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黨的秘密戰線後，袁殊起初仍以《文藝新聞》社長身份活躍在社會上。1932年6月《文藝新聞》停刊後，袁殊利用自已先前的影響和關係進入與國民黨有關的新聞事業圈子，以記者職業作掩護，一步步深入到敵人的中上層社會。他首先按照王子春指示打入了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在上海市社會局長、中統頭子吳醒亞手下的一個特工小組任職。由於“工作出色”取得吳醒亞的信任於1933年春進入吳醒亞、潘公展領導的法西斯反共秘密團體“幹社”，擔任了“幹社”情報組長，為我黨和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獲取了不少有價值的情報。
與此同時，袁殊還利用自身優勢，團結了一批新聞工作者為黨的事業而工作。他運用吳醒亞關係，陸續成為《新聲通訊社》記者、《華美晚報》記者、並主辦外文編譯社、中國聯合新聞社、上海編譯社及《雜誌》半月刊等，還擔任了上海記者公會執行委員等。他與惲逸群等舉辦的“記者座談會”與範長江等發起組織的“中國青年記者協會”在當時均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情報工作性質決定了它所具有的危險性。在隱敝戰線上，盡管袁殊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憑借自已的機智和勇敢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風險，但由於叛徒的出賣，在三十年代上海那樁“怪西人案”中，他還是沒能逃脫出國民黨軍統特務的逮捕。
1935年春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代局長威特曼（waltom）派手下翻譯去看望住在上海東亞飯店的國民黨駐武漢行營二處專員地下黨員劉思慕之妻兒，為埋伏的軍統特務所捕，這個翻譯經不起特工嚴刑拷打將威特曼供了出來。威特曼因此被捕，但他在審訊中什麽也不承認，甚至連國籍姓名職務都不講。一無所獲的軍統特工在威特曼筆記本中發現了袁殊的名字及電話號碼。軍統特工於是誘捕了威特曼與袁殊聯係的秘密交通員，由於交通員的叛賣指認，袁殊被軍統特務逮捕。在審訊中，袁殊除了稱自已參加‘中統’的內情外其餘一概不說。由於從兩人口中沒有得到什麽在他們看來有價值的東西，國民黨便通過法院判了威特曼二十年有期徒刑，袁殊也被判了兩年零六個月。這就是當年轟動一時的“怪西人案”。袁殊先在南京模範監獄服刑，後又被轉入湖北反省院，後通過其父袁曉園的關係，經過疏通，八個月後被保釋出來。
袁殊出獄後，馮雪峰代表組織決定派他去日本，並告訴他如果中日關係發生重大變化就立即迴國。袁殊於是在妻子馬景星陪同下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學曆史係讀清水泰次教授的研究生，有時也向避難在那裏的郭沫若學甲骨文。
1937年4月，鑒於中日關係日趨緊張，日本排華事件不斷發生，組織上考慮到袁殊的安全，決定讓他立即迴國。袁殊迴到上海後，在夏衍領導主持下的《時事新聞社》編輯發行有關日本問題的小冊子。一個月後，潘漢年根據組織決定找到袁殊要他繼續從事黨的情報工作，並想方設法重新打入敵人內部。
正當袁殊為此而費神時，不曾想軍統特務頭子戴笠親自到他的住處來找他了。原來袁殊在中統的“出色表現”引起了戴笠的注意，尤其是當他得知袁殊剛從日本留學迴來後，便打算拉袁殊加入軍統，以便利用他來溝通軍統與日本人的關係。袁殊立即將這一情況向潘漢年作了匯報，潘漢年當即予以批準。於是，袁殊搖身一變又成了軍統上海區國際情報組主要成員，不久便因“工作出色”升任情報組組長、第三站站長。
就在袁殊打進中統和軍統後不久，鑒於國共合作局麵的開始形成以及中日戰爭的日趨臨近。根據黨的指示，袁殊的工作重心也轉向了獲取日本人的情報上。他又利用中統和軍統兩個特務組織的關係設法結識了日本駐上海特工人員岩井英一，並很快取得了岩井英一的信任，與之建立了情報交換關係，隨後他又通過岩井認識了後來成為汪偽政權高級顧問的日本軍部軍官影佐禎昭。全麵抗戰爆發後，袁殊通過這條線取得了許多關於日本方麵的重要情報。
1939年，袁殊遵照潘漢年指示，利用軍統力量，組織抗日工人挖掘地道，安裝炸藥，準備摧毀汪偽上海76號魔窟時，因為秘密投靠汪偽的軍統上海區區長王天木出賣又一次被捕，並被關押在76號魔窟。令袁殊不曾想到的是，在如何處理自已時，汪偽特務頭子之間發生了意見分歧。76號魔窟特工頭子丁默村主張殺掉袁殊，而另一特務頭子李士群因與袁殊在中統“幹社”共過事，知道他是個日本通，認為此人有“可用之處”，主張刀下留人。兩人爭執不下，最後隻好上報汪偽政權二號人物周佛海，周佛海采納了李士群的意見決定不予處決。
袁殊被捕後，潘漢年心裏十分著急，他立即找到袁殊妻子馬景星，要她趕快與當時已升任日駐滬總領事館副總領事的岩井英一聯係。岩井英一聞迅後立即帶了兩個助手來到76號魔窟，向丁默村和李士群要人，丁默村和李士群那裏敢得罪這個日本太上皇，隻得扮起笑臉將袁殊放了。
與此同時，袁殊還利用自身優勢，團結了一批新聞工作者為黨的事業而工作。他運用吳醒亞關係，陸續成為《新聲通訊社》記者、《華美晚報》記者、並主辦外文編譯社、中國聯合新聞社、上海編譯社及《雜誌》半月刊等，還擔任了上海記者公會執行委員等。他與惲逸群等舉辦的“記者座談會”與範長江等發起組織的“中國青年記者協會”在當時均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情報工作性質決定了它所具有的危險性。在隱敝戰線上，盡管袁殊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憑借自已的機智和勇敢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風險，但由於叛徒的出賣，在三十年代上海那樁“怪西人案”中，他還是沒能逃脫出國民黨軍統特務的逮捕。
1935年春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代局長威特曼（waltom）派手下翻譯去看望住在上海東亞飯店的國民黨駐武漢行營二處專員地下黨員劉思慕之妻兒，為埋伏的軍統特務所捕，這個翻譯經不起特工嚴刑拷打將威特曼供了出來。威特曼因此被捕，但他在審訊中什麽也不承認，甚至連國籍姓名職務都不講。一無所獲的軍統特工在威特曼筆記本中發現了袁殊的名字及電話號碼。軍統特工於是誘捕了威特曼與袁殊聯係的秘密交通員，由於交通員的叛賣指認，袁殊被軍統特務逮捕。在審訊中，袁殊除了稱自已參加‘中統’的內情外其餘一概不說。由於從兩人口中沒有得到什麽在他們看來有價值的東西，國民黨便通過法院判了威特曼二十年有期徒刑，袁殊也被判了兩年零六個月。這就是當年轟動一時的“怪西人案”。袁殊先在南京模範監獄服刑，後又被轉入湖北反省院，後通過其父袁曉園的關係，經過疏通，八個月後被保釋出來。
袁殊出獄後，馮雪峰代表組織決定派他去日本，並告訴他如果中日關係發生重大變化就立即迴國。袁殊於是在妻子馬景星陪同下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學曆史係讀清水泰次教授的研究生，有時也向避難在那裏的郭沫若學甲骨文。
1937年4月，鑒於中日關係日趨緊張，日本排華事件不斷發生，組織上考慮到袁殊的安全，決定讓他立即迴國。袁殊迴到上海後，在夏衍領導主持下的《時事新聞社》編輯發行有關日本問題的小冊子。一個月後，潘漢年根據組織決定找到袁殊要他繼續從事黨的情報工作，並想方設法重新打入敵人內部。
正當袁殊為此而費神時，不曾想軍統特務頭子戴笠親自到他的住處來找他了。原來袁殊在中統的“出色表現”引起了戴笠的注意，尤其是當他得知袁殊剛從日本留學迴來後，便打算拉袁殊加入軍統，以便利用他來溝通軍統與日本人的關係。袁殊立即將這一情況向潘漢年作了匯報，潘漢年當即予以批準。於是，袁殊搖身一變又成了軍統上海區國際情報組主要成員，不久便因“工作出色”升任情報組組長、第三站站長。
就在袁殊打進中統和軍統後不久，鑒於國共合作局麵的開始形成以及中日戰爭的日趨臨近。根據黨的指示，袁殊的工作重心也轉向了獲取日本人的情報上。他又利用中統和軍統兩個特務組織的關係設法結識了日本駐上海特工人員岩井英一，並很快取得了岩井英一的信任，與之建立了情報交換關係，隨後他又通過岩井認識了後來成為汪偽政權高級顧問的日本軍部軍官影佐禎昭。全麵抗戰爆發後，袁殊通過這條線取得了許多關於日本方麵的重要情報。
1939年，袁殊遵照潘漢年指示，利用軍統力量，組織抗日工人挖掘地道，安裝炸藥，準備摧毀汪偽上海76號魔窟時，因為秘密投靠汪偽的軍統上海區區長王天木出賣又一次被捕，並被關押在76號魔窟。令袁殊不曾想到的是，在如何處理自已時，汪偽特務頭子之間發生了意見分歧。76號魔窟特工頭子丁默村主張殺掉袁殊，而另一特務頭子李士群因與袁殊在中統“幹社”共過事，知道他是個日本通，認為此人有“可用之處”，主張刀下留人。兩人爭執不下，最後隻好上報汪偽政權二號人物周佛海，周佛海采納了李士群的意見決定不予處決。
袁殊被捕後，潘漢年心裏十分著急，他立即找到袁殊妻子馬景星，要她趕快與當時已升任日駐滬總領事館副總領事的岩井英一聯係。岩井英一聞迅後立即帶了兩個助手來到76號魔窟，向丁默村和李士群要人，丁默村和李士群那裏敢得罪這個日本太上皇，隻得扮起笑臉將袁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