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三歲的時候，父親就離開家了，人對三歲以前的事，是沒有什麽記憶的。在以後的日子裏，父親一年迴幾次家，每次在家待的時間也都很短，他和父親相處的時間是很有限的。感情總是相處出來的，雖然父子關係，不同於一般人的關係。總之，對於父親，在感情上和朝夕相處爺爺、母親是無法相比的。
父親去世後，父親的學生們經常來家，每次總要說起他們敬愛的老師，從學生們的口中，傅斯年才知道，父親是個怎樣的人，父親在他心中的形象，逐漸高大起來，逐漸被偶像化了。因為和父親在一起相處的時光很有限，這樣一來，這有限的時光變得十分珍貴起來。
在沒人的時候，特別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常常拚命的迴憶自己和父親在一起的時光，他反而特別思念起父親。過去，和爺爺、母親在一起的時候，他不怎麽願意談父親的，但現在，他特別願意和他們談父親，特別渴望的想知道有關父親的事情。當然，他也同樣特別想聽父親的學生們說父親的事情。漸漸的，他特別希望父親的學生來自己的家。在他看來，似乎，能看到父親的這些得意門生，就如同看到了父親一樣。
傅斯年這一家人都知道，在傅旭安的學生中，他最中意的是侯延塽。家裏人能感覺到，資助和幫助侯延塽，是傅旭安這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平日裏談起他的學生，侯延塽是常掛在嘴上的。
傅旭安去世後，給這個家最大幫助和安慰是傅旭安的這些學生，在這個家，最受歡迎的也是這些學生。
因此，不難想象，侯延塽的到來，會受到怎樣的歡迎。特別是傅斯年，跟在侯延塽身邊，幾乎是寸步不離。
侯延塽，雖然是出身舊學，但他的思想是很開通的。在後來的日子裏，他曾作為第一批留學生赴日本學習政法三年。中華民國初年，曆任臨時參議院議員、第一屆眾議院議員、哈爾濱中國銀行行長兼海關總監督。1921年，辭職閑居濟南，後入山東省“紅字會”，興辦慈善事業。1937年嚴辭拒絕偽省長唐仰杜(其世侄)邀請他到偽政府任職。從這些經曆中，我們不難看出，這是個怎樣的人。
人是有緣分的，侯延塽和恩師在一起的時候，恩師到是經常談起他的這個大兒子。話裏話外，能聽出恩師對這個兒子是很滿意的。雖然過去接觸不多，但侯延塽能感覺出，傅斯年肯定是個很優秀的人。
盡管如此，在和傅斯年深入接觸後，侯延塽還是很出乎意料。他有些不敢相信，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怎麽能讀這麽多書，怎麽能有這樣深厚的國學功底，怎麽能有如此的學問和見識。而且他很快發現，傅斯年不僅天資甚高，而且記憶力遠超常人。
無意中發現傅斯年寫的幾篇文章，他本來想是大略的瀏覽一下，沒想到自己會很快被文章吸引。他驚呆了，如果不是人就在眼前，怎麽敢相信，這些文章是出自一個不滿十三歲的孩子呢！侯延塽打心眼裏為自己的恩師欣慰，同時也更意識到自己肩上責任的重大。
他愈發喜歡這個比自己小25歲的孩子。如果說，先前，他要幫這個家，幫傅斯年，是出於報師恩，是一種責任，是不得不辦的事，現在則成了不能不辦的事。成了他心甘情願必須做的事情，也成了他特別開心的事情。
對於侯延塽說來，報師恩很重要，但為眼前這個自己喜歡的孩子做點什麽更重要。
按侯延塽原來的想法，不過是想辦法籌集資金，使傅斯年能夠完成學業，但是現在，他的想法變了。
侯延塽進京趕考後，見識了外邊的世界，接觸到了很多新的東西，也結識了不少與眾不同的朋友，使得他視野大開。
一個人要想求發展，首先，他腳下站立的這塊地很重要。比如，一個很封閉的地方，和一個很開放的地方，給人提供的機會能有可比性嗎？
傅斯年所在的聊城，這個曾經的黃河與京杭大運河相會的之地，交通和商貿發達曾使其富甲一方。而經濟的繁榮也使其在方方麵麵成為引領潮流之地。但是，隨著黃河改道，京杭大運河河道堵塞，更主要的是海上運輸的興起，發展機遇開始由內陸轉向沿海。聊城由一個交通便捷之地，變成了一個相對閉塞的地方。從商貿發達之地，退迴到了以內銷為主的地方。在農村，商貿的發展曾經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產品的商品化，現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又占據了統治地位，農民的生活更加貧困。
經濟蕭條了，但在很大程度上，很多人的思想還沾沾自喜的停留在經濟發展時期。正如傅斯年後來對此情況的反省中所說：
“山東西部在當年並不是不濟的地方。有一條運河和南北大道，所以當地是很富庶的。也就是因為當地富庶，一般工人和農民都不肯遷地求事業，遠不如東部的人的精神（當時，山東東部的生計艱苦）。譬如就聊城縣一地而論，聊城在當地是山東西部三大埠之一（三埠是濟寧、聊城、臨清，商務在濟南之上），又是山東西部直隸南部的‘八股文化中心點’，於是地方上頗少剛氣，而多怠性。….…現在經濟上狀況一落千丈了，隻有當時造成的惡根性存在著，妨害生活的發展。八股文化也無用武之地了，但仍用著舊精神妨害新文化的進來”由於形成八股文化中心點，使這個地區的士人特別重視儒家經典的傳授和八股文的寫作….…”
這時候的侯延塽，已經深刻意識到：當時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新學興起，並且代表著時代的要求和中國發展的方向，聊城地處偏僻，傅斯年如長期呆在家鄉，接觸不到新事物，學不到新知識，便有可能耽誤學業，影響前程。因此，隻資助他一些錢物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於是他萌生了帶傅斯年去大城市讀書的念頭。
但是，一方麵，這個決心不好下，一方麵，光靠他一個人還是不行的，他需要幫助。所以，這一次，他沒有把這些想法表露出來。
他返京的時候，征得了傅斯年同意，帶上了傅斯年的幾篇文章，他當然有用。迴京的路上，他先到了天津。這裏有他幾個好朋友，其中之一《大公報》的創始人英斂之、還有傅淦的學生孔繁淦等人。和他們見麵的時候，他談起傅斯年的情況，並把傅斯年寫的幾篇文章拿出來讓幾位朋友傳閱。
這些人都是有識之士，大家都很賞識傅斯年的才華，這些人也都是愛才之人，有的人還和傅家有特殊的關係，比如傅淦的學生孔繁淦。大家都主張侯延塽把這孩子帶到天津來，讓他接受新式教育，並願意提供方便。
侯延塽沒想到有這麽好的結果，北京也不迴了，直接從天津又返迴聊城。
同傅斯年的祖父和母親說明自己的想法和幾位朋友的意見。傅淦等人經過考慮和商議，雖然很有些不舍，也擔心傅斯年太小，缺乏獨立生活能力。但是，無論傅淦還是李叔音，都是識大體的人，他們知道，孩子的前途比什麽都重要。
傅斯年雖年齡尚小，但有著強烈的求知欲，除了對祖父、母親尚有依戀，自然願意出外求學，於是，這件事就定了下來。
一九零八年冬，少年傅斯年離別了養育自己十三年的故鄉，在寒風料峭中踏上了求學的征途。
當時，東昌府境內尚無公路，也沒有汽車。一輛榆木和棗木製成的獨輪車上，一側坐著傅斯年，一側裝著行李，由車夫推著，“吱吱呀呀”地走在去禹城的路上。侯延塽跟在車的後邊，他們是去禹城乘火車趕往天津。
對於傅斯年來說，這一步走出去，可以說是決定命運的一步。試想，當年的黎元洪，如果不是他的父親，把他從黃陂帶到天津，他怎麽會有後來的精彩人生。袁世凱如果沒有離開家鄉從軍的一舉，怎麽可能會在以後的人生中叱詫風雲。
同樣，如果傅斯年沒有這走出去的一步，誰知道他以後的人生會是怎樣呀！
父親去世後，父親的學生們經常來家，每次總要說起他們敬愛的老師，從學生們的口中，傅斯年才知道，父親是個怎樣的人，父親在他心中的形象，逐漸高大起來，逐漸被偶像化了。因為和父親在一起相處的時光很有限，這樣一來，這有限的時光變得十分珍貴起來。
在沒人的時候，特別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常常拚命的迴憶自己和父親在一起的時光，他反而特別思念起父親。過去，和爺爺、母親在一起的時候，他不怎麽願意談父親的，但現在，他特別願意和他們談父親，特別渴望的想知道有關父親的事情。當然，他也同樣特別想聽父親的學生們說父親的事情。漸漸的，他特別希望父親的學生來自己的家。在他看來，似乎，能看到父親的這些得意門生，就如同看到了父親一樣。
傅斯年這一家人都知道，在傅旭安的學生中，他最中意的是侯延塽。家裏人能感覺到，資助和幫助侯延塽，是傅旭安這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平日裏談起他的學生，侯延塽是常掛在嘴上的。
傅旭安去世後，給這個家最大幫助和安慰是傅旭安的這些學生，在這個家，最受歡迎的也是這些學生。
因此，不難想象，侯延塽的到來，會受到怎樣的歡迎。特別是傅斯年，跟在侯延塽身邊，幾乎是寸步不離。
侯延塽，雖然是出身舊學，但他的思想是很開通的。在後來的日子裏，他曾作為第一批留學生赴日本學習政法三年。中華民國初年，曆任臨時參議院議員、第一屆眾議院議員、哈爾濱中國銀行行長兼海關總監督。1921年，辭職閑居濟南，後入山東省“紅字會”，興辦慈善事業。1937年嚴辭拒絕偽省長唐仰杜(其世侄)邀請他到偽政府任職。從這些經曆中，我們不難看出，這是個怎樣的人。
人是有緣分的，侯延塽和恩師在一起的時候，恩師到是經常談起他的這個大兒子。話裏話外，能聽出恩師對這個兒子是很滿意的。雖然過去接觸不多，但侯延塽能感覺出，傅斯年肯定是個很優秀的人。
盡管如此，在和傅斯年深入接觸後，侯延塽還是很出乎意料。他有些不敢相信，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怎麽能讀這麽多書，怎麽能有這樣深厚的國學功底，怎麽能有如此的學問和見識。而且他很快發現，傅斯年不僅天資甚高，而且記憶力遠超常人。
無意中發現傅斯年寫的幾篇文章，他本來想是大略的瀏覽一下，沒想到自己會很快被文章吸引。他驚呆了，如果不是人就在眼前，怎麽敢相信，這些文章是出自一個不滿十三歲的孩子呢！侯延塽打心眼裏為自己的恩師欣慰，同時也更意識到自己肩上責任的重大。
他愈發喜歡這個比自己小25歲的孩子。如果說，先前，他要幫這個家，幫傅斯年，是出於報師恩，是一種責任，是不得不辦的事，現在則成了不能不辦的事。成了他心甘情願必須做的事情，也成了他特別開心的事情。
對於侯延塽說來，報師恩很重要，但為眼前這個自己喜歡的孩子做點什麽更重要。
按侯延塽原來的想法，不過是想辦法籌集資金，使傅斯年能夠完成學業，但是現在，他的想法變了。
侯延塽進京趕考後，見識了外邊的世界，接觸到了很多新的東西，也結識了不少與眾不同的朋友，使得他視野大開。
一個人要想求發展，首先，他腳下站立的這塊地很重要。比如，一個很封閉的地方，和一個很開放的地方，給人提供的機會能有可比性嗎？
傅斯年所在的聊城，這個曾經的黃河與京杭大運河相會的之地，交通和商貿發達曾使其富甲一方。而經濟的繁榮也使其在方方麵麵成為引領潮流之地。但是，隨著黃河改道，京杭大運河河道堵塞，更主要的是海上運輸的興起，發展機遇開始由內陸轉向沿海。聊城由一個交通便捷之地，變成了一個相對閉塞的地方。從商貿發達之地，退迴到了以內銷為主的地方。在農村，商貿的發展曾經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產品的商品化，現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又占據了統治地位，農民的生活更加貧困。
經濟蕭條了，但在很大程度上，很多人的思想還沾沾自喜的停留在經濟發展時期。正如傅斯年後來對此情況的反省中所說：
“山東西部在當年並不是不濟的地方。有一條運河和南北大道，所以當地是很富庶的。也就是因為當地富庶，一般工人和農民都不肯遷地求事業，遠不如東部的人的精神（當時，山東東部的生計艱苦）。譬如就聊城縣一地而論，聊城在當地是山東西部三大埠之一（三埠是濟寧、聊城、臨清，商務在濟南之上），又是山東西部直隸南部的‘八股文化中心點’，於是地方上頗少剛氣，而多怠性。….…現在經濟上狀況一落千丈了，隻有當時造成的惡根性存在著，妨害生活的發展。八股文化也無用武之地了，但仍用著舊精神妨害新文化的進來”由於形成八股文化中心點，使這個地區的士人特別重視儒家經典的傳授和八股文的寫作….…”
這時候的侯延塽，已經深刻意識到：當時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新學興起，並且代表著時代的要求和中國發展的方向，聊城地處偏僻，傅斯年如長期呆在家鄉，接觸不到新事物，學不到新知識，便有可能耽誤學業，影響前程。因此，隻資助他一些錢物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於是他萌生了帶傅斯年去大城市讀書的念頭。
但是，一方麵，這個決心不好下，一方麵，光靠他一個人還是不行的，他需要幫助。所以，這一次，他沒有把這些想法表露出來。
他返京的時候，征得了傅斯年同意，帶上了傅斯年的幾篇文章，他當然有用。迴京的路上，他先到了天津。這裏有他幾個好朋友，其中之一《大公報》的創始人英斂之、還有傅淦的學生孔繁淦等人。和他們見麵的時候，他談起傅斯年的情況，並把傅斯年寫的幾篇文章拿出來讓幾位朋友傳閱。
這些人都是有識之士，大家都很賞識傅斯年的才華，這些人也都是愛才之人，有的人還和傅家有特殊的關係，比如傅淦的學生孔繁淦。大家都主張侯延塽把這孩子帶到天津來，讓他接受新式教育，並願意提供方便。
侯延塽沒想到有這麽好的結果，北京也不迴了，直接從天津又返迴聊城。
同傅斯年的祖父和母親說明自己的想法和幾位朋友的意見。傅淦等人經過考慮和商議，雖然很有些不舍，也擔心傅斯年太小，缺乏獨立生活能力。但是，無論傅淦還是李叔音，都是識大體的人，他們知道，孩子的前途比什麽都重要。
傅斯年雖年齡尚小，但有著強烈的求知欲，除了對祖父、母親尚有依戀，自然願意出外求學，於是，這件事就定了下來。
一九零八年冬，少年傅斯年離別了養育自己十三年的故鄉，在寒風料峭中踏上了求學的征途。
當時，東昌府境內尚無公路，也沒有汽車。一輛榆木和棗木製成的獨輪車上，一側坐著傅斯年，一側裝著行李，由車夫推著，“吱吱呀呀”地走在去禹城的路上。侯延塽跟在車的後邊，他們是去禹城乘火車趕往天津。
對於傅斯年來說，這一步走出去，可以說是決定命運的一步。試想，當年的黎元洪，如果不是他的父親，把他從黃陂帶到天津，他怎麽會有後來的精彩人生。袁世凱如果沒有離開家鄉從軍的一舉，怎麽可能會在以後的人生中叱詫風雲。
同樣，如果傅斯年沒有這走出去的一步，誰知道他以後的人生會是怎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