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在兩宋時期,宋朝雖然在經濟、文化上遠遠領先於周邊民族,但在軍事上卻相對來說要差一些。
畢竟相對於剽悍的遊牧民族來說,騎馬打仗是家常便飯,是他們一直以來的優良傳統,而宋朝剛從五代的亂世泥沼中走出來,不想打仗,也打不過,所以顯得很慫。
因此作為弱勢一方,為了在與強者的對抗中,不處於被動挨打的地步,除了加強自身的實力外,還必須詳細地了解對方的一舉一動,提前做好必要的準備,做到有備無患。
而要達到這一目標,有兩點要求是必須做到的:一是主動進攻,獲取對方情報;二是積極防禦,保護自身機密不被竊取。
所以皇城司的職掌明顯的偏向於第二點要求,在刺探外國間諜的同時,嚴密監視與外界接觸緊密的官員,防止本國機密從內部泄漏,招致政治、軍事上的不利。
從情報保護角度而言,皇城司的做法是無可厚非的。
顯而易見,宋朝有自己的中央間諜機構,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但由於史料的稀少,其具體的組織形式和活動狀況已不得而知,甚至連其名稱也已無法考證。
我們現在能從史料中探尋到的也隻是大概的知道對間諜的派遣和管理曾是南宋樞密院某一部門的職能之一。
至於北宋的情況,由於史料的缺乏,作者菌不敢妄加推測,隻能等待新的史料出來之後再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所以需要給大家說一下,到了南宋時期,主管間諜事務的中央機構是樞密院機速房。
宋朝的樞密院簡稱“樞府”,“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中書省稱東府,樞密院稱西府。
其職掌是“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令,出納密命,以佐邦治”,為總理全國軍務的最高機構。
宋初,樞密院分為四房:兵房、吏房、戶房、禮房。
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官製改革,劃分為十房,後又增加二房,變為十二房。
到了北宋末、南宋初,因宋金戰爭的需要,樞密院機務繁冗,機構也隨之擴大,由十二房猛增為二十五房,並且機速房第一次被單獨列出,成為一個新建的部門。
機速房的前身為禦營司。禦營司全稱為禦營使司,是南宋初年所組建的臨時性機構。
宋高宗即位初期,政權不穩,整個南宋小朝廷時時籠罩在戰爭的陰影之下。
為了避免重蹈北宋覆轍,站穩腳跟,宋高宗迫切需要一套高效快捷的軍事指揮係統來有效的統領手中的軍隊抵禦金軍的進攻。
此時,北宋原先所建立的二府——三衙統兵體製已隨著北宋王朝的覆滅而灰飛煙滅,在戰火中建立起來的南宋朝廷也沒有時間和精力來恢複祖宗舊製,於是宋高宗摒棄了舊有二府——三衙統兵體製,“始置禦營司以總齊軍中之政”,並“以宰相為之使,仍以執政官兼副使”。
這樣,宰相集政權、軍權於一身,既避免了中書省與三衙之間無謂的衝突,又可以根據所收到的軍情迅速地做出決策,適應了南宋建國之初的國情。
禦營司在建炎年間(1127-1130年)曾權重一時,它集統軍權、指揮權於一身,負責全國的軍政,掌管著全國的主要兵力,並侵占了樞密院與三衙的部分職能,史稱禦營司“專兵權,樞密院幾無所預”。
但禦營司畢竟是在倉促之間建立的,體製並不完善,無法長期擔以重任,故建炎四年(1130年)“罷禦營使司倂歸樞密院為機速房”,“以兵權付之密院,而以宰相兼知”。
機速房在整個南宋期間共存在於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是從宋高宗建炎四年到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第二時期是在宋寧宗開禧年間(1206-1207年);第三時期為宋度宗鹹淳九年(1273年)至南宋滅亡。
每一時期的機速房都誕生於戰火之中,並隨著戰爭的平息而退出曆史舞台。
機速房建立之初,宋金關係十分緊張,從建炎四年到紹興十一年(1141年)雙方連接大戰,例如和尚原之戰、仙人關之戰、順昌之戰、郾城大戰這些宋金之間著名的戰役均發生於這一時期,正如時人所說,當時“國家之急,莫過於軍事”。
在這樣的背景下,繼承了禦營司職掌的機速房因為戰爭的需要而擁有了極大的權力“密院邊防兵機等事,並機速房掌行”,其地位與作用與樞密院其他諸房不可同日而語。
機速房的事務由宰相直接負責,其下設有屬官四人。
“建炎四年,罷禦營使司”,成立機速房,“隨司減罷屬官,置幹辦官四員”,後宋高宗改幹辦官為計議官。
由於機速房的主要職責是“晝夜專一行遣邊防軍機文字,利害至重”。
因此,朝廷給與了計議官特別優待“樞密院幹辦官,除扈從賞外,更轉一官,減二年磨勘”。
此處的“樞密院幹辦官”即計議官,計議官於紹興十一年被朝廷減罷。
關於機速房的職掌,《宋會要》中有如下記載:
“機速房掌行事務:邊防急速運事,調發軍馬移屯非措置控扼去處;遣發間探人並迴推恩探報事宜;諸處申解到歸正人並申解到奸細;北界關牒;禁止北販客船合歸刑房;逐年募發海船防托合歸兵房,候有調發移入機速房;非次差出官兵,幹辦邊事。”
如上所述,機速房的主要職能有:處理邊防軍機事務;調發軍隊;派遣間諜並進行管理;審問並處理從北邊投奔南宋的人和抓獲的奸細;與刑房一起管理對外貿易;與兵房一起管理海船的募發和海防事務,涉及到海船的調遣則由機速房單獨處理;根據需要派遣專門人員處理邊防事務。
機速房是建立在戰爭需要的基礎上的,因此,當戰爭結束時,機速房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功用而被閑置,並麵臨著被罷黜的命運,但當戰亂又起時,朝廷則會恢複機速房的建製。
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朝廷以“祖宗舊製樞密院即無機速房”為由將機速房“合行減罷,所掌職事依舊本院諸房以科目掌行”,正式取消了機速房。
可惜好景不長,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金海陵王南侵,與南宋開始了正麵衝突;十月,宋高宗為抵製進兵南下“複置機速房”,稱為“三省樞密院機速房”。
這一時期的機速房仍然負責處理邊防兵機等事,地位之顯赫不減當年,“每朝,二府先共呈機速房事。
即畢,宰相兼樞密使自與其貳呈西府文書”,“樞密院之權反奪於機速房”。
到了隆興二年(1164年)宋金和議達成之後,雙方關係一直比較和緩,機速房再一次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乾道八年(1172年)機速房被撤銷,其職事中“凡錢糧事歸三省,邊防、兵政歸密院焉”。
高宗朝與孝宗朝的機速房因間隔時間短,職能相似,故可以看作是同一時期。
宋寧宗開禧年間(1206-1207年),韓侂胄為建立蓋世之功準備進行北伐,為此他“置機速房於私第,應禦前金字牌悉留家中”,以機速房作為自己施政發令之所。
在北伐失敗後,機速房也隨之被撤銷。
鹹淳九年(1273年)襄陽城的陷落震驚了南宋朝野,權相賈似道假裝“請親行邊”督戰,宋度宗為留住賈似道“旋降禦筆別置機速房,亦建督於京之意”。
這次開設機速房的目是為了革除“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違邊報之弊”,“專行密院急切之事。且大開言路,以集眾思”。
周密在《葵辛雜識》中詳細的記載了這一時期機速房的職掌和編製:機速房主掌“急切邊事”,擁有“先行後奏”的權力,“凡有上書獻書關涉邊事者”也要先“送本房麵問”。
機速房的經費來源於封樁庫,“封樁庫內支第一料金五百兩,銀一萬兩,關子銀五萬兩,十八界會子二十萬”用於機速房日常開支;其編製有“辟屬官二員,右司許自,檢詳家鉉翁,製領十員,使臣九十員”。
另外機速房還有辦公人員“提點文字沈因、張夢龍、徐良弼、沈大發,書寫文字王景陽、張汝楫、吳桂芳,監印陳柯、汪雲、鄭大淵”。
機速房雖位高權重,但實際上,這一時期的機速房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時人對其的評價是“一籌不畫,坐致危亡”。
最後,機速房隨著南宋的滅亡而徹底消失在了曆史的長河中。
機速房前後共出現了三次,但實際上發揮作用了的僅在第一時期。
根據《宋會要》的記載,南宋前期的機速房具有“遣發間探人並迴推恩探報事宜”的職能,那它就應該是樞密院中負責處理間諜事務的特別部門。
由於曆來間諜的使用與派遣都是一件非常機密的事情,史書上很難見到確切的記載,機速房是如何進行這項工作的,我們已無法考證,可以肯定的是機速房的這項職能並非憑空出現。
機速房負責處理間諜事務的職能應該繼承於禦營司。
雖然禦營司的職責根據史料記載是“總齊軍中之政”,並無說明禦營司有管理間諜事務的職能,但在禦營司下有禦營使司激賞庫“專充軍書警奏間探之用”。
即此庫經費專供頒降軍中文書、烽火急奏及派遣間諜之用。
由此我們可以推測,當時中央的間諜事務應是由禦營司全麵負責的,當禦營司被撤銷之後,這項職責便由機速房所繼承。
機速房被取消後“凡錢糧事歸三省,邊防、兵政歸密院焉”,樞密院收迴了原有權力。
機速房被廢期間,所有職能由樞密院重新劃分,因此樞密院應該有某一部門接管了機速房原有的處理間諜事務的工作,但由於間諜機構所肩負的特殊使命,使得他們習慣於以一種隱蔽的方式存在於曆史的背後,這就給後世的研究帶來了許多困難。
樞密院究竟是哪一部門負責此項事務?如何運作?
這些問題我們已無法知道,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宋朝的間諜活動是一項由政府指使的有組織、有目的的特殊活動。
此外宋朝與周邊政權的較量主要在各沿邊地區,這裏不僅是正麵戰爭的第一線,同時也是雙方間諜戰的第一戰場。
無論哪一方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募諜、用諜,在千裏邊境線上鬥謀較智,試圖獲取對方的第一手情報,做到“知己知彼”,在對峙中占據主動地位。
宋朝邊防間諜的組織與派遣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由邊臣個人根據需要招募、派遣間諜;二是由沿邊各州軍及安撫司招募、派遣間諜。
這裏麵包括邊臣個人的間諜行為,因為宋朝的沿邊城市由於與敵國接壤,戰略地位極其重要。
一旦戰爭開始便首當其衝;煙燧不起之日,這些城市就是對外交流的前站。
故曆代皇帝都對這些城市守臣的選派和任命持謹慎態度,所選任的大都是強勇幹練之臣。
這些守臣的舉動往往有著牽一發而動全局的作用,因而他們更加重視敵方情報的搜集工作,其目的在於洞悉敵情,以便根據敵方的動向製定相應的策略,恰當地處理雙方關係。
北宋初年,還沒有出現專門的負責間諜事務的組織機構,間諜的招募與選派全部是由守邊將領負責。
北宋國主宋太祖不僅是一位開國帝王,也是一名用間高手,在北宋統一的道路中曾多次利用間諜為宋軍開路,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963年,宋太祖欲征荊南,於是派遣內酒坊副使盧懷忠以使臣的身份為掩護,前往荊南刺探情報,並指定了需要探知的具體內容為“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
盧懷忠帶迴了“高繼衝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通長沙,東距健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觀其形勢,蓋日不暇給,取之易耳”的重要情報,為宋太祖平定荊南解除了顧慮。
964年,宋太祖伐蜀前,事先策反了蜀國間諜孫遇、趙彥韜和楊蠲三人,不僅獲得了蜀國主寫給北漢主的蠟丸書,為向蜀國開戰找到了借口,還讓三人“使指陳山川形勢,戌守處所、道裏遠近,畫以為圖”,獲取了蜀國全部的戰略情報,結果是王全斌毫無懸念地拿下了蜀國。
972年,南唐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素有威名,宋太祖深忌其人,便賄賂林仁肇的侍者偷了他的畫像,單獨掛在一室裏,“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讓南唐主以為林仁肇投靠了宋朝,“國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這樣,宋太祖隻是略施小計,便讓南唐主誅殺一忠臣,自毀長城。
因此,宋太祖對於間諜的作用和間諜活動的影響有著深刻的認識,自北宋建國始,就選派得力的將領鎮守邊防,並給予他們極大的經濟自主權專門用於招募間諜,刺探敵情。
“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守晉陽,李謙溥守隰州,李繼筠鎮昭義,趙讚領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管榷之利,悉輸軍中,仍聽貿易而免其征稅。召募勇士以為牙爪。故邊臣富於財,得以養死力為間諜,蕃夷情狀,無不預知者”。
這麽做的結果就是北宋“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使得宋朝百姓免去了戰亂之苦。
這都是因為宋太祖“善用將帥,精於覘候之所致也”。
此後,守邊諸臣都十分重視間諜活動,並善於利用間諜來搜集對方情報,或離間對方君臣關係,或散布假消息,以達到預期的結果。
宋太宗時期,何承矩守雄州,鑒於“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外邦之情偽,知山川之形勝”,因而他“推誠禦眾,同其甘苦”,雄州百姓皆樂為其用,“邊民有告機事者,屏左右與之款接,無所猜忌,故契丹動息皆能前知。”
李允則知雄州18年,“契丹中機密事,動息皆知之”,“契丹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
宋真宗時期,邊將曹瑋“善用間,周知虜動靜”。
韓琦、龐籍知定州時,皆善於拊循當地土著居民,使其成為自己的爪牙耳目。
慶曆中,閤門使張亢知高陽關,“每遣諜者,厚以金帛,無所吝惜”,以虜主身邊的寵姬為內間,“自是虜中動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掛搭,所費甚厚,惟高陽獨否”。
西夏未臣服於宋時,有野利剛浪淩、遇乞兄弟為西夏貴人,有材謀,號為大王,深為元昊所重用,邊臣欲以謀間之。
“慶曆二年,鄜延經略使龐籍,兩為保安軍守劉拯書,賂蕃部破醜以達野利兄弟,而涇原路王沿、葛懷敏亦遣人持書及金寶以遺遇乞”。
種世衡守青澗城,也以僧人王嵩為間諜,讓其攜帶蠟書前往西夏,離間元昊與其重臣野利剛浪淩、遇乞兄弟。
建炎四年(1134年),韓世忠以宋使臣魏良臣等為死間,大破入侵的金、齊軍隊,取得重大勝利,這一役後來被譽為“中興武功第一”。
紹興七年(1137年),嶽飛在得知金兀術厭惡偽齊皇帝劉豫後,以金兀術所遣間諜為反間,為自己向金兀術傳遞誣陷劉豫的離間信,成功的借金兀術之手廢除了劉豫。
紹興十年(1140年)順昌之戰,劉琦以曹成等二人為間,散布虛假信息迷惑敵人,從而以少勝多,擊敗金兵13萬大軍的圍攻,取得了著名的順昌大捷。
在宋朝,沿邊守臣使用間諜已不僅僅隻是一種禦邊對敵的重要手段,更是他們不可推卸的一項職責。
在用間的問題上是否稱職,已演變為這些守臣仕途升降的標準之一。
熙寧七年(1074年),宋神宗曾明確下詔:“邊臣不能使人致前後探事,尤無實者,當移降。”
不過宋朝邊境的官方間諜組織具體是何時建立的已不得而知,史書上有明確記載的是建立於雄州專掌邊境軍機事宜的機宜司。
這應該是宋朝官方組織諜報活動的開端。
機宜司具體始建於何時也沒有記載,隻知道“傾者用兵之際,本州每有密事不欲漏落,因擇馴謹吏專主行之,號機宜司。今契丹修和,請改為國信司”。
“(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三月)丙寅,以殿直、知雄州機宜司趙延祚為侍禁、雄州北關城巡檢”。
龔延明在《宋代官製辭典》中的解說是:“機宜司,官司名,真宗鹹平初,宋遼交戰,雄州置機宜司,專掌本州邊境軍要機密事”。
由此可知,機宜司的設立時間應該不早於鹹平元年(998年)不遲於景德二年(1005年)。
根據史料的記載,機宜司的設立不僅隻有雄州一處,景德三年,雄州機宜司雖然廢除,但其它地方的機宜司依然存在。
到了天禧二年(1018年),詔:“河東州軍,自今所降文字,涉及機密,並付機宜司置籍收領,不得便付開折司。”
在河東沿邊地區也有機宜司的設置。
包括包拯為河北轉運使時在奏章《請擇探候人》中也提到:“諸處自有機宜一司,所管金幣不少,自來隻備支賜與探事人,……欲乞應係沿邊自來探候事宜,州軍密令知州、通判及舊例管機宜人等,盡籍見勾當事人姓名,仍具機宜司。”。
包拯出任河北轉運使是慶曆八年(1048年),按照包拯所言,此時雄州之外的各處都還設有機宜司,並且依然是主管對外間諜活動的間諜機構,其主管人還是由各州的知州、通判擔當。
治平二年(1065年),文彥博因“見諸路機宜司文字繁多,所繁至重,主管之官往往不先時檢閱詳熟,遇有急速應答外界文字或處分軍中事宜,至有差誤未當”,上書皇帝請求嚴格挑選機宜官。
可見在英宗時期,各路依然設有機宜司。
英宗以後再不見機宜司的記載,考慮到機宜司的職掌,宋朝不可能真正的廢棄機宜司,即使機宜司不存在了,其工作也會由其他部門接管。
雄州機宜司被撤當年河北安撫司設立,其下設有屬官安撫使司管勾書寫機宜文字一員,由主帥差親屬充任,“諸路帥司,向緣軍興,事涉機密,許辟親屬充書寫機宜文字”,書寫機宜文字“除係事幹機密合書寫外,其餘文字並不得簽書”。
在安撫司所有屬官參議官、管勾機宜文字、書寫本司機宜文字、勾當公事中,書寫機宜文字是唯一主管機密事務的官員,我們可以推測在雄州機宜司廢置後,其工作應是河北安撫司所接管,而具體負責的則是書寫機宜文字。
除了安撫司,南宋時宣撫司、都督府均設有書寫機宜文字一官掌管機密文書,他們應該就是南宋沿邊間諜事務的負責人之一。
南宋沿邊還有一種間諜機構叫做邊鋪。
南宋華嶽《翠微北征路·采探之法》載:“惟能依此置鋪,召募間諜,明遠斥堠,則屯邊之兵無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劄探立鋪,皆所以重采探,專候望也……沿邊十五鋪,每鋪三十人,每屯各有三人。”
為了保證情報的及時順利傳遞,邊鋪間還建立了聯合諜報網,即“聚探”,“或遇有故,則甲探報甲,乙探報乙。
彼此互見而不至於隔越,遠近交通而不至於斷絕,是謂聚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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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相對於剽悍的遊牧民族來說,騎馬打仗是家常便飯,是他們一直以來的優良傳統,而宋朝剛從五代的亂世泥沼中走出來,不想打仗,也打不過,所以顯得很慫。
因此作為弱勢一方,為了在與強者的對抗中,不處於被動挨打的地步,除了加強自身的實力外,還必須詳細地了解對方的一舉一動,提前做好必要的準備,做到有備無患。
而要達到這一目標,有兩點要求是必須做到的:一是主動進攻,獲取對方情報;二是積極防禦,保護自身機密不被竊取。
所以皇城司的職掌明顯的偏向於第二點要求,在刺探外國間諜的同時,嚴密監視與外界接觸緊密的官員,防止本國機密從內部泄漏,招致政治、軍事上的不利。
從情報保護角度而言,皇城司的做法是無可厚非的。
顯而易見,宋朝有自己的中央間諜機構,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但由於史料的稀少,其具體的組織形式和活動狀況已不得而知,甚至連其名稱也已無法考證。
我們現在能從史料中探尋到的也隻是大概的知道對間諜的派遣和管理曾是南宋樞密院某一部門的職能之一。
至於北宋的情況,由於史料的缺乏,作者菌不敢妄加推測,隻能等待新的史料出來之後再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所以需要給大家說一下,到了南宋時期,主管間諜事務的中央機構是樞密院機速房。
宋朝的樞密院簡稱“樞府”,“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中書省稱東府,樞密院稱西府。
其職掌是“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令,出納密命,以佐邦治”,為總理全國軍務的最高機構。
宋初,樞密院分為四房:兵房、吏房、戶房、禮房。
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官製改革,劃分為十房,後又增加二房,變為十二房。
到了北宋末、南宋初,因宋金戰爭的需要,樞密院機務繁冗,機構也隨之擴大,由十二房猛增為二十五房,並且機速房第一次被單獨列出,成為一個新建的部門。
機速房的前身為禦營司。禦營司全稱為禦營使司,是南宋初年所組建的臨時性機構。
宋高宗即位初期,政權不穩,整個南宋小朝廷時時籠罩在戰爭的陰影之下。
為了避免重蹈北宋覆轍,站穩腳跟,宋高宗迫切需要一套高效快捷的軍事指揮係統來有效的統領手中的軍隊抵禦金軍的進攻。
此時,北宋原先所建立的二府——三衙統兵體製已隨著北宋王朝的覆滅而灰飛煙滅,在戰火中建立起來的南宋朝廷也沒有時間和精力來恢複祖宗舊製,於是宋高宗摒棄了舊有二府——三衙統兵體製,“始置禦營司以總齊軍中之政”,並“以宰相為之使,仍以執政官兼副使”。
這樣,宰相集政權、軍權於一身,既避免了中書省與三衙之間無謂的衝突,又可以根據所收到的軍情迅速地做出決策,適應了南宋建國之初的國情。
禦營司在建炎年間(1127-1130年)曾權重一時,它集統軍權、指揮權於一身,負責全國的軍政,掌管著全國的主要兵力,並侵占了樞密院與三衙的部分職能,史稱禦營司“專兵權,樞密院幾無所預”。
但禦營司畢竟是在倉促之間建立的,體製並不完善,無法長期擔以重任,故建炎四年(1130年)“罷禦營使司倂歸樞密院為機速房”,“以兵權付之密院,而以宰相兼知”。
機速房在整個南宋期間共存在於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是從宋高宗建炎四年到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第二時期是在宋寧宗開禧年間(1206-1207年);第三時期為宋度宗鹹淳九年(1273年)至南宋滅亡。
每一時期的機速房都誕生於戰火之中,並隨著戰爭的平息而退出曆史舞台。
機速房建立之初,宋金關係十分緊張,從建炎四年到紹興十一年(1141年)雙方連接大戰,例如和尚原之戰、仙人關之戰、順昌之戰、郾城大戰這些宋金之間著名的戰役均發生於這一時期,正如時人所說,當時“國家之急,莫過於軍事”。
在這樣的背景下,繼承了禦營司職掌的機速房因為戰爭的需要而擁有了極大的權力“密院邊防兵機等事,並機速房掌行”,其地位與作用與樞密院其他諸房不可同日而語。
機速房的事務由宰相直接負責,其下設有屬官四人。
“建炎四年,罷禦營使司”,成立機速房,“隨司減罷屬官,置幹辦官四員”,後宋高宗改幹辦官為計議官。
由於機速房的主要職責是“晝夜專一行遣邊防軍機文字,利害至重”。
因此,朝廷給與了計議官特別優待“樞密院幹辦官,除扈從賞外,更轉一官,減二年磨勘”。
此處的“樞密院幹辦官”即計議官,計議官於紹興十一年被朝廷減罷。
關於機速房的職掌,《宋會要》中有如下記載:
“機速房掌行事務:邊防急速運事,調發軍馬移屯非措置控扼去處;遣發間探人並迴推恩探報事宜;諸處申解到歸正人並申解到奸細;北界關牒;禁止北販客船合歸刑房;逐年募發海船防托合歸兵房,候有調發移入機速房;非次差出官兵,幹辦邊事。”
如上所述,機速房的主要職能有:處理邊防軍機事務;調發軍隊;派遣間諜並進行管理;審問並處理從北邊投奔南宋的人和抓獲的奸細;與刑房一起管理對外貿易;與兵房一起管理海船的募發和海防事務,涉及到海船的調遣則由機速房單獨處理;根據需要派遣專門人員處理邊防事務。
機速房是建立在戰爭需要的基礎上的,因此,當戰爭結束時,機速房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功用而被閑置,並麵臨著被罷黜的命運,但當戰亂又起時,朝廷則會恢複機速房的建製。
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朝廷以“祖宗舊製樞密院即無機速房”為由將機速房“合行減罷,所掌職事依舊本院諸房以科目掌行”,正式取消了機速房。
可惜好景不長,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金海陵王南侵,與南宋開始了正麵衝突;十月,宋高宗為抵製進兵南下“複置機速房”,稱為“三省樞密院機速房”。
這一時期的機速房仍然負責處理邊防兵機等事,地位之顯赫不減當年,“每朝,二府先共呈機速房事。
即畢,宰相兼樞密使自與其貳呈西府文書”,“樞密院之權反奪於機速房”。
到了隆興二年(1164年)宋金和議達成之後,雙方關係一直比較和緩,機速房再一次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乾道八年(1172年)機速房被撤銷,其職事中“凡錢糧事歸三省,邊防、兵政歸密院焉”。
高宗朝與孝宗朝的機速房因間隔時間短,職能相似,故可以看作是同一時期。
宋寧宗開禧年間(1206-1207年),韓侂胄為建立蓋世之功準備進行北伐,為此他“置機速房於私第,應禦前金字牌悉留家中”,以機速房作為自己施政發令之所。
在北伐失敗後,機速房也隨之被撤銷。
鹹淳九年(1273年)襄陽城的陷落震驚了南宋朝野,權相賈似道假裝“請親行邊”督戰,宋度宗為留住賈似道“旋降禦筆別置機速房,亦建督於京之意”。
這次開設機速房的目是為了革除“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違邊報之弊”,“專行密院急切之事。且大開言路,以集眾思”。
周密在《葵辛雜識》中詳細的記載了這一時期機速房的職掌和編製:機速房主掌“急切邊事”,擁有“先行後奏”的權力,“凡有上書獻書關涉邊事者”也要先“送本房麵問”。
機速房的經費來源於封樁庫,“封樁庫內支第一料金五百兩,銀一萬兩,關子銀五萬兩,十八界會子二十萬”用於機速房日常開支;其編製有“辟屬官二員,右司許自,檢詳家鉉翁,製領十員,使臣九十員”。
另外機速房還有辦公人員“提點文字沈因、張夢龍、徐良弼、沈大發,書寫文字王景陽、張汝楫、吳桂芳,監印陳柯、汪雲、鄭大淵”。
機速房雖位高權重,但實際上,這一時期的機速房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時人對其的評價是“一籌不畫,坐致危亡”。
最後,機速房隨著南宋的滅亡而徹底消失在了曆史的長河中。
機速房前後共出現了三次,但實際上發揮作用了的僅在第一時期。
根據《宋會要》的記載,南宋前期的機速房具有“遣發間探人並迴推恩探報事宜”的職能,那它就應該是樞密院中負責處理間諜事務的特別部門。
由於曆來間諜的使用與派遣都是一件非常機密的事情,史書上很難見到確切的記載,機速房是如何進行這項工作的,我們已無法考證,可以肯定的是機速房的這項職能並非憑空出現。
機速房負責處理間諜事務的職能應該繼承於禦營司。
雖然禦營司的職責根據史料記載是“總齊軍中之政”,並無說明禦營司有管理間諜事務的職能,但在禦營司下有禦營使司激賞庫“專充軍書警奏間探之用”。
即此庫經費專供頒降軍中文書、烽火急奏及派遣間諜之用。
由此我們可以推測,當時中央的間諜事務應是由禦營司全麵負責的,當禦營司被撤銷之後,這項職責便由機速房所繼承。
機速房被取消後“凡錢糧事歸三省,邊防、兵政歸密院焉”,樞密院收迴了原有權力。
機速房被廢期間,所有職能由樞密院重新劃分,因此樞密院應該有某一部門接管了機速房原有的處理間諜事務的工作,但由於間諜機構所肩負的特殊使命,使得他們習慣於以一種隱蔽的方式存在於曆史的背後,這就給後世的研究帶來了許多困難。
樞密院究竟是哪一部門負責此項事務?如何運作?
這些問題我們已無法知道,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宋朝的間諜活動是一項由政府指使的有組織、有目的的特殊活動。
此外宋朝與周邊政權的較量主要在各沿邊地區,這裏不僅是正麵戰爭的第一線,同時也是雙方間諜戰的第一戰場。
無論哪一方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募諜、用諜,在千裏邊境線上鬥謀較智,試圖獲取對方的第一手情報,做到“知己知彼”,在對峙中占據主動地位。
宋朝邊防間諜的組織與派遣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由邊臣個人根據需要招募、派遣間諜;二是由沿邊各州軍及安撫司招募、派遣間諜。
這裏麵包括邊臣個人的間諜行為,因為宋朝的沿邊城市由於與敵國接壤,戰略地位極其重要。
一旦戰爭開始便首當其衝;煙燧不起之日,這些城市就是對外交流的前站。
故曆代皇帝都對這些城市守臣的選派和任命持謹慎態度,所選任的大都是強勇幹練之臣。
這些守臣的舉動往往有著牽一發而動全局的作用,因而他們更加重視敵方情報的搜集工作,其目的在於洞悉敵情,以便根據敵方的動向製定相應的策略,恰當地處理雙方關係。
北宋初年,還沒有出現專門的負責間諜事務的組織機構,間諜的招募與選派全部是由守邊將領負責。
北宋國主宋太祖不僅是一位開國帝王,也是一名用間高手,在北宋統一的道路中曾多次利用間諜為宋軍開路,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963年,宋太祖欲征荊南,於是派遣內酒坊副使盧懷忠以使臣的身份為掩護,前往荊南刺探情報,並指定了需要探知的具體內容為“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
盧懷忠帶迴了“高繼衝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通長沙,東距健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觀其形勢,蓋日不暇給,取之易耳”的重要情報,為宋太祖平定荊南解除了顧慮。
964年,宋太祖伐蜀前,事先策反了蜀國間諜孫遇、趙彥韜和楊蠲三人,不僅獲得了蜀國主寫給北漢主的蠟丸書,為向蜀國開戰找到了借口,還讓三人“使指陳山川形勢,戌守處所、道裏遠近,畫以為圖”,獲取了蜀國全部的戰略情報,結果是王全斌毫無懸念地拿下了蜀國。
972年,南唐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素有威名,宋太祖深忌其人,便賄賂林仁肇的侍者偷了他的畫像,單獨掛在一室裏,“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讓南唐主以為林仁肇投靠了宋朝,“國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這樣,宋太祖隻是略施小計,便讓南唐主誅殺一忠臣,自毀長城。
因此,宋太祖對於間諜的作用和間諜活動的影響有著深刻的認識,自北宋建國始,就選派得力的將領鎮守邊防,並給予他們極大的經濟自主權專門用於招募間諜,刺探敵情。
“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守晉陽,李謙溥守隰州,李繼筠鎮昭義,趙讚領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管榷之利,悉輸軍中,仍聽貿易而免其征稅。召募勇士以為牙爪。故邊臣富於財,得以養死力為間諜,蕃夷情狀,無不預知者”。
這麽做的結果就是北宋“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使得宋朝百姓免去了戰亂之苦。
這都是因為宋太祖“善用將帥,精於覘候之所致也”。
此後,守邊諸臣都十分重視間諜活動,並善於利用間諜來搜集對方情報,或離間對方君臣關係,或散布假消息,以達到預期的結果。
宋太宗時期,何承矩守雄州,鑒於“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外邦之情偽,知山川之形勝”,因而他“推誠禦眾,同其甘苦”,雄州百姓皆樂為其用,“邊民有告機事者,屏左右與之款接,無所猜忌,故契丹動息皆能前知。”
李允則知雄州18年,“契丹中機密事,動息皆知之”,“契丹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
宋真宗時期,邊將曹瑋“善用間,周知虜動靜”。
韓琦、龐籍知定州時,皆善於拊循當地土著居民,使其成為自己的爪牙耳目。
慶曆中,閤門使張亢知高陽關,“每遣諜者,厚以金帛,無所吝惜”,以虜主身邊的寵姬為內間,“自是虜中動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掛搭,所費甚厚,惟高陽獨否”。
西夏未臣服於宋時,有野利剛浪淩、遇乞兄弟為西夏貴人,有材謀,號為大王,深為元昊所重用,邊臣欲以謀間之。
“慶曆二年,鄜延經略使龐籍,兩為保安軍守劉拯書,賂蕃部破醜以達野利兄弟,而涇原路王沿、葛懷敏亦遣人持書及金寶以遺遇乞”。
種世衡守青澗城,也以僧人王嵩為間諜,讓其攜帶蠟書前往西夏,離間元昊與其重臣野利剛浪淩、遇乞兄弟。
建炎四年(1134年),韓世忠以宋使臣魏良臣等為死間,大破入侵的金、齊軍隊,取得重大勝利,這一役後來被譽為“中興武功第一”。
紹興七年(1137年),嶽飛在得知金兀術厭惡偽齊皇帝劉豫後,以金兀術所遣間諜為反間,為自己向金兀術傳遞誣陷劉豫的離間信,成功的借金兀術之手廢除了劉豫。
紹興十年(1140年)順昌之戰,劉琦以曹成等二人為間,散布虛假信息迷惑敵人,從而以少勝多,擊敗金兵13萬大軍的圍攻,取得了著名的順昌大捷。
在宋朝,沿邊守臣使用間諜已不僅僅隻是一種禦邊對敵的重要手段,更是他們不可推卸的一項職責。
在用間的問題上是否稱職,已演變為這些守臣仕途升降的標準之一。
熙寧七年(1074年),宋神宗曾明確下詔:“邊臣不能使人致前後探事,尤無實者,當移降。”
不過宋朝邊境的官方間諜組織具體是何時建立的已不得而知,史書上有明確記載的是建立於雄州專掌邊境軍機事宜的機宜司。
這應該是宋朝官方組織諜報活動的開端。
機宜司具體始建於何時也沒有記載,隻知道“傾者用兵之際,本州每有密事不欲漏落,因擇馴謹吏專主行之,號機宜司。今契丹修和,請改為國信司”。
“(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三月)丙寅,以殿直、知雄州機宜司趙延祚為侍禁、雄州北關城巡檢”。
龔延明在《宋代官製辭典》中的解說是:“機宜司,官司名,真宗鹹平初,宋遼交戰,雄州置機宜司,專掌本州邊境軍要機密事”。
由此可知,機宜司的設立時間應該不早於鹹平元年(998年)不遲於景德二年(1005年)。
根據史料的記載,機宜司的設立不僅隻有雄州一處,景德三年,雄州機宜司雖然廢除,但其它地方的機宜司依然存在。
到了天禧二年(1018年),詔:“河東州軍,自今所降文字,涉及機密,並付機宜司置籍收領,不得便付開折司。”
在河東沿邊地區也有機宜司的設置。
包括包拯為河北轉運使時在奏章《請擇探候人》中也提到:“諸處自有機宜一司,所管金幣不少,自來隻備支賜與探事人,……欲乞應係沿邊自來探候事宜,州軍密令知州、通判及舊例管機宜人等,盡籍見勾當事人姓名,仍具機宜司。”。
包拯出任河北轉運使是慶曆八年(1048年),按照包拯所言,此時雄州之外的各處都還設有機宜司,並且依然是主管對外間諜活動的間諜機構,其主管人還是由各州的知州、通判擔當。
治平二年(1065年),文彥博因“見諸路機宜司文字繁多,所繁至重,主管之官往往不先時檢閱詳熟,遇有急速應答外界文字或處分軍中事宜,至有差誤未當”,上書皇帝請求嚴格挑選機宜官。
可見在英宗時期,各路依然設有機宜司。
英宗以後再不見機宜司的記載,考慮到機宜司的職掌,宋朝不可能真正的廢棄機宜司,即使機宜司不存在了,其工作也會由其他部門接管。
雄州機宜司被撤當年河北安撫司設立,其下設有屬官安撫使司管勾書寫機宜文字一員,由主帥差親屬充任,“諸路帥司,向緣軍興,事涉機密,許辟親屬充書寫機宜文字”,書寫機宜文字“除係事幹機密合書寫外,其餘文字並不得簽書”。
在安撫司所有屬官參議官、管勾機宜文字、書寫本司機宜文字、勾當公事中,書寫機宜文字是唯一主管機密事務的官員,我們可以推測在雄州機宜司廢置後,其工作應是河北安撫司所接管,而具體負責的則是書寫機宜文字。
除了安撫司,南宋時宣撫司、都督府均設有書寫機宜文字一官掌管機密文書,他們應該就是南宋沿邊間諜事務的負責人之一。
南宋沿邊還有一種間諜機構叫做邊鋪。
南宋華嶽《翠微北征路·采探之法》載:“惟能依此置鋪,召募間諜,明遠斥堠,則屯邊之兵無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劄探立鋪,皆所以重采探,專候望也……沿邊十五鋪,每鋪三十人,每屯各有三人。”
為了保證情報的及時順利傳遞,邊鋪間還建立了聯合諜報網,即“聚探”,“或遇有故,則甲探報甲,乙探報乙。
彼此互見而不至於隔越,遠近交通而不至於斷絕,是謂聚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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