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不能作適當的判斷，因為其他各省，並不受這省區議會的監督和指揮。全帝國的國防和維持所需要的是什麽，每省所負擔的部分是多少，隻有一個議會能作適當的判斷，即監督和指揮全帝國事務的議會。
於是，有人建議，向殖民地派征賦稅，即各殖民地應納的數額，由英帝國議會決定，而省議會則按各省情況，決定最適宜的抽取方法。這樣，關於全帝國的事務，由監督和指揮全國事務的議會決定。而各殖民地當地的事務，仍可由其自己的議會決定。在這場合，殖民地雖不派代表出席英國議會，但我們可根據經驗來判斷，國會的派征不至於不合理。對於不派代表出席國會的帝國所屬各地，英國議會從來沒有加以過重的負擔。根西及澤西二島，雖無任何手段抵抗國會權威，但比別省卻納更少的賦稅。國會雖企圖行使它想象中的向殖民地征課的權利（無論有無根據），但迄未要求殖民地人民，按他們國內同胞應納的正當比例納稅。此外，殖民地納稅，如果要按土地稅的增減而比例增減，那末國會非同時對其自己選民課稅，即不能對殖民地課稅，在這種情況下，殖民地可以說實際上在國會裏派有代表。
各省不按同一辦法同一標準課稅——如果我可以這樣說——而由君主決定各省應納數額，一些省份由君主決定抽收辦法，另一些省份則由省議會決定抽收辦法，這在其他帝國，也不乏先例。法國就有些省份，不僅納稅額由國王決定，而抽收辦法，亦由國王決定。但對另一些省份，他僅僅決定數額，而由省議會決定抽收辦法。依據派征賦稅計劃，英國國會對於殖民地會議，和法國國王對於有權組織議會而且據說又是治理得最好的那些省的議會，就幾乎處在同樣的地位了。
不過，按照這計劃，雖然殖民地人民無正當理由可憂懼，他們對國家的負擔，和他們國內同胞的負擔比較，會超過適當的比例，但英國卻有正當理由憂懼，殖民地對國家的負擔不會達到這適當的比例。法國對於有權組織議會的那些省份的統治權已經鞏固，但英國在過去若幹時期內，卻沒有確立同樣的統治權。殖民地議會，若不十分樂意（除非巧妙地加以控製，否則他們是不大會十分樂意的），仍有許多借口來逃避或拒絕國會最合理的派征。假定說，一次對法戰爭爆發了，必須立即征收一千萬鎊，來保衛帝國中心地。這個款項，必須由國會以某項基金為擔保，支付利息，向人民貸借。這基金的一部分，國會提議在英國國內課稅抽征，另一部分則向美洲和西印度各殖民地議會派征。殖民地議會離戰地遙遠
，而且有時認為與這事件無多大關係，而這個基金的募集，部分又取決於殖民地議會的高興，那末人民肯不肯立即根據這個基金的擔保，而貸借款項呢？由這樣一個基金所貸得的貨幣，也許不會多於英國國內課稅被設想可以償還的數額。這樣，戰時所借債務的全部負擔，就會象往昔一樣，總是落在大不列顛身上，換言之，落在帝國的一部分，不落在帝國的全部。自有世界以來，也許隻有英國一國，開疆辟土，隻增加其費用，從沒增加它的資源。其他國家，大都以帝國防衛費絕大部分，課在自己的從屬地方，從而解除自己的負擔。英國卻一向以這費用的幾乎全部課在本國，從而解除從屬地方的負擔。要使大不列顛與法律一向認為是隸屬大不列顛的殖民地享有平等的地位，國會在派征賦稅計劃上，似乎必須有手段，使其派征立即生效，不致為殖民地議會所逃避、所拒絕。至於這種手段是什麽，卻不是容易想得出來，而且是個未曾闡明的問題。
倘若英國國會，同時充分確立了不得殖民地議會同意即可對殖民地課稅的權利，則此等議會的重要地位，馬上就會終結，而英領美洲領導人物的重要地位，亦必跟著完結。人們所以要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主要是因為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可以取得重要地位。自由政府組織是怎樣安定、怎樣持久，就看這個國家大部分的領導人（即這個國家的上層階級），能如何保持或保衛其重要地位。所以，國內派別活動和野心活動，就在於此等領袖人物不斷地互相攻擊別人的重要地位，保衛各自的重要地位。美洲的領導人物，象一切其他國家的領導人物一樣，想保持自己的地位。他們覺得或者想象，如果他們的議會——他們把它叫做國會，認為其權力與英國國會相等——大權旁落，僅僅成為英國國會的低聲下氣的巨仆或執行吏，他們自己的重要地位就大部分喪失了。所以，他們拒絕議會派征賦稅的建議，象雄心勃勃、意氣昂揚的人一樣，寧願劍拔弩張來保衛自己的重要地位。
當羅馬共和國日趨衰微的時候，負有防禦國家擴大帝國重任的羅馬同盟國，都要求享有與羅馬市民所享的同樣特權。在共和國拒絕它們的要求時，內戰就爆發了。在這樣的戰爭中，羅馬以此種特權，一個一個地給予大部分同盟國，而且按它們的獨立程度給予。現在，英國的國會主張對殖民地課稅，而殖民地則拒絕這種課稅，因為他們未曾派代表出席國會。設者對要脫離聯盟的各殖民地，英國都許其按所納國稅的比例，選舉代表，而且由於納稅，允其自由貿易，使與他們本國同胞相等——其代表人數，
隨其納稅的增加而比例增加——那末各殖民地領導人物，就有了一種奪取重要地位的新方法，一個新的更迷人的野心對象了。這樣，他們也許會希望，從英國政治界那國家彩票獲得大獎，因為他們象其他人一樣，對於自己才能及幸運自有妄想，不想從殖民地這小彩票獲得小獎。明顯地，這種方法，最能保持美洲領導人物的重要地位，滿足他們的野心。除了用這種方法或其他同樣方法，他們不見得會自動服從我們的。我們應當知道，若以流血的方法，強迫他們服從我們，那流出的每一點血，都是我們國民的血，不然就是願為我們國民的人的血。有些人以為，時機一到，極易以武力征服殖民地，那實是非常愚鈍的。現今主持所謂聯合殖民地議會的人，自己感到一種為歐洲最大公民所不會感到的重要地位。他們由小買賣商人、商人、律師，一變而為政治家和立法者，給一個廣大帝國，製定一個新政體。他們自誇，那將成為世界上自有國家以來最大而又最強的一個國家，也許真會如此。直接在聯合殖民地議會工作的人，也許有五百，聽這五百人號令的人，也許有五十萬，他們都同樣覺得，自己的重要性按地位的重要性而提高了。美洲政黨中幾乎每一個人，都想象自己現令的位置，不僅比過去優越，而且也比他們所預期的優越。除非有一種新的野心對象出現在他或其領袖麵前，否則他若有一般人的誌氣，定會拚命護衛他的那個地位。
亨諾主席曾說，我們現今很有興趣地讀著關於同盟的許多小事件的記錄，但當這些事情發生時，也許不被人看做極重要的新聞。他說，當時各人都認為他們有了相當重要的地位。那時流傳下來的許許多多記錄，有大部分，是由那些高興記錄那些事件的人們記下來的。他們自誇是那些事件中的重要角色。巴黎市當時曾頑強地保衛自己，曾為著抗拒最好而後來又是最為人愛戴的那位國王而忍受一次那麽可怕的饑謹，這是世人所熟知的。那裏市民的大部分或者說支配這大部分市民的人，因為預先看到，舊政府一旦恢複，他們的重要地位就會立即消滅，所以竭力為保衛自己的重要地位而戰。除非我們能誘導我國殖民地同意和我們結合，否則它們亦會象巴黎市頑強抗拒其國王中最好的一個那樣，抵抗母國中最好的一個母國。
古代沒有代表製的觀念。當一國人民在他國取得了市民權的時候，他們除了與他國人民一塊兒投票、一塊兒討論，即無法行使這種權利。以羅馬市民特權給予大部分意大利居民，就完全破壞了羅馬共和國。這樣，就無從判別，誰是羅馬市民，誰不是羅馬市民。這
樣，一個氏族，就不知道它自己的成員。這樣，任何種類的暴民，都可能被引入人民議會，他們可能趕走真正市民，並儼然以真正市民自居，決定共和國事務。但是，即使美洲派五十個或六十個新代表出席國會，眾議院的門房，亦不難判別，誰是國會議員，誰不是國會議員。所以，羅馬組織，雖必然由於羅馬與意大利同盟國的聯合而遭受破壞，但英國組織卻不會由於大不列顛與其殖民地聯合而受絲毫損害。反之，其組織將因此而完善；沒有這種聯合，反會覺得不完善。討論並決定帝國一切部分事務的議會，為要得到正確的情報，應當有各部分派出的代表。這種聯合，能不能容易實行，執行時會不會發生困難，我不敢妄斷，但我沒有聽見，不能克服的困難。主要的困難，可能來自大西洋兩岸人民的偏見與成見，並非出幹事物的本性。
住在大西洋這一岸的我們，不必憂懼美洲代表的眾多，將打破組織的均衡，或過度地增加國王勢力，或過度地增加民主勢力。若美洲代表的人數，與美洲所納的稅成比例，那末受統治人數的增加，將與統治手段的增加，恰好成比例，而統治手段的增加，亦將與受統治人數的增加，恰好成比例。聯合之後，君主勢力與民主勢力，仍必和聯合之前一樣，彼此間保持同程度的相對實力。
住在大西洋那一岸的人民，亦不必優懼他們因離政府所在地遙遠而可能遭受許多壓迫。他們出席國會的代表，自始就該是很多的，他們的代表，必能保護他們，使其不受到這一切壓迫。距離的遠，不會削弱代表對於選民的依存性，前者仍必認為，靠後者選拔，才得議員一席，並從這一席取得好處。前者為要保待後者對他的好感，定會以國會議員的權力，申訴帝國這遼遠地帶民政或軍政長官的違法亂紀行為。而且，美洲人民，亦似有若幹理由認為，他們不會長此繼續與政府所在地遠隔。象那裏一向在財富、人口和改良上那樣快速的進步，也許隻要一世紀，美洲的納稅額將超過不列顛的納稅額。帝國的首都，自然會遷到帝國內納稅最多的地方。
美洲的發現及繞好望角到東印度通路的發現，是人類曆史上最大而又最重要的兩件事。其影響已經很大了；但自有這二發現以來，隻不過經曆了二三百年，在這樣短的期間內，其影響勢不可能全部呈現出來。這兩大事件，以後對於人類，將產生利益，或將引出不幸，人類的智慧，還不能預見。它們在一定程度上聯合世界上最遙遠的部分，使它們能互相救濟彼此的缺乏，增加彼此的享受，獎勵彼此的產業，其一般傾向似乎是有利的。
不過，對於西印度及東印度兩處的土人，這兩事件本來能夠產生的一切商業上的利益，卻被它們所引起的不幸完全抵消了。這種不幸，與其說出自它們的本性，無寧說出自偶然。美洲及東印度通路被發現時，歐洲人的優越勢力，使他們能為所欲為，在此等遼遠地方，作出各種不合正義的事體。今後，此等地方的土人，也許會日漸強盛，歐洲人也許會日趨衰弱，使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氣與實力。隻有這樣，才可引起相互的恐懼，從而威壓一切獨立國的專橫，使它們能相互尊重彼此的權利。但最能建立此種同等實力的，似乎就是相互傳授知識及改良技術了，但這種結果，自然會，或不如說必然會，伴隨著世界各國廣泛的商業而來臨。
同時，這二發現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促進重商主義的發展，使其達到非此決不能達到的那麽顯著、那麽壯大的程度。這個主義的目標，與其說是由土地改良及耕作而富國，不如說由商業及製造業而富國，與其說由農村產業而富國，不如說由都市產業而富國。但這二發現的結果，歐洲商業都市，不僅成為世界極小部分的製造業者和運送業者（那極小部分，即是大西洋流過的歐洲各國及波羅的海和地中海周圍各國），而且成為美洲許多繁榮耕作地區的製造業者，和亞洲、非洲、美洲各地的運送業者，並在若幹方麵，亦是這各地的製造業者了。這樣就給他們的產業，開拓了兩個新世界，每一個都比舊世界大得多廣得多，其中一個市場，還在日益擴大起來。
誠然，占有美洲殖民地並直接與東印度通商的國家，在外表上享受這大商業全部。但其他國家，雖受那令人厭惡的旨在排斥它們的限製，卻往往享受這大商業實際利益的較大部分，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對於其他國家產業所提供的真實獎勵，就比它們本國產業所受的鼓勵大。單就亞麻布一項說，此等殖民地的消費，據說每年就在三百萬鎊以上，不過我不敢肯定有這麽多。但這巨額的消費，幾乎全部由法國、弗蘭德、荷蘭、德意誌供給。西班牙和葡萄牙，僅僅供給了一小部分。以此巨量亞麻布供給殖民地的資本，每年在那些國家人民中間分配，並給他們提供收入。消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僅僅是這資本的利潤，給加的斯和裏斯本的商人維持最豪侈的浪費。
連一國所訂立以保證其所屬殖民地的專營貿易的條例，亦往往在較大程度上有害於此種條例所要惠益的國家，而在較小程度上有害於此種條例所要妨害的國家。對他國產業不正當的壓迫，反過來（如果我可以這樣說）落在壓迫
者頭上，並以更大的程度破壞他們的產業。例如，根據此等條例，漢堡商人必須把要送到美洲去的亞麻布送往倫敦，並把要送到德國去的煙草，從倫敦帶迴，因為此等商人不能直接把亞麻布送到美洲，亦不能直接從美洲帶迴煙草。由於這種限製，此等商人也許不得不以稍稍低廉的價格售賣亞麻布，而以稍稍昂貴的價格購買煙草，其利潤也許因此縮減若幹。但是，即使我們假定，美洲還款不象倫敦那麽準時——這絕不是事實——漢堡與倫敦貿易，商人資本的往返，也許要比直接與美洲通商，要快得多。這樣，排斥漢堡商人，使不能直接與美洲通商，反使漢堡商人的資本，能在德意誌繼續雇用大得多的勞動量。這樣雖可減少他個人的利潤，卻不會減少他的國家的利益。但對英國，情形就全然兩樣了。獨占自然會吸引（如果我可這樣說）倫敦商人的資本，使流入對自己更有利而對國家卻更不利的用途，因為往返緩慢。
歐洲各國雖都企圖用各種不正當方法獨占所屬殖民地貿易的全部利益，但沒有一個國家，除了擔負平時維持和戰時保衛其對殖民地的統治權所開支的費用以外，能單獨得到什麽。由占有此等殖民地而產生的困難，應有盡有，由此等殖民地貿易而產生的利益，卻不得不與其他國家分享。
乍看起來，對美洲大貿易的獨占，似乎當然是一種無上價值的獲得。在無辨別力的輕優野心家看來，在紛雜的政爭及戰爭中，那自然會作為一種很值得爭奪的迷人的目標出現。但是，這目標的炫人外觀，這貿易的巨大，使獨占此種貿易具有有害的性質，換言之，獨占使一種用途比大部分其他用途對國家利益更少，但卻吸收了比自然狀態下更大部分的國家資本。
第二篇說過，一國商業資本，自然會尋求（如果可這樣說）最有利於國家的用途。倘若它投在運送貿易上，那末它所屬的國家，將成為它所經營的各國貨物貿易的中心市場。這資本所有者，必願盡其所能，把這貨物的大部分，在國內售脫。他這樣就省免了輸出的麻煩、危險與費用，並因此放，盡管在國內市場，所得價格比輸出後所可望獲得的價格小得多，而所得利潤亦比輸出後所可望獲得的利潤小，他總必願意在國內市場售賣。所以，他當然盡其所能，設法使運送貿易變作消費品國外貿易。此外，他的資本如果投在消費品國外貿易上，他又必為了同一理由，願意盡其所能，把他搜集來準備輸到外國市場去的國內貨物的大部分，在國內售脫，因而盡其所能，設法使消費品國外貿易變成國內貿易。各國的商業資本，都自然會尋求近
的用途，而避開遠的用途；尋求往返次數多的用途，而避開往返遲遠的用途；尋求能雇用所屬國或所在國最大生產性勞動量的用途，而避開僅能雇用所屬國或所在國最小生產性勞動量的用途。總之，它自然會尋求在普通場合最有利於國家的用途，而避開在普通場合對國家最無利的用途。
此等遠的用途，在普通場合，雖對國家較少利益，但若其中有某一用途的利潤，偶然提高，足夠抵消近的用途的好處，那末這種高的利潤，就會把資本從近的用途吸引過來，一直到各種用途的利潤，都迴到適當的水平為止。不過，這種高的利潤證明，在社會實際情況下，此等遠的用途的資本，與其他用途的資本，稍稍不相稱，而全社會的資本，不按最適當的方式，分配到社會內不同用途。它證明，有若幹物品，違反應有的程度，以較廉的價格買入，或以較昂的價格賣出，市民中有某一階級，多少受到壓迫，以致違反應有的或自然會有的一切階級平等狀態，支付較多或收得較少。同量資本，投在遠的用途上，和投在近的用途上，雖決不能雇用相同的生產性勞動量，但遠的用途和近的用途，也許同樣為社會幸福所必需。有許多由遠的用途經營的貨物，就為許多近的用途經營所必需。但若經營此等貨物的人的利潤，超過了應有的水平，此等貨物就將違反應有的程度，以較昂的價格售賣，即以稍稍超過自然價格的價格售賣。此種高價格，就會使一切從事近的用途的人多少受到壓迫。所以，他們的利害關係，在這場合，就要求有若幹資本，從此等近的用途撤迴，而轉入遠的用途，以降低其利潤，使達到適當水平，並降低他們所經營的貨物的價格，使達到自然價格。在這異常的場合，公共的利害關係，必定要求有若幹資本，從通常對公眾較有利的用途撤迴，能投到通常對公眾較少利益的用途。在這異常的場合，亦象在一切其他通常的場合一樣，個人的自然利害關係與傾向，恰好符合幹公眾的利害關係，使他們從近的用途撤迴資本，改投入遠的用途。
個人的利害關係與情欲，自然會使他們把資本投在通常最有利於社會的用途。但若由於這種自然的傾向，他們把過多資本投在此等用途，那末這些用途刮潤的降落，和其他各用途利潤的提高，立即使他們改變這錯誤的分配。用不著法律幹涉，個人的利害關係與情欲，自然會引導人們把社會的資本，盡可能按照最適合於全社會利害關係的比例，分配到國內一切不同用途。
重商主義一切法規，必然或多或少地紊亂這自然而又最有利的資本分配。但關於美洲貿
易及東印度貿易的法規，則比其他任何法規，尤有這種結果。因為，這兩大洲的貿易，吸收了比任何其他兩個貿易部門所吸收的都要大的資本。不過，給這兩個貿易部門造成紊亂的法規，卻又不是全然相同的。二者都以獨占為大手段，但獨占的種類不同。這一種或那一種獨占，似乎是重商主義的唯一手段。
對於美洲貿易，各國都盡其所能，企圖獨占其所屬殖民地的全部市場，並完全排斥其他各國，使其不能與所屬殖民地直接通商。在十六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葡萄牙人企圖以同樣方法，控製東印度的貿易，他們聲言他們擁有印度各海的唯一航行權，因為他們第一次發現這通路。荷蘭人仍繼續排斥歐洲一切其他國家，使不能與其所屬香料產島直接通商。這種獨占，顯然妨害歐洲一切其他國家，使它們不能經營本來可投資有利的貿易，並使它們不得不以比它們自己直接從產地輸入時略高的價格，購買這專營貿易所經營的貨物。
但從葡萄牙權力失墜以來，歐洲國家都不再要求航行印度各海的專營權了，印度各海的主要海港，現今開放，一切歐洲國家船隻都可航行了。但除了葡萄牙及近來的法國，各歐洲國家的東印度貿易，都受一個專營公司的鉗製。這一種獨占，妨害了實行獨占的國家。這國家大部分人民，不僅從此失去一種本來可投資有利的貿易，而且不得不以比全國人民都能自由經營這種貿易時略高的價格，購買這獨占貿易所經營的貨物。例如，自從英領東印度公司成立以來，英國其他居民，就不但不能從事這種貿易，而且須以較高的價格，購買他們所消費的東印度貨物。這種獨占，要使此公司，在售賣此等貨物時，取得異常的利潤；而且這樣一個大公司處理事務，難免發生弊端，因而引起異常的浪費。這種異常的利潤和異常的浪費，都得由本國購買者支付。所以，第二類獨占的不合理，比第一類獨占的不合理更為明顯。
這兩種獨占都多少會破壞社會資本的自然分配，但未必以同樣的方式破壞。［txt圖書下載網·電子書下載樂園—.sjtxt］
第一種獨占，總是違反自然趨勢，吸引著過大部分的社會資本，使流人享有獨占權的特殊貿易。
第二種獨占，隨著不同情況，有時吸引資本。使流人享有獨占權的特殊貿易，有時又排拒資本，使不流入這種貿易。在貧國，那當然是違反自然趨勢，吸引過多的資本，使流入這種貿易；但在富國，那當然是違反自然趨勢，排拒許多資本，使不流入這種貿易。
例如，東印度貿易，如果不受一個專營公司的鉗製，象瑞典和丹麥那樣的貧國，也許從來不會派一艘船到東印度去。這個專營公司的設立，必然獎勵冒險家。他們的獨占權，使他們在國內市場上能抵製一切競爭者，而在外國市場上，他們又和他國貿易者有同樣的機會。他們的獨占權，告訴他們，他們對大量的貨物，可十拿九穩地收到大的利潤，對大量貨物，有得到大的利潤的機會。沒有這種異常的鼓勵，這種貧國的窮商人，也許決不會想把小資本冒險投在象東印度貿易那麽遼遠和那麽不確定的事業。
反之，象荷蘭那樣的富國，也許會在貿易自由的場合，派遣比現今多得多的船隻到東印度去。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限製的資本，使許多本來會流入這種貿易的大商業資本，不流入這種貿易。荷蘭的商業資本很多，所以不斷流出，有時流到外國公債，有時流到外國商人與冒險家的私債，有時流到最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有時流到運送貿易。一切近的用途都充滿著資本，投入近的用途略有利潤可圖的資本，全都投下了，荷蘭資本，必然會流向最遠的用途。假使東印度貿易是完全自由的，邵也許會吸收這過剩資本的大部分。東印度提供了一個比歐洲、美洲合起來還更大更廣的市場，來銷售歐洲的製造品及美洲的金銀和其他產物。
資本自然分配的擾亂，必然妨害產生這種現象的社會，不論是排拒資本，使其違反自然趨勢，不流入一個特定貿易部門，或是吸引資本，使其違反自然趨勢，流入這特定貿易部門。如果沒有任何專營公司，荷蘭對東印度的貿易，必比現在大，而它的一部分資本，不能投在最有利的用途上，當然是它很大的損失。同樣，如果沒有任何專營公司，瑞典和丹麥對東印度的貿易，將比現在小，也許竟不存在，而它們一部分資本，投在不適合它們現今情況的用途上，當然是它們很大的損失。按照它們現在的情況，寧可向他國購買東印度貨物，盡管出價較昂，不應該從它們小額資本中，抽出那麽大部分來經營那麽遙遠的貿易，因為那種貿易的往返是那麽遲緩，所能維持的國內生產性勞動量是那麽小，而在它們國內，生產性勞動是那麽需要，有許多事未曾進行，有許多事還待進行。
所以，沒有專營公司，雖有個別國家不能對東印度進行直接的貿易，但不能從此推定，這樣的公司，應在那裏設立，而隻能從此推定，這樣的國家，在這情況下，不應與東印度直接通商。葡萄牙的經驗，充分證明，這樣的公司，一般說來並不是經營東印度貿易所必需。因為，葡萄牙
於是，有人建議，向殖民地派征賦稅，即各殖民地應納的數額，由英帝國議會決定，而省議會則按各省情況，決定最適宜的抽取方法。這樣，關於全帝國的事務，由監督和指揮全國事務的議會決定。而各殖民地當地的事務，仍可由其自己的議會決定。在這場合，殖民地雖不派代表出席英國議會，但我們可根據經驗來判斷，國會的派征不至於不合理。對於不派代表出席國會的帝國所屬各地，英國議會從來沒有加以過重的負擔。根西及澤西二島，雖無任何手段抵抗國會權威，但比別省卻納更少的賦稅。國會雖企圖行使它想象中的向殖民地征課的權利（無論有無根據），但迄未要求殖民地人民，按他們國內同胞應納的正當比例納稅。此外，殖民地納稅，如果要按土地稅的增減而比例增減，那末國會非同時對其自己選民課稅，即不能對殖民地課稅，在這種情況下，殖民地可以說實際上在國會裏派有代表。
各省不按同一辦法同一標準課稅——如果我可以這樣說——而由君主決定各省應納數額，一些省份由君主決定抽收辦法，另一些省份則由省議會決定抽收辦法，這在其他帝國，也不乏先例。法國就有些省份，不僅納稅額由國王決定，而抽收辦法，亦由國王決定。但對另一些省份，他僅僅決定數額，而由省議會決定抽收辦法。依據派征賦稅計劃，英國國會對於殖民地會議，和法國國王對於有權組織議會而且據說又是治理得最好的那些省的議會，就幾乎處在同樣的地位了。
不過，按照這計劃，雖然殖民地人民無正當理由可憂懼，他們對國家的負擔，和他們國內同胞的負擔比較，會超過適當的比例，但英國卻有正當理由憂懼，殖民地對國家的負擔不會達到這適當的比例。法國對於有權組織議會的那些省份的統治權已經鞏固，但英國在過去若幹時期內，卻沒有確立同樣的統治權。殖民地議會，若不十分樂意（除非巧妙地加以控製，否則他們是不大會十分樂意的），仍有許多借口來逃避或拒絕國會最合理的派征。假定說，一次對法戰爭爆發了，必須立即征收一千萬鎊，來保衛帝國中心地。這個款項，必須由國會以某項基金為擔保，支付利息，向人民貸借。這基金的一部分，國會提議在英國國內課稅抽征，另一部分則向美洲和西印度各殖民地議會派征。殖民地議會離戰地遙遠
，而且有時認為與這事件無多大關係，而這個基金的募集，部分又取決於殖民地議會的高興，那末人民肯不肯立即根據這個基金的擔保，而貸借款項呢？由這樣一個基金所貸得的貨幣，也許不會多於英國國內課稅被設想可以償還的數額。這樣，戰時所借債務的全部負擔，就會象往昔一樣，總是落在大不列顛身上，換言之，落在帝國的一部分，不落在帝國的全部。自有世界以來，也許隻有英國一國，開疆辟土，隻增加其費用，從沒增加它的資源。其他國家，大都以帝國防衛費絕大部分，課在自己的從屬地方，從而解除自己的負擔。英國卻一向以這費用的幾乎全部課在本國，從而解除從屬地方的負擔。要使大不列顛與法律一向認為是隸屬大不列顛的殖民地享有平等的地位，國會在派征賦稅計劃上，似乎必須有手段，使其派征立即生效，不致為殖民地議會所逃避、所拒絕。至於這種手段是什麽，卻不是容易想得出來，而且是個未曾闡明的問題。
倘若英國國會，同時充分確立了不得殖民地議會同意即可對殖民地課稅的權利，則此等議會的重要地位，馬上就會終結，而英領美洲領導人物的重要地位，亦必跟著完結。人們所以要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主要是因為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可以取得重要地位。自由政府組織是怎樣安定、怎樣持久，就看這個國家大部分的領導人（即這個國家的上層階級），能如何保持或保衛其重要地位。所以，國內派別活動和野心活動，就在於此等領袖人物不斷地互相攻擊別人的重要地位，保衛各自的重要地位。美洲的領導人物，象一切其他國家的領導人物一樣，想保持自己的地位。他們覺得或者想象，如果他們的議會——他們把它叫做國會，認為其權力與英國國會相等——大權旁落，僅僅成為英國國會的低聲下氣的巨仆或執行吏，他們自己的重要地位就大部分喪失了。所以，他們拒絕議會派征賦稅的建議，象雄心勃勃、意氣昂揚的人一樣，寧願劍拔弩張來保衛自己的重要地位。
當羅馬共和國日趨衰微的時候，負有防禦國家擴大帝國重任的羅馬同盟國，都要求享有與羅馬市民所享的同樣特權。在共和國拒絕它們的要求時，內戰就爆發了。在這樣的戰爭中，羅馬以此種特權，一個一個地給予大部分同盟國，而且按它們的獨立程度給予。現在，英國的國會主張對殖民地課稅，而殖民地則拒絕這種課稅，因為他們未曾派代表出席國會。設者對要脫離聯盟的各殖民地，英國都許其按所納國稅的比例，選舉代表，而且由於納稅，允其自由貿易，使與他們本國同胞相等——其代表人數，
隨其納稅的增加而比例增加——那末各殖民地領導人物，就有了一種奪取重要地位的新方法，一個新的更迷人的野心對象了。這樣，他們也許會希望，從英國政治界那國家彩票獲得大獎，因為他們象其他人一樣，對於自己才能及幸運自有妄想，不想從殖民地這小彩票獲得小獎。明顯地，這種方法，最能保持美洲領導人物的重要地位，滿足他們的野心。除了用這種方法或其他同樣方法，他們不見得會自動服從我們的。我們應當知道，若以流血的方法，強迫他們服從我們，那流出的每一點血，都是我們國民的血，不然就是願為我們國民的人的血。有些人以為，時機一到，極易以武力征服殖民地，那實是非常愚鈍的。現今主持所謂聯合殖民地議會的人，自己感到一種為歐洲最大公民所不會感到的重要地位。他們由小買賣商人、商人、律師，一變而為政治家和立法者，給一個廣大帝國，製定一個新政體。他們自誇，那將成為世界上自有國家以來最大而又最強的一個國家，也許真會如此。直接在聯合殖民地議會工作的人，也許有五百，聽這五百人號令的人，也許有五十萬，他們都同樣覺得，自己的重要性按地位的重要性而提高了。美洲政黨中幾乎每一個人，都想象自己現令的位置，不僅比過去優越，而且也比他們所預期的優越。除非有一種新的野心對象出現在他或其領袖麵前，否則他若有一般人的誌氣，定會拚命護衛他的那個地位。
亨諾主席曾說，我們現今很有興趣地讀著關於同盟的許多小事件的記錄，但當這些事情發生時，也許不被人看做極重要的新聞。他說，當時各人都認為他們有了相當重要的地位。那時流傳下來的許許多多記錄，有大部分，是由那些高興記錄那些事件的人們記下來的。他們自誇是那些事件中的重要角色。巴黎市當時曾頑強地保衛自己，曾為著抗拒最好而後來又是最為人愛戴的那位國王而忍受一次那麽可怕的饑謹，這是世人所熟知的。那裏市民的大部分或者說支配這大部分市民的人，因為預先看到，舊政府一旦恢複，他們的重要地位就會立即消滅，所以竭力為保衛自己的重要地位而戰。除非我們能誘導我國殖民地同意和我們結合，否則它們亦會象巴黎市頑強抗拒其國王中最好的一個那樣，抵抗母國中最好的一個母國。
古代沒有代表製的觀念。當一國人民在他國取得了市民權的時候，他們除了與他國人民一塊兒投票、一塊兒討論，即無法行使這種權利。以羅馬市民特權給予大部分意大利居民，就完全破壞了羅馬共和國。這樣，就無從判別，誰是羅馬市民，誰不是羅馬市民。這
樣，一個氏族，就不知道它自己的成員。這樣，任何種類的暴民，都可能被引入人民議會，他們可能趕走真正市民，並儼然以真正市民自居，決定共和國事務。但是，即使美洲派五十個或六十個新代表出席國會，眾議院的門房，亦不難判別，誰是國會議員，誰不是國會議員。所以，羅馬組織，雖必然由於羅馬與意大利同盟國的聯合而遭受破壞，但英國組織卻不會由於大不列顛與其殖民地聯合而受絲毫損害。反之，其組織將因此而完善；沒有這種聯合，反會覺得不完善。討論並決定帝國一切部分事務的議會，為要得到正確的情報，應當有各部分派出的代表。這種聯合，能不能容易實行，執行時會不會發生困難，我不敢妄斷，但我沒有聽見，不能克服的困難。主要的困難，可能來自大西洋兩岸人民的偏見與成見，並非出幹事物的本性。
住在大西洋這一岸的我們，不必憂懼美洲代表的眾多，將打破組織的均衡，或過度地增加國王勢力，或過度地增加民主勢力。若美洲代表的人數，與美洲所納的稅成比例，那末受統治人數的增加，將與統治手段的增加，恰好成比例，而統治手段的增加，亦將與受統治人數的增加，恰好成比例。聯合之後，君主勢力與民主勢力，仍必和聯合之前一樣，彼此間保持同程度的相對實力。
住在大西洋那一岸的人民，亦不必優懼他們因離政府所在地遙遠而可能遭受許多壓迫。他們出席國會的代表，自始就該是很多的，他們的代表，必能保護他們，使其不受到這一切壓迫。距離的遠，不會削弱代表對於選民的依存性，前者仍必認為，靠後者選拔，才得議員一席，並從這一席取得好處。前者為要保待後者對他的好感，定會以國會議員的權力，申訴帝國這遼遠地帶民政或軍政長官的違法亂紀行為。而且，美洲人民，亦似有若幹理由認為，他們不會長此繼續與政府所在地遠隔。象那裏一向在財富、人口和改良上那樣快速的進步，也許隻要一世紀，美洲的納稅額將超過不列顛的納稅額。帝國的首都，自然會遷到帝國內納稅最多的地方。
美洲的發現及繞好望角到東印度通路的發現，是人類曆史上最大而又最重要的兩件事。其影響已經很大了；但自有這二發現以來，隻不過經曆了二三百年，在這樣短的期間內，其影響勢不可能全部呈現出來。這兩大事件，以後對於人類，將產生利益，或將引出不幸，人類的智慧，還不能預見。它們在一定程度上聯合世界上最遙遠的部分，使它們能互相救濟彼此的缺乏，增加彼此的享受，獎勵彼此的產業，其一般傾向似乎是有利的。
不過，對於西印度及東印度兩處的土人，這兩事件本來能夠產生的一切商業上的利益，卻被它們所引起的不幸完全抵消了。這種不幸，與其說出自它們的本性，無寧說出自偶然。美洲及東印度通路被發現時，歐洲人的優越勢力，使他們能為所欲為，在此等遼遠地方，作出各種不合正義的事體。今後，此等地方的土人，也許會日漸強盛，歐洲人也許會日趨衰弱，使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氣與實力。隻有這樣，才可引起相互的恐懼，從而威壓一切獨立國的專橫，使它們能相互尊重彼此的權利。但最能建立此種同等實力的，似乎就是相互傳授知識及改良技術了，但這種結果，自然會，或不如說必然會，伴隨著世界各國廣泛的商業而來臨。
同時，這二發現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促進重商主義的發展，使其達到非此決不能達到的那麽顯著、那麽壯大的程度。這個主義的目標，與其說是由土地改良及耕作而富國，不如說由商業及製造業而富國，與其說由農村產業而富國，不如說由都市產業而富國。但這二發現的結果，歐洲商業都市，不僅成為世界極小部分的製造業者和運送業者（那極小部分，即是大西洋流過的歐洲各國及波羅的海和地中海周圍各國），而且成為美洲許多繁榮耕作地區的製造業者，和亞洲、非洲、美洲各地的運送業者，並在若幹方麵，亦是這各地的製造業者了。這樣就給他們的產業，開拓了兩個新世界，每一個都比舊世界大得多廣得多，其中一個市場，還在日益擴大起來。
誠然，占有美洲殖民地並直接與東印度通商的國家，在外表上享受這大商業全部。但其他國家，雖受那令人厭惡的旨在排斥它們的限製，卻往往享受這大商業實際利益的較大部分，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對於其他國家產業所提供的真實獎勵，就比它們本國產業所受的鼓勵大。單就亞麻布一項說，此等殖民地的消費，據說每年就在三百萬鎊以上，不過我不敢肯定有這麽多。但這巨額的消費，幾乎全部由法國、弗蘭德、荷蘭、德意誌供給。西班牙和葡萄牙，僅僅供給了一小部分。以此巨量亞麻布供給殖民地的資本，每年在那些國家人民中間分配，並給他們提供收入。消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僅僅是這資本的利潤，給加的斯和裏斯本的商人維持最豪侈的浪費。
連一國所訂立以保證其所屬殖民地的專營貿易的條例，亦往往在較大程度上有害於此種條例所要惠益的國家，而在較小程度上有害於此種條例所要妨害的國家。對他國產業不正當的壓迫，反過來（如果我可以這樣說）落在壓迫
者頭上，並以更大的程度破壞他們的產業。例如，根據此等條例，漢堡商人必須把要送到美洲去的亞麻布送往倫敦，並把要送到德國去的煙草，從倫敦帶迴，因為此等商人不能直接把亞麻布送到美洲，亦不能直接從美洲帶迴煙草。由於這種限製，此等商人也許不得不以稍稍低廉的價格售賣亞麻布，而以稍稍昂貴的價格購買煙草，其利潤也許因此縮減若幹。但是，即使我們假定，美洲還款不象倫敦那麽準時——這絕不是事實——漢堡與倫敦貿易，商人資本的往返，也許要比直接與美洲通商，要快得多。這樣，排斥漢堡商人，使不能直接與美洲通商，反使漢堡商人的資本，能在德意誌繼續雇用大得多的勞動量。這樣雖可減少他個人的利潤，卻不會減少他的國家的利益。但對英國，情形就全然兩樣了。獨占自然會吸引（如果我可這樣說）倫敦商人的資本，使流入對自己更有利而對國家卻更不利的用途，因為往返緩慢。
歐洲各國雖都企圖用各種不正當方法獨占所屬殖民地貿易的全部利益，但沒有一個國家，除了擔負平時維持和戰時保衛其對殖民地的統治權所開支的費用以外，能單獨得到什麽。由占有此等殖民地而產生的困難，應有盡有，由此等殖民地貿易而產生的利益，卻不得不與其他國家分享。
乍看起來，對美洲大貿易的獨占，似乎當然是一種無上價值的獲得。在無辨別力的輕優野心家看來，在紛雜的政爭及戰爭中，那自然會作為一種很值得爭奪的迷人的目標出現。但是，這目標的炫人外觀，這貿易的巨大，使獨占此種貿易具有有害的性質，換言之，獨占使一種用途比大部分其他用途對國家利益更少，但卻吸收了比自然狀態下更大部分的國家資本。
第二篇說過，一國商業資本，自然會尋求（如果可這樣說）最有利於國家的用途。倘若它投在運送貿易上，那末它所屬的國家，將成為它所經營的各國貨物貿易的中心市場。這資本所有者，必願盡其所能，把這貨物的大部分，在國內售脫。他這樣就省免了輸出的麻煩、危險與費用，並因此放，盡管在國內市場，所得價格比輸出後所可望獲得的價格小得多，而所得利潤亦比輸出後所可望獲得的利潤小，他總必願意在國內市場售賣。所以，他當然盡其所能，設法使運送貿易變作消費品國外貿易。此外，他的資本如果投在消費品國外貿易上，他又必為了同一理由，願意盡其所能，把他搜集來準備輸到外國市場去的國內貨物的大部分，在國內售脫，因而盡其所能，設法使消費品國外貿易變成國內貿易。各國的商業資本，都自然會尋求近
的用途，而避開遠的用途；尋求往返次數多的用途，而避開往返遲遠的用途；尋求能雇用所屬國或所在國最大生產性勞動量的用途，而避開僅能雇用所屬國或所在國最小生產性勞動量的用途。總之，它自然會尋求在普通場合最有利於國家的用途，而避開在普通場合對國家最無利的用途。
此等遠的用途，在普通場合，雖對國家較少利益，但若其中有某一用途的利潤，偶然提高，足夠抵消近的用途的好處，那末這種高的利潤，就會把資本從近的用途吸引過來，一直到各種用途的利潤，都迴到適當的水平為止。不過，這種高的利潤證明，在社會實際情況下，此等遠的用途的資本，與其他用途的資本，稍稍不相稱，而全社會的資本，不按最適當的方式，分配到社會內不同用途。它證明，有若幹物品，違反應有的程度，以較廉的價格買入，或以較昂的價格賣出，市民中有某一階級，多少受到壓迫，以致違反應有的或自然會有的一切階級平等狀態，支付較多或收得較少。同量資本，投在遠的用途上，和投在近的用途上，雖決不能雇用相同的生產性勞動量，但遠的用途和近的用途，也許同樣為社會幸福所必需。有許多由遠的用途經營的貨物，就為許多近的用途經營所必需。但若經營此等貨物的人的利潤，超過了應有的水平，此等貨物就將違反應有的程度，以較昂的價格售賣，即以稍稍超過自然價格的價格售賣。此種高價格，就會使一切從事近的用途的人多少受到壓迫。所以，他們的利害關係，在這場合，就要求有若幹資本，從此等近的用途撤迴，而轉入遠的用途，以降低其利潤，使達到適當水平，並降低他們所經營的貨物的價格，使達到自然價格。在這異常的場合，公共的利害關係，必定要求有若幹資本，從通常對公眾較有利的用途撤迴，能投到通常對公眾較少利益的用途。在這異常的場合，亦象在一切其他通常的場合一樣，個人的自然利害關係與傾向，恰好符合幹公眾的利害關係，使他們從近的用途撤迴資本，改投入遠的用途。
個人的利害關係與情欲，自然會使他們把資本投在通常最有利於社會的用途。但若由於這種自然的傾向，他們把過多資本投在此等用途，那末這些用途刮潤的降落，和其他各用途利潤的提高，立即使他們改變這錯誤的分配。用不著法律幹涉，個人的利害關係與情欲，自然會引導人們把社會的資本，盡可能按照最適合於全社會利害關係的比例，分配到國內一切不同用途。
重商主義一切法規，必然或多或少地紊亂這自然而又最有利的資本分配。但關於美洲貿
易及東印度貿易的法規，則比其他任何法規，尤有這種結果。因為，這兩大洲的貿易，吸收了比任何其他兩個貿易部門所吸收的都要大的資本。不過，給這兩個貿易部門造成紊亂的法規，卻又不是全然相同的。二者都以獨占為大手段，但獨占的種類不同。這一種或那一種獨占，似乎是重商主義的唯一手段。
對於美洲貿易，各國都盡其所能，企圖獨占其所屬殖民地的全部市場，並完全排斥其他各國，使其不能與所屬殖民地直接通商。在十六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葡萄牙人企圖以同樣方法，控製東印度的貿易，他們聲言他們擁有印度各海的唯一航行權，因為他們第一次發現這通路。荷蘭人仍繼續排斥歐洲一切其他國家，使不能與其所屬香料產島直接通商。這種獨占，顯然妨害歐洲一切其他國家，使它們不能經營本來可投資有利的貿易，並使它們不得不以比它們自己直接從產地輸入時略高的價格，購買這專營貿易所經營的貨物。
但從葡萄牙權力失墜以來，歐洲國家都不再要求航行印度各海的專營權了，印度各海的主要海港，現今開放，一切歐洲國家船隻都可航行了。但除了葡萄牙及近來的法國，各歐洲國家的東印度貿易，都受一個專營公司的鉗製。這一種獨占，妨害了實行獨占的國家。這國家大部分人民，不僅從此失去一種本來可投資有利的貿易，而且不得不以比全國人民都能自由經營這種貿易時略高的價格，購買這獨占貿易所經營的貨物。例如，自從英領東印度公司成立以來，英國其他居民，就不但不能從事這種貿易，而且須以較高的價格，購買他們所消費的東印度貨物。這種獨占，要使此公司，在售賣此等貨物時，取得異常的利潤；而且這樣一個大公司處理事務，難免發生弊端，因而引起異常的浪費。這種異常的利潤和異常的浪費，都得由本國購買者支付。所以，第二類獨占的不合理，比第一類獨占的不合理更為明顯。
這兩種獨占都多少會破壞社會資本的自然分配，但未必以同樣的方式破壞。［txt圖書下載網·電子書下載樂園—.sjtxt］
第一種獨占，總是違反自然趨勢，吸引著過大部分的社會資本，使流人享有獨占權的特殊貿易。
第二種獨占，隨著不同情況，有時吸引資本。使流人享有獨占權的特殊貿易，有時又排拒資本，使不流入這種貿易。在貧國，那當然是違反自然趨勢，吸引過多的資本，使流入這種貿易；但在富國，那當然是違反自然趨勢，排拒許多資本，使不流入這種貿易。
例如，東印度貿易，如果不受一個專營公司的鉗製，象瑞典和丹麥那樣的貧國，也許從來不會派一艘船到東印度去。這個專營公司的設立，必然獎勵冒險家。他們的獨占權，使他們在國內市場上能抵製一切競爭者，而在外國市場上，他們又和他國貿易者有同樣的機會。他們的獨占權，告訴他們，他們對大量的貨物，可十拿九穩地收到大的利潤，對大量貨物，有得到大的利潤的機會。沒有這種異常的鼓勵，這種貧國的窮商人，也許決不會想把小資本冒險投在象東印度貿易那麽遼遠和那麽不確定的事業。
反之，象荷蘭那樣的富國，也許會在貿易自由的場合，派遣比現今多得多的船隻到東印度去。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限製的資本，使許多本來會流入這種貿易的大商業資本，不流入這種貿易。荷蘭的商業資本很多，所以不斷流出，有時流到外國公債，有時流到外國商人與冒險家的私債，有時流到最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有時流到運送貿易。一切近的用途都充滿著資本，投入近的用途略有利潤可圖的資本，全都投下了，荷蘭資本，必然會流向最遠的用途。假使東印度貿易是完全自由的，邵也許會吸收這過剩資本的大部分。東印度提供了一個比歐洲、美洲合起來還更大更廣的市場，來銷售歐洲的製造品及美洲的金銀和其他產物。
資本自然分配的擾亂，必然妨害產生這種現象的社會，不論是排拒資本，使其違反自然趨勢，不流入一個特定貿易部門，或是吸引資本，使其違反自然趨勢，流入這特定貿易部門。如果沒有任何專營公司，荷蘭對東印度的貿易，必比現在大，而它的一部分資本，不能投在最有利的用途上，當然是它很大的損失。同樣，如果沒有任何專營公司，瑞典和丹麥對東印度的貿易，將比現在小，也許竟不存在，而它們一部分資本，投在不適合它們現今情況的用途上，當然是它們很大的損失。按照它們現在的情況，寧可向他國購買東印度貨物，盡管出價較昂，不應該從它們小額資本中，抽出那麽大部分來經營那麽遙遠的貿易，因為那種貿易的往返是那麽遲緩，所能維持的國內生產性勞動量是那麽小，而在它們國內，生產性勞動是那麽需要，有許多事未曾進行，有許多事還待進行。
所以，沒有專營公司，雖有個別國家不能對東印度進行直接的貿易，但不能從此推定，這樣的公司，應在那裏設立，而隻能從此推定，這樣的國家，在這情況下，不應與東印度直接通商。葡萄牙的經驗，充分證明，這樣的公司，一般說來並不是經營東印度貿易所必需。因為，葡萄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