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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的日本人認為，這是日本在戰爭中最為愚蠢的戰略失誤。沒有任何退路的國民政府在1月19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上迅速刊出蔣介石對日本近衛文聲明的反應，措辭強烈地表明了中國將繼續抗日的立場：“中國政府於任何情形之下，必用全力以維護中國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複和平辦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絕非中國所能接受，同時，在日本占領區域內，如有任何非法組織篡竊政權者，不論對內對外，當然絕對無效。”對於日軍而言，戰爭的接連勝利進一步激發了軍隊對中國的蔑視和對武力的狂熱。
早在日軍占領南京後，日本大本營就開始研究所謂
“攻占漢口作戰”。日軍參謀本部情報部對於攻占武漢的建議是:從曆史看，隻要攻占武漢，就能支配中國，通過武漢會戰，可以做到以武力解決中國事變大半的目的，隻要控製了武漢，即可以把蔣政權逐出中原，
“使蔣政權降為地方政權”。1938年5月徐州會戰一結束，日本方麵即決定於當年秋季進行
“漢口作戰”：所有在中國大陸作戰的部隊停止迴國調動，國內繼續動員增兵40萬人，並拿出32.5億日元的作戰費用預算。
日軍規模龐大的
“漢口會戰”的另一個目的，正如日本天皇裕仁在武漢會戰前的禦前會議上所說，為了給國民政府最後致命的一擊，迫使中國投降，不願再見到
“帝國雄獅百萬受製於中國”。為此，日本
“陸軍為漢口作戰傾注了全力，沒有應變之餘力”。日本大本營陸軍部文件這樣記載。
據戰後發現日軍文件證明，連日本本土僅留的一個近衛師團，也待命隨時增援武漢大戰。
“中國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壓迫到最後限度。”蔣介石由此在中央廣播電台發表講話，誓言
“中國軍隊為了民族之生存，決心在武漢地區與日軍決一死戰”。國民政府調集全部海空軍以及陸軍120個師總兵力約110萬人，蔣介石親自坐鎮武漢直接指揮。
然而與淞滬、南京會戰不同的是，蔣介石在1938年2月發表的《抗戰必勝的條件與要素》中稱:
“這次抗戰，是以廣大的土地來和敵人決勝負;是以眾多的人口來和敵人決生死。……我們現在與敵人打仗，就要爭時間。我們就是要以長久的時間來固守廣大的空間，要以廣大的空間來延長抗戰的時間，來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最後的勝利。”淞滬和南京的教訓：“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1937年底，在淞滬會戰、南京會戰結束後，日軍連下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中國核心城市，占領中國政治經濟最為重要的華北、華東要地，之後又占領山東半島。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後，國民政府於11月20日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宣布遷都重慶。
但政府的軍政機關卻並沒有立即西遷入川，而是先轉移到武漢，使得武漢成為當時事實上的戰時首都。
自從華北和華東的眾多大城市淪陷後，武漢已經成為中國為數不多的尚未淪陷的大型城市。
在上海和南京失守後，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多次與德國軍事顧問研究有關防守武漢的決策問題。
在淞滬、南京和徐州一係列規模巨大的對日會戰中，國民政府的作戰方式都是依托堅固工事下的防守，以至於日本人為了讓中國軍事失去德國的支援，聲稱
“此次事變名為中日之戰，實為日本人與德國打仗”。在德國顧問的幫助下，國民政府在武漢周邊開始修建作戰工事，然而淞滬和南京會戰，國民**軍單純通過陣地進行防守遭致的慘痛教訓，讓一些曆經戰火的國民**軍軍人產生了不同以往的想法。
國民政府第54軍參謀長郭汝瑰少將就表示，在武漢背水列陣
“全不吸取南京保衛戰的教訓”。如果再依照淞滬和南京的作戰模式，聚集重兵於背水，
“一旦環形防線被突破，幾十個師都有被壓迫於水際而被殲滅的危險”。
在由陸軍上將陳誠主持的武漢衛戍司令部召開的高級將領軍事作戰會議上，郭汝瑰認為，
“武漢會戰應置主力於外圍，首先利用幕布山脈和大筆山脈的有利地形與敵作戰，以空間換時間”。
而當敵人接近武漢外圍時，中國軍隊在撤離武漢後，依然可以利用武漢的外圍山脈險阻與敵人周旋。
國民革命軍作戰核心，就是
“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此時的蔣介石在吸取了淞滬、徐州會戰的教訓，聽取了中共方麵以及國民黨內部許多將領的意見後，終於改變了以往死守一城一地的戰略。
由蔣介石批準的《對武漢附近作戰之意見》指出：“武漢近郊尤以江北方麵之無險可守盡人皆知，更以中隔大將外雜湖沼，尤非久戰之地，故欲確保武漢，則應戰於武漢之遠方，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是為上策。”否則再按照南京的作戰模式，則武漢
“僅一片焦土而已……”就在武漢會戰即將開始的時候，中原大地已經變成一片澤國。
1938年4月，日本大本營陸軍部曾計劃，以一個軍自鄭州沿平漢線南下，以一個軍自南京沿長江西進，從北麵和東麵分兩路夾攻武漢。
後來考慮到兩軍戰場過遠，不便於統一指揮，決定以主力第2軍沿淮河西進大別山北麓，占領信陽後轉平漢線南下，進攻漢口。
當1938年初徐州淪陷後,國民**軍本來仍在頑強抵抗。然而當國民**軍名將薛嶽以13個師共15萬部隊將日軍土肥原師團兩萬人合圍時，卻因為蔣介石嫡係桂永清放棄蘭封而功虧一簣。
以至於蔣介石自己在致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的信中稱，蘭封戰役
“在戰史上亦為一千古笑柄”。蘭封後的6月6日，日軍攻克開封。此時如果日軍大舉西進，不但將切斷平漢鐵路，南麵威脅武漢，還極有可能西攻洛陽漢中，威脅到中國的大後方。
當年的蒙古軍隊正是先行攻掠四川，從西南大迂迴再向東南沿海進攻，從而滅了南宋王朝。
麵對這一巨大危險，第一戰區的國民**軍卻已經沒有力量抵禦日本的攻擊。
6月11日，蔣介石采納了第一戰區參謀長晏勳甫的建議，挖開花園口黃河大堤。
早在1935年晏勳甫在武漢行營任職時，曾根據
“焦土抗戰”的理論製定過
“以水當兵”的計劃。在迫不得已之時，通過黃河水將敵人隔絕在豫東，使之在短期內無法加速前進，同時也能避免將中原古城鄭州變為戰場。
花園口決堤之時恰逢黃河上遊的雨季。這一
“焦土抗戰”的行為，以衝毀140萬民房、淹沒近2000萬畝耕地、80萬人死亡、上千萬人流離失所、在中原地帶造成連年災荒的黃泛區的慘重代價，使河南皖北5萬多平方公裏的地區淪為一片沼澤，阻止機械化日軍的行動，迫使日軍無法利用淮河西進、利用平漢線南下。
日軍由此不得不放棄以主力沿淮河西進大別山的計劃，改為以主力沿長江兩岸向武漢推進。
國民**軍借此喘息之機調整了防線，以第一、第三、第五戰區的部分兵力和第九戰區的全部兵力，計130多個師，約120萬人，圍繞武漢為核心，構成一條穿越豫、鄂、皖、贛4省，防禦正麵達1300餘公裏的巨大防線。
6月11日，日本海軍通告駐漢口各國領事，稱溯江進攻武漢的作戰已經開始。
當岡村寧次指揮的第11軍占領九江後伺機攻取南昌。他麵臨的對手是國民黨名將薛嶽。
薛嶽根據日軍動向作出了
“北守西攻”的部署，依托廬山天險，對日軍南下進攻展開激烈的抵抗。
一名進攻南潯路的日軍在日記上這樣記載當時戰況：“幾次進攻中，廬山上的迫擊炮彈如雨點般從天而降，皇軍大受威脅，死傷可怕。”日本著名作家石川達三在《武漢作戰》中這樣描繪中國軍人的抵抗:
“占領星子後，不停頓地連續戰鬥了30多天，戰線僅僅推進了2公裏半。而且，即使占領了西孤嶺，前方仍然聳立著全輪峰、硝爪船等高大的群山。這些山峰上的敵人炮兵，每天都居高臨下地實施準確地射擊，連在火線後方進行飯後雜談的記者們也遭到迫擊炮的轟擊。炸裂的彈片擊傷了三位記者，他們的衣服上浸滿了紅黑色的血。”另一個日軍士兵則在寄給妻子的信中寫道：“廬山是支那名勝之地，‘不見廬山真麵目?39;，名不虛傳。我師團在此遭到支那軍精銳部隊的堅決抵抗，前所未有的激戰，中隊、小隊長死亡很多，戰鬥仍在艱苦進行，與家人團聚的希望很小。”在中國軍隊的誓死抵抗下，日軍第101師團第101聯隊被中國軍隊全殲，師團長伊東政喜中將也中炮負傷。
戰後的日本人認為，這是日本在戰爭中最為愚蠢的戰略失誤。沒有任何退路的國民政府在1月19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上迅速刊出蔣介石對日本近衛文聲明的反應，措辭強烈地表明了中國將繼續抗日的立場：“中國政府於任何情形之下，必用全力以維護中國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複和平辦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絕非中國所能接受，同時，在日本占領區域內，如有任何非法組織篡竊政權者，不論對內對外，當然絕對無效。”對於日軍而言，戰爭的接連勝利進一步激發了軍隊對中國的蔑視和對武力的狂熱。
早在日軍占領南京後，日本大本營就開始研究所謂
“攻占漢口作戰”。日軍參謀本部情報部對於攻占武漢的建議是:從曆史看，隻要攻占武漢，就能支配中國，通過武漢會戰，可以做到以武力解決中國事變大半的目的，隻要控製了武漢，即可以把蔣政權逐出中原，
“使蔣政權降為地方政權”。1938年5月徐州會戰一結束，日本方麵即決定於當年秋季進行
“漢口作戰”：所有在中國大陸作戰的部隊停止迴國調動，國內繼續動員增兵40萬人，並拿出32.5億日元的作戰費用預算。
日軍規模龐大的
“漢口會戰”的另一個目的，正如日本天皇裕仁在武漢會戰前的禦前會議上所說，為了給國民政府最後致命的一擊，迫使中國投降，不願再見到
“帝國雄獅百萬受製於中國”。為此，日本
“陸軍為漢口作戰傾注了全力，沒有應變之餘力”。日本大本營陸軍部文件這樣記載。
據戰後發現日軍文件證明，連日本本土僅留的一個近衛師團，也待命隨時增援武漢大戰。
“中國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壓迫到最後限度。”蔣介石由此在中央廣播電台發表講話，誓言
“中國軍隊為了民族之生存，決心在武漢地區與日軍決一死戰”。國民政府調集全部海空軍以及陸軍120個師總兵力約110萬人，蔣介石親自坐鎮武漢直接指揮。
然而與淞滬、南京會戰不同的是，蔣介石在1938年2月發表的《抗戰必勝的條件與要素》中稱:
“這次抗戰，是以廣大的土地來和敵人決勝負;是以眾多的人口來和敵人決生死。……我們現在與敵人打仗，就要爭時間。我們就是要以長久的時間來固守廣大的空間，要以廣大的空間來延長抗戰的時間，來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最後的勝利。”淞滬和南京的教訓：“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1937年底，在淞滬會戰、南京會戰結束後，日軍連下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中國核心城市，占領中國政治經濟最為重要的華北、華東要地，之後又占領山東半島。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後，國民政府於11月20日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宣布遷都重慶。
但政府的軍政機關卻並沒有立即西遷入川，而是先轉移到武漢，使得武漢成為當時事實上的戰時首都。
自從華北和華東的眾多大城市淪陷後，武漢已經成為中國為數不多的尚未淪陷的大型城市。
在上海和南京失守後，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多次與德國軍事顧問研究有關防守武漢的決策問題。
在淞滬、南京和徐州一係列規模巨大的對日會戰中，國民政府的作戰方式都是依托堅固工事下的防守，以至於日本人為了讓中國軍事失去德國的支援，聲稱
“此次事變名為中日之戰，實為日本人與德國打仗”。在德國顧問的幫助下，國民政府在武漢周邊開始修建作戰工事，然而淞滬和南京會戰，國民**軍單純通過陣地進行防守遭致的慘痛教訓，讓一些曆經戰火的國民**軍軍人產生了不同以往的想法。
國民政府第54軍參謀長郭汝瑰少將就表示，在武漢背水列陣
“全不吸取南京保衛戰的教訓”。如果再依照淞滬和南京的作戰模式，聚集重兵於背水，
“一旦環形防線被突破，幾十個師都有被壓迫於水際而被殲滅的危險”。
在由陸軍上將陳誠主持的武漢衛戍司令部召開的高級將領軍事作戰會議上，郭汝瑰認為，
“武漢會戰應置主力於外圍，首先利用幕布山脈和大筆山脈的有利地形與敵作戰，以空間換時間”。
而當敵人接近武漢外圍時，中國軍隊在撤離武漢後，依然可以利用武漢的外圍山脈險阻與敵人周旋。
國民革命軍作戰核心，就是
“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此時的蔣介石在吸取了淞滬、徐州會戰的教訓，聽取了中共方麵以及國民黨內部許多將領的意見後，終於改變了以往死守一城一地的戰略。
由蔣介石批準的《對武漢附近作戰之意見》指出：“武漢近郊尤以江北方麵之無險可守盡人皆知，更以中隔大將外雜湖沼，尤非久戰之地，故欲確保武漢，則應戰於武漢之遠方，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是為上策。”否則再按照南京的作戰模式，則武漢
“僅一片焦土而已……”就在武漢會戰即將開始的時候，中原大地已經變成一片澤國。
1938年4月，日本大本營陸軍部曾計劃，以一個軍自鄭州沿平漢線南下，以一個軍自南京沿長江西進，從北麵和東麵分兩路夾攻武漢。
後來考慮到兩軍戰場過遠，不便於統一指揮，決定以主力第2軍沿淮河西進大別山北麓，占領信陽後轉平漢線南下，進攻漢口。
當1938年初徐州淪陷後,國民**軍本來仍在頑強抵抗。然而當國民**軍名將薛嶽以13個師共15萬部隊將日軍土肥原師團兩萬人合圍時，卻因為蔣介石嫡係桂永清放棄蘭封而功虧一簣。
以至於蔣介石自己在致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的信中稱，蘭封戰役
“在戰史上亦為一千古笑柄”。蘭封後的6月6日，日軍攻克開封。此時如果日軍大舉西進，不但將切斷平漢鐵路，南麵威脅武漢，還極有可能西攻洛陽漢中，威脅到中國的大後方。
當年的蒙古軍隊正是先行攻掠四川，從西南大迂迴再向東南沿海進攻，從而滅了南宋王朝。
麵對這一巨大危險，第一戰區的國民**軍卻已經沒有力量抵禦日本的攻擊。
6月11日，蔣介石采納了第一戰區參謀長晏勳甫的建議，挖開花園口黃河大堤。
早在1935年晏勳甫在武漢行營任職時，曾根據
“焦土抗戰”的理論製定過
“以水當兵”的計劃。在迫不得已之時，通過黃河水將敵人隔絕在豫東，使之在短期內無法加速前進，同時也能避免將中原古城鄭州變為戰場。
花園口決堤之時恰逢黃河上遊的雨季。這一
“焦土抗戰”的行為，以衝毀140萬民房、淹沒近2000萬畝耕地、80萬人死亡、上千萬人流離失所、在中原地帶造成連年災荒的黃泛區的慘重代價，使河南皖北5萬多平方公裏的地區淪為一片沼澤，阻止機械化日軍的行動，迫使日軍無法利用淮河西進、利用平漢線南下。
日軍由此不得不放棄以主力沿淮河西進大別山的計劃，改為以主力沿長江兩岸向武漢推進。
國民**軍借此喘息之機調整了防線，以第一、第三、第五戰區的部分兵力和第九戰區的全部兵力，計130多個師，約120萬人，圍繞武漢為核心，構成一條穿越豫、鄂、皖、贛4省，防禦正麵達1300餘公裏的巨大防線。
6月11日，日本海軍通告駐漢口各國領事，稱溯江進攻武漢的作戰已經開始。
當岡村寧次指揮的第11軍占領九江後伺機攻取南昌。他麵臨的對手是國民黨名將薛嶽。
薛嶽根據日軍動向作出了
“北守西攻”的部署，依托廬山天險，對日軍南下進攻展開激烈的抵抗。
一名進攻南潯路的日軍在日記上這樣記載當時戰況：“幾次進攻中，廬山上的迫擊炮彈如雨點般從天而降，皇軍大受威脅，死傷可怕。”日本著名作家石川達三在《武漢作戰》中這樣描繪中國軍人的抵抗:
“占領星子後，不停頓地連續戰鬥了30多天，戰線僅僅推進了2公裏半。而且，即使占領了西孤嶺，前方仍然聳立著全輪峰、硝爪船等高大的群山。這些山峰上的敵人炮兵，每天都居高臨下地實施準確地射擊，連在火線後方進行飯後雜談的記者們也遭到迫擊炮的轟擊。炸裂的彈片擊傷了三位記者，他們的衣服上浸滿了紅黑色的血。”另一個日軍士兵則在寄給妻子的信中寫道：“廬山是支那名勝之地，‘不見廬山真麵目?39;，名不虛傳。我師團在此遭到支那軍精銳部隊的堅決抵抗，前所未有的激戰，中隊、小隊長死亡很多，戰鬥仍在艱苦進行，與家人團聚的希望很小。”在中國軍隊的誓死抵抗下，日軍第101師團第101聯隊被中國軍隊全殲，師團長伊東政喜中將也中炮負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