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錯，以仁治國幾乎是宋朝的國策，這也是由太祖製定的，因為太祖皇帝趙匡胤出身亂世，所以在登上皇位之後，他製定的許多國策，都是來源於他當年的經曆，可以說真的是在為百姓考慮。
如他製定的國策中有兩條，第一條是重文抑武，也就是盡量不要發動戰爭。
第二條就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上書言事人就是諫臣，這等於是給士大夫們發了一塊免死金牌。更重要的是，終宋朝一代，這條禁令都被執行得非常徹底，政見不合最多就是貶職，讓他離自己遠點，不聽不聽，王八念經。
所以宋王朝前後三百餘年，的確鮮見對文人士大夫和批評朝政的人開刀，甚至多次因為這條老規矩而朝令夕改，刀下留人。
這都是因為在宋朝建立之前，唐朝滅亡之後五代十國的戰亂局麵，讓得趙匡胤看明白了，戰爭雖然能帶來土地，但是在戰爭中百姓卻是最為痛苦的，戰火讓不少人流離失所，骨肉分離。
因此他重文抑武，穩定民心，讓百姓能夠安心生活。
特別是第二條不殺言官及士大夫，則是趙匡胤希望宋朝曆代皇帝，能夠廣開納諫之門，不要在宮中閉目塞聽，忘記了忠言逆耳的道理。
可以說，這些國策，在後世的宋朝帝王手上，都有很好的繼承，所以宋朝才能延綿三百二十年的國祚。
這一國策也不負眾望，給文人積極參政議政創造了一種極為難得的寬鬆氛圍和良好環境，亦保證了政治上的相對清明。
比如當蘇東坡因為反對宋神宗的改革而幾乎按罪當誅時，就在屠刀即將舉起之際，宋神宗猛然想到“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祖訓，最後也隻好強壓下心頭的怒火，主動說服禦史，把蘇東坡貶官降級了事。
蘇東坡也因這條祖訓，從黃泉路上撿迴了一條性命，得好好燒燒香感謝感謝太祖皇帝。
也很簡單，之所以立下這些國策，就是因為在趙匡胤的眼中，一百個文臣的貪濁，其危害性也不如一個將領的作惡，所以才有了杯酒釋兵權的典故。
他就是下決心要用文人治國理政，盡管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證，但卻給文人從政為官、發揮才幹、敢於直言、恪盡職守，創造出了一種難得的寬鬆氛圍和良好環境。
因此當時才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說法，畢竟趙宋官家這樣讚美讀書人是因為秀才是不會造反的，而且就算是想造反也是造不成的，所謂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嘛，而換做武人就不好說咯。
不光給讀書人官職和名聲，宋朝對文人的工資待遇也曆朝罕見，各種工資補貼拿到手軟，不用貪汙都能買豪宅美妾。
包括百姓也一樣，有許多的福利政策，老人，小孩，孤兒寡母，都有一定的補貼。
包括此時的仁宗皇帝，更是以仁德治國的典範，將太祖定下的國策完美的繼承了下來。
在位期間雖然也與西夏有征戰，與遼國有增幣求和等紛爭，但總體屬於國泰民安，百姓安居樂業，有盛世景象，史稱仁宗盛治。
曆代對他的評價都及其之高，說：“宋之英主，無出仁宗。”
並將它與漢文景兩位皇帝相比，而清朝的十全老人更是將他與李世民、康熙皇帝並列，成為其最敬重的三位帝王之一。
而關於仁宗皇帝的一生，民間有四句順口溜廣為流傳：
狸貓太子何曾換，慶曆新政不終全；克己納諫尚勤儉，仁宗仁名天下傳。
這四句幾乎概括了趙禎一生的幾個重點。
狸貓太子何曾換：
不必說，狸貓換太子的故事膾炙人口，相信很多人都聽說過，說的是宋真宗晚年兩位妃子同時懷孕，劉氏自己的孩子夭折，為了爭奪後位，她用一隻剝了皮的狸貓把李氏的兒子換了過來，於是劉氏成了皇後，李氏被打入冷宮。
後來這個孩子被立為太子，又在包拯的幫助下得知真相，與李氏母子相認。
這個故事出自古典小說《三俠五義》，真的是想象力豐富至極，能想出剝了皮的狸貓這麽個經典道具。
不過這個故事也並非全都是杜撰，也有一定曆史原型，比如李氏原是劉氏侍女，後被寵幸也封為嬪妃，生了兒子後劉氏要撫養，她也不敢不給。
直到仁宗繼位後才知生母是李氏，那時候李氏已亡故，仁宗聽說李氏是被迫害致死，於是開棺驗屍，結果發現是盛裝入殮，這才依舊孝敬“養母”。
慶曆新政不終全：
說的是仁宗時候，國內土地兼並嚴重，官員、軍隊冗員極多，與名目繁多的冗費合成“三冗”。
於是宋仁宗用範仲淹等為相，負責變法，史稱慶曆新政。
隻不過這個新政忙了一年多就失敗了，而範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人也先後被排擠離朝。
隻是慶曆新政雖然失敗，卻為後來的王安石變法提供了基礎。
克己納諫尚勤儉：
說的是宋仁宗克己納諫的故事非常多，比如吃飯吃到沙子，卻不肯說，害怕下麵人因此獲罪；比如看到隨從沒準備水壺，就忍著口渴不說，害怕他們為此獲罪。
納諫的故事也多，比如朝臣建議裁減宮人，身邊的太監不屑，他直接就把這些太監裁撤了。
又比如有人為他進獻美女，朝臣建議他遠離女色，他害怕日久生情，立即就將這些美女送走。
最出名的是他原本想為寵妃的娘家人升官，包拯力諫不允，唾沫星子都飛到他臉上了，他擦擦臉，無可奈何作罷。
仁宗仁名天下傳：
乾隆將他與康熙皇帝、唐太宗並列，史書稱其為帝王中第一“仁君”。
乃至於他駕崩的消息傳到市井街頭的時候，一些普通的老百姓都失聲痛哭，趕著到皇宮外麵為宋仁宗送別。
這是真的，據《宋史》記載，趙禎駕崩的消息傳出後，“京師（汴梁）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
市民們全都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洛陽城的上空，以致“天日無光”。
他的死甚至影響到了偏遠的山區，當時有一位官員前往四川出差，路經劍閣，看見山溝裏的婦女們也頭戴紙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駕崩。
特別是趙禎駕崩的訃告送到遼國後，連“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遼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驚，衝上來抓住宋朝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
又說：“我要給他建一個衣冠塚，寄托哀思。”
此後，遼國曆代皇帝竟然“奉其禦容如祖宗”。
可見仁宗皇帝真的是仁義到了極點，包括到北宋滅亡的時候，進犯的金兵到處燒殺搶掠，甚至把北宋皇帝的墳墓都挖掘了一遍，但是唯獨宋仁宗的墳墓完好無損，金兵無人敢動，就是因為他太過仁義了，仁義到連敵人都尊敬他。
這些也許有誇張成分，但史書從不為其他帝王做這樣的描繪，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仁宗之“仁”必是出類拔萃的，到了一常人難以達到的境界。
雖然他沒有開疆破土決戰於兩軍陣前的勇略，也沒用厲兵秣馬收複燕雲的雄心。
而且也可能有些柔弱，不夠決斷，但作為守成之主，他能夠克己、勤儉、納諫，所用之人也以中上水平居多，特別是作為一個致力於百姓安居樂業的皇帝，恪守祖宗國策，仁德治國，仁宗稱“仁”，當之無愧。
故此他的親曆其為，也才能保全宋王朝三百多年的江山社稷，讓國內百姓生活的大多安居樂業，免於刀兵戰火，真的算得上是十分不錯了。
這也是宋朝帝王帝王的高明之處，雖然他們很多都是藝術家，並不擅長於治國，貪圖享樂，可是卻能奉守祖宗國策，以此來治理國家，延綿國祚，不至於短命而亡。
雖然其他的朝代也有國策，但後代都並沒有好好遵守，或者說，該遵守的沒有遵守，不該遵守的卻偏要死腦筋的遵守，才引發了朝代的滅亡，不得不說，令人唏噓不已。
比如明太祖朱元璋，也製定了一係列的國策，還絞盡腦汁的專門寫出了一部《皇明祖訓》，用來約束後世子孫按照他的想法來治國。
可結果呢？
抱歉，並不如意，如果說宋朝的皇帝藝術家太多，那麽明代的皇帝就是奇葩太多了，各有各的想法，祖訓幾乎成了擺設。
像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朱元璋曾在皇宮內豎立一塊鐵牌，上書“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還特別定下了規矩“內宦不得識字”。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朱元璋有感於漢、唐的宦官專權而製定的祖訓。
可這套規矩在他死後也就建文朝堅持執行了四年，到燕王朱棣奪位後就基本被無視了。
因為朱棣在靖難之役中得到了包括南京皇宮中的裏裏外外眾多太監們的支持，相當一部分太監在朱棣的上位過程中立有大功，比如七下西洋的鄭和在靖難之役中就立有軍功。
所以從朱棣朝開始，太監就有極大的權勢了，可以出外監軍，還出現了像鄭和一樣的掌握著數萬水師縱橫南洋。
也是在朱棣時期，出現了東廠這樣的由太監掌管的特務機構，太監集團從此走向大明朝的政治舞台，太祖祖訓幾乎被無視。
當然，朱棣還算比較像朱元璋，精力旺盛，治國能力比較強，大事小事基本上都能自己解決，並沒有如何重用太監。
可到了他的孫子明宣宗開始，就不行了，皇帝沒那麽猛，已經無法獨立處理龐大的事務，除更多的依靠內閣處理政務外，還公然打破朱元璋製定的“內宦不得識字”的祖訓，在皇宮中設立“內書堂”，收容十歲以下小太監數百人，讓飽學的翰林院學士當這些小太監們的老師，教他們學習儒家經典，對太監進行文化教育。
等這些小太監們學成後就可以幫助皇帝處理政務，這就為太監幹政埋下了隱患啊。
至此，因為有皇帝的大力培養，此後明朝的太監大多都通文墨，曉古今，文化水平不是一般的高。
而明宣宗設立的“內書堂”也成為定製延續下來，直到明亡。
從此，朱家後代皇帝們為了不用事必躬親，輕易的就敲碎了朱元璋嚴厲禁止的太監不得幹政的祖訓，自己定了一套更方便的規則。
太監集團得到了皇權的支持並走上政治舞台後，可隨著朱家皇帝一個比一個怠政，太監們可謂是如魚得水，他們掌握著幫助皇帝批奏折的權力，掌握著京城內禦林軍的統轄權，還掌握著高於錦衣衛的特務機構。
因此終明一朝，太監的權力和對皇帝的影響力遠遠大於內閣輔臣，先後出現了王振、劉瑾、馮保、魏忠賢等一批能影響到天下大勢的權監，成為皇權的得力助手。
他們對於明朝政治局勢的影響深入到方方麵麵，而且大多是太監都禍國殃民，比如王振，劉瑾，魏忠賢等，權勢滔天，堪比皇帝，折騰的明朝差點老早就嗝屁。
對此，如果老朱泉下有知的話，不知道會不會起的從棺材板裏蹦出來，掐死這些不肖子孫。
而且，最奇葩的是，明朝皇帝對待太祖製定的祖訓，真的很奇葩，是該遵守的不遵守，不該遵守的卻偏要遵守。
比如折騰了明朝上百年的倭寇問題，就是朱元璋的祖訓折騰出來的，因為朱元璋同誌看不起商人，所以某一天突然腦袋一抽，嚴厲規定，從今以後‘片板不得下海’，由此明朝開始了長打兩百年的閉關鎖國，也就是海禁。
這麽久慘了，因為大家都知道，隻要有利潤存在的地方，就必然會有商人。
馬克思同誌更是說過，300%的利潤，已足以讓商人們鋌而走險，更何況是“利可十倍”。
像是與日本人的長期交往，讓許多沿海地區的富商大賈們都見識到了彼此貿易所能帶來的豐厚利潤。
所以不少沿海豪戶，都建造有巨型的船舶，進行著大規模的走私貿易，“法不能止”。
這些走私貿易存在的本身，其實是對明朝嚴厲的海禁政策與抑商政策的一種撥亂反正。
可大明朝的這種由朱元璋製定的國策，本身是違反了人性，違反了社會的常態的。
而且與富戶們的大規模走私相伴的，是明代中葉的政治腐敗，遍地貪官。
尤其是土地的兼並程度變得越來越嚴重，沿海許多苦於生計的貧民，因此也紛紛入海求生。
其中還包括一些宦途失意的士紳，以及窮困潦倒的秀才。
最後，這些勢力在非官方的潛規則的整合下，逐漸形成了規模龐大的武裝走私集團。
他們的前哨是沿海的富商大姓，富商大姓們替他們囤積、銷售貨物。
當市舶司還存在的時候，民間的私市可謂相當繁榮，走私的貨物也能夠很順利地運銷出去。
這些走私集團不會與那些“入貢”的日本人在銷售渠道上發生衝突。
可是，在市舶司被全部撤銷之後，“入貢”貿易的正常渠道完全被關閉，那些攜貨而來的日本人，隻好將自己所帶的貨物，賒賣給本地的商人。
走私集團的銷售渠道與日本“入貢”這的銷售渠道出現了嚴重的撞車。
貨物無法順利銷售出去，許多日本人開始轉向更便捷的生財之道：燒殺搶掠。
與日本人相似，中國的民間走私集團也日益陷人困境。《明實錄》當中有一段記載，可以充分說明這和問題。
當時的沿海民間走私集團中，最著名的首領是王直與徐海。
他們貨物交易的中轉站是餘姚的富戶謝氏，明朝撤銷市舶司之後，謝氏手裏的那些“倭貨”難於出手，隻好大量降價拋售，自然就欠下了王直等人許多貨款。
王直、徐海等人不斷逼索，而謝氏又根本無力償還，萬般無奈，於是謝氏竟恫嚇王直等人：“如再相逼，我將向官府告發你們。”
王直等人不甘心財貨兩空，就伺機報複。
他們糾集一群同夥，包括與其熟識的日本倭人，趁深夜衝人謝宅，燒殺搶掠人，將其家財一掃而空。
荒誕的是，地方官員聞訊之後，竟玩忽職守，懶得做任何調查，想當然地向上司報告說這是一起倭寇入侵。
先例一開，王直、徐海等人此後所到之處，也無不打著倭寇的旗號。
其實其集團內部，真正的倭寇寥寥無幾，這些“中國倭寇”的出現，讓沿海的海防形勢更加嚴峻和複雜，但政府卻仍然一律簡單地將他們全部當作日本的真倭寇處理。
於是後果越來越嚴重，到了萬曆年檢，倭寇以及成了明朝的大患，在東南沿海燒殺搶掠，肆無忌憚，如入無人之境，甚至都差點打到南京了。
的虧出了個戚繼光，辛辛苦苦的練兵，廢了幾大的人力物力，才將倭寇剿滅幹淨，當然，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被逼的生活不下去的大明子明。
由此可見，在古代的封建王朝裏，開國太祖們定下的國策還是極為重要的，能極大影響後世子孫的運程，老朱雖然治國能力強，但畢竟是苦出身，眼力見兒差點，所以製定的國策大多都很扯淡，並沒有什麽明顯的作用，反而害苦了後人。
比如他親自確立的接班人，建文帝，就是被他莫名其妙定下的國策給害死的。
與之相比，老趙就高上一籌了，製定的國策廢話不多，但都很有用，所以宋朝比明朝活的長，而且有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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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製定的國策中有兩條，第一條是重文抑武，也就是盡量不要發動戰爭。
第二條就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上書言事人就是諫臣，這等於是給士大夫們發了一塊免死金牌。更重要的是，終宋朝一代，這條禁令都被執行得非常徹底，政見不合最多就是貶職，讓他離自己遠點，不聽不聽，王八念經。
所以宋王朝前後三百餘年，的確鮮見對文人士大夫和批評朝政的人開刀，甚至多次因為這條老規矩而朝令夕改，刀下留人。
這都是因為在宋朝建立之前，唐朝滅亡之後五代十國的戰亂局麵，讓得趙匡胤看明白了，戰爭雖然能帶來土地，但是在戰爭中百姓卻是最為痛苦的，戰火讓不少人流離失所，骨肉分離。
因此他重文抑武，穩定民心，讓百姓能夠安心生活。
特別是第二條不殺言官及士大夫，則是趙匡胤希望宋朝曆代皇帝，能夠廣開納諫之門，不要在宮中閉目塞聽，忘記了忠言逆耳的道理。
可以說，這些國策，在後世的宋朝帝王手上，都有很好的繼承，所以宋朝才能延綿三百二十年的國祚。
這一國策也不負眾望，給文人積極參政議政創造了一種極為難得的寬鬆氛圍和良好環境，亦保證了政治上的相對清明。
比如當蘇東坡因為反對宋神宗的改革而幾乎按罪當誅時，就在屠刀即將舉起之際，宋神宗猛然想到“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祖訓，最後也隻好強壓下心頭的怒火，主動說服禦史，把蘇東坡貶官降級了事。
蘇東坡也因這條祖訓，從黃泉路上撿迴了一條性命，得好好燒燒香感謝感謝太祖皇帝。
也很簡單，之所以立下這些國策，就是因為在趙匡胤的眼中，一百個文臣的貪濁，其危害性也不如一個將領的作惡，所以才有了杯酒釋兵權的典故。
他就是下決心要用文人治國理政，盡管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證，但卻給文人從政為官、發揮才幹、敢於直言、恪盡職守，創造出了一種難得的寬鬆氛圍和良好環境。
因此當時才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說法，畢竟趙宋官家這樣讚美讀書人是因為秀才是不會造反的，而且就算是想造反也是造不成的，所謂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嘛，而換做武人就不好說咯。
不光給讀書人官職和名聲，宋朝對文人的工資待遇也曆朝罕見，各種工資補貼拿到手軟，不用貪汙都能買豪宅美妾。
包括百姓也一樣，有許多的福利政策，老人，小孩，孤兒寡母，都有一定的補貼。
包括此時的仁宗皇帝，更是以仁德治國的典範，將太祖定下的國策完美的繼承了下來。
在位期間雖然也與西夏有征戰，與遼國有增幣求和等紛爭，但總體屬於國泰民安，百姓安居樂業，有盛世景象，史稱仁宗盛治。
曆代對他的評價都及其之高，說：“宋之英主，無出仁宗。”
並將它與漢文景兩位皇帝相比，而清朝的十全老人更是將他與李世民、康熙皇帝並列，成為其最敬重的三位帝王之一。
而關於仁宗皇帝的一生，民間有四句順口溜廣為流傳：
狸貓太子何曾換，慶曆新政不終全；克己納諫尚勤儉，仁宗仁名天下傳。
這四句幾乎概括了趙禎一生的幾個重點。
狸貓太子何曾換：
不必說，狸貓換太子的故事膾炙人口，相信很多人都聽說過，說的是宋真宗晚年兩位妃子同時懷孕，劉氏自己的孩子夭折，為了爭奪後位，她用一隻剝了皮的狸貓把李氏的兒子換了過來，於是劉氏成了皇後，李氏被打入冷宮。
後來這個孩子被立為太子，又在包拯的幫助下得知真相，與李氏母子相認。
這個故事出自古典小說《三俠五義》，真的是想象力豐富至極，能想出剝了皮的狸貓這麽個經典道具。
不過這個故事也並非全都是杜撰，也有一定曆史原型，比如李氏原是劉氏侍女，後被寵幸也封為嬪妃，生了兒子後劉氏要撫養，她也不敢不給。
直到仁宗繼位後才知生母是李氏，那時候李氏已亡故，仁宗聽說李氏是被迫害致死，於是開棺驗屍，結果發現是盛裝入殮，這才依舊孝敬“養母”。
慶曆新政不終全：
說的是仁宗時候，國內土地兼並嚴重，官員、軍隊冗員極多，與名目繁多的冗費合成“三冗”。
於是宋仁宗用範仲淹等為相，負責變法，史稱慶曆新政。
隻不過這個新政忙了一年多就失敗了，而範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人也先後被排擠離朝。
隻是慶曆新政雖然失敗，卻為後來的王安石變法提供了基礎。
克己納諫尚勤儉：
說的是宋仁宗克己納諫的故事非常多，比如吃飯吃到沙子，卻不肯說，害怕下麵人因此獲罪；比如看到隨從沒準備水壺，就忍著口渴不說，害怕他們為此獲罪。
納諫的故事也多，比如朝臣建議裁減宮人，身邊的太監不屑，他直接就把這些太監裁撤了。
又比如有人為他進獻美女，朝臣建議他遠離女色，他害怕日久生情，立即就將這些美女送走。
最出名的是他原本想為寵妃的娘家人升官，包拯力諫不允，唾沫星子都飛到他臉上了，他擦擦臉，無可奈何作罷。
仁宗仁名天下傳：
乾隆將他與康熙皇帝、唐太宗並列，史書稱其為帝王中第一“仁君”。
乃至於他駕崩的消息傳到市井街頭的時候，一些普通的老百姓都失聲痛哭，趕著到皇宮外麵為宋仁宗送別。
這是真的，據《宋史》記載，趙禎駕崩的消息傳出後，“京師（汴梁）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
市民們全都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洛陽城的上空，以致“天日無光”。
他的死甚至影響到了偏遠的山區，當時有一位官員前往四川出差，路經劍閣，看見山溝裏的婦女們也頭戴紙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駕崩。
特別是趙禎駕崩的訃告送到遼國後，連“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遼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驚，衝上來抓住宋朝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
又說：“我要給他建一個衣冠塚，寄托哀思。”
此後，遼國曆代皇帝竟然“奉其禦容如祖宗”。
可見仁宗皇帝真的是仁義到了極點，包括到北宋滅亡的時候，進犯的金兵到處燒殺搶掠，甚至把北宋皇帝的墳墓都挖掘了一遍，但是唯獨宋仁宗的墳墓完好無損，金兵無人敢動，就是因為他太過仁義了，仁義到連敵人都尊敬他。
這些也許有誇張成分，但史書從不為其他帝王做這樣的描繪，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仁宗之“仁”必是出類拔萃的，到了一常人難以達到的境界。
雖然他沒有開疆破土決戰於兩軍陣前的勇略，也沒用厲兵秣馬收複燕雲的雄心。
而且也可能有些柔弱，不夠決斷，但作為守成之主，他能夠克己、勤儉、納諫，所用之人也以中上水平居多，特別是作為一個致力於百姓安居樂業的皇帝，恪守祖宗國策，仁德治國，仁宗稱“仁”，當之無愧。
故此他的親曆其為，也才能保全宋王朝三百多年的江山社稷，讓國內百姓生活的大多安居樂業，免於刀兵戰火，真的算得上是十分不錯了。
這也是宋朝帝王帝王的高明之處，雖然他們很多都是藝術家，並不擅長於治國，貪圖享樂，可是卻能奉守祖宗國策，以此來治理國家，延綿國祚，不至於短命而亡。
雖然其他的朝代也有國策，但後代都並沒有好好遵守，或者說，該遵守的沒有遵守，不該遵守的卻偏要死腦筋的遵守，才引發了朝代的滅亡，不得不說，令人唏噓不已。
比如明太祖朱元璋，也製定了一係列的國策，還絞盡腦汁的專門寫出了一部《皇明祖訓》，用來約束後世子孫按照他的想法來治國。
可結果呢？
抱歉，並不如意，如果說宋朝的皇帝藝術家太多，那麽明代的皇帝就是奇葩太多了，各有各的想法，祖訓幾乎成了擺設。
像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朱元璋曾在皇宮內豎立一塊鐵牌，上書“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還特別定下了規矩“內宦不得識字”。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朱元璋有感於漢、唐的宦官專權而製定的祖訓。
可這套規矩在他死後也就建文朝堅持執行了四年，到燕王朱棣奪位後就基本被無視了。
因為朱棣在靖難之役中得到了包括南京皇宮中的裏裏外外眾多太監們的支持，相當一部分太監在朱棣的上位過程中立有大功，比如七下西洋的鄭和在靖難之役中就立有軍功。
所以從朱棣朝開始，太監就有極大的權勢了，可以出外監軍，還出現了像鄭和一樣的掌握著數萬水師縱橫南洋。
也是在朱棣時期，出現了東廠這樣的由太監掌管的特務機構，太監集團從此走向大明朝的政治舞台，太祖祖訓幾乎被無視。
當然，朱棣還算比較像朱元璋，精力旺盛，治國能力比較強，大事小事基本上都能自己解決，並沒有如何重用太監。
可到了他的孫子明宣宗開始，就不行了，皇帝沒那麽猛，已經無法獨立處理龐大的事務，除更多的依靠內閣處理政務外，還公然打破朱元璋製定的“內宦不得識字”的祖訓，在皇宮中設立“內書堂”，收容十歲以下小太監數百人，讓飽學的翰林院學士當這些小太監們的老師，教他們學習儒家經典，對太監進行文化教育。
等這些小太監們學成後就可以幫助皇帝處理政務，這就為太監幹政埋下了隱患啊。
至此，因為有皇帝的大力培養，此後明朝的太監大多都通文墨，曉古今，文化水平不是一般的高。
而明宣宗設立的“內書堂”也成為定製延續下來，直到明亡。
從此，朱家後代皇帝們為了不用事必躬親，輕易的就敲碎了朱元璋嚴厲禁止的太監不得幹政的祖訓，自己定了一套更方便的規則。
太監集團得到了皇權的支持並走上政治舞台後，可隨著朱家皇帝一個比一個怠政，太監們可謂是如魚得水，他們掌握著幫助皇帝批奏折的權力，掌握著京城內禦林軍的統轄權，還掌握著高於錦衣衛的特務機構。
因此終明一朝，太監的權力和對皇帝的影響力遠遠大於內閣輔臣，先後出現了王振、劉瑾、馮保、魏忠賢等一批能影響到天下大勢的權監，成為皇權的得力助手。
他們對於明朝政治局勢的影響深入到方方麵麵，而且大多是太監都禍國殃民，比如王振，劉瑾，魏忠賢等，權勢滔天，堪比皇帝，折騰的明朝差點老早就嗝屁。
對此，如果老朱泉下有知的話，不知道會不會起的從棺材板裏蹦出來，掐死這些不肖子孫。
而且，最奇葩的是，明朝皇帝對待太祖製定的祖訓，真的很奇葩，是該遵守的不遵守，不該遵守的卻偏要遵守。
比如折騰了明朝上百年的倭寇問題，就是朱元璋的祖訓折騰出來的，因為朱元璋同誌看不起商人，所以某一天突然腦袋一抽，嚴厲規定，從今以後‘片板不得下海’，由此明朝開始了長打兩百年的閉關鎖國，也就是海禁。
這麽久慘了，因為大家都知道，隻要有利潤存在的地方，就必然會有商人。
馬克思同誌更是說過，300%的利潤，已足以讓商人們鋌而走險，更何況是“利可十倍”。
像是與日本人的長期交往，讓許多沿海地區的富商大賈們都見識到了彼此貿易所能帶來的豐厚利潤。
所以不少沿海豪戶，都建造有巨型的船舶，進行著大規模的走私貿易，“法不能止”。
這些走私貿易存在的本身，其實是對明朝嚴厲的海禁政策與抑商政策的一種撥亂反正。
可大明朝的這種由朱元璋製定的國策，本身是違反了人性，違反了社會的常態的。
而且與富戶們的大規模走私相伴的，是明代中葉的政治腐敗，遍地貪官。
尤其是土地的兼並程度變得越來越嚴重，沿海許多苦於生計的貧民，因此也紛紛入海求生。
其中還包括一些宦途失意的士紳，以及窮困潦倒的秀才。
最後，這些勢力在非官方的潛規則的整合下，逐漸形成了規模龐大的武裝走私集團。
他們的前哨是沿海的富商大姓，富商大姓們替他們囤積、銷售貨物。
當市舶司還存在的時候，民間的私市可謂相當繁榮，走私的貨物也能夠很順利地運銷出去。
這些走私集團不會與那些“入貢”的日本人在銷售渠道上發生衝突。
可是，在市舶司被全部撤銷之後，“入貢”貿易的正常渠道完全被關閉，那些攜貨而來的日本人，隻好將自己所帶的貨物，賒賣給本地的商人。
走私集團的銷售渠道與日本“入貢”這的銷售渠道出現了嚴重的撞車。
貨物無法順利銷售出去，許多日本人開始轉向更便捷的生財之道：燒殺搶掠。
與日本人相似，中國的民間走私集團也日益陷人困境。《明實錄》當中有一段記載，可以充分說明這和問題。
當時的沿海民間走私集團中，最著名的首領是王直與徐海。
他們貨物交易的中轉站是餘姚的富戶謝氏，明朝撤銷市舶司之後，謝氏手裏的那些“倭貨”難於出手，隻好大量降價拋售，自然就欠下了王直等人許多貨款。
王直、徐海等人不斷逼索，而謝氏又根本無力償還，萬般無奈，於是謝氏竟恫嚇王直等人：“如再相逼，我將向官府告發你們。”
王直等人不甘心財貨兩空，就伺機報複。
他們糾集一群同夥，包括與其熟識的日本倭人，趁深夜衝人謝宅，燒殺搶掠人，將其家財一掃而空。
荒誕的是，地方官員聞訊之後，竟玩忽職守，懶得做任何調查，想當然地向上司報告說這是一起倭寇入侵。
先例一開，王直、徐海等人此後所到之處，也無不打著倭寇的旗號。
其實其集團內部，真正的倭寇寥寥無幾，這些“中國倭寇”的出現，讓沿海的海防形勢更加嚴峻和複雜，但政府卻仍然一律簡單地將他們全部當作日本的真倭寇處理。
於是後果越來越嚴重，到了萬曆年檢，倭寇以及成了明朝的大患，在東南沿海燒殺搶掠，肆無忌憚，如入無人之境，甚至都差點打到南京了。
的虧出了個戚繼光，辛辛苦苦的練兵，廢了幾大的人力物力，才將倭寇剿滅幹淨，當然，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被逼的生活不下去的大明子明。
由此可見，在古代的封建王朝裏，開國太祖們定下的國策還是極為重要的，能極大影響後世子孫的運程，老朱雖然治國能力強，但畢竟是苦出身，眼力見兒差點，所以製定的國策大多都很扯淡，並沒有什麽明顯的作用，反而害苦了後人。
比如他親自確立的接班人，建文帝，就是被他莫名其妙定下的國策給害死的。
與之相比，老趙就高上一籌了，製定的國策廢話不多，但都很有用，所以宋朝比明朝活的長，而且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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