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幾個碩大炭盆裏,散發出的強勁熱浪充斥屋內。明亮的燭火中,木桌上的小銅鍋“咕嘟嘟”地冒著紅色的水泡,火鍋誘人的香味隨著嫋嫋白煙四處飄散。但君臣四人,卻陷入了長久的沉寂之中,不大的房間裏充滿了陰鬱的氣氛。


    大家都明白,造成大明陷入困局的原因很多,其中稅收不利絕對是主因之一。但現在的稅收,那裏皇上是想收就收的。否則,神宗也不會寧願背負罵名,也要強硬收稅。


    朱由校在火燭上點燃了煙卷,“吧嗒吧嗒”抽了兩口,在屋內負手踱步,尚顯稚嫩的麵龐上滿是凝重。見皇上如此,其餘三人更是默然。過了片刻,朱由校終於開口道:


    “去年八月,朕曾經找皇後了解內努還剩多少,皇後的迴答是內努尚餘銀百萬兩,這還是神宗留下的壓庫銀。皇後還說,內努每年進項大約兩百萬兩,隻是入不敷用。朕當時覺得很奇怪,如此收入怎會還入不敷用?但後來因為重審紅丸案等,朕一直沒有徹查。


    之後的事,你們也知道。因為南京假幣案,朕得了江南一千五百萬兩贖罪銀;出售尊邸得純利四千萬兩。這筆錢,主要用來償還六部曆年積壓欠賬、各地拖欠邊餉、地方請求的各種撥款、修建皇家科學院、組建新軍以及京城之內的各項改造。


    這筆五千五百萬兩白銀的巨資,到朕離京之前僅僅剩下約千萬兩。隨後朕領軍出征、修建承德分院以及安頓蒙古諸部,甚至包括這次大同的重建,都由內努支出。朕這幾日核查了一下,發現內努僅僅餘銀五百六十萬兩。


    內努隻有這麽多,太倉等庫早已透支,可地方請求撥款的文書、各地的軍餉急報、山東與陝西兩地爆發冬荒、工部請求撥巨資修繕黃河長江的奏本如雪片飛來…如今太倉空虛內努不足,朕心甚憂,朕心甚憂啊。卻不知從何處籌集銀兩,以解燃眉之急。”


    朱由校重新點燃了一支煙卷狠狠吸了一口,長長吐了一口氣後,隨意翻了翻桌上的一份資料,緩緩道:“朝堂諸公一直有人進言,說內努盈餘甚多,請朕不要吝惜錢財盡撥內努以救朝廷危局。朕便決定把之前的成年舊賬翻一翻,找出他們這麽說的原因。


    朱由校又慢慢走到牆邊,伸手輕輕在地圖上拂過,皺眉說道:“今年朕領兵出征之前,令戶部尚書劉一燝,詳查萬曆初年至天啟元年,礦稅、皇莊、皇店及金花銀一共上繳內努多少銀子,以及太倉的收支情況。但因為出京後一直忙於各種事物,朕沒來得及詳閱資料。


    前幾日得閑,朕才把這些資料看了一遍。太倉收支倒是齊全,但是內努收入,隻有萬曆二十四(1596)年到萬曆四十八年(1620)的,朕初始不明白劉尚書是什麽意思。後來終於明了,劉尚書這是借此告訴朕,沒有神宗力主征收礦稅,大明將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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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由校沉著臉,指著資料上說道:“在劉尚書遞呈的這份資料裏,有這麽一份奏本。你們聽聽:萬曆三十五年(1607)八月十二日,太仆寺少卿奏言:臣查嘉、隆間,太倉舊庫積銀至一千餘萬兩。就是說神宗繼位時,太倉還有一千餘萬的盈餘。”


    見三人麵露震驚之色,朱由校擠出一絲苦笑:“朕心中當時也很驚訝。神宗初年,有此一千萬兩銀子壓倉,加上隨後曆年內努所得,怎麽著也不至於落到其後強征礦稅一步。好,這話先放這兒,我們看看萬曆二十四年至萬曆四十八年,內努的實際收支情況。”


    朱由校說罷從桌上拿起一張表格:“這張表格上,是算上雜色收入並扣除固定支出後,內努自萬曆二十四年至萬曆四十八年,二十五年裏總共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孫教喻,你來念。”


    孫元化接過表格看了看,就清了清嗓子道:“礦稅收入共計兩千萬兩白銀,平均每年約八十萬兩(注1);皇莊每年所得約五萬兩子粒銀,共計一百二十五萬兩;皇店每年約有十萬兩收入,共計二百五十萬兩;而金花銀(注2)每年約一百萬兩,共計二千五百萬兩。算上雜色收入,內努年入兩百萬兩,二十五年裏合計收入為五千萬兩。”


    在支出方麵,皇莊收入五萬兩全數用於幾位太後開支;金花銀雖年入百萬,但其中二十萬兩用作武臣俸祿;宮內內監萬餘宮女九千,年耗脂粉錢四十萬兩亦由金花銀中撥付。剩餘四十萬兩入賬,其開銷支出受戶部節製。其餘收入具入內努。


    因此扣除每年固定支出六十五萬,內努實際年收入為一百三十五萬。萬曆二十四年到萬曆四十八年共計二十五年,內努實際可供支配收入為,三千三百七十五萬兩白銀。”


    朱由校狠狠抽了一口煙卷,指節不斷敲著桌子道:“按照這裏的計算,內努可是擁有一筆巨資。即使太倉空虛,那麽用內努補齊所缺也是夠用的。可,實際情況呢?


    還有,你們一定也很奇怪,為何朕會從萬曆二十四年(1596),神宗大舉礦稅開始計算內努。這之前的內努哪兒去了?要解決這個疑問也不難,孫教喻,從第三張開始念,那是萬曆元年後,朝臣們針對太倉收支的奏本。”


    孫元化粗略看了幾眼,頓時臉色大變。他是萬曆四十年(1612)的舉人,後師從徐光啟學習火器和數學,並棄科舉功名潛心研究西學。在天啟二年(1622),又隨孫承宗去到遼西,協同袁崇煥守衛寧遠。因此對於許多朝堂往事並不熟悉。


    見孫元化臉色有異,熊廷弼也不由得皺緊了眉頭。他雖然入朝較早,卻多以監察禦史的身份巡視地方。自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後,基本都呆在遼東,對於朝堂上的許多舊事,也僅僅是耳聞而已。


    傅山年僅十七歲,入京之前,基本都呆在太原學堂裏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如果不是機緣巧合之下,跟隨恩師入京並成為皇上的伴讀書僮,隻怕現在還是曆史上那個憤怒的中二。因此他對於這些朝廷舊聞,也是興趣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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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元化看了眾人一眼,咬咬腮幫輕歎一聲後,便開口道:“萬曆四年(1576)正月十二日,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畢鏘上疏言:太倉舊有老庫、外庫之名,老庫關門不放,外庫支放。


    查嘉靖二十三年(1544)老庫銀除動支八十八萬九千兩外,尚貯銀一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八十兩。至隆慶三年查兌,則僅貯銀一百萬八七百六十九兩。


    國家財賦歲入有定額,或遇災傷不得不減;歲出亦有常數,或遇兵荒不得不增。今以萬曆三年舊貯、新收合計得銀七百零三萬四千二百八十七餘兩。宜將老庫增銀一百萬兩,編號封貯,積之數年。使外庫漸贏,老庫益實,此為億萬年無疆之利。


    但今外庫止剩三百九十萬餘兩,而各邊主客兵年例、修城、賞齎、京官俸薪、商人料價、官軍布花等費,皆取給其中。而各鈔關輪年征折本色少銀十五、六萬兩;停止開納事例又減銀三十餘萬兩。故須痛加節省,以絕後顧之憂。神宗得疏,讚賞其議。”


    聽完此段,除了朱由校麵色如常外,另外三人都是麵麵相覷:原來早在萬曆四年,國庫就已經出現了隱憂。怪不得大臣們一直鬧著讓皇上撥發內努。


    朱由校皮笑肉不笑道:“萬曆三十五年的時任太仆寺少卿,將嘉、隆年間的太倉餘銀,加上萬曆初三年間的新收稅賦,以及萬曆三年當年支出的銀子,合並在一起,得出了‘嘉、隆間,太倉舊庫積銀至一千餘萬兩’的結論。這手段高明的很啊。孫教喻,你繼續。”


    孫元化清了清嗓子繼續念道:“萬曆七年戶部報,五年收入銀四百三十五萬餘兩,六年僅收入三百五十五萬餘兩,比去年減少八十萬餘兩。五年支出銀三百四十九萬四千餘兩,六年支出增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餘兩,比去年多出四十萬兩。


    八年(1580),神宗多次下詔減免各省錢糧,各地所減,俱因災傷,地方困疲。


    十年(1582)戶部報:舊例,歲征金花銀一百萬兩,續增買辦銀二十萬兩,每年共一百二十萬兩,皆供皇上賜賞之用。但近年金花拖欠數多,已借過備邊銀計一百餘萬兩尚未補還。


    十二年(1584)八月十三日,文書官劉愷口傳內閣擬旨,取戶部太仆寺銀三十萬兩充賞。大學士申時行等反複請減,語甚切至。神宗準減其半。


    同日,神宗又令戶、兵二部:因秋祭山陵賞賜各項人等需要,征取太倉銀五萬兩、太仆寺馬價銀十萬兩應用。兵部複持不可,神宗不聽,隻好如數送呈。”


    朱由校輕咳一聲,看了看三人道:“大家都聽明白了吧,國庫日漸空虛,地方拖欠內努。神宗連賞錢都發不出來,隻有挪用各部庫銀。當然,精彩的還在後麵。孫教喻,繼續。”


    孫元化擦了擦額頭的冷汗道:“萬曆十六年(1588)十二月初三日,吏科給事中李沂上疏,外傳張鯨廣獻金銀財寶給陛下,多方請免治罪。


    內外臣民以為陛下富有四海,豈會愛金銀財寶。及見陛下明旨允許張鯨照舊供職任事,才相信獻寶為真。張鯨繼續橫行不法以售其奸,國家之禍將從此始。


    十八年(1590)六月十四日,戶部奏:去年因災荒嚴重,數行減免,歲入僅三百三十九餘兩。而出數比入數多一百萬餘兩,賴老庫發銀一百八十萬兩。今年入數不下四百餘萬兩。除已發之外,見庫僅四十餘萬兩,老庫僅一百七十萬兩。諸費何從出,猶少一百餘萬兩。”


    朱由校揉了揉太陽穴輕聲道:“是啊,諸費何從出,隻有從內努出。一國之君,都被逼得行受賄之事,足見國朝經濟之困境。孫教喻,把後麵朕整理的支出資料念一念。看看內努到底用到那裏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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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曆二十八年(1600)八月二十一日,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奏陳:朝廷每年所入僅銀四百萬兩,而所出動至四百五十萬兩以上,原已出大於入。


    西征寧夏哱拜(1592)費銀一百六十萬兩;赴朝鮮東討日本(1592-1598)費銀五百六十餘萬兩;萬曆二十七年(1597),為邊餉撥發五十萬兩;伐播州楊應龍(1599-1600)撥發三十三萬兩,後追加百萬兩,連川中湊辦共計二百餘萬兩。


    皇長子婚禮珠寶等項約九百三十四萬三千餘兩,傳造袍服四萬一千餘匹;皇長子婚禮傳買段一萬二千七百餘,約銀十萬多兩;磁器口傳二十三萬五千件,約費二十餘萬兩。


    修浚三山口趙家圈等處,費二十四萬多兩;而各省直因為災傷,欠段價料銀一百二十四萬五千兩;又欠廚料銀九萬六千餘兩,積之亦既二千一百餘萬兩。因邊餉、官俸及軍餉每年遞增,導致太倉庫入不敷出,以上所費均由內努補足。


    除王德完奏陳外,其餘支出有,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因京師庫銀減少邊餉告急,戶部請撥內努百萬兩;另,二十九年工部以皇長子大婚及冊封諸皇子,請撥內努三十五萬兩;三十一年,光祿寺以年例請撥內努三十九萬兩。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四月,因北疆兵餉告急,撥發內帑一百二十一萬兩;三十二年,再撥邊餉一百萬兩;四十四(1616)年,撥銀三十萬增九邊邊餉;四十六年(1618),因太倉不足,神宗以內努撥付邊餉一百萬兩,後又追加邊餉二百萬兩。


    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九日,皇子(朱常洛)同意戶部尚書李汝華所奏,以庫銀一百六十萬兩犒賞邊軍;泰昌元年(1620)八月初四,刑部尚書兼署工部尚書黃克纘上疏,請發庫銀二百萬兩修皇極殿,光宗允其請。以上,合計一千零八十五萬兩,具由內努撥付。


    內努可支配收入雖為三千三百七十五萬兩,但綜合以上兩項支出合計,自萬曆二十年(1592)討平寧夏哱拜開始,至天啟元年(1621),內努一共支出三千一百八十五萬兩。扣支後,尚餘銀一百九十萬兩白銀。再扣除曆年獎賞,內努實際餘銀百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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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最後一個字從孫元化唇邊念出,眾人雖坐在溫暖如春的屋內,卻感覺置身寒冬冰窖。朱由校沉默半響後,淒然笑道:“萬曆四十八(1620)年三月,神宗第三次下令加征全國田賦,時任巡按江西禦史張銓,冒死諫止遼餉加賦。


    他說,遼東為肩背天下為腹心,肩背患病,依靠腹心的血脈滋灌;如果腹心先潰爛,危亡必立至。竭天下之血以救遼東,遼東未必能救,而天下必先已危。為今之計,應當聯絡人心以固根本,不可剝民無已,一再加賦,擾亂天下,驅民致亂。


    內庭庫積如山,廷臣屢次請發內庫銀供遼東兵餉之用,陛下概置之不理,而對於加派之議,則朝奏夕可。為臣實在不得其解。”


    朱由校緩緩站起身道:“好一個‘內廷庫積如山’,到朕的手裏,隻有百萬餘銀。禦史們隻盯著內努,卻忘了太倉一直處於透支狀態,朝堂所需都是內努在補足缺額。可如今,內努也補不上了。你們知道朝廷每年用度缺額多少嗎?


    萬曆四十六年(1618)六月二十一日,戶部尚書李汝華說:太倉每年收入三百八十九萬兩,支出邊餉三百八十一萬兩,其餘庫局內外等用又約四十萬兩,出大於入。


    萬曆四十七年(1619)十二月,以遼餉不足,神宗從給事中、閱視遼東兵馬的姚宗文之請,下令再加各直省田賦,每畝加征銀三厘五毫,共增收田賦銀二百萬餘兩。


    是年全國田賦總八百萬兩。其中,遼餉三百二十四萬兩,車三萬七千輛,牛七萬四千頭,並加緊製造器械。遼東餉司每年用銀達五百萬兩以上。


    天啟三年(1623)七月三日,工科給事中方有度疏陳兵餉太巨:遼東戰起,每年加派新餉四百八十五萬餘兩,今已五年,共約二千餘萬兩。‘百姓敲骨剔髓,鬻子賣妻,以供誅求’隻山海一關,每年即需四百萬兩。


    此外,近年於登萊、天津、京師、通時、密雲、張家灣以及海上共增新兵九萬一千多人,歲費需九十萬兩;薊鎮舊兵議增餉,每年約數萬兩;其他操賞、牧馬、舟車、俸廩等費,每年需十餘萬兩。總計各處新兵歲費一百二十萬兩,與山海關四百萬兩合之,共五百二十萬兩。


    每年加派之四百八十五萬兩,即使全部用於山海關內外,仍缺三十五萬兩。而實際上,山海關一帶每年尚缺餉一百六十二萬兩。五年以來,累積缺餉近九百萬兩。


    明軍與後金屢戰屢敗丟城失地,後金所獲糧食、馬匹、武器、輜重等,價值超過數千萬兩。不僅遼東軍備為之一空,遼西軍備也大為堪憂,因數年來亦是從速補給,積欠各地良多。


    方才,朕已經告訴你們,朕出京前內努曾獲銀五千五百萬兩,其中大部分都用來填了這些窟窿。這還不算,有些銀子朝廷至今還拖欠著,朕都不知道怎麽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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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曆四十七年(1619)九月,遼東經略熊廷弼以土司兵精整可用,上疏請征調湖廣宣慰司士兵八千人,四川永寧宣撫司兵五千人、酉陽宣撫司兵四千人,石砫宣撫司兵三千人,往援遼東。十一月,神宗令征湖廣永順宣慰司兵八千人、保靖宣慰司兵五千人援助遼東。


    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熊廷弼上書奏陳遼東戰事方略,神宗從其言。此方略需新召募和征調官兵十八萬人、馬九萬匹。每名士兵年餉銀十八兩,該銀共三百二十四萬兩。馬每匹日給豆三升,該豆九十七萬二千石。草每日一束十五斤,該用草二千一百六十萬束。


    泰昌元年(1620)八月二十三日,餉司楊嗣昌奏言淮北及鎮江、蘇州、鬆江等府大饑;天啟元年(1621)九月十七日,奢崇明反;秋九月,黃河在靈壁、黃鋪一帶決口。


    天啟二年(1622)正月,河套蒙古入侵延安、黃花峪等處,深入六百裏殺擄數萬人;二月初七日及四月十六日兗州府、濟南府、東昌府地震,倒壞民居無數;二月土司安邦彥反;


    天啟三年(1623)五月,黃河決口於睢陽、徐、邳一帶,上下一百五十裏內悉成平地;今年二月京師灤州地震波及甚廣,七月黃河徐州決口難民無數。所需甚多,甚多!!!”


    話到此處戛然而止,朱由校努力控製著自己激動的情緒:“三位,這些都還隻是一部分。朝廷實際用度根本不止於此。如果再行加派糧餉,百姓必反大明必亡!!可錢餉從何而來?


    因此,朕決議以三角振興計劃為方略,外行海外貿易,內整官僚胥吏,從局部開始改革。以求延續大明國祚。這第一步,就是整頓稅務理清稅收,把該收糧餉的都收上來。”


    孫元化和熊廷弼一聽,心下凜然臉色微變:皇上這是…這是要對士紳開始收稅了?這…這可有違祖製啊!!萬一激起士紳不滿,那…大明豈不是再起內亂!?這…


    傅山看了看兩個神色大變的教喻,心裏暗暗有些鄙視:皇上以前說過,既得利益者總是屁股決定腦袋,如今看來就包括這兩位。一說到繳稅,就跟死了爹媽一樣!!!


    傅山隨即起身,拱手肅然說道:“皇上,您就直說吧,怎麽收拾這幫王八蛋!!”


    ——————————————————————————————————


    注1:“萬曆二十五年到萬曆三十四年的十年時間裏,礦監稅使向皇室內庫共進奉白銀五百六十餘萬兩,黃金一萬二千萬餘兩,平均每年進奉白銀五十餘萬兩,黃金一千多兩。”


    萬曆朝後期,因為軍費、賑災等大大增加,神宗加大了征收力度。因此本文引用時,采用了一個平均值,並非說萬曆朝一直如此征收。另,本文將明朝時,雲南每年上供的約四萬兩白銀,算入了雜色收入中,特此說明。


    皇店的內容較少,但也能通過一些記錄查到模糊的數字。明朝萬曆年間太監劉若惠,在其《酌中誌》中提到,萬曆年間,京城有六家皇店,由“提督太監掌控,年征白銀數萬兩。除正項進禦外,餘者皆提督內臣公用。”考慮到古人有‘藏拙’的習慣,本文采用‘皇店年入10萬兩’,並非說朝皇店一定是年入十萬,特此!!


    注2:金花銀是明代稅糧折收的銀兩,主要用於皇帝賞賜,折放武官月俸。公元1436年(正統元年),明王朝遂決定將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之夏稅秋糧折銀征收,共折銀一百零一萬二千七百餘兩,於北京內承運庫繳納,每季分進二十五萬餘兩。其後概行於全國其它各布政司,以為永例。


    公元1578年(萬曆六年)後,每年又增銀二十萬兩,除折放武官月俸外,主要用於皇帝賞賜及內監宮女的日常費用。


    這金花銀看起來很多,實際從誕生之日起,就一直被拖欠。這也導致,皇帝對於軍隊約束的減弱。畢竟皇帝差餓兵,餓兵就要找奶媽。於是,文官集團以上帝的模樣出現了。一方麵通過輿論和道德指責皇帝胡亂花銷,另一方麵通過軍餉卡住武將集團,而背地裏,文武卻心照不宣地分餉、分土地。龐大的明帝國,就這麽被非洲二狗**而倒塌。


    ps:這幾章我寫得很艱難,艱難之處在於,我第一次感覺到什麽叫做罄竹難書。明末的士大夫階層和武將階層,行為做事之猖獗和肆無忌憚,乃華夏曆史上所僅見。


    這幾篇,我寫了刪,刪了又寫,直到最後成文,都依然不能讓自己滿意。嗬嗬,文筆有限,還請各位將就著看。


    這一段列舉了大量數字內容,看起來有水的嫌疑,其實不然。以往很多小說對於明末的經濟狀況都是一筆帶過,或者列舉的內容並不詳盡。筆者就補上這個缺口,讓大家有更實際的感觀。


    客觀來說,當時的士大夫及武將階層,采取掏空明朝一切的做法,隻不過是延續華夏數千年來,家族集團製生存的模式而已。站在今人的角度來說,肯定是義憤填膺,但就當時而言,就連皇帝在內都覺得無可厚非。


    這一情形出現的根本,在於農耕社會的利益蛋糕隻有那麽大。到了極限,就要重新劃分。這與海洋文明有根本的不同,這些我都會在以後提出來。


    文中針對曆史史料的核定,耗費了大量功夫,我僅僅是挑選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史料。文中關於朱由校與大同官吏的鬥爭,我也是一筆帶過沒有過多描述。因為如果這麽寫下去,就變成了《十全老人下江南》的明末大同版,這與本文的初衷是違背的。


    但這也是為隨後留下伏筆。激烈的朝堂鬥爭及關外戰爭,且容我後續道來。當然,後麵還有針對西方的一係列動作。當時的西方正處於思想大變革的前夜,嗯,朱由校怎麽著也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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