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南北逐鹿角力的時候，為了爭取正統，為了證明共和政體的合法性，一群來自齊地的法學家們解釋道：什麽是法律？國家以強製力保障實施的行為規範就是法律。
這一句話很簡單，卻戳破了法典的神聖外衣，法律從此既不是天理的法典化，也不是君權的乾綱獨斷，而隻是國家強製的規定。國家——可能是君權朝廷，也可能是共和政府，還有可能是君主立憲的四級議會。
通過戳破這一層簡單的畫皮，被臨安府的王公貴族們蔑稱為“無賴漢”的四級議會掌握了法律這個統治的武器——當共和政府統治區的大地主大貴族們拒絕按照共和政府的要求進行土地改革、選舉民意代表的時候，國家的強製力來保證它得以實行。盡管他們拒絕承認所謂的共和政府的合法性——“自古未聞無君無父之朝廷”——但是沒有關係，隻要有強製力、土地和人民，那麽就是一個合法的政府。
為三晉法學派招魂的法學大師名叫耶律楚材，是一位契丹貴族，不過他在大遼過的並不怎麽好，所以南下來討生活，在青州傳道授業二十年，然後就風雲際會變化龍，成為了所謂“強製力法學派”的總大將。
朱熹已經去世三百年了，耶律楚材的時代也過去了兩百多年。直到現在，自然法學派和強製力法學派依然相互攻訐，互不相讓。
程祁所在的東京大學園是自然法學派的大本營，洛陽高等師範學堂則是強製力法學派在中原的重鎮，這一封書信來得很巧，而且正是程祁所期盼的——他這個以小說家出道的無名小卒的春天估計就快要到了。
這位洛陽來的教授從《無人生還》中看到了一個契機，一名司法者因為人間法與自然法的相離而感到痛苦，並最後走上了殺人犯罪的道路——從自然法的角度看，他殺的都是有罪之人，但是從人間法的角度看他確實違背了法律。這一個故事以誇張的形式指出了人間法與自然法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很好，教授立即就指出：根本不存在所謂自然法，而隻是存在具體於某一個時代的倫理道德特征，而人間法可以隨時修訂，這就是強製力法學優越於泥古不化的自然法學的精妙之處。
話說了一堆，又迴到先秦時代“法先王”還是“法後王”的老問題上去了。程祁覺得兩者皆有可取之處，兩者也皆有不到之處。
自然法的優勢在於“假設”了一個盡善盡美的法的模型，認為人間法是不完美的，需要不斷的改進以趨近自然法本身，但困境在於如何證明存在盡善盡美的法本身，又如何證明新法是接近自然法而不是背離自然法。
強製法學的優勢在於以國家強製力為擔保，取消了法的形而上的因素，讓法的合法性一目了然，無需去做一大堆不可證明的形而上的論證。但是強製法學的劣勢也同樣在於此，強製法學最無法迴答的問題在於，一旦出現惡政，那麽惡政的惡法是否還是法律。這個問題在另一個時空是在紐倫堡審判中達到了高峰：納粹黨員們認為自己搶劫、屠殺和種族清洗不過是執行國家的法律因而無罪，但法官們最後還是依據自然法的基本原則宣判一個人如果根據自己的良心應當能夠判斷出某種行為是不人道的或者有違倫理的，即使這道命令來自於國家強製力，也不應當遵守。
一個是儒家的傳統，一個是法家的後裔。程祁在兩者之間決定走第三條道路，而迴複給這位洛陽教授的信，就是一個最好不過的契機。
他鋪開信紙，先客氣了兩句套話，然後便轉入到正題之中：
法律到底是什麽，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自然學派認為存在一個天理，法理是對天理的“分有”，法律應當是契合天理的——這迴答了法律應當是什麽；而強製法學派指出法律是以國家強製力作為保證的規範總和——這迴答了法律實際上是什麽。
在應當是什麽與實際是什麽之間，如何尋求一種平衡？很明顯，在生活中，法律並不截然的分成兩部分，也並不是單純的隻是上述兩者中的一個。而是既有應然的部分也有實然的部分。
實際上，法律既不是幾個學者的冥想結果，也不是一群議員老爺們憑空創造的橡皮。法律是既有的社會關係總和，它是一種社會現象，它既有權利也有義務，它是一種製度，這種製度有曆史的成分，也有現時代人們智慧的結晶，而且還影響著未來的事件。它可以被改善，並且法學者的作用就是提出和論證改善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法有自己獨特的目的，不是抽象的公正和正義，而是每個案件的公平與正義，即法的社會效果。
比較自然法學和強製法學，程祁提出的社會法學觀，把關注的重心從法的來源轉向了法的運行。他指出，空有良法而無善司法者，良法亦是惡法。所謂真正良法，必是落在日常，顯現於個案之中的良法。
這份信寄出去之後，很快就在洛陽高等師範學堂引起了軒然大波，有批評的，有讚許的，不少法學教授在自己的課堂上把程祁在迴信中提出的觀點梳理出來，逐條討論。半個月不到，程祁就收到了十多封從洛陽來的信，有長篇大論與他辯駁的，也有細心為他細化深入各種觀點的，還有一封更幹脆了，這封信來自於洛陽高師的十多名教授聯名，他們希望能夠遵從古例，請程祁這位法學界的後生小子到洛陽高師的學堂之上展開論戰。
不同學派之間的相互論戰，這在古典中國是一個悠久的傳統，從先秦時代的稷下學宮開始，各持一說的學者們就展開了各種唇槍舌戰，漢朝的白虎觀會議，南朝梁的範縝蕭子良論戰，朱熹與陸九淵的鵝湖之會不一而足。
程祁這迴收到的請柬，就是以洛陽高師的祭酒朱之瑜（舜水先生）為首席，下有伊藤仁齋、德川光國等在洛的各國學者盛情，對於一個初次涉足學術界的後生小子而言，可謂是極為榮幸了。
“走，上洛去！”程祁收到請柬之後沒有半分的猶豫，一拍大腿就這樣爽快地決定了。
這一句話很簡單，卻戳破了法典的神聖外衣，法律從此既不是天理的法典化，也不是君權的乾綱獨斷，而隻是國家強製的規定。國家——可能是君權朝廷，也可能是共和政府，還有可能是君主立憲的四級議會。
通過戳破這一層簡單的畫皮，被臨安府的王公貴族們蔑稱為“無賴漢”的四級議會掌握了法律這個統治的武器——當共和政府統治區的大地主大貴族們拒絕按照共和政府的要求進行土地改革、選舉民意代表的時候，國家的強製力來保證它得以實行。盡管他們拒絕承認所謂的共和政府的合法性——“自古未聞無君無父之朝廷”——但是沒有關係，隻要有強製力、土地和人民，那麽就是一個合法的政府。
為三晉法學派招魂的法學大師名叫耶律楚材，是一位契丹貴族，不過他在大遼過的並不怎麽好，所以南下來討生活，在青州傳道授業二十年，然後就風雲際會變化龍，成為了所謂“強製力法學派”的總大將。
朱熹已經去世三百年了，耶律楚材的時代也過去了兩百多年。直到現在，自然法學派和強製力法學派依然相互攻訐，互不相讓。
程祁所在的東京大學園是自然法學派的大本營，洛陽高等師範學堂則是強製力法學派在中原的重鎮，這一封書信來得很巧，而且正是程祁所期盼的——他這個以小說家出道的無名小卒的春天估計就快要到了。
這位洛陽來的教授從《無人生還》中看到了一個契機，一名司法者因為人間法與自然法的相離而感到痛苦，並最後走上了殺人犯罪的道路——從自然法的角度看，他殺的都是有罪之人，但是從人間法的角度看他確實違背了法律。這一個故事以誇張的形式指出了人間法與自然法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很好，教授立即就指出：根本不存在所謂自然法，而隻是存在具體於某一個時代的倫理道德特征，而人間法可以隨時修訂，這就是強製力法學優越於泥古不化的自然法學的精妙之處。
話說了一堆，又迴到先秦時代“法先王”還是“法後王”的老問題上去了。程祁覺得兩者皆有可取之處，兩者也皆有不到之處。
自然法的優勢在於“假設”了一個盡善盡美的法的模型，認為人間法是不完美的，需要不斷的改進以趨近自然法本身，但困境在於如何證明存在盡善盡美的法本身，又如何證明新法是接近自然法而不是背離自然法。
強製法學的優勢在於以國家強製力為擔保，取消了法的形而上的因素，讓法的合法性一目了然，無需去做一大堆不可證明的形而上的論證。但是強製法學的劣勢也同樣在於此，強製法學最無法迴答的問題在於，一旦出現惡政，那麽惡政的惡法是否還是法律。這個問題在另一個時空是在紐倫堡審判中達到了高峰：納粹黨員們認為自己搶劫、屠殺和種族清洗不過是執行國家的法律因而無罪，但法官們最後還是依據自然法的基本原則宣判一個人如果根據自己的良心應當能夠判斷出某種行為是不人道的或者有違倫理的，即使這道命令來自於國家強製力，也不應當遵守。
一個是儒家的傳統，一個是法家的後裔。程祁在兩者之間決定走第三條道路，而迴複給這位洛陽教授的信，就是一個最好不過的契機。
他鋪開信紙，先客氣了兩句套話，然後便轉入到正題之中：
法律到底是什麽，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自然學派認為存在一個天理，法理是對天理的“分有”，法律應當是契合天理的——這迴答了法律應當是什麽；而強製法學派指出法律是以國家強製力作為保證的規範總和——這迴答了法律實際上是什麽。
在應當是什麽與實際是什麽之間，如何尋求一種平衡？很明顯，在生活中，法律並不截然的分成兩部分，也並不是單純的隻是上述兩者中的一個。而是既有應然的部分也有實然的部分。
實際上，法律既不是幾個學者的冥想結果，也不是一群議員老爺們憑空創造的橡皮。法律是既有的社會關係總和，它是一種社會現象，它既有權利也有義務，它是一種製度，這種製度有曆史的成分，也有現時代人們智慧的結晶，而且還影響著未來的事件。它可以被改善，並且法學者的作用就是提出和論證改善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法有自己獨特的目的，不是抽象的公正和正義，而是每個案件的公平與正義，即法的社會效果。
比較自然法學和強製法學，程祁提出的社會法學觀，把關注的重心從法的來源轉向了法的運行。他指出，空有良法而無善司法者，良法亦是惡法。所謂真正良法，必是落在日常，顯現於個案之中的良法。
這份信寄出去之後，很快就在洛陽高等師範學堂引起了軒然大波，有批評的，有讚許的，不少法學教授在自己的課堂上把程祁在迴信中提出的觀點梳理出來，逐條討論。半個月不到，程祁就收到了十多封從洛陽來的信，有長篇大論與他辯駁的，也有細心為他細化深入各種觀點的，還有一封更幹脆了，這封信來自於洛陽高師的十多名教授聯名，他們希望能夠遵從古例，請程祁這位法學界的後生小子到洛陽高師的學堂之上展開論戰。
不同學派之間的相互論戰，這在古典中國是一個悠久的傳統，從先秦時代的稷下學宮開始，各持一說的學者們就展開了各種唇槍舌戰，漢朝的白虎觀會議，南朝梁的範縝蕭子良論戰，朱熹與陸九淵的鵝湖之會不一而足。
程祁這迴收到的請柬，就是以洛陽高師的祭酒朱之瑜（舜水先生）為首席，下有伊藤仁齋、德川光國等在洛的各國學者盛情，對於一個初次涉足學術界的後生小子而言，可謂是極為榮幸了。
“走，上洛去！”程祁收到請柬之後沒有半分的猶豫，一拍大腿就這樣爽快地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