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想打蘇聯牌，蘇聯也想打蔣介石的牌。蔡元培一邊說抗日一邊老淚縱橫，眼淚滴到湯盤裏。紅軍穿插於赤水河之際，“東方勞倫斯”走遍大半個中國。“三羽烏”是棄物，刺客就不是了嗎？被蔣介石也被個人野心涮慘了的張學良，灼熱的靈魂已成滾燙的岩漿。
一、暗流
1937年初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陳賡奉周恩來之命，看望西安國民黨警備司令宋希濂。
對這個湖南湘鄉同鄉、黃埔一期同學，陳賡說：你是國軍師長，我是紅軍師長，十年內戰，兵戈相見。現在又走到一塊來了，這該給日本鬼子記上一功！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動力是北伐，是消滅北洋軍閥。
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動力是抗日，是抵抗日寇侵略。
1935年，雖然離第二次國共合作尚遠，蔣介石還在忙於追擊紅軍，兼並西南，但某些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趨向已經顯現。
像天邊轟隆隆傳過來的雷聲，山雨未來，風已滿樓了。
雷聲來得比1935年更早。
1934年3月1日，蔣介石在江西指揮“圍剿”大軍向紅都瑞金進逼之時，國民黨北平軍分會參謀長楊傑率軍官考察團抵達紅都莫斯科。
3月7日結束訪問。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索柯裏尼柯夫告訴楊傑，蘇對日作戰有把握，擊敗日本後必將東北歸還中國；中國對日態度應堅決，中蘇應合作。紅軍總司令伏羅希洛夫也說，希望中國迅速組織自己的軍隊，排除侵略。盼中蘇合作。
楊傑迴國後，迅速將蘇聯的態度向蔣介石報告。
4月23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東京發表談話，闡明日本在東亞之特殊地位、責任及利益。同一天，蔣介石在江西臨川擴大紀念周上講：10年後將日人逐出東北，收複朝鮮台灣。
他的態度突然有些硬了。楊傑向他報告的情況起了多大作用？
國民黨內部，情況也在發生變化。
1934年間，汪精衛宴請國民黨元老蔡元培。席間蔡元培說：“關於中日的事情，我們應該堅定，應該以無畏的精神抵抗。隻要我們抵抗，中國一定有出路。”他一麵說著，一麵老淚縱橫，淚水滴在湯盤裏，和湯一道咽了下去。舉座無不為之動容。
蔣介石還在“攘外必先安內”。當他在南方既“圍剿”紅軍又收拾地方軍閥的時候，北方已經亂了套。
尤其是華北。
1935年2月，長征中的紅軍開始在赤水河畔穿插作戰之時，一個被西方報界稱為“東方的勞倫斯”的神秘人物，用一個月時間，走遍大半個中國。
此人就是1948年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上絞刑架前高唿“天皇萬歲”、“大本營萬歲”的土肥原賢二。
土肥原1904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期間與岡村寧次、板垣征四郎和閻錫山為同學，交往甚密。從1913年以後，他在中國整整活動了30年，能說一口流利的北京話，還會說幾種中國方言，是日本軍部中最受器重的中國通。他先在關東軍服役，擔任阪西利八郎司令官的副官。阪西中將曾給許多中國北方軍閥當過顧問，土肥原利用了這種職務之便，不僅學會了中國語言，熟悉了中國政治，更同中國北方軍閥和政要建立了微妙的個人關係。
但張作霖覺得土肥原做事跋扈，用本莊繁做顧問，不用土肥原。
不用他，他照樣幫張作霖的忙。
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土肥原積極活動，全力支持奉軍把直係趕過江南，使張作霖成為掌握北京政府的統治者。
1925年11月，郭鬆齡倒戈反對張作霖，揮兵直指奉係軍閥老巢沈陽。當時張作霖控製的軍隊主力在關內，沈陽形勢危急。又是通過土肥原的積極活動，使日軍駐朝鮮龍山的軍隊直插沈陽增援張氏。郭鬆齡兵敗被殺，一場傾向革命的兵變被鎮壓下去。
這是一個非常有心、也非常用心的人。尤其對擴張具有職業預見。
土肥原還是一名士官生的時候，就長於測圖。因為與閻錫山有同學關係，20世紀20年代他幾次去山西，閻錫山均待若上賓。他的要求閻錫山無不從命。利用這個關係，他在山西各地旅行，有計劃地把山西的兵要地理作了一番詳細偵測，尤其將雁門關一帶作為偵測重點，對桑幹河一線也非常注意，詳記了重武器可通過的險要地點。
“七七”事變後，土肥原的用心立刻顯示出來。國民黨高級軍官都認為雁門關是天險，尤其茹越口附近的鐵甲嶺更是險地，很難使用重武器，絕非日軍攻擊之目標，所以在這一帶事先既未構築工事，兵力配備也不足。至日軍從空隙中突然鑽進來，他們才大吃一驚，感到對山西的地形還不如日本人熟悉。
侵略者，不都是那些隻會揮動屠刀的惡漢。有心計的、特別是有長遠心計的侵略者，那種巨大的破壞力，遠遠
超過一個齊裝滿員的師團
土肥原還是在閻錫山的熱情款待中完成山西的地形偵察的。閻錫山後來與日本人在平型關打，在雁門關打，在忻口打，一次比一次敗得慘。“對山西的地形還不如日本人熟悉”把我們諷刺得更慘。要抗日又抗不住，隻是個勇氣問題或裝備問題或訓練問題？為什麽不到大難臨頭、便不知道用血肉築起新的長城？
1935年用一個月時間走遍大半個中國的土肥原，目的是策動華北自治。冀東的殷汝耕和山西的閻錫山不必說，連察哈爾的宋哲元、濟南的韓複榘、河北的商震，都是土肥原的爭取對象。
重點攻宋哲元。
1935年4月26日，蔣介石剛剛兼並完貴州、處理好王家烈，就收到其密友、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長黃郛從北平發來的電報。電報是發給重慶行營秘書長楊永泰的，稱張學良、於學忠正在靠攏日本。日方正謀利用張、於造成華北獨立政權。於與宋哲元亦相結，宋已聘日顧問。
黃郛之言，除宋哲元確實聘請了日本顧問之事，多係捕風捉影。
但他卻第一個做了較準確的天氣預報：山雨要從華北開始了。
黃郛發電不到一個月，1935年5月，天津日租界發生兩名親日新聞記者被殺事件。日方立即抓住這個機會。5月29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派參謀長酒井隆、武官高橋坦向國民黨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提出“驅逐東北係及中央勢力出華北”的要求。
梅津美治郎是“三羽烏”在德國巴登巴登圈定的11個骨幹分子之一。當時他任駐柏林武官，是11人中資曆較深者。資深之人看不慣資淺之人，資深部隊看不慣資淺部隊，在日軍中也一樣。雖然同是“一夕會”成員，但梅津就看不慣關東軍的石原。1931年8月梅津美治郎任參謀本部總務部長，一個半月後關東軍突然策動“九一八”事變，梅津對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發動事變的謀略不滿，認為違背了軍部《滿蒙問題解決方策大綱》中“約以一年時間作好準備，於明春以後實行”的侵略方針。
不滿歸不滿，眼看新銳的關東軍借“九一八”事變迅速膨脹起來，老資格的華北駐屯軍也看得眼熱。1934年3月梅津美治郎被任命為華北駐屯軍司令官後，也想如法炮製，像他不大看得上的後進石原莞爾一樣，弄出點事情來，擴大華北駐屯軍的地位和影響。
借天津事件，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代表梅津向何應欽提出的要求是：
一、撤換河北省府主席於學忠，省政府移保定；二、撤換天津市長張庭諤，公安局長李俊襄，憲兵第三團長蔣孝先；三、撤退駐北平之憲兵第三團，軍分會政治訓練處長，藍衣社及駐紮河北之中央軍及於（學忠）部，河北各級黨部。
否則日方將采取“自衛行動”。
華北危機由此開始。
何應欽奉蔣之命按日方要求，步步後退。7月6日，何應欽被迫以打字函形式承認日方的要求，即後來所謂的“何梅協定”。
但急於生事的日方已經失去耐性了。不待何應欽同意，6月2日，天津日軍參謀長酒井隆宣稱，蔣中正必須離職。
此時紅軍剛剛渡過大渡河。
蔣介石坐不住了。
其實他早感覺到了局麵不妙。“九一八”事變後，國聯除了派出個李頓調查團，對日本的侵略行動就再無動作。想通過國聯幹涉解決東北危機，“以夷治夷”，“以夷製夷”，但英、美大國是君子動口不動手，發表完幾篇表示遺憾的聲明，照樣和日本做生意；沒有哪一國願幫中國出一分力流一滴血。
就像孫中山當初碰盡了釘子最後轉向列寧的蘇維埃俄國一樣，蔣介石見日本人執意要他下台，也不得不開始認真考慮如何靠攏斯大林的蘇聯。
但他早把和蘇聯的關係弄僵了。一是1927年4月屠殺共產黨人的“四一二”事變，一是1929年7月的中東路事件。
1929年7月，南京政府決定強行收迴中東路，中東路事件爆發。7月18日，加拉罕大使代表蘇聯政府宣布召迴全部在華人員，與南京政府絕交。10月，在蔣介石的同意下，張學良的東北軍八萬多人向滿洲裏、綏芬河地區的蘇軍發動進攻。蘇軍猛烈反擊，東北軍傷亡慘重。
交惡至此，還怎麽利用蘇聯幫助他抵抗日本侵略呢？
中國共產黨人不知道，就在他們與共產國際失去聯係、工農紅軍從江西出發開始長征的時候，1934年10月16日，蔣介石的私人代表蔣廷黻到達莫斯科，開始尋求恢複與蘇聯中斷的關係。
蔣廷黻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委員斯托莫尼亞科夫舉行會晤。他帶去了蔣介石提出的兩個問題：
一、中蘇之間有一係列共同利益，如果蘇聯的利益和地位受到打擊，也就是對中國利益和地位的打擊，不知蘇聯政府是否抱有同感？
二、1927年至192
9年間，中蘇關係破裂時，蔣介石是中國領導，這個事實，是否會影響中蘇關係的發展？
斯托莫尼亞科夫的迴答是令蔣寬慰的。他說，蘇聯對發展同中國的關係，沒有任何懷疑。蘇聯在同中國起領導作用的蔣介石的關係方麵，“不是從迴憶過去和感情出發，而是從我們兩國的共同利益和真誠地希望發展和鞏固兩國關係出發”，蘇聯“也像尊敬其他對我們友好的領導人一樣尊敬他，任何個人的因素，任何成見都不能影響我們這個立場”。
得此訊，蔣頗受鼓舞。他第一個反應就是加緊對江西突圍紅軍的追堵。同時加緊做蘇聯的工作。
1935年春，彭德懷奔襲滸灣時陪蔣介石找水上飛機著陸點的秘書鄧文儀，被蔣任命為駐蘇武官，到達莫斯科。很快，南京政府大使顏惠慶帶著梅蘭芳的京劇團一同到達莫斯科。
自中東路事件與蘇聯絕交以來，蔣介石首先伸出了橄欖枝。
他真是一個策略專家。派去恢複正常外交關係的大使竟然由一個京劇團陪同。他先讓張學良開槍叫蘇聯人品嚐中國子彈，然後又請梅蘭芳唱戲叫蘇聯人領略中國藝術。
國民黨上海市長吳鐵城在送行前宴會上主要談現實政治：“顏惠慶大使到蘇聯將會進一步加強中蘇兩國間的友好聯係。”
蘇聯駐華代辦斯比利瓦涅克則主要談文化藝術：“梅蘭芳訪問蘇聯必能促進兩個偉大民族間文化聯係的鞏固和發展。”
蘇聯仍在觀察這個反複無常的蔣介石。蘇聯希望蔣介石能夠抵抗日本。
在日本法西斯的壓力下，“九一八”事變以來堅持不抗戰的蔣介石開始改變了。
北方一位“九一八”事變以來堅持抗戰的人，卻真的在改變。
他是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
宋哲元本來是力主抗戰最早的國民黨將領之一。“九一八”事變後第二天，他率領二十九軍全體將士通電全國：“寧為戰死鬼，不做亡國奴。”1933年他任第三軍團總指揮，指揮喜峰口抗戰，更贏得過抗日英雄的美名。
但任何事物都沒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包括抗戰與不抗戰。
宋哲元不是蔣介石的嫡係。以前他是馮玉祥部下的五虎將之一，在國民黨新軍閥混戰中是著名的反蔣人物。蔣介石早想借機收拾一下他。
1935年5月，日軍挑起第二次“張北事件”，借4名日本軍人在察哈爾省由多倫經張北縣沿途偷
繪地圖、到達張北時被中國軍隊扣留之事，向國民黨當局施加壓力。此時蔣介石正在布置大渡河會戰，準備於金沙江、大渡河一線殲滅長征中的紅軍，於是全力推行對日妥協政策，使察哈爾省民政廳廳長秦德純與土肥原簽訂了所謂《秦土協定》：1.向日軍道歉，撤換與該事件有關的中國軍官；2.停止國民黨在察哈爾的一切活動；3.成立察東非武裝區，第二十九軍從該地區全部撤退；4.取締察哈爾省的排日機關及排日活動；5.撤換宋哲元的察哈爾省主席職務。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借此機會向行政院長汪精衛提出撤換宋哲元，調二十九軍去江西“剿共”。
6月29日，宋哲元被免去了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的職務。
靠國民黨的支持與保護不再可能，宋哲元感到要保住自己在華北的地盤，隻有取得日軍的諒解。他被免職後，一氣之下跑去天津“養病”。
養的自然是心病。天津是日軍華北駐屯軍的大本營。宋哲元在這裏，通過其親信蕭振瀛、陳覺生與日軍聯絡。他們把宋的處境和苦衷轉告了日本華北駐屯軍參謀長酒井，向他表示了合作的願望並取得了酒井的信任。
就是這個酒井宣稱蔣中正必須離職，他現在又出來保證宋哲元必須在位、日軍華北駐屯軍也不再提將宋部壓到黃河以南了。
這真是中國許多舊軍人的深刻悲劇。他們的信仰和他們的主義，皆不敵他們個人的切身利益。
與日軍的默契不僅保住了宋哲元自己在華北的地盤，而且“豐台事件”後，他乘機把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調到北平，使自己的勢力從察哈爾擴展到了平津。
宋哲元聯絡日軍和擴張勢力的活動，使蔣介石非常擔心。為了防止宋哲元進一步倒向日本，蔣介石采取了一係列拉攏活動。
1935年7月，蔣在廬山召見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表示“中央擬將主持華北責任交由宋明軒軍長負責”；以示對宋的信任。7月27日，國民政府向宋哲元、秦德純及三位師長頒發最高國家榮譽勳章，表彰其抗戰功績；8月28日，宋哲元又被正式任命為平津衛戍司令，北平政務委員會被撤銷。
由此宋哲元實際開始操縱冀、察的軍政大權。
宋哲元聯絡日軍，動機原非降日，隻是想借以保全自己的地盤，提高自己的地位。他說：“對日本是不說硬話，不做軟事，表麵親善，絕不投降；對中央不說反對中央的話，不做蔣介石個人工具的事，隨機應變，效忠國
家。”
以保個人利益的“隨機應變”來效忠民族和國家，本身就十分荒唐可笑。後來的“曲線救國”論與“隨機應變”論之所以異曲同工，就是它們都產生於同樣的利益心理。國難當頭之日，宋哲元想在民族大義與集團私利矛盾衝突的刀尖上，踮著腳尖走鋼絲。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土肥原出場了。
土肥原是日軍中“華北自治”的鼻祖。1933年在關東軍沈陽特務機關長任上，土肥原就開始策劃“華北自治運動”。當時華北山海關、唐山、通州等地的特務機關，全部劃歸土肥原領導。關東軍也就是通過此，把手伸向了華北。在土肥原的策劃下，沈陽特務機關先後對閻錫山、韓複榘、宋哲元等人開展拉攏工作，企圖使他們脫離國民政府另立自治政權，未收到成效。
現在機會又來了。
1935年9月，土肥原到北平，要求宋哲元出麵組織“自治政府”，日本提供軍援和經援。宋還未糊塗到此等地步，所以拒絕。對中國軍閥政客心理摸得十分深透的土肥原立刻變換花樣，改聯絡華北五省地方實力派一起宣布自治，稱為“首先建立察哈爾、河北兩省自治政權，然後使山東、山西、綏遠三省加入”的方針。誰也弄不清土肥原口袋裏有多少條妙計。
在怎樣才能有效割裂中國版圖這一點上，土肥原的思慮比其他日軍將領更為深遠。
“九一八”事變後對在東北建立什麽樣的政權，關東軍內部有不同爭論。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主張直接並入日本版圖；土肥原則建議放棄直接吞並的主張，搞一個表麵由中國人統治的“滿蒙五族共和國”，以較小代價取得實質性效果。板垣、石原等人迫於形勢，最終也隻有同意土肥原。在擬定傀儡之事上，土肥原更加老辣。他要拉吳佩孚，有人告他吳雖反蔣，但素以愛國軍人自居，恐怕難以利用。土肥原迴答說：“隻要他的行動對日本有利，就是打抗日的招牌也是可以的。”
他太懂得中國軍閥的麵子、中國政客的名實了。
當年吳佩孚沒有拉過去，他現在又緊緊盯住了宋哲元。他要以宋哲元為突破口，實現其華北擴張的夢想。
在軍事、政治的壓力和一己私利的誘迫下，宣稱“寧為戰死鬼，不做亡國奴”的宋哲元開始動搖。
1935年10月，土肥原親自與國民黨冀東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密商，要求殷汝耕“起事”。在土肥原的鼓動下，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縣宣布脫離南
京國民政府，成立所謂“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並發表親日宣言。冀東偽政權成立後，土肥原再接再厲，鼓動冀察實力派宋哲元與殷汝耕合作，成立“華北五省聯盟自治政府”。宋哲元打了點折扣，在征得蔣介石同意之後，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由土肥原擔任委員會顧問，委員中也充斥著親日分子。
眼看土肥原的“華北五省地方自治”為期不遠了，中國就這樣變成了案板上一塊好切的肥肉，誰都想上來切上一刀。
就在日本人在華北進展順利、幾乎就要得手的時候，另一股暗流也在潛行：日本未來的德國盟友似乎在做一件相反的事情。
20世紀30年代中期，日德兩國的對華政策發生了衝撞。日本人威脅要蔣介石妥協，德國人卻鼓動要蔣介石抵抗。
鼓動蔣介石抵抗的德國人不是塞克特。塞克特告訴了蔣介石很多，但他從來沒有告訴蔣介石，怎樣對付日本帝國主義這樣的外敵和強勢之敵。
似乎老天爺不讓德國顧問留下空缺，塞克特的接替者法肯豪森把這個缺口補上了。
1935年夏季是一個亂哄哄的夏季。北麵日本人在有效地張羅“華北自治”，西南蔣介石在徒勞地圍堵長征中的紅軍，南京的總顧問塞克特又將燈枯油盡、生病離華，由法肯豪森接手總顧問一職。
法肯豪森是一個標準的德國職業軍官，曾任德國駐日本大使館武官，對日本軍隊有過較多研究。他1934年7月就抵達中國，最初作為塞克特的副手，但他不像塞克特那樣，絕對優先照顧德國的經濟利益而拒絕參與長江流域針對日本的防禦計劃。法肯豪森主要關心軍事事務——重新編組和訓練蔣介石統轄的軍隊，同時起草防止日本入侵的計劃。
此人一上任，很快就以其精到的職業軍人眼光，得出了一個後來不曾改變的結論：中日必有一戰。
1935年7月31日，他以南京政府德國總顧問的身份，向蔣介石“麵陳大略”。
法肯豪森總共講了五點：
一、目前威脅中國最嚴重而最切近者，當然是日本。日本對中國之情知之極悉，其利害適與中國相反，故必用盡各種方法，破壞中國內部之團結與圖強，至少設法延遲其實現。
二、目前戰略情況，一旦軍事上發生衝突，華北即直受威脅，若不戰而放棄河北，則隴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於最前戰區，對黃河防線，不難由山東方麵，取席卷之勢。對海正麵有重大意義
者，首推長江。敵苟能控製中國最重要之中心點，直至武漢一帶，則中國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據，於是至內地，中國截分為二。
三、國際政局目前異常緊張，列強一時無聯合或單獨幹涉之可能。華盛頓之九國公約，實際早成廢紙。中國苟不自衛，無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中國應竭其所能保全國土，必傾全力以自衛，或有遇外援之可能。若不傾全力奮鬥以圖生存，則華北全部包括山東在內，必脫離中國。
四、目前國軍所有主力，俱集中於南部、西部，宜速抽調可以節省之兵力，分駐各區，使能應付作戰之用。凡作戰所用部隊，宜集中於徐州—鄭州—武漢—南昌—南京區間。東部有兩事極關重要：一為封鎖長江，一為警衛首都，二者有密切之連帶關係。次之為南昌、武昌，可做支撐點，宜用全力固守，以維持通廣州之聯絡。終之四川，為最後防地。
五、綜結言之，就民族、政治、經濟、心理、軍事上各種情況，具有前方應戰之必要，萬不可不戰而棄寸土。中國苟不起於首時，表示為生存而全力奮鬥之決心，則列強斷不起而幹涉。
法肯豪森這些觀點在抗日戰爭全麵爆發的兩年之前提出來，不得不承認，這個德國軍人對兩年後爆發的抗日戰爭及大致戰局走向，作出了比較準確的判斷，使人不得不佩服其獨到的軍人眼光。
他這一席話，對專心於川西北“圍剿”紅軍的蔣介石來說，振聾發聵。
法肯豪森說“目前國軍所有主力，俱集中於南部、西部”，這是十分客氣的彎彎繞說法。他當然知道這些軍隊都在用於追剿長征中的紅軍，不說出而已。包括對蔣介石悄悄開始改善同蘇聯關係的做法，這位德國顧問也閉口不談。
他告訴蔣介石：一旦日本對華發動軍事攻擊，華北地區首當其衝，同時長江流域各海口也將受到侵犯，因此，中國軍隊必須在戰略上確立一個“集結兵力區域”，以“滄縣一保定為絕對防禦線”；長江陸防須推進至上海附近，南京作為首都“宜固守”，華中則以南昌、武昌作為戰略支撐點，全國以四川為“最後防地”。法肯豪森最後寫道：“綜結言之，就民族、政治、經濟、心理、軍事上各種情況，具有前方應戰之必要，萬不可不戰而放棄寸土。”
法肯豪森在報告中提出建立四川為抗戰根據地的構想，事後證明確實頗具戰略眼光。他認為四川是個“富庶而因地理關係別具安全之省份”，“實為造兵工業最良地方。由重慶經貴陽建築通昆明之鐵路，使能經
一、暗流
1937年初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陳賡奉周恩來之命，看望西安國民黨警備司令宋希濂。
對這個湖南湘鄉同鄉、黃埔一期同學，陳賡說：你是國軍師長，我是紅軍師長，十年內戰，兵戈相見。現在又走到一塊來了，這該給日本鬼子記上一功！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動力是北伐，是消滅北洋軍閥。
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動力是抗日，是抵抗日寇侵略。
1935年，雖然離第二次國共合作尚遠，蔣介石還在忙於追擊紅軍，兼並西南，但某些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趨向已經顯現。
像天邊轟隆隆傳過來的雷聲，山雨未來，風已滿樓了。
雷聲來得比1935年更早。
1934年3月1日，蔣介石在江西指揮“圍剿”大軍向紅都瑞金進逼之時，國民黨北平軍分會參謀長楊傑率軍官考察團抵達紅都莫斯科。
3月7日結束訪問。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索柯裏尼柯夫告訴楊傑，蘇對日作戰有把握，擊敗日本後必將東北歸還中國；中國對日態度應堅決，中蘇應合作。紅軍總司令伏羅希洛夫也說，希望中國迅速組織自己的軍隊，排除侵略。盼中蘇合作。
楊傑迴國後，迅速將蘇聯的態度向蔣介石報告。
4月23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東京發表談話，闡明日本在東亞之特殊地位、責任及利益。同一天，蔣介石在江西臨川擴大紀念周上講：10年後將日人逐出東北，收複朝鮮台灣。
他的態度突然有些硬了。楊傑向他報告的情況起了多大作用？
國民黨內部，情況也在發生變化。
1934年間，汪精衛宴請國民黨元老蔡元培。席間蔡元培說：“關於中日的事情，我們應該堅定，應該以無畏的精神抵抗。隻要我們抵抗，中國一定有出路。”他一麵說著，一麵老淚縱橫，淚水滴在湯盤裏，和湯一道咽了下去。舉座無不為之動容。
蔣介石還在“攘外必先安內”。當他在南方既“圍剿”紅軍又收拾地方軍閥的時候，北方已經亂了套。
尤其是華北。
1935年2月，長征中的紅軍開始在赤水河畔穿插作戰之時，一個被西方報界稱為“東方的勞倫斯”的神秘人物，用一個月時間，走遍大半個中國。
此人就是1948年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上絞刑架前高唿“天皇萬歲”、“大本營萬歲”的土肥原賢二。
土肥原1904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期間與岡村寧次、板垣征四郎和閻錫山為同學，交往甚密。從1913年以後，他在中國整整活動了30年，能說一口流利的北京話，還會說幾種中國方言，是日本軍部中最受器重的中國通。他先在關東軍服役，擔任阪西利八郎司令官的副官。阪西中將曾給許多中國北方軍閥當過顧問，土肥原利用了這種職務之便，不僅學會了中國語言，熟悉了中國政治，更同中國北方軍閥和政要建立了微妙的個人關係。
但張作霖覺得土肥原做事跋扈，用本莊繁做顧問，不用土肥原。
不用他，他照樣幫張作霖的忙。
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土肥原積極活動，全力支持奉軍把直係趕過江南，使張作霖成為掌握北京政府的統治者。
1925年11月，郭鬆齡倒戈反對張作霖，揮兵直指奉係軍閥老巢沈陽。當時張作霖控製的軍隊主力在關內，沈陽形勢危急。又是通過土肥原的積極活動，使日軍駐朝鮮龍山的軍隊直插沈陽增援張氏。郭鬆齡兵敗被殺，一場傾向革命的兵變被鎮壓下去。
這是一個非常有心、也非常用心的人。尤其對擴張具有職業預見。
土肥原還是一名士官生的時候，就長於測圖。因為與閻錫山有同學關係，20世紀20年代他幾次去山西，閻錫山均待若上賓。他的要求閻錫山無不從命。利用這個關係，他在山西各地旅行，有計劃地把山西的兵要地理作了一番詳細偵測，尤其將雁門關一帶作為偵測重點，對桑幹河一線也非常注意，詳記了重武器可通過的險要地點。
“七七”事變後，土肥原的用心立刻顯示出來。國民黨高級軍官都認為雁門關是天險，尤其茹越口附近的鐵甲嶺更是險地，很難使用重武器，絕非日軍攻擊之目標，所以在這一帶事先既未構築工事，兵力配備也不足。至日軍從空隙中突然鑽進來，他們才大吃一驚，感到對山西的地形還不如日本人熟悉。
侵略者，不都是那些隻會揮動屠刀的惡漢。有心計的、特別是有長遠心計的侵略者，那種巨大的破壞力，遠遠
超過一個齊裝滿員的師團
土肥原還是在閻錫山的熱情款待中完成山西的地形偵察的。閻錫山後來與日本人在平型關打，在雁門關打，在忻口打，一次比一次敗得慘。“對山西的地形還不如日本人熟悉”把我們諷刺得更慘。要抗日又抗不住，隻是個勇氣問題或裝備問題或訓練問題？為什麽不到大難臨頭、便不知道用血肉築起新的長城？
1935年用一個月時間走遍大半個中國的土肥原，目的是策動華北自治。冀東的殷汝耕和山西的閻錫山不必說，連察哈爾的宋哲元、濟南的韓複榘、河北的商震，都是土肥原的爭取對象。
重點攻宋哲元。
1935年4月26日，蔣介石剛剛兼並完貴州、處理好王家烈，就收到其密友、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長黃郛從北平發來的電報。電報是發給重慶行營秘書長楊永泰的，稱張學良、於學忠正在靠攏日本。日方正謀利用張、於造成華北獨立政權。於與宋哲元亦相結，宋已聘日顧問。
黃郛之言，除宋哲元確實聘請了日本顧問之事，多係捕風捉影。
但他卻第一個做了較準確的天氣預報：山雨要從華北開始了。
黃郛發電不到一個月，1935年5月，天津日租界發生兩名親日新聞記者被殺事件。日方立即抓住這個機會。5月29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派參謀長酒井隆、武官高橋坦向國民黨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提出“驅逐東北係及中央勢力出華北”的要求。
梅津美治郎是“三羽烏”在德國巴登巴登圈定的11個骨幹分子之一。當時他任駐柏林武官，是11人中資曆較深者。資深之人看不慣資淺之人，資深部隊看不慣資淺部隊，在日軍中也一樣。雖然同是“一夕會”成員，但梅津就看不慣關東軍的石原。1931年8月梅津美治郎任參謀本部總務部長，一個半月後關東軍突然策動“九一八”事變，梅津對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發動事變的謀略不滿，認為違背了軍部《滿蒙問題解決方策大綱》中“約以一年時間作好準備，於明春以後實行”的侵略方針。
不滿歸不滿，眼看新銳的關東軍借“九一八”事變迅速膨脹起來，老資格的華北駐屯軍也看得眼熱。1934年3月梅津美治郎被任命為華北駐屯軍司令官後，也想如法炮製，像他不大看得上的後進石原莞爾一樣，弄出點事情來，擴大華北駐屯軍的地位和影響。
借天津事件，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代表梅津向何應欽提出的要求是：
一、撤換河北省府主席於學忠，省政府移保定；二、撤換天津市長張庭諤，公安局長李俊襄，憲兵第三團長蔣孝先；三、撤退駐北平之憲兵第三團，軍分會政治訓練處長，藍衣社及駐紮河北之中央軍及於（學忠）部，河北各級黨部。
否則日方將采取“自衛行動”。
華北危機由此開始。
何應欽奉蔣之命按日方要求，步步後退。7月6日，何應欽被迫以打字函形式承認日方的要求，即後來所謂的“何梅協定”。
但急於生事的日方已經失去耐性了。不待何應欽同意，6月2日，天津日軍參謀長酒井隆宣稱，蔣中正必須離職。
此時紅軍剛剛渡過大渡河。
蔣介石坐不住了。
其實他早感覺到了局麵不妙。“九一八”事變後，國聯除了派出個李頓調查團，對日本的侵略行動就再無動作。想通過國聯幹涉解決東北危機，“以夷治夷”，“以夷製夷”，但英、美大國是君子動口不動手，發表完幾篇表示遺憾的聲明，照樣和日本做生意；沒有哪一國願幫中國出一分力流一滴血。
就像孫中山當初碰盡了釘子最後轉向列寧的蘇維埃俄國一樣，蔣介石見日本人執意要他下台，也不得不開始認真考慮如何靠攏斯大林的蘇聯。
但他早把和蘇聯的關係弄僵了。一是1927年4月屠殺共產黨人的“四一二”事變，一是1929年7月的中東路事件。
1929年7月，南京政府決定強行收迴中東路，中東路事件爆發。7月18日，加拉罕大使代表蘇聯政府宣布召迴全部在華人員，與南京政府絕交。10月，在蔣介石的同意下，張學良的東北軍八萬多人向滿洲裏、綏芬河地區的蘇軍發動進攻。蘇軍猛烈反擊，東北軍傷亡慘重。
交惡至此，還怎麽利用蘇聯幫助他抵抗日本侵略呢？
中國共產黨人不知道，就在他們與共產國際失去聯係、工農紅軍從江西出發開始長征的時候，1934年10月16日，蔣介石的私人代表蔣廷黻到達莫斯科，開始尋求恢複與蘇聯中斷的關係。
蔣廷黻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委員斯托莫尼亞科夫舉行會晤。他帶去了蔣介石提出的兩個問題：
一、中蘇之間有一係列共同利益，如果蘇聯的利益和地位受到打擊，也就是對中國利益和地位的打擊，不知蘇聯政府是否抱有同感？
二、1927年至192
9年間，中蘇關係破裂時，蔣介石是中國領導，這個事實，是否會影響中蘇關係的發展？
斯托莫尼亞科夫的迴答是令蔣寬慰的。他說，蘇聯對發展同中國的關係，沒有任何懷疑。蘇聯在同中國起領導作用的蔣介石的關係方麵，“不是從迴憶過去和感情出發，而是從我們兩國的共同利益和真誠地希望發展和鞏固兩國關係出發”，蘇聯“也像尊敬其他對我們友好的領導人一樣尊敬他，任何個人的因素，任何成見都不能影響我們這個立場”。
得此訊，蔣頗受鼓舞。他第一個反應就是加緊對江西突圍紅軍的追堵。同時加緊做蘇聯的工作。
1935年春，彭德懷奔襲滸灣時陪蔣介石找水上飛機著陸點的秘書鄧文儀，被蔣任命為駐蘇武官，到達莫斯科。很快，南京政府大使顏惠慶帶著梅蘭芳的京劇團一同到達莫斯科。
自中東路事件與蘇聯絕交以來，蔣介石首先伸出了橄欖枝。
他真是一個策略專家。派去恢複正常外交關係的大使竟然由一個京劇團陪同。他先讓張學良開槍叫蘇聯人品嚐中國子彈，然後又請梅蘭芳唱戲叫蘇聯人領略中國藝術。
國民黨上海市長吳鐵城在送行前宴會上主要談現實政治：“顏惠慶大使到蘇聯將會進一步加強中蘇兩國間的友好聯係。”
蘇聯駐華代辦斯比利瓦涅克則主要談文化藝術：“梅蘭芳訪問蘇聯必能促進兩個偉大民族間文化聯係的鞏固和發展。”
蘇聯仍在觀察這個反複無常的蔣介石。蘇聯希望蔣介石能夠抵抗日本。
在日本法西斯的壓力下，“九一八”事變以來堅持不抗戰的蔣介石開始改變了。
北方一位“九一八”事變以來堅持抗戰的人，卻真的在改變。
他是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
宋哲元本來是力主抗戰最早的國民黨將領之一。“九一八”事變後第二天，他率領二十九軍全體將士通電全國：“寧為戰死鬼，不做亡國奴。”1933年他任第三軍團總指揮，指揮喜峰口抗戰，更贏得過抗日英雄的美名。
但任何事物都沒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包括抗戰與不抗戰。
宋哲元不是蔣介石的嫡係。以前他是馮玉祥部下的五虎將之一，在國民黨新軍閥混戰中是著名的反蔣人物。蔣介石早想借機收拾一下他。
1935年5月，日軍挑起第二次“張北事件”，借4名日本軍人在察哈爾省由多倫經張北縣沿途偷
繪地圖、到達張北時被中國軍隊扣留之事，向國民黨當局施加壓力。此時蔣介石正在布置大渡河會戰，準備於金沙江、大渡河一線殲滅長征中的紅軍，於是全力推行對日妥協政策，使察哈爾省民政廳廳長秦德純與土肥原簽訂了所謂《秦土協定》：1.向日軍道歉，撤換與該事件有關的中國軍官；2.停止國民黨在察哈爾的一切活動；3.成立察東非武裝區，第二十九軍從該地區全部撤退；4.取締察哈爾省的排日機關及排日活動；5.撤換宋哲元的察哈爾省主席職務。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借此機會向行政院長汪精衛提出撤換宋哲元，調二十九軍去江西“剿共”。
6月29日，宋哲元被免去了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的職務。
靠國民黨的支持與保護不再可能，宋哲元感到要保住自己在華北的地盤，隻有取得日軍的諒解。他被免職後，一氣之下跑去天津“養病”。
養的自然是心病。天津是日軍華北駐屯軍的大本營。宋哲元在這裏，通過其親信蕭振瀛、陳覺生與日軍聯絡。他們把宋的處境和苦衷轉告了日本華北駐屯軍參謀長酒井，向他表示了合作的願望並取得了酒井的信任。
就是這個酒井宣稱蔣中正必須離職，他現在又出來保證宋哲元必須在位、日軍華北駐屯軍也不再提將宋部壓到黃河以南了。
這真是中國許多舊軍人的深刻悲劇。他們的信仰和他們的主義，皆不敵他們個人的切身利益。
與日軍的默契不僅保住了宋哲元自己在華北的地盤，而且“豐台事件”後，他乘機把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調到北平，使自己的勢力從察哈爾擴展到了平津。
宋哲元聯絡日軍和擴張勢力的活動，使蔣介石非常擔心。為了防止宋哲元進一步倒向日本，蔣介石采取了一係列拉攏活動。
1935年7月，蔣在廬山召見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表示“中央擬將主持華北責任交由宋明軒軍長負責”；以示對宋的信任。7月27日，國民政府向宋哲元、秦德純及三位師長頒發最高國家榮譽勳章，表彰其抗戰功績；8月28日，宋哲元又被正式任命為平津衛戍司令，北平政務委員會被撤銷。
由此宋哲元實際開始操縱冀、察的軍政大權。
宋哲元聯絡日軍，動機原非降日，隻是想借以保全自己的地盤，提高自己的地位。他說：“對日本是不說硬話，不做軟事，表麵親善，絕不投降；對中央不說反對中央的話，不做蔣介石個人工具的事，隨機應變，效忠國
家。”
以保個人利益的“隨機應變”來效忠民族和國家，本身就十分荒唐可笑。後來的“曲線救國”論與“隨機應變”論之所以異曲同工，就是它們都產生於同樣的利益心理。國難當頭之日，宋哲元想在民族大義與集團私利矛盾衝突的刀尖上，踮著腳尖走鋼絲。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土肥原出場了。
土肥原是日軍中“華北自治”的鼻祖。1933年在關東軍沈陽特務機關長任上，土肥原就開始策劃“華北自治運動”。當時華北山海關、唐山、通州等地的特務機關，全部劃歸土肥原領導。關東軍也就是通過此，把手伸向了華北。在土肥原的策劃下，沈陽特務機關先後對閻錫山、韓複榘、宋哲元等人開展拉攏工作，企圖使他們脫離國民政府另立自治政權，未收到成效。
現在機會又來了。
1935年9月，土肥原到北平，要求宋哲元出麵組織“自治政府”，日本提供軍援和經援。宋還未糊塗到此等地步，所以拒絕。對中國軍閥政客心理摸得十分深透的土肥原立刻變換花樣，改聯絡華北五省地方實力派一起宣布自治，稱為“首先建立察哈爾、河北兩省自治政權，然後使山東、山西、綏遠三省加入”的方針。誰也弄不清土肥原口袋裏有多少條妙計。
在怎樣才能有效割裂中國版圖這一點上，土肥原的思慮比其他日軍將領更為深遠。
“九一八”事變後對在東北建立什麽樣的政權，關東軍內部有不同爭論。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主張直接並入日本版圖；土肥原則建議放棄直接吞並的主張，搞一個表麵由中國人統治的“滿蒙五族共和國”，以較小代價取得實質性效果。板垣、石原等人迫於形勢，最終也隻有同意土肥原。在擬定傀儡之事上，土肥原更加老辣。他要拉吳佩孚，有人告他吳雖反蔣，但素以愛國軍人自居，恐怕難以利用。土肥原迴答說：“隻要他的行動對日本有利，就是打抗日的招牌也是可以的。”
他太懂得中國軍閥的麵子、中國政客的名實了。
當年吳佩孚沒有拉過去，他現在又緊緊盯住了宋哲元。他要以宋哲元為突破口，實現其華北擴張的夢想。
在軍事、政治的壓力和一己私利的誘迫下，宣稱“寧為戰死鬼，不做亡國奴”的宋哲元開始動搖。
1935年10月，土肥原親自與國民黨冀東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密商，要求殷汝耕“起事”。在土肥原的鼓動下，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縣宣布脫離南
京國民政府，成立所謂“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並發表親日宣言。冀東偽政權成立後，土肥原再接再厲，鼓動冀察實力派宋哲元與殷汝耕合作，成立“華北五省聯盟自治政府”。宋哲元打了點折扣，在征得蔣介石同意之後，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由土肥原擔任委員會顧問，委員中也充斥著親日分子。
眼看土肥原的“華北五省地方自治”為期不遠了，中國就這樣變成了案板上一塊好切的肥肉，誰都想上來切上一刀。
就在日本人在華北進展順利、幾乎就要得手的時候，另一股暗流也在潛行：日本未來的德國盟友似乎在做一件相反的事情。
20世紀30年代中期，日德兩國的對華政策發生了衝撞。日本人威脅要蔣介石妥協，德國人卻鼓動要蔣介石抵抗。
鼓動蔣介石抵抗的德國人不是塞克特。塞克特告訴了蔣介石很多，但他從來沒有告訴蔣介石，怎樣對付日本帝國主義這樣的外敵和強勢之敵。
似乎老天爺不讓德國顧問留下空缺，塞克特的接替者法肯豪森把這個缺口補上了。
1935年夏季是一個亂哄哄的夏季。北麵日本人在有效地張羅“華北自治”，西南蔣介石在徒勞地圍堵長征中的紅軍，南京的總顧問塞克特又將燈枯油盡、生病離華，由法肯豪森接手總顧問一職。
法肯豪森是一個標準的德國職業軍官，曾任德國駐日本大使館武官，對日本軍隊有過較多研究。他1934年7月就抵達中國，最初作為塞克特的副手，但他不像塞克特那樣，絕對優先照顧德國的經濟利益而拒絕參與長江流域針對日本的防禦計劃。法肯豪森主要關心軍事事務——重新編組和訓練蔣介石統轄的軍隊，同時起草防止日本入侵的計劃。
此人一上任，很快就以其精到的職業軍人眼光，得出了一個後來不曾改變的結論：中日必有一戰。
1935年7月31日，他以南京政府德國總顧問的身份，向蔣介石“麵陳大略”。
法肯豪森總共講了五點：
一、目前威脅中國最嚴重而最切近者，當然是日本。日本對中國之情知之極悉，其利害適與中國相反，故必用盡各種方法，破壞中國內部之團結與圖強，至少設法延遲其實現。
二、目前戰略情況，一旦軍事上發生衝突，華北即直受威脅，若不戰而放棄河北，則隴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於最前戰區，對黃河防線，不難由山東方麵，取席卷之勢。對海正麵有重大意義
者，首推長江。敵苟能控製中國最重要之中心點，直至武漢一帶，則中國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據，於是至內地，中國截分為二。
三、國際政局目前異常緊張，列強一時無聯合或單獨幹涉之可能。華盛頓之九國公約，實際早成廢紙。中國苟不自衛，無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中國應竭其所能保全國土，必傾全力以自衛，或有遇外援之可能。若不傾全力奮鬥以圖生存，則華北全部包括山東在內，必脫離中國。
四、目前國軍所有主力，俱集中於南部、西部，宜速抽調可以節省之兵力，分駐各區，使能應付作戰之用。凡作戰所用部隊，宜集中於徐州—鄭州—武漢—南昌—南京區間。東部有兩事極關重要：一為封鎖長江，一為警衛首都，二者有密切之連帶關係。次之為南昌、武昌，可做支撐點，宜用全力固守，以維持通廣州之聯絡。終之四川，為最後防地。
五、綜結言之，就民族、政治、經濟、心理、軍事上各種情況，具有前方應戰之必要，萬不可不戰而棄寸土。中國苟不起於首時，表示為生存而全力奮鬥之決心，則列強斷不起而幹涉。
法肯豪森這些觀點在抗日戰爭全麵爆發的兩年之前提出來，不得不承認，這個德國軍人對兩年後爆發的抗日戰爭及大致戰局走向，作出了比較準確的判斷，使人不得不佩服其獨到的軍人眼光。
他這一席話，對專心於川西北“圍剿”紅軍的蔣介石來說，振聾發聵。
法肯豪森說“目前國軍所有主力，俱集中於南部、西部”，這是十分客氣的彎彎繞說法。他當然知道這些軍隊都在用於追剿長征中的紅軍，不說出而已。包括對蔣介石悄悄開始改善同蘇聯關係的做法，這位德國顧問也閉口不談。
他告訴蔣介石：一旦日本對華發動軍事攻擊，華北地區首當其衝，同時長江流域各海口也將受到侵犯，因此，中國軍隊必須在戰略上確立一個“集結兵力區域”，以“滄縣一保定為絕對防禦線”；長江陸防須推進至上海附近，南京作為首都“宜固守”，華中則以南昌、武昌作為戰略支撐點，全國以四川為“最後防地”。法肯豪森最後寫道：“綜結言之，就民族、政治、經濟、心理、軍事上各種情況，具有前方應戰之必要，萬不可不戰而放棄寸土。”
法肯豪森在報告中提出建立四川為抗戰根據地的構想，事後證明確實頗具戰略眼光。他認為四川是個“富庶而因地理關係別具安全之省份”，“實為造兵工業最良地方。由重慶經貴陽建築通昆明之鐵路，使能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