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在中國最早看好的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斯大林在中國最早看好的是蔣介石而不是毛澤東。托洛茨基的警告與斯大林“擠檸檬”。陳獨秀也須看共產國際臉色。蔣介石的悲劇在於與毛澤東同時代。
各方都力圖破解：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送來了組織指導，甚至送來部分經費。但沒有送來武裝割據，沒有送來農村包圍城市，沒有送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紅色政權政治動員的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經濟獨立的基礎。
他們的生命都沒有超過一個世紀。但他們的故事和他們的曆史卻要被後人用不盡的觀點，一個世紀一個世紀地描述下去。
曆史不論多麽精彩紛呈、驚心動魄，一旦活動於其中的那些鮮活的生命逐漸消失，也就逐漸變成了書架上一排又一排的故紙。
靜悄悄的圖書館內，靠角落那個書架上，有本如秋葉般枯黃脆裂的書，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重慶初版。翻到第195頁，可以見一篇寫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記：
……淩晨五時半，床上運動畢，正在披衣，忽聞行轅大門前有槍聲，立命侍衛往視，未歸報，而第二槍發；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後槍聲連續不止……
頗像一部拙劣的驚險小說的開頭。可以想見，當年寫到這裏，握筆的手定在不住顫抖。接著往下寫：
……出登後山，經飛虹橋至東側後門，門扃，倉促不得鑰，乃越牆而出。此牆離地僅丈許，不難跨越；但牆外下臨深溝，昏暗中不覺失足，著地後疼痛不能行。約三分鍾後，勉強起行，不數十步，至一小廟，有衛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東隅並無山徑，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東行進，山巔陡絕，攀緣摸索而上……
竟然連“離地丈許”的高牆也認為“不難跨越”，上牆之後未及細看，又飛身縱下而跌入深溝，出逃之狼狽倉皇與求生之急切魯莽，渾然一體。
難以想像，這個越牆攀山、身手不凡人已逾五十。
他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
所記之事發生在1936年12月12日，史稱“西安事變”。
事變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大多數人的意見是審蔣、除蔣。當天中午，毛澤東、周恩來致張學良
電，14日紅軍將領致張學良、楊虎城電，15日紅軍將領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都是這個態度。
事變第三天，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毫無疑問，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的事業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尋找。”他們認為張學良是日本特務，事變乃日本陰謀主使。
日本政府則認為莫斯科同張學良達成了“攻防同盟”，張學良是蘇俄工具。蘇俄才是事變真正的後台。東京《每日新聞》發表社論：“中國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條件下與張妥協，日本決強硬反對。”
南京方麵，何應欽調兵遣將要動武，宋美齡穿針引線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連平日頗為持重的居正也用變調的嗓音唿喊：“到了今日還不討伐張、楊，難道我們都是飯桶嗎？！”
凡此非常時期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立有一席之地的，無人是飯桶。
量變堆積曆史，質變分割曆史。人們能夠輕鬆覺出每日每時不息不止的量變，卻不易覺出行將到來或已經來到的質變。
1936年12月12日，當中國政治包含的量變已經足夠時，所有方麵便被一隻看不見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台。
曆史來到十字路口。
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蘇聯和共產國際、日本昭和軍閥集團，都在既謹慎又頑強、既堅定又遊移地探索自己真正的位置。表白著自己的立場，又修改著自己的立場。表白的同時又在修改，修改的同時又在表白。
在華清池跌傷了腰腿的蔣委員長，更是一瘸一跛來到十字路口。
事變大起大落，他也大起大落。先不屈不撓翻牆越院求生，後不管不顧躺在床上尋死；先當著張學良的麵，明罵其受赤黨指使，後又當著周恩來的麵，暗示想念在蘇聯加入了赤黨的兒子。
委員長方寸大亂。他連衣帽都未穿戴整齊，沉重的曆史帷幕便落下了，隻容他將終生最為心痛的一句話。留在那頁幹枯得幾乎要碎裂的日記上：
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月內）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隳於一旦。
和共產黨苦鬥8年，最後就差了兩個星期。8年共2920天。兩個星期為14天。8年與兩個星期之比，為1000：4.7。所謂差之毫厘，便失之了千裏。
他將這句話一直默念到1975年4月5日清明節。
該日深夜11時50分，他在台北市郊草山腳下的士林官邸內病逝。
共產黨人終剿不滅，是其終生不解之謎。
生命不在了，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重慶版的日記也化為紙灰，謎底卻依舊留在那裏。
一、孫中山的困惑
新中國的中心是北京。
北京的中心是***。
***的中心又是什麽呢？
是那幅巨大的毛澤東畫像。
年年月月，不論白天還是黑夜，畫像上，毛澤東那雙睿智的眼睛通過麵前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廣場，注視著新中國的人民。幾乎所有中國人和世界上的很多人都把***和毛澤東緊緊聯係在了一起。
又有多少人知道，毛澤東最初並不喜歡***。他說***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要在***下麵，跨在金水橋上搞一個二層的矮台子，觀禮時離群眾才近。至於***後麵的故宮，他隻在1954年4月三次登城牆繞行一周，一次也沒有進去過。
為什麽最終沒能在***前另搞一個矮台子？
因為破壞了總體建築格局，各方麵都反對。
為什麽後半生居住的中南海與故宮僅一街之隔，三次登故宮城牆，卻不願去裏邊走走？
個中緣由，今天已經無人能夠知曉了。
不管毛澤東的主觀意誌如何，風風雨雨中的無數次遊行、慶典和檢閱，把他和***融為了一體。
別的地方看不見毛澤東了，***能夠看見毛澤東。有***在，就有毛澤東在。
過去，每逢節日或重大慶典，***廣場上毛澤東的視線之內，還要掛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以及孫中山的巨幅畫像。
後來，馬、恩、列、斯畫像不掛了，但孫中山的畫像依然準時地出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之前。
孫中山和毛澤東，中國革命曆史上最為傑出的兩位巨人，隔著世界上最大的廣場，年年月月默默相望。
一人生於1866年，一人生於1893年，相差27年；
一人逝於1925年，一人逝於1976年，相差51年。
這兩位革命巨人、現代中國的奠墓者，他們之間真正互相理解嗎？
18歲時，毛澤東知道了孫
中山。
1936年，經過長征到達陝北的毛澤東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1911年他考入長沙的湘鄉駐省中學，看到同盟會黨人於右任主編的《民立報》，上麵刊載著廣州起義和七十二烈士殉難的消息。從此，毛澤東知道了孫中山和同盟會的綱領。
這是毛澤東有生以來看到的第一份報紙。“我是如此地激動，以至於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的牆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
第一份報紙導致的第一次政見是什麽呢？
風吹日蝕，湘鄉駐省中學校園牆上，一個來自韶山的18歲青年寫的那篇東西早已無蹤無影。幸虧還有個冒險闖進陝北的斯諾，通過他，毛澤東能夠把那篇政見的內容留下來：“我在文章裏鼓吹必須把孫中山從日本召迴，擔任新政府的總統，由康有為任國務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康、梁是早年毛澤東心中的偶像。梁啟超寫的很多東西他一直要讀到能夠背誦。在梁啟超的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澤東有這樣一段批語：“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製定，君主為人民所推戴。”
當年毛澤東崇拜康、梁，讚成君主立憲。
但一個孫中山橫空出世，便奪去了他心中的第一把交椅，他的“第一篇政見”就拋棄了君主立憲而改為共和。他提出來的不再是君主，而是總統、總理和外交部長。雖然康、梁與孫中山的區別他不甚清楚，還將三人糅為一體，但孫中山對毛澤東影響之大、震動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孫中山知道毛澤東嗎？
他年長毛澤東27歲。1925年3月他在北京病逝時，毛澤東正在湖南家鄉搞社會調查、辦農民協會。後來震驚中外的湖南農民運動，當時還隻是運行的地火。
但孫中山知道毛澤東。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國民黨“一大”上，有兩個剛剛加入國民黨的青年共產黨員，以能言善辯、詞鋒激烈給國民黨元老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個是李立三。另一個就是毛澤東。
李立三單刀直入，大段大段闡發自己的觀點，其中不乏率直批評國民黨的言論；毛澤東則主要以孫先生的說法為依據，論證自己的觀點。
許多國民黨人驚異地注視著這兩個人，連汪精衛也發出由衷感歎：“究竟是五四運動的青年！”
孫中山以讚賞的眼光注視著中共的這兩個新銳。他親自批準毛澤東為章程審查委員。
但孫中山所知道的熱血青年毛澤東，畢竟不是後來那個集建黨、建軍、建國之譽於一身的毛澤東。
客觀講，如果沒有俄國十月革命，對於孫中山、毛澤東這兩個背景和性格都差異巨大的人，他們的生命軌跡也許永遠不會交匯。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改變了一切。
但最先聽見這聲炮響的中國人既不是孫中山也不是毛澤東，而是北洋政府的駐俄公使劉鏡人。
1917年11月7日，劉鏡人給國內發迴一封電報：“近俄內爭益烈，廣義派勢力益漲，要求操政權，主和議，並以暴動相挾製。政府力弱，鎮壓為難，恐變在旦夕。”
這是最早向國內傳遞的十月革命即將發生的信息。劉鏡人例行公事，向北洋政府外交部進行情況報告，卻並不知道震撼整個20世紀的重大曆史事件正在他眼皮底下發生。
次日，劉鏡人再發一報：“廣義派聯合兵、工反抗政府，經新組之革命軍事會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經該會核準，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奪國庫，占車站……現城內各機關盡歸革黨掌握，民間尚無騷擾情事。”
這是最早向國內傳遞的十月革命已經發生的消息。劉鏡人的俄譯漢有些問題，布爾什維克本應譯為“多數派”，卻被他翻譯為“廣義派”，讓人看了有些摸不著頭腦。
翻譯有些問題、讓人有些摸不著頭腦的這些電報被送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也因電信不暢整整晚了20天。外交大員草草閱過，便將其撂在一邊。北洋政府的外交當然是以各協約國的立場為立場，所作的決定也如出一轍：拒絕承認十月革命後的蘇俄，召迴公使劉鏡人。無人想到：劉鏡人發迴來的很快被歸入檔案的電報，喻示著世界東方將要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如果沒有十月革命，會有中國共產黨嗎？
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會有毛澤東嗎？
如果沒有十月革命，會有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嗎？
如果不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孫中山、毛澤東的生命軌跡能夠交匯嗎？
曆史的奧妙，在於它可以包含無窮無盡的假設。
曆史的冷峻，又在於它總把假設永遠置於假設。
結論是明顯的：十月革命使中國奔騰運行的地火終於找到了突破口。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被那場俄國革命所促發的曆史合力推向一起。
被革命之力推向一起的
中國國民黨人和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的未來走向的判斷卻截然不同。包括孫中山本人。
孫中山對中國革命走向的估計判斷，集中體現於1923年初的《孫文越飛宣言》。
這是一份國民黨人經常引用、共產黨人很少引用的宣言。後來出現的國共分裂及共產國際以蘇聯利益為中心幹涉中國革命的傾向，都能從這份宣言的字裏行間發現陰影。
越飛是老資格革命黨人，真名叫艾布拉姆?阿道夫?亞伯拉罕維奇，克裏米亞人，1908年就同托洛茨基在維也納編輯《真理報》，1917年十月革命時是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22年8月，他以副外交人民委員的身份來華擔任全權大使，肩負兩個方向的使命：
在北方，與吳佩孚控製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實際解決兩國間懸而未決的中東路和外蒙古問題，維護蘇維埃國家的利益。
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幫助孫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
來中國之前，他絕對沒有想到要和孫中山簽署什麽聯合宣言。
到中國之初也沒有想到。1922年8月19日，越飛在北京還給吳佩孚寫了一封信，說吳將軍“給莫斯科留下了特別好的印象”，提議密切雙方合作。
結果吳佩孚在中東路問題和外蒙古問題上毫不鬆口。越飛在北京半年，工作毫無進展。於是他重點轉向發展與南方政府的關係，實行以南壓北的方針。
1923年1月17日，越飛以養病為名赴上海。在滬十天之內，幾乎每天都同孫中山或孫中山的代表張繼接觸。1月26日，《孫文越飛宣言》公開發表。
產生重大影響的是宣言第一條：“……孫中山博土認為，共產主義秩序，乃至蘇菲（維）埃製度不能實際上引進中國，因為在這裏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產主義或蘇菲（維）埃製度的條件。越飛先生完全同意這一看法，並且進一步認為，中國當前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是實現國家統一和充分的民族獨立。”
孫中山和越飛，一個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一個是蘇聯政府同時也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兩人皆不認為中國存在馬列主義生存發展的土壤；皆認為中國不存在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條件。
孫中山的不信，一半出於對三民主義的信念，一半出於對當時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的擔心。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蘇菲（維）埃製度不能實際上引進中國”；“在這
裏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產主義或蘇菲（維）埃製度的條件”。
越飛的不信，則全部出自蘇聯國家利益的考慮。為了換取孫中山對中東路和外蒙古問題的承諾，以實現以孫壓吳、以南壓北。
所以又有了宣言的第三條、第四條：雙方認為要以諒解的態度解決中東路糾紛，以雙方實際之利益與權利解決現行鐵路管理法；蘇俄聲明無意使外蒙古與中國分立，孫中山表示蘇俄紅軍不必立時由外蒙古撤退。
孫中山的主要興趣在第一條。這是越飛的讓步。
越飛的主要興趣在第三條、第四條。這是孫中山的讓步。
《孫文越飛宣言》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沒有這份宣言，就沒有後來的國民黨改造，就沒有國共合作，然後也就不會有黃埔軍校和北伐戰爭。它既是孫中山對中國革命走向的判斷和規定，也是新生的蘇聯將其鬥爭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轉向蘇聯利益中心的啟端。通過這份宣言，蘇聯在中國第一次完成了用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的交換。
初生的中國共產黨人被蒙在鼓裏。當時沒有任何人想到要拿這份宣言去征求他們的意見。
孫中山早年向往社會主義。1896年旅居倫敦時就知道了馬克思。後來他對中國最早的社會黨人江亢虎等介紹說：
“有德國麥克司者，苦心孤詣，研究資本問題，垂三十年之久，著為《資本論》一書，發闡真理，不遺餘力，而無條理之學說，遂成為有統係之學理。研究社會主義者，鹹知所本，不複專迎合一般粗淺激烈之言論矣。”
社會主義對他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純真的孫中山自信而又自願地以社會主義者自許，雖然他連馬克思、恩格斯與伯恩斯坦、考茨基的區別都未弄清。
就如毛澤東當初分不清孫中山與康有為、梁啟超的區別一樣，孫中山也分不清馬克思、恩格斯與考茨基、伯恩斯坦的區別。1905年初，他專程前往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第二國際書記處，要求接納他為“黨的成員”。他見到了第二國際主席王德威爾得和書記處書記胡斯曼，向他們說明“中國社會主義者的目標和綱領”。麵對這兩位泰鬥，孫中山大膽預言：中國將從中世紀的生產方式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階段，而工人不必經受被資本家剝削的痛苦。
當時的孫中山還是個小人物。
小人物孫中山熱衷於社會主義。變成大人物，就認為中國不能搞社會主義了。倒不是因為
曾經被第二國際拒之門外，他認為他的三民主義更符合中國國情。
認為中國不能搞社會主義，並不妨礙他崇敬列寧。
比駐俄公使劉鏡人的電報晚三天，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國日報》出現大號標題：“美克齊美（maximalist音譯，過激黨之意）占據都城”。這是中國最早報道十月革命的報紙。孫中山看完報後，立即通過中間媒介給列寧一信，代表國民黨向布爾什維克黨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人團結在一起，共同鬥爭。
列寧稱這封信是“東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代表列寧迴信：
“我們的勝利就是你們的勝利，我們的失敗就是你們的失敗，為了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在這偉大的鬥爭中團結起來。”
可惜這封信被耽誤了。孫中山沒有看到這些必然令他激動不已的話語。
但1920年11月，他見到了列寧的第一個使者維經斯基。
維經斯基1920年3月來華，後來有人認為他是來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但維經斯基向共產國際報告說，他的首要任務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采取一切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首先要考慮的是蘇俄在遠東的安全，在這個基礎上才考慮如何聯合中國的革命力量、支援中國革命。
孫中山提出了進一步的建議。據維經斯基記述，孫中山直截了當地說，廣州的地理位置無法與俄國建立直接聯係，應該在海參崴或滿洲裏建立一個可以互相聯係的大功率電台。
列寧的第二個使者是馬林。
作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的馬林頗得列寧賞識，為推動中國共產黨建立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親自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並在第一次會議上一口氣作了將近四個小時的發言。“一大”代表們對他印象不錯。毛澤東說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說他“口若懸河，有縱橫捭闔的辯才”。但是對初生的中國共產黨，馬林卻頗不以為然。他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評價說，中國共產黨人是一些“不懂馬克思主義，缺乏社會主義實踐”、“傾向社會主義的學生”，他們“從來不曾同工人階級有過密切的聯係”。對國民黨馬林倒充滿樂觀和希望，認為它是由“知識分子、華僑資產階級、南方士兵和工人組成的各階級聯盟”。這位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的結論是：“在上海我對中國的運動及其發展的可能性獲得一種十分悲觀的觀點；我在南方才發
現工作大有可為，而且能夠成功。”
所以馬林很快從舉行中共“一大”的上海南下。
1921年12月，馬林在廣西桂林對孫中山提出了三條建議：
第一，改組國民黨，廣泛聯合工農大眾；
第二，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武裝；
第三，與中國共產黨合作。
孫中山認為，這是列寧給他傳遞過來的聲音。
這三條建議成為後來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起源。孫中山注意到列寧是通過俄國的十月革命，列寧注意到孫中山是通過中國的辛亥革命。
1912年4月，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在一篇臨別演說詞中說，西方國家雖然富足，“但這些國家國內貧富間的懸殊仍極明顯，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動著這些國家的國民。如果不進行社會革命，則大多數人仍然得不到生活的快樂和幸福。現在所謂幸福隻是少數幾個資本家才能享受的。”
列寧對這篇演說詞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說這是“偉大的中國民主派的綱領”，“我們接觸到的是真正偉大人民的真正偉大思想”，“迫使我們再一次根據新的世界事變來研究亞洲現代資產階級革命中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相互關係問題”。
列寧把對中國革命的希望主要放在了孫中山身上。
1918年，當年輕的蘇維埃政權被帝國主義幹涉者壓得喘不過氣，而通向中國的道路又被捷克斯拉夫軍團、社會革命黨人、高爾察克匪幫切斷的時候，列寧就詢問過，在被十月革命喚醒的旅俄中國工人中間，是否可以找到能與孫中山建立聯係的勇士。
列寧與孫中山兩人雖未謀麵，但息息相通。
孫中山決心“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了，但並非不存在問題。
三大政策中最無問題的就是聯俄。
孫中山聯俄決心異常堅定，來源於他一生經曆的無數次失敗。先敗於他認準的敵人清朝政府、袁世凱及北洋軍閥；後敗於他以為的友人英、美、日政府及國內官僚政客；到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竟開始敗於跟隨他十餘年的部屬了。
尤其令他萬分痛惜的是，陳炯明把他聯德、聯俄的三封密函作為繳獲物在香港公布，使海內外輿論大嘩。他心如刀絞般說：“文率同誌為民國而奮鬥垂三十年，中間出生入死，失敗之數不可僂指，顧失敗之殘酷未有甚於此役者。”
各方都力圖破解：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送來了組織指導，甚至送來部分經費。但沒有送來武裝割據，沒有送來農村包圍城市，沒有送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紅色政權政治動員的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經濟獨立的基礎。
他們的生命都沒有超過一個世紀。但他們的故事和他們的曆史卻要被後人用不盡的觀點，一個世紀一個世紀地描述下去。
曆史不論多麽精彩紛呈、驚心動魄，一旦活動於其中的那些鮮活的生命逐漸消失，也就逐漸變成了書架上一排又一排的故紙。
靜悄悄的圖書館內，靠角落那個書架上，有本如秋葉般枯黃脆裂的書，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重慶初版。翻到第195頁，可以見一篇寫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記：
……淩晨五時半，床上運動畢，正在披衣，忽聞行轅大門前有槍聲，立命侍衛往視，未歸報，而第二槍發；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後槍聲連續不止……
頗像一部拙劣的驚險小說的開頭。可以想見，當年寫到這裏，握筆的手定在不住顫抖。接著往下寫：
……出登後山，經飛虹橋至東側後門，門扃，倉促不得鑰，乃越牆而出。此牆離地僅丈許，不難跨越；但牆外下臨深溝，昏暗中不覺失足，著地後疼痛不能行。約三分鍾後，勉強起行，不數十步，至一小廟，有衛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東隅並無山徑，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東行進，山巔陡絕，攀緣摸索而上……
竟然連“離地丈許”的高牆也認為“不難跨越”，上牆之後未及細看，又飛身縱下而跌入深溝，出逃之狼狽倉皇與求生之急切魯莽，渾然一體。
難以想像，這個越牆攀山、身手不凡人已逾五十。
他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
所記之事發生在1936年12月12日，史稱“西安事變”。
事變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大多數人的意見是審蔣、除蔣。當天中午，毛澤東、周恩來致張學良
電，14日紅軍將領致張學良、楊虎城電，15日紅軍將領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都是這個態度。
事變第三天，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毫無疑問，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的事業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尋找。”他們認為張學良是日本特務，事變乃日本陰謀主使。
日本政府則認為莫斯科同張學良達成了“攻防同盟”，張學良是蘇俄工具。蘇俄才是事變真正的後台。東京《每日新聞》發表社論：“中國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條件下與張妥協，日本決強硬反對。”
南京方麵，何應欽調兵遣將要動武，宋美齡穿針引線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連平日頗為持重的居正也用變調的嗓音唿喊：“到了今日還不討伐張、楊，難道我們都是飯桶嗎？！”
凡此非常時期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立有一席之地的，無人是飯桶。
量變堆積曆史，質變分割曆史。人們能夠輕鬆覺出每日每時不息不止的量變，卻不易覺出行將到來或已經來到的質變。
1936年12月12日，當中國政治包含的量變已經足夠時，所有方麵便被一隻看不見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台。
曆史來到十字路口。
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蘇聯和共產國際、日本昭和軍閥集團，都在既謹慎又頑強、既堅定又遊移地探索自己真正的位置。表白著自己的立場，又修改著自己的立場。表白的同時又在修改，修改的同時又在表白。
在華清池跌傷了腰腿的蔣委員長，更是一瘸一跛來到十字路口。
事變大起大落，他也大起大落。先不屈不撓翻牆越院求生，後不管不顧躺在床上尋死；先當著張學良的麵，明罵其受赤黨指使，後又當著周恩來的麵，暗示想念在蘇聯加入了赤黨的兒子。
委員長方寸大亂。他連衣帽都未穿戴整齊，沉重的曆史帷幕便落下了，隻容他將終生最為心痛的一句話。留在那頁幹枯得幾乎要碎裂的日記上：
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月內）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隳於一旦。
和共產黨苦鬥8年，最後就差了兩個星期。8年共2920天。兩個星期為14天。8年與兩個星期之比，為1000：4.7。所謂差之毫厘，便失之了千裏。
他將這句話一直默念到1975年4月5日清明節。
該日深夜11時50分，他在台北市郊草山腳下的士林官邸內病逝。
共產黨人終剿不滅，是其終生不解之謎。
生命不在了，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重慶版的日記也化為紙灰，謎底卻依舊留在那裏。
一、孫中山的困惑
新中國的中心是北京。
北京的中心是***。
***的中心又是什麽呢？
是那幅巨大的毛澤東畫像。
年年月月，不論白天還是黑夜，畫像上，毛澤東那雙睿智的眼睛通過麵前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廣場，注視著新中國的人民。幾乎所有中國人和世界上的很多人都把***和毛澤東緊緊聯係在了一起。
又有多少人知道，毛澤東最初並不喜歡***。他說***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要在***下麵，跨在金水橋上搞一個二層的矮台子，觀禮時離群眾才近。至於***後麵的故宮，他隻在1954年4月三次登城牆繞行一周，一次也沒有進去過。
為什麽最終沒能在***前另搞一個矮台子？
因為破壞了總體建築格局，各方麵都反對。
為什麽後半生居住的中南海與故宮僅一街之隔，三次登故宮城牆，卻不願去裏邊走走？
個中緣由，今天已經無人能夠知曉了。
不管毛澤東的主觀意誌如何，風風雨雨中的無數次遊行、慶典和檢閱，把他和***融為了一體。
別的地方看不見毛澤東了，***能夠看見毛澤東。有***在，就有毛澤東在。
過去，每逢節日或重大慶典，***廣場上毛澤東的視線之內，還要掛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以及孫中山的巨幅畫像。
後來，馬、恩、列、斯畫像不掛了，但孫中山的畫像依然準時地出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之前。
孫中山和毛澤東，中國革命曆史上最為傑出的兩位巨人，隔著世界上最大的廣場，年年月月默默相望。
一人生於1866年，一人生於1893年，相差27年；
一人逝於1925年，一人逝於1976年，相差51年。
這兩位革命巨人、現代中國的奠墓者，他們之間真正互相理解嗎？
18歲時，毛澤東知道了孫
中山。
1936年，經過長征到達陝北的毛澤東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1911年他考入長沙的湘鄉駐省中學，看到同盟會黨人於右任主編的《民立報》，上麵刊載著廣州起義和七十二烈士殉難的消息。從此，毛澤東知道了孫中山和同盟會的綱領。
這是毛澤東有生以來看到的第一份報紙。“我是如此地激動，以至於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的牆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
第一份報紙導致的第一次政見是什麽呢？
風吹日蝕，湘鄉駐省中學校園牆上，一個來自韶山的18歲青年寫的那篇東西早已無蹤無影。幸虧還有個冒險闖進陝北的斯諾，通過他，毛澤東能夠把那篇政見的內容留下來：“我在文章裏鼓吹必須把孫中山從日本召迴，擔任新政府的總統，由康有為任國務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康、梁是早年毛澤東心中的偶像。梁啟超寫的很多東西他一直要讀到能夠背誦。在梁啟超的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澤東有這樣一段批語：“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製定，君主為人民所推戴。”
當年毛澤東崇拜康、梁，讚成君主立憲。
但一個孫中山橫空出世，便奪去了他心中的第一把交椅，他的“第一篇政見”就拋棄了君主立憲而改為共和。他提出來的不再是君主，而是總統、總理和外交部長。雖然康、梁與孫中山的區別他不甚清楚，還將三人糅為一體，但孫中山對毛澤東影響之大、震動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孫中山知道毛澤東嗎？
他年長毛澤東27歲。1925年3月他在北京病逝時，毛澤東正在湖南家鄉搞社會調查、辦農民協會。後來震驚中外的湖南農民運動，當時還隻是運行的地火。
但孫中山知道毛澤東。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國民黨“一大”上，有兩個剛剛加入國民黨的青年共產黨員，以能言善辯、詞鋒激烈給國民黨元老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個是李立三。另一個就是毛澤東。
李立三單刀直入，大段大段闡發自己的觀點，其中不乏率直批評國民黨的言論；毛澤東則主要以孫先生的說法為依據，論證自己的觀點。
許多國民黨人驚異地注視著這兩個人，連汪精衛也發出由衷感歎：“究竟是五四運動的青年！”
孫中山以讚賞的眼光注視著中共的這兩個新銳。他親自批準毛澤東為章程審查委員。
但孫中山所知道的熱血青年毛澤東，畢竟不是後來那個集建黨、建軍、建國之譽於一身的毛澤東。
客觀講，如果沒有俄國十月革命，對於孫中山、毛澤東這兩個背景和性格都差異巨大的人，他們的生命軌跡也許永遠不會交匯。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改變了一切。
但最先聽見這聲炮響的中國人既不是孫中山也不是毛澤東，而是北洋政府的駐俄公使劉鏡人。
1917年11月7日，劉鏡人給國內發迴一封電報：“近俄內爭益烈，廣義派勢力益漲，要求操政權，主和議，並以暴動相挾製。政府力弱，鎮壓為難，恐變在旦夕。”
這是最早向國內傳遞的十月革命即將發生的信息。劉鏡人例行公事，向北洋政府外交部進行情況報告，卻並不知道震撼整個20世紀的重大曆史事件正在他眼皮底下發生。
次日，劉鏡人再發一報：“廣義派聯合兵、工反抗政府，經新組之革命軍事會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經該會核準，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奪國庫，占車站……現城內各機關盡歸革黨掌握，民間尚無騷擾情事。”
這是最早向國內傳遞的十月革命已經發生的消息。劉鏡人的俄譯漢有些問題，布爾什維克本應譯為“多數派”，卻被他翻譯為“廣義派”，讓人看了有些摸不著頭腦。
翻譯有些問題、讓人有些摸不著頭腦的這些電報被送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也因電信不暢整整晚了20天。外交大員草草閱過，便將其撂在一邊。北洋政府的外交當然是以各協約國的立場為立場，所作的決定也如出一轍：拒絕承認十月革命後的蘇俄，召迴公使劉鏡人。無人想到：劉鏡人發迴來的很快被歸入檔案的電報，喻示著世界東方將要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如果沒有十月革命，會有中國共產黨嗎？
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會有毛澤東嗎？
如果沒有十月革命，會有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嗎？
如果不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孫中山、毛澤東的生命軌跡能夠交匯嗎？
曆史的奧妙，在於它可以包含無窮無盡的假設。
曆史的冷峻，又在於它總把假設永遠置於假設。
結論是明顯的：十月革命使中國奔騰運行的地火終於找到了突破口。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被那場俄國革命所促發的曆史合力推向一起。
被革命之力推向一起的
中國國民黨人和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的未來走向的判斷卻截然不同。包括孫中山本人。
孫中山對中國革命走向的估計判斷，集中體現於1923年初的《孫文越飛宣言》。
這是一份國民黨人經常引用、共產黨人很少引用的宣言。後來出現的國共分裂及共產國際以蘇聯利益為中心幹涉中國革命的傾向，都能從這份宣言的字裏行間發現陰影。
越飛是老資格革命黨人，真名叫艾布拉姆?阿道夫?亞伯拉罕維奇，克裏米亞人，1908年就同托洛茨基在維也納編輯《真理報》，1917年十月革命時是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22年8月，他以副外交人民委員的身份來華擔任全權大使，肩負兩個方向的使命：
在北方，與吳佩孚控製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實際解決兩國間懸而未決的中東路和外蒙古問題，維護蘇維埃國家的利益。
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幫助孫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
來中國之前，他絕對沒有想到要和孫中山簽署什麽聯合宣言。
到中國之初也沒有想到。1922年8月19日，越飛在北京還給吳佩孚寫了一封信，說吳將軍“給莫斯科留下了特別好的印象”，提議密切雙方合作。
結果吳佩孚在中東路問題和外蒙古問題上毫不鬆口。越飛在北京半年，工作毫無進展。於是他重點轉向發展與南方政府的關係，實行以南壓北的方針。
1923年1月17日，越飛以養病為名赴上海。在滬十天之內，幾乎每天都同孫中山或孫中山的代表張繼接觸。1月26日，《孫文越飛宣言》公開發表。
產生重大影響的是宣言第一條：“……孫中山博土認為，共產主義秩序，乃至蘇菲（維）埃製度不能實際上引進中國，因為在這裏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產主義或蘇菲（維）埃製度的條件。越飛先生完全同意這一看法，並且進一步認為，中國當前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是實現國家統一和充分的民族獨立。”
孫中山和越飛，一個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一個是蘇聯政府同時也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兩人皆不認為中國存在馬列主義生存發展的土壤；皆認為中國不存在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條件。
孫中山的不信，一半出於對三民主義的信念，一半出於對當時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的擔心。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蘇菲（維）埃製度不能實際上引進中國”；“在這
裏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產主義或蘇菲（維）埃製度的條件”。
越飛的不信，則全部出自蘇聯國家利益的考慮。為了換取孫中山對中東路和外蒙古問題的承諾，以實現以孫壓吳、以南壓北。
所以又有了宣言的第三條、第四條：雙方認為要以諒解的態度解決中東路糾紛，以雙方實際之利益與權利解決現行鐵路管理法；蘇俄聲明無意使外蒙古與中國分立，孫中山表示蘇俄紅軍不必立時由外蒙古撤退。
孫中山的主要興趣在第一條。這是越飛的讓步。
越飛的主要興趣在第三條、第四條。這是孫中山的讓步。
《孫文越飛宣言》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沒有這份宣言，就沒有後來的國民黨改造，就沒有國共合作，然後也就不會有黃埔軍校和北伐戰爭。它既是孫中山對中國革命走向的判斷和規定，也是新生的蘇聯將其鬥爭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轉向蘇聯利益中心的啟端。通過這份宣言，蘇聯在中國第一次完成了用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的交換。
初生的中國共產黨人被蒙在鼓裏。當時沒有任何人想到要拿這份宣言去征求他們的意見。
孫中山早年向往社會主義。1896年旅居倫敦時就知道了馬克思。後來他對中國最早的社會黨人江亢虎等介紹說：
“有德國麥克司者，苦心孤詣，研究資本問題，垂三十年之久，著為《資本論》一書，發闡真理，不遺餘力，而無條理之學說，遂成為有統係之學理。研究社會主義者，鹹知所本，不複專迎合一般粗淺激烈之言論矣。”
社會主義對他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純真的孫中山自信而又自願地以社會主義者自許，雖然他連馬克思、恩格斯與伯恩斯坦、考茨基的區別都未弄清。
就如毛澤東當初分不清孫中山與康有為、梁啟超的區別一樣，孫中山也分不清馬克思、恩格斯與考茨基、伯恩斯坦的區別。1905年初，他專程前往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第二國際書記處，要求接納他為“黨的成員”。他見到了第二國際主席王德威爾得和書記處書記胡斯曼，向他們說明“中國社會主義者的目標和綱領”。麵對這兩位泰鬥，孫中山大膽預言：中國將從中世紀的生產方式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階段，而工人不必經受被資本家剝削的痛苦。
當時的孫中山還是個小人物。
小人物孫中山熱衷於社會主義。變成大人物，就認為中國不能搞社會主義了。倒不是因為
曾經被第二國際拒之門外，他認為他的三民主義更符合中國國情。
認為中國不能搞社會主義，並不妨礙他崇敬列寧。
比駐俄公使劉鏡人的電報晚三天，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國日報》出現大號標題：“美克齊美（maximalist音譯，過激黨之意）占據都城”。這是中國最早報道十月革命的報紙。孫中山看完報後，立即通過中間媒介給列寧一信，代表國民黨向布爾什維克黨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人團結在一起，共同鬥爭。
列寧稱這封信是“東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代表列寧迴信：
“我們的勝利就是你們的勝利，我們的失敗就是你們的失敗，為了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在這偉大的鬥爭中團結起來。”
可惜這封信被耽誤了。孫中山沒有看到這些必然令他激動不已的話語。
但1920年11月，他見到了列寧的第一個使者維經斯基。
維經斯基1920年3月來華，後來有人認為他是來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但維經斯基向共產國際報告說，他的首要任務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采取一切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首先要考慮的是蘇俄在遠東的安全，在這個基礎上才考慮如何聯合中國的革命力量、支援中國革命。
孫中山提出了進一步的建議。據維經斯基記述，孫中山直截了當地說，廣州的地理位置無法與俄國建立直接聯係，應該在海參崴或滿洲裏建立一個可以互相聯係的大功率電台。
列寧的第二個使者是馬林。
作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的馬林頗得列寧賞識，為推動中國共產黨建立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親自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並在第一次會議上一口氣作了將近四個小時的發言。“一大”代表們對他印象不錯。毛澤東說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說他“口若懸河，有縱橫捭闔的辯才”。但是對初生的中國共產黨，馬林卻頗不以為然。他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評價說，中國共產黨人是一些“不懂馬克思主義，缺乏社會主義實踐”、“傾向社會主義的學生”，他們“從來不曾同工人階級有過密切的聯係”。對國民黨馬林倒充滿樂觀和希望，認為它是由“知識分子、華僑資產階級、南方士兵和工人組成的各階級聯盟”。這位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的結論是：“在上海我對中國的運動及其發展的可能性獲得一種十分悲觀的觀點；我在南方才發
現工作大有可為，而且能夠成功。”
所以馬林很快從舉行中共“一大”的上海南下。
1921年12月，馬林在廣西桂林對孫中山提出了三條建議：
第一，改組國民黨，廣泛聯合工農大眾；
第二，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武裝；
第三，與中國共產黨合作。
孫中山認為，這是列寧給他傳遞過來的聲音。
這三條建議成為後來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起源。孫中山注意到列寧是通過俄國的十月革命，列寧注意到孫中山是通過中國的辛亥革命。
1912年4月，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在一篇臨別演說詞中說，西方國家雖然富足，“但這些國家國內貧富間的懸殊仍極明顯，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動著這些國家的國民。如果不進行社會革命，則大多數人仍然得不到生活的快樂和幸福。現在所謂幸福隻是少數幾個資本家才能享受的。”
列寧對這篇演說詞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說這是“偉大的中國民主派的綱領”，“我們接觸到的是真正偉大人民的真正偉大思想”，“迫使我們再一次根據新的世界事變來研究亞洲現代資產階級革命中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相互關係問題”。
列寧把對中國革命的希望主要放在了孫中山身上。
1918年，當年輕的蘇維埃政權被帝國主義幹涉者壓得喘不過氣，而通向中國的道路又被捷克斯拉夫軍團、社會革命黨人、高爾察克匪幫切斷的時候，列寧就詢問過，在被十月革命喚醒的旅俄中國工人中間，是否可以找到能與孫中山建立聯係的勇士。
列寧與孫中山兩人雖未謀麵，但息息相通。
孫中山決心“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了，但並非不存在問題。
三大政策中最無問題的就是聯俄。
孫中山聯俄決心異常堅定，來源於他一生經曆的無數次失敗。先敗於他認準的敵人清朝政府、袁世凱及北洋軍閥；後敗於他以為的友人英、美、日政府及國內官僚政客；到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竟開始敗於跟隨他十餘年的部屬了。
尤其令他萬分痛惜的是，陳炯明把他聯德、聯俄的三封密函作為繳獲物在香港公布，使海內外輿論大嘩。他心如刀絞般說：“文率同誌為民國而奮鬥垂三十年，中間出生入死，失敗之數不可僂指，顧失敗之殘酷未有甚於此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