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傅斯年先進入愛丁堡大學短暫學習了一段時間，很快轉到倫敦大學學院。
愛丁堡大學簡稱愛大，創建於一五八三年，坐落於英國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市。愛丁堡大學是英語世界現存第六古老的大學。在學術排名上，愛丁堡大學長期位居英國乃至世界頂尖大學之列,是一所綜合性研究型大學、七所古典大學之一。
傅斯年所以進入愛大，應該是因其在歐洲啟蒙時代具有相當重要的領導地位，成為了當時的啟蒙中心之一，享有“北方雅典”之盛名。這一點，對於傅斯年有很強的吸引力。而傅斯年所以離開愛大打轉入倫敦大學學院，則是為了師從查爾斯?愛德華?斯皮爾曼（charlesedwardspearman）教授，學習和研究實驗心理學。
倫敦大學學院，一八二六年創立於英國倫敦，是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學，為倫敦大學聯盟的創校學院、羅素大學集團和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創始成員，被譽為金三角名校和“g5超級精英大學”之一。
查爾斯?愛德華?斯皮爾曼（charlesedwardspearman）英國理論和實驗心理學家，一八六三年九月十日生於倫敦，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卒於倫敦。他大器晚成，一九零六年在德國萊比錫獲博士學位，時年四十三歲。迴國後，一九一一年任倫敦大學心理學、邏輯學教授。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任英國心理學會主.席，一九二四年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院士。
作為實驗心理學的先驅，斯皮爾曼對心理統計的發展做了大量的研究，他對相關係數概念進行了延伸，導出了等級相關的計算方法。他還創立因素分析的方法，這是他學術上最偉大的成就。
他還將之與智力研究相結合，從而於一九零四年提出智力結構的“二因素說”，即‘g’因素（一般因素）和‘s’因素（特殊因素）。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斯皮爾曼的名字幾乎成了‘g’因素或‘s因素’的代名詞。按斯皮爾曼的解釋，人的普通能力係得自先天遺傳，主要表現在一般性生活活動上，從而顯示個人能力的高低。s因素代表的特殊能力，隻與少數生活活動有關，是個人在某方麵表現的異於別人的能力。
他反對聯想理論，著有《智力的性質和認知的原理》、《人的能力》、《創造的心》等。
實驗心理學是以科學的實驗方法研究人的心理現象和行為規律的學科。傅斯年為什麽會選擇實驗心理學呢？
幾千年來，無論是孔孟之道還是程朱理學，中國的傳統教育對人的行為要求，都是應該這樣，不應該那樣的，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想當然的道德戒律，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人的行為，人的心理，是從來沒有過的。
傅斯年認為，一個國家人口的整體素質決定社會的質量，改造社會首先要從改造個人開始。而要改造人，就需要科學的研究人的心理，人的行為。
對於到國外留學的人，首要的任務就是拿學位，但傅斯年可不是。比如他想師從實驗心理學的創始人斯皮爾曼讀心理學博士，斯皮爾曼卻要他從本科一年級讀起，他沒半點猶豫。因為在他看來，拿不拿學位並不重要，關鍵是學到真才實學。
傅斯年剛到英國，他就在北京《晨報》每天連載《英倫遊記》、《留學英國最先要知道的事》之類的文章，儼然成為留學英國通。
傅斯年在倫敦時，住在泰晤士河南岸。住所牆上掛的是他心目中三位英國文化英雄的肖像：蕭伯納、達爾文、密勒。在倫敦時，他曾幫助作家威爾士寫《世界史綱》的中國部分。平日裏愛看歌劇，喜讀小說。
關於在倫敦大學初期的學習情況，傅斯年1920年8月在寫給胡適的信中有所敘述：
我到倫敦後，於universitycollege（大學學院）聽講一學期，現在已入暑假，以後當專致力於心理學，以此終身，倒也有趣..我的本意，想入理科第一學年，spearman（史培曼）不勸我這樣，所以現在一麵做post-graduatework（研究生功課），一麵再於under-graduate（大學本科）之科目中選些聽講。近中溫習化學、物理學、數學等，興味很濃，迴想在北大時六年，一誤於預科一部，再誤於文科國文門，言之可歎。此後學心理學大約偏重於biological（生物學的）一派與講freudianpsycho-anlysis（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之一派。下學年所習科目半在理科，半在醫科。斯年此中對於求學計劃比前所定又稍有變更。總之，年限增長，範圍縮小，哲學諸科概不曾選習。我想若不於自然或社會科學有一二種知道個大略，有些小根基，先去學哲學定無著落。近來很不想做文章，一來讀書之性濃，作文之興便暴減；二來於科學上有些興味，望空而談的文章便覺得自慚了；三來途中心境思想覺得比以前複雜，研究的態度稍多些，便不大敢說冒失話；四來近來覺得心裏邊extroversion（外向）的趨向銳減，而introversion（內向）之趨勢大增，在此不免有些懶的地方。
傅斯年除努力學習實驗心理學和選修自然科學的課程外，對英國的文學、史學、政治學等也有興趣，因而進行了廣泛的涉獵。
在努力學習學術文化知識的同時，也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學習與社會政治有關的知識。英國是自由主義重要發源地，傅斯年在這裏生活三年多的時間，他的思想進一步受到了自由主義的熏陶。
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思想體係，形成於十七世紀的英國，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時期得到廣泛傳播，十九世紀逐步成為西方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在西方作為一種占統治地位的思潮，一直在發展變化。一般認為，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是古典自由主義時期，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是所謂的“二十世紀的自由主義”，也稱為新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的內容相當豐富，並且在發展中出現許多變體，然而正如英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約翰?格雷所總結，自由主義流派變體雖多，但具有一些共同之處，這些共同點構成了自由主義的基礎，他總結說：“自由主義傳統中各種變體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關於人與社會的確定觀念具有獨特的現代性。這一觀念包括如下幾個要素：它是個人主義的（individualist），因為它主張個人對於任何社會集體之要求的道德優先性；它是平等主義的(egalitarian)，因為它賦予所有人以同樣的道德地位，否認人們之間在道德價值上的差異與法律秩序或政治秩序的相關性；它是普遍主義的(universalist)，因為它肯定人類種屬的道德統一性，而僅僅給予特殊的曆史聯合體與文化形式以次要的意義；它是社會向善論(meliorist)，因為它認為所有的社會製度與政治安排都是可以糾正和改善的。正是這一關於人與社會的觀念賦予自由主義以一種確定的統一性。”
自由主義思潮在西方的蓬勃發展，不僅逐步占據了西方的意識形態，也傳播到了東方，大致在二十世紀初開始進入中國，以後在中國產生著愈來愈大的影響。
西方自由主義傳入中國的標誌，一般追溯到嚴複翻譯自由主義的名著，並根據自己的理解進行的闡釋。其主要作品《論世變之亟》、《原強》、《原強續篇》、《救亡決論》等，都帶有自由主義色彩。考察西方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曆史會發現，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傳播隻是先聲和初試階段，新文化運動時期才進入高潮。原因有二：一是辛亥革命以後，中西文化交流的環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二是一大批留學歐美，經曆自由主義洗禮的留學生迴國，他們多在教育和文化領域工作，利用各種方式宣傳自由主義思潮。
辛亥革命的領袖人物之一蔡元培，1917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的辦學思想，將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落實到教育實踐之中，又聘請一批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任教，並將宣傳自由平等、社會革命的《新青年》搬到北京。這期間，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適留學歸國，任教北大，一時間北京大學成為自由主義思潮傳播和發展的重要基地。
傅斯年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正是自由主義在北大迅速傳播的時期。把傅斯年從傳統國學引向新文化運動，將其培養為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知識分子的導師是胡適。胡適與傅斯年就自由主義思想而言，具有繼承和發展的關係。可以說，傅斯年的自由主義思想主要受胡適的影響，但在許多方麵進行了發展。傅斯年曾自述他與胡適思想的聯係與區別，他說：“適之是自由主義者，我是自由社會主義者。”
胡適反對封建專製統治壓抑個性，摧折個性。他在《易卜生主義》一文中對專製社會摧折個性進行了分析和抨擊，說：
“社會最愛專製，往往用強力摧折個人的個性，壓製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個人的個性都消滅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都完了，社會自身也就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
胡適把專製社會摧折歸於道德的範疇，因此他對專製的摧折個性視為不道德的行為，而要青年人反對專製社會的道德束縛，發展個人的個性。
他強調，發展個人的個性，須要兩個條件：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誌；第二，須使個人擔幹係，負責任。很顯然，胡適在批判專製社會摧折個性的同時，努力要求青年人接受自由主義，發展自己的獨立人格。
他曾比喻說：“社會國家沒有自由獨立的人格，如同酒裏少了曲，麵包裏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腦筋，那種國家社會決沒有改良進步的希望。”
傅斯年的個性解放主張雖然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提出，與胡適相唿應，但思想與態度更為積極、激烈，尤其留學英國期間。在要求獨立發展個性、養成自由獨立人格的同時，他提出要“無中生有的造社會”，其用自由主義改造社會的思想進一步明晰化。
愛丁堡大學簡稱愛大，創建於一五八三年，坐落於英國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市。愛丁堡大學是英語世界現存第六古老的大學。在學術排名上，愛丁堡大學長期位居英國乃至世界頂尖大學之列,是一所綜合性研究型大學、七所古典大學之一。
傅斯年所以進入愛大，應該是因其在歐洲啟蒙時代具有相當重要的領導地位，成為了當時的啟蒙中心之一，享有“北方雅典”之盛名。這一點，對於傅斯年有很強的吸引力。而傅斯年所以離開愛大打轉入倫敦大學學院，則是為了師從查爾斯?愛德華?斯皮爾曼（charlesedwardspearman）教授，學習和研究實驗心理學。
倫敦大學學院，一八二六年創立於英國倫敦，是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學，為倫敦大學聯盟的創校學院、羅素大學集團和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創始成員，被譽為金三角名校和“g5超級精英大學”之一。
查爾斯?愛德華?斯皮爾曼（charlesedwardspearman）英國理論和實驗心理學家，一八六三年九月十日生於倫敦，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卒於倫敦。他大器晚成，一九零六年在德國萊比錫獲博士學位，時年四十三歲。迴國後，一九一一年任倫敦大學心理學、邏輯學教授。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任英國心理學會主.席，一九二四年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院士。
作為實驗心理學的先驅，斯皮爾曼對心理統計的發展做了大量的研究，他對相關係數概念進行了延伸，導出了等級相關的計算方法。他還創立因素分析的方法，這是他學術上最偉大的成就。
他還將之與智力研究相結合，從而於一九零四年提出智力結構的“二因素說”，即‘g’因素（一般因素）和‘s’因素（特殊因素）。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斯皮爾曼的名字幾乎成了‘g’因素或‘s因素’的代名詞。按斯皮爾曼的解釋，人的普通能力係得自先天遺傳，主要表現在一般性生活活動上，從而顯示個人能力的高低。s因素代表的特殊能力，隻與少數生活活動有關，是個人在某方麵表現的異於別人的能力。
他反對聯想理論，著有《智力的性質和認知的原理》、《人的能力》、《創造的心》等。
實驗心理學是以科學的實驗方法研究人的心理現象和行為規律的學科。傅斯年為什麽會選擇實驗心理學呢？
幾千年來，無論是孔孟之道還是程朱理學，中國的傳統教育對人的行為要求，都是應該這樣，不應該那樣的，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想當然的道德戒律，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人的行為，人的心理，是從來沒有過的。
傅斯年認為，一個國家人口的整體素質決定社會的質量，改造社會首先要從改造個人開始。而要改造人，就需要科學的研究人的心理，人的行為。
對於到國外留學的人，首要的任務就是拿學位，但傅斯年可不是。比如他想師從實驗心理學的創始人斯皮爾曼讀心理學博士，斯皮爾曼卻要他從本科一年級讀起，他沒半點猶豫。因為在他看來，拿不拿學位並不重要，關鍵是學到真才實學。
傅斯年剛到英國，他就在北京《晨報》每天連載《英倫遊記》、《留學英國最先要知道的事》之類的文章，儼然成為留學英國通。
傅斯年在倫敦時，住在泰晤士河南岸。住所牆上掛的是他心目中三位英國文化英雄的肖像：蕭伯納、達爾文、密勒。在倫敦時，他曾幫助作家威爾士寫《世界史綱》的中國部分。平日裏愛看歌劇，喜讀小說。
關於在倫敦大學初期的學習情況，傅斯年1920年8月在寫給胡適的信中有所敘述：
我到倫敦後，於universitycollege（大學學院）聽講一學期，現在已入暑假，以後當專致力於心理學，以此終身，倒也有趣..我的本意，想入理科第一學年，spearman（史培曼）不勸我這樣，所以現在一麵做post-graduatework（研究生功課），一麵再於under-graduate（大學本科）之科目中選些聽講。近中溫習化學、物理學、數學等，興味很濃，迴想在北大時六年，一誤於預科一部，再誤於文科國文門，言之可歎。此後學心理學大約偏重於biological（生物學的）一派與講freudianpsycho-anlysis（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之一派。下學年所習科目半在理科，半在醫科。斯年此中對於求學計劃比前所定又稍有變更。總之，年限增長，範圍縮小，哲學諸科概不曾選習。我想若不於自然或社會科學有一二種知道個大略，有些小根基，先去學哲學定無著落。近來很不想做文章，一來讀書之性濃，作文之興便暴減；二來於科學上有些興味，望空而談的文章便覺得自慚了；三來途中心境思想覺得比以前複雜，研究的態度稍多些，便不大敢說冒失話；四來近來覺得心裏邊extroversion（外向）的趨向銳減，而introversion（內向）之趨勢大增，在此不免有些懶的地方。
傅斯年除努力學習實驗心理學和選修自然科學的課程外，對英國的文學、史學、政治學等也有興趣，因而進行了廣泛的涉獵。
在努力學習學術文化知識的同時，也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學習與社會政治有關的知識。英國是自由主義重要發源地，傅斯年在這裏生活三年多的時間，他的思想進一步受到了自由主義的熏陶。
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思想體係，形成於十七世紀的英國，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時期得到廣泛傳播，十九世紀逐步成為西方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在西方作為一種占統治地位的思潮，一直在發展變化。一般認為，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是古典自由主義時期，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是所謂的“二十世紀的自由主義”，也稱為新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的內容相當豐富，並且在發展中出現許多變體，然而正如英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約翰?格雷所總結，自由主義流派變體雖多，但具有一些共同之處，這些共同點構成了自由主義的基礎，他總結說：“自由主義傳統中各種變體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關於人與社會的確定觀念具有獨特的現代性。這一觀念包括如下幾個要素：它是個人主義的（individualist），因為它主張個人對於任何社會集體之要求的道德優先性；它是平等主義的(egalitarian)，因為它賦予所有人以同樣的道德地位，否認人們之間在道德價值上的差異與法律秩序或政治秩序的相關性；它是普遍主義的(universalist)，因為它肯定人類種屬的道德統一性，而僅僅給予特殊的曆史聯合體與文化形式以次要的意義；它是社會向善論(meliorist)，因為它認為所有的社會製度與政治安排都是可以糾正和改善的。正是這一關於人與社會的觀念賦予自由主義以一種確定的統一性。”
自由主義思潮在西方的蓬勃發展，不僅逐步占據了西方的意識形態，也傳播到了東方，大致在二十世紀初開始進入中國，以後在中國產生著愈來愈大的影響。
西方自由主義傳入中國的標誌，一般追溯到嚴複翻譯自由主義的名著，並根據自己的理解進行的闡釋。其主要作品《論世變之亟》、《原強》、《原強續篇》、《救亡決論》等，都帶有自由主義色彩。考察西方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曆史會發現，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傳播隻是先聲和初試階段，新文化運動時期才進入高潮。原因有二：一是辛亥革命以後，中西文化交流的環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二是一大批留學歐美，經曆自由主義洗禮的留學生迴國，他們多在教育和文化領域工作，利用各種方式宣傳自由主義思潮。
辛亥革命的領袖人物之一蔡元培，1917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的辦學思想，將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落實到教育實踐之中，又聘請一批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任教，並將宣傳自由平等、社會革命的《新青年》搬到北京。這期間，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適留學歸國，任教北大，一時間北京大學成為自由主義思潮傳播和發展的重要基地。
傅斯年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正是自由主義在北大迅速傳播的時期。把傅斯年從傳統國學引向新文化運動，將其培養為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知識分子的導師是胡適。胡適與傅斯年就自由主義思想而言，具有繼承和發展的關係。可以說，傅斯年的自由主義思想主要受胡適的影響，但在許多方麵進行了發展。傅斯年曾自述他與胡適思想的聯係與區別，他說：“適之是自由主義者，我是自由社會主義者。”
胡適反對封建專製統治壓抑個性，摧折個性。他在《易卜生主義》一文中對專製社會摧折個性進行了分析和抨擊，說：
“社會最愛專製，往往用強力摧折個人的個性，壓製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個人的個性都消滅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都完了，社會自身也就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
胡適把專製社會摧折歸於道德的範疇，因此他對專製的摧折個性視為不道德的行為，而要青年人反對專製社會的道德束縛，發展個人的個性。
他強調，發展個人的個性，須要兩個條件：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誌；第二，須使個人擔幹係，負責任。很顯然，胡適在批判專製社會摧折個性的同時，努力要求青年人接受自由主義，發展自己的獨立人格。
他曾比喻說：“社會國家沒有自由獨立的人格，如同酒裏少了曲，麵包裏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腦筋，那種國家社會決沒有改良進步的希望。”
傅斯年的個性解放主張雖然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提出，與胡適相唿應，但思想與態度更為積極、激烈，尤其留學英國期間。在要求獨立發展個性、養成自由獨立人格的同時，他提出要“無中生有的造社會”，其用自由主義改造社會的思想進一步明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