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17日左聯作家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李偉森在上海東方飯店開會時被國民黨特務逮捕，並於同年2月7日被國民黨秘密殺害於上海龍華。由於國民黨對消息的嚴密封鎖，外界幾乎無人知道左聯五人被害的情況。為了揭露國民黨的兇殘，時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的馮雪峰找了多家平日比較熟悉的報刊，希望能將這一信息發布出去，但各報懾於國民黨的“高壓政策”均不敢登。焦急之中，馮雪峰想到了袁殊主持的《文藝新聞》。由於當時馮雪峰不認識袁殊，他便到陳望道處了解袁殊的情況。在陳望道的介紹下，馮雪峰找到袁殊，在簡單地介紹了左聯五人被害的情況後，他焦急地問袁殊：“現在各個報紙刊均不登載這一消息，《文新》敢不敢登？能不能登？”當時國民黨對新聞管製非常嚴格，袁殊知道登載這樣的新聞是有很大風險的，但對國民黨殘害進步作家的憤恨使他義不容辭地承擔起了這一職責。他沉思片刻，對馮雪峰說：“可以登，但你要以讀者的名義來信查詢五作家的下落，以便應付國民黨當局查問消息來源，還應找來五烈士的照片，作為讀者來信問答的繼續。”
“好，好，這個主意好！”聽了袁殊的話，馮雪峰心頭的一塊石頭終於落了地。他迴去後馬上給袁殊寄來了一封署名為“藍布”的，打聽四位作家下落的讀者來信，信中稱“傳說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等人失蹤，據說他們已被槍斃雲雲。” 顯然，為了避免引起國民黨的猜疑，馮雪峰在信中故意將五人寫成了四人。
袁殊收到來信後，以《在地獄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讀者來信/探聽他們的蹤跡》為標題將其刊登於3月30日《文藝新聞》第3期1版頭條位置。此文一出，立即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社會各界紛紛來電來函詢問。在人們焦急的等待中，4月13日《文藝新聞》第5號第1版頭條刊登了題為《嗚唿，死者已矣—兩個讀者來信答藍布/李偉森亦長辭人世》兩封讀者的來信，在這兩封化名為“曙霞”“海辰”讀者來信中披露了柔石等左聯五烈士已於2月7日被殺害的消息，並為此刊發了按語：“讀者如有能以諸死者照像見借，僅以本報10期奉酬。”隨後，袁殊又在《文藝新聞》第6號二版頭條位置上刊發了由馮雪峰提供的左聯五烈士的照片以示悼念。同一版上還發表了一篇馮雪峰轉來的魯迅給李秉中的信，這也是袁殊按馮雪峰的意思發表的。因為左聯五烈士被害消息在《文藝新聞》上披露後，由於當時魯迅有一段時間未在社會上露麵，致使不少人也為魯迅的下落而擔憂，甚至還有消息稱魯迅也被國民黨殺害，馮雪峰於是決定以發表魯迅信函的方式從側麵報導魯迅健在的消息。在以後的數期中，袁殊又在“每日筆記”短訊中刊出了各類人物，包括他自已采寫的，對五作家遇難的態度以及進步作家對五作家遇難的祭文，如第12期署名“林莽”的 《白莽印象記》13期署名“肖石”的《我懷念著也頻》等。
在那個白色恐怖的時代，袁殊以特殊方式所披露的左聯五烈士被害內幕似一把尖刀插入敵人胸膛，令國民黨驚恐萬分，要查封《文藝新聞》。此時袁殊父親袁曉園的老友、老同盟會會員——國民黨中央訓練部部長方覺惠出麵幹涉說：“袁殊那孩子幹不出什麽大的名堂，讓他去吧！”。由於方覺惠從中說情，再加上《文藝新聞》巧妙地采用讀者來信方式報道左聯五烈士被害之事，國民黨也找不到合適的借口，《文藝新聞》最終挺過了這一關。魯訊對此也是大為讚賞說“袁殊、適夷兩個人年齡很輕，勇氣很大。”並在《文藝新聞》上發表了《上海文藝之一瞥》及《湘靈歌》等詩文。
《文藝新聞》在袁殊主持下從創刊至1932年6月20日一共出版了60期，堅持了一年四個月，在左翼文化刊物中壽命最長，影響最大，這顯然與袁殊這種公正靈活的辦報策略是分不開的。不僅如此，他的這種鬥爭方式對左聯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開始重視合法鬥爭的作用。對此，新中國成立後，茅盾在迴憶中稱：“袁殊以中立公正、有聞必錄的公開合法鬥爭方式創辦文藝新聞，使得左聯及其成員逐漸認清合法鬥爭的必要和重要，並開始在工作上作策略的轉變。”
“好，好，這個主意好！”聽了袁殊的話，馮雪峰心頭的一塊石頭終於落了地。他迴去後馬上給袁殊寄來了一封署名為“藍布”的，打聽四位作家下落的讀者來信，信中稱“傳說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等人失蹤，據說他們已被槍斃雲雲。” 顯然，為了避免引起國民黨的猜疑，馮雪峰在信中故意將五人寫成了四人。
袁殊收到來信後，以《在地獄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讀者來信/探聽他們的蹤跡》為標題將其刊登於3月30日《文藝新聞》第3期1版頭條位置。此文一出，立即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社會各界紛紛來電來函詢問。在人們焦急的等待中，4月13日《文藝新聞》第5號第1版頭條刊登了題為《嗚唿，死者已矣—兩個讀者來信答藍布/李偉森亦長辭人世》兩封讀者的來信，在這兩封化名為“曙霞”“海辰”讀者來信中披露了柔石等左聯五烈士已於2月7日被殺害的消息，並為此刊發了按語：“讀者如有能以諸死者照像見借，僅以本報10期奉酬。”隨後，袁殊又在《文藝新聞》第6號二版頭條位置上刊發了由馮雪峰提供的左聯五烈士的照片以示悼念。同一版上還發表了一篇馮雪峰轉來的魯迅給李秉中的信，這也是袁殊按馮雪峰的意思發表的。因為左聯五烈士被害消息在《文藝新聞》上披露後，由於當時魯迅有一段時間未在社會上露麵，致使不少人也為魯迅的下落而擔憂，甚至還有消息稱魯迅也被國民黨殺害，馮雪峰於是決定以發表魯迅信函的方式從側麵報導魯迅健在的消息。在以後的數期中，袁殊又在“每日筆記”短訊中刊出了各類人物，包括他自已采寫的，對五作家遇難的態度以及進步作家對五作家遇難的祭文，如第12期署名“林莽”的 《白莽印象記》13期署名“肖石”的《我懷念著也頻》等。
在那個白色恐怖的時代，袁殊以特殊方式所披露的左聯五烈士被害內幕似一把尖刀插入敵人胸膛，令國民黨驚恐萬分，要查封《文藝新聞》。此時袁殊父親袁曉園的老友、老同盟會會員——國民黨中央訓練部部長方覺惠出麵幹涉說：“袁殊那孩子幹不出什麽大的名堂，讓他去吧！”。由於方覺惠從中說情，再加上《文藝新聞》巧妙地采用讀者來信方式報道左聯五烈士被害之事，國民黨也找不到合適的借口，《文藝新聞》最終挺過了這一關。魯訊對此也是大為讚賞說“袁殊、適夷兩個人年齡很輕，勇氣很大。”並在《文藝新聞》上發表了《上海文藝之一瞥》及《湘靈歌》等詩文。
《文藝新聞》在袁殊主持下從創刊至1932年6月20日一共出版了60期，堅持了一年四個月，在左翼文化刊物中壽命最長，影響最大，這顯然與袁殊這種公正靈活的辦報策略是分不開的。不僅如此，他的這種鬥爭方式對左聯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開始重視合法鬥爭的作用。對此，新中國成立後，茅盾在迴憶中稱：“袁殊以中立公正、有聞必錄的公開合法鬥爭方式創辦文藝新聞，使得左聯及其成員逐漸認清合法鬥爭的必要和重要，並開始在工作上作策略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