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在世界東方，最激動人心的話題莫過於救國與革命。這個世紀狂飆突進。沒有哪個世紀像這個世紀戰爭與革命風起雲湧，金石摻瓦礫大浪淘沙。沒有哪個世紀像這個世紀以如此眾多的精神財富砥柱於奔騰不息的曆史長河中流。
叱吒風雲的人物紛紛消失之後，曆史便成為一筆巨大遺產，完整無損地留給了我們。
曆史是興衰，也是命運。在世界東方，不知多少人因中國而失掉名譽，又因中國而恢複名譽。“蓋棺論定”講一個人生命的完結，卻不能講一段曆史完結。不是每個人，都能以短暫的生命輝映漫長的曆史。常說殊途永遠無法同歸。
無終結的曆史。
無終結即是一切的終結。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
西安事變之後，各種力量在急劇地重新分化組合。
1937年4月中旬，作為西安事變達成的默契之一，蔣經國迴到上海。
接到迴國通知後，蔣經國問國民黨政府駐蘇大使蔣廷黻：“我父親希望我迴國嗎？”
斯大林希望他迴國。
迴國之前，斯大林召見他，語重心長地說：“中國國難當頭，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前途，你應該迴去！你在蘇聯13年了，把蘇聯的革命精神帶迴去，為你們國家的獨立強大，人民生活的幸福愉快而努力。”
13年前五卅運動爆發，蔣經國在上海浦東中學讀書，與同學一道參加反帝遊行，被學校當局以“行為不軌”開除。轉到北京一所國民黨人子弟學校學俄語，又跟著北京學生上街示威反對北洋軍閥政府。這迴他沒有跟著隊伍迴來，受了兩個星期監禁。
鮑羅廷推薦這個既熱衷於學運和遊行又萬分狼狽的青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學。臨行時其母毛梅涕淚縱橫，蔣經國陪著流淚，卻不敢違背其父的意誌。蔣介石嚴厲地訓他：“這一迴一定要立誌出國深造！”
那一年蔣經國15歲。在風起雲湧的革命風暴中似一隻鼓脹的風帆，也似一片吹脫的落葉。他從何處來？他向何處去？他本人也不甚清楚。
突進的狂飆，是看不見的手。
在中山大學有關中國革命問題的辯論會上，第一屆學員中年齡最小的蔣經國穿身皮夾克，頭戴列寧帽，站在演講台上口若懸河。他總是捧著一堆書，引證馬克思、列寧的論點。他講話像打機
關槍，一麵飛快翻書尋找導師講過的話，然後講自己的立場，接著又找下一段引文。
1927年2月，莫斯科召開少共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青年工人斯施雲代表中山大學青年團在開幕式上講話，蔣經國做他的翻譯。演說結尾，斯施雲與蔣經國麵對群情振奮的會場，用中文與俄文共同高唿：“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少共國際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消息更似晴天霹靂，震動了中大全體師生員工。全校沸騰一般慶祝這個偉大勝利。很多人眼含淚花，跳上台隻喊了一聲“同誌們”就哽咽住了。慶祝大會結束，全校師生衝出大門，一直遊行到共產國際大廈。蔣經國走在遊行隊伍前頭，又蹦又跳地唿喊著：“上海拉期（上海是我們的）！”
但上海是他父親蔣介石的。
“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後，群情嘩然。蘇聯《消息報》1927年4月16日刊登，“蔣介石的兒子鼓動學生們到共產國際大廈前遊行示威。不久前，他在一次中國青年的會議上說：‘我在這裏不是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而是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兒子來講話的。’”幾天後，他發表的反蔣聲明由塔斯社傳往世界各地。漢口《人民論壇》報1927年4月24日全文轉載：
蔣介石的叛變並不使人感到意外。當他滔滔不絕地談論革命時，他已經逐漸開始背叛革命，切望與張作霖和孫傳芳妥協。蔣介石已經結束了他的蘋命生涯。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並且是中國工人大眾的敵人。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經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是我的敵人了。
同學們把他舉起來拋向空中，“烏拉”之聲沸騰一片。
當蔣介石的名聲在莫斯科一落千丈之時，蔣經國的名聲卻與日俱增。莫斯科人紛紛打聽“蔣介石的兒子在哪兒？”第三國際將他轉為共產黨員，送列寧格勒托瑪卡紅軍軍政學校深造。王明派的共產黨人盛嶽後來寫迴憶錄提及此事還垂頭喪氣：“倒黴的是我們沒有一個像蔣介石那樣的父親。”
1936年1月，列寧格勒《真理報》刊登了蔣經國寫給母親毛福梅的一封信：
親愛的母親：
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經有10年了。我們分離的時候，您說出了您的願望。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經達成了。但是我達成的方式跟您當時的想象並不相同。您的兒子已經成了真正富有
的人，但這富有既不是田產，也不是銀行的鈔票，而是人類實際生活的知識和解救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的辦法。
您的兒子雖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這個幸福不是舒適安樂的寄生蟲似的生存，而是努力勞動和自由的生活，是鬥爭和作戰的偉大前途，是為全國人創造幸福的將來。1927年您給我的信要我馬上迴家，這個要求到今天還未能實現。但是您的兒子已經開始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許永遠不會迴來了。他也許永遠不會再落入父親——那個笨蛋的手中，去做一個可憐膽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堅定的決心在中國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邁步前進。母親，人家說共產黨是匪徒、野蠻人，共產黨員不要家庭生活，對父母不要孝敬的這些話，您千萬不要相信，這些話都是騙人的。共產黨員是為爭取自已的真理什麽都不怕的戰士，他們為了創造人民幸福的生活在鬥爭著。共產黨員就是這樣的人，隻有這樣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生活和善於創造家庭生活的。
我的隔壁住著一個共產黨員的家庭。父親是工廠的技師，母親在同一間工廠當職員，兒子是熟練工人，女兒在工廠學校上學。他們是真正地過著親愛的家庭生活，他們互相敬愛，這個家庭是建築在相當的政治主張之上。每當我看到別人家庭的幸福，就常常會想起生我的母親。因此，我問自己，為什麽我就不能跟他們一樣？為什麽我就不能有那樣的幸福？但是問了以後又怎樣呢？您以前的丈夫以極端野蠻的手段殺了數萬、數十萬的兄弟同胞，前後三次出賣中國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國人民的仇敵。我有這樣的父親在中國人民麵前是不能不感到恥辱的。對這樣的父親不但沒有什麽敬愛之念，對這樣的人物我恨不能殺戮他，消滅他！
……
我在寫這幾行文字時，不但自覺地握緊了拳頭，胸中燃起對仇敵的憤怒和痛恨，恨不得將這樣的仇敵馬上驅除。昨天我是一個軍閥的兒子，今天我成了一個共產黨員。有人也許會覺得奇怪，但是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一點兒都不能動搖，我有充分的自覺，對真正的革命理論成就有研究、有認識。您和世界上許多人一樣，因為對政治不懂，對各種支配因素和統治分子的聯係關係不清楚，對自然世界變化的真相了解有困難，因此，也許對蔣介石的兒子變成共產黨員就不能理解了。母親！我希望您和見到這封信的人們從各個方麵來考慮事情，以最客觀的態度觀察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罪惡、威脅和混亂的根源究竟在什麽地方？混亂和威脅的戰爭，誰應該負責？也許您不會沒有見過千百人
餓死的事嗎？那些餓死的是因為蔣介石及其同黨把窮人以自己光榮的努力得到的一碗飯搶去吃了。
……
蔣介石在帝國主義的援助下前後發動了五次“圍剿”，反對中國的蘇維埃，打算消滅蘇維埃政權。但是蘇維埃政權是挽救中國、使中國獨立的唯一出路。他雖打算消滅紅軍，但紅軍是中國人民的武裝力量，他們的這種企圖永遠不會成功的。我們應該了解、也不應忘記，運動的規律和鬥爭的邏輯都說明了所有的統治階級必定滅亡，被壓迫者必定得到勝利。蔣介石所走的道路，必定是過去俄國反革命將軍高爾察克、鄧尼金、烏蘭克爾等所走過的道路。紅軍前進的道路必定是蘇聯的紅軍——光榮的勝利者走過的道路，這是所有中國人都完全了解的。
……
母親！我希望您站在正義的一邊，站在您的兒子的一邊，站在革命的一邊——這是您的兒子對年老的母親的願望。
……
您的兒子蔣經國
1935年1月23日
蔣經國寫這封信的時候，遵義會議剛剛結束，準備北上入川的紅軍正在赤水河畔與川軍激戰。這封信廣為傳播，轟動一時，《紐約時報》1936年4月29日還刊登了此信的摘要，使蔣介石頗為難堪。
現在，按照國共兩黨的安排和斯大林的意誌，他要迴國了，要去見那個“中國人民的仇敵”、“恨不能殺戮他、消滅他”的父親，如何才能使會麵不過於尷尬呢？
蔣經國挖空心思。在蔣廷黻大使的幫助下，他給其父選了一套烏拉爾黑色大理石製的小裝飾品，給宋美齡選了一件波斯羊皮外套。
蔣介石根本不在乎烏拉爾黑色大理石和波斯羊皮外套，就像不在乎這個兒子把他稱為“笨蛋”、“軍閥”、“仇敵”、“罪犯”一樣。他在杭州一座叫做“澄廬”的湖濱別墅等著闊別十三年的兒子，並派小時候與蔣經國一起生活過的族侄侍衛蔣恆祥專程去上海迎接蔣經國。透過落地玻璃窗，看見十三年前走掉的兒子被帶到門前、宋美齡滿麵微笑地迎上去的時候，他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紋絲不動。這個在戰場上東征西討南攻北伐的戰爭梟雄，此刻卻在用報紙擋住濕潤的雙眼。
從莫斯科飛來了蔣經國，從延安飛走了李德。
1939年仲夏一個星期日早晨，太陽還沒有出來，在窯洞中酣睡的李德被一名通信員喚醒。
麵前是張聞天寫的一張紙條：“速來
機場，你飛往莫斯科。”
從此，他離開了中國。
1932年初，他也是被突然派來中國給佐爾格送款。
也許也像這樣被人從夢中喚醒，也像這樣憑一張紙條？
來的時候冒著生命危險。化名、假護照、假職業。走的時候卻倒很是安全。蔣介石提供的專機。周恩來與他同機。毛澤東在機場道別。
來的時候一腔激情。
走的時候滿腹怨憤。
他認為中國同誌虧待了他。中國革命虧待了他。他承認的唯一缺點，是不了解中國國情。
白求恩不遠萬裏來到中國，也不了解中國實情。當他在根據地看到簡陋的醫療衛生條件、粗糙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手術器具時，不也大發其火、相當嚴厲地指責八路軍的醫生們嗎？
1938年5月1日，白求恩率加拿大醫療隊離開延安，6月初到達嵐縣。6月中到達五台。到達五台以前，他寫了下述報告：
“醫療技術：相當差。沒有合格的醫生，亦無醫科學生。醫生缺乏外科原理、消毒、防腐等基本知識。”
“醫院的設備：很差。沒有床上用的便盆、便壺，也沒有床單、枕頭，僅有五十床供重傷員使用的棉被……沒有達金氏衝洗液，膠皮管、灌腸器，也沒有膠皮墊子和手套。隻有十幾塊當夾板用的木板……”“食物：不充足。幾乎沒有肉，亦無蛋、牛奶等食物……”
白求恩也好，李德也好，這些外國人來到中國，真心實意地幫助中國革命，難免在不了解情況，甚至在根本就不理解情況的情況下，從他們原有的條件、環境，從他們原來接受的知識和受到的訓練出發，發出一些對我們革命情況不盡適合的命令與指責來。
關鍵還是我們中國同誌。
我們是學習他們的經驗、發揮他們的長處，引導他們認識中國實情，還是把他們的經驗奉若神明、把他們的話語當做指示，“一句頂一萬句”？他們是先生，同時也是學生。不把握這一點，不引導他們學習和了解中國革命具體實踐，不用事實去向他們證明他們某些東西與中國實情的脫節處，結果反而限製了他們本來應該發揮的作用。
把李德捧得高而又高的同誌，最終反而害了李德。
1936年在陝北，李德曾深有感觸地對埃德加?斯諾承認，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不一定總是行得通的。他說：“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
軍事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情況下采取什麽主要戰術，中國同誌比我們更了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
他並非一無所獲。
伍修權後來說：“李德的權力，不是他自己爭來的，而是中共中央負責人拱手交給他的，造成失敗的主要責任應該是中國同誌本身。”“他作為一個外國革命者，致力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七年多，這種獻身精神也還是可取的。不過當時我們在領導上把他擺錯了位置。……他的錯誤有主觀原因，也有其客觀因素，即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特別是中共黨內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對此，我們都應更客觀和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白求恩後來終於理解了中國艱苦的革命戰爭環境。他真心實意地向那些在簡陋環境中用簡陋器械完成救治的中國醫生道了歉。那張他躬身在一個簡陋的破廟裏實施手術的照片，成為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白求恩形象的寫照。那個地方做手術肯定不符合西方醫學要求，但又恰恰是這張照片，活生生展現了這位外國專家獻身中國革命的感人情景，也成為白求恩一生中最動人的形象之一。
在他去世以後，毛澤東專門寫了一篇《紀念白求恩》，稱讚他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這篇文章後來成為膾炙人口的“老三篇”。
這位在十幾億中國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加拿大人，終於使其本國人民也知曉了這個英雄。在他去世三十多年後，加拿大政府在他的家鄉建立了一座白求恩雕像，作為中加友誼的象征。
還有李德的上級、蘇軍總參謀部上海小組負責人佐爾格。
佐爾格1933年以後從上海轉去日本。因為在東方對蘇聯威脅最大的就是日本。頭兩年他不提供情報，專打基礎。他埋頭閱讀大量有關日本政治、經濟方麵的書籍，在報刊上發表了許多頗具獨到見解的文章，甚至於1934年加入納粹黨。到1936年中期，佐爾格在日本的地位已經相當鞏固，他開始正式工作了。從1936年1月至1941年10月，他向聯共（布）中央上報了806份電報情報。還不算此期間通過信使報上去的大量文件材料。
他報告了德日兩國準備於1936年11月簽訂《反共產國際條約》的情況，關東軍1936年上半年和1939年中期在滿蒙邊境軍事挑釁的起因和性質；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日軍的展開和部署；希
特勒德國1939年1月入侵波蘭的準備情況；德軍入侵法國及其主要戰略突擊內容；日本在中國扶植汪精衛傀儡政府的情況等。尤其重要的是，佐爾格及時準確地報告了法西斯德國進攻蘇聯的準備和日期；日本軍隊在中國大陸、朝鮮、及日本本土上的全部作戰實力和部署；他還詳細列出了日軍各軍、師指揮官名單；日本航空工業和坦克製造業的生產能力；日本石油戰略儲備情況。
可惜斯大林沒有重視佐爾格報告的希特勒準備進攻蘇聯的日期。蘇聯紅軍為此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佐爾格搜集的日本情報卻受到斯大林的重視。蘇軍總參謀部據此將大批軍隊從東方調往蘇聯的西部戰場，終使蘇軍在莫斯科城下反敗為勝。
蘇聯情報史上，還沒有佐爾格這樣傑出的工作人員。
成功的佐爾格掉以輕心了。日本的特高科早就在注意他，他卻不知道這一點。1941年10月，佐爾格小組的重要成員尾崎秀實被特高科逮捕。由於尾崎秀實是內閣近衛首相的顧問和秘書，近衛內閣即刻倒台，新任首相東條英機上任後簽署的第一個文件，就是逮捕佐爾格。在獄中佐爾格也一直堅信，他能夠像牛蘭夫婦那樣，獲得蘇聯政府大力的救援。但在審訊和宣判過程中，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蘇聯政府沒有像佐爾格期望的那樣，將用交換間諜的方式將他換迴。
1944年11月7日，東京鴨巢監獄——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收押甲級戰犯的監獄——對佐爾格和尾崎秀實執行絞刑。這一天是蘇聯的十月革命紀念日。佐爾格要求讓自己死在這一天。
佐爾格死後相當一段時間內，仍是無名英雄。蘇聯政府一直不承認他與蘇聯有任何關係。1964年，佐爾格犧牲整整20年後，蘇聯政府正式授予他“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雄”稱號，並頒發列寧勳章；佐爾格的誕生地巴庫市一條街道被命名為“佐爾格街”，一艘油輪也被命名為“佐爾格號”。1965年，蘇聯政府還發行了紀念佐爾格的郵票。不論與白求恩相比還是與佐爾格相比，李德什麽也不是。
李德1974年去世。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哪一屆德國政府想起來給他立座雕像，作為中德友誼的象征。也沒有哪一個中國共產黨人會認為他是中國革命的英雄。
但他卻同樣是不遠萬裏，來到中國。作為在白色恐怖環境下進入中央蘇區的唯一一個外國人，他比白求恩擔當著更大的風險。
而且他全程參加了中國革命中最艱苦卓絕、使中國共產
黨人鳳凰涅槃般再生的二萬五千裏長征。他為中國革命了貢獻了七年多時間，共同走過了一段最艱難的曆程，比佐爾格經受過更大的磨難。
但他被捧得太高了。他從極高處重重地跌落下來，摔得粉碎，再也沒有可能成為白求恩和佐爾格，隻能成為任何一個研究中共黨史、中國工農紅軍史和二萬五千裏長征史的人都想和他算算賬的李德。
20世紀90年代，中國又從德國請來了一個洋教練施拉普納。
當時足球正在變為中國最關心的運動。鄧小平看，江澤民看，普通老百姓更看。贏了球一邊歡唿一邊看，輸了球一邊咒罵一邊看。如果看半天沒有進一個球，雙方踢得軟不塌塌，發誓說下迴再不看了，下迴一打開電視機，又坐在那兒呆呆地看。
看了20年，中國足球水平也未被看上去。
於是換教練、選教練、請外國教練。
於是來了施拉普納。本來找個洋教練，是想詳細了解國外的訓練情況，學點兒先進的訓練方法，但眾人卻以為來了個大救星，新聞界添油加醋把他捧得高而又高，大報小報“施大叔”、“施大爺”一通猛叫，硬把一個人弄成了一尊神。
施拉普納帶的隊伍還是輸了球。眼看他也不過一個凡人，“施大爺”的稱唿也變成了“施老頭”終而“死老頭”。
施拉普納與李德同鄉，同是德國人。他有他的優點，也有他的缺點。他訓練嚴格，要求標準高。但到中國來教球，對中國的文化、生活習慣、思維方式都不是很了解，也無法翻手之間就能使中國足球起死迴生。
當初就是寄希望於李德，希望他帶來先進的戰略戰術粉碎蔣介石的“圍剿”。
雖然不過是足球，20世紀90年代的施拉普納，也頗像20世紀30年代的李德。
先把外國人捧足、後把外國人罵足的我們，真正的教訓是什麽？又在哪裏？
李德尷尬地夾在北洋水師的漢納根和國家奧林匹克隊的施拉普納之間。
毛澤東1949年寫一篇《別了，司徒雷登》。
1939年，他卻沒有寫一篇《別了，李德》。
20世紀90年代，更無人去寫《別了，施拉普納》。
無人寫，也沒有關係。
1888年誕生的《國際歌》就唱道：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
還有那個“九一八”事變的急先鋒、昭和
軍閥集團中最富戰略頭腦的石原莞爾。
1931年因為不能直接吞並中國的東三省，石原莞爾聲淚俱下。1937年“七七”事變後，他的態度卻發生了奇妙的轉變：不讚成擴大侵華戰爭。
當時石原莞爾已由關東軍作戰參謀躍升為日軍參謀本部作戰部長。陸軍大臣杉山元誇下海口“一個月左右解決事變”，石原莞爾卻不這麽看。他覺得以張學良的東北軍為敵、以蔣介石的中央軍為敵，日本軍隊都有把握戰而勝之，但以整個中華民族為敵就非同小可，日本將很難從其中脫身。他主張把準備對蘇聯作戰放在首位，不能再擴大侵華戰爭。
日軍攻入南京前，石原莞爾見中國抵抗力量如此強大，更主張早日講和，認為否則日本將陷入中國泥沼不能自拔。如此不但增強中國方麵抗日的意誌，更會使中國共產黨勢力壯大。所以，應趁蔣介石還掌握全國統治權時與其媾和。
當時日本政府也考慮通過德國的調停與中國講和。但日軍占領南京後，日本國內輿論普遍認為全勝已經指日可待，向即將戰敗的中國提出講和是不合時宜的；甚至從來宣稱以文官政治為己任的首相近衛文麿也堅決主張打到底。
這場爭論中，讚成擴大侵華戰爭一方由於有天皇支持而取勝。石原莞爾是失敗者。
這時天皇裕仁發現了另一個問題。
1937年9月初，裕仁提出在宮城內成立帝國大本營，但後來大本營直到11月中旬才組成，一半原因是上海戰事的拖延，另一半原因是他給參謀本部的一些指示被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束之高閣。
石原說他忘記了。
大膽的石原當了作戰部長依然那麽大膽，連天皇的指示不合自己心意也隨意處理。
裕仁把憤怒表現得不動聲色。石原莞爾被解除作戰部長職務，調任關東軍副參謀長，做參謀長東條英機的助手。支持擴大侵華戰爭的下村定被啟用為作戰部長。
失敗的石原卻料算勝了：日本被淹沒在中華民族全民抗戰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國共產黨在這場戰爭中獲得極大的發展。
石原莞爾——瘋狂的利令智昏的昭和軍閥集團中僅存的最富戰略頭腦的人物。
石原失寵後，1941年被編入預備役，後來當大學教授，在民間組織東亞聯盟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在日本右翼陣營中占據重要地位。
在中國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的1949年，石原莞
叱吒風雲的人物紛紛消失之後，曆史便成為一筆巨大遺產，完整無損地留給了我們。
曆史是興衰，也是命運。在世界東方，不知多少人因中國而失掉名譽，又因中國而恢複名譽。“蓋棺論定”講一個人生命的完結，卻不能講一段曆史完結。不是每個人，都能以短暫的生命輝映漫長的曆史。常說殊途永遠無法同歸。
無終結的曆史。
無終結即是一切的終結。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
西安事變之後，各種力量在急劇地重新分化組合。
1937年4月中旬，作為西安事變達成的默契之一，蔣經國迴到上海。
接到迴國通知後，蔣經國問國民黨政府駐蘇大使蔣廷黻：“我父親希望我迴國嗎？”
斯大林希望他迴國。
迴國之前，斯大林召見他，語重心長地說：“中國國難當頭，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前途，你應該迴去！你在蘇聯13年了，把蘇聯的革命精神帶迴去，為你們國家的獨立強大，人民生活的幸福愉快而努力。”
13年前五卅運動爆發，蔣經國在上海浦東中學讀書，與同學一道參加反帝遊行，被學校當局以“行為不軌”開除。轉到北京一所國民黨人子弟學校學俄語，又跟著北京學生上街示威反對北洋軍閥政府。這迴他沒有跟著隊伍迴來，受了兩個星期監禁。
鮑羅廷推薦這個既熱衷於學運和遊行又萬分狼狽的青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學。臨行時其母毛梅涕淚縱橫，蔣經國陪著流淚，卻不敢違背其父的意誌。蔣介石嚴厲地訓他：“這一迴一定要立誌出國深造！”
那一年蔣經國15歲。在風起雲湧的革命風暴中似一隻鼓脹的風帆，也似一片吹脫的落葉。他從何處來？他向何處去？他本人也不甚清楚。
突進的狂飆，是看不見的手。
在中山大學有關中國革命問題的辯論會上，第一屆學員中年齡最小的蔣經國穿身皮夾克，頭戴列寧帽，站在演講台上口若懸河。他總是捧著一堆書，引證馬克思、列寧的論點。他講話像打機
關槍，一麵飛快翻書尋找導師講過的話，然後講自己的立場，接著又找下一段引文。
1927年2月，莫斯科召開少共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青年工人斯施雲代表中山大學青年團在開幕式上講話，蔣經國做他的翻譯。演說結尾，斯施雲與蔣經國麵對群情振奮的會場，用中文與俄文共同高唿：“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少共國際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消息更似晴天霹靂，震動了中大全體師生員工。全校沸騰一般慶祝這個偉大勝利。很多人眼含淚花，跳上台隻喊了一聲“同誌們”就哽咽住了。慶祝大會結束，全校師生衝出大門，一直遊行到共產國際大廈。蔣經國走在遊行隊伍前頭，又蹦又跳地唿喊著：“上海拉期（上海是我們的）！”
但上海是他父親蔣介石的。
“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後，群情嘩然。蘇聯《消息報》1927年4月16日刊登，“蔣介石的兒子鼓動學生們到共產國際大廈前遊行示威。不久前，他在一次中國青年的會議上說：‘我在這裏不是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而是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兒子來講話的。’”幾天後，他發表的反蔣聲明由塔斯社傳往世界各地。漢口《人民論壇》報1927年4月24日全文轉載：
蔣介石的叛變並不使人感到意外。當他滔滔不絕地談論革命時，他已經逐漸開始背叛革命，切望與張作霖和孫傳芳妥協。蔣介石已經結束了他的蘋命生涯。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並且是中國工人大眾的敵人。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經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是我的敵人了。
同學們把他舉起來拋向空中，“烏拉”之聲沸騰一片。
當蔣介石的名聲在莫斯科一落千丈之時，蔣經國的名聲卻與日俱增。莫斯科人紛紛打聽“蔣介石的兒子在哪兒？”第三國際將他轉為共產黨員，送列寧格勒托瑪卡紅軍軍政學校深造。王明派的共產黨人盛嶽後來寫迴憶錄提及此事還垂頭喪氣：“倒黴的是我們沒有一個像蔣介石那樣的父親。”
1936年1月，列寧格勒《真理報》刊登了蔣經國寫給母親毛福梅的一封信：
親愛的母親：
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經有10年了。我們分離的時候，您說出了您的願望。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經達成了。但是我達成的方式跟您當時的想象並不相同。您的兒子已經成了真正富有
的人，但這富有既不是田產，也不是銀行的鈔票，而是人類實際生活的知識和解救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的辦法。
您的兒子雖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這個幸福不是舒適安樂的寄生蟲似的生存，而是努力勞動和自由的生活，是鬥爭和作戰的偉大前途，是為全國人創造幸福的將來。1927年您給我的信要我馬上迴家，這個要求到今天還未能實現。但是您的兒子已經開始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許永遠不會迴來了。他也許永遠不會再落入父親——那個笨蛋的手中，去做一個可憐膽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堅定的決心在中國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邁步前進。母親，人家說共產黨是匪徒、野蠻人，共產黨員不要家庭生活，對父母不要孝敬的這些話，您千萬不要相信，這些話都是騙人的。共產黨員是為爭取自已的真理什麽都不怕的戰士，他們為了創造人民幸福的生活在鬥爭著。共產黨員就是這樣的人，隻有這樣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生活和善於創造家庭生活的。
我的隔壁住著一個共產黨員的家庭。父親是工廠的技師，母親在同一間工廠當職員，兒子是熟練工人，女兒在工廠學校上學。他們是真正地過著親愛的家庭生活，他們互相敬愛，這個家庭是建築在相當的政治主張之上。每當我看到別人家庭的幸福，就常常會想起生我的母親。因此，我問自己，為什麽我就不能跟他們一樣？為什麽我就不能有那樣的幸福？但是問了以後又怎樣呢？您以前的丈夫以極端野蠻的手段殺了數萬、數十萬的兄弟同胞，前後三次出賣中國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國人民的仇敵。我有這樣的父親在中國人民麵前是不能不感到恥辱的。對這樣的父親不但沒有什麽敬愛之念，對這樣的人物我恨不能殺戮他，消滅他！
……
我在寫這幾行文字時，不但自覺地握緊了拳頭，胸中燃起對仇敵的憤怒和痛恨，恨不得將這樣的仇敵馬上驅除。昨天我是一個軍閥的兒子，今天我成了一個共產黨員。有人也許會覺得奇怪，但是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一點兒都不能動搖，我有充分的自覺，對真正的革命理論成就有研究、有認識。您和世界上許多人一樣，因為對政治不懂，對各種支配因素和統治分子的聯係關係不清楚，對自然世界變化的真相了解有困難，因此，也許對蔣介石的兒子變成共產黨員就不能理解了。母親！我希望您和見到這封信的人們從各個方麵來考慮事情，以最客觀的態度觀察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罪惡、威脅和混亂的根源究竟在什麽地方？混亂和威脅的戰爭，誰應該負責？也許您不會沒有見過千百人
餓死的事嗎？那些餓死的是因為蔣介石及其同黨把窮人以自己光榮的努力得到的一碗飯搶去吃了。
……
蔣介石在帝國主義的援助下前後發動了五次“圍剿”，反對中國的蘇維埃，打算消滅蘇維埃政權。但是蘇維埃政權是挽救中國、使中國獨立的唯一出路。他雖打算消滅紅軍，但紅軍是中國人民的武裝力量，他們的這種企圖永遠不會成功的。我們應該了解、也不應忘記，運動的規律和鬥爭的邏輯都說明了所有的統治階級必定滅亡，被壓迫者必定得到勝利。蔣介石所走的道路，必定是過去俄國反革命將軍高爾察克、鄧尼金、烏蘭克爾等所走過的道路。紅軍前進的道路必定是蘇聯的紅軍——光榮的勝利者走過的道路，這是所有中國人都完全了解的。
……
母親！我希望您站在正義的一邊，站在您的兒子的一邊，站在革命的一邊——這是您的兒子對年老的母親的願望。
……
您的兒子蔣經國
1935年1月23日
蔣經國寫這封信的時候，遵義會議剛剛結束，準備北上入川的紅軍正在赤水河畔與川軍激戰。這封信廣為傳播，轟動一時，《紐約時報》1936年4月29日還刊登了此信的摘要，使蔣介石頗為難堪。
現在，按照國共兩黨的安排和斯大林的意誌，他要迴國了，要去見那個“中國人民的仇敵”、“恨不能殺戮他、消滅他”的父親，如何才能使會麵不過於尷尬呢？
蔣經國挖空心思。在蔣廷黻大使的幫助下，他給其父選了一套烏拉爾黑色大理石製的小裝飾品，給宋美齡選了一件波斯羊皮外套。
蔣介石根本不在乎烏拉爾黑色大理石和波斯羊皮外套，就像不在乎這個兒子把他稱為“笨蛋”、“軍閥”、“仇敵”、“罪犯”一樣。他在杭州一座叫做“澄廬”的湖濱別墅等著闊別十三年的兒子，並派小時候與蔣經國一起生活過的族侄侍衛蔣恆祥專程去上海迎接蔣經國。透過落地玻璃窗，看見十三年前走掉的兒子被帶到門前、宋美齡滿麵微笑地迎上去的時候，他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紋絲不動。這個在戰場上東征西討南攻北伐的戰爭梟雄，此刻卻在用報紙擋住濕潤的雙眼。
從莫斯科飛來了蔣經國，從延安飛走了李德。
1939年仲夏一個星期日早晨，太陽還沒有出來，在窯洞中酣睡的李德被一名通信員喚醒。
麵前是張聞天寫的一張紙條：“速來
機場，你飛往莫斯科。”
從此，他離開了中國。
1932年初，他也是被突然派來中國給佐爾格送款。
也許也像這樣被人從夢中喚醒，也像這樣憑一張紙條？
來的時候冒著生命危險。化名、假護照、假職業。走的時候卻倒很是安全。蔣介石提供的專機。周恩來與他同機。毛澤東在機場道別。
來的時候一腔激情。
走的時候滿腹怨憤。
他認為中國同誌虧待了他。中國革命虧待了他。他承認的唯一缺點，是不了解中國國情。
白求恩不遠萬裏來到中國，也不了解中國實情。當他在根據地看到簡陋的醫療衛生條件、粗糙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手術器具時，不也大發其火、相當嚴厲地指責八路軍的醫生們嗎？
1938年5月1日，白求恩率加拿大醫療隊離開延安，6月初到達嵐縣。6月中到達五台。到達五台以前，他寫了下述報告：
“醫療技術：相當差。沒有合格的醫生，亦無醫科學生。醫生缺乏外科原理、消毒、防腐等基本知識。”
“醫院的設備：很差。沒有床上用的便盆、便壺，也沒有床單、枕頭，僅有五十床供重傷員使用的棉被……沒有達金氏衝洗液，膠皮管、灌腸器，也沒有膠皮墊子和手套。隻有十幾塊當夾板用的木板……”“食物：不充足。幾乎沒有肉，亦無蛋、牛奶等食物……”
白求恩也好，李德也好，這些外國人來到中國，真心實意地幫助中國革命，難免在不了解情況，甚至在根本就不理解情況的情況下，從他們原有的條件、環境，從他們原來接受的知識和受到的訓練出發，發出一些對我們革命情況不盡適合的命令與指責來。
關鍵還是我們中國同誌。
我們是學習他們的經驗、發揮他們的長處，引導他們認識中國實情，還是把他們的經驗奉若神明、把他們的話語當做指示，“一句頂一萬句”？他們是先生，同時也是學生。不把握這一點，不引導他們學習和了解中國革命具體實踐，不用事實去向他們證明他們某些東西與中國實情的脫節處，結果反而限製了他們本來應該發揮的作用。
把李德捧得高而又高的同誌，最終反而害了李德。
1936年在陝北，李德曾深有感觸地對埃德加?斯諾承認，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不一定總是行得通的。他說：“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
軍事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情況下采取什麽主要戰術，中國同誌比我們更了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
他並非一無所獲。
伍修權後來說：“李德的權力，不是他自己爭來的，而是中共中央負責人拱手交給他的，造成失敗的主要責任應該是中國同誌本身。”“他作為一個外國革命者，致力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七年多，這種獻身精神也還是可取的。不過當時我們在領導上把他擺錯了位置。……他的錯誤有主觀原因，也有其客觀因素，即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特別是中共黨內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對此，我們都應更客觀和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白求恩後來終於理解了中國艱苦的革命戰爭環境。他真心實意地向那些在簡陋環境中用簡陋器械完成救治的中國醫生道了歉。那張他躬身在一個簡陋的破廟裏實施手術的照片，成為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白求恩形象的寫照。那個地方做手術肯定不符合西方醫學要求，但又恰恰是這張照片，活生生展現了這位外國專家獻身中國革命的感人情景，也成為白求恩一生中最動人的形象之一。
在他去世以後，毛澤東專門寫了一篇《紀念白求恩》，稱讚他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這篇文章後來成為膾炙人口的“老三篇”。
這位在十幾億中國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加拿大人，終於使其本國人民也知曉了這個英雄。在他去世三十多年後，加拿大政府在他的家鄉建立了一座白求恩雕像，作為中加友誼的象征。
還有李德的上級、蘇軍總參謀部上海小組負責人佐爾格。
佐爾格1933年以後從上海轉去日本。因為在東方對蘇聯威脅最大的就是日本。頭兩年他不提供情報，專打基礎。他埋頭閱讀大量有關日本政治、經濟方麵的書籍，在報刊上發表了許多頗具獨到見解的文章，甚至於1934年加入納粹黨。到1936年中期，佐爾格在日本的地位已經相當鞏固，他開始正式工作了。從1936年1月至1941年10月，他向聯共（布）中央上報了806份電報情報。還不算此期間通過信使報上去的大量文件材料。
他報告了德日兩國準備於1936年11月簽訂《反共產國際條約》的情況，關東軍1936年上半年和1939年中期在滿蒙邊境軍事挑釁的起因和性質；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日軍的展開和部署；希
特勒德國1939年1月入侵波蘭的準備情況；德軍入侵法國及其主要戰略突擊內容；日本在中國扶植汪精衛傀儡政府的情況等。尤其重要的是，佐爾格及時準確地報告了法西斯德國進攻蘇聯的準備和日期；日本軍隊在中國大陸、朝鮮、及日本本土上的全部作戰實力和部署；他還詳細列出了日軍各軍、師指揮官名單；日本航空工業和坦克製造業的生產能力；日本石油戰略儲備情況。
可惜斯大林沒有重視佐爾格報告的希特勒準備進攻蘇聯的日期。蘇聯紅軍為此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佐爾格搜集的日本情報卻受到斯大林的重視。蘇軍總參謀部據此將大批軍隊從東方調往蘇聯的西部戰場，終使蘇軍在莫斯科城下反敗為勝。
蘇聯情報史上，還沒有佐爾格這樣傑出的工作人員。
成功的佐爾格掉以輕心了。日本的特高科早就在注意他，他卻不知道這一點。1941年10月，佐爾格小組的重要成員尾崎秀實被特高科逮捕。由於尾崎秀實是內閣近衛首相的顧問和秘書，近衛內閣即刻倒台，新任首相東條英機上任後簽署的第一個文件，就是逮捕佐爾格。在獄中佐爾格也一直堅信，他能夠像牛蘭夫婦那樣，獲得蘇聯政府大力的救援。但在審訊和宣判過程中，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蘇聯政府沒有像佐爾格期望的那樣，將用交換間諜的方式將他換迴。
1944年11月7日，東京鴨巢監獄——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收押甲級戰犯的監獄——對佐爾格和尾崎秀實執行絞刑。這一天是蘇聯的十月革命紀念日。佐爾格要求讓自己死在這一天。
佐爾格死後相當一段時間內，仍是無名英雄。蘇聯政府一直不承認他與蘇聯有任何關係。1964年，佐爾格犧牲整整20年後，蘇聯政府正式授予他“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雄”稱號，並頒發列寧勳章；佐爾格的誕生地巴庫市一條街道被命名為“佐爾格街”，一艘油輪也被命名為“佐爾格號”。1965年，蘇聯政府還發行了紀念佐爾格的郵票。不論與白求恩相比還是與佐爾格相比，李德什麽也不是。
李德1974年去世。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哪一屆德國政府想起來給他立座雕像，作為中德友誼的象征。也沒有哪一個中國共產黨人會認為他是中國革命的英雄。
但他卻同樣是不遠萬裏，來到中國。作為在白色恐怖環境下進入中央蘇區的唯一一個外國人，他比白求恩擔當著更大的風險。
而且他全程參加了中國革命中最艱苦卓絕、使中國共產
黨人鳳凰涅槃般再生的二萬五千裏長征。他為中國革命了貢獻了七年多時間，共同走過了一段最艱難的曆程，比佐爾格經受過更大的磨難。
但他被捧得太高了。他從極高處重重地跌落下來，摔得粉碎，再也沒有可能成為白求恩和佐爾格，隻能成為任何一個研究中共黨史、中國工農紅軍史和二萬五千裏長征史的人都想和他算算賬的李德。
20世紀90年代，中國又從德國請來了一個洋教練施拉普納。
當時足球正在變為中國最關心的運動。鄧小平看，江澤民看，普通老百姓更看。贏了球一邊歡唿一邊看，輸了球一邊咒罵一邊看。如果看半天沒有進一個球，雙方踢得軟不塌塌，發誓說下迴再不看了，下迴一打開電視機，又坐在那兒呆呆地看。
看了20年，中國足球水平也未被看上去。
於是換教練、選教練、請外國教練。
於是來了施拉普納。本來找個洋教練，是想詳細了解國外的訓練情況，學點兒先進的訓練方法，但眾人卻以為來了個大救星，新聞界添油加醋把他捧得高而又高，大報小報“施大叔”、“施大爺”一通猛叫，硬把一個人弄成了一尊神。
施拉普納帶的隊伍還是輸了球。眼看他也不過一個凡人，“施大爺”的稱唿也變成了“施老頭”終而“死老頭”。
施拉普納與李德同鄉，同是德國人。他有他的優點，也有他的缺點。他訓練嚴格，要求標準高。但到中國來教球，對中國的文化、生活習慣、思維方式都不是很了解，也無法翻手之間就能使中國足球起死迴生。
當初就是寄希望於李德，希望他帶來先進的戰略戰術粉碎蔣介石的“圍剿”。
雖然不過是足球，20世紀90年代的施拉普納，也頗像20世紀30年代的李德。
先把外國人捧足、後把外國人罵足的我們，真正的教訓是什麽？又在哪裏？
李德尷尬地夾在北洋水師的漢納根和國家奧林匹克隊的施拉普納之間。
毛澤東1949年寫一篇《別了，司徒雷登》。
1939年，他卻沒有寫一篇《別了，李德》。
20世紀90年代，更無人去寫《別了，施拉普納》。
無人寫，也沒有關係。
1888年誕生的《國際歌》就唱道：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
還有那個“九一八”事變的急先鋒、昭和
軍閥集團中最富戰略頭腦的石原莞爾。
1931年因為不能直接吞並中國的東三省，石原莞爾聲淚俱下。1937年“七七”事變後，他的態度卻發生了奇妙的轉變：不讚成擴大侵華戰爭。
當時石原莞爾已由關東軍作戰參謀躍升為日軍參謀本部作戰部長。陸軍大臣杉山元誇下海口“一個月左右解決事變”，石原莞爾卻不這麽看。他覺得以張學良的東北軍為敵、以蔣介石的中央軍為敵，日本軍隊都有把握戰而勝之，但以整個中華民族為敵就非同小可，日本將很難從其中脫身。他主張把準備對蘇聯作戰放在首位，不能再擴大侵華戰爭。
日軍攻入南京前，石原莞爾見中國抵抗力量如此強大，更主張早日講和，認為否則日本將陷入中國泥沼不能自拔。如此不但增強中國方麵抗日的意誌，更會使中國共產黨勢力壯大。所以，應趁蔣介石還掌握全國統治權時與其媾和。
當時日本政府也考慮通過德國的調停與中國講和。但日軍占領南京後，日本國內輿論普遍認為全勝已經指日可待，向即將戰敗的中國提出講和是不合時宜的；甚至從來宣稱以文官政治為己任的首相近衛文麿也堅決主張打到底。
這場爭論中，讚成擴大侵華戰爭一方由於有天皇支持而取勝。石原莞爾是失敗者。
這時天皇裕仁發現了另一個問題。
1937年9月初，裕仁提出在宮城內成立帝國大本營，但後來大本營直到11月中旬才組成，一半原因是上海戰事的拖延，另一半原因是他給參謀本部的一些指示被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束之高閣。
石原說他忘記了。
大膽的石原當了作戰部長依然那麽大膽，連天皇的指示不合自己心意也隨意處理。
裕仁把憤怒表現得不動聲色。石原莞爾被解除作戰部長職務，調任關東軍副參謀長，做參謀長東條英機的助手。支持擴大侵華戰爭的下村定被啟用為作戰部長。
失敗的石原卻料算勝了：日本被淹沒在中華民族全民抗戰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國共產黨在這場戰爭中獲得極大的發展。
石原莞爾——瘋狂的利令智昏的昭和軍閥集團中僅存的最富戰略頭腦的人物。
石原失寵後，1941年被編入預備役，後來當大學教授，在民間組織東亞聯盟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在日本右翼陣營中占據重要地位。
在中國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的1949年，石原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