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出國留學之前，應該是和劉半農有過約定，兩個人要在倫敦見。
劉半農（1891年5月29日—1934年7月14日）原名壽彭，後名複，初字半儂，後改半農，晚號曲庵。出生於江蘇江陰城內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自幼聰慧過人，6歲能作對聯、詠詩。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考入常州府中學堂，成績優異。
清宣統三年（1911年）應聘迴母校翰墨林小學任教，並與吳研因等編輯《江陰雜誌》。辛亥革命中，赴清江參加革命軍，任文牘。民國元年（1912年）二月，因不滿軍隊內部的混亂而返鄉。同年三月，劉半農與其弟劉天華至上海謀生，在開明劇社任編輯。
民國二年（1913年）春，在中華書局任編譯員。他勤奮寫作，先後在《時事新報》《小說界》等刊物發表四十多篇他翻譯和創作的小說，介紹安徒生、小仲馬、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高爾基等著名作家的作品。
民國六年（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等文章，對文學革命從形式到內容都提出深刻見解。同年夏，被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破格聘為北大預科國文教授。
劉半農雖然在文學革命中也是一員幹將，在新詩、小說、雜文、翻譯等方麵都有不俗的成就，但他並不滿足。
在他的心底深處，總有些自卑。他沒上過大學，沒有留學經曆，更沒有博士頭銜，總覺得因此而遭人輕視。
和胡適相比，他更加心理不平衡。他與胡適同歲，同時進北京大學，胡適被人前唿後擁，風光無限，這對他形成了一種很強的刺激。
一般來說，這自卑的人，都很敏感。比如，他自認為自己很能寫，寫出的東西也不錯，但有好幾篇投給《新青年》的文章沒被采用。這時候的他，一般不會在自己的文章上找原因，也不會去考慮每期雜誌對稿件內容的特殊需求，常常是怨天尤人，認為自己是人微而言輕，因為資曆而被排斥。
確實有人說劉半農的文章有些“淺”，因為對此魯迅曾為其鳴不平，並對他的“淺”給予了詩意般的肯定：
“他的淺，卻如一條清溪，澄澈見底，縱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體的清。倘使裝的是爛泥，一時就看不出它的深淺來了；如果是爛泥的深淵呢，那就更不如淺一點的好。”
隻不過，魯迅的這番話是後來說的，在當時，劉半農聽到有人說他文章有些“淺”時，是很傷他的自尊的。
而實事求是地說，劉半農的文章中，時常確帶有些“上海小報記者的某些輕薄氣”。
胡適其實對劉半農並無惡意，也無惡感，這可以從他們後來的通信中看出來。而有留學經曆，有外國文化背景的胡適，和高中都沒畢業的劉半農相比，見識上肯定會有很大差異的。而胡適是個嚴肅且嚴謹的學者，對劉半農的文章中時常帶有的，“上海小報記者的某些輕薄氣”，肯定也是不能苟同的。由此，兩個人在某些見解上有分歧，這應該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但劉半農卻常因此而產生不必要的聯想，總是把原因歸結到自己的出身上。
總之，有一段長時間了，劉半農一直憋著一口氣，發誓出國留學，掙個博士學位，去堵堵別人的嘴。
一九二零年二月，在傅斯年從北京動身兩個月以後，劉半農終於爭取到出國留學的機會，隨即攜妻女到了英國，進入倫敦大學學院學實驗語音學。。
在北京，兩個人說在“倫敦見”時，或許都覺得是隨便說說而已，出國留學那麽容易嗎？現在，真沒想到這一語成真。
他鄉遇故友，昔日同一文化陣營的戰友，現在成了同一學校的同學，兩個人過去關係就不錯，現在這關係可是要更進一步了。
後來，陸陸續續又有羅家倫、毛子水、徐誌摩等人也來英國留學，這些意氣相投的人，自然組成一個留學生群體。
開始，大家經費不十分緊張，常在一塊吃飯、聊天，劉半農雖然帶家，但也經常參加。倘國內有相識的或不相識的友人到了英國，他們便要聚在一起，當起東道主，或請吃飯，或陪同遊覽。
一九二一年蔡元培到歐洲考察，來到英國後，這些人更是全程接待。傅斯年和劉半農還一起陪同蔡元培，參觀英國大不列顛博物館。
此前，傅斯年在給蔡元培的信中也特意寫上:“半農先生在倫敦，常相見。均好。”
傅斯年和劉半農同在倫敦大學學院就讀，兩人所學專業不同，誌趣也有很大的不同。
傅斯年涉獵甚廣，對心理學、化學、物理學、數學、醫學都有很濃的興趣，也都下過工夫。他刻苦學習，意在用西方科學知識和理論充實自己，提升自己的境界。
劉半農留學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拿到博士學位，但這並不妨礙他在學業上的刻苦努力。他的興趣也很廣泛，且在很多方麵都有天賦，但最感興趣的是語言學。
他有學習語言的天賦——精細的耳朵，對聲音的敏感，也有積累——他在北大曾講授音韻學、文字學。到英國之後，他泡在倫敦大學語音室裏，刻苦努力。一年後又到法國巴黎大學、法蘭西學院從事研究，借助先進的實驗條件和研究方法，很快就進入佳境，開始撰寫漢語四聲方麵的著作。
傅斯年對劉半農的研究表示了很大興趣和有力支持，並且貢獻了不少意見。
本來，傅斯年對於語言學就有很多思考，他後來從事史學研究，成立學術機構，無論是中山大學語言曆史研究所還是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都把曆史和語言綁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緣於他對語言學的興趣和見解。
對此，劉半農感受很深，他常和傅斯年討論他的研究課題，有進展收獲就說給傅斯年聽，請傅斯年分享和評論，有困惑疑難找傅斯年討論解決。
在好朋友麵前，傅斯年不客氣，不藏掖，十分坦率地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有些意見給劉半農以啟迪，啟發了他的思考，助他進入一個新的境域。有些見解與劉半農的研究思路相左，於是他們便辯論、爭吵。
傅斯年和劉半農都是直性子，都是性情中人，信口直言，毫無隱飾，情感豐富，易於衝動，缺乏自我控製能力，傅斯年在這方麵更為突出。
有時爭得太激烈，兩個人都想說服對方，又都說服不了對方，暴躁起來的傅斯年，常常揮拳動粗。
劉半農雖是江南才子，但性格上更有北方人的豪爽。魯迅曾說他“活潑，有時頗近於草率，勇敢也有失之無謀的地方”。
當傅斯年的拳頭打過來後，劉半農也揮拳相迎，於是從語音比高低演變成比誰的拳頭硬。隻是，打過之後，誰也不計較對方，很快就和好如初，更加珍惜相處的情誼。
劉半農去世後，傅斯年曾深情地迴憶他們同學共讀的經曆，具體情形雖細述不多，但打架的事卻特別提及。很明顯，這打架給他留下的不是交惡，而是美好的迴憶。
劉半農留學期間著有《四聲實驗錄》，完成於一九二三年，此時他已經在法國巴黎大學讀書，研究。他特意跑到倫敦，請傅斯年給他作序。
按照傅斯年的說法，劉半農的著作是專門名家的書，請他這個外行人作序，有些不妥。而且他年齡比劉半農小，資曆比劉半農淺，一再推辭。
劉半農卻不以為然，一再堅持，常常催促。因為他們常在一起交流，劉知道傅斯年既不像他說的外行，也曾經貢獻過許多寶貴的意見，隻有他清楚著作的成書情況及其意義。
傅斯年推辭不過，隻得依從。他集中精力寫了一篇較長的序文，洋洋灑灑，將劉著的特色、價值、貢獻、研究方法、學術地位等給予全麵評價。
他寫道:劉先生是位以言語學專門的人，於左文右史的忙勞中，抓定語音學，於語音學中，急於見鼓上出圖的符驗；這樣的擇路何等扼要，這樣的選術何等迫切；但劉先生仍不舍推測故訓的大本營；這樣對付的法子，恰合這件學問在現在所處的地位和性質。
他結合自己所了解到的情況評價劉半農研究的途徑，所下的工夫，說“以我所見，此時在國外的人，囫圇去接一種科學的多，分來去弄單個問題的少。這樣情形，不特於自己的造詣上不便，就是以這法子去讀書，也收效少的。”
“半農先生去中國後第一種貢獻不是個泛論，不是個匯編，而是一個問題的搜求，他作學問的路走得何等明白。”
談到《四聲實驗錄》的價值，傅斯年說，四聲是漢語中的普遍現象，也是漢語研究中的一個大問題，劉半農就這大問題進行實驗、研究，其意義是不言自明的；而劉卻說“這是個局於一方的小問題”，這種“太自遜的態度”是值得稱道的。
他說劉半農用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開拓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這部著作算是“開宗明義第一章”，自然有許多“引人驚異”的地方。他說他相信，“這問題是極提醒人的問題，這方法是極刺激人的方法”，他開了這個問題研究的“端源”，今後將會有更多的人從事這種實驗和研究。
劉半農沒找錯人，傅斯年所做的是非常內行的評價。
民國十年（1921年）劉半農轉入法國巴黎大學，並在法蘭西學院聽講，攻實驗語音學。
民國十四年（1925年）劉半農獲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成為第一個獲得以外國國家名義授予的最高學銜的中國人。同年秋，劉半農任北京大學國文係教授，兼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導師，建立了語音樂律實驗室，成為中國實驗語音學奠基人。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六月，劉半農為完成《四聲新譜》《方音字典》和《中國方言地圖》的編寫，冒著酷暑沿平綏鐵路深入綏遠、內蒙一帶考察方言方音，不幸染上“迴歸熱”病，七月十四日在北平逝世，年僅四十四歲。
劉半農（1891年5月29日—1934年7月14日）原名壽彭，後名複，初字半儂，後改半農，晚號曲庵。出生於江蘇江陰城內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自幼聰慧過人，6歲能作對聯、詠詩。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考入常州府中學堂，成績優異。
清宣統三年（1911年）應聘迴母校翰墨林小學任教，並與吳研因等編輯《江陰雜誌》。辛亥革命中，赴清江參加革命軍，任文牘。民國元年（1912年）二月，因不滿軍隊內部的混亂而返鄉。同年三月，劉半農與其弟劉天華至上海謀生，在開明劇社任編輯。
民國二年（1913年）春，在中華書局任編譯員。他勤奮寫作，先後在《時事新報》《小說界》等刊物發表四十多篇他翻譯和創作的小說，介紹安徒生、小仲馬、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高爾基等著名作家的作品。
民國六年（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等文章，對文學革命從形式到內容都提出深刻見解。同年夏，被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破格聘為北大預科國文教授。
劉半農雖然在文學革命中也是一員幹將，在新詩、小說、雜文、翻譯等方麵都有不俗的成就，但他並不滿足。
在他的心底深處，總有些自卑。他沒上過大學，沒有留學經曆，更沒有博士頭銜，總覺得因此而遭人輕視。
和胡適相比，他更加心理不平衡。他與胡適同歲，同時進北京大學，胡適被人前唿後擁，風光無限，這對他形成了一種很強的刺激。
一般來說，這自卑的人，都很敏感。比如，他自認為自己很能寫，寫出的東西也不錯，但有好幾篇投給《新青年》的文章沒被采用。這時候的他，一般不會在自己的文章上找原因，也不會去考慮每期雜誌對稿件內容的特殊需求，常常是怨天尤人，認為自己是人微而言輕，因為資曆而被排斥。
確實有人說劉半農的文章有些“淺”，因為對此魯迅曾為其鳴不平，並對他的“淺”給予了詩意般的肯定：
“他的淺，卻如一條清溪，澄澈見底，縱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體的清。倘使裝的是爛泥，一時就看不出它的深淺來了；如果是爛泥的深淵呢，那就更不如淺一點的好。”
隻不過，魯迅的這番話是後來說的，在當時，劉半農聽到有人說他文章有些“淺”時，是很傷他的自尊的。
而實事求是地說，劉半農的文章中，時常確帶有些“上海小報記者的某些輕薄氣”。
胡適其實對劉半農並無惡意，也無惡感，這可以從他們後來的通信中看出來。而有留學經曆，有外國文化背景的胡適，和高中都沒畢業的劉半農相比，見識上肯定會有很大差異的。而胡適是個嚴肅且嚴謹的學者，對劉半農的文章中時常帶有的，“上海小報記者的某些輕薄氣”，肯定也是不能苟同的。由此，兩個人在某些見解上有分歧，這應該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但劉半農卻常因此而產生不必要的聯想，總是把原因歸結到自己的出身上。
總之，有一段長時間了，劉半農一直憋著一口氣，發誓出國留學，掙個博士學位，去堵堵別人的嘴。
一九二零年二月，在傅斯年從北京動身兩個月以後，劉半農終於爭取到出國留學的機會，隨即攜妻女到了英國，進入倫敦大學學院學實驗語音學。。
在北京，兩個人說在“倫敦見”時，或許都覺得是隨便說說而已，出國留學那麽容易嗎？現在，真沒想到這一語成真。
他鄉遇故友，昔日同一文化陣營的戰友，現在成了同一學校的同學，兩個人過去關係就不錯，現在這關係可是要更進一步了。
後來，陸陸續續又有羅家倫、毛子水、徐誌摩等人也來英國留學，這些意氣相投的人，自然組成一個留學生群體。
開始，大家經費不十分緊張，常在一塊吃飯、聊天，劉半農雖然帶家，但也經常參加。倘國內有相識的或不相識的友人到了英國，他們便要聚在一起，當起東道主，或請吃飯，或陪同遊覽。
一九二一年蔡元培到歐洲考察，來到英國後，這些人更是全程接待。傅斯年和劉半農還一起陪同蔡元培，參觀英國大不列顛博物館。
此前，傅斯年在給蔡元培的信中也特意寫上:“半農先生在倫敦，常相見。均好。”
傅斯年和劉半農同在倫敦大學學院就讀，兩人所學專業不同，誌趣也有很大的不同。
傅斯年涉獵甚廣，對心理學、化學、物理學、數學、醫學都有很濃的興趣，也都下過工夫。他刻苦學習，意在用西方科學知識和理論充實自己，提升自己的境界。
劉半農留學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拿到博士學位，但這並不妨礙他在學業上的刻苦努力。他的興趣也很廣泛，且在很多方麵都有天賦，但最感興趣的是語言學。
他有學習語言的天賦——精細的耳朵，對聲音的敏感，也有積累——他在北大曾講授音韻學、文字學。到英國之後，他泡在倫敦大學語音室裏，刻苦努力。一年後又到法國巴黎大學、法蘭西學院從事研究，借助先進的實驗條件和研究方法，很快就進入佳境，開始撰寫漢語四聲方麵的著作。
傅斯年對劉半農的研究表示了很大興趣和有力支持，並且貢獻了不少意見。
本來，傅斯年對於語言學就有很多思考，他後來從事史學研究，成立學術機構，無論是中山大學語言曆史研究所還是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都把曆史和語言綁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緣於他對語言學的興趣和見解。
對此，劉半農感受很深，他常和傅斯年討論他的研究課題，有進展收獲就說給傅斯年聽，請傅斯年分享和評論，有困惑疑難找傅斯年討論解決。
在好朋友麵前，傅斯年不客氣，不藏掖，十分坦率地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有些意見給劉半農以啟迪，啟發了他的思考，助他進入一個新的境域。有些見解與劉半農的研究思路相左，於是他們便辯論、爭吵。
傅斯年和劉半農都是直性子，都是性情中人，信口直言，毫無隱飾，情感豐富，易於衝動，缺乏自我控製能力，傅斯年在這方麵更為突出。
有時爭得太激烈，兩個人都想說服對方，又都說服不了對方，暴躁起來的傅斯年，常常揮拳動粗。
劉半農雖是江南才子，但性格上更有北方人的豪爽。魯迅曾說他“活潑，有時頗近於草率，勇敢也有失之無謀的地方”。
當傅斯年的拳頭打過來後，劉半農也揮拳相迎，於是從語音比高低演變成比誰的拳頭硬。隻是，打過之後，誰也不計較對方，很快就和好如初，更加珍惜相處的情誼。
劉半農去世後，傅斯年曾深情地迴憶他們同學共讀的經曆，具體情形雖細述不多，但打架的事卻特別提及。很明顯，這打架給他留下的不是交惡，而是美好的迴憶。
劉半農留學期間著有《四聲實驗錄》，完成於一九二三年，此時他已經在法國巴黎大學讀書，研究。他特意跑到倫敦，請傅斯年給他作序。
按照傅斯年的說法，劉半農的著作是專門名家的書，請他這個外行人作序，有些不妥。而且他年齡比劉半農小，資曆比劉半農淺，一再推辭。
劉半農卻不以為然，一再堅持，常常催促。因為他們常在一起交流，劉知道傅斯年既不像他說的外行，也曾經貢獻過許多寶貴的意見，隻有他清楚著作的成書情況及其意義。
傅斯年推辭不過，隻得依從。他集中精力寫了一篇較長的序文，洋洋灑灑，將劉著的特色、價值、貢獻、研究方法、學術地位等給予全麵評價。
他寫道:劉先生是位以言語學專門的人，於左文右史的忙勞中，抓定語音學，於語音學中，急於見鼓上出圖的符驗；這樣的擇路何等扼要，這樣的選術何等迫切；但劉先生仍不舍推測故訓的大本營；這樣對付的法子，恰合這件學問在現在所處的地位和性質。
他結合自己所了解到的情況評價劉半農研究的途徑，所下的工夫，說“以我所見，此時在國外的人，囫圇去接一種科學的多，分來去弄單個問題的少。這樣情形，不特於自己的造詣上不便，就是以這法子去讀書，也收效少的。”
“半農先生去中國後第一種貢獻不是個泛論，不是個匯編，而是一個問題的搜求，他作學問的路走得何等明白。”
談到《四聲實驗錄》的價值，傅斯年說，四聲是漢語中的普遍現象，也是漢語研究中的一個大問題，劉半農就這大問題進行實驗、研究，其意義是不言自明的；而劉卻說“這是個局於一方的小問題”，這種“太自遜的態度”是值得稱道的。
他說劉半農用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開拓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這部著作算是“開宗明義第一章”，自然有許多“引人驚異”的地方。他說他相信，“這問題是極提醒人的問題，這方法是極刺激人的方法”，他開了這個問題研究的“端源”，今後將會有更多的人從事這種實驗和研究。
劉半農沒找錯人，傅斯年所做的是非常內行的評價。
民國十年（1921年）劉半農轉入法國巴黎大學，並在法蘭西學院聽講，攻實驗語音學。
民國十四年（1925年）劉半農獲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成為第一個獲得以外國國家名義授予的最高學銜的中國人。同年秋，劉半農任北京大學國文係教授，兼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導師，建立了語音樂律實驗室，成為中國實驗語音學奠基人。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六月，劉半農為完成《四聲新譜》《方音字典》和《中國方言地圖》的編寫，冒著酷暑沿平綏鐵路深入綏遠、內蒙一帶考察方言方音，不幸染上“迴歸熱”病，七月十四日在北平逝世，年僅四十四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