佑元年(1034)，猛增至1029萬戶。
到北宋中後期，中國人口在曆史上首次達到1億，為唐朝極盛時期的2倍!
自然，人口的增長和生產的發展增加了商品交換的需要，宋代“不抑兼並”的土地政策則成為商品經濟繁榮的“催化劑”。
數千年來，中國傳統上將土地兼並視為“國之大害”，千方百計加以抑製，希圖讓耕者有其田，不至於因活不下去而造反。
而事實上恰恰相反，這種違反經濟規律的政策一方麵使中國陷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不能自拔，另一方麵又無法阻止土地因天災人禍而集中的趨勢。
於是曆史進入了一個可怕的循環：失地農民挺而走險揭竿而起，大規模農民起義爆發---王朝崩潰——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造就上百萬自耕農一—土地非法集中，國家失去稅源，農民活不下去一一再次揭竿而起……在這周期性的大動亂中，中華文明一次次被毀滅、再重建。
而宋朝的做法卻使其成功跳出這一曆史的循環：—方麵”不抑兼並”，使得土地經合法渠道向”大戶”手裏集中，促進了土地的集約化經營，催生大量剩餘勞動力。
一方麵鼓勵工商業發展，實現剩餘勞動力轉移，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和城市的繁榮。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數百年後英國工業革命初期的“圈地運動”，與“圈地運動”“每個毛孔裏都流著血和肮髒的東西”相比，宋朝的土地兼並要溫和的多，規模也要大的多。
史載，宋理宗時，土地兼並“有至數千萬畝，或綿亙數百裏者”。
據估算，當時不足1％的人占有70％的土地，每年流入市場的土地約占耕地麵積的20％。這樣的規模，已不能簡單的以聚斂和剝削來看待了。
當然，需要說明，宋朝對土地兼並並非放任自流，而是通過控製“官田”加以調控(南宋時官田約有2000萬畝)，通過頒布皇佑法等對地主的剝削加以限製，給“佃客”以國民待遇(佃客成為國家“編戶”，獲得平民身份)。
1022年戶口統計表明，“客戶”已占全國人口的1／3。
數量龐大的自由民的流動，促進了工商業發展和城市的興旺。
正如斯塔夫裏阿洛斯所說：”宋朝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還增加了貿易量，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
像是北宋的都城東京(開封)，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城市。
《宋史》載，“東京居民有20萬戶。”按每戶8人計算(前文“木棉收千株，八口不憂貧”一說可證，當時沒有計劃生育，人均壽命較高，中等戶一般都有子女10人左右，大戶“可達30—40人)，大約有人口150萬左右。
再加上數十萬禁軍(水滸中稱“80萬禁軍”)，幾萬皇親國戚、政府官員及其家眷、傭仆，流動商販、遊民和外國僑民，東京人口應當不下200萬!
這一數字不但超越了唐代的長安、洛陽，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一個當之無愧的特大城市。
而11世紀時歐洲最大的城市倫敦、巴黎、威尼斯等人口均不超過萬人，到13世紀(南宋後期)西方最大最繁華的城市威尼斯僅有10萬人口(今天聽到人們稱蘇州為“東方的威尼斯”我就覺得別扭，宋朝的蘇州不知比威尼斯富庶繁華多少倍)。
不隻是東京，宋代10萬戶以上的城市還由唐代的十多個增加到40多個，汴京和臨安繼長安、洛陽、南京之後，世界上第4、第5個人口超越百萬的大城市。
北宋時，東京(開封府)、西京(洛陽)、南京(應天府)、北京(大名府)人口均在百萬以上。
東京城內，商業活動活躍異常。
唐朝時，長安城內居民有“坊市之別”，居民住在規劃齊整的坊內，商業活動僅限下午在東西兩市進行。
而宋朝不再有“坊市之別”。
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洪流衝擊之下，宋初”夜市之禁”形同虛設。
965年，宋太祖詔令開封府“三鼓以後夜市不禁”，商業活動不再有時間的限製。
仁宗時，商業發展到坊市無法滿足需要的地步，朝廷下旨，允許居民臨街開設邸店(相當於今天的破牆開店)。
於是從此以後，東京城裏再也不聞街鼓之聲，再也無人遏製正常的夜間商業活動了。
宋朝自京都到州縣鎮，同業的商戶，都組成商行，入行的稱行戶。
東京市上至少有106多行，6400多行戶。
諸行百戶，衣著各有本色。
此外還出現了“牙人”(經紀人)和中介機構，賒賣(信用擔保)、便錢務(匯兌機構)、邸店(寄存)、質庫(典當)行業都出現並迅速發展。
史載，東京城內界身巷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壯觀，門麵廣闊，“每一交易，動輒千萬”。
遍布內外城的商店鋪席外，還有定期的集市貿易。
東京之外，北方的秦州、太原、真定、京兆、大名、洛陽、密州、晉州，東南的蘇州、杭州、江寧、揚州、真州、楚州、廬州、襄州，川蜀地區的成都、梓州、綿州、遂州、漢州，閩廣的福州、廣州等，都是商業貿易的重要城市。
州縣城市之外，鎮市、草市星羅棋布。
宋朝各鎮設有場務，收取商稅。
較大的鎮，商稅收入可以超過縣城。
比鎮市更小的草市數量更多，蘇軾說，各地城小人多，散在城外叫作草市者甚多。
草市北方叫“集”，南方、叫“墟”，較大的墟、集有酒店、客棧等，商業發達、交通便利的可發展成集鎮。
鎮市、草市的活躍促進了城鄉貿易與交流，宋朝形成了以大城市為中心，州縣為支撐，鎮市、草市為補充的完整商業網絡。
宋朝政府通過收取商稅和專賣收入從中獲得豐厚迴報。
太宗時一年商稅收入400萬貫，仁宗時已超過2000萬貫。
專賣收入在太宗至道時就達1123萬貫。
二者構成了宋朝財政收入的主體。
南宋在江南建國，水上交通發達。
以臨安和建康為樞紐，西向沿長江經鄂州聯結四川，南麵直通泉州、廣州，聯結瓊州，商業貿易比北宋更為繁盛。
臨安有戶籍記載的人口在南宋末年為39萬戶，124萬人(此數不確，應該在200萬左右)，既是南宋的政治中心，也是繁榮的商業城市。
《中國通史》記載，臨安居民所用物品，多從外地運來。
每天食用米萬多石，來自蘇、湖、常、秀四州和淮南、江西、湖廣等地。
柴炭、竹木、水果來自嚴、婺、衢、徽等州，海鮮、水產則來自明、越、溫、台等州。
臨安所需菜蔬、布匹、食鹽和各種雜貨，也均從外地運來。
人們自豪的說：“以前沒有過的東西，現在都有。”
各地的產品也在臨安交換轉運，浙江兩岸船隻雲集，客販往來，不絕於道。
臨安城內自大街到坊巷，大小店鋪“連門俱是”。
大街上買賣晝夜不停，每天早晨五更，早市者開店營業；夕陽西下，夜市又開張。
直到三四更後，店鋪酒樓歌館才慢慢靜下來。
臨安城外數十裏，也是店鋪林立，交易繁盛。
臨安城內，住著大批“工役之人”，他們分屬各種作坊，如碾玉作、油作、木作、磚瓦作，泥水作、打紙作等。
此外街巷還有許多“修舊人”，聽候主顧召喚，如補鍋、箍桶、修鞋、修傘、磨鏡子等等。
而且和今天一樣，那時每天街上還有“掃街盤垃圾者”，有“傾腳頭”的“出糞人”，還有眾多的貨郎、小販、送菜工等等，社會的分工已經非常細。
臨安市上有440行(已超越360行的概念)，如布行、魚行、蟹行、銷金行等，商戶數量也比北宋時大增。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