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年1月，中共中央與東北軍的張學良建立了直接聯係。張學良、王以哲在與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會談中，表示同情中共的抗日主張，願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
2月，紅軍與王以哲的六十七軍達成互不侵犯協議，各守原防，紅白通商。
3月，張學良在與李克農會談中提出，請中共在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博古4人中選一位來膚施，與他談判。膚施即後來的革命聖地延安。
4月，周恩來應邀前往膚施，在城內一座天主教堂與張學良徹夜長談。
2000年5月，香港鳳凰衛視播映1993年製作的張學良訪談錄《世紀行過》，張學良還能清晰地迴憶57年前的1936年4月9日，在膚施天主教堂與周恩來的長談。
“我最佩服周恩來”，1993年已經92歲的張學良侃侃而談。他說周恩來“反應快，幾句話就明白，不用囉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能打下天下，“周恩來的作用很大”。
張學良最後還有一句：“他也佩服我。”“他”當然是指周恩來。張學良在曆史發展的關鍵時刻不但能夠順勢而為，而且成為時代大勢的推波助瀾者，的確值得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對其表示欽佩。
1936年5月，中共中央經過兩個月來的多次討論，決定將統戰工作重點放在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上，建立東北軍、西北軍、紅軍的“三位一體”，爭取首先成立“西北國防政府”，實現“西北抗日大聯合”。
“三位一體”、“西北國防政府”、“西北抗日大聯合”這三個基本點，成為後來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政治基礎。
張學良特別看中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及蘇聯的關係。他認為在當時條件下采取聯合抗日行動，必須以強大的蘇聯作為後盾。對1929年中東路事件中命令東北軍向蘇聯紅軍發動進攻一事，他似乎是忘記了。或者說國難當頭之際，他願意忘記。
這個新的情況在紅軍東征時沒有發生。所以中共中央作出西征的決策時，就有了一個重要補充：“紅軍與東北軍密切合作，以進到西北大聯合，建立西北國防政府，打通蘇聯，同蘇聯及外蒙訂立互助條約。”
在當時條件下，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對蘇聯的態度都極其重視。因此打通國際路線與蘇聯取得聯絡，不論是對推動張學良“抗日反蔣”建立西北大聯合，還是對鞏固紅軍與東北軍的統戰關係、提高紅軍的軍事政治地位，都
有極重要的意義。
6月29日，毛澤東致函彭德懷：從總的戰略上看，站在紅軍和其他友軍聯合成立國防政府的觀點上，打通蘇聯解決技術條件，應是今年必須完成的任務。關於紅軍接近蘇聯的道路有兩個，一是寧夏和綏遠以西，這條路距離較近，人口經濟條件較好，缺點是恐怕不易形成根據地；二是甘、涼、肅三州，這條路距離較遠，某些區域人口稀少，行軍宿營恐有妨礙，但能形成根據地。
毛澤東最後說，關於西渡黃河靠近蘇聯問題，日內將征求國際意見。
8月9日，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致信張學良，要求東北軍以至少三個師好好地控製蘭州，如此著成功，則可在今年秋天三個月內完成打通蘇聯的任務。必須堅信，打通蘇聯是保證西北勝利（更不說全國勝利）的基本點。根據二、四方麵軍北上，西南事變發展，日本對綏蒙進攻等情況，我們認為兄部須立即準備配合紅軍選定9、10月間有利時機決心發動抗日局麵，而以占領蘭州、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為基本戰略方針。
信中對張學良的個人安全頗為擔心：蔣介石一解決西南問題，就有極大可能進攻西北。“無論如何兄不要去南京了。並要十分防備蔣的暗害陰謀。目前此點關係全局，衛隊的成分應加考察，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幹部手裏。”
從電文中可以看出來，給張學良通報的情況，對張學良安全的關照，幾乎與對待自己的人一樣。
8月12日，毛澤東又同張聞天等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提出今後戰略方針的建議：“一、二、四三個方麵軍，有配合甲軍（東北軍）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之任務。由此任務之執行以配合並推動全國各派統一戰線，達到大規模抗日戰爭之目的。”
8月13日，毛澤東致函國民黨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先生同意聯合戰線，盛情可感。九個月來，敝方未曾視先生為敵。先生如以誠意參加聯合戰線，則先生之一切顧慮與困難，敝方均願代為設計，務使先生及貴軍全部立於無損有益之地位。”
承諾代楊虎城設計解決的“一切顧慮與困難”，主要還是寄希望於蘇聯。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本人，當時並未認識到紅軍、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的設計存在一個嚴重缺陷，就是張學良忘記了他當初惡化與蘇聯的關係，斯大林卻並沒有忘記。
8月15日，共產國
際執委會書記處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明確要求中共中央根本放棄抗日反蔣的觀點，放棄利用兩廣事變和其他內戰削弱蔣介石統治的做法，以最大的努力爭取全國範圍統一戰線；尤其“不能把張學良看做是可靠的盟友，特別是在西南（指兩廣事變）失敗之後，張學良很有可能再次動搖，甚至直接出賣我們”。
顯而易見，共產國際和蘇聯不同意中共中央關於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的計劃，也不同意中共中央繼續實行帶有“抗日反蔣”色彩的政策，更不同意中共中央把統戰放在東北軍方麵，而要把統戰重心北移到全國去。
核心是不同意紅軍與張學良的聯合。
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在對待抗日反蔣問題上，與中國共產黨出現重大分歧。
中共中央以為基本找到了克服艱難局麵的好方法，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迎麵潑過來的卻是冷水。
1933年春，日本侵略軍在占領長城各口之後，分兵侵入察東和冀東，華北形勢異常危急。5月26日，馮玉祥在張家口正式宣告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6月20日任命吉鴻昌為北路前敵總指揮；6月22日又委派方振武為北路前敵總司令，以統率大軍，收複察失地。
對馮玉祥1927年背棄對蘇聯的承諾投向蔣介石，斯大林同樣記憶猶新。蘇聯不但對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毫無興趣，《真理報》還發表文章說，馮玉祥和方振武的行動是“在為日本人服務”。不久，《真理報》再發表評論：“馮玉祥重新出來反對南京政府，這一行動得到了日本方麵的支持”，“馮玉祥雖為自己的行動披上了‘保衛祖國免受日本軍隊侵略’的外衣，可事實上，他已成了日本帝國主義最積極的代理人”。
最終馮玉祥的抗日行動被形容為“勾引日本帝國主義進攻察哈爾與綏遠，以便帝國主義準備反蘇戰爭的陰謀”。
1933年9月底，抗日同盟軍失敗。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變爆發。斯大林對蔣光鼐、蔡廷鍇也無興趣。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三次全會文件指出；“……這個福建政府宣布的一係列激進口號……是十九路軍高級將領的權宜之計和左傾詞句”，“是軍閥和政客為了保證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蠱惑人心的諾言”，因而共產國際認為，“蔣介石集團和國民黨所有派係都是帝國主義奴役中國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中國共產黨人在國內應當反對一切中間勢力，在國際上應當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口號是“要兵不要官”。
國際和斯大林的態度對中共中央處理福建事變產生很大影響。導致這一打破第五次“圍剿”的珍貴機會最終喪失。
對待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更是如此。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後，12月14日，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中國發生事變》：“毫無疑問，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的事業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尋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衛的名字同陝西省發生的張學良兵變緊密相連，這也絕非偶然。”共產國際刊物《國際新聞通訊》也把張學良說成是“叛徒”、“強盜”。
所有反蔣的抗日力量，皆被共產國際和蘇聯冠以日本走狗。斯大林非常現實。他始終感興趣的，一直是擁兵數百萬、控製全國政權的蔣介石。他的老朋友鮑羅廷迴國後說過一句話：“如果再有一位中國將軍跑到莫斯科叫喊‘世界革命萬歲’，最好立刻把他送到國家政治保安局那裏去。他們無非是想要幾條槍。”
斯大林正是用這樣的觀點看待馮玉祥、蔡廷鍇、張學良。
由於共產國際不同意，斯大林不同意，中共中央隻得放棄建立在蘇聯支持基礎上的西北國防政府和西北大聯合計劃，下決心轉過來同南京政府談判。
8月2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唿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實現國共兩黨重新合作”，並提出，我們“早已準備著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
但毛澤東最清楚不過，“聯蔣抗日”絕非一朝一夕之事。不謀求軍事上的發展，隻期望談判解決問題，不但遠水不解近渴，可能還會最終無水解渴。
紅軍的生存和發展問題已經十分緊迫。
在唿籲與國民黨談判的8月25日，中共中央電告共產國際：“陝北、甘北蘇區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整個紅軍的行動方針必須早日確定”，而“為著靠近蘇聯，反對日本截斷中蘇關係的企圖，為著保全現有根據地，紅軍主力必須占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
為此，部署大致定為：
以一方麵軍約1.5萬人攻寧夏，其餘擔任保衛蘇區，12月開始渡河；
以四方麵軍12月從蘭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領青
海之若幹地方作為根據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涼、肅三州前進，約於（明年）夏季到達肅州附近；
以二方麵軍位於甘南成為陝南蘇區之聯係。
電報還說，“紅軍主力必須占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這一帶布滿著為紅軍目前技術條件所不能克服的許多城市堡壘及圍寨，希望蘇聯方麵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技術問題。陝北、甘北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非多兵久駐之地。目前紅軍的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隻有占領寧夏才能改變這一情況。否則隻好把三個方麵軍的發展方向放到甘南、陝南、川北、豫西與鄂西，待明年冬天再執行黃河以西的計劃。而這種做法對我們非常不利，將造成許多損失。”
這封電報的分量是很重的。毛澤東告訴了共產國際，內戰與不內戰，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意願。國際和蘇聯不拿出具體行動和辦法，中國的內戰很可能無法避免。如果蘇聯方麵能夠有效地幫助中國紅軍，“則無論如何困難，我們決乘結冰時節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外蒙”；如不能提供幫助，紅軍西進攻取不克或與南京談判不能達成協定，便隻好決心實施黃河以東的計劃以求生存。但這一方向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內戰方向，將無法避免和南京在軍事行動上發生衝突。
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思考，9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征得蘇聯同意——斯大林同意——之後，致電中共中央領導人，同意占領寧夏和甘西以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方針，並明確表示在紅軍占領寧夏地區之後，將從外蒙給予紅軍以技術上和物資上的幫助。
至此，經過前後一年多的多次醞釀變化，一直探索實施道路的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方針，終於正式確定予以實施。
9月14日，中共中央致電三軍領導人：“國際來電同意占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占寧夏地域後，即可給我們以幫助”；為堅決執行國際指示，準備在兩個月後占領寧夏。至於占領甘肅西部問題，等寧夏占領取得國際幫助後再分兵奪取。電報特別要求三軍領導人“堅決執行國際指示”，這個“對於中國紅軍之發展與中國抗日戰爭之發動有決定意義的戰略行動中，三個方麵軍須用最大的努力與最親密的團結以赴之，並與甲軍（東北軍）取得密切配合”。
這時打通國際戰線、解決戰略依托問題，不但是紅軍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也成為陝北根據地周圍凡願意與紅軍保持關係的友軍關注的焦點。
10月26日，中共中
央致電共產國際：“許多方麵經常向我們提出蘇聯是否援助他們的問題，近來的問題更加多了。打通國際路線成了張學良、楊虎城、閻錫山、傅作義一班人的口頭語。”
不但紅軍、即便友軍也對這一戰略行動寄以極大的希望。
紅軍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行動，由東征戰役到西征戰役，由寧夏戰役到最後的遠征新疆，一步一步演化為一個龐大的計劃，踏上了一條不歸的路程。
為完成這一使命，組成了中國工農紅軍戰史上最為悲壯的西路軍。
西路軍的命運與劫難，其擔負使命之沉重和聚集矛盾之複雜，以及鬥爭之艱苦卓絕和曆程之可歌可泣，毫無疑問將是一部巨製宏篇。寫好它，有可能是中國革命史中最為動人的著作之一。
東征，西征，皆為張浩帶迴來的斯大林不反對紅軍向北和西北發展、靠近蘇蒙邊境這句話。也皆因工農紅軍麵臨局麵之嚴重和本身困難之嚴重。
斯大林這話不再是教條，是紅軍生存與發展的希望。
在嚴重困難的中國共產黨人麵前，真是一句頂萬句。
三、個人決心中的曆史，曆史決心中的個人
張國燾的分裂，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分裂。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麵臨因內部分裂而覆轍的危險。朱德曾經迴憶說，從來沒有像那次那樣心情沉重。毛澤東甚至作了給敵人打散、最後到白區做工作的打算。
由張國燾掌握控製的實力有：紅四方麵軍第四軍、第九軍、第三十軍、第三十一軍、第三十三軍；中央紅軍五軍團改編的第五軍、九軍團改編的第三十二軍；共計七個軍，八萬餘人。
毛澤東率領北上的，隻有原中央紅軍一、三軍團七千餘人。到陝北與徐海東的十五軍團會合後，也隻到一萬三千餘人。論實力，完全無法與張國燾相比。
這裏麵還有一個問題。十五軍團主力徐海東的原紅二十五軍，也是四方麵軍留在鄂豫皖根據地的老部隊，原來一直受張國燾指揮。張國燾在這支部隊裏麵的影響到底怎樣，這支部隊對中共中央的態度如何，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徐海東真正了解以前，心裏並沒有太大把握。
現在不少人以為張國燾的分裂純係飛蛾撲火，自取滅亡，一開始就是孤家寡人。他們把曆史作出的結論和當時麵臨的現實搞混了。
由於張國燾掌握強大的實力，再加上當時很多情況並不清楚，連一方麵軍留在四方麵軍
的很多同誌都對事情的發生感到突然和混亂，四方麵軍同誌就更是情緒激動。態勢是非常嚴重的。
在阿壩一個喇嘛寺——格爾登大殿召開了川康省委擴大會議。會場外掛著橫幅：“反對毛、周、張、博北上逃跑”。張國燾先講話，攻擊中央率軍北上是逃跑主義。然後他對朱德說：“總司令，你可以講講嘛，你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怎樣？是南下，是北上？”朱德不緊不慢地說，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不能出爾反爾。於是就有人衝著朱德喊：既然你擁護北上，那你現在就走、快走！劉伯承站出來說話：現在不是開黨的會議嗎？你們怎麽能這樣對待朱總司令！於是攻擊的矛頭又轉到劉伯承身上。
張國燾辦事曆來不乏決心。這迴他更是決心把事情做到底。
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鬆崗卓木碉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宣布另立“臨時中央”、“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軍事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自封為“主席”。並通過了“組織決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應免職查辦”。
“撤銷”、“開除”、“通緝”、“查辦”，張國燾的自信和氣焰由此可見一斑了。
張國燾要朱德表態。朱德心平氣和，語重心長。他說：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論發生多大的事，都是紅軍內部的問題，大家要冷靜，要找出解決的辦法來，可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
朱德這些話講的是很有分量的。陳毅說過，朱德在南昌起義餘部天心圩整頓中講的“革命須自願”、“共產主義一定勝利”兩條，奠定了我軍政治工作的基礎；現在朱德在卓木碉講“都是紅軍內部的問題”，“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這兩條，既是後來解決這一問題的理論基礎，又是後來解決這一問題的感情基礎。
四方麵軍總指揮徐向前也對張國燾的做法不以為然。他迴憶說：“另立‘中央’的事，來得這麽突然，人人都傻了眼”；“會後，張國燾找我談話，我明確表示，不讚成這種做法。我說：黨內有分歧，誰是誰非，可以慢慢地談，總會談通的。把中央罵得一錢不值，開除這個，通緝那個，隻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們也不能這樣搞。現在弄成兩個中央，如被敵人知道有
什麽好處嘛！”
毛澤東多次被蔣介石通緝，已經習以為常了。如今居然被黨內自己人通緝，真是破天荒第一次。
即使被通緝，毛澤東也不忘對這支紅軍部隊的爭取。
11月12日，毛澤東到達瓦窯堡後致電四方麵軍：“我一、三軍團已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軍在陝北會合”，“正與白區黨及國際取得聯係”；並指出，現在國民黨、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和何應欽都在汙蔑我黨中央是逃跑主義，托派分子也在這樣攻擊我們黨中央，“請你們嚴重注意”。
同日，張國燾電毛澤東等人，稱南下紅軍已“打開了川西門戶，奠定了川康蘇區勝利的基礎”，“證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說，達到配合長江一帶的蘇區紅軍發展的戰略任務，這是進攻路線的勝利”；並以命令的口吻說“甚望你們在現地區堅決滅敵，立即鞏固擴大蘇區和紅軍，並將詳情電告”。
雙方都在讓對方知道自己的優勢。都要求對方改變做法。
事情難以轉圜。很顯然，中共中央不取得絕對優勢，張國燾不會迴心轉意。
12月5日，張國燾幹脆以“黨團中央”名義致電中共中央，聲稱：“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和你們發生關係”；今後，“你們應以黨的北方局、陝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並宣布“一、四方麵軍名義已取消”；“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和政權組織狀況報告前來以便批準”。
分裂達到了頂點。
這一分裂的最終解決賴於三個因素。
第一是借用共產國際的威望和影響。
張國燾以“黨團中央”名義致電中共中央時，張浩已經來到瓦窯堡。情況很明顯，僅僅靠黨中央的教育和勸導，難以解決問題，必須借助共產國際的權威。毛澤東、張聞天與張浩商量，由張浩以“國際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麵，幫助、教育張國燾；黨中央同張國燾之間的組織關係也用變通的辦法處理。
中國共產黨仍然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安排張浩以“國際代表”這種第三者特別是仲裁者的身份出現，表明毛澤東已經掌握了相當水平的鬥爭藝術。
12月16日，張浩以國際代表身份從陝北開門見山地致電張國燾：“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麵軍問題”；
22日張浩又電：“黨內爭論，目前不應弄得太尖銳”；“可
以組織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廣州局、滿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據各種關係，有的直屬中央，有的可由駐莫（斯科）中央代表團代管，此或為目前使黨統一的一種方法。此項意見望兄熟思，見複”；
“有的直屬中央，有的可由駐莫（斯科）中央代表團代管”，這就是毛澤東、張聞天、張浩商量好的變通辦法。
張浩的電報對張國燾無疑是當頭一棒。他深知共產國際這塊招牌的權威。思考一段時間後，他致電張浩，表示“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但又說中共中央北上行動是“反黨的機會主義路線”，“放棄向南發展，懼怕反攻敵人”，“向北逃跑”，是“一貫機會主義路線”的表現。
他依然照稱自己是“中央”；毛、周、張、博是“假冒黨中央”。
中共中央隻有作出《關於張國燾同誌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指出“張國燾同誌這種成立第二黨的傾向，無異於自絕於黨，自絕於中國革命”；同時在黨內公布1935年9月12日俄界會議作出的《關於張國燾同誌錯誤的決定》。張聞天致電張國燾，望其停止分裂活動，否則“不但全黨不以為然，即國際亦必不以為然。尚祈三思為幸”。
實際情況是，在當時條件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無論是讓步還是警告、哪怕借用共產國際的權威，都還不可能扭轉張國燾。除去依靠強大實力，其分裂行動另一個重要基礎，就是認為中國革命的重心在四川，不在陝甘。
第二還有張國燾南下政策的破產。
張國燾為南下所作的準備是精心的。口號也實惠誘人：“大舉南下，打到天全蘆山吃大米”；仍然是五四運動中跟那位牧師學到的技巧：從大眾切身問題入手。
張國燾又實惠到庸俗的地步了。搞革命僅僅為了吃大米嗎？
但南下最初確實頗為順利。
10月7日，張國燾以“軍委主席”名義下達《綏崇丹懋戰役計劃》，決定以主力迅速而秘密沿大金川夾河並進，奪取綏靖、崇化，然後分取丹巴、懋功。
8日，部隊分為左右兩個縱隊開始行動。
12日，攻占綏靖，擊潰守敵劉文輝部兩個團。
15日，占領崇化。16日，攻克丹巴縣城。19日襲占達維。20日，攻克懋功，守敵楊森部兩個旅向夾金山以南逃竄。接著又連克日隆關、巴郎關、火燒坪等地，大獲全勝。綏崇丹懋戰役勝利結束，共擊潰川軍第
2月，紅軍與王以哲的六十七軍達成互不侵犯協議，各守原防，紅白通商。
3月，張學良在與李克農會談中提出，請中共在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博古4人中選一位來膚施，與他談判。膚施即後來的革命聖地延安。
4月，周恩來應邀前往膚施，在城內一座天主教堂與張學良徹夜長談。
2000年5月，香港鳳凰衛視播映1993年製作的張學良訪談錄《世紀行過》，張學良還能清晰地迴憶57年前的1936年4月9日，在膚施天主教堂與周恩來的長談。
“我最佩服周恩來”，1993年已經92歲的張學良侃侃而談。他說周恩來“反應快，幾句話就明白，不用囉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能打下天下，“周恩來的作用很大”。
張學良最後還有一句：“他也佩服我。”“他”當然是指周恩來。張學良在曆史發展的關鍵時刻不但能夠順勢而為，而且成為時代大勢的推波助瀾者，的確值得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對其表示欽佩。
1936年5月，中共中央經過兩個月來的多次討論，決定將統戰工作重點放在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上，建立東北軍、西北軍、紅軍的“三位一體”，爭取首先成立“西北國防政府”，實現“西北抗日大聯合”。
“三位一體”、“西北國防政府”、“西北抗日大聯合”這三個基本點，成為後來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政治基礎。
張學良特別看中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及蘇聯的關係。他認為在當時條件下采取聯合抗日行動，必須以強大的蘇聯作為後盾。對1929年中東路事件中命令東北軍向蘇聯紅軍發動進攻一事，他似乎是忘記了。或者說國難當頭之際，他願意忘記。
這個新的情況在紅軍東征時沒有發生。所以中共中央作出西征的決策時，就有了一個重要補充：“紅軍與東北軍密切合作，以進到西北大聯合，建立西北國防政府，打通蘇聯，同蘇聯及外蒙訂立互助條約。”
在當時條件下，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對蘇聯的態度都極其重視。因此打通國際路線與蘇聯取得聯絡，不論是對推動張學良“抗日反蔣”建立西北大聯合，還是對鞏固紅軍與東北軍的統戰關係、提高紅軍的軍事政治地位，都
有極重要的意義。
6月29日，毛澤東致函彭德懷：從總的戰略上看，站在紅軍和其他友軍聯合成立國防政府的觀點上，打通蘇聯解決技術條件，應是今年必須完成的任務。關於紅軍接近蘇聯的道路有兩個，一是寧夏和綏遠以西，這條路距離較近，人口經濟條件較好，缺點是恐怕不易形成根據地；二是甘、涼、肅三州，這條路距離較遠，某些區域人口稀少，行軍宿營恐有妨礙，但能形成根據地。
毛澤東最後說，關於西渡黃河靠近蘇聯問題，日內將征求國際意見。
8月9日，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致信張學良，要求東北軍以至少三個師好好地控製蘭州，如此著成功，則可在今年秋天三個月內完成打通蘇聯的任務。必須堅信，打通蘇聯是保證西北勝利（更不說全國勝利）的基本點。根據二、四方麵軍北上，西南事變發展，日本對綏蒙進攻等情況，我們認為兄部須立即準備配合紅軍選定9、10月間有利時機決心發動抗日局麵，而以占領蘭州、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為基本戰略方針。
信中對張學良的個人安全頗為擔心：蔣介石一解決西南問題，就有極大可能進攻西北。“無論如何兄不要去南京了。並要十分防備蔣的暗害陰謀。目前此點關係全局，衛隊的成分應加考察，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幹部手裏。”
從電文中可以看出來，給張學良通報的情況，對張學良安全的關照，幾乎與對待自己的人一樣。
8月12日，毛澤東又同張聞天等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提出今後戰略方針的建議：“一、二、四三個方麵軍，有配合甲軍（東北軍）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之任務。由此任務之執行以配合並推動全國各派統一戰線，達到大規模抗日戰爭之目的。”
8月13日，毛澤東致函國民黨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先生同意聯合戰線，盛情可感。九個月來，敝方未曾視先生為敵。先生如以誠意參加聯合戰線，則先生之一切顧慮與困難，敝方均願代為設計，務使先生及貴軍全部立於無損有益之地位。”
承諾代楊虎城設計解決的“一切顧慮與困難”，主要還是寄希望於蘇聯。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本人，當時並未認識到紅軍、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的設計存在一個嚴重缺陷，就是張學良忘記了他當初惡化與蘇聯的關係，斯大林卻並沒有忘記。
8月15日，共產國
際執委會書記處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明確要求中共中央根本放棄抗日反蔣的觀點，放棄利用兩廣事變和其他內戰削弱蔣介石統治的做法，以最大的努力爭取全國範圍統一戰線；尤其“不能把張學良看做是可靠的盟友，特別是在西南（指兩廣事變）失敗之後，張學良很有可能再次動搖，甚至直接出賣我們”。
顯而易見，共產國際和蘇聯不同意中共中央關於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的計劃，也不同意中共中央繼續實行帶有“抗日反蔣”色彩的政策，更不同意中共中央把統戰放在東北軍方麵，而要把統戰重心北移到全國去。
核心是不同意紅軍與張學良的聯合。
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在對待抗日反蔣問題上，與中國共產黨出現重大分歧。
中共中央以為基本找到了克服艱難局麵的好方法，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迎麵潑過來的卻是冷水。
1933年春，日本侵略軍在占領長城各口之後，分兵侵入察東和冀東，華北形勢異常危急。5月26日，馮玉祥在張家口正式宣告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6月20日任命吉鴻昌為北路前敵總指揮；6月22日又委派方振武為北路前敵總司令，以統率大軍，收複察失地。
對馮玉祥1927年背棄對蘇聯的承諾投向蔣介石，斯大林同樣記憶猶新。蘇聯不但對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毫無興趣，《真理報》還發表文章說，馮玉祥和方振武的行動是“在為日本人服務”。不久，《真理報》再發表評論：“馮玉祥重新出來反對南京政府，這一行動得到了日本方麵的支持”，“馮玉祥雖為自己的行動披上了‘保衛祖國免受日本軍隊侵略’的外衣，可事實上，他已成了日本帝國主義最積極的代理人”。
最終馮玉祥的抗日行動被形容為“勾引日本帝國主義進攻察哈爾與綏遠，以便帝國主義準備反蘇戰爭的陰謀”。
1933年9月底，抗日同盟軍失敗。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變爆發。斯大林對蔣光鼐、蔡廷鍇也無興趣。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三次全會文件指出；“……這個福建政府宣布的一係列激進口號……是十九路軍高級將領的權宜之計和左傾詞句”，“是軍閥和政客為了保證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蠱惑人心的諾言”，因而共產國際認為，“蔣介石集團和國民黨所有派係都是帝國主義奴役中國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中國共產黨人在國內應當反對一切中間勢力，在國際上應當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口號是“要兵不要官”。
國際和斯大林的態度對中共中央處理福建事變產生很大影響。導致這一打破第五次“圍剿”的珍貴機會最終喪失。
對待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更是如此。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後，12月14日，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中國發生事變》：“毫無疑問，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的事業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尋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衛的名字同陝西省發生的張學良兵變緊密相連，這也絕非偶然。”共產國際刊物《國際新聞通訊》也把張學良說成是“叛徒”、“強盜”。
所有反蔣的抗日力量，皆被共產國際和蘇聯冠以日本走狗。斯大林非常現實。他始終感興趣的，一直是擁兵數百萬、控製全國政權的蔣介石。他的老朋友鮑羅廷迴國後說過一句話：“如果再有一位中國將軍跑到莫斯科叫喊‘世界革命萬歲’，最好立刻把他送到國家政治保安局那裏去。他們無非是想要幾條槍。”
斯大林正是用這樣的觀點看待馮玉祥、蔡廷鍇、張學良。
由於共產國際不同意，斯大林不同意，中共中央隻得放棄建立在蘇聯支持基礎上的西北國防政府和西北大聯合計劃，下決心轉過來同南京政府談判。
8月2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唿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實現國共兩黨重新合作”，並提出，我們“早已準備著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
但毛澤東最清楚不過，“聯蔣抗日”絕非一朝一夕之事。不謀求軍事上的發展，隻期望談判解決問題，不但遠水不解近渴，可能還會最終無水解渴。
紅軍的生存和發展問題已經十分緊迫。
在唿籲與國民黨談判的8月25日，中共中央電告共產國際：“陝北、甘北蘇區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整個紅軍的行動方針必須早日確定”，而“為著靠近蘇聯，反對日本截斷中蘇關係的企圖，為著保全現有根據地，紅軍主力必須占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
為此，部署大致定為：
以一方麵軍約1.5萬人攻寧夏，其餘擔任保衛蘇區，12月開始渡河；
以四方麵軍12月從蘭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領青
海之若幹地方作為根據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涼、肅三州前進，約於（明年）夏季到達肅州附近；
以二方麵軍位於甘南成為陝南蘇區之聯係。
電報還說，“紅軍主力必須占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這一帶布滿著為紅軍目前技術條件所不能克服的許多城市堡壘及圍寨，希望蘇聯方麵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技術問題。陝北、甘北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非多兵久駐之地。目前紅軍的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隻有占領寧夏才能改變這一情況。否則隻好把三個方麵軍的發展方向放到甘南、陝南、川北、豫西與鄂西，待明年冬天再執行黃河以西的計劃。而這種做法對我們非常不利，將造成許多損失。”
這封電報的分量是很重的。毛澤東告訴了共產國際，內戰與不內戰，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意願。國際和蘇聯不拿出具體行動和辦法，中國的內戰很可能無法避免。如果蘇聯方麵能夠有效地幫助中國紅軍，“則無論如何困難，我們決乘結冰時節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外蒙”；如不能提供幫助，紅軍西進攻取不克或與南京談判不能達成協定，便隻好決心實施黃河以東的計劃以求生存。但這一方向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內戰方向，將無法避免和南京在軍事行動上發生衝突。
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思考，9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征得蘇聯同意——斯大林同意——之後，致電中共中央領導人，同意占領寧夏和甘西以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方針，並明確表示在紅軍占領寧夏地區之後，將從外蒙給予紅軍以技術上和物資上的幫助。
至此，經過前後一年多的多次醞釀變化，一直探索實施道路的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方針，終於正式確定予以實施。
9月14日，中共中央致電三軍領導人：“國際來電同意占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占寧夏地域後，即可給我們以幫助”；為堅決執行國際指示，準備在兩個月後占領寧夏。至於占領甘肅西部問題，等寧夏占領取得國際幫助後再分兵奪取。電報特別要求三軍領導人“堅決執行國際指示”，這個“對於中國紅軍之發展與中國抗日戰爭之發動有決定意義的戰略行動中，三個方麵軍須用最大的努力與最親密的團結以赴之，並與甲軍（東北軍）取得密切配合”。
這時打通國際戰線、解決戰略依托問題，不但是紅軍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也成為陝北根據地周圍凡願意與紅軍保持關係的友軍關注的焦點。
10月26日，中共中
央致電共產國際：“許多方麵經常向我們提出蘇聯是否援助他們的問題，近來的問題更加多了。打通國際路線成了張學良、楊虎城、閻錫山、傅作義一班人的口頭語。”
不但紅軍、即便友軍也對這一戰略行動寄以極大的希望。
紅軍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行動，由東征戰役到西征戰役，由寧夏戰役到最後的遠征新疆，一步一步演化為一個龐大的計劃，踏上了一條不歸的路程。
為完成這一使命，組成了中國工農紅軍戰史上最為悲壯的西路軍。
西路軍的命運與劫難，其擔負使命之沉重和聚集矛盾之複雜，以及鬥爭之艱苦卓絕和曆程之可歌可泣，毫無疑問將是一部巨製宏篇。寫好它，有可能是中國革命史中最為動人的著作之一。
東征，西征，皆為張浩帶迴來的斯大林不反對紅軍向北和西北發展、靠近蘇蒙邊境這句話。也皆因工農紅軍麵臨局麵之嚴重和本身困難之嚴重。
斯大林這話不再是教條，是紅軍生存與發展的希望。
在嚴重困難的中國共產黨人麵前，真是一句頂萬句。
三、個人決心中的曆史，曆史決心中的個人
張國燾的分裂，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分裂。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麵臨因內部分裂而覆轍的危險。朱德曾經迴憶說，從來沒有像那次那樣心情沉重。毛澤東甚至作了給敵人打散、最後到白區做工作的打算。
由張國燾掌握控製的實力有：紅四方麵軍第四軍、第九軍、第三十軍、第三十一軍、第三十三軍；中央紅軍五軍團改編的第五軍、九軍團改編的第三十二軍；共計七個軍，八萬餘人。
毛澤東率領北上的，隻有原中央紅軍一、三軍團七千餘人。到陝北與徐海東的十五軍團會合後，也隻到一萬三千餘人。論實力，完全無法與張國燾相比。
這裏麵還有一個問題。十五軍團主力徐海東的原紅二十五軍，也是四方麵軍留在鄂豫皖根據地的老部隊，原來一直受張國燾指揮。張國燾在這支部隊裏麵的影響到底怎樣，這支部隊對中共中央的態度如何，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徐海東真正了解以前，心裏並沒有太大把握。
現在不少人以為張國燾的分裂純係飛蛾撲火，自取滅亡，一開始就是孤家寡人。他們把曆史作出的結論和當時麵臨的現實搞混了。
由於張國燾掌握強大的實力，再加上當時很多情況並不清楚，連一方麵軍留在四方麵軍
的很多同誌都對事情的發生感到突然和混亂，四方麵軍同誌就更是情緒激動。態勢是非常嚴重的。
在阿壩一個喇嘛寺——格爾登大殿召開了川康省委擴大會議。會場外掛著橫幅：“反對毛、周、張、博北上逃跑”。張國燾先講話，攻擊中央率軍北上是逃跑主義。然後他對朱德說：“總司令，你可以講講嘛，你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怎樣？是南下，是北上？”朱德不緊不慢地說，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不能出爾反爾。於是就有人衝著朱德喊：既然你擁護北上，那你現在就走、快走！劉伯承站出來說話：現在不是開黨的會議嗎？你們怎麽能這樣對待朱總司令！於是攻擊的矛頭又轉到劉伯承身上。
張國燾辦事曆來不乏決心。這迴他更是決心把事情做到底。
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鬆崗卓木碉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宣布另立“臨時中央”、“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軍事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自封為“主席”。並通過了“組織決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應免職查辦”。
“撤銷”、“開除”、“通緝”、“查辦”，張國燾的自信和氣焰由此可見一斑了。
張國燾要朱德表態。朱德心平氣和，語重心長。他說：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論發生多大的事，都是紅軍內部的問題，大家要冷靜，要找出解決的辦法來，可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
朱德這些話講的是很有分量的。陳毅說過，朱德在南昌起義餘部天心圩整頓中講的“革命須自願”、“共產主義一定勝利”兩條，奠定了我軍政治工作的基礎；現在朱德在卓木碉講“都是紅軍內部的問題”，“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這兩條，既是後來解決這一問題的理論基礎，又是後來解決這一問題的感情基礎。
四方麵軍總指揮徐向前也對張國燾的做法不以為然。他迴憶說：“另立‘中央’的事，來得這麽突然，人人都傻了眼”；“會後，張國燾找我談話，我明確表示，不讚成這種做法。我說：黨內有分歧，誰是誰非，可以慢慢地談，總會談通的。把中央罵得一錢不值，開除這個，通緝那個，隻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們也不能這樣搞。現在弄成兩個中央，如被敵人知道有
什麽好處嘛！”
毛澤東多次被蔣介石通緝，已經習以為常了。如今居然被黨內自己人通緝，真是破天荒第一次。
即使被通緝，毛澤東也不忘對這支紅軍部隊的爭取。
11月12日，毛澤東到達瓦窯堡後致電四方麵軍：“我一、三軍團已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軍在陝北會合”，“正與白區黨及國際取得聯係”；並指出，現在國民黨、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和何應欽都在汙蔑我黨中央是逃跑主義，托派分子也在這樣攻擊我們黨中央，“請你們嚴重注意”。
同日，張國燾電毛澤東等人，稱南下紅軍已“打開了川西門戶，奠定了川康蘇區勝利的基礎”，“證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說，達到配合長江一帶的蘇區紅軍發展的戰略任務，這是進攻路線的勝利”；並以命令的口吻說“甚望你們在現地區堅決滅敵，立即鞏固擴大蘇區和紅軍，並將詳情電告”。
雙方都在讓對方知道自己的優勢。都要求對方改變做法。
事情難以轉圜。很顯然，中共中央不取得絕對優勢，張國燾不會迴心轉意。
12月5日，張國燾幹脆以“黨團中央”名義致電中共中央，聲稱：“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和你們發生關係”；今後，“你們應以黨的北方局、陝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並宣布“一、四方麵軍名義已取消”；“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和政權組織狀況報告前來以便批準”。
分裂達到了頂點。
這一分裂的最終解決賴於三個因素。
第一是借用共產國際的威望和影響。
張國燾以“黨團中央”名義致電中共中央時，張浩已經來到瓦窯堡。情況很明顯，僅僅靠黨中央的教育和勸導，難以解決問題，必須借助共產國際的權威。毛澤東、張聞天與張浩商量，由張浩以“國際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麵，幫助、教育張國燾；黨中央同張國燾之間的組織關係也用變通的辦法處理。
中國共產黨仍然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安排張浩以“國際代表”這種第三者特別是仲裁者的身份出現，表明毛澤東已經掌握了相當水平的鬥爭藝術。
12月16日，張浩以國際代表身份從陝北開門見山地致電張國燾：“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麵軍問題”；
22日張浩又電：“黨內爭論，目前不應弄得太尖銳”；“可
以組織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廣州局、滿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據各種關係，有的直屬中央，有的可由駐莫（斯科）中央代表團代管，此或為目前使黨統一的一種方法。此項意見望兄熟思，見複”；
“有的直屬中央，有的可由駐莫（斯科）中央代表團代管”，這就是毛澤東、張聞天、張浩商量好的變通辦法。
張浩的電報對張國燾無疑是當頭一棒。他深知共產國際這塊招牌的權威。思考一段時間後，他致電張浩，表示“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但又說中共中央北上行動是“反黨的機會主義路線”，“放棄向南發展，懼怕反攻敵人”，“向北逃跑”，是“一貫機會主義路線”的表現。
他依然照稱自己是“中央”；毛、周、張、博是“假冒黨中央”。
中共中央隻有作出《關於張國燾同誌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指出“張國燾同誌這種成立第二黨的傾向，無異於自絕於黨，自絕於中國革命”；同時在黨內公布1935年9月12日俄界會議作出的《關於張國燾同誌錯誤的決定》。張聞天致電張國燾，望其停止分裂活動，否則“不但全黨不以為然，即國際亦必不以為然。尚祈三思為幸”。
實際情況是，在當時條件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無論是讓步還是警告、哪怕借用共產國際的權威，都還不可能扭轉張國燾。除去依靠強大實力，其分裂行動另一個重要基礎，就是認為中國革命的重心在四川，不在陝甘。
第二還有張國燾南下政策的破產。
張國燾為南下所作的準備是精心的。口號也實惠誘人：“大舉南下，打到天全蘆山吃大米”；仍然是五四運動中跟那位牧師學到的技巧：從大眾切身問題入手。
張國燾又實惠到庸俗的地步了。搞革命僅僅為了吃大米嗎？
但南下最初確實頗為順利。
10月7日，張國燾以“軍委主席”名義下達《綏崇丹懋戰役計劃》，決定以主力迅速而秘密沿大金川夾河並進，奪取綏靖、崇化，然後分取丹巴、懋功。
8日，部隊分為左右兩個縱隊開始行動。
12日，攻占綏靖，擊潰守敵劉文輝部兩個團。
15日，占領崇化。16日，攻克丹巴縣城。19日襲占達維。20日，攻克懋功，守敵楊森部兩個旅向夾金山以南逃竄。接著又連克日隆關、巴郎關、火燒坪等地，大獲全勝。綏崇丹懋戰役勝利結束，共擊潰川軍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