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有一句很流行的話：叫做我的朋友胡適之。這句話可以從多方麵去理解，去演義，但至少表明，胡適的朋友很多，是的，胡適的朋友很多。
而在胡適眾多的朋友中，可以肯定的說，胡適最看重的還是傅斯年。
為什麽這樣說呢？
中國抗戰全麵爆發後，中國急需爭取歐美國際援助。但不管駐英、法大使多麽優秀，做了多少工作，隻要向英、法提出，英、法都會提出要中國首先爭取美國這麽做，要“平行一致行動”。從長遠看，必須著重發展與美國的外交關係，才能獲得更廣泛的國際援助。
基於這樣的現實與考慮，必須加強對美的外交工作。派誰？蔣介石首先想到了胡適。
一方麵，鑒於胡適在知識分子中的威望。另一方麵，胡適在美國有那麽多老師、同學、朋友，在美國社會各界尤其是知識界有著廣泛的影響。特別是胡適善於演講，在他理性而又通俗易懂的演講中，自有一種邏輯的感染力深深地令人折服。憑他的能力，在美國各界是應該能夠獲得對中國抗戰理解、同情和支持的。
而派胡適赴美，更是因為“九一八”事變後不久，他主張公開的外交，以期獲得國人的理解，從而喚醒民眾。胡適認為中日之戰必不是孤零零的中日之戰，我們完全可以利用日本侵略與歐美產生的“利益上的衝突”，將之引導成對日本的“國際大劫”。他後來將之凝聚成“苦撐待變”四個字，隨之被國民政府接了過去，變成了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的外交方針。
可是，胡適卻拒絕領命：“戰事吃緊，我要留在南京，我願與南京共存亡！”話是這麽說，最主要的原因是無從政經驗，對自己沒有信心。毀了自己的名聲還是小事，耽誤了國家大事，豈不成了千古罪人！
很多的朋友聽說此事後都來勸說胡適，國難當頭，國家需要不應有推辭，但是，胡適一直在猶豫不決中。
關鍵的時候，傅斯年向胡適進行了一番“哭諫”，最終使胡適下定決心，也就是說，是傅斯年的哭諫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胡適在1942年移交大使事務時，給王世傑等人的信中迴憶這段往事說：“孟真的一哭，我至今不曾忘記。”“但最後的原因是廿六年九月一夜在中英文化協會宿舍孟真的一哭。”
傅斯年為什麽這樣不遺餘力的“哭諫”胡適使美？是因為他知道，沒有誰比胡適更適合這個角色。因為在用人上，傅斯年有獨到的眼光。
傅斯年的眼光不錯，雖然，胡適沒有從政經曆，他隻是個書生，但此時此刻，需要的正是胡適這樣的書生。
他上任後，便在美國各界積極奔走，舉行各種演講和展覽會，以大量詳實的資料，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國的滔天罪行。
胡適英文功底深厚，加上才華橫溢，因此在美國各地的巡迴宣傳活動大獲成功，讓越來越多的美國政要和民眾開始關注遠東發生的這場戰爭。
有一個小故事，或許是對胡適演講的最高獎賞。
1938年2月5日，這天，胡適又和往常一樣，在一處演講，當他演講完正從樓梯走下準備離開時，一名穿著白衣的美國雜役攔住了他，他於是便微笑著，親切地和對方打了招唿。
原本胡適以為，這名美國雜役就是久仰他的大名才攔住他而已，可沒想到，打完招唿後，對方竟然從口袋裏掏出了三塊銀圓，遞到胡適手上說：“這三塊銀圓，捐給中國，因為中國抗戰太艱難了……”
胡適在使美期間，曾經和陳光甫一起，努力促成美國政府給予我國2500萬美元的第一次借款，即“桐油借款”。這數目不算大，但在當時卻是國際間相當大的一筆貸款了，而對於當時萬分困難的國民政府，更無疑是一針強心劑，對我國的士氣民心也起了相當的鼓舞作用。
那時的美國政府，受中立法案的限製，我國原任駐美的王正廷大使，曾多次向美交涉借款，迄無成就；而胡適任大使短期內便告成功。能夠想到他付出了他何等艱難的努力，也可見美國政府對這位“書生大使”是何等的尊重。
桐油借款之後，國民政府指示胡適和陳光甫繼續在美國尋求更多的援助。陳光甫發現美國對錫的需求十分迫切，於是提出中國用錫礦為抵押申請貸款。
這次借款更加艱難，美國總統羅斯福接見胡適時，胡懇求總統“請美國再打一強心針，作二次之借款”。此後與陳光甫一起，為借款事幾次去見羅斯福總統。
”不久美方同意再次貸款中國兩千萬美元。此後，美國又主動向中國提供了七千五百萬美元的另兩筆貸款。
“桐油”、“滇錫”，連續獲得的幾筆的美國貸款，對於中國危殆中的抗戰局勢，無疑是雪中炭、及時雨。後來，胡適還與宋子文合作，促成美國向中國貸款一億美元。
毫無疑問，除了緩解民國政府的財政危機外，美國給予中國的貸款還有另外的意義，就是惡化美日關係。事實也正是這樣，日本為了報複美國對中國的支持，日軍向在華的美國人發泄不滿，占其租界，轟炸其在華商埠企業。對此，美國政府多次向日本提出交涉和抗議，可是，正在囂張勢頭上的日本政府，卻置若罔聞，恣行無忌。
1939年7月26日，美國政府忍無可忍之下，宣布廢止“美日商約”。
胡適得此消息後，特別興奮，覺得打了個大勝仗。
日本政壇上也不全是狂妄之徒，有些理性的人還是有的。針對胡適在美國的宣傳攻勢和巨大成功，日本外務省特地派出了他們的“王牌大使”——野村吉三郎、來棲三郎，還有文學家鶴見佑輔、經濟學家石井菊次郎、雄辯家鬆岡洋石，來跟胡適進行全麵對抗。
他們的目標很明確，做軟的和硬的兩手準備，先軟後硬。軟的就是利用美國的中立法，通過談判，簽訂類似於和平協議之類的東西。如果軟的不行，就來硬的，逼迫美國就範。
日本的這兩個“王牌大使”都是軍人出身，野村吉三郎甚至還在上海被抗日誌士炸瞎了一隻眼睛，這兩隻“三郎”很狡猾，也很陰險，他們利用很多美國人害怕卷入戰爭的心態，到處欺騙美說，日本絕不會侵害美國在遠東的利益。但實際上，在他們來美之際，日本的龐大混合艦隊已經秘密集結，準備一旦談判失敗，就對美國發起突然襲擊！
美國妥協勢力在日本人的欺騙下，終於占了上風。1941年9月24日，美國國務卿赫爾約見胡適，麵帶愧意地給胡適看了一份協議草案，這是美國和日本準備簽訂的妥協性協定。
胡適看後，頓時感到中國被無情地出賣了，一向溫婉謙和的胡適竟然像一頭雄獅那樣勃然大怒！事後，赫爾在筆記中記錄道：“這個小個子的中國人，憤怒得渾身顫抖，如果不是他那深厚的文學家的素養最後攔住他一把，我恐怕早已挨上他兩記響亮的耳光了。”
胡適沒有氣餒，決定進行“最後十分鍾的戰鬥”，直接約見羅斯福，痛陳日本人的陰險毒辣。羅斯福總統雖然從內心是希望站在反法西斯一方的，但是無奈美國國內的妥協勢力太大，他也無能為力。
美國畢竟是民主國家，即便是總統製，總統也不能過分行使自己的權力。
胡適早就料到了這一點，又積極聯絡英國大使，直接與英國首相丘吉爾溝通。
丘吉爾作為英國戰時首相，比美國人更清醒地知道日本對英國在遠東太平洋的威脅有多大。關鍵時刻，丘吉爾親自與羅斯福溝通，提醒他說，一旦中國垮掉，日本完全可能立即投入上百個師團，迅速拿下英美在遠東太平洋的所有殖民地。
有了丘吉爾的支持，羅斯福也有了更大的底氣，最終否決了與日本的那份妥協協定，
否決了與日本的那份妥協協定後，羅斯福很快約見胡適，說美國將更多地支援中國。同時，羅斯福在這次會見中，強烈地預感到：“日本極有可能就在這之後幾天，在某個地方對美國發起進攻。”
不過，此時羅斯福沒有想到會是珍珠港，覺得可能是菲律賓或者關島。
日本東條內閣成立，派野村、來棲赴美國，以繼續日美談判遮人耳目，實則掩蓋其對美作戰的準備。這期間，胡適多次拜訪羅斯福，坦誠地與之交流遠東局勢發展的信息。
12月7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將要發生的當日，胡適正在紐約演說，羅斯福打來電話，約他在白宮相見。來到白宮，羅斯福開門見山地說：“胡適，那兩個家夥（指野村、來棲）方才離開這裏，我把不能妥協的話堅定地告訴他們了，你可即刻電告蔣委員長，太平洋上隨時有發生戰事的可能。”
羅斯福的預感很靈驗。目空一切的日本軍國主義者，見軟的不行，就在這一天，日本出動6艘航母、14艘軍艦、441架飛機，對美國珍珠港發動了突然襲擊。給美國海軍沉重打擊，造成了空前的損失。但是，他們的勝利隻是暫時，因為他們此舉，喚醒了大洋彼岸的雄獅，也敲響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喪鍾。
離開白宮，胡適剛到使館，便又接到羅斯福的電話：“胡適，方才接到報告，日本海空軍已在猛烈襲擊珍珠港。”
次日，日本對英、美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
美國著名的反戰派人士查理畢爾說，美日之間的戰爭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羅斯福為了維護資本家在亞洲的利益，不幸上了那位頗為幹練的中國大使胡適的圈套。
說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是胡適之功，這肯定是談不上的，但胡適在其中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
對於抗日戰爭的勝利，可以說胡適是做出了特殊的貢獻，傅斯年的“哭諫”也功不可沒。
而在胡適眾多的朋友中，可以肯定的說，胡適最看重的還是傅斯年。
為什麽這樣說呢？
中國抗戰全麵爆發後，中國急需爭取歐美國際援助。但不管駐英、法大使多麽優秀，做了多少工作，隻要向英、法提出，英、法都會提出要中國首先爭取美國這麽做，要“平行一致行動”。從長遠看，必須著重發展與美國的外交關係，才能獲得更廣泛的國際援助。
基於這樣的現實與考慮，必須加強對美的外交工作。派誰？蔣介石首先想到了胡適。
一方麵，鑒於胡適在知識分子中的威望。另一方麵，胡適在美國有那麽多老師、同學、朋友，在美國社會各界尤其是知識界有著廣泛的影響。特別是胡適善於演講，在他理性而又通俗易懂的演講中，自有一種邏輯的感染力深深地令人折服。憑他的能力，在美國各界是應該能夠獲得對中國抗戰理解、同情和支持的。
而派胡適赴美，更是因為“九一八”事變後不久，他主張公開的外交，以期獲得國人的理解，從而喚醒民眾。胡適認為中日之戰必不是孤零零的中日之戰，我們完全可以利用日本侵略與歐美產生的“利益上的衝突”，將之引導成對日本的“國際大劫”。他後來將之凝聚成“苦撐待變”四個字，隨之被國民政府接了過去，變成了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的外交方針。
可是，胡適卻拒絕領命：“戰事吃緊，我要留在南京，我願與南京共存亡！”話是這麽說，最主要的原因是無從政經驗，對自己沒有信心。毀了自己的名聲還是小事，耽誤了國家大事，豈不成了千古罪人！
很多的朋友聽說此事後都來勸說胡適，國難當頭，國家需要不應有推辭，但是，胡適一直在猶豫不決中。
關鍵的時候，傅斯年向胡適進行了一番“哭諫”，最終使胡適下定決心，也就是說，是傅斯年的哭諫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胡適在1942年移交大使事務時，給王世傑等人的信中迴憶這段往事說：“孟真的一哭，我至今不曾忘記。”“但最後的原因是廿六年九月一夜在中英文化協會宿舍孟真的一哭。”
傅斯年為什麽這樣不遺餘力的“哭諫”胡適使美？是因為他知道，沒有誰比胡適更適合這個角色。因為在用人上，傅斯年有獨到的眼光。
傅斯年的眼光不錯，雖然，胡適沒有從政經曆，他隻是個書生，但此時此刻，需要的正是胡適這樣的書生。
他上任後，便在美國各界積極奔走，舉行各種演講和展覽會，以大量詳實的資料，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國的滔天罪行。
胡適英文功底深厚，加上才華橫溢，因此在美國各地的巡迴宣傳活動大獲成功，讓越來越多的美國政要和民眾開始關注遠東發生的這場戰爭。
有一個小故事，或許是對胡適演講的最高獎賞。
1938年2月5日，這天，胡適又和往常一樣，在一處演講，當他演講完正從樓梯走下準備離開時，一名穿著白衣的美國雜役攔住了他，他於是便微笑著，親切地和對方打了招唿。
原本胡適以為，這名美國雜役就是久仰他的大名才攔住他而已，可沒想到，打完招唿後，對方竟然從口袋裏掏出了三塊銀圓，遞到胡適手上說：“這三塊銀圓，捐給中國，因為中國抗戰太艱難了……”
胡適在使美期間，曾經和陳光甫一起，努力促成美國政府給予我國2500萬美元的第一次借款，即“桐油借款”。這數目不算大，但在當時卻是國際間相當大的一筆貸款了，而對於當時萬分困難的國民政府，更無疑是一針強心劑，對我國的士氣民心也起了相當的鼓舞作用。
那時的美國政府，受中立法案的限製，我國原任駐美的王正廷大使，曾多次向美交涉借款，迄無成就；而胡適任大使短期內便告成功。能夠想到他付出了他何等艱難的努力，也可見美國政府對這位“書生大使”是何等的尊重。
桐油借款之後，國民政府指示胡適和陳光甫繼續在美國尋求更多的援助。陳光甫發現美國對錫的需求十分迫切，於是提出中國用錫礦為抵押申請貸款。
這次借款更加艱難，美國總統羅斯福接見胡適時，胡懇求總統“請美國再打一強心針，作二次之借款”。此後與陳光甫一起，為借款事幾次去見羅斯福總統。
”不久美方同意再次貸款中國兩千萬美元。此後，美國又主動向中國提供了七千五百萬美元的另兩筆貸款。
“桐油”、“滇錫”，連續獲得的幾筆的美國貸款，對於中國危殆中的抗戰局勢，無疑是雪中炭、及時雨。後來，胡適還與宋子文合作，促成美國向中國貸款一億美元。
毫無疑問，除了緩解民國政府的財政危機外，美國給予中國的貸款還有另外的意義，就是惡化美日關係。事實也正是這樣，日本為了報複美國對中國的支持，日軍向在華的美國人發泄不滿，占其租界，轟炸其在華商埠企業。對此，美國政府多次向日本提出交涉和抗議，可是，正在囂張勢頭上的日本政府，卻置若罔聞，恣行無忌。
1939年7月26日，美國政府忍無可忍之下，宣布廢止“美日商約”。
胡適得此消息後，特別興奮，覺得打了個大勝仗。
日本政壇上也不全是狂妄之徒，有些理性的人還是有的。針對胡適在美國的宣傳攻勢和巨大成功，日本外務省特地派出了他們的“王牌大使”——野村吉三郎、來棲三郎，還有文學家鶴見佑輔、經濟學家石井菊次郎、雄辯家鬆岡洋石，來跟胡適進行全麵對抗。
他們的目標很明確，做軟的和硬的兩手準備，先軟後硬。軟的就是利用美國的中立法，通過談判，簽訂類似於和平協議之類的東西。如果軟的不行，就來硬的，逼迫美國就範。
日本的這兩個“王牌大使”都是軍人出身，野村吉三郎甚至還在上海被抗日誌士炸瞎了一隻眼睛，這兩隻“三郎”很狡猾，也很陰險，他們利用很多美國人害怕卷入戰爭的心態，到處欺騙美說，日本絕不會侵害美國在遠東的利益。但實際上，在他們來美之際，日本的龐大混合艦隊已經秘密集結，準備一旦談判失敗，就對美國發起突然襲擊！
美國妥協勢力在日本人的欺騙下，終於占了上風。1941年9月24日，美國國務卿赫爾約見胡適，麵帶愧意地給胡適看了一份協議草案，這是美國和日本準備簽訂的妥協性協定。
胡適看後，頓時感到中國被無情地出賣了，一向溫婉謙和的胡適竟然像一頭雄獅那樣勃然大怒！事後，赫爾在筆記中記錄道：“這個小個子的中國人，憤怒得渾身顫抖，如果不是他那深厚的文學家的素養最後攔住他一把，我恐怕早已挨上他兩記響亮的耳光了。”
胡適沒有氣餒，決定進行“最後十分鍾的戰鬥”，直接約見羅斯福，痛陳日本人的陰險毒辣。羅斯福總統雖然從內心是希望站在反法西斯一方的，但是無奈美國國內的妥協勢力太大，他也無能為力。
美國畢竟是民主國家，即便是總統製，總統也不能過分行使自己的權力。
胡適早就料到了這一點，又積極聯絡英國大使，直接與英國首相丘吉爾溝通。
丘吉爾作為英國戰時首相，比美國人更清醒地知道日本對英國在遠東太平洋的威脅有多大。關鍵時刻，丘吉爾親自與羅斯福溝通，提醒他說，一旦中國垮掉，日本完全可能立即投入上百個師團，迅速拿下英美在遠東太平洋的所有殖民地。
有了丘吉爾的支持，羅斯福也有了更大的底氣，最終否決了與日本的那份妥協協定，
否決了與日本的那份妥協協定後，羅斯福很快約見胡適，說美國將更多地支援中國。同時，羅斯福在這次會見中，強烈地預感到：“日本極有可能就在這之後幾天，在某個地方對美國發起進攻。”
不過，此時羅斯福沒有想到會是珍珠港，覺得可能是菲律賓或者關島。
日本東條內閣成立，派野村、來棲赴美國，以繼續日美談判遮人耳目，實則掩蓋其對美作戰的準備。這期間，胡適多次拜訪羅斯福，坦誠地與之交流遠東局勢發展的信息。
12月7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將要發生的當日，胡適正在紐約演說，羅斯福打來電話，約他在白宮相見。來到白宮，羅斯福開門見山地說：“胡適，那兩個家夥（指野村、來棲）方才離開這裏，我把不能妥協的話堅定地告訴他們了，你可即刻電告蔣委員長，太平洋上隨時有發生戰事的可能。”
羅斯福的預感很靈驗。目空一切的日本軍國主義者，見軟的不行，就在這一天，日本出動6艘航母、14艘軍艦、441架飛機，對美國珍珠港發動了突然襲擊。給美國海軍沉重打擊，造成了空前的損失。但是，他們的勝利隻是暫時，因為他們此舉，喚醒了大洋彼岸的雄獅，也敲響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喪鍾。
離開白宮，胡適剛到使館，便又接到羅斯福的電話：“胡適，方才接到報告，日本海空軍已在猛烈襲擊珍珠港。”
次日，日本對英、美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
美國著名的反戰派人士查理畢爾說，美日之間的戰爭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羅斯福為了維護資本家在亞洲的利益，不幸上了那位頗為幹練的中國大使胡適的圈套。
說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是胡適之功，這肯定是談不上的，但胡適在其中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
對於抗日戰爭的勝利，可以說胡適是做出了特殊的貢獻，傅斯年的“哭諫”也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