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日與抗日，皆在一念之間。隻會唱《大刀進行曲》，還不能明白那段曆史。毛澤東被蔣介石通緝，又被張國燾通緝。連陳昌浩都發生動搖，鐵錘還能成其為鐵錘嗎？秘密談判破裂，蔣介石要“圍剿”到底。但曆史的決心從來不屬於個人。
一、躊躇分水嶺
1935年8月，相澤三郎中佐刺殺永田鐵山少將的行動，在日本軍界引起強烈震動。永田鐵山作為“三羽烏”的頭號人物，一夕會骨幹、統製派中堅，其作用與影響遠遠超過他的軍銜。
皇道派將領、永田鐵山一夕會的同伴、陸軍省同事、給相澤引路的山岡重厚稱，殺死永田是為了反腐敗。山岡稱自己出任軍務局長時，從來不參加派閥政客的聚餐會，就是有木戶侯爵、近衛公爵那樣高名望人物參加的邀請，也不去參加。他說：“有事的話到陸軍省來好了。自己不是文官是軍人，不到那裏去。”他認為這種聚會是華族以及內務和大藏省官僚們的聚會，“現在政黨的力量處於不得勢之際，利用這個機會把軍部的有勢力者拉到一起引為同夥，利用軍部力量，以圖使年輕的官僚得到政治上的發跡。”
但永田鐵山卻去參加了。而且在他任軍務局長以前就多次去過。對政治表現出過分的熱心。所以山岡認為，永田鐵山“身為軍人竟加入了營私舞弊的政治團體，玷汙了軍譽”，導致他幫助相澤三郎將永田殺掉。
山岡重厚不願說出來的原因，是皇道派將領與統製派將領互相清除的鬥爭，都為了奪取日本軍部的決策權。
1934年則是皇道派遭受重大打擊的日子。這年工月，荒木貞夫大將“因感冒引起肺炎”被迫辭去陸相；真崎甚三郎大將由參謀次長轉教育總監；山岡重厚少將由軍務局長調為整備局長。皇道派三員大將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
與此同時，統製派核心人物永田鐵山少將出任陸軍省最重要的軍務局長。
1935年8月，皇道派也作出報複：用相澤之刀折斷了統製派首腦永田鐵山。
說到荒木貞夫和真崎甚三郎這兩位皇道派的大將，不得不提一段插曲。荒木和真崎兩人都是1906年畢業於士官學校。在日本士官學校中，以步兵科最為重要。按照慣例，士官生畢業之時，該年步兵科畢業生成績第一名者，能夠獲得天皇賜予的軍刀。這是所有日本軍人夢寐以求的榮譽。獲此榮譽者，在日本軍界毫無疑問是前途無量的。荒木和真崎所在的步兵科第九期有日本學生300餘名，中國留學生
4人，還有泰國等國留學生若幹名。沒有想到宣布名單時，步兵科第九期第一名竟然是中國留學生蔣方震，天皇的賜刀被中國人拿走了！當時主持畢業儀式的皇親國戚伏見宮親王，也自感十分難受，十分尷尬，隻好悶著頭繼續往下念名單。結果又出現第二個沒想到：第二名還是中國人，名叫蔡鍔。這下全場開始騷動了，日本士官生們紛紛感到麵子上實在難以忍受。於是公布名單的程序暫時中止，因為名單上第三名還是中國人張孝準！惶恐之中的伏見宮親王覺得，照這樣下去難以向天皇作出交代，需要趕緊采取緊急措施。已經宣布的難以更改，隻好在暫未宣布的名單上做文章：一是把名列第四的日本學生調為第三，但還不夠，因為張孝準退到第四日本人麵子仍然不好看；於是再調：把第五名的日本學生調為第四，這樣前四名中就有兩名日本人，上對天皇下對日本畢業生都可以交代了。
中國留學生張孝準就這樣，在暗箱操作中被從第三擠到了第五。
名列第一的中國留學生蔣方震，就是後來民國陸軍大學校長、著名軍事家蔣百裏。
名列第二的中國留學生蔡鍔，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稱帝，蔡鍔首先從雲南起兵反袁。
四名中國留學生中唯一沒有獲獎的是許崇智，雖然據說聰明過人、有過目不忘的本事，但不願努力，成績一般，最後也成為了孫中山麾下的粵軍名將。
從第四名擠進第三名的日本學生，就是後來的日本陸軍大將、陸相荒木貞夫。
從第五名擠進第四名的日本學生，則是後來的日本陸軍大將、台灣總督、參謀次長真崎甚三郎。
吸取了教訓的日本士官學校從此改製：中國留學生與日本學生分開授課、各自記分，以保證天皇的賜刀不再被中國留學生拿走。不管到了什麽位置，荒木和真崎都是不太願意迴憶士官學校畢業儀式上的荒誕劇的。
皇道派與統製派在日本國內矛盾尖銳化，關東軍與華北駐屯軍又在中國矛盾尖銳化。
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是日本陸軍中的兩個山頭。
華北駐屯軍資格很老。它是日本根據《辛醜條約》駐紮在從北京至山海關鐵路線上的部隊，司令部設在天津。1901年9月，清政府與英、美、俄、德、日、奧、法、意、荷、比、西十一國代表在北京簽訂《辛醜條約》，其中第九款規定：中國應允諾諸國會同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道無斷絕之虞。
從此在華北駐屯的外國
軍隊有英、美、法、意、日五個國家，司令部都設在天津。約定人數為8200人，每國不超過2000人，日軍應為400人。駐紮在黃村、廊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12處。
1911年辛亥革命後，日本派出“清國駐屯軍”，由軍司令部、北清駐屯各部隊、上海駐屯步兵大隊編成。1913年改稱“中國駐屯軍”。至1935年5月，北平駐屯步兵兩個中隊，天津駐屯步兵八個中隊、山炮一個中隊、工兵一個小隊，分布在天津以北北寧鐵路沿線及以東至塘沽軍港。
相比較之下，關東軍的資格就淺多了。
關東軍是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把俄國勢力趕出中國東北、派駐“關東州”即旅大地區的部隊。原來僅是關東州都督府的守備隊，後發展為“滿鐵”守備隊。“九一八”事變後飛黃騰達起來，兵力由原來的一萬，發展到十萬。
既然關東軍是個暴發戶，必然就具有暴發戶的一切特點：驕橫跋扈，目中無人，看不起其他部隊，包括老資格的華北駐屯軍。
它的手伸得很長。尤其是那個自稱“滿洲國”之父的板垣征四郎。
板垣馬不停蹄地奔忙在東北大地，實實在在是中國的漢奸之父。相當一部分大漢奸的出台，均經過板垣之手。“九一八”事變後，他網羅了羅振玉、趙欣伯、謝介石等人，然後運動熙洽宣布吉林獨立；推動張海鵬在洮南宣布獨立；誘逼臧式毅出任奉天偽省長；策動張景惠宣布黑龍江的獨立。在這位關東軍高級參謀的威逼利誘、軟硬兼施下，溥儀成為中國頭號大漢奸。
板垣征四郎以“功勳卓著”，受到天皇的垂青。1932年1月，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召板垣迴東京匯報。裕仁天皇破格見了這位高級參謀。在此以前，天皇直接詢問一位參謀人員是不可想象的。於是接連出現更加不可想象的事情：日本陸軍省、海軍省、外務省三大實力機構聯合炮製的《滿洲問題處理方針綱要》，藍本不過是板垣筆記本上那些字跡潦草的匯報提綱。板垣從此官運亨通，1932年8月晉升為陸軍少將；1934年擔任關東軍副參謀長；1936年3月升為關東軍參謀長，軍銜晉升為中將。直到1937年9月底林彪在平型關收拾了他的後勤和輜重部隊，這個在日軍中聲名如日中天的板垣才在中國吃了第一次虧。
關東軍縱有板垣征四郎，也仍然被華北駐屯軍看不起。駐屯軍自恃資格老。但資格老一不能當飯吃，
二不能當兵力使用，所以它看不起關東軍，又十分羨慕關東軍的迅速發展。想在華北也製造一個“九一八”事變，又感到兵力不足。借用關東軍的力量，又不甘心。怕關東軍勢力伸展進來，打破了駐屯軍在華北的一統天下。
1936年4月17日，日本陸軍大臣寺內壽一在內閣會議上提議增兵華北。會議當場決定強化中國駐屯軍。18日發布陸甲第6號軍令，確定將中國駐屯軍的編製升格為獨立兵團，增加兵力6000人，達到8400人。司令官也由少將級升為中將級。日本學者記述此事時說：“陣營非常整齊。步炮兵三個團的混成旅，據估計可以壓製中國軍的六個師。於是在兵力上，可算是獲得了安全感。”
但與中國軍隊相較，還是顯得兵力過少。
駐守北平、天津、張家口、保定地區的宋哲元二十九軍有4個步兵師、1個騎兵師、5個獨立步兵旅以及保安團隊，兵力達10萬餘人。日本在華北的駐屯軍雖然由2000人增加至8400人，也隻有1個旅團、2個聯隊和炮兵、騎兵等部隊。而且分布在北平、豐台、通縣、天津、塘沽、唐山、灤縣、秦皇島、山海關之北寧線上。
野心與兵力是一對矛盾。軍隊與軍隊也是一對矛盾。
駐屯軍嫌兵力少，想入關的關東軍同樣感到兵力不足。1933年以後，也不得不決定改用政治手段謀取華北。關東軍要介入華北，駐屯軍心情矛盾。它視華北為自己的勢力範圍，想一手獨攬，不讓關東軍從中插手。所以當關東軍決定派土肥原賢二到華北活動時，在天津的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不客氣地表示拒絕。誰實力強誰就嗓門大。這條定律在日本軍隊裏照樣管用。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蠻橫地堅持說：“由天津司令官負責建立新政權是妥當的，但其中應包括關東軍的希望。”硬把土肥原作為關東軍的希望“借給”了駐屯軍。
土肥原不負關東軍之望。如果說板垣征四郎是東北漢奸之父，那麽土肥原賢二就是華北漢奸之父。他在天津建立了特務機關處，自任特務機關長；拚湊舊北洋軍閥的所謂“北洋派大同盟”，以圖打亂北方政局，為日本勢力滲入創造條件。他先後拚湊段（祺瑞）、吳（佩孚）攜手和段（祺瑞）、溥（儀）聯合，後來被日本收買的石友三，抗戰不力、暗中通敵的韓複榘等人，都和土肥原賢二交往甚密。
他也不是一點釘子沒碰。在天津先拉吳佩孚，不成，便拉孫傳芳。孫傳芳也對記者指斥日本陰謀，聲明不做傀儡政權首領。
孫傳芳不做，吳佩孚不做，宋哲元卻差一點兒做，後來汪精衛真的做了。
帝國主義真的來了，連北洋軍閥都不做傀儡，整天喊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北洋軍閥口號的汪精衛，卻真正做起了帝國主義的代理人。
中國曆史上一直充滿這種深奧莫測令人難解的啞謎。
有意思的還是那個孫傳芳。他大斥日本帝國主義，本想壯舉報國，結果卻被人義舉報父。11月13日，這位前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在天津居士林被施從濱之女劍翹暗殺。劍翹之舉是為父報仇。其父施從濱1925年11月被孫俘虜斬首。
施從濱之女要盡孝，孫傳芳便不能為國盡忠了。
中國自古忠孝不可兩全。
老北洋軍閥難以拉動，土肥原的工作重點逐步轉向了宋哲元。
最初的收獲，就是成功地鼓動了宋哲元抵製南京政府的幣製改革。
1935年11月3日，國民黨中央宣布實行幣製改革，白銀國有化。這一改革是由美國1934年實行的購銀法案引起的。該法案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為了避免白銀外流，蔣介石決定白銀國有，不許民間使用白銀貨幣，而以法幣代替白銀，為全國統一貨幣。
中國的幣製改革遭到日本的強烈反對。由於擔心這一改革會加強中國的經濟統一和政治統一，於是日本稱這個改革為“暴舉”。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甚至聲稱要對此采取斷然措施。日本駐華使館武官高橋對宋哲元威脅說：“白銀國有與現銀集中上海是陷華北經濟於絕境，並阻礙日本利益。如貴方不能自動防止，則日本將以實力期其實現。”
撕破臉麵的事向來不用土肥原出麵。臉麵撕破之後，他出來打圓場了。
史料記載：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宋哲元隻得下令禁止白銀南運上海。
其實史料就是史料。我們的很多史料之所以不那麽“史”，就是修飾的成分太多，史實的成分過少。宋哲元抵製幣製改革的計劃本是史實，僅把其動機限定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就委曲求全了？即便如此，他求的是誰人之全呢？
中國不知有多少令人遺憾的“逼迫下”的“隻得”，不談個人動機，迴避動機中的一己私利，結果總找不到真正的症結所在。
以幣製改革為起端，幾乎徹底葬送了一個本來已經在走鋼絲的宋哲元。
被西方報紙稱為“東方勞倫斯”的土肥原在華
北的活動，使關東軍與駐屯軍的矛盾鬥爭一度十分激烈。土肥原活動越有成效，矛盾就越大。日軍內部的這種山頭派係碾軋，客觀上牽製了關東軍入侵華北的行動。
因為蔣介石全力南顧“圍剿”紅軍，華北危機本該早就發生。但由於關東軍與華北駐屯軍的互相牽製，更由於日本國內經濟危機再次嚴重，財政困難，無法支撐發動侵華戰爭所需的龐大軍費，這一危機又被一再推遲。
關東軍和駐屯軍的矛盾已到必須調解的地步了。石原莞爾親自出馬。
石原此時已由關東軍作戰參謀調任日軍參謀本部作戰課長。他從對蘇戰略出發，堅決反對關東軍插手華北。1936年1月13日，石原炮製出《華北處理綱要》，強調關東軍不能再插手華北、華北完全交由駐屯軍處理的必要性；規定權限為“華北之處理由中國駐屯軍司令負責”，“關東軍及華北各機關協助其工作”。
在此之後，兩個山頭的矛盾才有所減緩。
在石原這一規劃下，才有了陸軍大臣寺內壽一在內閣會議上增兵華北的提議。
增兵了也兵力不足。兵力不足，侵略的手段便由武裝占領改為“中日親善”、“中日經濟提攜”。
從1935年開始，日本對華北的侵略就采用這種手段。力圖把華北從南京政府管轄中分離出去，成為受日本“指導下的”的第二個“滿洲國”。
1935年10月，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提出對華三原則：一、徹底消滅反日運動；二、中日滿密切合作；三、共同防共。
駐日大使蔣作賓立即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當時正忙於指揮陝北“剿共”，往返於陝、豫、晉三省之間，根本無心與日對抗，便電告汪精衛可以考慮。
日本人變本加厲。
11月20日，日駐華大使有吉自上海到南京，見蔣介石談華北問題兩小時之久。有吉要求南京政府不能壓製華北自治運動，中央軍不可北調，並指陳中國幣製改革未先與日協商，有礙中日合作。
蔣介石的迴答有軟有硬。他說，凡違反國家主權，妨害行政統一之自治運動，均難容忍，如有事故必能鎮壓，毋庸中央用兵。對於華北局麵，已定有辦法，軍委會北平分會將撤銷，另派大員與日方商討調整關係，允許考慮廣田三原則，但華北發生事故，必至陷於無以商談之結果。
這種語調最明顯表露出蔣的處境與性格。他要采取“拖”的策略，以待他從“圍剿”
紅軍中騰出手來，但不能過一定限度。過了，他也要硬。
此前11月初在關東軍支持下，土肥原已經擬訂了一個建立以宋哲元為委員長、土肥原為總顧問的“華北共同防共委員會”的所謂“華北高度自治方案”。11日，土肥原以此案為藍本，向宋哲元發出最後通牒，限其在20日以前宣布自治。宋哲元更加動搖。17日在致蔣介石的電文裏，一麵表示不做喪權辱國之事，一麵又強調自己“力量薄弱，隻能支撐一時，不能永久”。19日，宋更不顧國民黨中央的反對，自行與日方談判自治，引起社會各方麵的不滿和反對。
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自任委員長。
11月26日，南京行政院決議，何應欽北上為行政院駐平辦事長官。拿辦殷汝耕。
但宋哲元不以蔣介石派何應欽拿辦殷汝耕為然。
日本軍事當局繼續施加壓力。11月26日，土肥原再次發出最後通牒，限宋30日前宣布自治。宋如坐針氈，一方麵向南京請辭冀察綏靖主任的新職，同時又邀請河北、山東的地方實力人物商震、韓複榘赴平商談華北問題，向南京施加壓力。
11月30日致電蔣介石，露出實行華北自治的打算：
“情勢危迫，民情愈益憤激。議論紛紜——倡導自治者有之，主張自決者有之。一一阻，有所不能。”宋哲元把大漢奸殷汝耕的冀東偽政權也算在“民情”之內了。要蔣“因勢利導”，拿出“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辦法”，暗示蔣接受華北自治的局麵，否則難以轉危為安。
12月初，天津《大公報》發表社論：《勿自促國家分裂》，勸宋哲元萬勿製造分裂，勿諉責民意，捏造自治。
宋哲元立即下令停止該報郵寄。
第二天，天津教育界電何應欽、宋哲元、商震，本主權統一，領土完整二原則，挽國家於垂危。
南京政府也出來幹預。國民黨一中全會決議開放言論，保障新聞報紙，令糾正平津公安局非法扣留報紙。
12月9日，北平爆發“一二?九”運動，反對華北自治，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宋哲元甩手不幹了。他赴西山休息，謂一切聽命何應欽負責處理。
以退為進，這是近代中國政治中屢見不鮮的手法。
蔣介石、何應欽被迫同意宋哲元的辦法。何應欽電告蔣：“遵照鈞座指示之最後辦法
”處理。
最後辦法就是華北自治。
12月18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正式宣告成立，以宋哲元為委員長；委員17人，其中親日派委員7人。宋哲元表麵上在日、蔣之間完成了一種平衡，實現了對自身利益的兼顧，但實質上這個執行華北自治任務的委員會，已經朝降日的方向跨出了危險的一大步。
中國現代史上這個“冀察政務委員會”是一個怪胎。它既是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的結果，也是蔣介石爭取地方實力派的一種手段，更是地方實力派在蔣日夾縫之間自謀生路的一種方式。蔣介石想用該委員會作為對日關係的緩衝。宋哲元想用該委員會作為對蔣討價還價的資本。皆有所想。皆有所圖。
矛盾折中之中都便宜了日本人：舉手之間就實現了入主華北的第一步設想。
冀察政務委員會是宋哲元的收獲。凡收獲，皆需代價。他不得不與日本表示友好，對日方的某些要求作出讓步。在就職之時，宋發表書麵談話稱：“冀察兩省，與日本有特殊關係。”此後又與駐屯軍訂立了《華北中日防共協定》，並與駐屯軍司令田代商定了所謂華北經濟提攜的“四原則，八要項”。
如若不是沸騰的全國輿論使其有“黃雀在後”之感，天知道這位後來的“抗日英雄”還會幹出些什麽事情來。
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的同一天，南京學生五千餘人遊行請願，反對華北自治組織。“一二?九”運動後的平津學生組織擴大宣傳團，分向鄉村宣傳抗日救國。
12月20日，武漢學生兩萬餘人大遊行，要求討伐殷汝耕，全國動員，維護領土主權完整。同日，上海學生五千餘人冒雨跪向市政府請願。
12月22日，太原、武漢學生遊行示威。
12月24日，上海律師公會、全國商會聯合會等十四團體電宋哲元，謂“流芳遺臭，公能自擇”；另電南京政府請中止冀察自治，討伐叛逆。
1936年1月6日，宋哲元複電上海各團體，謂潔身愛國，未敢後人。
這真是危難時刻救人的輿論。若沒有這種輿論，不知有多少人會自覺不自覺地淪為漢奸。
就是在這樣的壓力下，宋哲元感到自己的某些行為過分了，開始向迴扭轉。
他艱難地玩弄著平衡。平衡的結果，冀察政務委員會成了一個形狀奇異的怪胎。委員中有張自忠、萬福麟等抗日將領，也有王揖唐、王克敏等漢奸走狗。這是
一塊宋哲元在民族公利與個人私利之間最後掙紮的地方。委員會成立之時，他應日方要求用了一批漢奸、政客做委員，但反日力量還是據於主導地位。日方不滿，屢次提出齊燮元、湯爾和、章士釗等人當委員，宋哲元想拒絕又不敢，想出一個辦法：進一個親日派，就進一個反日派。進齊燮元、湯爾和時，便增加劉汝明、馮治安；有了章士釗的任命，又提出鄧哲熙來拉平。
宋哲元對日態度的轉變，真正開始在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之後。
於是，最後終於導致華北駐屯軍挑起以宋哲元為對象的“七七”事變。
“七七”事變發生了，他仍然猶豫動搖於抗戰與妥協之間。直到7月27日，才發表堅決抗日的通電。
那個時候在中國除了漢奸，不抗日的已經沒有幾個人了。
中國曆史上有許多根基太深的謎。教科書上說，抗日戰爭是自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戴上這個花環，卻讓人感受到其中刺人的荊棘。有一些任憑時間流逝多少年，也必須說清而又不易說清的事情。國人無不知“七七”事變為抗戰發端。但盧溝橋並非邊關塞外，疆界海防，連萬裏長城上的一處垛口也不是，它實實在在是在北京西南。為什麽戰爭尚未正式打響，鬼子已經抄到京師以南扼住了我們的咽喉？華北地區的全部日軍最多也隻有8400人，同一地區僅宋哲元的二十九軍兵力就不下10萬；戰爭爆發之前敵方不但如此深入你的領土，而且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戰，查遍世界戰爭史，有沒有這樣的先例？
一個中國人，如果僅僅會唱《大刀進行曲》，還無法明白那段曆史。時光再流逝，我們也必須記住那些往往令我們不願記憶的事情。必須要探究，那些胸前不乏勳章的人們是怎麽退到了這一步，才終於“忍無可忍”了的。不了解當時中國的政治、軍事有多麽腐朽，國家有多麽衰弱，你就永遠不會理解衰弱與腐朽要帶來多麽巨大且深重的災難。
這是我們必須麵對的真實曆史。它是荊棘，而不是花環。
當日本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都感到侵華力量不足的時候，一心一意“安內”的蔣介石，也開始感到侵略迫在眉睫，抗日的力量不足。
對國力軍力皆弱的中國來說，選擇餘地是十分有限的。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甚至也令蔣無可選擇，隻有和蘇聯搞好關係。
1935年12月14日，宋哲元那個冀察
一、躊躇分水嶺
1935年8月，相澤三郎中佐刺殺永田鐵山少將的行動，在日本軍界引起強烈震動。永田鐵山作為“三羽烏”的頭號人物，一夕會骨幹、統製派中堅，其作用與影響遠遠超過他的軍銜。
皇道派將領、永田鐵山一夕會的同伴、陸軍省同事、給相澤引路的山岡重厚稱，殺死永田是為了反腐敗。山岡稱自己出任軍務局長時，從來不參加派閥政客的聚餐會，就是有木戶侯爵、近衛公爵那樣高名望人物參加的邀請，也不去參加。他說：“有事的話到陸軍省來好了。自己不是文官是軍人，不到那裏去。”他認為這種聚會是華族以及內務和大藏省官僚們的聚會，“現在政黨的力量處於不得勢之際，利用這個機會把軍部的有勢力者拉到一起引為同夥，利用軍部力量，以圖使年輕的官僚得到政治上的發跡。”
但永田鐵山卻去參加了。而且在他任軍務局長以前就多次去過。對政治表現出過分的熱心。所以山岡認為，永田鐵山“身為軍人竟加入了營私舞弊的政治團體，玷汙了軍譽”，導致他幫助相澤三郎將永田殺掉。
山岡重厚不願說出來的原因，是皇道派將領與統製派將領互相清除的鬥爭，都為了奪取日本軍部的決策權。
1934年則是皇道派遭受重大打擊的日子。這年工月，荒木貞夫大將“因感冒引起肺炎”被迫辭去陸相；真崎甚三郎大將由參謀次長轉教育總監；山岡重厚少將由軍務局長調為整備局長。皇道派三員大將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
與此同時，統製派核心人物永田鐵山少將出任陸軍省最重要的軍務局長。
1935年8月，皇道派也作出報複：用相澤之刀折斷了統製派首腦永田鐵山。
說到荒木貞夫和真崎甚三郎這兩位皇道派的大將，不得不提一段插曲。荒木和真崎兩人都是1906年畢業於士官學校。在日本士官學校中，以步兵科最為重要。按照慣例，士官生畢業之時，該年步兵科畢業生成績第一名者，能夠獲得天皇賜予的軍刀。這是所有日本軍人夢寐以求的榮譽。獲此榮譽者，在日本軍界毫無疑問是前途無量的。荒木和真崎所在的步兵科第九期有日本學生300餘名，中國留學生
4人，還有泰國等國留學生若幹名。沒有想到宣布名單時，步兵科第九期第一名竟然是中國留學生蔣方震，天皇的賜刀被中國人拿走了！當時主持畢業儀式的皇親國戚伏見宮親王，也自感十分難受，十分尷尬，隻好悶著頭繼續往下念名單。結果又出現第二個沒想到：第二名還是中國人，名叫蔡鍔。這下全場開始騷動了，日本士官生們紛紛感到麵子上實在難以忍受。於是公布名單的程序暫時中止，因為名單上第三名還是中國人張孝準！惶恐之中的伏見宮親王覺得，照這樣下去難以向天皇作出交代，需要趕緊采取緊急措施。已經宣布的難以更改，隻好在暫未宣布的名單上做文章：一是把名列第四的日本學生調為第三，但還不夠，因為張孝準退到第四日本人麵子仍然不好看；於是再調：把第五名的日本學生調為第四，這樣前四名中就有兩名日本人，上對天皇下對日本畢業生都可以交代了。
中國留學生張孝準就這樣，在暗箱操作中被從第三擠到了第五。
名列第一的中國留學生蔣方震，就是後來民國陸軍大學校長、著名軍事家蔣百裏。
名列第二的中國留學生蔡鍔，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稱帝，蔡鍔首先從雲南起兵反袁。
四名中國留學生中唯一沒有獲獎的是許崇智，雖然據說聰明過人、有過目不忘的本事，但不願努力，成績一般，最後也成為了孫中山麾下的粵軍名將。
從第四名擠進第三名的日本學生，就是後來的日本陸軍大將、陸相荒木貞夫。
從第五名擠進第四名的日本學生，則是後來的日本陸軍大將、台灣總督、參謀次長真崎甚三郎。
吸取了教訓的日本士官學校從此改製：中國留學生與日本學生分開授課、各自記分，以保證天皇的賜刀不再被中國留學生拿走。不管到了什麽位置，荒木和真崎都是不太願意迴憶士官學校畢業儀式上的荒誕劇的。
皇道派與統製派在日本國內矛盾尖銳化，關東軍與華北駐屯軍又在中國矛盾尖銳化。
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是日本陸軍中的兩個山頭。
華北駐屯軍資格很老。它是日本根據《辛醜條約》駐紮在從北京至山海關鐵路線上的部隊，司令部設在天津。1901年9月，清政府與英、美、俄、德、日、奧、法、意、荷、比、西十一國代表在北京簽訂《辛醜條約》，其中第九款規定：中國應允諾諸國會同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道無斷絕之虞。
從此在華北駐屯的外國
軍隊有英、美、法、意、日五個國家，司令部都設在天津。約定人數為8200人，每國不超過2000人，日軍應為400人。駐紮在黃村、廊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12處。
1911年辛亥革命後，日本派出“清國駐屯軍”，由軍司令部、北清駐屯各部隊、上海駐屯步兵大隊編成。1913年改稱“中國駐屯軍”。至1935年5月，北平駐屯步兵兩個中隊，天津駐屯步兵八個中隊、山炮一個中隊、工兵一個小隊，分布在天津以北北寧鐵路沿線及以東至塘沽軍港。
相比較之下，關東軍的資格就淺多了。
關東軍是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把俄國勢力趕出中國東北、派駐“關東州”即旅大地區的部隊。原來僅是關東州都督府的守備隊，後發展為“滿鐵”守備隊。“九一八”事變後飛黃騰達起來，兵力由原來的一萬，發展到十萬。
既然關東軍是個暴發戶，必然就具有暴發戶的一切特點：驕橫跋扈，目中無人，看不起其他部隊，包括老資格的華北駐屯軍。
它的手伸得很長。尤其是那個自稱“滿洲國”之父的板垣征四郎。
板垣馬不停蹄地奔忙在東北大地，實實在在是中國的漢奸之父。相當一部分大漢奸的出台，均經過板垣之手。“九一八”事變後，他網羅了羅振玉、趙欣伯、謝介石等人，然後運動熙洽宣布吉林獨立；推動張海鵬在洮南宣布獨立；誘逼臧式毅出任奉天偽省長；策動張景惠宣布黑龍江的獨立。在這位關東軍高級參謀的威逼利誘、軟硬兼施下，溥儀成為中國頭號大漢奸。
板垣征四郎以“功勳卓著”，受到天皇的垂青。1932年1月，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召板垣迴東京匯報。裕仁天皇破格見了這位高級參謀。在此以前，天皇直接詢問一位參謀人員是不可想象的。於是接連出現更加不可想象的事情：日本陸軍省、海軍省、外務省三大實力機構聯合炮製的《滿洲問題處理方針綱要》，藍本不過是板垣筆記本上那些字跡潦草的匯報提綱。板垣從此官運亨通，1932年8月晉升為陸軍少將；1934年擔任關東軍副參謀長；1936年3月升為關東軍參謀長，軍銜晉升為中將。直到1937年9月底林彪在平型關收拾了他的後勤和輜重部隊，這個在日軍中聲名如日中天的板垣才在中國吃了第一次虧。
關東軍縱有板垣征四郎，也仍然被華北駐屯軍看不起。駐屯軍自恃資格老。但資格老一不能當飯吃，
二不能當兵力使用，所以它看不起關東軍，又十分羨慕關東軍的迅速發展。想在華北也製造一個“九一八”事變，又感到兵力不足。借用關東軍的力量，又不甘心。怕關東軍勢力伸展進來，打破了駐屯軍在華北的一統天下。
1936年4月17日，日本陸軍大臣寺內壽一在內閣會議上提議增兵華北。會議當場決定強化中國駐屯軍。18日發布陸甲第6號軍令，確定將中國駐屯軍的編製升格為獨立兵團，增加兵力6000人，達到8400人。司令官也由少將級升為中將級。日本學者記述此事時說：“陣營非常整齊。步炮兵三個團的混成旅，據估計可以壓製中國軍的六個師。於是在兵力上，可算是獲得了安全感。”
但與中國軍隊相較，還是顯得兵力過少。
駐守北平、天津、張家口、保定地區的宋哲元二十九軍有4個步兵師、1個騎兵師、5個獨立步兵旅以及保安團隊，兵力達10萬餘人。日本在華北的駐屯軍雖然由2000人增加至8400人，也隻有1個旅團、2個聯隊和炮兵、騎兵等部隊。而且分布在北平、豐台、通縣、天津、塘沽、唐山、灤縣、秦皇島、山海關之北寧線上。
野心與兵力是一對矛盾。軍隊與軍隊也是一對矛盾。
駐屯軍嫌兵力少，想入關的關東軍同樣感到兵力不足。1933年以後，也不得不決定改用政治手段謀取華北。關東軍要介入華北，駐屯軍心情矛盾。它視華北為自己的勢力範圍，想一手獨攬，不讓關東軍從中插手。所以當關東軍決定派土肥原賢二到華北活動時，在天津的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不客氣地表示拒絕。誰實力強誰就嗓門大。這條定律在日本軍隊裏照樣管用。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蠻橫地堅持說：“由天津司令官負責建立新政權是妥當的，但其中應包括關東軍的希望。”硬把土肥原作為關東軍的希望“借給”了駐屯軍。
土肥原不負關東軍之望。如果說板垣征四郎是東北漢奸之父，那麽土肥原賢二就是華北漢奸之父。他在天津建立了特務機關處，自任特務機關長；拚湊舊北洋軍閥的所謂“北洋派大同盟”，以圖打亂北方政局，為日本勢力滲入創造條件。他先後拚湊段（祺瑞）、吳（佩孚）攜手和段（祺瑞）、溥（儀）聯合，後來被日本收買的石友三，抗戰不力、暗中通敵的韓複榘等人，都和土肥原賢二交往甚密。
他也不是一點釘子沒碰。在天津先拉吳佩孚，不成，便拉孫傳芳。孫傳芳也對記者指斥日本陰謀，聲明不做傀儡政權首領。
孫傳芳不做，吳佩孚不做，宋哲元卻差一點兒做，後來汪精衛真的做了。
帝國主義真的來了，連北洋軍閥都不做傀儡，整天喊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北洋軍閥口號的汪精衛，卻真正做起了帝國主義的代理人。
中國曆史上一直充滿這種深奧莫測令人難解的啞謎。
有意思的還是那個孫傳芳。他大斥日本帝國主義，本想壯舉報國，結果卻被人義舉報父。11月13日，這位前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在天津居士林被施從濱之女劍翹暗殺。劍翹之舉是為父報仇。其父施從濱1925年11月被孫俘虜斬首。
施從濱之女要盡孝，孫傳芳便不能為國盡忠了。
中國自古忠孝不可兩全。
老北洋軍閥難以拉動，土肥原的工作重點逐步轉向了宋哲元。
最初的收獲，就是成功地鼓動了宋哲元抵製南京政府的幣製改革。
1935年11月3日，國民黨中央宣布實行幣製改革，白銀國有化。這一改革是由美國1934年實行的購銀法案引起的。該法案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為了避免白銀外流，蔣介石決定白銀國有，不許民間使用白銀貨幣，而以法幣代替白銀，為全國統一貨幣。
中國的幣製改革遭到日本的強烈反對。由於擔心這一改革會加強中國的經濟統一和政治統一，於是日本稱這個改革為“暴舉”。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甚至聲稱要對此采取斷然措施。日本駐華使館武官高橋對宋哲元威脅說：“白銀國有與現銀集中上海是陷華北經濟於絕境，並阻礙日本利益。如貴方不能自動防止，則日本將以實力期其實現。”
撕破臉麵的事向來不用土肥原出麵。臉麵撕破之後，他出來打圓場了。
史料記載：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宋哲元隻得下令禁止白銀南運上海。
其實史料就是史料。我們的很多史料之所以不那麽“史”，就是修飾的成分太多，史實的成分過少。宋哲元抵製幣製改革的計劃本是史實，僅把其動機限定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就委曲求全了？即便如此，他求的是誰人之全呢？
中國不知有多少令人遺憾的“逼迫下”的“隻得”，不談個人動機，迴避動機中的一己私利，結果總找不到真正的症結所在。
以幣製改革為起端，幾乎徹底葬送了一個本來已經在走鋼絲的宋哲元。
被西方報紙稱為“東方勞倫斯”的土肥原在華
北的活動，使關東軍與駐屯軍的矛盾鬥爭一度十分激烈。土肥原活動越有成效，矛盾就越大。日軍內部的這種山頭派係碾軋，客觀上牽製了關東軍入侵華北的行動。
因為蔣介石全力南顧“圍剿”紅軍，華北危機本該早就發生。但由於關東軍與華北駐屯軍的互相牽製，更由於日本國內經濟危機再次嚴重，財政困難，無法支撐發動侵華戰爭所需的龐大軍費，這一危機又被一再推遲。
關東軍和駐屯軍的矛盾已到必須調解的地步了。石原莞爾親自出馬。
石原此時已由關東軍作戰參謀調任日軍參謀本部作戰課長。他從對蘇戰略出發，堅決反對關東軍插手華北。1936年1月13日，石原炮製出《華北處理綱要》，強調關東軍不能再插手華北、華北完全交由駐屯軍處理的必要性；規定權限為“華北之處理由中國駐屯軍司令負責”，“關東軍及華北各機關協助其工作”。
在此之後，兩個山頭的矛盾才有所減緩。
在石原這一規劃下，才有了陸軍大臣寺內壽一在內閣會議上增兵華北的提議。
增兵了也兵力不足。兵力不足，侵略的手段便由武裝占領改為“中日親善”、“中日經濟提攜”。
從1935年開始，日本對華北的侵略就采用這種手段。力圖把華北從南京政府管轄中分離出去，成為受日本“指導下的”的第二個“滿洲國”。
1935年10月，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提出對華三原則：一、徹底消滅反日運動；二、中日滿密切合作；三、共同防共。
駐日大使蔣作賓立即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當時正忙於指揮陝北“剿共”，往返於陝、豫、晉三省之間，根本無心與日對抗，便電告汪精衛可以考慮。
日本人變本加厲。
11月20日，日駐華大使有吉自上海到南京，見蔣介石談華北問題兩小時之久。有吉要求南京政府不能壓製華北自治運動，中央軍不可北調，並指陳中國幣製改革未先與日協商，有礙中日合作。
蔣介石的迴答有軟有硬。他說，凡違反國家主權，妨害行政統一之自治運動，均難容忍，如有事故必能鎮壓，毋庸中央用兵。對於華北局麵，已定有辦法，軍委會北平分會將撤銷，另派大員與日方商討調整關係，允許考慮廣田三原則，但華北發生事故，必至陷於無以商談之結果。
這種語調最明顯表露出蔣的處境與性格。他要采取“拖”的策略，以待他從“圍剿”
紅軍中騰出手來，但不能過一定限度。過了，他也要硬。
此前11月初在關東軍支持下，土肥原已經擬訂了一個建立以宋哲元為委員長、土肥原為總顧問的“華北共同防共委員會”的所謂“華北高度自治方案”。11日，土肥原以此案為藍本，向宋哲元發出最後通牒，限其在20日以前宣布自治。宋哲元更加動搖。17日在致蔣介石的電文裏，一麵表示不做喪權辱國之事，一麵又強調自己“力量薄弱，隻能支撐一時，不能永久”。19日，宋更不顧國民黨中央的反對，自行與日方談判自治，引起社會各方麵的不滿和反對。
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自任委員長。
11月26日，南京行政院決議，何應欽北上為行政院駐平辦事長官。拿辦殷汝耕。
但宋哲元不以蔣介石派何應欽拿辦殷汝耕為然。
日本軍事當局繼續施加壓力。11月26日，土肥原再次發出最後通牒，限宋30日前宣布自治。宋如坐針氈，一方麵向南京請辭冀察綏靖主任的新職，同時又邀請河北、山東的地方實力人物商震、韓複榘赴平商談華北問題，向南京施加壓力。
11月30日致電蔣介石，露出實行華北自治的打算：
“情勢危迫，民情愈益憤激。議論紛紜——倡導自治者有之，主張自決者有之。一一阻，有所不能。”宋哲元把大漢奸殷汝耕的冀東偽政權也算在“民情”之內了。要蔣“因勢利導”，拿出“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辦法”，暗示蔣接受華北自治的局麵，否則難以轉危為安。
12月初，天津《大公報》發表社論：《勿自促國家分裂》，勸宋哲元萬勿製造分裂，勿諉責民意，捏造自治。
宋哲元立即下令停止該報郵寄。
第二天，天津教育界電何應欽、宋哲元、商震，本主權統一，領土完整二原則，挽國家於垂危。
南京政府也出來幹預。國民黨一中全會決議開放言論，保障新聞報紙，令糾正平津公安局非法扣留報紙。
12月9日，北平爆發“一二?九”運動，反對華北自治，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宋哲元甩手不幹了。他赴西山休息，謂一切聽命何應欽負責處理。
以退為進，這是近代中國政治中屢見不鮮的手法。
蔣介石、何應欽被迫同意宋哲元的辦法。何應欽電告蔣：“遵照鈞座指示之最後辦法
”處理。
最後辦法就是華北自治。
12月18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正式宣告成立，以宋哲元為委員長；委員17人，其中親日派委員7人。宋哲元表麵上在日、蔣之間完成了一種平衡，實現了對自身利益的兼顧，但實質上這個執行華北自治任務的委員會，已經朝降日的方向跨出了危險的一大步。
中國現代史上這個“冀察政務委員會”是一個怪胎。它既是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的結果，也是蔣介石爭取地方實力派的一種手段，更是地方實力派在蔣日夾縫之間自謀生路的一種方式。蔣介石想用該委員會作為對日關係的緩衝。宋哲元想用該委員會作為對蔣討價還價的資本。皆有所想。皆有所圖。
矛盾折中之中都便宜了日本人：舉手之間就實現了入主華北的第一步設想。
冀察政務委員會是宋哲元的收獲。凡收獲，皆需代價。他不得不與日本表示友好，對日方的某些要求作出讓步。在就職之時，宋發表書麵談話稱：“冀察兩省，與日本有特殊關係。”此後又與駐屯軍訂立了《華北中日防共協定》，並與駐屯軍司令田代商定了所謂華北經濟提攜的“四原則，八要項”。
如若不是沸騰的全國輿論使其有“黃雀在後”之感，天知道這位後來的“抗日英雄”還會幹出些什麽事情來。
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的同一天，南京學生五千餘人遊行請願，反對華北自治組織。“一二?九”運動後的平津學生組織擴大宣傳團，分向鄉村宣傳抗日救國。
12月20日，武漢學生兩萬餘人大遊行，要求討伐殷汝耕，全國動員，維護領土主權完整。同日，上海學生五千餘人冒雨跪向市政府請願。
12月22日，太原、武漢學生遊行示威。
12月24日，上海律師公會、全國商會聯合會等十四團體電宋哲元，謂“流芳遺臭，公能自擇”；另電南京政府請中止冀察自治，討伐叛逆。
1936年1月6日，宋哲元複電上海各團體，謂潔身愛國，未敢後人。
這真是危難時刻救人的輿論。若沒有這種輿論，不知有多少人會自覺不自覺地淪為漢奸。
就是在這樣的壓力下，宋哲元感到自己的某些行為過分了，開始向迴扭轉。
他艱難地玩弄著平衡。平衡的結果，冀察政務委員會成了一個形狀奇異的怪胎。委員中有張自忠、萬福麟等抗日將領，也有王揖唐、王克敏等漢奸走狗。這是
一塊宋哲元在民族公利與個人私利之間最後掙紮的地方。委員會成立之時，他應日方要求用了一批漢奸、政客做委員，但反日力量還是據於主導地位。日方不滿，屢次提出齊燮元、湯爾和、章士釗等人當委員，宋哲元想拒絕又不敢，想出一個辦法：進一個親日派，就進一個反日派。進齊燮元、湯爾和時，便增加劉汝明、馮治安；有了章士釗的任命，又提出鄧哲熙來拉平。
宋哲元對日態度的轉變，真正開始在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之後。
於是，最後終於導致華北駐屯軍挑起以宋哲元為對象的“七七”事變。
“七七”事變發生了，他仍然猶豫動搖於抗戰與妥協之間。直到7月27日，才發表堅決抗日的通電。
那個時候在中國除了漢奸，不抗日的已經沒有幾個人了。
中國曆史上有許多根基太深的謎。教科書上說，抗日戰爭是自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戴上這個花環，卻讓人感受到其中刺人的荊棘。有一些任憑時間流逝多少年，也必須說清而又不易說清的事情。國人無不知“七七”事變為抗戰發端。但盧溝橋並非邊關塞外，疆界海防，連萬裏長城上的一處垛口也不是，它實實在在是在北京西南。為什麽戰爭尚未正式打響，鬼子已經抄到京師以南扼住了我們的咽喉？華北地區的全部日軍最多也隻有8400人，同一地區僅宋哲元的二十九軍兵力就不下10萬；戰爭爆發之前敵方不但如此深入你的領土，而且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戰，查遍世界戰爭史，有沒有這樣的先例？
一個中國人，如果僅僅會唱《大刀進行曲》，還無法明白那段曆史。時光再流逝，我們也必須記住那些往往令我們不願記憶的事情。必須要探究，那些胸前不乏勳章的人們是怎麽退到了這一步，才終於“忍無可忍”了的。不了解當時中國的政治、軍事有多麽腐朽，國家有多麽衰弱，你就永遠不會理解衰弱與腐朽要帶來多麽巨大且深重的災難。
這是我們必須麵對的真實曆史。它是荊棘，而不是花環。
當日本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都感到侵華力量不足的時候，一心一意“安內”的蔣介石，也開始感到侵略迫在眉睫，抗日的力量不足。
對國力軍力皆弱的中國來說，選擇餘地是十分有限的。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甚至也令蔣無可選擇，隻有和蘇聯搞好關係。
1935年12月14日，宋哲元那個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