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對化學醫學的貢獻
葛洪是瑰晉時期著名的道教學者，同時又是一位披著宗教外衣的煉丹術士和醫藥學家，其《抱樸子·內篇》在科技史上為古化學、醫學、養生學等都留下了寶貴的資料。
通過他所記載的煉丹配方、煉丹方法及煉丹經典，後人得以很好地研究化學史問題，這是葛洪對中國古代化學的重要貢獻。同時，葛洪的煉丹過程本身就包含著豐富的化學內容，是近代化學的先驅。例如，《全丹》篇記載“黃帝九鼎神丹”第—丹(丹華)的製作說，煉此丹要以天地交，用玄黃、會同戊鹽，鹵鹽、礬石、壯觀、赤石脂、滑石、胡粉等物合成的六—泥封固起來，用火燒二十六天使成，服此丹華七天使能成仙。其中作玄黃用的是鉛和汞，《黃帝九鼎神經經決》載：“玄黃法，取水銀十斤，鉛二十斤，納鐵器中，猛其下火，鉛與水銀吐其精華……以鐵匙接取，名曰玄黃”。因此，所謂玄黃其實就是鉛汞氧化物的混合物；戊鹽和鹵鹽的主要成分都是氯化鈉，鹵鹽還含有少量硫酸鈉和硫酸鎂；礬石為砷黃鐵；牡蠣殼經過鍛燒，其主要成分為碳酸鈣；滑石的主要成分是矽酸鎂；胡粉即鉛粉，由鉛與醋反應製成；赤石脂的主要成分則是三氧化二鐵。從《內篇》的有關記載中可以看出，當時以葛洪為代表的丹鼎派道士已掌握了相當部分的化學知識，包括(1)鉛的有關化學反應知識，例如，《黃白》說：“鉛件白也，而赤之以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為鉛”即鉛氧化可經變成紅色的鉛丹，鉛丹分解又可變成鉛；(2)汞的有關化學反應知識，《金丹》說：“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還成丹砂”，即丹砂加熱變成水銀，水銀與氧氣反應，又生成被道士們認為是丹砂的紅色氧化汞；(3)砷化物的有關化學反應知識。《黃白》中引黃山子的話說：“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所謂二黃一赤，就是指用雄黃、雌黃和銅製造砷合金的反應，因而黃白實際上就是古代的合金化學；(4)各種礦物的溶解反應知識，例如《對俗》中：“三十六石立化為水，消玉為粘，潰金為漿”的記載等。此外，葛洪用雄黃和硝石、鬆脂、油脂共熱以處理雄黃的實驗還是中國發明火藥的開端。油脂即豬大腸，其與鬆脂炭化後可產生相當於火藥配方中的木炭的作用，雄黃為砷的化合物，含硫，這個配方與明代《火龍經》中記載的早期火藥的成分極為相似，在煉製過程中如果溫度掌握不好，就容易發生爆炸，這種經驗的長期積累，最終導致了火藥的發明。
葛洪還是魏晉時期著名的醫學家，論道、煉丹和行醫是他一生中不可分割的大業。葛洪的醫學理論首先是麵向基層百姓的、其所著《玉函方》及《肘後備急方》，具有取材方便，價格便宜、舉證應驗等特點，具有很高的實用價值，為曆代醫家所重視。
由於以長生成仙為其研醫的最高目標，所以他把金丹術常用的金石藥放在特別重要的位置，《仙藥》說：“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次則明珠，次則雄黃、次則人乙禹餘糧，次則石中黃子，次則石桂，次則石英，次則石腦，次則硫黃，次則石粘。次則曾青，次則柏脂……”此外，葛外還記載了大量的有健身益壽作用的草本藥及其采集服用方法，如襖茯苓、地黃、麥門冬、黃蓮、石韋、楮實、構枸杞、天門冬。甘菊、鬆實、桂、桃膠、胡麻、槐子、遠誌、五味子等。這些記載在中國本草醫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至於他用水銀製劑治療水腫、惡瘡，用青篙汁治療瘧疾等，則更是中醫藥學領域的創見。
葛洪在醫學史上的貢獻還在於，其《肘後備方》對許多疾病作了世界上最早的記載，對某些疾病的症狀、體征、發病機理還作了詳細的記錄和分析，如天花病、恙蟲病、以及結核病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葛洪提出的“以毒攻毒”，用含有狂犬病毒的犬腦預防接種，治療狂犬病的方法是世界上免疫療法的先驅。此外，《肘後備方》中記載的用大小竹片為固定夾，治療下頜關節脫法的方法，顯示了葛洪在外科學方麵也有較高的造詣。
除了醫術以外、葛洪對養生學也很有價究，是中國古代著名的養生學家。他認為，維持人的生命的基本要素是氣和血，人生病主要是氣血虧損所致，所以養生要以不傷氣血為本，葛洪提出了一係列不傷不損的養生之道，其中包括：唾不及遠，行不疾步，目不久視、坐不至久，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不欲晚起，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飲酒當風，不欲廣誌遠願等。
葛洪把古代氣功與養生聯係起來，提倡一種安靜虛無。抱一不舍，修煉丹田元氣的養生功法。他還把導引術當作一種行血氣、通關節的有效方法來提倡，並在古代辟穀、服氣等氣功的基礎上演化出了一種新的氣功功法——龜息法，將引導與吞氣結合起來，通過模仿龜的伸頸俯仰動作，配以唿吸吐納，鍛煉身體，具有明顯的效果。這些理論和方法，在古代氣功學和養生學的發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葛洪對後世的影響很大，他死後不久，便上升到了可與張陵、張衡、張魯相提並論的地位。被後世教徒奉為祖師；至今我國的一些名山勝地還保留著紀念他的建築、碑刻等。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曾在《中國科技史》一書中對葛洪及其《抱樸子·內篇》在科學史上的地位給予了高度評價。
葛洪的《抱樸於》給予了中國道教以鮮明的兩重性格，即一方麵追求個人的超俗解世、長生成仙，另一方麵又追求經世濟俗的社會功效。[.超多好看小說]由於葛洪極力調和神仙道教與儒家的倫理名教的關係，把封建統治階級的意誌注入到了神仙道教之中，把神仙道教變成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士族道教，從而為道教的官方化打下了基礎，但另一方麵，由於他的道教理論比較側重於個人的煉丹修行、限製了道教的社會作用的發揮，所以葛洪的神仙道教也標誌了早期道教的終結。
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國吳時，曆任禦史中丞、吏部尚書等要職，封壽縣侯。其父悌，繼續仕吳。吳亡以後，初以故官仕晉，最後遷邵陵太守，卒於官。葛洪為悌之第三子，頗受其父之嬌寵。年十三，其父去世，從此家道中落，乃“饑寒困瘁，躬執耕穡，承星履草，密勿疇襲。……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常乏紙，每所寫，反複有字，人尠能讀也。”十六歲開始讀《孝經》《論語》《詩》《易》等儒家經典，尤喜“神仙導養之法”。自稱：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以異聞，則以為喜。雖見毀笑，不以為戚。後從鄭隱學煉丹秘術，頗受器重。謂“弟子五十餘人，唯餘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西晉太安元年（302年），其師鄭隱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仙藥之樸，攜葛洪移居圖
入室弟子，東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陽。太安二年，張昌、石冰於揚州起義，大都督秘任洪為將兵都尉，由於鎮壓起義軍有功，遷伏波將軍。事平之後，洪即“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但因“正遇上國大亂（指“八王之亂”——引者注），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在此去留兩難之際，恰逢其故友嵇含為廣州刺史，表請他為參軍，並擔任先遣。葛洪以為可藉此避亂於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為其仇人郭勵所殺，於是滯留廣州多年。深感“榮位勢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足為矣”。乃絕棄世務，銳意於鬆喬之道，服食養性，修習玄靜。遂師事鮑靚，繼修道術，深得鮑靚器重.建興四年（316年），還歸桑梓。東晉開國，念其舊功，賜爵關內侯，食句容二百邑。鹹和（326年～334年）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幹寶又薦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皆固辭不就。及聞交趾產丹砂，求為句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廣州，為刺史鄧嶽所留，乃止於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遊閑養，著作不輟。卒於東晉興寧元年（363年），享年81歲。或雲卒於晉康帝建元元年（343年），享年61歲。
在中國傳統意識中，文學及文章的地位是低下的。在學以致用的實用主義精神影響下，與政治有關的王道治術被放在優先的地位，文章隻是雕蟲小技，微末之道。在道德優先的儒家倫理主義思想影響下，德行為本，文學為末，立德重於立言。在文質關係中，不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堅持樸素的本質優先論，文飾不可先於本質。在道學與文學關係中，文以載道是普遍的意識，言以盡意，文以載道，文章隻是工具而已，道學才是目的。這種傳統觀念至今還是一種主導意識，包括許多文人都自覺不自覺的遵守這一原則，致使文學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貶低和扭曲，也使作品的文學價值得不到保證。而葛洪則意識到了這種觀點存在的問題，發出了振聾發聵的一聲呐喊，將這籠罩千載的黑幕劃破了一個裂口，使人們看到了一絲真正的文學的閃光。漢代風氣，重經術而輕文藝，至曹魏之世，此風始破，曹氏父子，兼擅文學，雅重詩賦，曹丕更著《典論·論文》，從理論上為文學張目，提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觀點，開文學的自覺時代之先河。儒家傳統，重視三立，所謂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曹丕以文章為經國之大業，是將立言著文與立功建業並重，這對於以詩賦為壯夫不為的雕蟲小技來說是一種很大的進步，抬高了文學的地位，但是同文章於事功，對於提高文章自身的藝術價值意義不大，仍有以文學為政治之工具的嫌疑，何況他尚未脫儒者之舊習，還是認為立德重於方言。真正意葛稚川移居圖軸
識到文章自身的價值，將之與德行並重，自晉葛洪始。
葛洪認為，文章的風格和作者的才思不同，不能強求一律。五味舛而並甘，眾色乖而皆麗，（《辭義》）就是說色與味不一，而其甘美則無異。他還在《廣譬》中指出：色不均而皆豔，音不同而鹹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等而悉美。更加明確地闡發了這一思想。他承認美是多元的，文章的藝術風格不同，但其藝術價值無別，所謂春華秋月，各擅勝場，姹紫嫣紅，皆領風騷，即此類也
葛洪在《抱樸子·尚博》中對流行的輕視文學的觀點進行了有力的駁斥。有人認為文章著述不過是騁辭耀藻而已，於事無補，不如德行這樣的不言之教重要，因此聖門四科，德行第一，文學其末，故德行為源，文章為流，德行為本，文章為末，綴文著紙為糟粕餘事，不足為道。葛洪則指出：德行為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以文章為精，以德行為粗，這一主張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葛洪的這一觀點並非故作大言，嘩眾取寵，而是有其根據的。德行雖然也屬於精神範圍，但其高下主要在道德實踐之中體現出來，因此屬於有事，容易判斷，而且雖然人對道德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是在道德標準方麵相對來說還是容易達成共識的，因此優劣易見。文章盡管在內容上表達的也是現實事物，但在形式上純粹屬於精神領域，相對於德行而言，文章的不確定性確實更為突出，其體微妙，難於定規，而且由於眾口難調，在審美方麵的主觀性又使文章高下的標準更加難於統一，因此很難判定一篇文章的藝術價值到底有多大。這種現象古今中外都容易見到，一部作品有人將之捧上天，也有人將其貶入地，往往發表見解的人都是名家，使人一時不知去就。葛洪還對德行為本、文章為末的說法進行了批評，他認為文章之於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他還特意追溯文章的原本意義，將上天垂象、鷹負八卦、龜背六甲、虎炳豹蔚等自然之文與唐堯虞舜之尊稱、文王周公之諡號、孔子所謂鬱鬱乎文哉，吾從周等與聖人有關的人事之文結合起來，說明文與文章的重要性。他認為文之所在，雖賤猶貴，文飾能夠提高事葛洪移居圖
物的價值。這種將文章與天道自然聯係起來的思想至齊梁而大盛，梁簡文帝蕭綱、劉勰等人皆發揚其說，使文的價值被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
“葛公”是後人對東晉著名的道教理論家、醫學家、文學家葛洪的尊稱。葛洪(284-364)，字稚川，自號抱樸子，丹陽句容人(今江蘇省句容縣)，自幼喜好神仙導養之法、跟葛玄的弟子鄭隱學煉丹術。司馬睿任丞相時，葛為屬官，後任諮議、將軍等職。後又因鎮壓石冰領導的農民起義，賜爵關內侯。南海太守鮑方很看重他，把女兒嫁給他，又把自己的學問也傳授給他。後來他辭官不做，遍遊名山，想通過煉丹得到長壽。據《至德縣誌》記載：“晉朝丹陽人葛洪，嚐煉丹於留山”。因此留山上過去有葛仙廟、觀音閣、清和庵、煉丹池、鹿跡石。有詩曰：“策杖尋幽嚐，聲聞水未鍾，山深黃鳥亂，徑轉白雲封。過澗流泉嶺，穿林峭壁空。老僧忻共語，欖外日高春”。“抱樸人何處，靈山跡儼然。鹿知飛白日，石解煉丹田，掛杖層嚴仄，臨池一徑偏。間看雲去住，無外數峰懸”。“丹陽令尹古神仙，騎鹿朝天事惘然。我欲登雲祈室決，遍地膏澤滿周田”。葛洪在留山煉了一段時間丹，又要到別處尋山煉丹，眾人都極力挽留他，可他還是執意走了，此山因此名留山。
葛洪是瑰晉時期著名的道教學者，同時又是一位披著宗教外衣的煉丹術士和醫藥學家，其《抱樸子·內篇》在科技史上為古化學、醫學、養生學等都留下了寶貴的資料。
通過他所記載的煉丹配方、煉丹方法及煉丹經典，後人得以很好地研究化學史問題，這是葛洪對中國古代化學的重要貢獻。同時，葛洪的煉丹過程本身就包含著豐富的化學內容，是近代化學的先驅。例如，《全丹》篇記載“黃帝九鼎神丹”第—丹(丹華)的製作說，煉此丹要以天地交，用玄黃、會同戊鹽，鹵鹽、礬石、壯觀、赤石脂、滑石、胡粉等物合成的六—泥封固起來，用火燒二十六天使成，服此丹華七天使能成仙。其中作玄黃用的是鉛和汞，《黃帝九鼎神經經決》載：“玄黃法，取水銀十斤，鉛二十斤，納鐵器中，猛其下火，鉛與水銀吐其精華……以鐵匙接取，名曰玄黃”。因此，所謂玄黃其實就是鉛汞氧化物的混合物；戊鹽和鹵鹽的主要成分都是氯化鈉，鹵鹽還含有少量硫酸鈉和硫酸鎂；礬石為砷黃鐵；牡蠣殼經過鍛燒，其主要成分為碳酸鈣；滑石的主要成分是矽酸鎂；胡粉即鉛粉，由鉛與醋反應製成；赤石脂的主要成分則是三氧化二鐵。從《內篇》的有關記載中可以看出，當時以葛洪為代表的丹鼎派道士已掌握了相當部分的化學知識，包括(1)鉛的有關化學反應知識，例如，《黃白》說：“鉛件白也，而赤之以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為鉛”即鉛氧化可經變成紅色的鉛丹，鉛丹分解又可變成鉛；(2)汞的有關化學反應知識，《金丹》說：“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還成丹砂”，即丹砂加熱變成水銀，水銀與氧氣反應，又生成被道士們認為是丹砂的紅色氧化汞；(3)砷化物的有關化學反應知識。《黃白》中引黃山子的話說：“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所謂二黃一赤，就是指用雄黃、雌黃和銅製造砷合金的反應，因而黃白實際上就是古代的合金化學；(4)各種礦物的溶解反應知識，例如《對俗》中：“三十六石立化為水，消玉為粘，潰金為漿”的記載等。此外，葛洪用雄黃和硝石、鬆脂、油脂共熱以處理雄黃的實驗還是中國發明火藥的開端。油脂即豬大腸，其與鬆脂炭化後可產生相當於火藥配方中的木炭的作用，雄黃為砷的化合物，含硫，這個配方與明代《火龍經》中記載的早期火藥的成分極為相似，在煉製過程中如果溫度掌握不好，就容易發生爆炸，這種經驗的長期積累，最終導致了火藥的發明。
葛洪還是魏晉時期著名的醫學家，論道、煉丹和行醫是他一生中不可分割的大業。葛洪的醫學理論首先是麵向基層百姓的、其所著《玉函方》及《肘後備急方》，具有取材方便，價格便宜、舉證應驗等特點，具有很高的實用價值，為曆代醫家所重視。
由於以長生成仙為其研醫的最高目標，所以他把金丹術常用的金石藥放在特別重要的位置，《仙藥》說：“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次則明珠，次則雄黃、次則人乙禹餘糧，次則石中黃子，次則石桂，次則石英，次則石腦，次則硫黃，次則石粘。次則曾青，次則柏脂……”此外，葛外還記載了大量的有健身益壽作用的草本藥及其采集服用方法，如襖茯苓、地黃、麥門冬、黃蓮、石韋、楮實、構枸杞、天門冬。甘菊、鬆實、桂、桃膠、胡麻、槐子、遠誌、五味子等。這些記載在中國本草醫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至於他用水銀製劑治療水腫、惡瘡，用青篙汁治療瘧疾等，則更是中醫藥學領域的創見。
葛洪在醫學史上的貢獻還在於，其《肘後備方》對許多疾病作了世界上最早的記載，對某些疾病的症狀、體征、發病機理還作了詳細的記錄和分析，如天花病、恙蟲病、以及結核病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葛洪提出的“以毒攻毒”，用含有狂犬病毒的犬腦預防接種，治療狂犬病的方法是世界上免疫療法的先驅。此外，《肘後備方》中記載的用大小竹片為固定夾，治療下頜關節脫法的方法，顯示了葛洪在外科學方麵也有較高的造詣。
除了醫術以外、葛洪對養生學也很有價究，是中國古代著名的養生學家。他認為，維持人的生命的基本要素是氣和血，人生病主要是氣血虧損所致，所以養生要以不傷氣血為本，葛洪提出了一係列不傷不損的養生之道，其中包括：唾不及遠，行不疾步，目不久視、坐不至久，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不欲晚起，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飲酒當風，不欲廣誌遠願等。
葛洪把古代氣功與養生聯係起來，提倡一種安靜虛無。抱一不舍，修煉丹田元氣的養生功法。他還把導引術當作一種行血氣、通關節的有效方法來提倡，並在古代辟穀、服氣等氣功的基礎上演化出了一種新的氣功功法——龜息法，將引導與吞氣結合起來，通過模仿龜的伸頸俯仰動作，配以唿吸吐納，鍛煉身體，具有明顯的效果。這些理論和方法，在古代氣功學和養生學的發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葛洪對後世的影響很大，他死後不久，便上升到了可與張陵、張衡、張魯相提並論的地位。被後世教徒奉為祖師；至今我國的一些名山勝地還保留著紀念他的建築、碑刻等。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曾在《中國科技史》一書中對葛洪及其《抱樸子·內篇》在科學史上的地位給予了高度評價。
葛洪的《抱樸於》給予了中國道教以鮮明的兩重性格，即一方麵追求個人的超俗解世、長生成仙，另一方麵又追求經世濟俗的社會功效。[.超多好看小說]由於葛洪極力調和神仙道教與儒家的倫理名教的關係，把封建統治階級的意誌注入到了神仙道教之中，把神仙道教變成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士族道教，從而為道教的官方化打下了基礎，但另一方麵，由於他的道教理論比較側重於個人的煉丹修行、限製了道教的社會作用的發揮，所以葛洪的神仙道教也標誌了早期道教的終結。
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國吳時，曆任禦史中丞、吏部尚書等要職，封壽縣侯。其父悌，繼續仕吳。吳亡以後，初以故官仕晉，最後遷邵陵太守，卒於官。葛洪為悌之第三子，頗受其父之嬌寵。年十三，其父去世，從此家道中落，乃“饑寒困瘁，躬執耕穡，承星履草，密勿疇襲。……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常乏紙，每所寫，反複有字，人尠能讀也。”十六歲開始讀《孝經》《論語》《詩》《易》等儒家經典，尤喜“神仙導養之法”。自稱：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以異聞，則以為喜。雖見毀笑，不以為戚。後從鄭隱學煉丹秘術，頗受器重。謂“弟子五十餘人，唯餘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西晉太安元年（302年），其師鄭隱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仙藥之樸，攜葛洪移居圖
入室弟子，東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陽。太安二年，張昌、石冰於揚州起義，大都督秘任洪為將兵都尉，由於鎮壓起義軍有功，遷伏波將軍。事平之後，洪即“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但因“正遇上國大亂（指“八王之亂”——引者注），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在此去留兩難之際，恰逢其故友嵇含為廣州刺史，表請他為參軍，並擔任先遣。葛洪以為可藉此避亂於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為其仇人郭勵所殺，於是滯留廣州多年。深感“榮位勢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足為矣”。乃絕棄世務，銳意於鬆喬之道，服食養性，修習玄靜。遂師事鮑靚，繼修道術，深得鮑靚器重.建興四年（316年），還歸桑梓。東晉開國，念其舊功，賜爵關內侯，食句容二百邑。鹹和（326年～334年）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幹寶又薦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皆固辭不就。及聞交趾產丹砂，求為句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廣州，為刺史鄧嶽所留，乃止於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遊閑養，著作不輟。卒於東晉興寧元年（363年），享年81歲。或雲卒於晉康帝建元元年（343年），享年61歲。
在中國傳統意識中，文學及文章的地位是低下的。在學以致用的實用主義精神影響下，與政治有關的王道治術被放在優先的地位，文章隻是雕蟲小技，微末之道。在道德優先的儒家倫理主義思想影響下，德行為本，文學為末，立德重於立言。在文質關係中，不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堅持樸素的本質優先論，文飾不可先於本質。在道學與文學關係中，文以載道是普遍的意識，言以盡意，文以載道，文章隻是工具而已，道學才是目的。這種傳統觀念至今還是一種主導意識，包括許多文人都自覺不自覺的遵守這一原則，致使文學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貶低和扭曲，也使作品的文學價值得不到保證。而葛洪則意識到了這種觀點存在的問題，發出了振聾發聵的一聲呐喊，將這籠罩千載的黑幕劃破了一個裂口，使人們看到了一絲真正的文學的閃光。漢代風氣，重經術而輕文藝，至曹魏之世，此風始破，曹氏父子，兼擅文學，雅重詩賦，曹丕更著《典論·論文》，從理論上為文學張目，提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觀點，開文學的自覺時代之先河。儒家傳統，重視三立，所謂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曹丕以文章為經國之大業，是將立言著文與立功建業並重，這對於以詩賦為壯夫不為的雕蟲小技來說是一種很大的進步，抬高了文學的地位，但是同文章於事功，對於提高文章自身的藝術價值意義不大，仍有以文學為政治之工具的嫌疑，何況他尚未脫儒者之舊習，還是認為立德重於方言。真正意葛稚川移居圖軸
識到文章自身的價值，將之與德行並重，自晉葛洪始。
葛洪認為，文章的風格和作者的才思不同，不能強求一律。五味舛而並甘，眾色乖而皆麗，（《辭義》）就是說色與味不一，而其甘美則無異。他還在《廣譬》中指出：色不均而皆豔，音不同而鹹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等而悉美。更加明確地闡發了這一思想。他承認美是多元的，文章的藝術風格不同，但其藝術價值無別，所謂春華秋月，各擅勝場，姹紫嫣紅，皆領風騷，即此類也
葛洪在《抱樸子·尚博》中對流行的輕視文學的觀點進行了有力的駁斥。有人認為文章著述不過是騁辭耀藻而已，於事無補，不如德行這樣的不言之教重要，因此聖門四科，德行第一，文學其末，故德行為源，文章為流，德行為本，文章為末，綴文著紙為糟粕餘事，不足為道。葛洪則指出：德行為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以文章為精，以德行為粗，這一主張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葛洪的這一觀點並非故作大言，嘩眾取寵，而是有其根據的。德行雖然也屬於精神範圍，但其高下主要在道德實踐之中體現出來，因此屬於有事，容易判斷，而且雖然人對道德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是在道德標準方麵相對來說還是容易達成共識的，因此優劣易見。文章盡管在內容上表達的也是現實事物，但在形式上純粹屬於精神領域，相對於德行而言，文章的不確定性確實更為突出，其體微妙，難於定規，而且由於眾口難調，在審美方麵的主觀性又使文章高下的標準更加難於統一，因此很難判定一篇文章的藝術價值到底有多大。這種現象古今中外都容易見到，一部作品有人將之捧上天，也有人將其貶入地，往往發表見解的人都是名家，使人一時不知去就。葛洪還對德行為本、文章為末的說法進行了批評，他認為文章之於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他還特意追溯文章的原本意義，將上天垂象、鷹負八卦、龜背六甲、虎炳豹蔚等自然之文與唐堯虞舜之尊稱、文王周公之諡號、孔子所謂鬱鬱乎文哉，吾從周等與聖人有關的人事之文結合起來，說明文與文章的重要性。他認為文之所在，雖賤猶貴，文飾能夠提高事葛洪移居圖
物的價值。這種將文章與天道自然聯係起來的思想至齊梁而大盛，梁簡文帝蕭綱、劉勰等人皆發揚其說，使文的價值被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
“葛公”是後人對東晉著名的道教理論家、醫學家、文學家葛洪的尊稱。葛洪(284-364)，字稚川，自號抱樸子，丹陽句容人(今江蘇省句容縣)，自幼喜好神仙導養之法、跟葛玄的弟子鄭隱學煉丹術。司馬睿任丞相時，葛為屬官，後任諮議、將軍等職。後又因鎮壓石冰領導的農民起義，賜爵關內侯。南海太守鮑方很看重他，把女兒嫁給他，又把自己的學問也傳授給他。後來他辭官不做，遍遊名山，想通過煉丹得到長壽。據《至德縣誌》記載：“晉朝丹陽人葛洪，嚐煉丹於留山”。因此留山上過去有葛仙廟、觀音閣、清和庵、煉丹池、鹿跡石。有詩曰：“策杖尋幽嚐，聲聞水未鍾，山深黃鳥亂，徑轉白雲封。過澗流泉嶺，穿林峭壁空。老僧忻共語，欖外日高春”。“抱樸人何處，靈山跡儼然。鹿知飛白日，石解煉丹田，掛杖層嚴仄，臨池一徑偏。間看雲去住，無外數峰懸”。“丹陽令尹古神仙，騎鹿朝天事惘然。我欲登雲祈室決，遍地膏澤滿周田”。葛洪在留山煉了一段時間丹，又要到別處尋山煉丹，眾人都極力挽留他，可他還是執意走了，此山因此名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