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數文舉生蜂擁前來告狀，要李小魚殺人償命，血債血償，真的是讓得包拯等開封府一眾官員頭大如鬥，不知道該怎麽辦才好，隻得是想方設法的將他們打發走，別來煩自己，去煩當今官家吧。
畢竟這整個天下都是他的，他不煩誰煩是吧。
這一幕，自然也是讓得此時的大宋官家趙禎是鬱悶異常，沒想到這包黑子竟然如此狡猾，將如此大的一個麻煩轉眼之間就踢給了自己，真是黑啊，不僅臉黑心也黑，簡直良心大大滴壞。
同時趙禎除了鬱悶外，更多的卻是震怒，因為他不知道一場好端端的詞會比試，到最後竟然會鬧到這個地步，出了這樣一場人命官司，這到底是怎麽了？
難道文舉生與武舉生之間已經勢同水火到這種地步了嗎，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
的確，這件事趙禎也早已知曉，畢竟他可是天字第一號人物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不是說說而已的。
掌握著天下最精銳的間諜組織，皇城司，一旦坊間發生任何的風吹草動，他都能在第一時間知曉。
畢竟他雖然仁慈，但並不傻，雖然迫於祖宗成法將手裏的權力給分出去了一部分，與一群文人士大夫共天下。
可那也是迫於無奈，畢竟隻要是一個精神正常的皇帝，都是嚴重的疑心病患者，不可能對手下的大臣完全放心。
所以他是牢牢掌控著皇城司這一間諜組織，來監視這群文臣，包括民間的一舉一動，來使自己保持耳目聰慧。
不然，要他真那麽仁慈好說話的話，豈不是滿朝都是霍光了嗎，對吧。
當然，說到這，作者菌不得不再插一句了，那就是皇城司這一組織，必須給大家好好說道說道。
皇城司是什麽？
其實很簡單，熟悉點曆史的朋友都知道，那是宋朝的一個間諜組織，不過很是神秘，很少見於筆墨。
的確，間諜是一種古老的職業，因為其特殊的職業要求，往往被披上一層神秘的麵紗，讓人無法窺視其真實麵目。
“間”，根據《辭源》的解釋：“事之有隙可尋者曰間。”
這裏的“隙”表現為一種客觀存在，而因尋找“隙”所采取的主觀行為則為“間”，“間”既可以表現為情報認知意義上的窺探，也可以表現為謀略上的離間、策反和破壞等。
“諜”，《辭源》解釋說：“諜，伺也，伺候敵人之間隙以反報其主者曰諜。”
諜是一種利用敵人的間隙而刺探情報的行為，如果做名詞，則是指利用敵人的間隙刺探情報的人。
間諜二字合用最早見於《吳起兵法·應變第五》中的“急行間諜，以觀其慮”。
而有文字記載最早的間諜活動應是夏代的“少康用間”，《左傳·哀公元年》載：“少康使女艾諜澆……遂滅過、戈。”
據此，朱逢甲在《間書·論間》篇中雲：“用間始於夏之少康，使女艾間澆。”
由此可見，間諜活動曆史悠久，間諜的定義也隨著時代的發展需求而不斷變更。
一般認為，間諜活動隻存在於戰爭期間，但隨著世界鬥爭焦點的多元化發展，已經不可能發生大規模的戰爭，間諜也不僅僅隻存在於政治和軍事領域，經濟領域裏的信息竊取和分析，也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
因此，間諜的含義也隨之有了擴展，不再是戰爭的專屬物。
現在，我們所認可的間諜，是以各種職業或名義為掩護，采取種種方式，包括潛入別的國家，甚至打入其軍隊、國家機關內部竊取機密，搜集情報或者進行顛覆、破壞等活動的人。
根據工作目的地不同，大致分為軍事間諜和工業間諜（或商業間諜）。
這些形形色色的間諜活躍於黑暗之中，在世界各地的隱蔽戰線上進行著沒有硝煙的戰爭。
這種戰爭一向都是競爭雙方傾力角逐的重要方麵和手段，也是任何式樣的戰爭所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隻要集團間的利益衝依然存在，間諜戰便不會有停止的那一天。
在世界經濟迅速發展的當代社會，國與國之間的鬥爭形態往往表現為公開或秘密的政治、經濟、外交、科技等領域內的角逐或競爭，因此，為奪取國際鬥爭的主動權、爭占發展先機，戰略決策者一般都會把本國（集團）的間諜機構用作把握外部情勢的情報認知工具，要求他們積極開展對外諜報工作。
不僅在國家間，甚至企業、集團公司、同行業間，為了搶奪競爭主動權，也大量使用間諜，搜集政治、經濟、貿易、技術等各類情報。
由此，間諜在現代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已是不言而喻的。
取得一場間諜戰的勝利，其意義不僅是局限在為取得一場戰爭的勝利而服務，它的影響已擴展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因此，對間諜史進行一場深入的探究作者菌認為還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關於中國古代間諜問題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是劃歸於軍事研究領域，在史學界，很少有人將這一課題單獨列出，即使是在專門的古代軍事史研究中也鮮有涉及。
所以目前，國內有關中國古代間諜問題研究的專著還很少，特別是皇城司這種密探組織，幾乎沒有太多的史料記載。
我們所能看到的相關著作大多是帶有通史性質的間諜史，很不全麵，因為這些著作的共同特點，就是以個案為中心，就事論事，很少將間諜活動放入曆史大背景中去考慮，在具體的戰略戰術方麵也鮮有涉及。
而作者菌之所以和大家談談皇城司，是因為宋朝是中國古代間諜發展趨於成熟的最後一個曆史階段，也是開創其鼎盛時代的一個承上啟下的過渡曆史時期，它有著許多獨特之處。
這也許要歸功於有宋一代頻繁的戰爭。
在長達320年的宋朝統治時期，宋先後與遼、西夏、金、元等少數民族政權共存，政治鬥爭異常尖銳，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錯綜複雜，軍事鬥爭極其頻繁，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曆史環境下，宋與周邊各政權間的間諜活動在以前各代發展的基礎上，進入了全麵發展時期，成為中古時期的一個高峰，在間諜手段、間諜水平和間諜理論等方麵都有了全新的發展。
需要說明，皇城司，最開始其實不叫皇城司，而叫武德司，在太平興國六年才改為皇城司。
按《宋史·職官誌》的記載：“皇城司：幹當官七人，以武功大夫以上，及內侍都知押班充，掌宮城出入之禁令。凡周廬宿衛之事，宮門啟閉之節，皆隸焉。”
根據《宋史》所載，皇城司明麵上的主要職掌應該是保衛皇城，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
除去作為天子的直屬機關擔任保衛皇城的職務外，它還是一個擁有專職偵察人員，具有偵察權力的機構。
關於皇城司的探事職能，作者菌查到的史籍中這樣記載。
“皇城使在內中，最為繁劇，祖宗任為耳目之司。勾當官四員，多差親信有心力人”。
“人物偽冒不法，則譏察以聞”。
顯然，皇城司是具有探事職能的，今人的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皇城司是“天子的耳目、爪牙，也就是作為特務偵察機關，不僅稽查官吏、軍人的非法、陰謀活動，而且有時還緝捕盜賊”。
由此可見，皇城司是宋代皇家的情報機關。
皇城司中主管探事的是皇城司探事司，它隸屬於皇城司。
職掌是派遣親事官於京師中偵探流言蜚語與圖謀不軌者，近似於便衣偵察機構。
具體的探事人員稱為邏卒，即皇城司探事司親從官，也被稱為察子、親事卒、武德卒。
皇城司最初被賦予探事職能，是因為“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
也就是各割據政權還未蕩平，國土還未統一，天下還未太平，宋太祖“恐有大奸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
希望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及時掌握各方動態，將各種不安因素消滅於繈褓之中。
為了更有效地進行偵探工作，宋太祖於乾德三年（965年）設立了專職的情報機關。
“蜀平，以參知政事呂餘慶知益州，餘用選人以輕其權，而置武德司刺守貪廉。”
這實際上就是一種防止新占區反叛的防禦措施。
史載，宋太祖“采聽明遠，每邊閫之事，纖悉必知”，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皇城司的探事職能。
皇城司探事的內容無所不包。
《宋會要輯稿·職官》載：“皇城司每遣人伺察公事民間細務，一例以聞。”
也就是說，皇城司的探事內容已經細化到了民間的突發性瑣碎事件。
皇城司的探事職能有兩項很重要的組成部分，那就是對內刺探、緝捕外國間諜，阻止其刺探本國情報；對外監察本國使者、接伴使，防止其泄漏國家機密。
在對內收捕外國間諜方麵，因為皇城司的活動範圍主要集中在京城一帶，所以其大部分針對的也隻是活動於京城的間諜。
宋朝的京城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聚集了全部重要政府機構，是最接近中樞首腦的地方，具有很高的情報價值。
因此，這裏也成為了各國間諜最為親昧之地。
時人就曾感慨：“輦轂之下，豈無外國諜人？”
外國間諜在京城的具體活動情況，由於缺乏史料記載，我們無法了解更多，但從零散的記載中，還是可以推測一二。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宋政府下詔：“募京城內外捕索元昊刺事人，獲一名者賞錢三十萬，公人仍轉兩資，百姓優與廂鎮。而知不告者，法外重誅之，其妻孥仍配廣南編管。”
同年六月又下詔：“元昊刺事人自今獲一人者，賞錢百萬，補班行；其容匿者，家長斬，妻子配流；所在失覺者，重劾其罪。”
慶曆元年（1041年）十月詔：“令捕諜人之在京城者。”
熙寧八年（1076年），“詔：‘外國刺事人，令都亭驛、開封府密遣人跡捕。告獲一人，賞錢千緡，仍與班行；即居停知情人能告首，原罪外亦與酬賞。’時北人泛使將至，慮有奸人竊覘中國也”。
通過宋政府所發出的詔令來看，京城一帶應該是外國間諜活動頻繁區，知製誥王存就對此表示過擔憂：“遼人覘朝中事頗詳。”
那麽，為了防止外國間諜的刺探與破壞，作為負責皇城警備的皇城司毫無疑問的要肩負起搜捕外國間諜，保護國家安全的重任。
真宗時期，皇城卒曾“告賈人有為契丹間諜者，捕係皇城司按劾”。
仁宗天聖三年（1025年）“東上閤門使、會州刺使王遵度領皇城司，遣卒刺事。有沈吉者，告賈人張化為契丹間諜，即捕係本司獄，所連逮甚眾”。
可見，皇城司不僅擔負著刺探外國間諜的職責，還擁有直接緝捕、鞫獄的權力。
皇城司的對外監察，主要體現在陪同外交大臣出使外國。
兩宋時期，除了對外戰爭頻繁之外，國與國之間使者往來也極為頻繁，為了刺探對方的情報和監視出使大臣，防止他們泄漏本國機密，導致政治被動，皇城卒理所當然的擔負起了陪同任務。
一般大臣出使，身邊都會有皇城司的人相隨，人數為兩人。
“故事，奉使契丹者，遣皇城卒二人與偕，察其舉措”。
蘇轍在其《欒城集》中也記載了此事，“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每番人從內，各有親從官二人，充牽櫳官”。
這種政策還一直延續到了南宋。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1144年）曾下詔：“應差生辰正旦非泛輩使並接送伴官，合差國信所指使譯語親從官，及皇城司親從官，並仰依祖宗舊法，聽審使副問答語言及見聞事件，兼覺察一行人，務於令整肅，可剳與主管往來國信所，今後遇差奉使等官，令檢坐條法指揮官報，常切遵守，毋致滅裂。”
在這份詔書中清楚地指明了親從官的任務：伺察奉使使副的言行，防止他們的舉止過失和泄漏國家機密。
乾道以後，則完全繞開了朝臣直接以幹辦皇城司擔任接伴金國使臣職務。
“（乾道元年）十一月三日，詔吏部侍郎陳天鱗假禮部尚書，幹辦皇城司宋直溫假保康軍承宣使，充接伴金國賀正旦使副。自後接伴同此”。
在今人的研究中，對於皇城司陪同外交大臣出使的職掌，多是持否定態度，認為這是宋朝對外軟弱退讓，以消極防禦作為國防方針的表現。
同時，也說明了皇帝對於大臣的極端不信任。
不過這種說法雖然有其可取之處，但是，作者菌認為並不盡然，除去這種做法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它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宋朝統治者強烈的情報保護意識。
讓皇城卒與大臣共同出使或接伴，並非是某一皇帝的心血來潮，而是出於政治、軍事安全的考慮。
如遼興宗時，向宋索要關南之地，宋朝政府為此特地遣富弼使北進行交涉，並授以五書，各書所載增幣數額不同，富弼留二書於宋境雄州，隻持三書前往契丹，但由於遼國事先知道了富弼持有三書的信息，因此在談判過程中，富弼“徐出一書，遼人意未厭，複出一書，至於三，遼人密探文忠篋中止有三書，遂從約”。
這裏探得富弼持有三書的人，應該是遼之接伴使。
在遼方占主動的情況下，出使的結果是宋朝歲增幣二十萬予遼國。
同宋使負有刺探對方情報的職責一樣，對方的使臣也同樣肩負著刺探情報的重任。
《遼史》記載：“耶律虎古使宋還，言宋人必取河東，合先事以為備”，後“宋人果取太原”。
可見，大臣在出使或接伴的過程中，如果稍不謹慎，就有可能泄漏國家機密，對國家的政治、軍事行為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嚴重者還可能造成無法估量的後果。
因此，為防止情報外泄而采取一些措施是很有必要的，派遣皇城卒偕同出使、接伴的目的就在於減少或避免以上情況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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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這整個天下都是他的，他不煩誰煩是吧。
這一幕，自然也是讓得此時的大宋官家趙禎是鬱悶異常，沒想到這包黑子竟然如此狡猾，將如此大的一個麻煩轉眼之間就踢給了自己，真是黑啊，不僅臉黑心也黑，簡直良心大大滴壞。
同時趙禎除了鬱悶外，更多的卻是震怒，因為他不知道一場好端端的詞會比試，到最後竟然會鬧到這個地步，出了這樣一場人命官司，這到底是怎麽了？
難道文舉生與武舉生之間已經勢同水火到這種地步了嗎，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
的確，這件事趙禎也早已知曉，畢竟他可是天字第一號人物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不是說說而已的。
掌握著天下最精銳的間諜組織，皇城司，一旦坊間發生任何的風吹草動，他都能在第一時間知曉。
畢竟他雖然仁慈，但並不傻，雖然迫於祖宗成法將手裏的權力給分出去了一部分，與一群文人士大夫共天下。
可那也是迫於無奈，畢竟隻要是一個精神正常的皇帝，都是嚴重的疑心病患者，不可能對手下的大臣完全放心。
所以他是牢牢掌控著皇城司這一間諜組織，來監視這群文臣，包括民間的一舉一動，來使自己保持耳目聰慧。
不然，要他真那麽仁慈好說話的話，豈不是滿朝都是霍光了嗎，對吧。
當然，說到這，作者菌不得不再插一句了，那就是皇城司這一組織，必須給大家好好說道說道。
皇城司是什麽？
其實很簡單，熟悉點曆史的朋友都知道，那是宋朝的一個間諜組織，不過很是神秘，很少見於筆墨。
的確，間諜是一種古老的職業，因為其特殊的職業要求，往往被披上一層神秘的麵紗，讓人無法窺視其真實麵目。
“間”，根據《辭源》的解釋：“事之有隙可尋者曰間。”
這裏的“隙”表現為一種客觀存在，而因尋找“隙”所采取的主觀行為則為“間”，“間”既可以表現為情報認知意義上的窺探，也可以表現為謀略上的離間、策反和破壞等。
“諜”，《辭源》解釋說：“諜，伺也，伺候敵人之間隙以反報其主者曰諜。”
諜是一種利用敵人的間隙而刺探情報的行為，如果做名詞，則是指利用敵人的間隙刺探情報的人。
間諜二字合用最早見於《吳起兵法·應變第五》中的“急行間諜，以觀其慮”。
而有文字記載最早的間諜活動應是夏代的“少康用間”，《左傳·哀公元年》載：“少康使女艾諜澆……遂滅過、戈。”
據此，朱逢甲在《間書·論間》篇中雲：“用間始於夏之少康，使女艾間澆。”
由此可見，間諜活動曆史悠久，間諜的定義也隨著時代的發展需求而不斷變更。
一般認為，間諜活動隻存在於戰爭期間，但隨著世界鬥爭焦點的多元化發展，已經不可能發生大規模的戰爭，間諜也不僅僅隻存在於政治和軍事領域，經濟領域裏的信息竊取和分析，也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
因此，間諜的含義也隨之有了擴展，不再是戰爭的專屬物。
現在，我們所認可的間諜，是以各種職業或名義為掩護，采取種種方式，包括潛入別的國家，甚至打入其軍隊、國家機關內部竊取機密，搜集情報或者進行顛覆、破壞等活動的人。
根據工作目的地不同，大致分為軍事間諜和工業間諜（或商業間諜）。
這些形形色色的間諜活躍於黑暗之中，在世界各地的隱蔽戰線上進行著沒有硝煙的戰爭。
這種戰爭一向都是競爭雙方傾力角逐的重要方麵和手段，也是任何式樣的戰爭所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隻要集團間的利益衝依然存在，間諜戰便不會有停止的那一天。
在世界經濟迅速發展的當代社會，國與國之間的鬥爭形態往往表現為公開或秘密的政治、經濟、外交、科技等領域內的角逐或競爭，因此，為奪取國際鬥爭的主動權、爭占發展先機，戰略決策者一般都會把本國（集團）的間諜機構用作把握外部情勢的情報認知工具，要求他們積極開展對外諜報工作。
不僅在國家間，甚至企業、集團公司、同行業間，為了搶奪競爭主動權，也大量使用間諜，搜集政治、經濟、貿易、技術等各類情報。
由此，間諜在現代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已是不言而喻的。
取得一場間諜戰的勝利，其意義不僅是局限在為取得一場戰爭的勝利而服務，它的影響已擴展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因此，對間諜史進行一場深入的探究作者菌認為還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關於中國古代間諜問題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是劃歸於軍事研究領域，在史學界，很少有人將這一課題單獨列出，即使是在專門的古代軍事史研究中也鮮有涉及。
所以目前，國內有關中國古代間諜問題研究的專著還很少，特別是皇城司這種密探組織，幾乎沒有太多的史料記載。
我們所能看到的相關著作大多是帶有通史性質的間諜史，很不全麵，因為這些著作的共同特點，就是以個案為中心，就事論事，很少將間諜活動放入曆史大背景中去考慮，在具體的戰略戰術方麵也鮮有涉及。
而作者菌之所以和大家談談皇城司，是因為宋朝是中國古代間諜發展趨於成熟的最後一個曆史階段，也是開創其鼎盛時代的一個承上啟下的過渡曆史時期，它有著許多獨特之處。
這也許要歸功於有宋一代頻繁的戰爭。
在長達320年的宋朝統治時期，宋先後與遼、西夏、金、元等少數民族政權共存，政治鬥爭異常尖銳，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錯綜複雜，軍事鬥爭極其頻繁，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曆史環境下，宋與周邊各政權間的間諜活動在以前各代發展的基礎上，進入了全麵發展時期，成為中古時期的一個高峰，在間諜手段、間諜水平和間諜理論等方麵都有了全新的發展。
需要說明，皇城司，最開始其實不叫皇城司，而叫武德司，在太平興國六年才改為皇城司。
按《宋史·職官誌》的記載：“皇城司：幹當官七人，以武功大夫以上，及內侍都知押班充，掌宮城出入之禁令。凡周廬宿衛之事，宮門啟閉之節，皆隸焉。”
根據《宋史》所載，皇城司明麵上的主要職掌應該是保衛皇城，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
除去作為天子的直屬機關擔任保衛皇城的職務外，它還是一個擁有專職偵察人員，具有偵察權力的機構。
關於皇城司的探事職能，作者菌查到的史籍中這樣記載。
“皇城使在內中，最為繁劇，祖宗任為耳目之司。勾當官四員，多差親信有心力人”。
“人物偽冒不法，則譏察以聞”。
顯然，皇城司是具有探事職能的，今人的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皇城司是“天子的耳目、爪牙，也就是作為特務偵察機關，不僅稽查官吏、軍人的非法、陰謀活動，而且有時還緝捕盜賊”。
由此可見，皇城司是宋代皇家的情報機關。
皇城司中主管探事的是皇城司探事司，它隸屬於皇城司。
職掌是派遣親事官於京師中偵探流言蜚語與圖謀不軌者，近似於便衣偵察機構。
具體的探事人員稱為邏卒，即皇城司探事司親從官，也被稱為察子、親事卒、武德卒。
皇城司最初被賦予探事職能，是因為“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
也就是各割據政權還未蕩平，國土還未統一，天下還未太平，宋太祖“恐有大奸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
希望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及時掌握各方動態，將各種不安因素消滅於繈褓之中。
為了更有效地進行偵探工作，宋太祖於乾德三年（965年）設立了專職的情報機關。
“蜀平，以參知政事呂餘慶知益州，餘用選人以輕其權，而置武德司刺守貪廉。”
這實際上就是一種防止新占區反叛的防禦措施。
史載，宋太祖“采聽明遠，每邊閫之事，纖悉必知”，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皇城司的探事職能。
皇城司探事的內容無所不包。
《宋會要輯稿·職官》載：“皇城司每遣人伺察公事民間細務，一例以聞。”
也就是說，皇城司的探事內容已經細化到了民間的突發性瑣碎事件。
皇城司的探事職能有兩項很重要的組成部分，那就是對內刺探、緝捕外國間諜，阻止其刺探本國情報；對外監察本國使者、接伴使，防止其泄漏國家機密。
在對內收捕外國間諜方麵，因為皇城司的活動範圍主要集中在京城一帶，所以其大部分針對的也隻是活動於京城的間諜。
宋朝的京城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聚集了全部重要政府機構，是最接近中樞首腦的地方，具有很高的情報價值。
因此，這裏也成為了各國間諜最為親昧之地。
時人就曾感慨：“輦轂之下，豈無外國諜人？”
外國間諜在京城的具體活動情況，由於缺乏史料記載，我們無法了解更多，但從零散的記載中，還是可以推測一二。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宋政府下詔：“募京城內外捕索元昊刺事人，獲一名者賞錢三十萬，公人仍轉兩資，百姓優與廂鎮。而知不告者，法外重誅之，其妻孥仍配廣南編管。”
同年六月又下詔：“元昊刺事人自今獲一人者，賞錢百萬，補班行；其容匿者，家長斬，妻子配流；所在失覺者，重劾其罪。”
慶曆元年（1041年）十月詔：“令捕諜人之在京城者。”
熙寧八年（1076年），“詔：‘外國刺事人，令都亭驛、開封府密遣人跡捕。告獲一人，賞錢千緡，仍與班行；即居停知情人能告首，原罪外亦與酬賞。’時北人泛使將至，慮有奸人竊覘中國也”。
通過宋政府所發出的詔令來看，京城一帶應該是外國間諜活動頻繁區，知製誥王存就對此表示過擔憂：“遼人覘朝中事頗詳。”
那麽，為了防止外國間諜的刺探與破壞，作為負責皇城警備的皇城司毫無疑問的要肩負起搜捕外國間諜，保護國家安全的重任。
真宗時期，皇城卒曾“告賈人有為契丹間諜者，捕係皇城司按劾”。
仁宗天聖三年（1025年）“東上閤門使、會州刺使王遵度領皇城司，遣卒刺事。有沈吉者，告賈人張化為契丹間諜，即捕係本司獄，所連逮甚眾”。
可見，皇城司不僅擔負著刺探外國間諜的職責，還擁有直接緝捕、鞫獄的權力。
皇城司的對外監察，主要體現在陪同外交大臣出使外國。
兩宋時期，除了對外戰爭頻繁之外，國與國之間使者往來也極為頻繁，為了刺探對方的情報和監視出使大臣，防止他們泄漏本國機密，導致政治被動，皇城卒理所當然的擔負起了陪同任務。
一般大臣出使，身邊都會有皇城司的人相隨，人數為兩人。
“故事，奉使契丹者，遣皇城卒二人與偕，察其舉措”。
蘇轍在其《欒城集》中也記載了此事，“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每番人從內，各有親從官二人，充牽櫳官”。
這種政策還一直延續到了南宋。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1144年）曾下詔：“應差生辰正旦非泛輩使並接送伴官，合差國信所指使譯語親從官，及皇城司親從官，並仰依祖宗舊法，聽審使副問答語言及見聞事件，兼覺察一行人，務於令整肅，可剳與主管往來國信所，今後遇差奉使等官，令檢坐條法指揮官報，常切遵守，毋致滅裂。”
在這份詔書中清楚地指明了親從官的任務：伺察奉使使副的言行，防止他們的舉止過失和泄漏國家機密。
乾道以後，則完全繞開了朝臣直接以幹辦皇城司擔任接伴金國使臣職務。
“（乾道元年）十一月三日，詔吏部侍郎陳天鱗假禮部尚書，幹辦皇城司宋直溫假保康軍承宣使，充接伴金國賀正旦使副。自後接伴同此”。
在今人的研究中，對於皇城司陪同外交大臣出使的職掌，多是持否定態度，認為這是宋朝對外軟弱退讓，以消極防禦作為國防方針的表現。
同時，也說明了皇帝對於大臣的極端不信任。
不過這種說法雖然有其可取之處，但是，作者菌認為並不盡然，除去這種做法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它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宋朝統治者強烈的情報保護意識。
讓皇城卒與大臣共同出使或接伴，並非是某一皇帝的心血來潮，而是出於政治、軍事安全的考慮。
如遼興宗時，向宋索要關南之地，宋朝政府為此特地遣富弼使北進行交涉，並授以五書，各書所載增幣數額不同，富弼留二書於宋境雄州，隻持三書前往契丹，但由於遼國事先知道了富弼持有三書的信息，因此在談判過程中，富弼“徐出一書，遼人意未厭，複出一書，至於三，遼人密探文忠篋中止有三書，遂從約”。
這裏探得富弼持有三書的人，應該是遼之接伴使。
在遼方占主動的情況下，出使的結果是宋朝歲增幣二十萬予遼國。
同宋使負有刺探對方情報的職責一樣，對方的使臣也同樣肩負著刺探情報的重任。
《遼史》記載：“耶律虎古使宋還，言宋人必取河東，合先事以為備”，後“宋人果取太原”。
可見，大臣在出使或接伴的過程中，如果稍不謹慎，就有可能泄漏國家機密，對國家的政治、軍事行為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嚴重者還可能造成無法估量的後果。
因此，為防止情報外泄而采取一些措施是很有必要的，派遣皇城卒偕同出使、接伴的目的就在於減少或避免以上情況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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