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廣銘（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字恭三，中國曆史學家、著名宋史學家，當代宋史研究的開創者、奠基人、學術泰鬥，被譽為“二十世紀海內外宋史第一人”。1907年3月16日生於山東德州臨邑。
在20世紀的中國史學史上，鄧廣銘教授占有重要的一席。作為宋代史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他的學術貢獻影響著幾代宋史研究者。
傅斯年曾讚他為中國曆史上，最有學問、最有誌氣、最有血性和最有修養的知識分子典範。
1923年夏，16歲的鄧廣銘考入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一師的校長王祝晨是一位熱心於新文化運動的教育家，在此求學的四年間，鄧廣銘才“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啟蒙教育”。在他當時讀到的史學著作中，顧頡剛主編的《古史辨》及其整理的《崔東壁遺書》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一師的同窗如李廣田、臧克家等人，後來都相繼走上了文學道路，而他卻最終選擇了史學，這與風靡那個時代的疑古思潮對他的吸引是分不開的。
1927年，鄧廣銘因參加學.潮而被校方開除。三年後，他來到北平，準備報考大學。1931年，他第一次報考北大未被錄取，便考入私立的教會學校輔仁大學，入英語係就讀。次年再次投考北大，終於考入北大史學係，從此步入史學之門。這一年他25歲。
1927至1937年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十年黃金時代，從30年代初到“七七事變”前，則是北大史學係最輝煌的時期。這一時期史學係的專任教授以及兼任教授，有孟森、陳垣、顧頡剛、錢穆、胡適、傅斯年、姚從吾、蔣廷黻、雷海宗、陳受頤、張星烺、周作人、陶希聖、李濟、梁思永、湯用彤、勞幹、唐蘭、董作賓、毛子水、鄭天挺、向達、趙萬裏、蒙文通等人，陣容非常強大，可謂極一時之盛。學生當中也人才濟濟，桃李芬芳。僅1935和1936兩屆畢業生中，就湧現了王樹民、全漢昇、何茲全、楊向奎、李樹桐、高去尋、鄧廣銘、王崇武、王毓銓、杜呈祥、張政烺、傅樂煥等一批傑出的曆史學家。
在北大求學期間，鄧廣銘遇到了對他此生學術道路影響最大的兩位導師，一位是胡適，另一位便是傅斯年。
胡適自1932年起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至“七?七事變”後才去職。在此期間，他為史學係講授過中國哲學史、中國中古思想史、中國文學史概要等課程。鄧廣銘上四年級時，選修了胡適開設的一門“傳記文學習作”課。這門課要求每位學生做一篇曆史人物的傳記，胡適開列了十幾個曆史人物供學生選擇，其中宋代人物有歐陽修和陳亮。鄧廣銘在此之前曾寫過一篇有關浙東學派的文章，於是便決定寫一篇《陳龍川傳（陳亮號龍川）》，作為他的畢業論文。
1936年春，鄧廣銘完成了這篇12萬字的畢業論文，得到胡適的很高評價，胡適給了他95分，並寫下這樣的評語：“這是一本可讀的新傳記。……寫朱陳爭辨王霸義利一章，曲盡雙方思致，條理脈絡都極清晰。”
胡適還到處對人稱讚這篇論文，“逢人滿口說鄧生”，這對初出茅廬的鄧廣銘是一個極大的鼓勵。這件事情對他以後的學術道路發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他之所以選擇宋史研究作為其畢生的學術事業，他之所以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來撰寫曆史人物譜傳，先後寫出《陳龍川傳》、《嶽飛傳》、《辛棄疾》、《王安石》這四部奠定其學術地位的宋人傳記，與胡適都有很大關係。可以說，一部《陳龍川傳》，基本上決定了鄧廣銘一生的學術方向。
鄧廣銘在《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一文中曾經說到，在他的學術生涯中，對他影響最大的三位前輩學者是胡適、傅斯年和陳寅恪，“而在他們三位之中，對於我的栽培、陶冶，付出了更多的心力的，則是傅斯年先生。
”鄧廣銘與傅斯年的師生淵源始於大學時代，那時，中央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在北大兼課。
傅斯年在北大史學係先後開設了史學方法導論、中國古代文籍文辭史、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上古史擇題研究、漢魏史擇題研究等五六門課。其中“史學方法導論”這門課給鄧廣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在課堂上再三提出“史學即是史料學”的命題，並且常常把“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句話掛在嘴邊。
在鄧廣銘晚年的一次訪談中談到傅斯年的史學觀念對他的影響時說：“傅斯年先生最初在中山大學創辦語言曆史研究所時提出這一治史方針，後來又在《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聲明這是辦所的宗旨。胡適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刊詞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見。他們兩人一南一北，推動史學朝這個方向發展，史學界由此也形成一種重視史料的風氣和氛圍，我置身這樣一種學術環境中，受到這種風氣的浸染，逐漸在實踐中養成自己的治史風格，形成自己的治史觀念。”如果說鄧廣銘在學術方向的選擇上主要是受胡適的引導，那麽他的學術風格和治學方法則留下了傅斯年史學觀念的烙印。
不過要說傅斯年對他的“栽培”和“陶冶”，那主要還是在畢業以後的十年。
1936年，鄧廣銘從北大史學係畢業後，胡適將他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員，並兼史學係助教，而文科研究所的所長就是由胡適兼任的。
傅斯年當時從這一屆的文、史兩係畢業生中物色了幾位有培養前途的人，要他們去史語所工作，其中也有鄧廣銘，但由於此時史語所已經遷往南京，鄧廣銘表示自己還是願意留在北大，傅斯年也就不再勉強他。
留校以後，鄧廣銘在文科研究所主要從事兩項工作，一是與羅爾綱一起整理北大圖書館所藏曆代石刻拓片，二是協助錢穆校點整理他為編寫《國史大綱》而搜集的一些資料。
在胡適給他的畢業論文《陳龍川傳》所寫的評語中，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陳同甫與辛稼軒交情甚篤，過從亦多，文中很少說及，應予補述。”這就是鄧廣銘研究辛棄疾的最初契機。另外，他選擇這樣一個學術領域與當時的時代環境也有很大關係。在《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一書的《自序》中，他如是說：“這樣一個學術研究領域之所以形成，……從客觀方麵說，則是為我所居處的人文環境、時代思潮和我國家我民族的現實境遇和我從之受業的幾位碩學大師所規定了的。”他在晚年的一次訪談中說到當初選擇陳亮做傳記，其中隱含的一個動機，就是“當時日寇步步進逼，國難日亟，而陳亮正是一位愛國之士；後來我寫辛棄疾，也有這方麵的原因”。這是那一代學者身上所承載的國家和民族責任感。
為了準備新編一部《辛稼軒年譜》和《稼軒詞箋注》，大約在1936年底，鄧廣銘寫出了那篇題為《〈辛稼軒年譜〉及〈稼軒詞疏證〉總辨正》的成名作，指出梁啟超《辛稼軒年譜》和梁啟勳《稼軒詞疏證》的種種不足之處。
第二年的春天，鄧廣銘打算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申請辛棄疾研究的課題經費。
征求胡適的意見，胡適勉勵他說：“三十多歲的人做學問，那是本分；二十多歲的人做學問，應該得到鼓勵。”但要求他必須先寫一篇批評梁氏兄弟的有份量的書評，於是他就將已經寫成的那篇文章寄給他在輔仁大學時的同學、當時主編《國聞周報》文藝欄的蕭乾，很快就在《國聞周報》14卷第7期上刊出。
這篇文章博得胡適、傅斯年、陳寅恪、夏承燾等人的一致稱許。
當時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擔任導師的陳寅恪還不認識鄧廣銘，讀了這篇文章後到處向人打聽作者的情況，後來他在為鄧廣銘《宋史職官誌考正》所作的序中也說到此事：“寅恪前居舊京時，獲讀先生考辨辛稼軒事跡之文，深服其精博，願得一見為幸。”
由於這篇文章的影響，研究課題的申請得到順利批準。
在20世紀的中國史學史上，鄧廣銘教授占有重要的一席。作為宋代史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他的學術貢獻影響著幾代宋史研究者。
傅斯年曾讚他為中國曆史上，最有學問、最有誌氣、最有血性和最有修養的知識分子典範。
1923年夏，16歲的鄧廣銘考入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一師的校長王祝晨是一位熱心於新文化運動的教育家，在此求學的四年間，鄧廣銘才“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啟蒙教育”。在他當時讀到的史學著作中，顧頡剛主編的《古史辨》及其整理的《崔東壁遺書》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一師的同窗如李廣田、臧克家等人，後來都相繼走上了文學道路，而他卻最終選擇了史學，這與風靡那個時代的疑古思潮對他的吸引是分不開的。
1927年，鄧廣銘因參加學.潮而被校方開除。三年後，他來到北平，準備報考大學。1931年，他第一次報考北大未被錄取，便考入私立的教會學校輔仁大學，入英語係就讀。次年再次投考北大，終於考入北大史學係，從此步入史學之門。這一年他25歲。
1927至1937年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十年黃金時代，從30年代初到“七七事變”前，則是北大史學係最輝煌的時期。這一時期史學係的專任教授以及兼任教授，有孟森、陳垣、顧頡剛、錢穆、胡適、傅斯年、姚從吾、蔣廷黻、雷海宗、陳受頤、張星烺、周作人、陶希聖、李濟、梁思永、湯用彤、勞幹、唐蘭、董作賓、毛子水、鄭天挺、向達、趙萬裏、蒙文通等人，陣容非常強大，可謂極一時之盛。學生當中也人才濟濟，桃李芬芳。僅1935和1936兩屆畢業生中，就湧現了王樹民、全漢昇、何茲全、楊向奎、李樹桐、高去尋、鄧廣銘、王崇武、王毓銓、杜呈祥、張政烺、傅樂煥等一批傑出的曆史學家。
在北大求學期間，鄧廣銘遇到了對他此生學術道路影響最大的兩位導師，一位是胡適，另一位便是傅斯年。
胡適自1932年起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至“七?七事變”後才去職。在此期間，他為史學係講授過中國哲學史、中國中古思想史、中國文學史概要等課程。鄧廣銘上四年級時，選修了胡適開設的一門“傳記文學習作”課。這門課要求每位學生做一篇曆史人物的傳記，胡適開列了十幾個曆史人物供學生選擇，其中宋代人物有歐陽修和陳亮。鄧廣銘在此之前曾寫過一篇有關浙東學派的文章，於是便決定寫一篇《陳龍川傳（陳亮號龍川）》，作為他的畢業論文。
1936年春，鄧廣銘完成了這篇12萬字的畢業論文，得到胡適的很高評價，胡適給了他95分，並寫下這樣的評語：“這是一本可讀的新傳記。……寫朱陳爭辨王霸義利一章，曲盡雙方思致，條理脈絡都極清晰。”
胡適還到處對人稱讚這篇論文，“逢人滿口說鄧生”，這對初出茅廬的鄧廣銘是一個極大的鼓勵。這件事情對他以後的學術道路發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他之所以選擇宋史研究作為其畢生的學術事業，他之所以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來撰寫曆史人物譜傳，先後寫出《陳龍川傳》、《嶽飛傳》、《辛棄疾》、《王安石》這四部奠定其學術地位的宋人傳記，與胡適都有很大關係。可以說，一部《陳龍川傳》，基本上決定了鄧廣銘一生的學術方向。
鄧廣銘在《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一文中曾經說到，在他的學術生涯中，對他影響最大的三位前輩學者是胡適、傅斯年和陳寅恪，“而在他們三位之中，對於我的栽培、陶冶，付出了更多的心力的，則是傅斯年先生。
”鄧廣銘與傅斯年的師生淵源始於大學時代，那時，中央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在北大兼課。
傅斯年在北大史學係先後開設了史學方法導論、中國古代文籍文辭史、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上古史擇題研究、漢魏史擇題研究等五六門課。其中“史學方法導論”這門課給鄧廣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在課堂上再三提出“史學即是史料學”的命題，並且常常把“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句話掛在嘴邊。
在鄧廣銘晚年的一次訪談中談到傅斯年的史學觀念對他的影響時說：“傅斯年先生最初在中山大學創辦語言曆史研究所時提出這一治史方針，後來又在《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聲明這是辦所的宗旨。胡適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刊詞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見。他們兩人一南一北，推動史學朝這個方向發展，史學界由此也形成一種重視史料的風氣和氛圍，我置身這樣一種學術環境中，受到這種風氣的浸染，逐漸在實踐中養成自己的治史風格，形成自己的治史觀念。”如果說鄧廣銘在學術方向的選擇上主要是受胡適的引導，那麽他的學術風格和治學方法則留下了傅斯年史學觀念的烙印。
不過要說傅斯年對他的“栽培”和“陶冶”，那主要還是在畢業以後的十年。
1936年，鄧廣銘從北大史學係畢業後，胡適將他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員，並兼史學係助教，而文科研究所的所長就是由胡適兼任的。
傅斯年當時從這一屆的文、史兩係畢業生中物色了幾位有培養前途的人，要他們去史語所工作，其中也有鄧廣銘，但由於此時史語所已經遷往南京，鄧廣銘表示自己還是願意留在北大，傅斯年也就不再勉強他。
留校以後，鄧廣銘在文科研究所主要從事兩項工作，一是與羅爾綱一起整理北大圖書館所藏曆代石刻拓片，二是協助錢穆校點整理他為編寫《國史大綱》而搜集的一些資料。
在胡適給他的畢業論文《陳龍川傳》所寫的評語中，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陳同甫與辛稼軒交情甚篤，過從亦多，文中很少說及，應予補述。”這就是鄧廣銘研究辛棄疾的最初契機。另外，他選擇這樣一個學術領域與當時的時代環境也有很大關係。在《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一書的《自序》中，他如是說：“這樣一個學術研究領域之所以形成，……從客觀方麵說，則是為我所居處的人文環境、時代思潮和我國家我民族的現實境遇和我從之受業的幾位碩學大師所規定了的。”他在晚年的一次訪談中說到當初選擇陳亮做傳記，其中隱含的一個動機，就是“當時日寇步步進逼，國難日亟，而陳亮正是一位愛國之士；後來我寫辛棄疾，也有這方麵的原因”。這是那一代學者身上所承載的國家和民族責任感。
為了準備新編一部《辛稼軒年譜》和《稼軒詞箋注》，大約在1936年底，鄧廣銘寫出了那篇題為《〈辛稼軒年譜〉及〈稼軒詞疏證〉總辨正》的成名作，指出梁啟超《辛稼軒年譜》和梁啟勳《稼軒詞疏證》的種種不足之處。
第二年的春天，鄧廣銘打算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申請辛棄疾研究的課題經費。
征求胡適的意見，胡適勉勵他說：“三十多歲的人做學問，那是本分；二十多歲的人做學問，應該得到鼓勵。”但要求他必須先寫一篇批評梁氏兄弟的有份量的書評，於是他就將已經寫成的那篇文章寄給他在輔仁大學時的同學、當時主編《國聞周報》文藝欄的蕭乾，很快就在《國聞周報》14卷第7期上刊出。
這篇文章博得胡適、傅斯年、陳寅恪、夏承燾等人的一致稱許。
當時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擔任導師的陳寅恪還不認識鄧廣銘，讀了這篇文章後到處向人打聽作者的情況，後來他在為鄧廣銘《宋史職官誌考正》所作的序中也說到此事：“寅恪前居舊京時，獲讀先生考辨辛稼軒事跡之文，深服其精博，願得一見為幸。”
由於這篇文章的影響，研究課題的申請得到順利批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