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最後，北宋滅亡，建炎南渡，宋高宗趙構僥幸逃脫，建立南宋，一路南逃，留守東京汴梁的宗澤依舊上奏給他說。
“已修正禦街禦廊護道杈子，平整南薰門一帶禦路”，並一再籲請他還都抗金。
但膽小懦弱的趙構卻對此置若罔聞，決心偏安江南，改杭州為臨安府，名為臨時性行在，實為永久性都城，也在臨安城裏修起了大內與禦街，坐視開封禦街淪陷敵手。
順便插句題外話，據某些野史記載，宋高宗趙構之所以不負少年時的雄心壯誌，是因為在南逃的過程中，與女人在做羞羞的事情時，金人忽然追殺而至，嚇得直接陽痿了，喪失了生育能力。
所以才一直無後，失去了進取之心，早早的就傳位給了養子趙昚，也就是宋孝宗，自稱太上皇帝，開始安心享樂。
而比起汴梁來，南宋臨安的禦街就要更顯得更加的奢華與繁榮了。
因為南宋的皇城坐落在鳳凰山上，京城主體在大內北麵，故而出大內北正門和寧門是一條由南向北的禦街。
過朝天門，禦街向西略有個小轉折，隨即再折向北，過萬歲橋再折向西，直到景靈宮為止。
據《鹹淳臨安誌》記載，整條禦街長一萬三千五百餘尺，“舊鋪以石”，縱橫共用石板三萬五千三百多塊。
其中六部橋路口至太廟北這一路段，每遇大禮，都要特別整治。
到了鹹淳七年(1271)，禦街其他路段因“歲久弗治”，臨安知府潛說友主持大修工程，更換了將近二萬塊闕壞的路板，使“蹕道坦平，走轂結軫，若流水行地上”。
禦街上舉行的最隆重儀式，要算三年一次的明堂大典。
在車馬儀仗隊中，大象依舊是萬眾矚目的明星，走到太廟前，它仍會拜舞如儀，“其如鳴諾之勢”，“禦街觀者如堵”。
每逢這年，皇帝還要率百官前往景靈宮行恭謝之禮。
這時，除了皇帝不簪花，文武百官們與教坊儀仗隊按身份與等級，都要在帽沿上簪戴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朱翠花朵。
禮畢歸來時，絡繹不絕的恭謝隊伍遠望如錦，其壯觀景象正如薑夔的詩所說:
萬數簪花滿禦街，聖人先自景靈迴。
不知後麵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
而這時的禦街上，爭著一睹“天顏”的看客自然不會少，正如當時另一首詩描寫的那樣:
士庶重重間綺羅，霽光熏作小春和。
禦街兩行瞻天表，比似前迴人更多。
從和寧門到朝天門，禦街左側先後有六部、三省、玉牒所、太廟與五府等建築，右側則有惠民藥局與大佛寺等。
過了宰執辦公的五府，才略有少數的廂坊與店鋪，比較著名的有尹家文字鋪與朱家裱褙鋪。
而一過朝天門，禦街就進入了密集的商住區，綿延直到萬歲橋，各色各樣吃穿用玩的商鋪挨挨擠擠，一家連著一家。
其中有中和樓、和樂樓、和豐樓等著名酒樓，還有中瓦、右瓦那樣的遊藝場所。
據《貴耳錄》說，位於禦街中段的中瓦更是京城最大的娛樂中心，“士大夫必遊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在那裏一展身手。
《圖繪寶鑒》說到理宗朝有個叫李東的畫家，經常在禦街上出賣自己所畫的《村田樂》、《常酣圖》等作品，藝術水準雖不太高，“僅可娛俗眼”，卻也許是後來一般民眾所歡迎的風俗年畫的濫觴。
每天一聽到晨鍾，禦街上的吃食店就張羅開了早市的點心，六部前的丁香餛飩是遐邇聞名的小吃，其味“精細尤佳”。
和寧門朱紅杈子前的買賣也十分紅火，滿街滿市都是高檔菜蔬、時令水果和生猛海鮮，構成了這裏交易的最大特色。
南宋對禦街實行的是開放式管理，連大內正門前都允許設立早市，似乎比北宋更具市場化與人性化。
臨安禦街的路況雖然好於東京禦街，但街麵比較狹窄，商店住家又相當密集，磚木建築容易引發火災。
例如嘉泰四年(1204)，糧料院失火，很快蔓延到太廟南牆外。
太廟是社稷的象征，大臣韓侂胄指揮軍兵拚死撲火，才總算安然無恙。
但火舌已躥到正對禦街的和寧門外，焚毀了隔離閑雜人等的杈子門，連和寧門上的螭吻也著了火，幸虧救火員登梯用短斧擊落了螭吻，才未殃及城門。
這場火災，禦街南段的損失難以估量。
再例如紹定元年(1228)，禦街最繁華的商業區失火，使中瓦與數以千計的商住建築成為一片廢墟，當時有“錦城佳麗地，紅塵瓦礫場”的說法。
但不久，禦街就建起了新的中瓦與商鋪，迎來了新的商機。
包括東京汴梁也一樣，絕大多數建築都是磚木結構，在整個北宋時期共經曆了40多次特大火災，因此消防是當時朝野最關注的嚴峻問題。
當時汴梁城內的防火措施是非常嚴密，到處都設有一座望火樓，配備有專門觀測的火警。
樓下有被稱為“潛火兵”的軍隊駐守，專司消防。
而每逢中秋與元宵，滿禦街流動著喜氣洋洋的人潮，這也是街上商鋪大發利市的最佳時機。
據《武林舊事》說，一到中秋節，禦街店肆就陳列出諸如絨線、密煎、香料等貨物，向路人誇多說好，謂之“歇眼”。
所謂歇眼，大概就是留住顧客眼球的意思。入夜，禦街“燈燭華燦”，買賣“竟夕乃止”。劉辰翁有一首《憶江南》:
梧桐子，看到月西樓。
醋釅橙黃分蟹殼，麝香荷葉剝雞頭。人在禦街遊。
意思是在中秋的明月下，坐在禦街的食鋪上蘸著香醋和橙汁，品嚐大閘蟹，然後用清香的荷葉托著一捧菱芡，邊走邊剝著吃，寫出了普通人逛禦街的閑情逸致。
元宵節前後要過上五六天，比中秋節更長更熱鬧，禦街上的商販們推著用金屬鑲包的花盤架子車，花盤上簇插著鬧蛾、燈彩等應景貨品，歌叫喧闐，吆喝著買賣。
固定的攤主對夥計也往往“使之吟叫，倍酬其值”。薑夔有詩描寫元宵節禦街的商賣:
貴客鉤簾看禦街，帝中珍品一時來。
簾前花架無行路，不得金錢不肯迴。
甚至夜闌更深，還有人提著小燈在禦街上尋找遊人丟失的東西，當時謂之“掃街”。
據《武林舊事》說，這是北宋禦街的遺風，而居然“遺鈿墮珥，往往得之”。當然，偶爾也會有“雨打上元燈”之類煞風景的事，禦街上便是另一番光景，薑夔也有詩說:
正好嬉遊天作魔，翠裙無奈雨沾何。
禦街暗裏無燈火，處處但聞樓上歌。
在當時，逛禦街成為到過臨安的官宦士民的賞心樂事，就好似現在人們好幾年後還津津樂道當年遊天安門逛長安街一樣。
著名詩人楊萬裏退居家山以後，就曾戀戀不舍的吟詩道。
“聞說都人競出嬉，禦街簫鼓倍年時。”
此情不僅誠齋有，就是那位劉辰翁，也一往情深迴憶說。
“空迴首，禦街人買南京棗”;“雨枕鶯啼，露班燭散，禦街人賣花窠。”
在他們看來，禦街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而宋末詩人許棐則說“禦街車馬無行處，誰肯抽身覓退居”，
在這裏，禦街已經轉為滾滾紅塵與功名利祿的代名詞。
大約就在許棐麵對著禦街發出感慨以後不久，南宋滅亡。
六十年後，元代詞人薩都剌經過杭州，登上吳山，有詩雲。
“一代繁華如昨日，禦街燈火月紛紛。”
似乎仍能透過曆史的煙雲，從眼前的燈火，遠眺到南宋禦街的喧鬧與繁盛。
但不管怎麽說，兩宋一朝，禦街都及其繁榮，僅通過對禦街資料的查詢，就可以得知當時的百姓生活的十分富足，並不是吹噓。
雖然現在很多人老是貶低宋朝為弱宋，調侃為大慫，沒骨氣，但是，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它已經力所能及的做到所能做的最好了。
比如，宋朝能夠很好地處理與北邊遊牧民族國家的關係，雖然這種處理經常伴隨著賠款。
可這其實恰恰是宋朝政府聰明的地方，因為在處理與自己有地緣政治的國家關係的時候，一味的勇武和一味的退縮都是不可取的，必須要把握好一個度。
宋朝的這個度，就把握得比較好，就拿“澶淵之盟”來說，這次盟約雖然損失了一點兒錢，卻換來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其實是相當劃算的。
畢竟和龐大的戰爭成本相比，區區一點賠款成本，那簡直就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
再說了，要不損失這一點錢，和他們互市搞貿易的話，北方的遊牧民族也活不下去，他們肯定還要繼續南征，這樣戰爭會無休止的擴大下去，損失還會更大。
就比如之後的明朝，雖然很有骨氣，不和親不納貢的，可動則就幾十萬軍民遠征，真的好嗎？
勞民傷財不說，也並沒有根本性的解決問題，畢竟有明一朝，蒙元始終是大患，照樣被人家打到北京城來了，差點亡國，皇帝也被俘了。
而且最搞笑的是，大慫和大萌雖然都是亡於外族，但好在大慫還算是有骨氣的亡。
畢竟大慫偏安於一隅，兵力並不強盛，而且敵人也太過強大了，蒙元騎兵，上帝之鞭，都打到歐亞去了，周圍的國家都亡了，可大慫還在堅持，釣魚城戰至最後一兵一卒，還打死個蒙古大漢。
最後崖山之戰無力迴天，十萬軍民同少帝一起跳海殉國，又真的慫嗎？
畢竟冷兵器時代，蒙古騎兵無法戰勝這是誰也無法阻止的，屬於軍事上的碾壓，大慫不能，歐洲的中世紀騎兵也不能，所以才出現了橫跨歐亞的蒙元帝國。
可大萌呢，如此強大的一個國家，卻被區區清狗韃子給滅了，要知道當時不管是兵力，裝備，還是科技，可都是碾壓式的超越啊，都資本主義萌芽了，不得不說是戲劇性。
最後除了一個皇帝上吊表現了點骨氣外，其餘的大臣呢？頭皮太癢水太涼？
當然，這都是無意義之爭，隻能說是兩個國家選擇的國策不一樣，宋朝的國策就是和平發育，大哥別打我，給錢買平安。
所以不止和遼國，和西夏、金國，以及後來的蒙古，都一樣，都是采用這樣一種策略，我給你錢，你別打我。
這也很正常，用句今天的流行話語來說就是，能用錢解決的事，根本就不叫事。
更何況，北方的遊牧民族就真的那麽願意打仗，喜歡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生活嗎？
其實並不是，他們也願意和平，隻不過生存環境惡劣，需要的很多東西都無法自給自足，所以必須要通過其他手段獲取，戰爭隻是其中一種。
而如果有除戰爭以外的其他渠道獲取這些生存資源的話，他們也是不願意打仗的。
其次，宋朝對國內的文人士大夫很好，宋朝不殺文人，不殺上書言事者，提倡言論自由，給文人官員開很高的工資。
這樣不僅培養出了一大批傑出的大臣，而且讓文人士大夫從內心深處對宋朝皇帝感恩戴德。
可以看到，無論是北宋末年，還是南宋末年，宋朝文人士大夫為了保住趙家的血脈，可以說是生死不顧，嘔心瀝血。
最後甚至有十萬人陪著小皇帝跳海，而反觀大萌，經常搞株連九族，經常搞文字獄，給官員們開的工資也是史上最低的，這樣就完全寒了文人士大夫的心。
所以清朝都還沒打過來，光是李自成打過來的時候，那些官員們就都跑了，導致崇禎皇帝最後一個人孤零零地吊死在景山之上，身旁隻有一個太監陪著。
這還成了清軍入關的旗號，替崇禎報仇，堂堂大萌，最後混的如此淒慘，真是慘啊～
包括農民起義，不管是大慫還是大萌都有農民起義，不過不同的是，大慫的農民起義並不激烈，雖然大慫的農民起義很多，動不動就來個占山為王，此路是我開，此樹是我栽。
但前文很早就說過了，這些農民起義都沒有一個是成了大氣候的，因為要知道無論是大漢、大唐還是大明，最終可以說都是被農民起義給推翻的，而宋朝卻不是。
這是為什麽呢？
第一個原因就是宋朝的老百姓生活得並不是那麽苦，他們還有活下去的希望。
中國的農民不是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他們是絕對不會鋌而走險去拚命的。
而農民起義如果不拚命的話，那他們絕對不會取得成功。
第二是宋朝對待農民起義領袖，很少有斬盡殺絕的做法。
他們往往采用的方式都是招安，隻要軟化了農民起義領袖的意誌，農民起義自然就幹不下去了。
所以很多時候，宋朝的農民起義甚至成了當官的捷徑，不是真的造反，就是找個借口要官當。
第三是宋朝的科學文化比較發達，農民們很少迷信，國家在基礎教育方麵做足了功課，而農民起義要凝聚起來，除了因為他們實在活不下去外，還有一個就是要有邪教來控製靈魂。
比如漢朝的黃巾軍，天神下凡，天公將軍，明朝的明教白蓮教，清朝的太平軍等，都是例子。
可宋朝的那麽多農民起義，都沒有一個是被邪教控製的，農民起義者還比較理性，大家都知道那是封建迷信，當不得真，誰也不信
所以隻要最後朝廷招安了，封我個官當當，大家也就互相妥協了，和氣生財嘛，自然也就不會再鬧事兒了。
不像明朝，封建迷信層出不窮，太祖老人家自己就是搞這一套出生的，而且還摳門，李自成人家本來都想退兵的，隻要你封我個王當當，我就依然聽你的，不殺你，還幫你出關打清狗，可崇禎真的死腦筋，就是不肯，去上吊都不封王。
由此可見，大慫其實並不慫，隻能說比較機智，會做生意，懂得怎樣運用最合理以及成本最低的方法，解決問題，而不是一味的硬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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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修正禦街禦廊護道杈子，平整南薰門一帶禦路”，並一再籲請他還都抗金。
但膽小懦弱的趙構卻對此置若罔聞，決心偏安江南，改杭州為臨安府，名為臨時性行在，實為永久性都城，也在臨安城裏修起了大內與禦街，坐視開封禦街淪陷敵手。
順便插句題外話，據某些野史記載，宋高宗趙構之所以不負少年時的雄心壯誌，是因為在南逃的過程中，與女人在做羞羞的事情時，金人忽然追殺而至，嚇得直接陽痿了，喪失了生育能力。
所以才一直無後，失去了進取之心，早早的就傳位給了養子趙昚，也就是宋孝宗，自稱太上皇帝，開始安心享樂。
而比起汴梁來，南宋臨安的禦街就要更顯得更加的奢華與繁榮了。
因為南宋的皇城坐落在鳳凰山上，京城主體在大內北麵，故而出大內北正門和寧門是一條由南向北的禦街。
過朝天門，禦街向西略有個小轉折，隨即再折向北，過萬歲橋再折向西，直到景靈宮為止。
據《鹹淳臨安誌》記載，整條禦街長一萬三千五百餘尺，“舊鋪以石”，縱橫共用石板三萬五千三百多塊。
其中六部橋路口至太廟北這一路段，每遇大禮，都要特別整治。
到了鹹淳七年(1271)，禦街其他路段因“歲久弗治”，臨安知府潛說友主持大修工程，更換了將近二萬塊闕壞的路板，使“蹕道坦平，走轂結軫，若流水行地上”。
禦街上舉行的最隆重儀式，要算三年一次的明堂大典。
在車馬儀仗隊中，大象依舊是萬眾矚目的明星，走到太廟前，它仍會拜舞如儀，“其如鳴諾之勢”，“禦街觀者如堵”。
每逢這年，皇帝還要率百官前往景靈宮行恭謝之禮。
這時，除了皇帝不簪花，文武百官們與教坊儀仗隊按身份與等級，都要在帽沿上簪戴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朱翠花朵。
禮畢歸來時，絡繹不絕的恭謝隊伍遠望如錦，其壯觀景象正如薑夔的詩所說:
萬數簪花滿禦街，聖人先自景靈迴。
不知後麵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
而這時的禦街上，爭著一睹“天顏”的看客自然不會少，正如當時另一首詩描寫的那樣:
士庶重重間綺羅，霽光熏作小春和。
禦街兩行瞻天表，比似前迴人更多。
從和寧門到朝天門，禦街左側先後有六部、三省、玉牒所、太廟與五府等建築，右側則有惠民藥局與大佛寺等。
過了宰執辦公的五府，才略有少數的廂坊與店鋪，比較著名的有尹家文字鋪與朱家裱褙鋪。
而一過朝天門，禦街就進入了密集的商住區，綿延直到萬歲橋，各色各樣吃穿用玩的商鋪挨挨擠擠，一家連著一家。
其中有中和樓、和樂樓、和豐樓等著名酒樓，還有中瓦、右瓦那樣的遊藝場所。
據《貴耳錄》說，位於禦街中段的中瓦更是京城最大的娛樂中心，“士大夫必遊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在那裏一展身手。
《圖繪寶鑒》說到理宗朝有個叫李東的畫家，經常在禦街上出賣自己所畫的《村田樂》、《常酣圖》等作品，藝術水準雖不太高，“僅可娛俗眼”，卻也許是後來一般民眾所歡迎的風俗年畫的濫觴。
每天一聽到晨鍾，禦街上的吃食店就張羅開了早市的點心，六部前的丁香餛飩是遐邇聞名的小吃，其味“精細尤佳”。
和寧門朱紅杈子前的買賣也十分紅火，滿街滿市都是高檔菜蔬、時令水果和生猛海鮮，構成了這裏交易的最大特色。
南宋對禦街實行的是開放式管理，連大內正門前都允許設立早市，似乎比北宋更具市場化與人性化。
臨安禦街的路況雖然好於東京禦街，但街麵比較狹窄，商店住家又相當密集，磚木建築容易引發火災。
例如嘉泰四年(1204)，糧料院失火，很快蔓延到太廟南牆外。
太廟是社稷的象征，大臣韓侂胄指揮軍兵拚死撲火，才總算安然無恙。
但火舌已躥到正對禦街的和寧門外，焚毀了隔離閑雜人等的杈子門，連和寧門上的螭吻也著了火，幸虧救火員登梯用短斧擊落了螭吻，才未殃及城門。
這場火災，禦街南段的損失難以估量。
再例如紹定元年(1228)，禦街最繁華的商業區失火，使中瓦與數以千計的商住建築成為一片廢墟，當時有“錦城佳麗地，紅塵瓦礫場”的說法。
但不久，禦街就建起了新的中瓦與商鋪，迎來了新的商機。
包括東京汴梁也一樣，絕大多數建築都是磚木結構，在整個北宋時期共經曆了40多次特大火災，因此消防是當時朝野最關注的嚴峻問題。
當時汴梁城內的防火措施是非常嚴密，到處都設有一座望火樓，配備有專門觀測的火警。
樓下有被稱為“潛火兵”的軍隊駐守，專司消防。
而每逢中秋與元宵，滿禦街流動著喜氣洋洋的人潮，這也是街上商鋪大發利市的最佳時機。
據《武林舊事》說，一到中秋節，禦街店肆就陳列出諸如絨線、密煎、香料等貨物，向路人誇多說好，謂之“歇眼”。
所謂歇眼，大概就是留住顧客眼球的意思。入夜，禦街“燈燭華燦”，買賣“竟夕乃止”。劉辰翁有一首《憶江南》:
梧桐子，看到月西樓。
醋釅橙黃分蟹殼，麝香荷葉剝雞頭。人在禦街遊。
意思是在中秋的明月下，坐在禦街的食鋪上蘸著香醋和橙汁，品嚐大閘蟹，然後用清香的荷葉托著一捧菱芡，邊走邊剝著吃，寫出了普通人逛禦街的閑情逸致。
元宵節前後要過上五六天，比中秋節更長更熱鬧，禦街上的商販們推著用金屬鑲包的花盤架子車，花盤上簇插著鬧蛾、燈彩等應景貨品，歌叫喧闐，吆喝著買賣。
固定的攤主對夥計也往往“使之吟叫，倍酬其值”。薑夔有詩描寫元宵節禦街的商賣:
貴客鉤簾看禦街，帝中珍品一時來。
簾前花架無行路，不得金錢不肯迴。
甚至夜闌更深，還有人提著小燈在禦街上尋找遊人丟失的東西，當時謂之“掃街”。
據《武林舊事》說，這是北宋禦街的遺風，而居然“遺鈿墮珥，往往得之”。當然，偶爾也會有“雨打上元燈”之類煞風景的事，禦街上便是另一番光景，薑夔也有詩說:
正好嬉遊天作魔，翠裙無奈雨沾何。
禦街暗裏無燈火，處處但聞樓上歌。
在當時，逛禦街成為到過臨安的官宦士民的賞心樂事，就好似現在人們好幾年後還津津樂道當年遊天安門逛長安街一樣。
著名詩人楊萬裏退居家山以後，就曾戀戀不舍的吟詩道。
“聞說都人競出嬉，禦街簫鼓倍年時。”
此情不僅誠齋有，就是那位劉辰翁，也一往情深迴憶說。
“空迴首，禦街人買南京棗”;“雨枕鶯啼，露班燭散，禦街人賣花窠。”
在他們看來，禦街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而宋末詩人許棐則說“禦街車馬無行處，誰肯抽身覓退居”，
在這裏，禦街已經轉為滾滾紅塵與功名利祿的代名詞。
大約就在許棐麵對著禦街發出感慨以後不久，南宋滅亡。
六十年後，元代詞人薩都剌經過杭州，登上吳山，有詩雲。
“一代繁華如昨日，禦街燈火月紛紛。”
似乎仍能透過曆史的煙雲，從眼前的燈火，遠眺到南宋禦街的喧鬧與繁盛。
但不管怎麽說，兩宋一朝，禦街都及其繁榮，僅通過對禦街資料的查詢，就可以得知當時的百姓生活的十分富足，並不是吹噓。
雖然現在很多人老是貶低宋朝為弱宋，調侃為大慫，沒骨氣，但是，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它已經力所能及的做到所能做的最好了。
比如，宋朝能夠很好地處理與北邊遊牧民族國家的關係，雖然這種處理經常伴隨著賠款。
可這其實恰恰是宋朝政府聰明的地方，因為在處理與自己有地緣政治的國家關係的時候，一味的勇武和一味的退縮都是不可取的，必須要把握好一個度。
宋朝的這個度，就把握得比較好，就拿“澶淵之盟”來說，這次盟約雖然損失了一點兒錢，卻換來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其實是相當劃算的。
畢竟和龐大的戰爭成本相比，區區一點賠款成本，那簡直就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
再說了，要不損失這一點錢，和他們互市搞貿易的話，北方的遊牧民族也活不下去，他們肯定還要繼續南征，這樣戰爭會無休止的擴大下去，損失還會更大。
就比如之後的明朝，雖然很有骨氣，不和親不納貢的，可動則就幾十萬軍民遠征，真的好嗎？
勞民傷財不說，也並沒有根本性的解決問題，畢竟有明一朝，蒙元始終是大患，照樣被人家打到北京城來了，差點亡國，皇帝也被俘了。
而且最搞笑的是，大慫和大萌雖然都是亡於外族，但好在大慫還算是有骨氣的亡。
畢竟大慫偏安於一隅，兵力並不強盛，而且敵人也太過強大了，蒙元騎兵，上帝之鞭，都打到歐亞去了，周圍的國家都亡了，可大慫還在堅持，釣魚城戰至最後一兵一卒，還打死個蒙古大漢。
最後崖山之戰無力迴天，十萬軍民同少帝一起跳海殉國，又真的慫嗎？
畢竟冷兵器時代，蒙古騎兵無法戰勝這是誰也無法阻止的，屬於軍事上的碾壓，大慫不能，歐洲的中世紀騎兵也不能，所以才出現了橫跨歐亞的蒙元帝國。
可大萌呢，如此強大的一個國家，卻被區區清狗韃子給滅了，要知道當時不管是兵力，裝備，還是科技，可都是碾壓式的超越啊，都資本主義萌芽了，不得不說是戲劇性。
最後除了一個皇帝上吊表現了點骨氣外，其餘的大臣呢？頭皮太癢水太涼？
當然，這都是無意義之爭，隻能說是兩個國家選擇的國策不一樣，宋朝的國策就是和平發育，大哥別打我，給錢買平安。
所以不止和遼國，和西夏、金國，以及後來的蒙古，都一樣，都是采用這樣一種策略，我給你錢，你別打我。
這也很正常，用句今天的流行話語來說就是，能用錢解決的事，根本就不叫事。
更何況，北方的遊牧民族就真的那麽願意打仗，喜歡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生活嗎？
其實並不是，他們也願意和平，隻不過生存環境惡劣，需要的很多東西都無法自給自足，所以必須要通過其他手段獲取，戰爭隻是其中一種。
而如果有除戰爭以外的其他渠道獲取這些生存資源的話，他們也是不願意打仗的。
其次，宋朝對國內的文人士大夫很好，宋朝不殺文人，不殺上書言事者，提倡言論自由，給文人官員開很高的工資。
這樣不僅培養出了一大批傑出的大臣，而且讓文人士大夫從內心深處對宋朝皇帝感恩戴德。
可以看到，無論是北宋末年，還是南宋末年，宋朝文人士大夫為了保住趙家的血脈，可以說是生死不顧，嘔心瀝血。
最後甚至有十萬人陪著小皇帝跳海，而反觀大萌，經常搞株連九族，經常搞文字獄，給官員們開的工資也是史上最低的，這樣就完全寒了文人士大夫的心。
所以清朝都還沒打過來，光是李自成打過來的時候，那些官員們就都跑了，導致崇禎皇帝最後一個人孤零零地吊死在景山之上，身旁隻有一個太監陪著。
這還成了清軍入關的旗號，替崇禎報仇，堂堂大萌，最後混的如此淒慘，真是慘啊～
包括農民起義，不管是大慫還是大萌都有農民起義，不過不同的是，大慫的農民起義並不激烈，雖然大慫的農民起義很多，動不動就來個占山為王，此路是我開，此樹是我栽。
但前文很早就說過了，這些農民起義都沒有一個是成了大氣候的，因為要知道無論是大漢、大唐還是大明，最終可以說都是被農民起義給推翻的，而宋朝卻不是。
這是為什麽呢？
第一個原因就是宋朝的老百姓生活得並不是那麽苦，他們還有活下去的希望。
中國的農民不是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他們是絕對不會鋌而走險去拚命的。
而農民起義如果不拚命的話，那他們絕對不會取得成功。
第二是宋朝對待農民起義領袖，很少有斬盡殺絕的做法。
他們往往采用的方式都是招安，隻要軟化了農民起義領袖的意誌，農民起義自然就幹不下去了。
所以很多時候，宋朝的農民起義甚至成了當官的捷徑，不是真的造反，就是找個借口要官當。
第三是宋朝的科學文化比較發達，農民們很少迷信，國家在基礎教育方麵做足了功課，而農民起義要凝聚起來，除了因為他們實在活不下去外，還有一個就是要有邪教來控製靈魂。
比如漢朝的黃巾軍，天神下凡，天公將軍，明朝的明教白蓮教，清朝的太平軍等，都是例子。
可宋朝的那麽多農民起義，都沒有一個是被邪教控製的，農民起義者還比較理性，大家都知道那是封建迷信，當不得真，誰也不信
所以隻要最後朝廷招安了，封我個官當當，大家也就互相妥協了，和氣生財嘛，自然也就不會再鬧事兒了。
不像明朝，封建迷信層出不窮，太祖老人家自己就是搞這一套出生的，而且還摳門，李自成人家本來都想退兵的，隻要你封我個王當當，我就依然聽你的，不殺你，還幫你出關打清狗，可崇禎真的死腦筋，就是不肯，去上吊都不封王。
由此可見，大慫其實並不慫，隻能說比較機智，會做生意，懂得怎樣運用最合理以及成本最低的方法，解決問題，而不是一味的硬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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