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明朝已經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後期，封建經濟和專製製度的發展，是構成明律的主要特點。
明朝法律對於人民反抗封建國家統治和專製皇權的謀反罪、謀大逆罪，一律采取重罪加重的原則，不論首犯或從犯，都要淩遲處死。
株連的範圍更廣，凡年滿16歲以上的子孫及祖父、父、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異同，不論篤疾廢疾，一律處斬。
對謀叛罪，隻要是共謀，不分首從皆斬，妻妾子女沒入功臣家為奴，財產入官，父母子孫兄弟皆流2000裏。
因為這樣，所以在明朝經常是一案株連數十人，甚至滿門被斬、滅族，較出名的比如胡惟庸案、藍玉案等，都是牽連甚廣，達幾萬人之多。
之所以如此，是由於朱元璋吸取唐、宋兩朝臣下結黨削弱皇權的教訓，在明律中設立了“奸黨罪”專條。
規定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妻子為奴，財產入官。
凡內外官交結，大臣專擅選官，處斬；大臣的親戚不是奉皇帝的特旨，不得授官。
這是曆代法律中所沒有的，反映了專製製度的極端發展。
朱元璋不僅在法律上嚴禁臣下結黨，而且在實踐中對官吏朋黨大肆誅殺。
像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私通蒙古的罪名殺死左丞相胡惟庸，廢除中書省，取消了自秦漢以來的丞相製度，將原來由丞相統轄的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升格，直接聽命於皇帝。
而胡惟庸案牽連被殺的文武官吏足有三萬人之多，不可謂不嚇人。
同時，由於朱元璋是布衣出身，參加過農民起義，對貪官汙吏巧取豪奪，欺壓百姓，從而激起人民反抗，有深刻體會。
所以他即帝位後，曾把府州官員召來朝麵諭說：“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在安養生息而已，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爾等當深念之。”並用重典整飭吏治。
《明大誥》中80%以上的案件是懲治官吏，處刑比明律為重。
朱元璋還頒布了以懲治公侯犯贓罪的《鐵榜》，這在中國刑法史上是無先例的。
據《醒貪簡要錄》記載，官吏貪贓銀60兩以上者，梟首，並處以剝皮刑；衙門一側的土地廟被作為“皮場廟”。
官府常用人皮內塞草，做成人形置於公堂座椅上，以此警戒繼任的官吏。
明律規定，官吏犯贓罪的處刑極嚴，計贓科斷，一貫以下杖70，八十貫處絞刑，對監督法律執行的禦史，要加重刑事責任，並且不得赦免。
像是洪武十八年，有人告發戶部侍郎郭桓與北平二司官吏通同舞弊，吞盜官糧。
朱元璋下令法司拷訊，六部侍郎以下有數百人被處死，各直省官吏有數萬人被牽連入獄，追贓達700萬石糧。
同時，明律中因涉及言論思想而給予懲罰的條款也有很多。
如：凡奸邪進讒言，左使殺人者，斬；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斬；收藏禁書與私習天文，杖100。
另外，明律沒有規定，但臣民在奏章中出現忌諱的文字，便以觸犯皇帝罪，加以處死。
在明初，朱元璋為了加強思想控製，也曾大興文字獄。
凡是與皇帝意誌相違背的思想、言論，都被視為“大逆不道”。
當時，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在吹捧朱元璋的賀表中寫道：“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
這句話被認定為辱罵朱元璋當過和尚，因“生”音同“僧”，作過賊，因“則”音同“賊”，徐因此被處死。
從洪武十七至二十九年，有大批文人學者因觸犯文禁或忠言直諫而死於朱元璋的屠刀之下。
再加上元末有大量破產流亡的農民，對明朝的統治是極大威脅，所以明初一方麵實行招誘流民，移民墾荒；另一方麵以嚴刑峻法加以取締。
《大明律》在人戶以籍為定的基礎上，立禁遊食閑民之法，如逃亡山澤，不聽官府“召喚”，為首者處絞，抗拒者全體處斬。
《明大誥》也專列查禁流民的條款。
明朝為了恢複元朝末年被嚴重破壞的經濟，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加強了經濟立法。
明初，為適應農業的發展，保證勞動力的需要，頒布法令釋放奴隸，嚴禁誘騙掠賣良民為奴隸。
同時，還頒發了一係列有關招收流民墾荒、興修水利，實行屯田和匠戶輪班等方麵的法令。
從公元洪武三年開始移民墾田，“徙江南民14萬於鳳陽”(《明史》卷七七《食貨誌》)。
遷山西晉城、長治二州的無田農民到河北、山東、河南一帶。
凡移民墾田，都由朝廷發路費、耕牛和籽種，或免稅三年。
許多荒地因而得到墾殖，自耕民的數量不斷增加。
明朝的手工業生產在整個封建經濟中的比重進一步增加。
這種新的生產關係，首先在杭州、上海、南京、鬆江、蘇州、景德鎮等地出現，以絲織中心蘇州為例，明末織機多達萬台，工匠多達五六萬人。
鬆江是棉紡中心，民諺說：“買不盡的鬆江布，收不盡的魏塘(今浙江嘉善)紗”，盛況空前。
“南鬆江，北潞安，衣天下”，潞安在山西南部，每年供應皇室的絲綢料達5000到10000匹，產量僅次於江浙一帶。
為了加強對手工業生產的管理和控製，《大明律》專設《工律》一篇，對軍民官府營造的申報審批、營造所需材料、財物、人工，製造器物的品種規格等等都作了規定，違反者治罪處刑。
明朝前期有官營和私營兩種手工業生產組織。
官營手工業的生產規模比較大，經常有幾十萬技術高超的工匠輪番勞動。
行業多，分工細，明初建立了匠戶匠籍製度，工匠分輪番匠和住坐匠兩種。
輪番匠每三年到京服役三個月；住坐匠固定做工，每月有1/3的時間為官府做工，月糧由國家支給，其餘2/3的時間自由支配。
這種工匠比元代長年固定在官府生產的工匠，有了較多的人身自由，從而提高了生產積極性。
對於礦冶業，對非貴金屬允許自由采礦和冶煉，官府課稅；對金銀等貴金屬礦隻能由官府經營，其他與國計民生關係較大的鐵、銅、鉛、錫等礦藏，必須取得官府批準，才得開采，未經官府許可，私自開挖者，以“竊盜罪”論處。
對商業，明代承襲前朝舊製，對某些重要商品，如鹽、茶等實行專營製度。
明律規定，鹽和茶都由國家專賣，商人必須向官府交錢買“鹽引”和“茶引”。
“引”是商人運輸貨物的憑證，印有法定的重量單位。
明洪武元年修定的《鹽引條例》，規定犯私鹽罪者絞，有軍器者斬。
其後在《大明律·鹽法》規定，凡犯私鹽罪者杖100，徒三年；若有軍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斬。
明朝統治者憑借國家權力，將有較大市場、利潤較大的商品壟斷在官府手裏，使民間商業的經營範圍縮小，極大地限製了民間商業的發展。
對海上貿易，明初立法嚴禁私人出海，違者輕則杖100，重則處絞刑或斬刑。
到永樂、宣德兩朝至嘉靖初期，海禁稍有放鬆，海上私人貿易迅速發展。
到嘉靖三年起又屢頒禁海律例，結果私人海外貿易完全停止，嚴重摧殘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的萌芽。
明朝的稅法有田賦和商稅，明初依照唐代的兩稅法，核定天下田賦，其數額列入《黃冊》，即戶口冊，詳細登記各地居民的丁口和產業情況，每年審查一次。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在丈量土地的基礎上製定耕地的總清冊，將田主的姓名和土地的位置，分別登記，編成《魚鱗冊》，作為征稅的依據。
田賦分夏稅和秋稅兩種，夏稅收麥，秋稅收米，官田畝稅五升多，民田畝稅三升多，重租田八升多。
到明中葉，由於賦役苛重，人民紛紛逃亡，生產受到破壞。
自嘉靖至崇禎年間進行賦稅改革，內閣首輔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
其主要內容是：各項複雜的田賦附征和各種性質徭役一律合並征銀；徭役中的力役改為以銀代役，由官府雇人充役；徭役銀不按戶丁分派，而按地畝承擔；以縣為單位，將全部徭役銀分配一縣的田額上，平均負擔，改變了原來按裏分攤的辦法。
“一條鞭法”既是稅製化繁為簡，又由實物稅轉為貨幣稅，有利於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具有進步意義。
明代改變宋元以來商稅繁苛的情況，規定商稅率為1/30。
明神宗時，派出稅監到全國各地去監督收稅，逼得機戶停機、窯主歇業、鹽工抗稅、礦工暴動、市民罷市。
明萬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內監孫隆到蘇州充任稅監，他勒令除已征稅外，每機加派白銀三錢，絲織品每匹加銀三分。
機戶因此停工，幾千織工染工失業。
生活無路的織染工匠2000人集結於玄妙觀，公推織工葛賢等幾人為首，高喊“趕走孫隆，殺死稅棍”的口號，衝向稅監衙門。
鬥爭堅持了三天，打死稅官、惡棍十幾人，火燒了稅監衙門，孫隆逃跑了，加派的稅銀取消了。
………………
而在明之後，就是清，公元1614年，努爾哈赤統一了女真各部落，建立了後金政權，製定了軍政法令，開始了由習慣法向成文法的過渡。
公元1626年，努爾哈赤的兒子皇太極即位，10年後被擁戴為皇帝，建國號大清。
這個在軍事上節節勝利的馬背上的君王，在取得全國政權後所考慮的問題是一個隻有20萬人口的弱小落後的民族，如何去統治有數千萬人口的先進的漢族呢？
為此他提出了“參漢酌金”，“詳譯明律”的法製思想，明確表示法製是“立國之本”。
這一點表明清朝統治者一開始就表現出比較成熟的統治經驗，他們懂得隻有適應漢民族先進的生產力和經濟關係，以及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倫理道德，才能夠長期站穩腳跟。
清代的幾位統治者——皇太極、順治、康熙，都是遵循這一思想路線從事立法工作的。
在公元1644年，清軍入關後，設置律例館，組織了一個滿漢官吏相結合的立法參謀班子，進行全麵的立法活動。
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製定《大清律集解附例》，於順治四年頒行全國，這差不多是明律的翻版。
康熙時，對這部律文附例作了校正。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再次頒行《大清律集解附例》。
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在逐條考正原有律例後，編成《大清律例》(簡稱《大清律》)七篇，47卷，30門，律文436條，附例1049條，“刊布中外，永遠遵行”。
此後，《大清律》被後世皇帝恪守“祖宗成憲”，不再修改，而是用陸續增加附例來彌補律文的不足。
《大清律例》的產生曆經四朝，曆時近百年，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律文中規定的內容詳盡。
它集曆代法律之大成，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部比較完整的封建法典。
清代從康熙時起，《大清律》未再修訂，律文所沒有規定的，便陸續製定各部院則例來解決。
例如《刑部現行則例》、《欽定吏部則例》、《欽定戶部則例》等。
“則例”是清代的重要法律形式，數量很多，在調整國家行政管理方麵起重要作用。
開始，例隻作為律的補充，後來例的地位越來越高，形成以例代律的局麵。
清朝仿照明朝做法，從康熙至光緒，都編修會典。
有《康熙會典》、《雍正會典》、《乾隆會典》、《嘉慶會典》、《光緒會典》。
這些會典總結了國家行政管理經驗，記載了清朝各機關的編製、職掌和事例，是中國封建社會比較完備的行政法典，其內容比《唐六典》、《明會典》豐富，體例也更為嚴謹。
清王朝除了強調法律政令的統一之外，還根據統治少數民族地區的需要，變通地製定了許多單行法規，如《迴律》、《番律》、《蒙古律》、《苗律》、《西寧番子治罪條例》等。
這些法規為團結少數民族上層分子，鞏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起了一定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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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法律對於人民反抗封建國家統治和專製皇權的謀反罪、謀大逆罪，一律采取重罪加重的原則，不論首犯或從犯，都要淩遲處死。
株連的範圍更廣，凡年滿16歲以上的子孫及祖父、父、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異同，不論篤疾廢疾，一律處斬。
對謀叛罪，隻要是共謀，不分首從皆斬，妻妾子女沒入功臣家為奴，財產入官，父母子孫兄弟皆流2000裏。
因為這樣，所以在明朝經常是一案株連數十人，甚至滿門被斬、滅族，較出名的比如胡惟庸案、藍玉案等，都是牽連甚廣，達幾萬人之多。
之所以如此，是由於朱元璋吸取唐、宋兩朝臣下結黨削弱皇權的教訓，在明律中設立了“奸黨罪”專條。
規定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妻子為奴，財產入官。
凡內外官交結，大臣專擅選官，處斬；大臣的親戚不是奉皇帝的特旨，不得授官。
這是曆代法律中所沒有的，反映了專製製度的極端發展。
朱元璋不僅在法律上嚴禁臣下結黨，而且在實踐中對官吏朋黨大肆誅殺。
像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私通蒙古的罪名殺死左丞相胡惟庸，廢除中書省，取消了自秦漢以來的丞相製度，將原來由丞相統轄的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升格，直接聽命於皇帝。
而胡惟庸案牽連被殺的文武官吏足有三萬人之多，不可謂不嚇人。
同時，由於朱元璋是布衣出身，參加過農民起義，對貪官汙吏巧取豪奪，欺壓百姓，從而激起人民反抗，有深刻體會。
所以他即帝位後，曾把府州官員召來朝麵諭說：“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在安養生息而已，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爾等當深念之。”並用重典整飭吏治。
《明大誥》中80%以上的案件是懲治官吏，處刑比明律為重。
朱元璋還頒布了以懲治公侯犯贓罪的《鐵榜》，這在中國刑法史上是無先例的。
據《醒貪簡要錄》記載，官吏貪贓銀60兩以上者，梟首，並處以剝皮刑；衙門一側的土地廟被作為“皮場廟”。
官府常用人皮內塞草，做成人形置於公堂座椅上，以此警戒繼任的官吏。
明律規定，官吏犯贓罪的處刑極嚴，計贓科斷，一貫以下杖70，八十貫處絞刑，對監督法律執行的禦史，要加重刑事責任，並且不得赦免。
像是洪武十八年，有人告發戶部侍郎郭桓與北平二司官吏通同舞弊，吞盜官糧。
朱元璋下令法司拷訊，六部侍郎以下有數百人被處死，各直省官吏有數萬人被牽連入獄，追贓達700萬石糧。
同時，明律中因涉及言論思想而給予懲罰的條款也有很多。
如：凡奸邪進讒言，左使殺人者，斬；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斬；收藏禁書與私習天文，杖100。
另外，明律沒有規定，但臣民在奏章中出現忌諱的文字，便以觸犯皇帝罪，加以處死。
在明初，朱元璋為了加強思想控製，也曾大興文字獄。
凡是與皇帝意誌相違背的思想、言論，都被視為“大逆不道”。
當時，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在吹捧朱元璋的賀表中寫道：“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
這句話被認定為辱罵朱元璋當過和尚，因“生”音同“僧”，作過賊，因“則”音同“賊”，徐因此被處死。
從洪武十七至二十九年，有大批文人學者因觸犯文禁或忠言直諫而死於朱元璋的屠刀之下。
再加上元末有大量破產流亡的農民，對明朝的統治是極大威脅，所以明初一方麵實行招誘流民，移民墾荒；另一方麵以嚴刑峻法加以取締。
《大明律》在人戶以籍為定的基礎上，立禁遊食閑民之法，如逃亡山澤，不聽官府“召喚”，為首者處絞，抗拒者全體處斬。
《明大誥》也專列查禁流民的條款。
明朝為了恢複元朝末年被嚴重破壞的經濟，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加強了經濟立法。
明初，為適應農業的發展，保證勞動力的需要，頒布法令釋放奴隸，嚴禁誘騙掠賣良民為奴隸。
同時，還頒發了一係列有關招收流民墾荒、興修水利，實行屯田和匠戶輪班等方麵的法令。
從公元洪武三年開始移民墾田，“徙江南民14萬於鳳陽”(《明史》卷七七《食貨誌》)。
遷山西晉城、長治二州的無田農民到河北、山東、河南一帶。
凡移民墾田，都由朝廷發路費、耕牛和籽種，或免稅三年。
許多荒地因而得到墾殖，自耕民的數量不斷增加。
明朝的手工業生產在整個封建經濟中的比重進一步增加。
這種新的生產關係，首先在杭州、上海、南京、鬆江、蘇州、景德鎮等地出現，以絲織中心蘇州為例，明末織機多達萬台，工匠多達五六萬人。
鬆江是棉紡中心，民諺說：“買不盡的鬆江布，收不盡的魏塘(今浙江嘉善)紗”，盛況空前。
“南鬆江，北潞安，衣天下”，潞安在山西南部，每年供應皇室的絲綢料達5000到10000匹，產量僅次於江浙一帶。
為了加強對手工業生產的管理和控製，《大明律》專設《工律》一篇，對軍民官府營造的申報審批、營造所需材料、財物、人工，製造器物的品種規格等等都作了規定，違反者治罪處刑。
明朝前期有官營和私營兩種手工業生產組織。
官營手工業的生產規模比較大，經常有幾十萬技術高超的工匠輪番勞動。
行業多，分工細，明初建立了匠戶匠籍製度，工匠分輪番匠和住坐匠兩種。
輪番匠每三年到京服役三個月；住坐匠固定做工，每月有1/3的時間為官府做工，月糧由國家支給，其餘2/3的時間自由支配。
這種工匠比元代長年固定在官府生產的工匠，有了較多的人身自由，從而提高了生產積極性。
對於礦冶業，對非貴金屬允許自由采礦和冶煉，官府課稅；對金銀等貴金屬礦隻能由官府經營，其他與國計民生關係較大的鐵、銅、鉛、錫等礦藏，必須取得官府批準，才得開采，未經官府許可，私自開挖者，以“竊盜罪”論處。
對商業，明代承襲前朝舊製，對某些重要商品，如鹽、茶等實行專營製度。
明律規定，鹽和茶都由國家專賣，商人必須向官府交錢買“鹽引”和“茶引”。
“引”是商人運輸貨物的憑證，印有法定的重量單位。
明洪武元年修定的《鹽引條例》，規定犯私鹽罪者絞，有軍器者斬。
其後在《大明律·鹽法》規定，凡犯私鹽罪者杖100，徒三年；若有軍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斬。
明朝統治者憑借國家權力，將有較大市場、利潤較大的商品壟斷在官府手裏，使民間商業的經營範圍縮小，極大地限製了民間商業的發展。
對海上貿易，明初立法嚴禁私人出海，違者輕則杖100，重則處絞刑或斬刑。
到永樂、宣德兩朝至嘉靖初期，海禁稍有放鬆，海上私人貿易迅速發展。
到嘉靖三年起又屢頒禁海律例，結果私人海外貿易完全停止，嚴重摧殘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的萌芽。
明朝的稅法有田賦和商稅，明初依照唐代的兩稅法，核定天下田賦，其數額列入《黃冊》，即戶口冊，詳細登記各地居民的丁口和產業情況，每年審查一次。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在丈量土地的基礎上製定耕地的總清冊，將田主的姓名和土地的位置，分別登記，編成《魚鱗冊》，作為征稅的依據。
田賦分夏稅和秋稅兩種，夏稅收麥，秋稅收米，官田畝稅五升多，民田畝稅三升多，重租田八升多。
到明中葉，由於賦役苛重，人民紛紛逃亡，生產受到破壞。
自嘉靖至崇禎年間進行賦稅改革，內閣首輔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
其主要內容是：各項複雜的田賦附征和各種性質徭役一律合並征銀；徭役中的力役改為以銀代役，由官府雇人充役；徭役銀不按戶丁分派，而按地畝承擔；以縣為單位，將全部徭役銀分配一縣的田額上，平均負擔，改變了原來按裏分攤的辦法。
“一條鞭法”既是稅製化繁為簡，又由實物稅轉為貨幣稅，有利於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具有進步意義。
明代改變宋元以來商稅繁苛的情況，規定商稅率為1/30。
明神宗時，派出稅監到全國各地去監督收稅，逼得機戶停機、窯主歇業、鹽工抗稅、礦工暴動、市民罷市。
明萬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內監孫隆到蘇州充任稅監，他勒令除已征稅外，每機加派白銀三錢，絲織品每匹加銀三分。
機戶因此停工，幾千織工染工失業。
生活無路的織染工匠2000人集結於玄妙觀，公推織工葛賢等幾人為首，高喊“趕走孫隆，殺死稅棍”的口號，衝向稅監衙門。
鬥爭堅持了三天，打死稅官、惡棍十幾人，火燒了稅監衙門，孫隆逃跑了，加派的稅銀取消了。
………………
而在明之後，就是清，公元1614年，努爾哈赤統一了女真各部落，建立了後金政權，製定了軍政法令，開始了由習慣法向成文法的過渡。
公元1626年，努爾哈赤的兒子皇太極即位，10年後被擁戴為皇帝，建國號大清。
這個在軍事上節節勝利的馬背上的君王，在取得全國政權後所考慮的問題是一個隻有20萬人口的弱小落後的民族，如何去統治有數千萬人口的先進的漢族呢？
為此他提出了“參漢酌金”，“詳譯明律”的法製思想，明確表示法製是“立國之本”。
這一點表明清朝統治者一開始就表現出比較成熟的統治經驗，他們懂得隻有適應漢民族先進的生產力和經濟關係，以及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倫理道德，才能夠長期站穩腳跟。
清代的幾位統治者——皇太極、順治、康熙，都是遵循這一思想路線從事立法工作的。
在公元1644年，清軍入關後，設置律例館，組織了一個滿漢官吏相結合的立法參謀班子，進行全麵的立法活動。
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製定《大清律集解附例》，於順治四年頒行全國，這差不多是明律的翻版。
康熙時，對這部律文附例作了校正。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再次頒行《大清律集解附例》。
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在逐條考正原有律例後，編成《大清律例》(簡稱《大清律》)七篇，47卷，30門，律文436條，附例1049條，“刊布中外，永遠遵行”。
此後，《大清律》被後世皇帝恪守“祖宗成憲”，不再修改，而是用陸續增加附例來彌補律文的不足。
《大清律例》的產生曆經四朝，曆時近百年，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律文中規定的內容詳盡。
它集曆代法律之大成，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部比較完整的封建法典。
清代從康熙時起，《大清律》未再修訂，律文所沒有規定的，便陸續製定各部院則例來解決。
例如《刑部現行則例》、《欽定吏部則例》、《欽定戶部則例》等。
“則例”是清代的重要法律形式，數量很多，在調整國家行政管理方麵起重要作用。
開始，例隻作為律的補充，後來例的地位越來越高，形成以例代律的局麵。
清朝仿照明朝做法，從康熙至光緒，都編修會典。
有《康熙會典》、《雍正會典》、《乾隆會典》、《嘉慶會典》、《光緒會典》。
這些會典總結了國家行政管理經驗，記載了清朝各機關的編製、職掌和事例，是中國封建社會比較完備的行政法典，其內容比《唐六典》、《明會典》豐富，體例也更為嚴謹。
清王朝除了強調法律政令的統一之外，還根據統治少數民族地區的需要，變通地製定了許多單行法規，如《迴律》、《番律》、《蒙古律》、《苗律》、《西寧番子治罪條例》等。
這些法規為團結少數民族上層分子，鞏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起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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