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乾實在不敢想像，如果自己沒有官身和世家雙重保護，變成一戶一滴汗水摔八瓣的自耕農，現在恐怕早就被官吏吃的連骨頭渣都不會剩下。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安史之亂前的唐朝的確是封建王朝中少有的盛世，每鬥米不過十文上下，兩京鬥米也不過二十文（長安和洛陽兩地），麵粉三十文，絹一匹二百多文，糧食布帛產量豐富，道路暢通，物價低廉，行旅安全，商業繁茂。
唐朝一鬥米的重量約有現在的6.25公斤，而唐朝的一兩白銀相當於現在42克，按照現代國際市場白銀的價格取整計算42*6=252元人民幣，唐朝一兩白銀以一千文計算，一文大致就相當於0.25元人民幣，十文錢也就是2.5元人民幣，購買6.25公斤米，0.4元就可以買到1公斤米，簡直便宜的讓人吃驚！
如果一個月收入3000元的人穿越到盛唐時期，用工資可以買到7500公斤米，這些糧食拉迴到現代，按照每公斤5元計算，相當於37500元，整整翻了十倍以上，想不發財都難。
當然這樣的計算有一個小小的問題，也就是普通唐人的收入？
但是不要忘記了，安史之亂很快就要爆發！
唐代的糧價一直起起落落，《新唐書》卷51《食貨誌》說：“貞觀初……絹一匹，易米一鬥”。也就是說，在唐太宗貞觀初年，用一匹絹，才能換到一鬥米。說明那時候的大米還是很貴的。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93曰：“是歲（貞觀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鹹歸鄉裏，米鬥不過三四錢”。也就是說，太宗貞觀四年，天下大豐收了，流落到外鄉的人都迴歸家鄉，一鬥米的價格才有三四文錢。
《新唐書》卷79《魏徵傳》裏也說：“帝（太宗）即位四年……米鬥三錢”。到唐高宗永淳元年，由於大唐王朝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麵的諸多原因，再加上天災人禍，大米的價格一下子比太宗貞觀時期飛漲了百倍，甚至還出現了人吃人的慘象！
如《資治通鑒》卷203記載：“上以關中饑饉，米鬥三百，將幸東都”。“關中先水，後旱蝗，繼以疾疫，米鬥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於路，人相食”。到唐中宗時，雖然米價比貞觀時貴了幾十倍，但比起高宗遇到饑荒的年間還是要好多了：《資治通鑒》卷209記載：“是歲（景龍三年）關中饑，米鬥百錢”。
到唐玄宗的“開元盛世”時，物價又下落了很多：《資治通鑒》卷212說：“是歲（開元十三年）東都鬥米十五錢”。到天寶年間，物價更是便宜：《新唐書》卷51《食貨誌》：“是時（天寶五年）海內富實，米鬥之價錢十三，青齊間鬥才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青齊間”說的是當時山東青州、齊州一帶的米價，說明地區間的物價差異還是比較大的，有幾倍的價差。
可惜唐朝盛世的好景不長，由於唐玄宗後期沉溺於酒色，不理朝政，重用奸臣，放任地方節度使胡作非為，終於導致了“安史之亂”。從此曾經輝煌於世界的大唐王朝開始走上了下坡路，物價也是一路飆升。看下麵這個記載：《舊唐書》卷114《魯靈傳》說：“靈收合殘卒，保南陽郡。為賊所圍。……偽將（武）令均等攻之，累月不能克。……靈城中食盡，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斟至四五十千，有價無米”。被安史叛軍團團圍困的城中，米價漲到了四五萬一鬥，而且還有價無市。也就是說，就算是拿四五十兩白花花的銀子，想買一鬥米也買不到。這個價格，比起貞觀年間上漲了10000倍！比起開元年間也上漲了2600多倍。
簡直就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的差別了！安史之亂以後的官方物價記錄是：公元766年，一鬥米830文錢，一匹絹為3500文；公元780年，一鬥米200文，一匹絹為3500文；公元820年左右，一鬥米50文，一匹絹為800文。再往後的米價，基本就在1000文上下徘徊了。
相當於用現在的四十元買一公斤大米，當然是很貴了。這樣的物價水平，已經是民不聊生了，正好昭示了大唐王朝正在一步步走向滅亡。
不管怎麽說，盛唐時期的物價是低廉而穩定，物產豐富、物美價廉，一切看上去都是那麽的美妙和諧。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場動搖盛唐根基的暴風雨正在醞釀中……。
先知先覺的甄乾當然沒有閑著，暗中積極籌劃著安身保命大計，一車車糧食悄悄的運進了仙台村，藏在了大山深處。
不管在什麽時候，蓄意的囤積糧食都是重罪，甄乾在恆州附近有自己的糧行酒樓做掩護，這一切自然不會被人發現。
糧行、酒樓、糧油加工廠都是最好的掩護，盛唐時期的土地兼並也為甄乾提供了保護傘，幾千畝的土地一年可以產出上萬石的糧食，甄乾就像一隻辛勤的土撥鼠，不停的往洞穴中搬運糧食。
這一切當然都是在有計劃的預謀下進行，由於安史之亂前糧價過低，很少有糧行願意囤積糧食，這也為甄乾的計劃提供了便利。
雖然如此，甄乾大量暗中收購糧食，還是引起了當地糧價的波動，不得不從周邊糧食產地運輸糧食補充到鹿泉縣。
唐代土地畝產可不高，上等田產出在二石上下，下等田產出連一石都不到，平均畝產在一旦多一點，所以經常說多收了三五鬥讓農民無法生存（一石等於十鬥，而一石等於一百二十斤上下，產量在今天看來低的嚇人），這裏的三五鬥已經相當高了，並不是戲劇中的誇張說法，的確如此。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安史之亂前的唐朝的確是封建王朝中少有的盛世，每鬥米不過十文上下，兩京鬥米也不過二十文（長安和洛陽兩地），麵粉三十文，絹一匹二百多文，糧食布帛產量豐富，道路暢通，物價低廉，行旅安全，商業繁茂。
唐朝一鬥米的重量約有現在的6.25公斤，而唐朝的一兩白銀相當於現在42克，按照現代國際市場白銀的價格取整計算42*6=252元人民幣，唐朝一兩白銀以一千文計算，一文大致就相當於0.25元人民幣，十文錢也就是2.5元人民幣，購買6.25公斤米，0.4元就可以買到1公斤米，簡直便宜的讓人吃驚！
如果一個月收入3000元的人穿越到盛唐時期，用工資可以買到7500公斤米，這些糧食拉迴到現代，按照每公斤5元計算，相當於37500元，整整翻了十倍以上，想不發財都難。
當然這樣的計算有一個小小的問題，也就是普通唐人的收入？
但是不要忘記了，安史之亂很快就要爆發！
唐代的糧價一直起起落落，《新唐書》卷51《食貨誌》說：“貞觀初……絹一匹，易米一鬥”。也就是說，在唐太宗貞觀初年，用一匹絹，才能換到一鬥米。說明那時候的大米還是很貴的。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93曰：“是歲（貞觀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鹹歸鄉裏，米鬥不過三四錢”。也就是說，太宗貞觀四年，天下大豐收了，流落到外鄉的人都迴歸家鄉，一鬥米的價格才有三四文錢。
《新唐書》卷79《魏徵傳》裏也說：“帝（太宗）即位四年……米鬥三錢”。到唐高宗永淳元年，由於大唐王朝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麵的諸多原因，再加上天災人禍，大米的價格一下子比太宗貞觀時期飛漲了百倍，甚至還出現了人吃人的慘象！
如《資治通鑒》卷203記載：“上以關中饑饉，米鬥三百，將幸東都”。“關中先水，後旱蝗，繼以疾疫，米鬥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於路，人相食”。到唐中宗時，雖然米價比貞觀時貴了幾十倍，但比起高宗遇到饑荒的年間還是要好多了：《資治通鑒》卷209記載：“是歲（景龍三年）關中饑，米鬥百錢”。
到唐玄宗的“開元盛世”時，物價又下落了很多：《資治通鑒》卷212說：“是歲（開元十三年）東都鬥米十五錢”。到天寶年間，物價更是便宜：《新唐書》卷51《食貨誌》：“是時（天寶五年）海內富實，米鬥之價錢十三，青齊間鬥才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青齊間”說的是當時山東青州、齊州一帶的米價，說明地區間的物價差異還是比較大的，有幾倍的價差。
可惜唐朝盛世的好景不長，由於唐玄宗後期沉溺於酒色，不理朝政，重用奸臣，放任地方節度使胡作非為，終於導致了“安史之亂”。從此曾經輝煌於世界的大唐王朝開始走上了下坡路，物價也是一路飆升。看下麵這個記載：《舊唐書》卷114《魯靈傳》說：“靈收合殘卒，保南陽郡。為賊所圍。……偽將（武）令均等攻之，累月不能克。……靈城中食盡，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斟至四五十千，有價無米”。被安史叛軍團團圍困的城中，米價漲到了四五萬一鬥，而且還有價無市。也就是說，就算是拿四五十兩白花花的銀子，想買一鬥米也買不到。這個價格，比起貞觀年間上漲了10000倍！比起開元年間也上漲了2600多倍。
簡直就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的差別了！安史之亂以後的官方物價記錄是：公元766年，一鬥米830文錢，一匹絹為3500文；公元780年，一鬥米200文，一匹絹為3500文；公元820年左右，一鬥米50文，一匹絹為800文。再往後的米價，基本就在1000文上下徘徊了。
相當於用現在的四十元買一公斤大米，當然是很貴了。這樣的物價水平，已經是民不聊生了，正好昭示了大唐王朝正在一步步走向滅亡。
不管怎麽說，盛唐時期的物價是低廉而穩定，物產豐富、物美價廉，一切看上去都是那麽的美妙和諧。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場動搖盛唐根基的暴風雨正在醞釀中……。
先知先覺的甄乾當然沒有閑著，暗中積極籌劃著安身保命大計，一車車糧食悄悄的運進了仙台村，藏在了大山深處。
不管在什麽時候，蓄意的囤積糧食都是重罪，甄乾在恆州附近有自己的糧行酒樓做掩護，這一切自然不會被人發現。
糧行、酒樓、糧油加工廠都是最好的掩護，盛唐時期的土地兼並也為甄乾提供了保護傘，幾千畝的土地一年可以產出上萬石的糧食，甄乾就像一隻辛勤的土撥鼠，不停的往洞穴中搬運糧食。
這一切當然都是在有計劃的預謀下進行，由於安史之亂前糧價過低，很少有糧行願意囤積糧食，這也為甄乾的計劃提供了便利。
雖然如此，甄乾大量暗中收購糧食，還是引起了當地糧價的波動，不得不從周邊糧食產地運輸糧食補充到鹿泉縣。
唐代土地畝產可不高，上等田產出在二石上下，下等田產出連一石都不到，平均畝產在一旦多一點，所以經常說多收了三五鬥讓農民無法生存（一石等於十鬥，而一石等於一百二十斤上下，產量在今天看來低的嚇人），這裏的三五鬥已經相當高了，並不是戲劇中的誇張說法，的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