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比鄰而居。生和死同時在這層盛放。
這都是最無能的疾病的作品——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是盡可能占有身體，用自己的秩序統治那身體。所以簡單的死和簡單的創傷都是最低級的疾病。
因為常要出外買些補給品，也因為我需要經常性地逃離病房的氣氛，出去走走，我每天幾乎都要從一樓經過。
從頂樓下來有兩種選擇：一部電梯就在父親的病房旁邊，雖然是直直通到門診大廳，卻因為使用者眾多，幾乎每層都要停一下。從頂樓一路往下，路過不同等級的疾病。這一層是腦科，這一層是內科，這一層是外科……然後抵達最底層，一打開，嘈雜的生氣馬上撲麵而來。
另一部電梯是醫院工作人員專梯，因而人特別少。這專梯有個不成文的規矩，重症病房病人的家屬可以使用——每次搭這部電梯，醫院工作人員的眼神，就如同在看自己的戰友：我們有共同的秘密，我們曾感受過死亡的氣息。
這電梯位於醫院最僻靜的東南角，要從那走廊一路走到底，一路經過那一個個病房。我最恐懼走這段路，因為我控製不住自己的眼光，總要一個個去數，每張病床上，原來的那人是否在。然後，一不小心，會發覺某人不見了。
我厭惡這種感覺，就像你按照自己的記憶走一條印象中很平坦的路，然後突然哪裏凹陷了，一踩空，心直直往下墜。
所以我一向選擇那部通往門診的電梯。雖然需要從門診大廳經過，依次穿過擁擠的人群、暴躁的聲響，和潮濕的汗味，但我享受這種人間的味道。甚至能感受到，這各種聲響偶然組成的某種音樂感，還有那各種濃度的汗味，將會在你的感官中形成不同程度的刺激。每次電梯打開，感受著這聲響和汗味撲麵而來，會忍不住興奮，猜測自己將尋找到哪段樂曲，將被擊中哪部分的感官。這是人間的樂趣，我想。
我很快知道了這裏的其他小孩。知道，但不認識。
有種東西，隔閡著彼此，注定無法做非常好的朋友——目光，太透徹的目光。這裏的小孩臉上都有雙通透的眼睛，看著你，仿佛要看進你的心裏。我知道那是雙痛徹後的眼睛，是被眼淚洗幹淨的眼睛。因為，那種眼睛我也有。
和擁有這種眼睛的人說話，會有疼痛感，會覺得庸俗的玩笑是不能說的，這麽薄的問題，在這麽厚的目光前，多麽羞愧。於是會想掏心掏肺，但掏心掏肺在任何時候都是最累的，通常隻要說過一次話，你就不想再
和他說第二次了。
同樣，你也看到，他也躲著你。
或許還有個原因，作為疾病的孩子，你知道他太多秘密：他內心如何悲傷，如何假裝，他和你說笑話的時候是想很刻意地遺忘，但他的這種遺忘又馬上會催生內心的負罪感。
所以，我早就放棄在這裏交到任何同齡的朋友。
漸漸地，當新來的小孩試圖越過劃定的距離，試圖和我親近，我會冷冷地看著他，直到那眼神把他們嚇跑。
但，除了守著父親的疾病，我還必須有事做。在這裏，你一不小心留出空當，就會被悲傷占領——這是疾病最廉價、最惱人的雇傭兵。
比如，在幫父親換輸液瓶時，會發覺他手上密密麻麻的針孔，找不到哪一寸可以用來插針；比如醫生會時常拿著兩種藥讓我選擇，這個是進口的貴點的，這個是國產的便宜的，你要哪種？我問了問進口的價錢，想了很久。“國產的會有副作用嗎？”“會，吃完後會有疼痛，進口的就不會。”我算了算剩下的錢和可能要住院的時間，“還是國產的吧。”
然後看著父親疼痛了一個晚上，怎麽都睡不著。
隔壁床家屬偶爾會怪我：“對你父親好點，多花點錢。”
我隻能笑。
一開始我選擇和一些病人交朋友。家屬們一般憂心忡忡，病人們為了表現出果敢，卻意外地陽光。每個病人都像個小太陽一樣。當然，代價是燃燒自己本來不多的生命力。
我特別喜歡另一個房間的漳州阿伯，他黝黑的皮膚，精瘦的個子，常會把往事以開玩笑的形式掛嘴上。他是個心髒病患者，說話偶爾會喘，除此之外似乎是個正常人。
一碗米飯吃不下，他會笑著說，當年我去相親，一口氣吃下四碗米飯，把丈母娘嚇死了，但因此放心把老婆給我。扶著他去上廁所，他自己到那格子裏，抖了半天抖不出一點尿，會大聲叫嚷著以便讓門外的我聽到：“怎麽我的小弟弟不會尿尿，隻會一滴一滴地哭。”
他甚至還調戲護士，某個護士稍微打扮了下，他會壞笑著說，晚上我們去約會？
他的親人都罵他老不羞，邊罵邊笑，後來整個醫院裏的人都叫他老不死。
“老不死你過來講個笑話！”
他正在啃著蘋果沒空答。
“老不死你死了啊？”
他會大聲地答：“在，老子還在，老子還沒死。”
父親很妒嫉我總找那阿伯。他也振作起來想和我開玩笑，甚至開始和我主動爆料，他談過的戀愛、做過的糗事。但我還是三不五時往隔壁跑。然後以這個阿伯為榜樣，教育父親：你看，人家從心底開心，這樣病就容易好。
父親放棄競爭了，卻死活不肯和阿伯講一句話。
每天傍晚我都要到二樓的食堂去買吃的。我照例打包了三份粥、一份肉、一份菜，然後照例想了想，順便給漳州阿伯帶塊紅燒肉——醫生不讓他吃，他的親人不給他買，他一直叫我偷偷買給他。
電梯上來先經過他在的那個病房，再到父親的病房。
我走過去看到他的病床空空的，想了想，可能他們全家去加餐了。到了父親的桌子前，擺開了菜，和父母一起吃。我漫不經心地問：“那漳州阿伯好像不在，他們去加餐了，有什麽好慶祝的？竟然不讓我跟。”
“他走了。”母親淡淡地說，眼睛沒有看我。
我一聲不吭地吃完飯，一個人爬到醫院的樓頂去看落日。在上麵，我發誓，不和這重症病房裏的任何病人交朋友了。然後安靜地迴到父親的病房，把躺椅拉開，舒服地攤在那。假裝，一點悲傷都沒有。
打掃衛生的王阿姨成了最受歡迎的人。醫院阿姨一般來自鄉下，身上還帶著土地的氣息。她說話的嗓門大，做事麻利。
說起來她並不是那麽好的人，貪小便宜，如果你沒有給點好處，就邊收拾邊罵罵咧咧，有時候幹脆假裝忘記。她說話非常刻薄，偶爾有剛來的孩子在走廊開心地嬉鬧，妨礙了她的工作，她會把拖把一扔，大聲地喊：“這是誰家的孩子，這麽不懂事，家人都快死了，還有心情在這鬧？”
孩子哭了，聲音在走廊一起一伏。過一會兒，一個大人跑出來，做賊一樣把孩子抱了就走。然後隱隱傳來啜泣聲。
其實她好人緣的根本原因來自，重症病房裏太少可以交往的對象。隻有她，似乎是和疾病最不相幹的人，不用擔心，要在她麵前掩飾悲傷或者承受她的突然消失。而且她的壞脾氣恰好是個優點：確保你不會很深地和她發生情感。
我見過太多家屬，一離開就像逃離一樣，恨不得把全部記憶抹去，走出去的人從不見有迴來的，仿佛這裏隻是一個幻境。
我嚐試理解她的市儈和不近人情。她應該曾經用心和一些病人交往過，然而病人的一次次消失，讓她慢慢學會了自我保護。無論當時多麽交心，那些
親屬也不會願意再在塵世見到她。
理解之後，我突然對她親近了許多。
我努力挖掘她讓人開心的部分，比如，她會提供樓層間的八卦：四樓骨科的那個老王，上廁所的時候跌倒，把另外一條腿也摔了，兩條腿現在就v字形地吊在床上；二樓婦產科，生出了對連體嬰，父母著急壞了，哭得像淚人，醫生們還在開會研究，怎麽剖離。“我趁著打掃的時候，偷偷瞄了眼，乖乖，真像廟裏的神靈。”她習慣張牙舞爪地說話。
這個消息像是隻跳蚤從此就落入我的心坎裏。好幾天，整個樓層都在討論，並開始想象他們未來的生活如何。
就像一出跌宕起伏的連續劇，謎底一個個揭開：早上阿姨來，宣布了性別，是兩個男嬰。眾人一片唏噓：“多可惜啊，本來雙胞胎男孩子該高興壞了。”
下午阿姨來，宣布醫生打算用鋸子鋸開，正在討論方案。眾人一片嘩然，整個晚上研究如何鋸，並運用自己經曆的幾次手術的經驗，交流可能性。
隔天所有人盼著阿姨來，她終於說了：“但可惜心髒連在一塊。”
眾人開始糾結了。“哎呀，一輩子要和另一個人一起吃飯睡覺。”
二樓的另外一大片區域，是婦產科。我每次打完飯經過那，總喜歡探頭探腦。醫院裏的護士幾乎都認得我，其他區域病房的人都會讓我進去遊蕩，這似乎是重症病房家屬的特權。然而，婦產科的人卻總攔住。或許他們不願意我們身上帶著的疾病的信息傳遞到新生的人群裏去。
在重症病房，婦產科裏的故事是最受歡迎的，說起一個小孩的任何一顰一笑，都會有極大的反應。在重症病房這個樓層的人看來，那裏簡直就是旅遊勝地。和我同處於這樓層的孩子，也都特別向往那科室，想著不同法子突圍。
有的裝成去送飯的，有的裝成剛買藥迴去的，有的還玩起了喬裝——戴上個帽子，別上個口罩，都被逮了出來。
好說歹說，王阿姨答應帶我去，條件是，我要把看的那幾本教輔書送給她——她想給自己的孩子。
我拿著水桶，跟著王阿姨，她身上散發著濃重的汗味，每走一步就要喘一聲。終於來到那關卡，對著門的那兩個值班護士，充滿質疑地看著我。
王阿姨說：“我今天身體不舒服，他主動幫忙，真是個好孩子。”
護士想了想，拿出一件護士的藍色外套給我套上，然後又叫住我：“你最好先去
消毒室消毒一下。”
被歧視的猜想這次被正麵印證了，我把外套一扔，跑迴了重症病房。
那連體嬰兒我決意不想看了。但她還是日複一日地直播。直到一個星期後，不管別人怎麽追問，她都不說。
每個人都明白了，是大家共同熟悉而親近的朋友帶走了這兩個小孩。
那個朋友的名字誰也不想提，因為誰都可能隨時被帶走。
我可以從眼神裏感覺到，護士長和新來的那個醫生正在發生什麽。
護士長年輕時肯定是個甜美的女孩，瓜子臉，笑起來兩個酒窩。不過從我認識她，她就永遠一副冷若冰霜的樣子，說話一直在一個聲調。
樓層最中間，是護士間，那是類似酒吧櫃台的樣子，半人高的桌子，有限度地隔開了病房和她們。緊挨著的房間，我們稱之為貴賓室。貴賓室的門一直是關著的，隻有那些醫生才能進進出出。
關於貴賓室裏麵的擺設，在沒有多少信息流通的這個樓層，也成了長盛不衰的話題。聽說椅子是歐陸風格的，鋪著毛地毯，裏麵還有台球桌。
但每個家屬早晚都要進到裏麵去——那意味著，你家裏的病人要直麵生死，要動手術了。
程序一般是這樣的：通常前一天的晚上護士長會笑著拿著張通知單給你，然後說，晚上醫生們想邀請你去辦公室一下，記得帶上覺得必要的人。晚上八點開始，護士長一個個病房去敲門，把一隊隊家屬分別往那貴賓室帶。
推門進去，門關上了，第二天一早就可以看見，他們的親人被推進手術室，從此不見了——如果手術成功了，會送到緊急情況看護室，調理一段時間，然後送到樓下各專業看護室，或者直接出院。如果失敗了，他們誰都不會迴來了。
對於護士長和年輕醫生的戀愛，重症病房裏的每個人都惴惴不安。戀愛在這個地方看來，其實隻是極端的情緒，有極度的開心，也意味著同時可能有可怕的不開心。護士長稍微情緒一波動，就意味著打針的時候更疼了，或者是辦雜事時的不耐煩。雖然他們都盡量保持專業，但是脆弱的病人和家屬們，看著他們臉上曲線的一起一伏，內心都要跟著一跳一宕。
於我來說，更是個緊張的事情，因為那年輕醫生，恰恰是心血管科的，將來，手術的某個環節上他有可能掌管著父親的生死。
於是，他們兩個的情感成了整層樓最重要的安全事件，大家會私底下交流著對
他們戀愛進程的觀察，來決定集體將如何地推波助瀾。
一開始有人建議，不如造謠讓他們分開。他們開始在護士長幫他們打針的時候，說，好像看見某某醫生和另一層的護士出去了。哦，是吧。針意料之中地沒打中血管，痛得病人唉唉叫。
有人張羅著，要給醫生介紹有錢又漂亮的女孩子，護士長聽到了，闖進那病房裏，叉著腰就罵：“你們是活得太舒服了嗎？”眾人靜默。
從此，一切都是往推進他們情感穩定的方向上布局了：甲負責打探護士長需要什麽，乙建議醫生怎麽買，誰聽到護士長如何地不開心，都要負責讓她開口，然後集體研究解決辦法。
我並不是其中太重要的參與者，隻需要每次看到護士長的時候，笑著說，姐姐今天真漂亮。有意無意在醫生麵前說護士長如何地體貼、負責，然後要提高聲調說：“要是以後我能娶這樣的老婆就好了。”
但通常，我都是在廁所碰到他。他不耐煩地拉起拉鏈，說，你這小毛孩懂什麽，再亂說就揍你。我點點頭，不能告訴他，根據大會要求，我堅持一定要見一次說一次。
這樣的日子過得戰戰兢兢，卻也熱鬧非常。慢慢地，我發覺醫生開給父親的刺激性藥越來越少，然後要求我們，每天陪著父親做複健。我隱隱約約感覺到，進貴賓室的日子近了。
那個晚上，護士長來叫我和母親了。從護士室的櫃台進去，總算打開了那扇貴賓室的門：幾張大大的辦公桌，配著靠背椅。唯一的亮點隻有，一張軟軟的沙發。
沙發是用來給家屬坐的。讓他們感到安全和放鬆。
我來不及失望，主治醫師已經坐在沙發的另一角，看我們來了，滿臉堆笑地迎接。他握手的
這都是最無能的疾病的作品——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是盡可能占有身體，用自己的秩序統治那身體。所以簡單的死和簡單的創傷都是最低級的疾病。
因為常要出外買些補給品，也因為我需要經常性地逃離病房的氣氛，出去走走，我每天幾乎都要從一樓經過。
從頂樓下來有兩種選擇：一部電梯就在父親的病房旁邊，雖然是直直通到門診大廳，卻因為使用者眾多，幾乎每層都要停一下。從頂樓一路往下，路過不同等級的疾病。這一層是腦科，這一層是內科，這一層是外科……然後抵達最底層，一打開，嘈雜的生氣馬上撲麵而來。
另一部電梯是醫院工作人員專梯，因而人特別少。這專梯有個不成文的規矩，重症病房病人的家屬可以使用——每次搭這部電梯，醫院工作人員的眼神，就如同在看自己的戰友：我們有共同的秘密，我們曾感受過死亡的氣息。
這電梯位於醫院最僻靜的東南角，要從那走廊一路走到底，一路經過那一個個病房。我最恐懼走這段路，因為我控製不住自己的眼光，總要一個個去數，每張病床上，原來的那人是否在。然後，一不小心，會發覺某人不見了。
我厭惡這種感覺，就像你按照自己的記憶走一條印象中很平坦的路，然後突然哪裏凹陷了，一踩空，心直直往下墜。
所以我一向選擇那部通往門診的電梯。雖然需要從門診大廳經過，依次穿過擁擠的人群、暴躁的聲響，和潮濕的汗味，但我享受這種人間的味道。甚至能感受到，這各種聲響偶然組成的某種音樂感，還有那各種濃度的汗味，將會在你的感官中形成不同程度的刺激。每次電梯打開，感受著這聲響和汗味撲麵而來，會忍不住興奮，猜測自己將尋找到哪段樂曲，將被擊中哪部分的感官。這是人間的樂趣，我想。
我很快知道了這裏的其他小孩。知道，但不認識。
有種東西，隔閡著彼此，注定無法做非常好的朋友——目光，太透徹的目光。這裏的小孩臉上都有雙通透的眼睛，看著你，仿佛要看進你的心裏。我知道那是雙痛徹後的眼睛，是被眼淚洗幹淨的眼睛。因為，那種眼睛我也有。
和擁有這種眼睛的人說話，會有疼痛感，會覺得庸俗的玩笑是不能說的，這麽薄的問題，在這麽厚的目光前，多麽羞愧。於是會想掏心掏肺，但掏心掏肺在任何時候都是最累的，通常隻要說過一次話，你就不想再
和他說第二次了。
同樣，你也看到，他也躲著你。
或許還有個原因，作為疾病的孩子，你知道他太多秘密：他內心如何悲傷，如何假裝，他和你說笑話的時候是想很刻意地遺忘，但他的這種遺忘又馬上會催生內心的負罪感。
所以，我早就放棄在這裏交到任何同齡的朋友。
漸漸地，當新來的小孩試圖越過劃定的距離，試圖和我親近，我會冷冷地看著他，直到那眼神把他們嚇跑。
但，除了守著父親的疾病，我還必須有事做。在這裏，你一不小心留出空當，就會被悲傷占領——這是疾病最廉價、最惱人的雇傭兵。
比如，在幫父親換輸液瓶時，會發覺他手上密密麻麻的針孔，找不到哪一寸可以用來插針；比如醫生會時常拿著兩種藥讓我選擇，這個是進口的貴點的，這個是國產的便宜的，你要哪種？我問了問進口的價錢，想了很久。“國產的會有副作用嗎？”“會，吃完後會有疼痛，進口的就不會。”我算了算剩下的錢和可能要住院的時間，“還是國產的吧。”
然後看著父親疼痛了一個晚上，怎麽都睡不著。
隔壁床家屬偶爾會怪我：“對你父親好點，多花點錢。”
我隻能笑。
一開始我選擇和一些病人交朋友。家屬們一般憂心忡忡，病人們為了表現出果敢，卻意外地陽光。每個病人都像個小太陽一樣。當然，代價是燃燒自己本來不多的生命力。
我特別喜歡另一個房間的漳州阿伯，他黝黑的皮膚，精瘦的個子，常會把往事以開玩笑的形式掛嘴上。他是個心髒病患者，說話偶爾會喘，除此之外似乎是個正常人。
一碗米飯吃不下，他會笑著說，當年我去相親，一口氣吃下四碗米飯，把丈母娘嚇死了，但因此放心把老婆給我。扶著他去上廁所，他自己到那格子裏，抖了半天抖不出一點尿，會大聲叫嚷著以便讓門外的我聽到：“怎麽我的小弟弟不會尿尿，隻會一滴一滴地哭。”
他甚至還調戲護士，某個護士稍微打扮了下，他會壞笑著說，晚上我們去約會？
他的親人都罵他老不羞，邊罵邊笑，後來整個醫院裏的人都叫他老不死。
“老不死你過來講個笑話！”
他正在啃著蘋果沒空答。
“老不死你死了啊？”
他會大聲地答：“在，老子還在，老子還沒死。”
父親很妒嫉我總找那阿伯。他也振作起來想和我開玩笑，甚至開始和我主動爆料，他談過的戀愛、做過的糗事。但我還是三不五時往隔壁跑。然後以這個阿伯為榜樣，教育父親：你看，人家從心底開心，這樣病就容易好。
父親放棄競爭了，卻死活不肯和阿伯講一句話。
每天傍晚我都要到二樓的食堂去買吃的。我照例打包了三份粥、一份肉、一份菜，然後照例想了想，順便給漳州阿伯帶塊紅燒肉——醫生不讓他吃，他的親人不給他買，他一直叫我偷偷買給他。
電梯上來先經過他在的那個病房，再到父親的病房。
我走過去看到他的病床空空的，想了想，可能他們全家去加餐了。到了父親的桌子前，擺開了菜，和父母一起吃。我漫不經心地問：“那漳州阿伯好像不在，他們去加餐了，有什麽好慶祝的？竟然不讓我跟。”
“他走了。”母親淡淡地說，眼睛沒有看我。
我一聲不吭地吃完飯，一個人爬到醫院的樓頂去看落日。在上麵，我發誓，不和這重症病房裏的任何病人交朋友了。然後安靜地迴到父親的病房，把躺椅拉開，舒服地攤在那。假裝，一點悲傷都沒有。
打掃衛生的王阿姨成了最受歡迎的人。醫院阿姨一般來自鄉下，身上還帶著土地的氣息。她說話的嗓門大，做事麻利。
說起來她並不是那麽好的人，貪小便宜，如果你沒有給點好處，就邊收拾邊罵罵咧咧，有時候幹脆假裝忘記。她說話非常刻薄，偶爾有剛來的孩子在走廊開心地嬉鬧，妨礙了她的工作，她會把拖把一扔，大聲地喊：“這是誰家的孩子，這麽不懂事，家人都快死了，還有心情在這鬧？”
孩子哭了，聲音在走廊一起一伏。過一會兒，一個大人跑出來，做賊一樣把孩子抱了就走。然後隱隱傳來啜泣聲。
其實她好人緣的根本原因來自，重症病房裏太少可以交往的對象。隻有她，似乎是和疾病最不相幹的人，不用擔心，要在她麵前掩飾悲傷或者承受她的突然消失。而且她的壞脾氣恰好是個優點：確保你不會很深地和她發生情感。
我見過太多家屬，一離開就像逃離一樣，恨不得把全部記憶抹去，走出去的人從不見有迴來的，仿佛這裏隻是一個幻境。
我嚐試理解她的市儈和不近人情。她應該曾經用心和一些病人交往過，然而病人的一次次消失，讓她慢慢學會了自我保護。無論當時多麽交心，那些
親屬也不會願意再在塵世見到她。
理解之後，我突然對她親近了許多。
我努力挖掘她讓人開心的部分，比如，她會提供樓層間的八卦：四樓骨科的那個老王，上廁所的時候跌倒，把另外一條腿也摔了，兩條腿現在就v字形地吊在床上；二樓婦產科，生出了對連體嬰，父母著急壞了，哭得像淚人，醫生們還在開會研究，怎麽剖離。“我趁著打掃的時候，偷偷瞄了眼，乖乖，真像廟裏的神靈。”她習慣張牙舞爪地說話。
這個消息像是隻跳蚤從此就落入我的心坎裏。好幾天，整個樓層都在討論，並開始想象他們未來的生活如何。
就像一出跌宕起伏的連續劇，謎底一個個揭開：早上阿姨來，宣布了性別，是兩個男嬰。眾人一片唏噓：“多可惜啊，本來雙胞胎男孩子該高興壞了。”
下午阿姨來，宣布醫生打算用鋸子鋸開，正在討論方案。眾人一片嘩然，整個晚上研究如何鋸，並運用自己經曆的幾次手術的經驗，交流可能性。
隔天所有人盼著阿姨來，她終於說了：“但可惜心髒連在一塊。”
眾人開始糾結了。“哎呀，一輩子要和另一個人一起吃飯睡覺。”
二樓的另外一大片區域，是婦產科。我每次打完飯經過那，總喜歡探頭探腦。醫院裏的護士幾乎都認得我，其他區域病房的人都會讓我進去遊蕩，這似乎是重症病房家屬的特權。然而，婦產科的人卻總攔住。或許他們不願意我們身上帶著的疾病的信息傳遞到新生的人群裏去。
在重症病房，婦產科裏的故事是最受歡迎的，說起一個小孩的任何一顰一笑，都會有極大的反應。在重症病房這個樓層的人看來，那裏簡直就是旅遊勝地。和我同處於這樓層的孩子，也都特別向往那科室，想著不同法子突圍。
有的裝成去送飯的，有的裝成剛買藥迴去的，有的還玩起了喬裝——戴上個帽子，別上個口罩，都被逮了出來。
好說歹說，王阿姨答應帶我去，條件是，我要把看的那幾本教輔書送給她——她想給自己的孩子。
我拿著水桶，跟著王阿姨，她身上散發著濃重的汗味，每走一步就要喘一聲。終於來到那關卡，對著門的那兩個值班護士，充滿質疑地看著我。
王阿姨說：“我今天身體不舒服，他主動幫忙，真是個好孩子。”
護士想了想，拿出一件護士的藍色外套給我套上，然後又叫住我：“你最好先去
消毒室消毒一下。”
被歧視的猜想這次被正麵印證了，我把外套一扔，跑迴了重症病房。
那連體嬰兒我決意不想看了。但她還是日複一日地直播。直到一個星期後，不管別人怎麽追問，她都不說。
每個人都明白了，是大家共同熟悉而親近的朋友帶走了這兩個小孩。
那個朋友的名字誰也不想提，因為誰都可能隨時被帶走。
我可以從眼神裏感覺到，護士長和新來的那個醫生正在發生什麽。
護士長年輕時肯定是個甜美的女孩，瓜子臉，笑起來兩個酒窩。不過從我認識她，她就永遠一副冷若冰霜的樣子，說話一直在一個聲調。
樓層最中間，是護士間，那是類似酒吧櫃台的樣子，半人高的桌子，有限度地隔開了病房和她們。緊挨著的房間，我們稱之為貴賓室。貴賓室的門一直是關著的，隻有那些醫生才能進進出出。
關於貴賓室裏麵的擺設，在沒有多少信息流通的這個樓層，也成了長盛不衰的話題。聽說椅子是歐陸風格的，鋪著毛地毯，裏麵還有台球桌。
但每個家屬早晚都要進到裏麵去——那意味著，你家裏的病人要直麵生死，要動手術了。
程序一般是這樣的：通常前一天的晚上護士長會笑著拿著張通知單給你，然後說，晚上醫生們想邀請你去辦公室一下，記得帶上覺得必要的人。晚上八點開始，護士長一個個病房去敲門，把一隊隊家屬分別往那貴賓室帶。
推門進去，門關上了，第二天一早就可以看見，他們的親人被推進手術室，從此不見了——如果手術成功了，會送到緊急情況看護室，調理一段時間，然後送到樓下各專業看護室，或者直接出院。如果失敗了，他們誰都不會迴來了。
對於護士長和年輕醫生的戀愛，重症病房裏的每個人都惴惴不安。戀愛在這個地方看來，其實隻是極端的情緒，有極度的開心，也意味著同時可能有可怕的不開心。護士長稍微情緒一波動，就意味著打針的時候更疼了，或者是辦雜事時的不耐煩。雖然他們都盡量保持專業，但是脆弱的病人和家屬們，看著他們臉上曲線的一起一伏，內心都要跟著一跳一宕。
於我來說，更是個緊張的事情，因為那年輕醫生，恰恰是心血管科的，將來，手術的某個環節上他有可能掌管著父親的生死。
於是，他們兩個的情感成了整層樓最重要的安全事件，大家會私底下交流著對
他們戀愛進程的觀察，來決定集體將如何地推波助瀾。
一開始有人建議，不如造謠讓他們分開。他們開始在護士長幫他們打針的時候，說，好像看見某某醫生和另一層的護士出去了。哦，是吧。針意料之中地沒打中血管，痛得病人唉唉叫。
有人張羅著，要給醫生介紹有錢又漂亮的女孩子，護士長聽到了，闖進那病房裏，叉著腰就罵：“你們是活得太舒服了嗎？”眾人靜默。
從此，一切都是往推進他們情感穩定的方向上布局了：甲負責打探護士長需要什麽，乙建議醫生怎麽買，誰聽到護士長如何地不開心，都要負責讓她開口，然後集體研究解決辦法。
我並不是其中太重要的參與者，隻需要每次看到護士長的時候，笑著說，姐姐今天真漂亮。有意無意在醫生麵前說護士長如何地體貼、負責，然後要提高聲調說：“要是以後我能娶這樣的老婆就好了。”
但通常，我都是在廁所碰到他。他不耐煩地拉起拉鏈，說，你這小毛孩懂什麽，再亂說就揍你。我點點頭，不能告訴他，根據大會要求，我堅持一定要見一次說一次。
這樣的日子過得戰戰兢兢，卻也熱鬧非常。慢慢地，我發覺醫生開給父親的刺激性藥越來越少，然後要求我們，每天陪著父親做複健。我隱隱約約感覺到，進貴賓室的日子近了。
那個晚上，護士長來叫我和母親了。從護士室的櫃台進去，總算打開了那扇貴賓室的門：幾張大大的辦公桌，配著靠背椅。唯一的亮點隻有，一張軟軟的沙發。
沙發是用來給家屬坐的。讓他們感到安全和放鬆。
我來不及失望，主治醫師已經坐在沙發的另一角，看我們來了，滿臉堆笑地迎接。他握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