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如果這些都還不足以說明宋朝的繁盛的話，或者許多人會認為作者菌是一個宋吹，那麽這裏還可以引用一些名人所說的話，以證明這不是作者菌的吹噓，而是確有其事，如：
“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整個封建社會曆史時期，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鄧廣銘
“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活在中國的宋朝。”——湯因比(英)
“上一個千年的中國，是世界超級大國，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喬納森(美)
“宋朝是一個向縱深發展的時期，而在宋以後的五百年裏，主要特征是橫向發展。”
——麥迪森(英)
的確，再早先作者菌也不太了解宋朝，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讀到上麵這些出自大家之口的文字時，心中也是非常震驚的，沒想到宋朝竟然被這麽多人喜愛。
因為多少年來，曆史書上學到的知識和公開發表的論著都告訴我們，宋朝是個“積貧積弱”的朝代。
甚至就在寫這本書之前前，我還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有人痛批宋朝，說什麽：“兩宋十八君，以連綿的失敗和徹底的覆亡證明了以文治國的荒謬與悖論。”
然而在大學者陳寅恪、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耶魯大學教授喬納森、史學泰鬥鄧廣銘、文藝理論家餘秋雨、英國經濟學家麥迪森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眼裏，宋朝竟是這樣充滿魅力和令人向往!
所以作者菌才會好奇，宋朝，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朝代?
帶著強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便開始了艱苦的重新發現宋朝的“旅程”。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作者菌就悉心的搜集宋朝的點點滴滴，特別是近年來宋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像是看了範文瀾前輩的《中國通史》、梅毅的《刀鋒上的文明》、李亞平的《帝國政界往事》、周龍的《宋朝曆史分析總覽》、洪亮的《放逐與迴歸》以及《範仲淹傳》、《王安石傳》、《蘇東坡傳》、《陸遊傳》等所有我們能接觸的宋朝的蛛絲馬跡後，一個嶄新的宋朝形象已在作者菌的腦海中揮之不去了。
由此我深深地為我從前對宋朝的誤解而感到羞愧——原來那個看似孱弱的朝代竟是這樣的偉大!
怎麽說呢，借用一句話吧——
偉大的宋朝，繁榮的讓人心醉；偉大的宋朝，墮落的讓人心碎；偉大的宋朝，強盛的讓整個世界為之目眩神迷！
偉大的宋朝，衰亡的讓億萬中國人欲哭無淚；偉大的宋朝，文化燦爛的如滿天星河；偉大的宋朝，商業繁榮的讓人駭然驚歎！
偉大的宋朝，政治開明的讓唐太宗為之汗顏；偉大的宋朝，城市興旺的讓歐洲人為之神往……
為了更加的逼近曆史，讓我們還原一個偉大的宋朝！
“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
——內藤湖南(日)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裏，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巔峰。
然而在這位日本文史學家眼裏，大唐帝國隻不過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而已。
的確，在大唐帝國看似燦爛華美的外衣之下，無時無刻，無處不在地閃現著刀光劍影和血雨腥風。
盡管那時有過開明的“貞觀之治”，有過浮華的“開元盛世”，但卻無法掩蓋唐王朝手足相殘的卑鄙，殺戮大臣的兇殘，
“安史之亂”的浩劫，宦官擅權的肮髒，藩鎮割據的禍亂，黃巢起義的災難，以及唐末五代那無盡的殺伐與紛爭。
特別是五代十國的多事之秋，武夫當政，獨夫用權，視人命如草芥，視篡奪如兒戲，視戰爭如家常便飯，甚至引狼入室，割地求榮，將好端端的中華大地糟蹋得生靈塗炭，慘不忍睹。
梁唐晉漢周五代中原王朝，短短50年間易八姓十四君，享國最長者不過17年，短者僅4年，內憂外患，令人不堪迴首！
直到公元960年，當一介武夫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取得後周天下時，同為武將出身的他將把中國引向何方呢，這是當時所有人的疑惑?
感謝曆史，將一位中國傑出的帝王推向了曆史的前台。
的確，大家都知道了，宋太祖趙匡胤以其雄才大略將中國再次撥入曆史的正常軌道，並引領大宋王朝奔向了整個封建社會的高峰之巔!
約法三章，奠隆宋之基。
趙匡胤代周自立後，定下偃武修文的國策，以千古帝王罕見的仁者之心立下誓約。
“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約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不得因罪加刑；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三、不加農田之賦。”
誓約中嚴重警告說，子孫不得背棄上述誓言，否則是為不祥，將遭天譴。
這是中國古代史上唯一一份出自帝王之手，閃耀著人性光輝的誓約。
兩宋十八君，基本上遵守了這一誓約的精神，當然，除了北宋亡國和南宋初定那一段時間外。
這使得宋代成為中國古代史上最少殺戮大臣的朝代，也是罕見的沒有爆發全國性農民大起義的朝代。
後又有酒釋兵權，絕武夫之患。
鑒於唐末五代武人跋扈、“兵驕而逐帥，帥強而叛上”的教訓，“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將之權。”親身經曆了五代十國兇猛搏殺的宋太祖以
其超人的政治智慧，設計出一套全新的政治製度，其重點就落在了如何防範分裂、割據、叛亂和鞏固統一等方麵。
其第一步棋就是“收兵權”。961年春，宋大祖下令將統帥禁軍的殿前都檢點慕容延釗罷為山東南道節度使，罷侍衛親軍指揮使韓令坤為承德軍節度使，禁軍從此由皇帝直接指揮。
接著，又把節度使所兼領的州郡收歸中央管理，中央派文官到這些地方出任知州、知縣，直接對中央負責，加強了對地方的直接控製。
同年7月，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以和平手段收迴石守信、高懷德等手握重兵而又功勳卓著大將的兵權。
其後，宋王朝又推行“更戍法”，使得“兵無常帥，將無常兵”，守內虛外，強幹弱枝，徹底根除了武人擁兵自重之患。
兩宋320年間，軍閥割據、藩鎮坐大的現象再未重現。
其次是三衙分立，防大臣專權。
宋太祖推行文治，極有遠見的實行了“三權分離”的製度設汁，將過去由宰相統領的行政、軍政、財政大權一分為三：中書省管理政事，樞密院管理軍事，三司管理財政。
其中中書省為中央最高行政機關，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其首長，宰相之外設參知政事(副相)分其權；樞密院是最高軍事機構，其最高首長為樞密使，設樞密副使分其權。
中書省與樞密院地位相當，互不統屬，各自對皇帝負責，並稱宰執。
財政權由三司執掌，最高首長為三司使，下設鹽鐵、度支、戶部，職權僅次於宰執，同樣直接對皇帝負責。
這樣就使得大臣難以“一手遮天”，極大的加強了皇權。
此外.宋大祖還實行了官職、差遣分離的製度，隻有差遣才是實職，同時地方官三年遷轉一次，從而杜絕了派係的產生。
緊接著就是廣開言路，開清明之治。
宋朝除秘密立約“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外，還提高台諫地位，設立禦史台和諫院，這是兩個職責類似、威權極重的監察、輿論機構，一般由那些學術、才能、品行優良的出任其職，並準許“風聞言事”。
台諫控製監察與言路，鋒芒所向，不但經常可以將宰執大臣拉下馬，而且可以直接批評皇帝。
宋代皇帝在被“批龍鱗”“犯天顏”時雖時有震怒，多數情況下仍鼓勵直言。
因而宋代官員進諫“雖雷霆之威不避也”。
官員甚至百姓指著鼻子罵皇帝也往往無恙。
宋人不無自豪地說：“前世之臣，以諫諍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遷之以至於公卿。”
甚至直言敢諫竟是宋代升官的一條途徑。
還有就是約束皇權，君臣共天下。
這不有多說，大家都知道，宋代皇帝優禮士大夫，就是為了與其共同冶理天下。
宋太祖說：“設科取士，本欲得賢以共治天下”宋代士大夫發揚此理論，漸漸使之成為製約皇權的金科王律。
宋人在教科書中就向士子灌輸：“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
也就是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因而天下之事皇帝也就不能獨裁。
皇帝獨裁，大臣淪為事務官，在宋代是極不正常的現象。
宰相杜範說：“凡廢置予奪，(皇帝)一切以宰執熟議其可否，而後見之施行。如有未當，給、舍得以繳駁，台、諫得以論奏。是以天下為天下，不以一己為天下，雖萬世不易可也。”
朝廷出台政策，皇帝必須充分征求臣子意見，“熟議”之後方能頒行。
否則臣下可以“封駁”，拒不執行皇帝的命令。
而皇帝除了撤換大臣以外，別無他法。
宋代皇帝還“畏天、畏祖宗之法、畏史筆如刀”，因為有所懼，所以不敢“行亂政”。
以及減輕刑罰，行寬仁之政。
要知道，曆代刑律，以宋代最寬。
像是《宋史-刑法誌》說：“宋立法之製嚴，而用法之情中就恕。”鑒於唐末、五代嚴刑峻法的局麵，宋太祖統一中國後，於建隆4年頒行《宋刑統》，集曆代刑律之大成，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法典，並創變相減輕刑罰的“折杖法”，作為“笞、杖、徙、流”的代用刑，使“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免決數。”並廢除了一係列殘酷的刑罰。
為了防止司法官吏製造冤假錯案，宋代在審判上首行“上下相維、內外相製”的監督製約製度，審理、判決兩權分離，對案件實行上下複察製度。
杖刑判決不依法，執行過多者，“允許赴尚書省越訴”，甚至告“禦狀”。
皇帝親審案件是宋代一大特色：“初，太祖常決係囚，多得寬宥”；“太宗在獄，常躬聽斷，在京獄有疑者，多臨決之”。
“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與今日“疑罪從無”的法製原則已大略相似。
此外，宋代還以“宗室成員不得任中樞要職”防諸王作亂，以健全科舉製廣納賢才，以嚴格製度防宦官專權、後宮幹政……在一係列嚴密而寬仁的政治製度推行下，宋代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最為開明的時代。
於是在宋代三百多年間，許多在前代以至後世看來不可思議的事情輪番上演：宋太祖偶得閑暇，在後苑彈雀玩耍。
一官員稱有要事求見，太祖急召之。
哪知該官員慢條斯理，奏的不過是尋常小事。
太祖怒斥之，該官員卻頂嘴說：臣以為此事總比陛下彈雀要急！
宋太祖怒不可遏，舉起玉斧砸落他兩顆門牙。
該官員不但不謝罪，還把牙齒緩緩揣入懷中。
太祖罵道：難道你還想去告我嗎?官員答道：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也！
太祖聞聽此言急忙謝罪，並賜金帛以示慰問。
到淳化五年(994)，在一係列積極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作用下，宋朝已經出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
宋太宗不無得意地對群臣說：“朕恭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
應該說，太宗此言雖有自誇之嫌，倒也基本符合實情，可是偏偏群臣聽了不順耳，不但無一人附和，宰相呂蒙正還大潑冷水：“臣常見都城外不數裏，饑寒而死者甚眾，未必盡然。”
太宗聞言，“變色不語”。
又到仁宗時，樞密使杜衍“務裁僥幸，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至十數，輒納帝前。”
數十道詔書原封退給皇帝，皇帝竟然還嘉許：卿等如此守法甚好！
仁宗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此後的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把自己反駁韓琦的言論編成文件下達，經門下省(掌管詔令與奏章出納)時，門下高官官範鎮一一扣留封還。
令凡五下，五次封還。
第二年，罷司馬光樞密副使，鎮接詔，拒不轉司馬光，再次封還。
神宗知鎮不可奪，不經門下省，直接將詔書送給司馬光，範鎮為之辭官。
宋理宗時，右司諫李伯玉因言事降官，舍人院逾年不草詔頒布。
至牟子才兼直舍人院，換另一種方式進行鬥爭，所起草的貶官詔書，用的卻是讚揚之詞。
理宗當然不能如此否定自己，勸告他“更改之”，牟不同意。宰相來勸說，牟凜然道；“腕可斷，詞不可改!”皇帝、宰相無可奈何，隻得作罷。
還比如宋真宗時大旱，有位叫王行的狂生高踞宰相王旦路過的亭子之上，指著他大罵：“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耶？”
隨手投出一物，擊中王旦頭部。
王旦以“言中吾過，彼何罪哉”，釋而不論。
神宗時，程顥與皇帝討論人才問題。
深感變法人才不足的神宗說：“朕未之見也。”程顥當場指責道：“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聳然，連聲道：“朕不敢！朕不敢！”
年幼的宋哲宗聽課時手折一柏枝玩耍，帝師程顥嚴厲批評道：“方春萬物生發之時，不可非時毀折!”
宋哲宗急忙將枝條扔在地上，直到下課臉色都未好轉。……
南宋初年，莊綽路過贛州時，派吏卒購買日常用品。
但當地人見他們所用的錢是徽宗時所鑄，拒而不收：“是上皇無道錢，此中不使!”公然罵宋徽宗是無道昏君。
所以，從以上列舉的點點滴滴中，已可窺宋代政治開明之一斑。
宋代的清平之治，在長度、廣度和深度上都遠遠超越了國人引以為豪的“文景之治”和“貞觀之治”。
宋代沒有暴虐之君，即便是殘害嶽飛的宋高宗，一生也僅開殺戒三迴而已。
“主柔臣強”，是宋代政治的顯著特點。
開明的政治，使宋代實現了集權下的“分權”，民主的曙光已經初現。
而當時，要知道非洲還是處於原始社會，美洲仍是一片蠻荒，歐洲則在血腥和黑暗中徘徊。
隻有擁有當時最先進政治製度和最民主作風的宋朝，遙遙領先於整個世界，可見宋朝之繁盛，不是作者菌虛吹，而是確有其實的！
……
……
……
“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整個封建社會曆史時期，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鄧廣銘
“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活在中國的宋朝。”——湯因比(英)
“上一個千年的中國，是世界超級大國，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喬納森(美)
“宋朝是一個向縱深發展的時期，而在宋以後的五百年裏，主要特征是橫向發展。”
——麥迪森(英)
的確，再早先作者菌也不太了解宋朝，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讀到上麵這些出自大家之口的文字時，心中也是非常震驚的，沒想到宋朝竟然被這麽多人喜愛。
因為多少年來，曆史書上學到的知識和公開發表的論著都告訴我們，宋朝是個“積貧積弱”的朝代。
甚至就在寫這本書之前前，我還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有人痛批宋朝，說什麽：“兩宋十八君，以連綿的失敗和徹底的覆亡證明了以文治國的荒謬與悖論。”
然而在大學者陳寅恪、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耶魯大學教授喬納森、史學泰鬥鄧廣銘、文藝理論家餘秋雨、英國經濟學家麥迪森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眼裏，宋朝竟是這樣充滿魅力和令人向往!
所以作者菌才會好奇，宋朝，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朝代?
帶著強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便開始了艱苦的重新發現宋朝的“旅程”。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作者菌就悉心的搜集宋朝的點點滴滴，特別是近年來宋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像是看了範文瀾前輩的《中國通史》、梅毅的《刀鋒上的文明》、李亞平的《帝國政界往事》、周龍的《宋朝曆史分析總覽》、洪亮的《放逐與迴歸》以及《範仲淹傳》、《王安石傳》、《蘇東坡傳》、《陸遊傳》等所有我們能接觸的宋朝的蛛絲馬跡後，一個嶄新的宋朝形象已在作者菌的腦海中揮之不去了。
由此我深深地為我從前對宋朝的誤解而感到羞愧——原來那個看似孱弱的朝代竟是這樣的偉大!
怎麽說呢，借用一句話吧——
偉大的宋朝，繁榮的讓人心醉；偉大的宋朝，墮落的讓人心碎；偉大的宋朝，強盛的讓整個世界為之目眩神迷！
偉大的宋朝，衰亡的讓億萬中國人欲哭無淚；偉大的宋朝，文化燦爛的如滿天星河；偉大的宋朝，商業繁榮的讓人駭然驚歎！
偉大的宋朝，政治開明的讓唐太宗為之汗顏；偉大的宋朝，城市興旺的讓歐洲人為之神往……
為了更加的逼近曆史，讓我們還原一個偉大的宋朝！
“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
——內藤湖南(日)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裏，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巔峰。
然而在這位日本文史學家眼裏，大唐帝國隻不過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而已。
的確，在大唐帝國看似燦爛華美的外衣之下，無時無刻，無處不在地閃現著刀光劍影和血雨腥風。
盡管那時有過開明的“貞觀之治”，有過浮華的“開元盛世”，但卻無法掩蓋唐王朝手足相殘的卑鄙，殺戮大臣的兇殘，
“安史之亂”的浩劫，宦官擅權的肮髒，藩鎮割據的禍亂，黃巢起義的災難，以及唐末五代那無盡的殺伐與紛爭。
特別是五代十國的多事之秋，武夫當政，獨夫用權，視人命如草芥，視篡奪如兒戲，視戰爭如家常便飯，甚至引狼入室，割地求榮，將好端端的中華大地糟蹋得生靈塗炭，慘不忍睹。
梁唐晉漢周五代中原王朝，短短50年間易八姓十四君，享國最長者不過17年，短者僅4年，內憂外患，令人不堪迴首！
直到公元960年，當一介武夫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取得後周天下時，同為武將出身的他將把中國引向何方呢，這是當時所有人的疑惑?
感謝曆史，將一位中國傑出的帝王推向了曆史的前台。
的確，大家都知道了，宋太祖趙匡胤以其雄才大略將中國再次撥入曆史的正常軌道，並引領大宋王朝奔向了整個封建社會的高峰之巔!
約法三章，奠隆宋之基。
趙匡胤代周自立後，定下偃武修文的國策，以千古帝王罕見的仁者之心立下誓約。
“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約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不得因罪加刑；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三、不加農田之賦。”
誓約中嚴重警告說，子孫不得背棄上述誓言，否則是為不祥，將遭天譴。
這是中國古代史上唯一一份出自帝王之手，閃耀著人性光輝的誓約。
兩宋十八君，基本上遵守了這一誓約的精神，當然，除了北宋亡國和南宋初定那一段時間外。
這使得宋代成為中國古代史上最少殺戮大臣的朝代，也是罕見的沒有爆發全國性農民大起義的朝代。
後又有酒釋兵權，絕武夫之患。
鑒於唐末五代武人跋扈、“兵驕而逐帥，帥強而叛上”的教訓，“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將之權。”親身經曆了五代十國兇猛搏殺的宋太祖以
其超人的政治智慧，設計出一套全新的政治製度，其重點就落在了如何防範分裂、割據、叛亂和鞏固統一等方麵。
其第一步棋就是“收兵權”。961年春，宋大祖下令將統帥禁軍的殿前都檢點慕容延釗罷為山東南道節度使，罷侍衛親軍指揮使韓令坤為承德軍節度使，禁軍從此由皇帝直接指揮。
接著，又把節度使所兼領的州郡收歸中央管理，中央派文官到這些地方出任知州、知縣，直接對中央負責，加強了對地方的直接控製。
同年7月，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以和平手段收迴石守信、高懷德等手握重兵而又功勳卓著大將的兵權。
其後，宋王朝又推行“更戍法”，使得“兵無常帥，將無常兵”，守內虛外，強幹弱枝，徹底根除了武人擁兵自重之患。
兩宋320年間，軍閥割據、藩鎮坐大的現象再未重現。
其次是三衙分立，防大臣專權。
宋太祖推行文治，極有遠見的實行了“三權分離”的製度設汁，將過去由宰相統領的行政、軍政、財政大權一分為三：中書省管理政事，樞密院管理軍事，三司管理財政。
其中中書省為中央最高行政機關，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其首長，宰相之外設參知政事(副相)分其權；樞密院是最高軍事機構，其最高首長為樞密使，設樞密副使分其權。
中書省與樞密院地位相當，互不統屬，各自對皇帝負責，並稱宰執。
財政權由三司執掌，最高首長為三司使，下設鹽鐵、度支、戶部，職權僅次於宰執，同樣直接對皇帝負責。
這樣就使得大臣難以“一手遮天”，極大的加強了皇權。
此外.宋大祖還實行了官職、差遣分離的製度，隻有差遣才是實職，同時地方官三年遷轉一次，從而杜絕了派係的產生。
緊接著就是廣開言路，開清明之治。
宋朝除秘密立約“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外，還提高台諫地位，設立禦史台和諫院，這是兩個職責類似、威權極重的監察、輿論機構，一般由那些學術、才能、品行優良的出任其職，並準許“風聞言事”。
台諫控製監察與言路，鋒芒所向，不但經常可以將宰執大臣拉下馬，而且可以直接批評皇帝。
宋代皇帝在被“批龍鱗”“犯天顏”時雖時有震怒，多數情況下仍鼓勵直言。
因而宋代官員進諫“雖雷霆之威不避也”。
官員甚至百姓指著鼻子罵皇帝也往往無恙。
宋人不無自豪地說：“前世之臣，以諫諍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遷之以至於公卿。”
甚至直言敢諫竟是宋代升官的一條途徑。
還有就是約束皇權，君臣共天下。
這不有多說，大家都知道，宋代皇帝優禮士大夫，就是為了與其共同冶理天下。
宋太祖說：“設科取士，本欲得賢以共治天下”宋代士大夫發揚此理論，漸漸使之成為製約皇權的金科王律。
宋人在教科書中就向士子灌輸：“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
也就是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因而天下之事皇帝也就不能獨裁。
皇帝獨裁，大臣淪為事務官，在宋代是極不正常的現象。
宰相杜範說：“凡廢置予奪，(皇帝)一切以宰執熟議其可否，而後見之施行。如有未當，給、舍得以繳駁，台、諫得以論奏。是以天下為天下，不以一己為天下，雖萬世不易可也。”
朝廷出台政策，皇帝必須充分征求臣子意見，“熟議”之後方能頒行。
否則臣下可以“封駁”，拒不執行皇帝的命令。
而皇帝除了撤換大臣以外，別無他法。
宋代皇帝還“畏天、畏祖宗之法、畏史筆如刀”，因為有所懼，所以不敢“行亂政”。
以及減輕刑罰，行寬仁之政。
要知道，曆代刑律，以宋代最寬。
像是《宋史-刑法誌》說：“宋立法之製嚴，而用法之情中就恕。”鑒於唐末、五代嚴刑峻法的局麵，宋太祖統一中國後，於建隆4年頒行《宋刑統》，集曆代刑律之大成，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法典，並創變相減輕刑罰的“折杖法”，作為“笞、杖、徙、流”的代用刑，使“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免決數。”並廢除了一係列殘酷的刑罰。
為了防止司法官吏製造冤假錯案，宋代在審判上首行“上下相維、內外相製”的監督製約製度，審理、判決兩權分離，對案件實行上下複察製度。
杖刑判決不依法，執行過多者，“允許赴尚書省越訴”，甚至告“禦狀”。
皇帝親審案件是宋代一大特色：“初，太祖常決係囚，多得寬宥”；“太宗在獄，常躬聽斷，在京獄有疑者，多臨決之”。
“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與今日“疑罪從無”的法製原則已大略相似。
此外，宋代還以“宗室成員不得任中樞要職”防諸王作亂，以健全科舉製廣納賢才，以嚴格製度防宦官專權、後宮幹政……在一係列嚴密而寬仁的政治製度推行下，宋代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最為開明的時代。
於是在宋代三百多年間，許多在前代以至後世看來不可思議的事情輪番上演：宋太祖偶得閑暇，在後苑彈雀玩耍。
一官員稱有要事求見，太祖急召之。
哪知該官員慢條斯理，奏的不過是尋常小事。
太祖怒斥之，該官員卻頂嘴說：臣以為此事總比陛下彈雀要急！
宋太祖怒不可遏，舉起玉斧砸落他兩顆門牙。
該官員不但不謝罪，還把牙齒緩緩揣入懷中。
太祖罵道：難道你還想去告我嗎?官員答道：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也！
太祖聞聽此言急忙謝罪，並賜金帛以示慰問。
到淳化五年(994)，在一係列積極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作用下，宋朝已經出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
宋太宗不無得意地對群臣說：“朕恭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
應該說，太宗此言雖有自誇之嫌，倒也基本符合實情，可是偏偏群臣聽了不順耳，不但無一人附和，宰相呂蒙正還大潑冷水：“臣常見都城外不數裏，饑寒而死者甚眾，未必盡然。”
太宗聞言，“變色不語”。
又到仁宗時，樞密使杜衍“務裁僥幸，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至十數，輒納帝前。”
數十道詔書原封退給皇帝，皇帝竟然還嘉許：卿等如此守法甚好！
仁宗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此後的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把自己反駁韓琦的言論編成文件下達，經門下省(掌管詔令與奏章出納)時，門下高官官範鎮一一扣留封還。
令凡五下，五次封還。
第二年，罷司馬光樞密副使，鎮接詔，拒不轉司馬光，再次封還。
神宗知鎮不可奪，不經門下省，直接將詔書送給司馬光，範鎮為之辭官。
宋理宗時，右司諫李伯玉因言事降官，舍人院逾年不草詔頒布。
至牟子才兼直舍人院，換另一種方式進行鬥爭，所起草的貶官詔書，用的卻是讚揚之詞。
理宗當然不能如此否定自己，勸告他“更改之”，牟不同意。宰相來勸說，牟凜然道；“腕可斷，詞不可改!”皇帝、宰相無可奈何，隻得作罷。
還比如宋真宗時大旱，有位叫王行的狂生高踞宰相王旦路過的亭子之上，指著他大罵：“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耶？”
隨手投出一物，擊中王旦頭部。
王旦以“言中吾過，彼何罪哉”，釋而不論。
神宗時，程顥與皇帝討論人才問題。
深感變法人才不足的神宗說：“朕未之見也。”程顥當場指責道：“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聳然，連聲道：“朕不敢！朕不敢！”
年幼的宋哲宗聽課時手折一柏枝玩耍，帝師程顥嚴厲批評道：“方春萬物生發之時，不可非時毀折!”
宋哲宗急忙將枝條扔在地上，直到下課臉色都未好轉。……
南宋初年，莊綽路過贛州時，派吏卒購買日常用品。
但當地人見他們所用的錢是徽宗時所鑄，拒而不收：“是上皇無道錢，此中不使!”公然罵宋徽宗是無道昏君。
所以，從以上列舉的點點滴滴中，已可窺宋代政治開明之一斑。
宋代的清平之治，在長度、廣度和深度上都遠遠超越了國人引以為豪的“文景之治”和“貞觀之治”。
宋代沒有暴虐之君，即便是殘害嶽飛的宋高宗，一生也僅開殺戒三迴而已。
“主柔臣強”，是宋代政治的顯著特點。
開明的政治，使宋代實現了集權下的“分權”，民主的曙光已經初現。
而當時，要知道非洲還是處於原始社會，美洲仍是一片蠻荒，歐洲則在血腥和黑暗中徘徊。
隻有擁有當時最先進政治製度和最民主作風的宋朝，遙遙領先於整個世界，可見宋朝之繁盛，不是作者菌虛吹，而是確有其實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