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小離我家不遠，從家往西走，到了街頭，是村西大道，再沿著村西大道往南走，過兩條橫街，就到學校了。
學校方方正正一處院，五間房子，中間一間是辦公室，東兩間是一、三年級教室，西兩間是二、四年級教室。院子東南有沙坑，正南是籃球場，廁所在西北角。
學校由楊老師在五十年代中期創辦，至今已二十年了。我二叔、三叔他們，是楊老師早期的學生。原來就叫“艾裏營子小學”，文化大革命後，“政治掛帥”吧？校名改為“永紅小學”，不知道誰還弄了一塊木板，掛在大門口上，上麵是張牙舞爪的校名。
文化大“革命”，教育自然不甘落後，“隊隊辦初中，村村辦小學”，結果呢，大隊初中辦到了七年級，小隊小學辦到四年級。四個年級段，一個老師實在教不過來，學校增了一名老師，趙老師，幹爸的本家兄弟。楊老師教二、四，趙老師教一、三。
“吱、吱、吱——”一早上，楊老師滿大街一邊拾糞，一邊吹哨子，這是告訴家長，招唿孩子麻利兒吃飯，上學啦。聽到楊老師的口哨聲，家長緊喊：起來吧，別睡懶覺啦，今兒個正常上學！當時，大人沒有“星期”概念，隻知道節氣，“春雨驚春清穀天，夏滿芒夏暑相連，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當當當”，鍾聲響起來，上課了。其實，鍾不過是不知從哪兒弄來的一塊機器地盤，吊在小楊樹上，當鍾的。
我們教室，黑板上方端端正正地貼著馬恩列斯毛五位領袖的畫像，黑板左側掛著一副大算盤，架是木頭做的，珠是紙團，杆是麻繩。為防止珠子滑落，不便於教學，麻繩特意做得粗而糙。教室左麵開著小窗戶，右麵牆上貼著幾幅畫，“原始人生火做飯”、“柳下蹠怒斥孔丘”什麽的。
我家也有毛主席像，也恭恭敬敬地貼在牆上。一到過年，大人們每每揭下來，用濕毛巾細細地擦一遍，然後再貼上去。而馬恩列斯四位外國領袖像，是上學之後才見到的。四人中，除了馬克思的大胡子，我對列寧的服飾最感興趣了。咦，他懷裏的是啥玩意兒，像包著小孩兒？問老跟，老跟也不知道。有一迴，趙老師出去一會兒，我們就這事討論起來，趙老師迴來後，訓我們。他越訓越來氣，索性問起班長“吵嚷”的原因——我們討論得也太熱烈了吧？——班長隻好如實道出原委。“人家列寧就穿那樣的衣服！”趙老師眼一愣，隨即氣囊囊地說。
——我最終弄明白那叫領帶，是八十年代，上高中以後的事情了。那時，西風東漸，西服開始東穿。有一次，偶然想起當年趙老師的神態，猛地恍然大悟，原來他也不知道啊。
甭看一個教室兩個年級段，但一個年級段僅十來個學生，顯得並不擠，雖說課桌是土台子，又寬又大；凳子三條腿，全埋在地下一塊兒（為了省料還牢綁），格外占地方。但我們教室擠點兒，後麵不知是誰垛了一垛草，而我呢，座位又恰好在草垛這塊兒。還紮得慌呢，磨合了好幾天，我同草才和平共處的。總是不得勁兒，趙老師給我調了桌，和張國忠一桌。張國忠家在南營子，是七表叔的兒子。
小六兒上三年級，老跟仍是一年級，他倆是“老”學生，對當學生沒新鮮感了，我不。
開學第一天，放學後，我把趙老師發的語文、算術，向大人挨著個兒地顯擺後，找哥包書皮。哥上大隊學校五年級了。哥包了半天也沒包上不說，把書還折了，我不讓哥，姐過來重新包，我才破涕為笑。
爸用削穀刀給我修了鉛筆。
算術開始學的自然是“1、2、3、4、5……”，而語文開始學的並不是“a、o、e、i、u、v……”，是“毛主席萬歲！”，課本第一頁是毛主席的彩色畫像，底下便是這五個字。——因了此，三十多年來，每當買迴一支新筆，試試筆尖兒是否好使，我習慣性地寫這五個字，定勢了。
當趙老師把我叫到黑板前，我寫下第一個粉筆字時，心情的激動，用筆根本無法形容！
總之，因為上學，我感到世界變了，原來，到處都有字啥都有數！怪不得大人管文盲叫“睜眼瞎”，真對呢。
老跟比我早學半年，起初，他自然比我強；不過，時間不長，我已經趕上他了，甚至趙老師讓我換下他，我當起小助手，雖然他是趙老師的侄子。
小助手當然選成績好的同學。
由於兩個年級在一個教室上課，老師隻好采用複式教學法，一個年級聽老師講課，另一個年級做作業。為了避免相互幹擾，當時推行“無聲教學法”。所謂“無聲教學法”，即老師在給一個年級講課時，另一個年級的同學不出聲地學習。比如：老師把作業寫在黑板上後，小助手來到黑板前，用教棍兒點到哪個同學，哪個同學便上黑板前做；做完，同學們再用手勢指出對錯，伸出拇指和食指表示“對”，左、右兩手食指交叉在一起表示“錯”。
我們在黑板上寫字，用的都是老師用剩下的粉筆頭兒。粉筆是生產隊自己製造的。山上有白粉土子，可以搓成粉筆。盡管粉筆是自製的，不花錢，但我們節儉慣了，還是能省則省，盡量不使成根的。自然，土法造的粉筆，質量差老了，發脆，老掉渣兒。
農村小學，農閑多上兩天學，農忙少上兩天，並不完全按照星期來安排，隻要大致完成教學任務就行。按理，放假了，我們應該幫大人幹點兒力所能及的活兒，但大人們都說，幹也幹不多少的，還是在家好好做作業吧。莊稼字要都認識了，也得著調念上個三年五載呢。
我們三個都在大姑家做作業。幹媽有病嫌煩，我家大人白天不在家，他們便將我們仨托付給大姑。哥和幹大哥他們是大學生，不用大人操心了。我上學後，小尕不跟著我了，二叔家的老大比他大一歲，老二比他小一歲，他們是好夥伴了。
大姑一邊收拾園子，一邊招唿我們做作業。可常常是等大姑忙完上屋，我們早已“溜之乎也”。也是，作業不多——老師的出發點倒是不錯，讓我們倒出空兒來幫大人幹活兒——我們又相互“幫忙”。一般是小六兒幫我，我幫老跟；誰幫小六兒？不知道。
作業也做完了，玩兒也玩兒累了，我們坐下來，議論起老師來。——學生議論老師，是古今中外的“天賦人權”吧？
趙老師是當營子人，沒什麽可議論的，除了他的大嗓門。“趙蒙古”吹：我那老兄弟，天生是當先生的料，一講課，聲兒傳出半趟街。我們百議不煩的是楊老師。
楊老師不是艾裏營子人。順著羊腸河往東走，距離艾裏營子十八裏地的大河北，便是楊老師他們營子。平時，楊老師吃住在學校，辦公室也是他的廚房兼臥室。
楊老師沒有趙老師嗓門大，也不如趙老師厲害，但楊老師愛罰學生，動不動罰學生留校，直到該背的背下來，該會的會了。“我就讓楊老師罰過好幾迴。”小六兒說。在我們麵前，他不掩飾自己。“有一迴晌午放學挨罰了，留我到辦公室背課文。楊老師剛貼出幹糧，趁熱給我一個。”小六兒激動地說。
楊老師貼的幹糧啥樣呢？我止不住想。
“我爸說楊老師是省勞模。”老跟忽然想起這事兒，趕緊說。“啥是勞模？”我問。“就是勞動模範，英雄。”小六兒畢竟高我們兩年，解釋給老跟和我聽。我們學過《人民英雄紀念碑》了，那課是重點，要求背誦呢，自然知道什麽是“英雄”。
但直到讀大學，學故鄉地方史，查閱資料，我才知道楊老師原來是省級勤工儉學勞模。具體事跡是他拾掇校田地，打下糧後，賣錢給學生買學習用品。
啊，怪不得楊老師天天拾糞呢，怪不得開學除了發課本，還發兩個作業本、一支鉛筆呢，原來……
我為楊老師算了一筆經濟賬。當年，楊老師作為小學民辦教師，掙的是生產隊的工分，一年按三百個勞動日計酬。艾裏營子一個勞動日一般年景價值二角。作為公家人，國家每月補貼他五元。一年下來，楊老師可收入一百二十元。這些錢當時能買一千斤穀子，折合成小米，八百斤左右。
在口糧“夠不夠，三百六”的年代，楊老師一人掙三個人的口糧，比壯勞力收入高。再具體同艾裏營子社員比呢，他的收入還高些。當時，艾裏營子一般年景是缺糧隊，留糧的標準是三百二十斤（三百六十斤那還是自足隊的標準呢）。可問題是楊老師家六口人，挨肩兒四個小子，負擔重啊。
——算完賬後，我的眼淚流下來了。
隻是，當時，家長為什麽沒告訴我們，作業本和鉛筆的來曆呢，他們習以為常了吧？是呀，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楊老師這樣做二十多年，大家想不習以為常也不可能了。
習以為常的事多著呢，楊老師有，我們也有。比如說，學校的板擦是自製的，把小塊兒氈子一剪，用細鐵絲一捆，便是一副絕對好使的板擦。看板擦磨短了、破了，家裏有破氈子角的，或者破氈帽也行，便催著讓家長做一個，拿到學校來，不用老師吱聲的。再比如，教室的笤帚不好使了，準有同學帶來，一般是半新不舊的，有時甚至是新的。
……
書歸正傳。議論完老師，“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我們又玩兒起來，仍然是老跟出主意，小六兒組織，我聽喝。
孩子總是孩子，玩兒是孩子的權利。
學校沒有鍾點。甭說學校，生產隊都沒有。個人家呢，別看大姑父在公社工作，他家也沒有；南營子不清楚，北營子我常去的人家，隻有二奶奶家有一個小鬧鍾。鍾上，大雞領著小雞啄穀粒，雞低頭啄一粒穀粒，秒針“嘎達”響一下。沒鍾點怎麽辦呢？活人不能讓尿憋死，劃道道。
教室南牆上開著窗戶，但是特別小，又高，總得快到晌午，太陽才透過窗戶照到教室。好在門開得大，太陽進來得早，趙老師在門那塊兒，用爐鉤子劃上一條條道道，太陽透過上亮子，照到哪條道道是第一節課，照到哪條道道是第二節課，……照到哪條道道是放學，師生都熟悉。有時候，老師課也講完了，學生作業也做完了，單等著放學，師生便焦急地等著太陽一點兒一點兒地移到杠裏，移到時，大家一片歡唿。晴天好說，陰天呢？上、下課得估摸了，放學是楊老師和趙老師出去，看大隊學校的學生遠遠地露頭了，我們也隨即放學。艾裏營子距離大隊二裏地，站在學校牆東，可以清楚地看見大隊學校。大隊學校嘛，條件自然比我們好，有鍾有點的；還有大喇叭呢，天天第二節下課後放廣播體操，“第一節，上肢運動……”有時，順風，我們能聽見。
道道兒一天天地看下去，也長也短，一學期過去了，寒假來了，1975年來了。
期末考試，我算術100分，語文98分；老跟算術92分，語文89分。——幹爸都來氣了，但也隻是幹瞪老跟幾眼。
娘看了我的卷子，叫了聲“好羔兒”。爸給我買了一把小刀，怕我丟，拴上一根長長的繩子。雖然爸不說，但我知道這是對我的獎勵。
說是考試，其實隻不過是一次大型作業而已。趙老師把考試題抄在黑板上，同學們在作業本上照著抄下來，做好後交上去，趙老師判分兒。
從此，我一直比老跟學習好，直到初中畢業，我們不再同學。當然啦，念書歸念書，我倆仍舊是好夥伴兒。要說呢，凡是同學，都是夥伴兒吧，一個營子住著，同齡，但比較起來，我還是與小六兒、老跟最要好，習慣了。三個人一起上學，一起放學，手拉著手，肩並著肩，唱《東方紅》，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我愛北京天安門》……
自然，我們唱的《東方紅》比“趙蒙古”強多了，起碼不跑調，字正腔圓。
學校方方正正一處院，五間房子，中間一間是辦公室，東兩間是一、三年級教室，西兩間是二、四年級教室。院子東南有沙坑，正南是籃球場，廁所在西北角。
學校由楊老師在五十年代中期創辦，至今已二十年了。我二叔、三叔他們，是楊老師早期的學生。原來就叫“艾裏營子小學”，文化大革命後，“政治掛帥”吧？校名改為“永紅小學”，不知道誰還弄了一塊木板，掛在大門口上，上麵是張牙舞爪的校名。
文化大“革命”，教育自然不甘落後，“隊隊辦初中，村村辦小學”，結果呢，大隊初中辦到了七年級，小隊小學辦到四年級。四個年級段，一個老師實在教不過來，學校增了一名老師，趙老師，幹爸的本家兄弟。楊老師教二、四，趙老師教一、三。
“吱、吱、吱——”一早上，楊老師滿大街一邊拾糞，一邊吹哨子，這是告訴家長，招唿孩子麻利兒吃飯，上學啦。聽到楊老師的口哨聲，家長緊喊：起來吧，別睡懶覺啦，今兒個正常上學！當時，大人沒有“星期”概念，隻知道節氣，“春雨驚春清穀天，夏滿芒夏暑相連，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當當當”，鍾聲響起來，上課了。其實，鍾不過是不知從哪兒弄來的一塊機器地盤，吊在小楊樹上，當鍾的。
我們教室，黑板上方端端正正地貼著馬恩列斯毛五位領袖的畫像，黑板左側掛著一副大算盤，架是木頭做的，珠是紙團，杆是麻繩。為防止珠子滑落，不便於教學，麻繩特意做得粗而糙。教室左麵開著小窗戶，右麵牆上貼著幾幅畫，“原始人生火做飯”、“柳下蹠怒斥孔丘”什麽的。
我家也有毛主席像，也恭恭敬敬地貼在牆上。一到過年，大人們每每揭下來，用濕毛巾細細地擦一遍，然後再貼上去。而馬恩列斯四位外國領袖像，是上學之後才見到的。四人中，除了馬克思的大胡子，我對列寧的服飾最感興趣了。咦，他懷裏的是啥玩意兒，像包著小孩兒？問老跟，老跟也不知道。有一迴，趙老師出去一會兒，我們就這事討論起來，趙老師迴來後，訓我們。他越訓越來氣，索性問起班長“吵嚷”的原因——我們討論得也太熱烈了吧？——班長隻好如實道出原委。“人家列寧就穿那樣的衣服！”趙老師眼一愣，隨即氣囊囊地說。
——我最終弄明白那叫領帶，是八十年代，上高中以後的事情了。那時，西風東漸，西服開始東穿。有一次，偶然想起當年趙老師的神態，猛地恍然大悟，原來他也不知道啊。
甭看一個教室兩個年級段，但一個年級段僅十來個學生，顯得並不擠，雖說課桌是土台子，又寬又大；凳子三條腿，全埋在地下一塊兒（為了省料還牢綁），格外占地方。但我們教室擠點兒，後麵不知是誰垛了一垛草，而我呢，座位又恰好在草垛這塊兒。還紮得慌呢，磨合了好幾天，我同草才和平共處的。總是不得勁兒，趙老師給我調了桌，和張國忠一桌。張國忠家在南營子，是七表叔的兒子。
小六兒上三年級，老跟仍是一年級，他倆是“老”學生，對當學生沒新鮮感了，我不。
開學第一天，放學後，我把趙老師發的語文、算術，向大人挨著個兒地顯擺後，找哥包書皮。哥上大隊學校五年級了。哥包了半天也沒包上不說，把書還折了，我不讓哥，姐過來重新包，我才破涕為笑。
爸用削穀刀給我修了鉛筆。
算術開始學的自然是“1、2、3、4、5……”，而語文開始學的並不是“a、o、e、i、u、v……”，是“毛主席萬歲！”，課本第一頁是毛主席的彩色畫像，底下便是這五個字。——因了此，三十多年來，每當買迴一支新筆，試試筆尖兒是否好使，我習慣性地寫這五個字，定勢了。
當趙老師把我叫到黑板前，我寫下第一個粉筆字時，心情的激動，用筆根本無法形容！
總之，因為上學，我感到世界變了，原來，到處都有字啥都有數！怪不得大人管文盲叫“睜眼瞎”，真對呢。
老跟比我早學半年，起初，他自然比我強；不過，時間不長，我已經趕上他了，甚至趙老師讓我換下他，我當起小助手，雖然他是趙老師的侄子。
小助手當然選成績好的同學。
由於兩個年級在一個教室上課，老師隻好采用複式教學法，一個年級聽老師講課，另一個年級做作業。為了避免相互幹擾，當時推行“無聲教學法”。所謂“無聲教學法”，即老師在給一個年級講課時，另一個年級的同學不出聲地學習。比如：老師把作業寫在黑板上後，小助手來到黑板前，用教棍兒點到哪個同學，哪個同學便上黑板前做；做完，同學們再用手勢指出對錯，伸出拇指和食指表示“對”，左、右兩手食指交叉在一起表示“錯”。
我們在黑板上寫字，用的都是老師用剩下的粉筆頭兒。粉筆是生產隊自己製造的。山上有白粉土子，可以搓成粉筆。盡管粉筆是自製的，不花錢，但我們節儉慣了，還是能省則省，盡量不使成根的。自然，土法造的粉筆，質量差老了，發脆，老掉渣兒。
農村小學，農閑多上兩天學，農忙少上兩天，並不完全按照星期來安排，隻要大致完成教學任務就行。按理，放假了，我們應該幫大人幹點兒力所能及的活兒，但大人們都說，幹也幹不多少的，還是在家好好做作業吧。莊稼字要都認識了，也得著調念上個三年五載呢。
我們三個都在大姑家做作業。幹媽有病嫌煩，我家大人白天不在家，他們便將我們仨托付給大姑。哥和幹大哥他們是大學生，不用大人操心了。我上學後，小尕不跟著我了，二叔家的老大比他大一歲，老二比他小一歲，他們是好夥伴了。
大姑一邊收拾園子，一邊招唿我們做作業。可常常是等大姑忙完上屋，我們早已“溜之乎也”。也是，作業不多——老師的出發點倒是不錯，讓我們倒出空兒來幫大人幹活兒——我們又相互“幫忙”。一般是小六兒幫我，我幫老跟；誰幫小六兒？不知道。
作業也做完了，玩兒也玩兒累了，我們坐下來，議論起老師來。——學生議論老師，是古今中外的“天賦人權”吧？
趙老師是當營子人，沒什麽可議論的，除了他的大嗓門。“趙蒙古”吹：我那老兄弟，天生是當先生的料，一講課，聲兒傳出半趟街。我們百議不煩的是楊老師。
楊老師不是艾裏營子人。順著羊腸河往東走，距離艾裏營子十八裏地的大河北，便是楊老師他們營子。平時，楊老師吃住在學校，辦公室也是他的廚房兼臥室。
楊老師沒有趙老師嗓門大，也不如趙老師厲害，但楊老師愛罰學生，動不動罰學生留校，直到該背的背下來，該會的會了。“我就讓楊老師罰過好幾迴。”小六兒說。在我們麵前，他不掩飾自己。“有一迴晌午放學挨罰了，留我到辦公室背課文。楊老師剛貼出幹糧，趁熱給我一個。”小六兒激動地說。
楊老師貼的幹糧啥樣呢？我止不住想。
“我爸說楊老師是省勞模。”老跟忽然想起這事兒，趕緊說。“啥是勞模？”我問。“就是勞動模範，英雄。”小六兒畢竟高我們兩年，解釋給老跟和我聽。我們學過《人民英雄紀念碑》了，那課是重點，要求背誦呢，自然知道什麽是“英雄”。
但直到讀大學，學故鄉地方史，查閱資料，我才知道楊老師原來是省級勤工儉學勞模。具體事跡是他拾掇校田地，打下糧後，賣錢給學生買學習用品。
啊，怪不得楊老師天天拾糞呢，怪不得開學除了發課本，還發兩個作業本、一支鉛筆呢，原來……
我為楊老師算了一筆經濟賬。當年，楊老師作為小學民辦教師，掙的是生產隊的工分，一年按三百個勞動日計酬。艾裏營子一個勞動日一般年景價值二角。作為公家人，國家每月補貼他五元。一年下來，楊老師可收入一百二十元。這些錢當時能買一千斤穀子，折合成小米，八百斤左右。
在口糧“夠不夠，三百六”的年代，楊老師一人掙三個人的口糧，比壯勞力收入高。再具體同艾裏營子社員比呢，他的收入還高些。當時，艾裏營子一般年景是缺糧隊，留糧的標準是三百二十斤（三百六十斤那還是自足隊的標準呢）。可問題是楊老師家六口人，挨肩兒四個小子，負擔重啊。
——算完賬後，我的眼淚流下來了。
隻是，當時，家長為什麽沒告訴我們，作業本和鉛筆的來曆呢，他們習以為常了吧？是呀，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楊老師這樣做二十多年，大家想不習以為常也不可能了。
習以為常的事多著呢，楊老師有，我們也有。比如說，學校的板擦是自製的，把小塊兒氈子一剪，用細鐵絲一捆，便是一副絕對好使的板擦。看板擦磨短了、破了，家裏有破氈子角的，或者破氈帽也行，便催著讓家長做一個，拿到學校來，不用老師吱聲的。再比如，教室的笤帚不好使了，準有同學帶來，一般是半新不舊的，有時甚至是新的。
……
書歸正傳。議論完老師，“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我們又玩兒起來，仍然是老跟出主意，小六兒組織，我聽喝。
孩子總是孩子，玩兒是孩子的權利。
學校沒有鍾點。甭說學校，生產隊都沒有。個人家呢，別看大姑父在公社工作，他家也沒有；南營子不清楚，北營子我常去的人家，隻有二奶奶家有一個小鬧鍾。鍾上，大雞領著小雞啄穀粒，雞低頭啄一粒穀粒，秒針“嘎達”響一下。沒鍾點怎麽辦呢？活人不能讓尿憋死，劃道道。
教室南牆上開著窗戶，但是特別小，又高，總得快到晌午，太陽才透過窗戶照到教室。好在門開得大，太陽進來得早，趙老師在門那塊兒，用爐鉤子劃上一條條道道，太陽透過上亮子，照到哪條道道是第一節課，照到哪條道道是第二節課，……照到哪條道道是放學，師生都熟悉。有時候，老師課也講完了，學生作業也做完了，單等著放學，師生便焦急地等著太陽一點兒一點兒地移到杠裏，移到時，大家一片歡唿。晴天好說，陰天呢？上、下課得估摸了，放學是楊老師和趙老師出去，看大隊學校的學生遠遠地露頭了，我們也隨即放學。艾裏營子距離大隊二裏地，站在學校牆東，可以清楚地看見大隊學校。大隊學校嘛，條件自然比我們好，有鍾有點的；還有大喇叭呢，天天第二節下課後放廣播體操，“第一節，上肢運動……”有時，順風，我們能聽見。
道道兒一天天地看下去，也長也短，一學期過去了，寒假來了，1975年來了。
期末考試，我算術100分，語文98分；老跟算術92分，語文89分。——幹爸都來氣了，但也隻是幹瞪老跟幾眼。
娘看了我的卷子，叫了聲“好羔兒”。爸給我買了一把小刀，怕我丟，拴上一根長長的繩子。雖然爸不說，但我知道這是對我的獎勵。
說是考試，其實隻不過是一次大型作業而已。趙老師把考試題抄在黑板上，同學們在作業本上照著抄下來，做好後交上去，趙老師判分兒。
從此，我一直比老跟學習好，直到初中畢業，我們不再同學。當然啦，念書歸念書，我倆仍舊是好夥伴兒。要說呢，凡是同學，都是夥伴兒吧，一個營子住著，同齡，但比較起來，我還是與小六兒、老跟最要好，習慣了。三個人一起上學，一起放學，手拉著手，肩並著肩，唱《東方紅》，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我愛北京天安門》……
自然，我們唱的《東方紅》比“趙蒙古”強多了，起碼不跑調，字正腔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