瘠，決不能證明金銀昂貴國家的貧窮與野蠻。貧國不能象富國購買那麽多的金銀，也不能對於金銀支付那麽高的價格。所以，此等金屬的價值，在貧國決不會比富國更高。中國比歐洲任何國家都富得多，但貴金屬價值在中國，卻比歐洲各國高得多。固然，歐洲的財富，自美洲礦山發現以來，已大有增加，同時金銀價值亦逐漸低落。但這種價值的下落，並非起因於歐洲真實財富的增加，或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增加，而是起因於曠古未有的豐饒礦山的偶然發現。歐洲金銀量的增加與製造業及農業的發達，雖然是發生在幾乎同一個時期，但其原因卻非常不相同，兩者相互間簡直沒有何等自然關係。金銀量的增加，事出偶然，與任何深慮、任何政策無關，而且深慮與政策，亦無能為力。製造業及農業的發達，則是起因於封建製度的崩潰與新政府的成立。後者對於產業，給予了它所需求的唯一獎勵，即相當保證了各人得享受各人勞動的果實。封建製度至今依舊殘存的波蘭，其貧乏狀況差不多和美洲發現以前無異。然而在波蘭，也象在歐洲其他各地一樣，穀物的貨幣價格騰貴了，金銀的真實價值下落了。可知在波蘭，貴金屬也象在他國一樣，數量增加了，其增加的數量，就其對該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比例來說，也和他國相似。可是，這種貴金屬的增加，似乎並不曾增加該國的年產物，不曾增進其製造業及農業，也不曾改善其居民的境遇。西班牙和葡萄牙二國，在美洲擁有許多礦山，但在歐洲各國中，恐怕它們是僅次於波蘭的兩個最貧國家了。可是，貴金屬的價值，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卻一定比歐洲其他地方低，因為，貴金屬是這兩國運往歐洲各地的，不但要附加運費和保險費，而已由於這兩國金銀的輸出，或被禁止或需繳納重稅，還要付走私費用。所以，就其對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比例說，貴金屬量在這兩國一定比歐洲其他各國多。然而，它們卻比歐洲其他各國貧。它們雖已廢除了封建製度，但代興的並不是更好的製度。
正如金銀價值的低落，並不能證明一國的富裕繁榮，金銀價值的騰貴，換言之，穀物及一般物品貨幣價格的低落，也不能證明一國的貧困、野蠻。
不過，一國的貧困、野蠻，雖不能取證於穀物的低賤，卻可十之八九取證於家畜、家禽、一切野生鳥獸這類東西的貨幣價格比穀物的貨幣價格來得低這個事實。這類東西貨幣價格的低賤，明顯地證明了以下兩個事實：第一，此等產物的繁多程度，大於穀物，可知畜牧荒地所占的麵積，較穀物耕地大得多；第二，畜牧荒地
的地價，較穀物耕地的地價低廉，可知該國大部分土地還未加以耕作和改良。此二者證明，這種國家的資財和人口，對其土地麵積所持的比例，與普通文明國不同，從而證明其社會狀態向在幼稚階段。總之，我們由一艘貨物尤其是穀物的貨幣價格的高低所能推斷的，隻是那時候以金銀供給世界商場的各礦山的肥瘠，決不能據以推斷該國的貧富。但是，我們從某些種類貨物的貨幣價格與其他貨物的貨幣價格對比的高低，卻可幾乎完全準確地推斷，該國是富裕，或是貧困；其大部分土地，是否改良；其社會狀態，是接近野蠻，還是接近文明。
物品貨幣價格騰貴的原因，如全是由於銀價跌落，則一切貨物所受影響，一定相同。即銀價若較前減少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所有一切貨物價格，亦必相應地普遍抬高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但是，人們當作問題議論紛壇的各種食品價格的騰貴，其程度卻參差不一。就現世紀平均來看，人們公認，即使那些以銀價騰貴來說明穀價騰貴的人也承認，穀價上升率比其他食品價格上升率小得多。由此可知，後者價格的騰貴，決不能完全歸因於銀價跌落，我們必須考慮其他原因。以上所提出的原因，也許已可充分說明，為什麽這些食品價格漲得比穀物大，而無須求助於銀價跌落的假設。
單就穀物說，在現世紀最初六十四年間，及最近異常不良季節以前，其價格較前世紀最後六十四年間略低。此種事實，不但英國溫莎市場價格表證明其屬實，即蘇格蘭各郡公定穀價調查表，以及法國麥桑斯和杜普雷·得·聖莫爾二氏所精勤搜集的許多市場賬薄，亦證明其屬實。此種實證，原極繁瑣難稽，現在所得，可算是超出人們所期望的那麽完備了。
至於最近十年或十二年的穀物高價，可由季節不良充分說明，不必想到銀價跌落這個事實。
因此，銀價在不斷跌落的見解，實無何等確鑿的根據。既不根據對穀價的觀察，也不根據對其他食品價格的觀察。
或許有人說：同量銀在今日所能購得的某種食品量，即使照上麵的敘述，亦遠較前世紀所能購得的該種食品量為少。他們還說，確定這個變化究竟是由於該貨物價值的上漲，還是由於銀價的下落，即使確定了，也不過是確定一種徒然的、無益的區別，對一個隻攜帶一定量白銀去做買賣或隻有一定量貨幣收入的人，並無幫助。我當然不敢說，知道這個區別就能以較廉的價格購到貨物。但這種區別決不能因此便說是全無所用。
一國
的繁榮狀態，可由此區別，得到一平易的左證。所以這區別的確定，對於大眾當不無助益。某種食品價格的騰貴，若是由於銀價的下落，那是由於這樣一種情況，從它所能推得的，隻是美洲礦山的豐饒。盡管有了這種情況，真實財富即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就會日漸衰微，象葡萄牙、波蘭那樣，或者日漸增加，象歐洲其他大部分地方那樣。但這些食品價格的騰貴，若是由於生產該食品的土地的真實價值的增大，即該土地產出力的增長，或由於土地耕作的改善和改臾的擴展，由於土地更適於穀物生產，那我們就可以堅決地斷定，該國是在繁榮進步。土地乃是一切大國的國家財富中最大的、最重要的、最持久的部分。此種區別，對於此最大、最重要、最持久部分的價值有否增加，既能提供決定性的證據，那無疑不能說對公眾毫無助益，至少能給予公眾以若幹滿足。
不但如此，在規定某些下級雇員的報酬時，此區別對公眾也有若幹助益。若某種食品價格的騰貴，是由於銀價的下落，則此等雇員的金銀報酬（假定以前並未失之過高），便應按此下落的比例予以增加。否則其真實報酬，將依這同一比例減少。但食物價格的騰貴，如果是由於該食物價值隨著生產它們的土地的產出力的改善而增加，那末，要按什麽比例來抬高他們的金錢報酬，或者要否抬高，其判定就成為一個極微妙的問題。我相信，改良及耕作的擴張，既一定會使一切動物性食物與穀物對比的價格或多或少地提高，它也一定會使一切植物性食物和穀物對比的價格式多或少地下落。它必能使動物性食物價格上漲，國為生產此食物的大部分土地，既已改良而適於穀物的生產，就得對地主和農業家提供穀田的地租和利潤。它必能使植物性食物的價格下跌，因為由於增加了土地的產出力，這種食物的產量必更為豐足。而且，農業的改良使許多植物性食物能以更廉的（因為所需土地與勞動化穀物少）價格上市。如馬鈴薯，如玉米即所謂印度玉蜀黍，都屬於此類。此兩者為歐洲農業，或者說歐洲本身，由於通商及航海大發展而得到的二大改良。此外，在農業幼稚狀態下，許多植物性食物，其栽種僅局限於菜園中，所用器具僅為鋤。到了農業改進，這些植物就開始在一般農場栽植，並以耕犁從事栽植。如蕪青、胡蘿卜、卷心菜等，都屬於此類。因此，在社會改良的進程中，如果某一種食品的真實價格必因而騰貴，那末，另一種食品的真實價格，就必因而跌落。在此場合，要判定前者的漲價，在什麽程度上能由後者的跌價來抵償，那是更微妙的問題。家畜肉價格一旦漲到極
點（除豬肉外，一切家畜內在英格蘭大部分地方，似乎已於一世紀前，達到了極點），此後其他各種動物性食物價格，無論如何騰貴，對一般下層階級人民的境遇，是不會有大影響的。英格蘭大部分貧民境遇必不至因家禽、魚類、野禽或鹿肉價格的騰貴而陷於大困苦，團為馬鈴薯的跌價定可給予一定的補救。
當現今食物缺乏時，穀價昂貴，無疑會使一般貧民受苦。但在普通豐年，穀物以普通價格或平均價格出售時，他種原生產物價格的自然上升，不會使貧民感到大痛苦。食鹽、肥皂、皮革、麥芽、麥酒等製造品價格因課稅而發生的人為的上漲，也許會引起他們更大的痛苦。
改良的進展對於製造品真實價格的影響
但是，改良會自然而然地產生逐漸降低一切製造品真實價格的結果。隨著改良，一切製造業的費用，大概都會逐漸減低，沒有例外。機械的改善，技巧的進步，作業上更妥當的分工，無一非改良所致，亦無一不使任何作業所需的勞動量大減。誠然，社會狀態，日益繁榮，勞動的真實價格，必大大增高，但必要勞動量的大減少，一般足以補償勞動價格的增高而有餘。
固然，有些製造品，從改良上所得的一切利益，還不足以抵償其原料真實價格的增高。在許多木器的製作，能以最好機器、最大技巧及最完善分工得到的一切利益，恐怕還抵不過木材真實價格由於土地改良而發生的上漲。
但是，在原料的真實價格沒有增高或增高有限的場合，製造品的真實價格，一定會大大低落。
近兩世紀，物價跌落最顯著的要算那些以賤金屬為原料的製造品了。前世紀中葉需二十餘鎊才能購得的手表，現在恐怕有二十先令就可購得。刀匠鐵匠所製成的物品，各種鋼鐵玩具，以及以伯明翰出品設菲爾德出品著稱的一切貨物，其價格跌落的程度，雖然沒有象表價那麽大，但也足使歐洲其他各地工人驚倒。他們在許多場合承認，即使以兩倍甚至三倍的價格，還不能製出同樣優良的產品。也許以賤金屬為材料的這種種製造業，比一切其他製造業都更適宜於進行分工，更可進行機械改良。其製造品價格的特別低廉，當無足怪。
在近兩世紀中，毛織業製造品，沒有何等顯著的跌價。反之，最上等毛織物價格，在這二十五年乃至三十年間，和其品質比較，卻上漲了一些。據說，這是因為西班牙羊毛貴了好多。又有人說，完全由英格蘭羊毛製成的約克州毛織物的價格，就其品質說，在現世紀中，已跌落了好些。
但是品質的好壞，大有爭辯的餘地。所以這種說法，我都認為未必確實。毛織業上的分工狀況，今日和百年前大致相同。其使用的機械，亦無大變動。但這兩方麵可能都有小小改良，使毛織物價格跌落若幹。
但是，我們如把此種製造品的現在價格和更遠的十五世紀末葉價格比較。則其跌價就顯得明確得多。那時分工程度，遠不及今日精細，使用的機器，亦遠較今日不完備。
1487年即亨利七世第四年曾頒布以下法令：“最上等赤呢或最上等花呢一碼，零售不得超過十六先令，違者每碼課罰金四十先令”。依此推斷，含銀量約與今幣二十四先令相等的十六先令，當時看做是上等呢一碼的合理價格。當時頒布此法令，意在取締奢侈，可知普通售價必在十六先令以上。每碼一幾尼在今日可看做此等織物的最高價格。這樣說來，即使假定品質相等，最上等呢的貨幣價格，自十五世紀末葉以來，亦顯有跌落，何況今日最上等呢的質量，可能比當時好得多。至於它的真實價格，則跌落更大。六先令八便士，為當時及此後許久小麥每誇特的平均價格，所以十六先令就是小麥二誇特三蒲式耳多的價格。現在小麥一誇特如評價為二十八先令，則當時最上等呢一碼的真實價格，至少必等於現在英幣三鎊六先令六便士。當時購買這種呢一碼的人，必須支付今日三磅六先令六便士所能支配的勞動量與食品量。粗呢的真實價格，雖亦顯有跌落，但其跌落程度，沒有上等呢那麽大。
1463年即愛德華四世第三年頒布的法令，限定農業雇工、普通工人、市外或郊外居住的一切工匠所雇用的雇工，都不得穿用每碼二先令以上的呢。當時二先令，約含有今幣四先令同量的銀。但是，現在每碼值四先令的約克呢，恐怕比當時最苦雇工穿用的呢好得多。所以，這些人所穿衣物的貨幣價格，就其品質說，現在亦比當時低廉。至其真實價格，那是更比當時低廉了。小麥每蒲式耳十便士，當時看做適中合理的價格。所以，二先令，就是當時小麥約二蒲式耳二配克的合理價格。按每蒲式耳合三先令六便士計，現在二蒲式耳二配克小麥，更值八先令九便士。當時貧困雇工，每購這種呢一碼，所須舍棄的購買力，相當於今日八先令九便士所能購得的食品量。但是，這法令也旨在取締貧民的奢侈與浪費。可知當時貧民通常所穿的衣著，比現在昂貴得多。
這法令，又禁這階級人民，不得穿用每雙價格超過十四便士（約等於今幣二十便士）的長襪。當時十四便士，約為小麥一蒲式耳二配克的價格，
以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計，現在一蒲式耳二配克小麥要賣五先令三便士。在我們今日看來，長襪一雙值五先令三便士，對最窮最賤的雇工是貴到極點的價格，然而，當時下級雇工，必須對長襪支付等於這數目的價格。
在愛德華四世時代，歐洲各地大概沒有一地方知道織襪技術。當時所穿長襪，都是由普通布匹製成。而這也許是其昂貴原因之一。英格蘭最先穿襪的，據說是女王伊麗莎白，她的襪，是由西班牙大使奉贈的。
往時精粗毛織業所用機械，都遠不及今日完備。這些機械近數百年來，曾經過三次大改良，此外還有多次小改良，其次數和重要性，現難於確定。三次主要改良如下：第一，以紡條紡錘代替紡輪，其結果，同量勞動，能成就二倍以上的工作。第二，使用若幹精妙機械，大大便利和節省絨線毛線的卷繞或經緯線在上機前的安排，這種工作在此等機械未發明前，極其累贅困難。第三，果用漂布機漿洗，代替以往布脫機後入水踐踏使布密致的方法。在十六世紀初期，英格蘭各地尚不如水車風車。即阿爾俾斯山以北的歐洲各國，亦是如此。唯有意大利一國，比這早一些時候采用此等機械。
此等情況，也許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往時精粗毛織品，何以較現在昂貴。往時，此等貨物上市，更費去更多勞動，所以上市後，必須交換更大量勞動的價格。
英格蘭往時製造粗毛織品的方法，與今日工業幼稚國所用的相同，它大概是一種家庭製造業，其工作的各部分，差不多每一個家庭的毎一個成員，都偶爾擔當過。但他們通常隻在沒有其他工作可做時才做這工作，這工作並不是他們大部分生活資料所仰給的來源。勞動者當作副業製成的物品，其價格總比其生活費完全或大部分取資的製品的價格低得多，那是我們在前麵已經說過的。至於精毛織品，那時候英格蘭尚無製造，而是仰給於商務繁盛的弗蘭德。那時候，該地製造這種毛織品的人，大概也象現在一樣，從這工作取給其全部或大部分生活費。此外，當時弗蘭德製品，是一種外貨。對國王須繳納若幹賦稅，至少，亦得繳納往時通行的噸稅和磅稅。這些稅大概不很高，當時歐洲國家的政策，不在於設高關稅以限製外國製品輸入，卻寧願獎勵商人，使能廉價輸入豪紳顯貴所希求的本國不能自製的便利品和奢侈品。
此等情況，也許可在某種程度上說明，粗製品的真實價格，與精製品真實價格相比，何以昔時遠低於今日。
本章的結論
我在此
將以下述議論，結束這冗長的一章。即一切社會狀況的改良，都有一種傾向，直接或間接使土地的真實地租上升，使地主的真實財富增大，使地主對他人的勞動或勞動生產物有更大的購買力。
改良及耕作的擴大，可直接抬高土地的真實地租。地主所得那一份生產物，必然隨全部生產物的增加而增加。
土地原生產物中，有一部分的真實價格的騰員，最初是土地改良和耕作擴大的結果，接著，又是促進土地改良和耕作擴大的原因。例如，牲畜價格的騰貴，會直接而且以更大比例，提高土地地租。地上所得部分的真實價值，換言之，他支配他人勞動的能力，會隨土地生產物真實價值的提高而增大，而他在全部生產物中所分的比例亦會隨之增大。這種生產物，在其真實價值增高以後，並不需要使用比以前多的勞動量來取得它。因此，在土地全部生產物中，隻須以一較小部分來補償雇用勞動的資本及支付普通的利潤。由是就有較大部分歸地主所有。
勞動生產力的增進，如果能直接使製造品真實價格低落，亦必能間接提高土地的真實地租。地主通常把他消費不了的原生產物或剩餘原生產物的價格，去交換製造品。凡減低製造品真實價格的事物，無不提高原生產物的真實價格。因為，同量的原生產物，這時候可換得更多的製造品。於是，地主便能購買更多的他所需要的便利品、裝飾品和奢侈品。
社會真實財富的增加，社會所屬用的有用勞動量的增加，都有間按提高土地真實地租的傾向。這種勞動量，自然有一定部分流向土地方麵。土地上將有更多的人和牲畜從事耕作。土地生產物將隨所投資本的增加而增加，而地稅又隨生產物的增加而增加。
至於和上述相反的情況，例如對耕作及改良的忽視，某種土地原生產物真實價格的低落，由於製造技術退步和產業凋敝而發生的製造品真實價格的騰貴，以及社會真實財富的衰落等等，都傾向於減低土地的真實地租，減少地主的真實財富，使地主對於他人的勞動或勞動生產物，隻有較小的購買力。
上麵已經說過，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全部年產物，或者說，年產物的全部價格，自然分解為土地地租、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三部分。這三部分，構成三個階級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為生、以工資為生和以利潤為生這三種人的收入。此三階級，構成文明社會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階級。一切其他階級的收入，歸根結底，都來自這三大階級的收入。
由此可見，這三大階級中
，第一階級即地主階級的利益，是和社會一般利益密切相關，不可分離的。凡是促進社會一般利益的，亦必促進地主利益，凡是妨害社會一般利益的，亦必妨害地主利益。地主在關於商業及政治問題的公眾集議上，為本階級的利益打算，決不會貽誤國家，至少，在他們對本階級利益具有相當知識的場合是如此。但實際上，他們往往缺乏這種知識。他們在上述三階級中，算是一個特殊階級。他們不用勞力，不用勞心，更用不著任何計劃與打算，就自然可以取得收入。這一階級所處的安樂穩定地位，使他們自然流於懶惰。懶惰不但使他們無知，並使他們不能用腦筋來預測和了解一切國家規章的後果。
第二階級即靠工資過活的階級的利益，也同樣與社會利益密切相關。如前所述，勞動工資最高的時候，就是對勞動的需求不斷增加、所雇勞動量逐年顯著增加的時候。當社會的真實財富處於不增不減的狀態時，勞動者的工資馬上就會低落，隻夠他們贍養家庭，維持種類。當社會衰退時，其工資甚至會降低到這一限度以下。勞動者在繁榮社會中不能享得地主階級那樣大的利益，在衰退的社會中卻要蒙受任何階級所經驗不到的痛苦。但是，勞動者的利益，雖與社會一般利益密切相關，但他們沒有了解一般社會利益的能力，更沒有能力理解本身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係。他們的狀況，不能讓他們有接受各方必要消息的時間，即使有此時間，他們的教育和習慣，也不能使他們對任何消息作出適當的判斷。因此，在公眾集議時，隻在特殊場合，即在雇主為著白己的特殊目的，而不是為著勞動者的利益，出來鼓動並支持勞動者發言的場合，勞劫者才發表意見。此外，勞動者能發言的，很不多見，其議論受到尊敬的，更為少聞。
勞動者的雇主即靠利潤為生的人，構成第三個階級。推動社會大部分有用勞動活動的，正是為追求利潤而使用的資本。資本使用者的規劃和設計，支配指導著勞動者的一切最重要動作。但他們這一切規劃和設計，都是以利潤為目標。利潤率不象地祖和工資那樣，隨社會繁榮而上升，隨社會衰退而下降。反之，它在富國自然低，在貧國自然高，而在迅速趨於沒落的國家最高。因此，這一階級的利益與一般社會利益的關係，就和其他兩階級不同。在這一階級中，商人和製造業者通常是使用資本最大的兩階層。因為他們最富裕，所以最為社會所尊敬。他們終日從事規劃與設計，自比大部分鄉紳具有更敏銳的理解力。可是，因為他們通常為自己特殊事業的利益打算，而不為社會一股利益打算，所以，
他們的判斷，即使在最為公平（不總是如此）的場合，也是取決於關於前者的考慮，而很少取決於關於後者的考慮。他們比鄉紳高明，與其說是由於他們更理解公眾利益，倒不如說是由於他們更理解自身的特殊利益。由於這種比較優越的理解，他們往往利用鄉紳的寬宏施行欺騙手段，使他老老實實地相信，他自身的利益不是公眾利益，唯有他們的利益才是公眾利益，並使他僅僅憑了這單純而誠篤的信念，舍棄自己的利益和公眾的利益，去遷就他們。其實，不論在哪一種商業或製造業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幹方麵往往和公眾利益不同，有時甚或相反。擴張市場，縮小競爭，無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可是前者雖然往往對於公眾有利，後者卻總是和公眾利益相反。縮小競爭，隻會使商人的利潤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餘市民卻為了他們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負擔。因此，這一階級所建議的任何新商業法規，都應當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非小心翼翼地、抱著懷疑態度作了長期的仔細檢查以後，決不應隨便采用。因為他們這般人的利益，從來不是和公眾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說，他們的利益，在於欺騙公眾，甚至在於壓迫公眾。事實上，公眾亦常為他們所欺騙所壓迫。
序論
在無分工，少交換，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物品都由自己供給的原始社會狀態下，要經營社會事業，無須預儲資財。人人都力圖依靠自己的勞動來滿足自身隨時發生的需要。餓了便到森林去打獵；衣服壞了，便剝獸類的皮革來穿；房屋破了，便就近伐取樹枝草皮，盡其所能，加以修茸。
在徹底實行分工之後，一人自己勞動的產物，便僅能滿足自身隨時發生的需要的極小部分。其他大部分需要，必得仰賴他人勞動的產物來供給。這種產物必由購買而得。購買的手段即是他自己的產物，或者說，他自己產物的價格。但在購買以前，不僅自己勞動的產物要已經作成，還要已經賣掉，所以至少在這兩件事情能夠辦到以前，必須先在某個地方儲有各色各樣的貨物，足以維持他的生活，並提供材料和工具供他使用。例如織匠在織物尚未作成、尚未賣掉以前，要不是在自己手中或他人手中有所蓄積，足以維持他的生活，並給他提供材料和工具，他就織不出任何東西。很明顯，這種儲蓄非在他開始從事這項職業很久以前完成不可。
按照事物的本性，資財的蓄積，必須在分工以前。預蓄的資財愈豐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愈細密，而分工越細密，同一數量工人所能加工的材料，就能按更大的比例增加。每個工
正如金銀價值的低落，並不能證明一國的富裕繁榮，金銀價值的騰貴，換言之，穀物及一般物品貨幣價格的低落，也不能證明一國的貧困、野蠻。
不過，一國的貧困、野蠻，雖不能取證於穀物的低賤，卻可十之八九取證於家畜、家禽、一切野生鳥獸這類東西的貨幣價格比穀物的貨幣價格來得低這個事實。這類東西貨幣價格的低賤，明顯地證明了以下兩個事實：第一，此等產物的繁多程度，大於穀物，可知畜牧荒地所占的麵積，較穀物耕地大得多；第二，畜牧荒地
的地價，較穀物耕地的地價低廉，可知該國大部分土地還未加以耕作和改良。此二者證明，這種國家的資財和人口，對其土地麵積所持的比例，與普通文明國不同，從而證明其社會狀態向在幼稚階段。總之，我們由一艘貨物尤其是穀物的貨幣價格的高低所能推斷的，隻是那時候以金銀供給世界商場的各礦山的肥瘠，決不能據以推斷該國的貧富。但是，我們從某些種類貨物的貨幣價格與其他貨物的貨幣價格對比的高低，卻可幾乎完全準確地推斷，該國是富裕，或是貧困；其大部分土地，是否改良；其社會狀態，是接近野蠻，還是接近文明。
物品貨幣價格騰貴的原因，如全是由於銀價跌落，則一切貨物所受影響，一定相同。即銀價若較前減少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所有一切貨物價格，亦必相應地普遍抬高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但是，人們當作問題議論紛壇的各種食品價格的騰貴，其程度卻參差不一。就現世紀平均來看，人們公認，即使那些以銀價騰貴來說明穀價騰貴的人也承認，穀價上升率比其他食品價格上升率小得多。由此可知，後者價格的騰貴，決不能完全歸因於銀價跌落，我們必須考慮其他原因。以上所提出的原因，也許已可充分說明，為什麽這些食品價格漲得比穀物大，而無須求助於銀價跌落的假設。
單就穀物說，在現世紀最初六十四年間，及最近異常不良季節以前，其價格較前世紀最後六十四年間略低。此種事實，不但英國溫莎市場價格表證明其屬實，即蘇格蘭各郡公定穀價調查表，以及法國麥桑斯和杜普雷·得·聖莫爾二氏所精勤搜集的許多市場賬薄，亦證明其屬實。此種實證，原極繁瑣難稽，現在所得，可算是超出人們所期望的那麽完備了。
至於最近十年或十二年的穀物高價，可由季節不良充分說明，不必想到銀價跌落這個事實。
因此，銀價在不斷跌落的見解，實無何等確鑿的根據。既不根據對穀價的觀察，也不根據對其他食品價格的觀察。
或許有人說：同量銀在今日所能購得的某種食品量，即使照上麵的敘述，亦遠較前世紀所能購得的該種食品量為少。他們還說，確定這個變化究竟是由於該貨物價值的上漲，還是由於銀價的下落，即使確定了，也不過是確定一種徒然的、無益的區別，對一個隻攜帶一定量白銀去做買賣或隻有一定量貨幣收入的人，並無幫助。我當然不敢說，知道這個區別就能以較廉的價格購到貨物。但這種區別決不能因此便說是全無所用。
一國
的繁榮狀態，可由此區別，得到一平易的左證。所以這區別的確定，對於大眾當不無助益。某種食品價格的騰貴，若是由於銀價的下落，那是由於這樣一種情況，從它所能推得的，隻是美洲礦山的豐饒。盡管有了這種情況，真實財富即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就會日漸衰微，象葡萄牙、波蘭那樣，或者日漸增加，象歐洲其他大部分地方那樣。但這些食品價格的騰貴，若是由於生產該食品的土地的真實價值的增大，即該土地產出力的增長，或由於土地耕作的改善和改臾的擴展，由於土地更適於穀物生產，那我們就可以堅決地斷定，該國是在繁榮進步。土地乃是一切大國的國家財富中最大的、最重要的、最持久的部分。此種區別，對於此最大、最重要、最持久部分的價值有否增加，既能提供決定性的證據，那無疑不能說對公眾毫無助益，至少能給予公眾以若幹滿足。
不但如此，在規定某些下級雇員的報酬時，此區別對公眾也有若幹助益。若某種食品價格的騰貴，是由於銀價的下落，則此等雇員的金銀報酬（假定以前並未失之過高），便應按此下落的比例予以增加。否則其真實報酬，將依這同一比例減少。但食物價格的騰貴，如果是由於該食物價值隨著生產它們的土地的產出力的改善而增加，那末，要按什麽比例來抬高他們的金錢報酬，或者要否抬高，其判定就成為一個極微妙的問題。我相信，改良及耕作的擴張，既一定會使一切動物性食物與穀物對比的價格或多或少地提高，它也一定會使一切植物性食物和穀物對比的價格式多或少地下落。它必能使動物性食物價格上漲，國為生產此食物的大部分土地，既已改良而適於穀物的生產，就得對地主和農業家提供穀田的地租和利潤。它必能使植物性食物的價格下跌，因為由於增加了土地的產出力，這種食物的產量必更為豐足。而且，農業的改良使許多植物性食物能以更廉的（因為所需土地與勞動化穀物少）價格上市。如馬鈴薯，如玉米即所謂印度玉蜀黍，都屬於此類。此兩者為歐洲農業，或者說歐洲本身，由於通商及航海大發展而得到的二大改良。此外，在農業幼稚狀態下，許多植物性食物，其栽種僅局限於菜園中，所用器具僅為鋤。到了農業改進，這些植物就開始在一般農場栽植，並以耕犁從事栽植。如蕪青、胡蘿卜、卷心菜等，都屬於此類。因此，在社會改良的進程中，如果某一種食品的真實價格必因而騰貴，那末，另一種食品的真實價格，就必因而跌落。在此場合，要判定前者的漲價，在什麽程度上能由後者的跌價來抵償，那是更微妙的問題。家畜肉價格一旦漲到極
點（除豬肉外，一切家畜內在英格蘭大部分地方，似乎已於一世紀前，達到了極點），此後其他各種動物性食物價格，無論如何騰貴，對一般下層階級人民的境遇，是不會有大影響的。英格蘭大部分貧民境遇必不至因家禽、魚類、野禽或鹿肉價格的騰貴而陷於大困苦，團為馬鈴薯的跌價定可給予一定的補救。
當現今食物缺乏時，穀價昂貴，無疑會使一般貧民受苦。但在普通豐年，穀物以普通價格或平均價格出售時，他種原生產物價格的自然上升，不會使貧民感到大痛苦。食鹽、肥皂、皮革、麥芽、麥酒等製造品價格因課稅而發生的人為的上漲，也許會引起他們更大的痛苦。
改良的進展對於製造品真實價格的影響
但是，改良會自然而然地產生逐漸降低一切製造品真實價格的結果。隨著改良，一切製造業的費用，大概都會逐漸減低，沒有例外。機械的改善，技巧的進步，作業上更妥當的分工，無一非改良所致，亦無一不使任何作業所需的勞動量大減。誠然，社會狀態，日益繁榮，勞動的真實價格，必大大增高，但必要勞動量的大減少，一般足以補償勞動價格的增高而有餘。
固然，有些製造品，從改良上所得的一切利益，還不足以抵償其原料真實價格的增高。在許多木器的製作，能以最好機器、最大技巧及最完善分工得到的一切利益，恐怕還抵不過木材真實價格由於土地改良而發生的上漲。
但是，在原料的真實價格沒有增高或增高有限的場合，製造品的真實價格，一定會大大低落。
近兩世紀，物價跌落最顯著的要算那些以賤金屬為原料的製造品了。前世紀中葉需二十餘鎊才能購得的手表，現在恐怕有二十先令就可購得。刀匠鐵匠所製成的物品，各種鋼鐵玩具，以及以伯明翰出品設菲爾德出品著稱的一切貨物，其價格跌落的程度，雖然沒有象表價那麽大，但也足使歐洲其他各地工人驚倒。他們在許多場合承認，即使以兩倍甚至三倍的價格，還不能製出同樣優良的產品。也許以賤金屬為材料的這種種製造業，比一切其他製造業都更適宜於進行分工，更可進行機械改良。其製造品價格的特別低廉，當無足怪。
在近兩世紀中，毛織業製造品，沒有何等顯著的跌價。反之，最上等毛織物價格，在這二十五年乃至三十年間，和其品質比較，卻上漲了一些。據說，這是因為西班牙羊毛貴了好多。又有人說，完全由英格蘭羊毛製成的約克州毛織物的價格，就其品質說，在現世紀中，已跌落了好些。
但是品質的好壞，大有爭辯的餘地。所以這種說法，我都認為未必確實。毛織業上的分工狀況，今日和百年前大致相同。其使用的機械，亦無大變動。但這兩方麵可能都有小小改良，使毛織物價格跌落若幹。
但是，我們如把此種製造品的現在價格和更遠的十五世紀末葉價格比較。則其跌價就顯得明確得多。那時分工程度，遠不及今日精細，使用的機器，亦遠較今日不完備。
1487年即亨利七世第四年曾頒布以下法令：“最上等赤呢或最上等花呢一碼，零售不得超過十六先令，違者每碼課罰金四十先令”。依此推斷，含銀量約與今幣二十四先令相等的十六先令，當時看做是上等呢一碼的合理價格。當時頒布此法令，意在取締奢侈，可知普通售價必在十六先令以上。每碼一幾尼在今日可看做此等織物的最高價格。這樣說來，即使假定品質相等，最上等呢的貨幣價格，自十五世紀末葉以來，亦顯有跌落，何況今日最上等呢的質量，可能比當時好得多。至於它的真實價格，則跌落更大。六先令八便士，為當時及此後許久小麥每誇特的平均價格，所以十六先令就是小麥二誇特三蒲式耳多的價格。現在小麥一誇特如評價為二十八先令，則當時最上等呢一碼的真實價格，至少必等於現在英幣三鎊六先令六便士。當時購買這種呢一碼的人，必須支付今日三磅六先令六便士所能支配的勞動量與食品量。粗呢的真實價格，雖亦顯有跌落，但其跌落程度，沒有上等呢那麽大。
1463年即愛德華四世第三年頒布的法令，限定農業雇工、普通工人、市外或郊外居住的一切工匠所雇用的雇工，都不得穿用每碼二先令以上的呢。當時二先令，約含有今幣四先令同量的銀。但是，現在每碼值四先令的約克呢，恐怕比當時最苦雇工穿用的呢好得多。所以，這些人所穿衣物的貨幣價格，就其品質說，現在亦比當時低廉。至其真實價格，那是更比當時低廉了。小麥每蒲式耳十便士，當時看做適中合理的價格。所以，二先令，就是當時小麥約二蒲式耳二配克的合理價格。按每蒲式耳合三先令六便士計，現在二蒲式耳二配克小麥，更值八先令九便士。當時貧困雇工，每購這種呢一碼，所須舍棄的購買力，相當於今日八先令九便士所能購得的食品量。但是，這法令也旨在取締貧民的奢侈與浪費。可知當時貧民通常所穿的衣著，比現在昂貴得多。
這法令，又禁這階級人民，不得穿用每雙價格超過十四便士（約等於今幣二十便士）的長襪。當時十四便士，約為小麥一蒲式耳二配克的價格，
以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計，現在一蒲式耳二配克小麥要賣五先令三便士。在我們今日看來，長襪一雙值五先令三便士，對最窮最賤的雇工是貴到極點的價格，然而，當時下級雇工，必須對長襪支付等於這數目的價格。
在愛德華四世時代，歐洲各地大概沒有一地方知道織襪技術。當時所穿長襪，都是由普通布匹製成。而這也許是其昂貴原因之一。英格蘭最先穿襪的，據說是女王伊麗莎白，她的襪，是由西班牙大使奉贈的。
往時精粗毛織業所用機械，都遠不及今日完備。這些機械近數百年來，曾經過三次大改良，此外還有多次小改良，其次數和重要性，現難於確定。三次主要改良如下：第一，以紡條紡錘代替紡輪，其結果，同量勞動，能成就二倍以上的工作。第二，使用若幹精妙機械，大大便利和節省絨線毛線的卷繞或經緯線在上機前的安排，這種工作在此等機械未發明前，極其累贅困難。第三，果用漂布機漿洗，代替以往布脫機後入水踐踏使布密致的方法。在十六世紀初期，英格蘭各地尚不如水車風車。即阿爾俾斯山以北的歐洲各國，亦是如此。唯有意大利一國，比這早一些時候采用此等機械。
此等情況，也許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往時精粗毛織品，何以較現在昂貴。往時，此等貨物上市，更費去更多勞動，所以上市後，必須交換更大量勞動的價格。
英格蘭往時製造粗毛織品的方法，與今日工業幼稚國所用的相同，它大概是一種家庭製造業，其工作的各部分，差不多每一個家庭的毎一個成員，都偶爾擔當過。但他們通常隻在沒有其他工作可做時才做這工作，這工作並不是他們大部分生活資料所仰給的來源。勞動者當作副業製成的物品，其價格總比其生活費完全或大部分取資的製品的價格低得多，那是我們在前麵已經說過的。至於精毛織品，那時候英格蘭尚無製造，而是仰給於商務繁盛的弗蘭德。那時候，該地製造這種毛織品的人，大概也象現在一樣，從這工作取給其全部或大部分生活費。此外，當時弗蘭德製品，是一種外貨。對國王須繳納若幹賦稅，至少，亦得繳納往時通行的噸稅和磅稅。這些稅大概不很高，當時歐洲國家的政策，不在於設高關稅以限製外國製品輸入，卻寧願獎勵商人，使能廉價輸入豪紳顯貴所希求的本國不能自製的便利品和奢侈品。
此等情況，也許可在某種程度上說明，粗製品的真實價格，與精製品真實價格相比，何以昔時遠低於今日。
本章的結論
我在此
將以下述議論，結束這冗長的一章。即一切社會狀況的改良，都有一種傾向，直接或間接使土地的真實地租上升，使地主的真實財富增大，使地主對他人的勞動或勞動生產物有更大的購買力。
改良及耕作的擴大，可直接抬高土地的真實地租。地主所得那一份生產物，必然隨全部生產物的增加而增加。
土地原生產物中，有一部分的真實價格的騰員，最初是土地改良和耕作擴大的結果，接著，又是促進土地改良和耕作擴大的原因。例如，牲畜價格的騰貴，會直接而且以更大比例，提高土地地租。地上所得部分的真實價值，換言之，他支配他人勞動的能力，會隨土地生產物真實價值的提高而增大，而他在全部生產物中所分的比例亦會隨之增大。這種生產物，在其真實價值增高以後，並不需要使用比以前多的勞動量來取得它。因此，在土地全部生產物中，隻須以一較小部分來補償雇用勞動的資本及支付普通的利潤。由是就有較大部分歸地主所有。
勞動生產力的增進，如果能直接使製造品真實價格低落，亦必能間接提高土地的真實地租。地主通常把他消費不了的原生產物或剩餘原生產物的價格，去交換製造品。凡減低製造品真實價格的事物，無不提高原生產物的真實價格。因為，同量的原生產物，這時候可換得更多的製造品。於是，地主便能購買更多的他所需要的便利品、裝飾品和奢侈品。
社會真實財富的增加，社會所屬用的有用勞動量的增加，都有間按提高土地真實地租的傾向。這種勞動量，自然有一定部分流向土地方麵。土地上將有更多的人和牲畜從事耕作。土地生產物將隨所投資本的增加而增加，而地稅又隨生產物的增加而增加。
至於和上述相反的情況，例如對耕作及改良的忽視，某種土地原生產物真實價格的低落，由於製造技術退步和產業凋敝而發生的製造品真實價格的騰貴，以及社會真實財富的衰落等等，都傾向於減低土地的真實地租，減少地主的真實財富，使地主對於他人的勞動或勞動生產物，隻有較小的購買力。
上麵已經說過，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全部年產物，或者說，年產物的全部價格，自然分解為土地地租、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三部分。這三部分，構成三個階級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為生、以工資為生和以利潤為生這三種人的收入。此三階級，構成文明社會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階級。一切其他階級的收入，歸根結底，都來自這三大階級的收入。
由此可見，這三大階級中
，第一階級即地主階級的利益，是和社會一般利益密切相關，不可分離的。凡是促進社會一般利益的，亦必促進地主利益，凡是妨害社會一般利益的，亦必妨害地主利益。地主在關於商業及政治問題的公眾集議上，為本階級的利益打算，決不會貽誤國家，至少，在他們對本階級利益具有相當知識的場合是如此。但實際上，他們往往缺乏這種知識。他們在上述三階級中，算是一個特殊階級。他們不用勞力，不用勞心，更用不著任何計劃與打算，就自然可以取得收入。這一階級所處的安樂穩定地位，使他們自然流於懶惰。懶惰不但使他們無知，並使他們不能用腦筋來預測和了解一切國家規章的後果。
第二階級即靠工資過活的階級的利益，也同樣與社會利益密切相關。如前所述，勞動工資最高的時候，就是對勞動的需求不斷增加、所雇勞動量逐年顯著增加的時候。當社會的真實財富處於不增不減的狀態時，勞動者的工資馬上就會低落，隻夠他們贍養家庭，維持種類。當社會衰退時，其工資甚至會降低到這一限度以下。勞動者在繁榮社會中不能享得地主階級那樣大的利益，在衰退的社會中卻要蒙受任何階級所經驗不到的痛苦。但是，勞動者的利益，雖與社會一般利益密切相關，但他們沒有了解一般社會利益的能力，更沒有能力理解本身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係。他們的狀況，不能讓他們有接受各方必要消息的時間，即使有此時間，他們的教育和習慣，也不能使他們對任何消息作出適當的判斷。因此，在公眾集議時，隻在特殊場合，即在雇主為著白己的特殊目的，而不是為著勞動者的利益，出來鼓動並支持勞動者發言的場合，勞劫者才發表意見。此外，勞動者能發言的，很不多見，其議論受到尊敬的，更為少聞。
勞動者的雇主即靠利潤為生的人，構成第三個階級。推動社會大部分有用勞動活動的，正是為追求利潤而使用的資本。資本使用者的規劃和設計，支配指導著勞動者的一切最重要動作。但他們這一切規劃和設計，都是以利潤為目標。利潤率不象地祖和工資那樣，隨社會繁榮而上升，隨社會衰退而下降。反之，它在富國自然低，在貧國自然高，而在迅速趨於沒落的國家最高。因此，這一階級的利益與一般社會利益的關係，就和其他兩階級不同。在這一階級中，商人和製造業者通常是使用資本最大的兩階層。因為他們最富裕，所以最為社會所尊敬。他們終日從事規劃與設計，自比大部分鄉紳具有更敏銳的理解力。可是，因為他們通常為自己特殊事業的利益打算，而不為社會一股利益打算，所以，
他們的判斷，即使在最為公平（不總是如此）的場合，也是取決於關於前者的考慮，而很少取決於關於後者的考慮。他們比鄉紳高明，與其說是由於他們更理解公眾利益，倒不如說是由於他們更理解自身的特殊利益。由於這種比較優越的理解，他們往往利用鄉紳的寬宏施行欺騙手段，使他老老實實地相信，他自身的利益不是公眾利益，唯有他們的利益才是公眾利益，並使他僅僅憑了這單純而誠篤的信念，舍棄自己的利益和公眾的利益，去遷就他們。其實，不論在哪一種商業或製造業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幹方麵往往和公眾利益不同，有時甚或相反。擴張市場，縮小競爭，無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可是前者雖然往往對於公眾有利，後者卻總是和公眾利益相反。縮小競爭，隻會使商人的利潤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餘市民卻為了他們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負擔。因此，這一階級所建議的任何新商業法規，都應當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非小心翼翼地、抱著懷疑態度作了長期的仔細檢查以後，決不應隨便采用。因為他們這般人的利益，從來不是和公眾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說，他們的利益，在於欺騙公眾，甚至在於壓迫公眾。事實上，公眾亦常為他們所欺騙所壓迫。
序論
在無分工，少交換，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物品都由自己供給的原始社會狀態下，要經營社會事業，無須預儲資財。人人都力圖依靠自己的勞動來滿足自身隨時發生的需要。餓了便到森林去打獵；衣服壞了，便剝獸類的皮革來穿；房屋破了，便就近伐取樹枝草皮，盡其所能，加以修茸。
在徹底實行分工之後，一人自己勞動的產物，便僅能滿足自身隨時發生的需要的極小部分。其他大部分需要，必得仰賴他人勞動的產物來供給。這種產物必由購買而得。購買的手段即是他自己的產物，或者說，他自己產物的價格。但在購買以前，不僅自己勞動的產物要已經作成，還要已經賣掉，所以至少在這兩件事情能夠辦到以前，必須先在某個地方儲有各色各樣的貨物，足以維持他的生活，並提供材料和工具供他使用。例如織匠在織物尚未作成、尚未賣掉以前，要不是在自己手中或他人手中有所蓄積，足以維持他的生活，並給他提供材料和工具，他就織不出任何東西。很明顯，這種儲蓄非在他開始從事這項職業很久以前完成不可。
按照事物的本性，資財的蓄積，必須在分工以前。預蓄的資財愈豐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愈細密，而分工越細密，同一數量工人所能加工的材料，就能按更大的比例增加。每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