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後，黎魯作為我黨文化戰線上的一名老兵，積極投入了新的工作。那時連環畫由於其形式貼近人民大眾而成為黨和政府組織人民最有影響的宣傳武器之一，毛澤東為此還發出“要辦連環畫出版社”的號召。由於這一需要，黎魯全身心投入連環畫的編輯出版與管理中去了。上海是連環畫的大本營，從1951至1958年黎魯先後在華東人民出版社、新美術出版社、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等單位主持連環畫工作。在這之前，黎魯也在連環畫方麵創作了不少優秀作品，他創作的《金弟》、《阿發》曾在《解放日報》、《勞動報》進行連載。當時連環畫體裁幾乎是清一色反映現實生活的，為了更好地發揮連環畫這種藝術形式的作用，中央主持文化工作的胡喬木同誌便提出連環畫要多搞一些古典東西，黎魯深以為然，並身體力行主持編創了《三國演義》、《西遊記》等古典文學體裁的連環畫作品。不曾想到被領導上批評為上海連環畫界存在“厚古薄今”現象，說是古裝、翻譯、戰鬥故事太多。作為出版界連環畫創作負責人的黎魯當然為此負有不可推禦的責任，及至1958年8月出版界拔白旗，他被撤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副總編輯職務，降為一般平民，並下放農村進行勞動改造。黎魯不是那種能上不能下的人，或許在戰爭年代目睹了太多戰友的離去，他胸懷坦蕩，無論何時何地，他從不埋怨，並且全身心地投入到黨的工作中去。從管理崗位上下來後，他又拾起了自已的老本行—木刻版畫，從58年到62年，黎魯創作了許多木刻作品，題材從古到今，頗為豐富。其中他最為珍愛的是那幅描繪明末李自成農民起義人物木刻作品，畫麵上的人物個性鮮明、栩栩如生。沒想到這幅作品日後會成為他反黨的一大罪狀。當時因黨在農村政策出了偏差，有人便借此指責黎魯不安好心，創作這種木刻是要“鼓動農民向政府造反”，於是黎魯又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到了批鬥。象文藝界許多人一樣，黎魯在政治鬥爭的漩渦裏曆盡了波折，但他心裏始終很坦然，對黨和毛主席的深厚情感使他不象有些人在挫折中喪失信心，甚至采取那種被革命派稱為“自絕於人民”的極端行為。他相信曆史是公正的，挫折隻是暫時的……。事實正象他所料的那樣，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們祖國又迎來了一個明媚的春天。1978年，黎魯在當了二十年的“平民”後再次走上了領導崗位，出任上海書畫出版社總編輯，一直到1984年冬正式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