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理內閣大庫檔案的同時,傅斯年還組織領導並親自參加了《明實錄》的校勘整理。


    1930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整理內閣大庫檔案的工作人員發現案卷中有明朝內閣進呈的《熹宗實錄》的散頁。整理內閣大庫檔案的工作人員差不多都是明史方麵的專家,自然知道北平圖書館藏紅格本《明實錄》正缺《熹宗實錄》13卷。


    有著極強責任感的傅斯年得知此事後,馬上做出決定,從這些散頁中找到紅格本《明實錄》的缺文,並據此改正《明實錄》其他部分的脫漏與訛誤。


    明十三朝實錄計三千零四十五卷,正文約二萬八千餘頁,一千六百餘萬字。《明實錄》主要是根據明朝檔案寫成,內閣大庫所藏明清檔案係原始資料,可糾正官書的諱飾,使人對明清史有一新的了解。而實錄係根據檔冊修成,明代檔冊多已散佚,則明實錄也可說是原始資料。曆代修正史,多取材於實錄。明朝檔案今存世甚少,《明實錄》可以算是關於明朝曆史的最足珍貴的直接史料了,它比《明史》具有更加重要的史料價值。


    因此,傅斯年對此項工作十分重視。


    1930年下半年,傅斯年向北平圖書館洽借《明實錄》紅格本予以曬藍,費時年餘方才完成。而內閣大庫中的千餘張《熹宗實錄》散頁須逐頁裝裱,此工作至1932年1月始告結束。


    1932年6月,在民國二十二年六月,承兵工署以廣方言館舊藏明實錄鈔本贈予“中央史語所”。兵工署存廣言館舊藏《明實錄》,此本僅缺《熹宗實錄》,是官方藏書中較完善的本子。


    待準備工作基本就緒後,傅斯年聘請李晉華來曆史語言研究所,專門負責校勘《明實錄》。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助理員李晉華先生到職。李晉華曾就讀於中山大學曆史係,是傅斯年的得意門生。中山大學畢業後即入燕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著有《明代勅撰書考》及《明史纂修考》二書,由燕京大學出版。李先生專攻明史,由他來主持《明實錄》校勘,自然是合適人選。


    明十三朝實錄計3045卷,正文約28000餘頁,1600餘萬字,決非一個人所能校完。因此在二十三年七月,傅斯年又增聘那廉君、鄧詩熙、潘愨三先生任初校,由李晉華任覆校,並兼總負責。


    李晉華主持下,按照事先的商定,校勘時他們以紅格曬藍本《明實錄》為底本,與廣言館舊藏本對校,遇有缺疑,則以北平圖書館藏禮王府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本及史語所原藏朱絲欄精抄本相參校。


    如太祖實錄,曬藍本缺卷十四至二十四,此十一卷即據廣本鈔配,而以北平圖書館藏禮王府本校勘;宣宗實錄曬藍本缺卷一至十二,此十二卷即以廣本配補,而以北京大學藏本校勘。


    英宗實錄廣本缺景泰元年正月至五月計六卷,此六卷即以北京大學本校勘。世宗實錄廣本嘉靖三十七年正月至十二月各卷,審其紙墨行欵係鈔配,而鈔配者以嘉靖朝他年事寫於嘉靖三十七年各月下,實為冒充,這十餘卷則是北京大學本鈔配全。


    神宗實錄廣本缺萬曆四年至八年及十四年至十七年各卷,曬藍本也同樣缺失,這一部分也是據北大本校。


    1933年春,史語所由北平遷至上海,第二年又由上海遷南京。


    李晉華及其助手為了校勘明實錄,仍留居北平。他們手中有兩個版本,又從幾個大學借到幾個版本,但即便是這些版本,也有共同缺失處,缺失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們還是想搞得盡可能全些。


    這時訪得浙江吳興縣南潯劉承幹嘉業堂,所藏明實錄比較完整。


    嘉業堂藏書樓,係劉鏞孫劉承幹於1920年所建,因清帝溥儀所贈“欽若嘉業”九龍金匾而得名。


    嘉業堂藏書樓,規模宏大,藏書豐富,原書樓與園林合為一體,以收藏古籍聞名,是中國近代著名的私家藏書樓之一。


    1936年11月,李晉華那廉君趕到嘉業堂,就所中所缺部份借鈔借校。


    嘉業堂所藏熹宗實錄,其實是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這一書及嘉業堂所藏崇禎實錄,均“中央史語所”所無,遂亦傳鈔一部,另外還鈔了不少的書。


    李晉華那廉君的這次補鈔補校,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對世宗實錄的校勘。


    世宗實錄廣本與曬藍本的出入最大,常整段多出,有時同記一樁事,而造語遣辭也不同。他們利用嘉業堂所藏天一閣本及抱本,就這些出入最大處,讎校一過。密行細字,據廣本閣本所補,有些地方多達幾千字。審其字體,均係李晉華那廉君筆跡。其中出入既那麽大,則嘉業堂所藏本是應該從頭到尾校勘一過了。


    雖然嘉業堂主人劉承幹,對李晉華那廉君二人熱情接待,也極力提供方便,但住在那裏實非長久之計,李晉華認為還是買下為好。


    於是,1937年春,傅斯年派那廉君、張政烺去浙江吳興縣南潯鎮,以重金購得劉氏嘉業堂藏本。


    李晉華以連年工作辛勞,不幸於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七日病逝。其三位助手也先後離職。傅斯年又從北京大學選拔王崇武、吳相湘、姚家積三位高材生來史語所,繼續從事家業堂本《明實錄》校勘工作。不久吳、姚相繼離職,王崇武於抗日戰爭期間隨史語所輾轉遷徙,繼續從事校勘工作,直到1948年赴英為止。


    1938年史語所遷至昆明,這時紅格曬藍本《明實錄》與廣言館本已對校完畢,為盡快公布校勘成果,傅斯年決定將《明實錄》校勘本送香港刊印。他親自審閱校勘結果,殺青定稿,在底本上寫批語,作標記。遇有異文,便用“△”標出,打算雙行排在正文下邊。凡須提行頂格排印者,則以“:”標出。他嫌校語冗長,不便閱讀,遂用紅筆直接改正紅格曬藍本誤字,而將原來的校語略去。有的地方有必要保留校語,便用紅筆批示:“此條存”。有些異文難以決斷孰是孰非,便批一“查”字,由王崇武查閱各本,再作校注。傅斯年親自校勘了《太祖實錄》36卷,這雖然隻占整個《明實錄》的一小部分,但這畢竟是篳路藍縷之舉。


    史語所遷到台灣後,《明實錄》的校勘工作一度中斷,至50年代中期恢複,60年代初最終完成並付梓印行。


    此外,在傅斯年尋求新材料的學術思想指導下,史語所陸續購入上自先秦,下至民國的金石拓片25000多張,33800多卷。其中多屬張鈁、劉體智、柯昌泗及北平翰茂齋舊藏,而以柯昌泗所藏最為精要。這些拓片不少為史語所獨家收藏,是史料價值很高的稀世珍品。其中僅唐代墓誌銘就有3000餘張,為探討唐代人物與社會結構之重要史料。史語所藏有民國初年劉複為研究民間文藝而征集的俗曲本子及史語所建立後陸續在各地搜集的曲本,也是一種頗有特色的新史料。史語所的學者們對於敦煌卷子的搜求與整理,對漢魏竹簡特別是居延漢簡的整理與研究,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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