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宋朝皇帝雖然在治國方麵有些無能,但是,在體恤百姓方麵,還是挺值得稱道的,並沒有什麽十足的惡政,不是靠搜刮民脂民膏橫征暴斂掙錢,而是靠經商致富。


    這也是為什麽說宋朝的百姓生活的要比其他朝代都要好的原因之一。


    就比如,雖然坐擁了巨額財富的,是古代封建王朝裏最富有的,經濟總量幾乎占據了世界經濟總量的六成,可大宋朝的宮室卻是曆朝曆代中格局最小,最“簡陋”的。


    既不如漢唐時長安宮城的恢弘,也不及明清時紫禁城規模之宏大,小到甚至站在城中“豐樂樓”上,就能俯瞰整個皇宮內院,而且就連宮外酒肆作樂,皇宮內都能聽得到,可見小到了什麽程度。


    當然,之所以皇宮這麽小也是有原因的。


    因為汴梁城的皇宮是以唐朝節度使的府邸改建而成的,是後梁皇帝朱溫稱帝後,將自己的節度使府改成的皇宮,並沒有專門修建。


    包括以後的後晉、後漢、後周,都沿用後梁的皇宮,到北宋建立後,太祖皇帝趙匡胤依然是使用這座宮殿,也沒有另行修建,隻不過是稍微進行了一些擴建。


    例如在“建隆三年,廣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皇居始壯麗矣”。


    雖然說“壯麗”,但皇城的有周長也不過五裏,而要知道北京故宮的周長可是足有18裏,那才是真正的繁華。


    到了雍熙二年,楚王趙元佐(趙光義長子)縱火焚宮,太宗皇帝趙光義這才下定決定擴建皇宮。


    趙光義是派殿前都指揮使劉延翰等人“經度之”,全權負責這件事。


    可是當時汴梁城並沒有經過細致的規劃,因此在皇宮周圍有不少茶肆酒樓,以及大量普通百姓的民居,想要擴建皇宮必須要拆掉這些房子。


    於是趙光義派官員征詢這些百姓的意見,結果“居民多不欲徙”,也就是不願意搬遷。


    這要是放到現在的話,是很容易搞定的,但趙光義卻就此下詔停止了擴建計劃。


    對於這件事,趙光義下詔解釋道:“內城褊隘,誠合開展。拆動居人,朕又不忍。”


    趙光義的這種理念深刻影響了整個北宋王朝,所以即使那個昏君宋徽宗在位期間,也不敢隨意拆遷民居,甚至給自己的兒子、女兒修建府邸也不敢占用民居,“將來繕修諸王外第與帝姬下嫁,並不得起移居民”。


    即使靖康之變後,南宋建立,臨安成為了臨時國都,也是如此。


    要知道臨安城的皇宮比汴梁城的更為狹小,以至於皇帝走的陛階都隻有區區一級,別說簡陋了,堪稱寒酸。


    到了1131年,大臣提議擴修皇城,可是不湊巧,剛好有幾座寺廟在皇城邊上,於是宋高宗隻能製止。


    要知道在皇權至上的封建年代,趙宋官家尚能如此,的確是很不容易的,真的算是十分仁慈了


    當然,也不光是仁慈,也與當時的製度和社會環境有巨大關係。


    其一就是,宋朝承認財產私有,所以即使是皇城周邊的房屋也是屬於百姓個人所有的,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前行掠奪,不存在什麽強製拆遷。


    二是因為拆百姓房屋,並不是下一道聖旨就行,而是需要給補償,並且補償款還很高的,花費甚巨。


    舉個例子,到了1083年,汴梁城為修整街道,需要將城牆三十步範圍內的民房全部拆除。


    而當時參考市價給出的補償款是每戶170貫,約等於130900錢,以等價購買力換算成人民幣的話,大約是10多萬元,這筆錢足以在汴梁城下轄的州縣內買一套大宅了。


    這還僅僅是偏僻地方的補償價格,如果是皇城周圍這樣的繁華地段,補償款會更高。


    不僅如此,即使是沒有產權的租住戶也需要給補償,而補償標準是每戶5貫(約等於3850錢)。


    所以,即便皇帝想要強行擴修宮室,僅支付給周圍百姓的補償款這一項就是十分巨大的一筆開支,不得不有所節製。


    這也是導致了宋王朝的皇宮成為了曆朝曆代中最為簡陋的。


    好了,閑話休提,說到皇宮,李小魚他們還真的想去看看,於是繼續往前走去,而再往前走,就是禦街了。


    在《水滸》第七十二迴寫宋江上東京看燈時,就提到過汴梁城的禦街。


    “當下柴進、燕青兩個入得城來,行到禦街上,往來觀玩,轉過東華門外,見往來錦衣花帽之人,紛紛濟濟。”


    而後宋江四人,“轉過禦街,見兩行都是煙月牌”,便來到其中的李師師家。


    由於宋徽宗經常大駕光臨,從禦街到李師師家的那段岔路,竟也喚做“小禦街”,小說繼續寫道。


    “出得李師師門來,穿出小禦街,徑投天漢橋來看鼇山,正打樊樓前過,聽得樓上笙簧聒耳,鼓樂喧天。”


    《水滸》對於汴梁城禦街的描寫點到為止,真的是有點吊人胃口,所以,作者菌在這裏有必要略加補充。


    顧名思義,禦街就是皇城裏專供皇帝出巡用的主幹道,宋代以前的都城也都有這種禦街。


    據《水經注》裏說,那位才高八鬥的曹植,就因擅“行禦道”而“見薄”於曹操,在與曹丕的爭寵中大失其分的。


    由此可見,那時的禦街決不是一般人所能隨意行走的。


    另據《建康實錄》記載說,侯景之亂尚未攻入建康(今南京)時,都城禦街上已是“人更相劫掠,不複通行”。


    於是侯景引玄武湖水倒灌建康的台城,“闕前禦街,並為洪波”,梁武帝也隻能束手待斃了。


    而此時北宋東京也就是汴梁城的禦街,李小魚他們是看到,也就是出宮城(即大內)正南的宣德門筆直向南,經州橋(即天漢橋),過裏城正南的朱雀門,到外城正南的南薰門為止的那段主幹道。


    當時的學者劉敞有詩贈友人說:“君居禦街東,我居禦街西,如何百步間,十日不相從。”


    似乎禦街隻有百來步寬,但實際上,李小魚他們是看到,禦街闊約二百餘步,所以劉敞所說隻是寫詩時的約數,當不得真。


    繼續向前走去,出宣德門向南,直到州橋,李小魚他們是看到,禦銜兩邊都是景靈東西宮、大晟府、太常寺和相國寺等重要建築。


    僅有的幾幢第宅,不是大臣,就是貴族所有。


    而早在開國之初,太祖皇帝趙匡胤就曾為大將郭進在禦街之東建造甲第,作為對他捍禦契丹十餘年的酬報。


    而據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每天一大清早,這一路段的禦街上,趁著早市賣飲食與湯藥的小販,“吟叫百端”,交織成一片叫賣聲。


    他們大感新奇之下,繼續往前走,過了州橋向南,兩邊就都是鱗次櫛比的店鋪與住家,例如街東的車家炭鋪、張家酒店,其次則有王樓山洞的梅花包子、李家香鋪、曹婆婆的肉餅鋪和李四分茶。


    又過裏城從朱雀門到外城南薰門,是禦街的南段。


    南薰門裏的話,他們又看到,禦街的西側有一座頗為雄偉的五嶽觀,因為南薰門正對大內,所以規定一般士民的殯葬車輛不得從這一城門出入。


    不過成為鮮明對比的是,前文已經說過了,汴梁城裏每天要屠宰的上萬頭豬卻都又必須由此入城。


    據孟元老迴憶,每天向晚,萬餘頭的豬群,浩浩蕩蕩通過南薰門,倒也規行矩步,“無有亂行者”,成為禦街上別具一格的風景。


    而禦街兩邊都是禦廊,原來是允許市民商販在其中做買賣的,王安石變法時,市易司也利用特權,搶先占據上好市口,在禦街東廊下用杈子攔出數十間鋪位,“差官監賣果實,分取牙利”。


    不過自政和以後,開封府便派人在廊下安放黑漆杈子,禦街中心又放上兩排朱漆杈子,不讓人馬在禦街中心來往,行人隻能在廊下杈子外行走。


    杈子裏用磚石砌出兩道禦溝,宣和年間,其中盡植蓮花,兩側種上桃李杏梨,春夏之際,雜花相間,望去宛如錦繡。


    不過此時,還是允許百姓商販做生意的,包括到了後來,禦街還是偶爾開放的,特別是新年期間,即便是政和以後,禦街還是向民眾開放的。


    如據《東京夢華錄》記載,每年冬至以後到元宵節結束,宣德門前禦街上就搭起山棚,上麵鑲嵌著大觀、宣和之類碩大的金字年號,年號之後便是“與民同樂萬壽彩山”八個大字。


    山棚下用刺棘圈出一個露天演藝場,以控製遊人的進入,故而叫做棘盆。


    入夜,棘盆照耀得如同白晝,演出也不中斷,這一期間,禦街兩側的廊下,“奇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裏”。


    就是宋徽宗也會趁興出宣德門,真的來個“與民同樂”。


    有兩首詞寫出了元宵禦街上這種狂歡的景象:


    “奏舜樂,進堯杯,傳宣車馬上天街。君王喜與民同樂,八麵三唿震地來。”


    “宮漏永,禦街長,華燈偏共月爭光。樂聲都在人聲裏,五夜車塵馬足香。”


    除了新年前後的個把月,一些重要的皇家活動也在禦街上進行。據《宋史·禮誌》記載,舉行賜酺之典時,開封府各縣與在京諸軍的樂人,都在朱雀門到宣德門的禦街上列隊張樂,還“作山車、旱船,往來禦道”。


    這時“觀者溢道,縱士庶遊觀”,禦道兩側的廊下,則“百貨駢布,競以彩幄鏤版為飾”。


    而每逢大禮之年,七頭大象加入進車馬儀仗隊,在宣德門至南薰門之間的禦街上走個來迴。


    走到宣德門樓前時,七頭大象還要團轉行步,向北舞拜,表示祝賀。


    每到這時,禦街上“遊人嬉集,觀者如織”。


    特別是到了以後皇帝的生日,親王宗室與宰執百官到大內上壽完畢後,參加儀式的女童隊出皇城,等候在外的少年豪俊還會爭先恐後地送上果品飲食,然後帶著心儀的姑娘,讓她戴上花冠,或作男子裝束,騎上駿馬,“自禦街馳驟,競逞華麗,觀者如堵”,那感覺可真叫爽!


    當然,在這風光旖旎的禦街上,也會發生些香豔的情事。


    據《玉芝堂談薈》記載,宋祁有一次在禦街上行走時,恰好遇上大內宮嬪的車子經過,簾後有人驚喜地脫口道:“咦,這不是小宋嗎?”


    宋祁迴去感慨地作了一首《鷓鴣天》。


    “畫轂雕鞍狹路逢,一聲腸斷繡簾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金作屋,玉為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


    這首詞不久就傳入宮廷,仁宗打聽清楚誰叫的小宋,就特地召來了宋祁,笑著對他說:“蓬山不遠。”,然後就把那個宮女賜給了他,不虧仁德之名。


    到了宣和年間,東京禦街的豪奢繁華也到達了烈火烹油的頂峰。


    因為《水滸》裏的宋江也是在宣和元年左右上東京禦街鬧元宵的。


    然而可惜的啊,僅七八年後,因金軍南下,禦街陡然從繁榮巔峰跌落入了悲涼的穀底,正如王庭珪詩雲:


    “旄頭彗天天狗墮,一日中原作奇禍。金竿突繞都城光,鐵馬橫嘶禦街過。”


    到了更之後的靖康二年正月初十,宋欽宗赴金營乞和,遭到扣押,按往常慣例,這正是皇帝在禦街上與民同樂的日子。


    於是,從宣德門到南薰門的禦街上,僧道做起了“迎聖”道場,父老百姓捧著香爐,冒著大雪,在南薰門前禦街上跪拜哭泣了十餘日,希望能感動金帥,放欽宗迴來。


    據載當時,“雨雪大凍,餓死者無數”,然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三朝北盟會編》記載說,禦街近南一帶,士大夫妻子失蹤的,也不可勝計。


    不久,金兵強行撤毀了禦街上的道場,另立張邦昌做傀儡皇帝,部分冊立儀式也在禦街上舉行。


    張邦昌步至宣德門外禦街,在預設的褥位上北向金國拜舞,跪受冊寶。


    有衛士諷刺說:“平時在這裏看伶人演雜劇扮假官人,想不到今天張太宰卻裝假官家。”


    諷刺至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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