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濤踉踉蹌蹌的走進自己的房間，覺得身子軟得像麵條，腦子裏昏昏糊糊，燈也不拉，澡也不洗，黑暗裏摸到了床，咚的一聲倒下去，眼皮一合，就不知今夕何夕，己身何身了。
付書記卻睡不著。
陳校長也難以入眠。
他們倆擠在一張木床上，你睡這頭，我睡那頭；一個在這頭輾轉不已，一個在那頭翻來覆去；把一張木床弄得一夜吱吱呀呀響個不停。
付書記在想：鄉鎮幹部這年頭好難當啊，要麵對縣上的領導，又要麵對群眾，常常弄得兩頭不討好……
陳校長在想：教育好像有點不對了。外部的、內部的問題逼人而來，讓你不知如何應付……胡思亂想到天亮，就從床上爬起來，坐著，揉揉雙眼，覺得兩眼發脹，渾身無力。見那頭的付書記咳了一聲，就說：“付書記，你昨夜也沒休息好吧？”付書記直爽地說：“哪裏合得眼？許多問題讓我想了一夜，越想越糊塗，眼睛就一直睜到了天亮。”說著從床上爬起，坐著，揉揉雙眼，覺得雙眼發疼，身子也發軟，說：“陳校長你還不是和我一樣，也想呀想的，最後還是愈想愈茫然，愈痛苦，是不是？”陳校長苦笑了一下，說：“我一直在想江濤太不像話，太傷領導的威望了，我覺得江濤、我、我們大家都對不起你……我想今天早上再開個教師會，把有些問題講清楚一下，或許可以挽迴一些影響，讓全體老師吸取教訓，受點教育。”付書記平淡地說：“也好。不過個人的聲譽算不得什麽，也不存在教訓不教訓的問題，大家有個理解就行了。好吧，開會時也再讓我講幾句實話，把心裏的東西掏出來吹吹風，曬曬太陽，未必不是好事。”
於是又開會。除江濤之外都到了會。曉霞也來了。老是開會，她有點煩。老陳說：“我們昨晚的會沒開出名堂來，江濤老師把會場給擾亂了，也把我的心情弄煩了，所以我宣布散了會，但問題總該有個結果，今晨再把大家召集攏來，我講兩個意思：一是江濤的問題是嚴重的，借酒發瘋，胡言亂語，汙蔑領導，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造成了惡劣的影響。若是文革期間，輕則批鬥，重則坐牢。現在言論自由，黨實行的是寬鬆政策，不治他的罪，但處理還是要的，當然他家裏負擔重，又慣於胡思亂想，也不至於把他一棍子打死，但檢查還是要作的。在此，我代表江濤，也代表校委會和全體教師向付書記作個檢討，並請他老人家多多諒解。同誌們要吸取教訓，切切不可效法。二是教育附加費還是要下鄉去收，上級有指示，不收行嗎？是下級服從上級，又不是上級服從下級。思想不通，組織服從嘛，這是原則，沒有什麽價錢可講的。去不去收是態度問題，能不能收上來是能力問題。當然我們不是以收稅收費為職業的，但鑒於幹群關係惡化，鎮政府派人下去費九牛二虎之力還是收不上，我們不去收，誰收？不下去收，工資就無法到位，日子就無法過，這問題不是和尚頭上虱子——明擺著麽？……就算我們為鎮政府做工作，也是應該的，鎮政府就沒有為我們辦事麽？今後我們的工作還需要鎮上的大力的支持啊！”
曉霞覺得老陳到底是老校長，能委曲求全。
付書記接著說：“昨晚開會，江老師喝了點酒，醉了，酒話就鋪天蓋地而來，而我也缺乏應有的冷靜，結果弄成了僵局，責任主要在我，不全怪江老師，要允許有不同的看法，要允許人家發發牢騷講講怪話，要允許別人的認識有一個過程。所以，我個人的意見是，不應對江老師作任何處分，頂多找找他談談心，提高一下認識就行了。不過我想，江老師的意見不僅是他個人的，很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代表了許多老師的看法。這說明老師們與我們鎮政府的同誌缺乏一種應有的理解。我講啊，現在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單位都有一本難念的經，你們學校這本經愈來愈難念了，我們鎮政府也步履艱難。我們之所以處在一種尷尬的境地，至少與十種情況有關：首先是財稅任務同當地的經濟發展或者說同稅源很不相適應。縣上不管你經濟發展狀態如何，總是硬性下達財稅任務，且每年按20%遞增，你完不成也得完成。大家知道我們這裏實際上是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相當緩慢，鄉鎮企業全垮了。下達的財稅任務，隻有往老百姓頭上壓。向上頭反映也白反映，向下壓群眾，當然有意見。第二，現在上頭的各種培訓繁多，所花的培訓費數量大，但根據文件又要報銷，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我們的機構本來就很龐大了，我們的官人本來就夠多了，奇怪的是我們還在培訓幹部，比如今年縣黨校培訓村幹部，各村所花費用就是五六千元，誰出？還不是村裏的老百姓。第三，上級各部門往基層壓書刊雜誌，黨報黨刊固然要訂，還有人大的、政協的、人事部門、公安法院、體育科技、稅務交通各行各業都強迫或半強迫你訂閱，去年壓下來的報紙雜誌費就是五六十萬，平均每個村民七八元，而且，農民出了錢訂，郵電部門十有九沒將報刊送到他們手裏去，怎怪農民有想法呢？第四，政法部門、稅務部門的隊伍建設跟不上形勢，他們的個體素質和整體素質都很成問題。收稅收費，正如江老師所說，應是稅務部門的事，可他們收不了，就往我們的頭上壓，社會治安，應是政法部門的事，可我們的公安派出所隻抓兇殺案件和賭博，為部門經濟利益所驅動，到處罰款，罰了款就萬事大吉，而他們不少應做的事推到我們鎮幹部身上……還有許許多多，不說不知道，說了嚇一跳，我們與群眾關係搞得這麽僵，有我們鎮幹部本身的問題，但也有些是來自上頭，來自舊體製。講起這些，無非是希望老師們設身處地為我們想想，不要跟著群眾把我們說得一無是處。江老師把我說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如果他處在我的位置，或許他並不會比我幹淨，許多違心的話他也會說，許多違心的事他也會去做，人在官場，身不由己呀……所以我希望老師們對我們鎮幹部多一份理解吧……這比什麽都重要！”
老師們這一迴是靜靜的聽著的，覺得付書記說的是實話，心漸漸的有些鬆動，說：“其實當鎮幹部也挺不容易的……”
曉霞想：江老師要是聽了這番話，也許不會那樣言辭尖刻了。
但曉霞沒有想到，三天後，縣教育局長來找酒鬼算賬來了。
付書記卻睡不著。
陳校長也難以入眠。
他們倆擠在一張木床上，你睡這頭，我睡那頭；一個在這頭輾轉不已，一個在那頭翻來覆去；把一張木床弄得一夜吱吱呀呀響個不停。
付書記在想：鄉鎮幹部這年頭好難當啊，要麵對縣上的領導，又要麵對群眾，常常弄得兩頭不討好……
陳校長在想：教育好像有點不對了。外部的、內部的問題逼人而來，讓你不知如何應付……胡思亂想到天亮，就從床上爬起來，坐著，揉揉雙眼，覺得兩眼發脹，渾身無力。見那頭的付書記咳了一聲，就說：“付書記，你昨夜也沒休息好吧？”付書記直爽地說：“哪裏合得眼？許多問題讓我想了一夜，越想越糊塗，眼睛就一直睜到了天亮。”說著從床上爬起，坐著，揉揉雙眼，覺得雙眼發疼，身子也發軟，說：“陳校長你還不是和我一樣，也想呀想的，最後還是愈想愈茫然，愈痛苦，是不是？”陳校長苦笑了一下，說：“我一直在想江濤太不像話，太傷領導的威望了，我覺得江濤、我、我們大家都對不起你……我想今天早上再開個教師會，把有些問題講清楚一下，或許可以挽迴一些影響，讓全體老師吸取教訓，受點教育。”付書記平淡地說：“也好。不過個人的聲譽算不得什麽，也不存在教訓不教訓的問題，大家有個理解就行了。好吧，開會時也再讓我講幾句實話，把心裏的東西掏出來吹吹風，曬曬太陽，未必不是好事。”
於是又開會。除江濤之外都到了會。曉霞也來了。老是開會，她有點煩。老陳說：“我們昨晚的會沒開出名堂來，江濤老師把會場給擾亂了，也把我的心情弄煩了，所以我宣布散了會，但問題總該有個結果，今晨再把大家召集攏來，我講兩個意思：一是江濤的問題是嚴重的，借酒發瘋，胡言亂語，汙蔑領導，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造成了惡劣的影響。若是文革期間，輕則批鬥，重則坐牢。現在言論自由，黨實行的是寬鬆政策，不治他的罪，但處理還是要的，當然他家裏負擔重，又慣於胡思亂想，也不至於把他一棍子打死，但檢查還是要作的。在此，我代表江濤，也代表校委會和全體教師向付書記作個檢討，並請他老人家多多諒解。同誌們要吸取教訓，切切不可效法。二是教育附加費還是要下鄉去收，上級有指示，不收行嗎？是下級服從上級，又不是上級服從下級。思想不通，組織服從嘛，這是原則，沒有什麽價錢可講的。去不去收是態度問題，能不能收上來是能力問題。當然我們不是以收稅收費為職業的，但鑒於幹群關係惡化，鎮政府派人下去費九牛二虎之力還是收不上，我們不去收，誰收？不下去收，工資就無法到位，日子就無法過，這問題不是和尚頭上虱子——明擺著麽？……就算我們為鎮政府做工作，也是應該的，鎮政府就沒有為我們辦事麽？今後我們的工作還需要鎮上的大力的支持啊！”
曉霞覺得老陳到底是老校長，能委曲求全。
付書記接著說：“昨晚開會，江老師喝了點酒，醉了，酒話就鋪天蓋地而來，而我也缺乏應有的冷靜，結果弄成了僵局，責任主要在我，不全怪江老師，要允許有不同的看法，要允許人家發發牢騷講講怪話，要允許別人的認識有一個過程。所以，我個人的意見是，不應對江老師作任何處分，頂多找找他談談心，提高一下認識就行了。不過我想，江老師的意見不僅是他個人的，很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代表了許多老師的看法。這說明老師們與我們鎮政府的同誌缺乏一種應有的理解。我講啊，現在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單位都有一本難念的經，你們學校這本經愈來愈難念了，我們鎮政府也步履艱難。我們之所以處在一種尷尬的境地，至少與十種情況有關：首先是財稅任務同當地的經濟發展或者說同稅源很不相適應。縣上不管你經濟發展狀態如何，總是硬性下達財稅任務，且每年按20%遞增，你完不成也得完成。大家知道我們這裏實際上是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相當緩慢，鄉鎮企業全垮了。下達的財稅任務，隻有往老百姓頭上壓。向上頭反映也白反映，向下壓群眾，當然有意見。第二，現在上頭的各種培訓繁多，所花的培訓費數量大，但根據文件又要報銷，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我們的機構本來就很龐大了，我們的官人本來就夠多了，奇怪的是我們還在培訓幹部，比如今年縣黨校培訓村幹部，各村所花費用就是五六千元，誰出？還不是村裏的老百姓。第三，上級各部門往基層壓書刊雜誌，黨報黨刊固然要訂，還有人大的、政協的、人事部門、公安法院、體育科技、稅務交通各行各業都強迫或半強迫你訂閱，去年壓下來的報紙雜誌費就是五六十萬，平均每個村民七八元，而且，農民出了錢訂，郵電部門十有九沒將報刊送到他們手裏去，怎怪農民有想法呢？第四，政法部門、稅務部門的隊伍建設跟不上形勢，他們的個體素質和整體素質都很成問題。收稅收費，正如江老師所說，應是稅務部門的事，可他們收不了，就往我們的頭上壓，社會治安，應是政法部門的事，可我們的公安派出所隻抓兇殺案件和賭博，為部門經濟利益所驅動，到處罰款，罰了款就萬事大吉，而他們不少應做的事推到我們鎮幹部身上……還有許許多多，不說不知道，說了嚇一跳，我們與群眾關係搞得這麽僵，有我們鎮幹部本身的問題，但也有些是來自上頭，來自舊體製。講起這些，無非是希望老師們設身處地為我們想想，不要跟著群眾把我們說得一無是處。江老師把我說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如果他處在我的位置，或許他並不會比我幹淨，許多違心的話他也會說，許多違心的事他也會去做，人在官場，身不由己呀……所以我希望老師們對我們鎮幹部多一份理解吧……這比什麽都重要！”
老師們這一迴是靜靜的聽著的，覺得付書記說的是實話，心漸漸的有些鬆動，說：“其實當鎮幹部也挺不容易的……”
曉霞想：江老師要是聽了這番話，也許不會那樣言辭尖刻了。
但曉霞沒有想到，三天後，縣教育局長來找酒鬼算賬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