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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3章韓國經濟分析（下）
想要計劃資產轉移，那就要從第三帝國開始，要是直接轉移到紅色國家，人家也好查找。很明顯是對韓國有預謀的經濟攻擊，就小***那樣，肯定會呲牙裂叫的。更會大膽的針對咱們國家進行報複，引起更多的糾紛，那些第三帝國更樂意幫忙助陣。所以這點上對國家進行的韜光養晦政策是相違背的。
對此張子劍想到一個人，那就是金泳三這個人，他的上台正式**的溫床。金泳三在任期間，允許韓國的家族企業擴張，從而產生了堆積如山的債務，播下了1997年金融危機的種子。在他執政的最後幾周，整個國家搖晃在破產的邊緣，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580億美元的緊急貸款，這被韓國國民視為接受屈辱援助。金泳三在全國一片譴責聲中卸任。
更加諷刺的事，他一麵自己打擊**，澄清並公眾自己的財政財產，然而自己的兒子金賢哲在他執政時期被稱作“小總統”，他在父親任期末的1997年被查出受某集團等企業的委托，並以活動費等名義收受66億韓元，並逃掉14億韓元贈與稅，因此被檢方起訴，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金賢哲後來因涉嫌從韓鬆集團前副總裁趙東晚那裏收受20億韓元非法資金再次被逮捕。
張子劍在想，要不要自己公開自己的身份，和這種**的衙內搞好關係，從中牟利呢？或許這是一個突破口，現在泳三叔還沒登台呢？要到今年年底才會大選成功，這時候出點力，或許有更好的匯報呢？
細想一下金泳三的執政時期的一些事情，張子劍也感覺好笑。首先金泳三實現了自己清廉為民的誓言的口號“不流血的反**鬥爭”，1992年以來，韓國經濟增長速度大大放慢，1991年經濟增長率僅為4.7%，為13年來的最低水平，位次排在亞洲四小龍之末。為此世界銀行為此將韓國排除在四小龍之外，降為亞洲新虎的檔次，愛麵子的韓國人很受刺激，各大報紙紛紛發出“韓國已不再是龍”的哀歎。而且還非常的叫屈，蹦躂的很歡，張子劍想想，也就韓國***和日本人才會這樣。
金泳三認為，**是“韓國病”的症結所在。要根治“韓國病”，就必須反**。金泳三痛切地指出：“如今在韓國這塊土地上，權威秩序崩潰，社會綱紀鬆弛，到處都彌漫著不負責任、舞弊**。一度著稱於世的韓國人的吃苦耐勞精神已煙消雲散，如今是金錢萬能，窮奢極欲，烏煙瘴氣。”
同時金泳三宣布，在其五年任期之內不涉足高爾夫球等奢侈性娛樂活動，他指示關閉了總統府內的高爾夫球場，要求公務員埋首辦公桌，積極為人民謀福利，他對公務員的要求是，要麽當官而安於貧困，要麽為發財而去經商，二者不能兼顧。他說：“韓國目前人均國民收入每年不到七千美元，但韓國人的生活方式竟與年人均國民收入3萬美元的發達國家的居民相似，這不符合國情。”金泳三的倡導使許多政界要人也放棄了打高爾夫球的愛好，一時間韓國的高爾夫球俱樂部的會員卡行情大跌。
針對出現在酒吧裏的高消費現象，金泳三指出：“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隻有7000美元的韓國能這樣奢侈嗎？政府將考慮運用增加稅率、嚴格征稅等手段促使其轉產或停業。”1993年7月，韓國政府宣布，提高酒吧這樣的娛樂服務業的納稅率，對以酒吧、高級飯館、夜總會等為舞台的行賄受賄進行嚴密監視，這一舉動就是要使政府官員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輕易進入那些豪華雅室。於是，不少地方顧客減少70%～80%，全國批準經營豪華雅室業務的17000家飯店中，停業、歇業和轉產的占1/4。
此時張子劍想到，要是這一條出現的話，可以考慮盤下幾個大型的酒店或者高檔場所，畢竟以後會升值的很厲害。於是又在本子上重重的寫上這一筆計劃。
當然金泳三政府最有成效的反**措施，是高級公務人員必須公布個人的收入和財產。在就任總統後的第一次國務會議上，金泳三表示，反**要從自己做起，關於公布財產，他說到做到，第二天，金泳三和他的直係親屬的財產就見諸報端：不動產、汽車等價值為17億韓元，約二百二十五萬美元。他宣布，在五年任期內決不接受企業和個人提供的一分錢的政治資金。
從1993年9月1日到12月1日，***將對公職人員的財產進行核查。誰隱瞞或轉移財產，誰就被曝光，並將被課以罰款2500美元，甚至受到開除的處理。如果查實當事人的財產來路不正或係非法所得，將被解除公職，判處當事人五年以內有期徒刑，並被罰款62500美元。這一法律還明確規定，韓國的上述高級公職人員，今後每年1月份都要申報財產，並說明財產的來曆；離休或退休時必須公布財產，檢察機關發現可疑，將立案進行核查，因為高級公職人員不可能成為富有階層。
金泳三總統和總理遞交了財產登記單。金泳三在財產登記時，從容地對大家說：“我的財產與2月份‘淨化運動’時登記的一致，所多出的部分是我的工資。”他的舉措引起群眾強烈反響，形成巨大的政治輿論壓力，執政黨領導人、副部長級以上官員和國會議員共1167人群起仿效，連在野黨的領導人也不得不步其後塵，相繼公布財產。於是相當一個時期裏，漢城的報紙連篇累牘地刊登從總統到副部長及其家庭成員的現金、不動產價值以及擁有的奢侈品，十分有趣。
通過財產申報，有一名議員被捕，六人自動辭去議員職務或***，五名副部長被解除職務，五名高級官員被公開警告，另有七十多名公職人員擔心公布財產會引起公眾的嘲弄，他們辭去公職，加以逃避。
正如張子劍想到金泳三持政時期也是一個正常的市場經濟中，雖然他加大**，可實際上是在延續**的橫行。用咱們的話來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當然歸根結底還是官商繼續勾結，銀行的被企業夾持著。如果一個企業不能及時歸還借款，出現財政危機，那麽這家銀行徹底被倒黴了，銀行不是大爺是孫子，要是過分的收債，那麽政府會出麵幹預。同時企業四處行賄，繼續導致韓國的**。
如同在西方國家處理企業的財政危機時，往往通過法庭監管企業資產運行，讓債權銀行或其他機構延緩債期，或者削減利息，給企業一個喘息機會。實在還不起債，大了不起就是讓企業破產罷了。通過清算破產企業可以重新安排企業尚存的固定資產和其他生產要素，有利於改善整體社會效益。雖然企業破產會帶來一些痛苦，但是虧損企業的破產不僅可以製止銀行呆賬、壞賬的產生和擴大，還可以給其他企業一個警告信號。可是，韓國政府的產業政策卻把這個非常重要的信息掩蓋了起來。
新重商主義發展模式必然會剝奪金融部門相對於企業的**性。銀行在政府的指導和控製之下，不得不執行政府指導下的信用配給。如果銀行知道那些財閥要求的貸款項目是政府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而財閥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存在破產的威脅，那麽，銀行為什麽要去審查貸款和監督借款企業的管理呢？
韓國財閥的低盈利性是導致金融機構中大量壞帳的根本原因。在考慮了資金的機會成本後，從1992年到1996年，韓國股票交易所內的570家非金融企業中，隻有27％的企業獲得了淨利潤。許多大企業越虧越多，已經不可能通過正常生產的利潤來還債。他們急於翻身，為了扭轉困境，往往大量投資於那些收益高但風險也大的項目。銀行明明知道財閥投資項目的風險很大，但是，如果不支持這些項目，企業就永遠不可能歸還貸款。銀行就隻好被大企業牽著鼻子走。為了達成產業目標，政府采用各種方法來保持過度借款和過度投資的趨勢。在政府不斷幹預之下，韓國商業銀行的資產利潤率和股票收益率都很低，並且呈持續下降趨勢。所以說金泳三大叔隻是表麵上的喊喊口號，用整體的公務員來掩蓋一些見不得人的數據。老百姓哪能知道那些大企業的財政數據，就連股市上的資產報表都是做假。
但韓國大企業熱中於高風險投資，賺了錢歸自己，虧了錢就再從銀行借。銀行也如法炮製，有的韓國商業銀行甚至用借來的短期美元外債投資於東歐和俄國債券，進行高風險套利。在1993年到1996年期間，韓國商業銀行的外債總額每年增長12％，而外匯資產隻增加7％。銀行係統內的窟窿越來越大。
韓國政府為了實現產業政策，往往直接規定某些企業生產的特定目標和資金籌措計劃。隻要企業能夠達到政府規定的出口目標就可以取得政策性融資、出口補貼、減免稅賦。既然政府官員手中的權力有可能轉變為金錢，必然鼓勵企業與政府高級官員掛鉤，政商勾結，用各種方式尋租，貪汙**案件層出不窮。上至兩位前總統全鬥煥，盧泰愚，前總統金泳三之子金賢哲以及許多政府高官顯貴都因為貪汙被送上法庭。韓國人普遍相信，被揭露出來的貪汙案件隻不過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在1997年1月韓寶集團因無法償還高達58億美元的債務而宣告破產。韓寶賄賂案牽連了許多政府重要官員和銀行高級管理人員。因之而被捕的有2名銀行行長，4名國會議員和許多政府官員。韓寶的破產揭開了某些大企業迅速發展的奧秘，戳穿了大企業無往不勝的神話。在韓寶之後，一個又一個大企業應聲落馬，使經濟危機越來越嚴重。
到了金融危機時排名第26的三美集團破產，拖欠債務22億美元。隨後，紡織業巨頭，排名第36位的大農集團因欠債15.7億美元破產。排名第19位的真露集團也宣告無力償還36億美元債務而破產。在金融風暴襲擊亞洲之後，韓國在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尼的投資虧損慘重，加劇了韓國金融周轉困境，外債負擔成倍增加。破產風象瘟疫一樣蔓延開來，終於把排名第8的大企業起亞也拖下了馬。“宇成”，“建榮”，“韓太”，“韓國新核心”，“紐科”等大企業也都因為過度投資，債台高築，陷入困境先後宣告破產。同年排名第11位的造船、機械製造巨頭“漢拿”集團資不抵債宣布破產。
當大企業破產時，那些初貸款給他們的銀行出現巨額呆賬。“韓國第一銀行”，“發展銀行”，“朝興銀行”的呆賬特別嚴重，運行困難。當97年第三季度韓國銀行的不良貸款總額16.1兆億韓元，到12月上升為21.87兆韓元。韓國企業界和金融界一片混亂。金融係統的混亂又牽連到許多中小企業。許多生產正常的企業也因為缺少流動資金而被迫停產，陷入困境。
當決策層出問題的時候諮詢係統也跟著出了問題。韓國並不缺少經濟學家，他們的悲劇在於明知道危機即將到來卻無法及時修正產業政策。在此期間，政府企圖挽救大企業，短期債務和變為呆賬的貸款越來越多，韓國金融機構的國際信用大跌。外國銀行不願意再給韓國新的貸款，投資銀行的籌資成本迅速上升。韓國大量外債、外貿赤字、銀行係統的巨額壞賬摧毀了人們對韓國貨幣的信心。無論是外國投資者還是普通民眾見形勢不妙，紛紛把手中的韓元兌換成美元。在97年年底每天從韓國流出的資金超過10億美元。由於大量資金外逃，韓元不斷出現貶值的壓力。
此時張子劍感覺要是自己的計劃能成功的話，這就是一個關鍵，怎麽才能把那些美元吸引到手中，這個需要一個龐大的財團來支持，但總不能把一家商業銀行開到韓國來吧！或許能用美元換成不動產，隻有這個辦法，才能瘋狂的吸收韓國人的血汗錢。
不過韓國政府確實混蛋，韓國那些大企業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堅決要求中央銀行進場幹預，拋出美元以穩定匯率。麵對著大量拋售韓元的浪潮，就是韓國政府想捍衛韓元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在金融風暴中，韓國且戰且退。在一場慘烈的外匯保衛戰中韓國中央銀行損失慘重，外匯儲備從300多億美元急劇下降。到12月2日韓國可動用的外匯儲備隻剩下60億美元。12月12日僅剩32億美元。11月17日韓國中央銀行被迫放棄固守政策。兵敗如山倒。韓元幣值一路狂泄，幾周之內就下降了48％。
在推行新重商主義發展戰略的初期，韓國政府尚能對企業和金融機構實行比較有效的金融監管。政府通過信貸管理來控製對財閥的信貸規模，甚至幹預企業的產出計劃。在60年代和70年代，在類似計劃經濟的管理下，韓國企業的利潤率比較高。韓國政府曾經數次果斷地下令讓那些經營狀況不能令人滿意的大型企業關門停業，從而防止給金融部門帶來更多的壞帳。韓國發展模式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機構在管理經濟方麵的權威。
從80年代中期開始，韓國大企業羽翼逐漸豐滿，很快地走向國際市場。為了實現快速擴張，韓國財閥迫切需要引進外資。顯然，開放資本市場，提高國內利率水平是大量引進外資的前提條件。為了和國際金融體製接軌，韓國政府在全球經濟自由化的潮流影響下，逐步減少了對經濟的幹預，對外開放了金融市場。開放金融市場的效果是非常顯著的。韓國從1994年到1997年第三季度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額海外資金，達到659億美元。
可是，取消了舊的金融管製，卻沒有建立有效的市場機製，韓國企業，特別是財閥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操作空間。缺乏約束機製必然導致了企業的“軟預算約束”。結果，過度投資和過度借款的現象大量出現，企業收益率越來越低，最終在金融機構中累積出來大量不良貸款。
政府部門對於金融機構的海外投資沒有建立有效的監管機製。韓國金融機構，特別是新建立的商業銀行的海外投資高速增長，風險極大。
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政府的金融監管方式需要改變，但是監管力度非但不能削弱，反而應當加強。但是，在1987年到1997年期間韓國兩任總統都沒有這樣做。政府不僅沒有能夠提高金融監管能力，反而由於貪汙**破壞了金融監管體製。官僚和政客用各種手法控製銀行，經常強迫銀行進行政治貸款，1997年披露的“韓寶”企業醜聞就是其中一例。
韓國一直沒有能夠建立一個完善的銀行係統。在金融風暴之前，韓國有20家銀行和許多非銀行金融機構。其中有三家國有獨資銀行，在其他銀行中政府也是大股東。在金融風暴之後，關閉了三家銀行，經過調整後還有17家銀行。
在金融風暴之前，韓國政府規定，私人和私人機構不得單獨擁有一家銀行的4％股份。所有銀行的行長、經理都必須由政府任命。銀行的財權和人事權都牢牢控製在政府手中。官員和財閥在幕後決定了貸款的去向。政府不僅控製信貸的流向和貸款利率，也控製了貸款的期限和貸款種類。
韓國政府長期以來對大企業實行優惠的保護措施。按照道理，銀行應當發揮對企業的監督和約束作用，但是，在韓國的金融體製下，銀行根本無法約束大企業的金融活動。財閥的金融結構缺乏透明度，它們通過交叉擔保方式貸款。銀行將企業的地位作為其貸款安全性的指標，在相當程度上放棄了對財閥借貸的審查和監督。
許多非銀行的金融機構則在這些財閥的控製之下，成為了企業領導的私人金庫。最終，韓國的金融體製出現了非常荒唐的局麵：企業約束金融機構，而不是金融機構約束企業。
韓國政府和銀行對金融體製監管不力，那麽，企業是否有可能實現自身的金融監管呢？在韓國經濟發展的初期，韓國新興的大企業確實對自身的金融狀況非常當心，企業內部的金融監管措施也比較健全。
在1987年以後，韓國政府采取了一係列改革措施，放鬆對經濟的控製。首先，韓國政府不再提出新的工業政策和發展目標。不再對某些特定的行業給予特殊照顧。在很長時期內，韓國政府曾經嚴格規定，某些行業必須得到政府的特許之後才可以進入。韓國政府在1987年以後就取消了這些約束，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進入任何行業。在其他國家幾乎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到了韓國就有了麻煩。在這個時候，韓國財閥的領導權已經傳到家族第二代或第三代身上。這些繼承人才能平庸，往往眼高手低，好高騖遠，管理企業的能力和決策能力遠遠不如他們的前輩。
想到這裏張子劍嘴角微微的帶著一絲壞笑，那位樸大誌不久像報道說道，眼高手低，隻會玩樂享受，好高鶩遠，根本不懂管理，到時候要報仇，也不是不可能。
有些大少們他們盲目追求高科技和高資本投入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由於決策錯誤而導致過度投資和投資失敗的案例層出不窮。其次，韓國政府宣布不再監控大型企業的產出和投資。這一決定進一步助長了財閥的過度投資。結果，由於財閥的連續虧損在金融係統中迅速累積起巨額壞帳。韓國政府不再直接命令資不抵債的企業破產。企業的破產程序將服從法院的裁決。在五至十年間，破產企業的債務都作為不良貸款對待。銀行根本就不知道應當如何應付財閥破產。
到了90年代中期，許多財閥在資本市場上陸續上市。雖然在名義上財閥隻控製少量股份，但是，財閥首腦通過在企業成員間的複雜的循環投資，在實際上控製了整個企業。財閥的企業家族就象圈錢一樣，拿全體股東的資金來追求自己的利益。股份化之後，財閥的過度投資變本加利，越演越烈。
毫無疑問，放鬆對企業的幹預和控製是正確的。但是，實現這一點的條件是需要有健全的市場競爭機製。在政府放鬆管製之後，由市場來製約企業的投資行為。在韓國內部幾乎沒有任何對財閥有效的市場約束。放鬆政府的管製以後，財閥幾乎可以為所欲為，必然會加劇它們過度投資和借款的趨勢，從而把韓國日益推向金融危機的邊緣。
實際上，由於韓國銀行的金融監管機製極不健全，政府和企業在金融監管體製中占有主導地位。那麽，由誰來監督政府和企業呢？政府和企業都有各自的利益取向，無論如何，穩定國家金融秩序不會成為他們的主要目標。政府官員希望保住官位，並且得到晉升。財閥追求高額利潤，希望得到更多貸款，高速擴張。他們都讚成必要的金融秩序，但是都希望管住別人而對自己網開一麵。在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放鬆了對金融部門的監管，為韓國的金融體係埋下了禍根。
說到底，金融危機就是銀行喪失了資金流動性。銀行內部的不良貸款再高，隻要存貸基本均衡，就不會有支付危機。也就是說，不良貸款本身是不可能直接導致金融危機的。隻有在短期內出現大量資金外流，才能使得銀行陷入無法支付的困境。在一般情況下，國內資金的流動比較容易預測，其規模也有限。從97年以來的各次金融危機都是和國際間的資金流動密切相關。對外開放了資本市場之後，資金大進大出，增加了資金的流動性和不可預測性。倘若一個國家的金融體製暴露在國際資本市場上，那麽就很有可能招致短期外資的攻擊。這些攻擊是否會造成災難則要看這個國家的金融體製是否健康，是否具有抵抗能力。不良貸款、過度投資帶來的高額短期外債都是導致危機的條件。突然出現的大規模資金流動才會導致顛覆性的災難。
自1987年以來，韓國順應曆史潮流，積極走向世界，大方向是正確的。但是，韓國在開放金融領域的過程中犯了開放程序錯誤：在沒有整頓好國內金融秩序，沒有建立完善的金融競爭規則的情況下，大幅度對外開放金融。韓國對於外資銀行進入國內市場始終有所保留。但是，韓國很快就打開國內大企業集團走向國際金融市場的大門。韓國財閥大舉外債，並且利用外資到海外投資。外資通過韓國財閥大量進入韓國。
促使韓國打開金融市場大門的主要是來自於外部的壓力。由於韓國在貿易、金融上日益融入國際社會，韓國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衝突頻頻發生。從80年代初期開始，在內部，韓國的財閥要求擺脫政府控製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在外部，歐美各國已不再能容忍東亞國家的新重商主義政策，於是，韓國新重商主義的發展模式開始向更自由的方式轉化。
正如韓國經濟學家所指出的那樣，對於韓國的危機“在一些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中盛行的自由化思想也是有責任的。在新重商主義被濫用的時代，任何鼓吹自由化的思想都被認為是好的。例如，在他們的自由化思潮中，監管和經濟規章約束似乎都沒有意義了。另外，一些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一直以來都以為過度監督管製金融部門會使韓國失去內部改革的動力。隻有外部的壓力才能夠促使金融部門的自由化。就沒有看到短期資金運動的危險性。結果，本來應最後實現自由化的短期資金活動，卻最先實現了自由化”。
在金融風暴之前，韓國官方以及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很教條，他們認為國內自由化要在國外市場開放之前進行；貿易項目自由化要在資本項目自由化之前進行；金融業開放要在資本運作之前進行；長期資本自由化運作要在短期資本自由化運作之前進行。這些籠統的原則並不能代替對外開放金融的程序設計。要建立有效的金融監管體係不僅需要完善適合國情的法製還需要培養一大批專業人才。這些都不能一蹴而就。金融市場的競爭機製更需要長期培養。在整個過程中必須要加強涉外交易的金融監管。遭遇金融風暴是缺乏金融監管的後果，而不能怪罪於對外開放。不能因噎廢食。
想到這裏，張子劍看著天外有點泛亮了。自己身了個懶腰，一看筆記本上已經別他寫的秘密麻木的，而且還有很多塗畫的痕跡，看著草稿，想趁著自己還很精神，趁熱打鐵，整理出一份資料來。
現在張子劍已經摸清韓國經濟危機的重要原因，甚至不次於小日本的房地產泡沫。這麽大的危機，竟然在政府的可以隱瞞下產生，這也不得不怪罪到金泳三大叔的行為上，此時這位距離上台還有半年多的時間，怎麽利用這半年多為自己以後的大計作為鋪墊呢？張子劍同時也有預感，這次搗鼓韓國***，會比任何的一次金融事件要盈利的多，甚至能十幾億美金，不過前期的投入是非常大的。得想辦法怎麽來個空手套白狼啊！
不過張子劍想到金泳三大叔好想在上台後不久先後罷免了一千三百多名高級公務人員的職務，其中包括國會議長、國會議員、執政的民自黨秘書長、漢城市長、法務部長官、衛生部長官、建設部長等，國防部也下令把四百九十多名將級軍官的家庭財產公開，海軍總參謀長因受賄罪而被逮捕，前海軍司令也受牽連而接受調查。轉年後受到懲處的大小官員達3635人，其中642人被免職，192人暫時停職，其餘的或降職、降薪，或被司法機關逮捕。再過一年受到懲處的大小官員已達；四千多人。其中違法的1363名高中級公務人員被免職，有242名在公開財產方麵有問題的公職人員自動辭職。
張子劍在琢磨，為何金泳三大叔為何這麽高調的反腐呢？難道借此來個政治打壓，鏟除反對黨和野黨派的實力？鞏固自己的爭取，或者挖個坑，讓那些人跳下去，然後妥協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第453章韓國經濟分析（下）
想要計劃資產轉移，那就要從第三帝國開始，要是直接轉移到紅色國家，人家也好查找。很明顯是對韓國有預謀的經濟攻擊，就小***那樣，肯定會呲牙裂叫的。更會大膽的針對咱們國家進行報複，引起更多的糾紛，那些第三帝國更樂意幫忙助陣。所以這點上對國家進行的韜光養晦政策是相違背的。
對此張子劍想到一個人，那就是金泳三這個人，他的上台正式**的溫床。金泳三在任期間，允許韓國的家族企業擴張，從而產生了堆積如山的債務，播下了1997年金融危機的種子。在他執政的最後幾周，整個國家搖晃在破產的邊緣，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580億美元的緊急貸款，這被韓國國民視為接受屈辱援助。金泳三在全國一片譴責聲中卸任。
更加諷刺的事，他一麵自己打擊**，澄清並公眾自己的財政財產，然而自己的兒子金賢哲在他執政時期被稱作“小總統”，他在父親任期末的1997年被查出受某集團等企業的委托，並以活動費等名義收受66億韓元，並逃掉14億韓元贈與稅，因此被檢方起訴，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金賢哲後來因涉嫌從韓鬆集團前副總裁趙東晚那裏收受20億韓元非法資金再次被逮捕。
張子劍在想，要不要自己公開自己的身份，和這種**的衙內搞好關係，從中牟利呢？或許這是一個突破口，現在泳三叔還沒登台呢？要到今年年底才會大選成功，這時候出點力，或許有更好的匯報呢？
細想一下金泳三的執政時期的一些事情，張子劍也感覺好笑。首先金泳三實現了自己清廉為民的誓言的口號“不流血的反**鬥爭”，1992年以來，韓國經濟增長速度大大放慢，1991年經濟增長率僅為4.7%，為13年來的最低水平，位次排在亞洲四小龍之末。為此世界銀行為此將韓國排除在四小龍之外，降為亞洲新虎的檔次，愛麵子的韓國人很受刺激，各大報紙紛紛發出“韓國已不再是龍”的哀歎。而且還非常的叫屈，蹦躂的很歡，張子劍想想，也就韓國***和日本人才會這樣。
金泳三認為，**是“韓國病”的症結所在。要根治“韓國病”，就必須反**。金泳三痛切地指出：“如今在韓國這塊土地上，權威秩序崩潰，社會綱紀鬆弛，到處都彌漫著不負責任、舞弊**。一度著稱於世的韓國人的吃苦耐勞精神已煙消雲散，如今是金錢萬能，窮奢極欲，烏煙瘴氣。”
同時金泳三宣布，在其五年任期之內不涉足高爾夫球等奢侈性娛樂活動，他指示關閉了總統府內的高爾夫球場，要求公務員埋首辦公桌，積極為人民謀福利，他對公務員的要求是，要麽當官而安於貧困，要麽為發財而去經商，二者不能兼顧。他說：“韓國目前人均國民收入每年不到七千美元，但韓國人的生活方式竟與年人均國民收入3萬美元的發達國家的居民相似，這不符合國情。”金泳三的倡導使許多政界要人也放棄了打高爾夫球的愛好，一時間韓國的高爾夫球俱樂部的會員卡行情大跌。
針對出現在酒吧裏的高消費現象，金泳三指出：“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隻有7000美元的韓國能這樣奢侈嗎？政府將考慮運用增加稅率、嚴格征稅等手段促使其轉產或停業。”1993年7月，韓國政府宣布，提高酒吧這樣的娛樂服務業的納稅率，對以酒吧、高級飯館、夜總會等為舞台的行賄受賄進行嚴密監視，這一舉動就是要使政府官員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輕易進入那些豪華雅室。於是，不少地方顧客減少70%～80%，全國批準經營豪華雅室業務的17000家飯店中，停業、歇業和轉產的占1/4。
此時張子劍想到，要是這一條出現的話，可以考慮盤下幾個大型的酒店或者高檔場所，畢竟以後會升值的很厲害。於是又在本子上重重的寫上這一筆計劃。
當然金泳三政府最有成效的反**措施，是高級公務人員必須公布個人的收入和財產。在就任總統後的第一次國務會議上，金泳三表示，反**要從自己做起，關於公布財產，他說到做到，第二天，金泳三和他的直係親屬的財產就見諸報端：不動產、汽車等價值為17億韓元，約二百二十五萬美元。他宣布，在五年任期內決不接受企業和個人提供的一分錢的政治資金。
從1993年9月1日到12月1日，***將對公職人員的財產進行核查。誰隱瞞或轉移財產，誰就被曝光，並將被課以罰款2500美元，甚至受到開除的處理。如果查實當事人的財產來路不正或係非法所得，將被解除公職，判處當事人五年以內有期徒刑，並被罰款62500美元。這一法律還明確規定，韓國的上述高級公職人員，今後每年1月份都要申報財產，並說明財產的來曆；離休或退休時必須公布財產，檢察機關發現可疑，將立案進行核查，因為高級公職人員不可能成為富有階層。
金泳三總統和總理遞交了財產登記單。金泳三在財產登記時，從容地對大家說：“我的財產與2月份‘淨化運動’時登記的一致，所多出的部分是我的工資。”他的舉措引起群眾強烈反響，形成巨大的政治輿論壓力，執政黨領導人、副部長級以上官員和國會議員共1167人群起仿效，連在野黨的領導人也不得不步其後塵，相繼公布財產。於是相當一個時期裏，漢城的報紙連篇累牘地刊登從總統到副部長及其家庭成員的現金、不動產價值以及擁有的奢侈品，十分有趣。
通過財產申報，有一名議員被捕，六人自動辭去議員職務或***，五名副部長被解除職務，五名高級官員被公開警告，另有七十多名公職人員擔心公布財產會引起公眾的嘲弄，他們辭去公職，加以逃避。
正如張子劍想到金泳三持政時期也是一個正常的市場經濟中，雖然他加大**，可實際上是在延續**的橫行。用咱們的話來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當然歸根結底還是官商繼續勾結，銀行的被企業夾持著。如果一個企業不能及時歸還借款，出現財政危機，那麽這家銀行徹底被倒黴了，銀行不是大爺是孫子，要是過分的收債，那麽政府會出麵幹預。同時企業四處行賄，繼續導致韓國的**。
如同在西方國家處理企業的財政危機時，往往通過法庭監管企業資產運行，讓債權銀行或其他機構延緩債期，或者削減利息，給企業一個喘息機會。實在還不起債，大了不起就是讓企業破產罷了。通過清算破產企業可以重新安排企業尚存的固定資產和其他生產要素，有利於改善整體社會效益。雖然企業破產會帶來一些痛苦，但是虧損企業的破產不僅可以製止銀行呆賬、壞賬的產生和擴大，還可以給其他企業一個警告信號。可是，韓國政府的產業政策卻把這個非常重要的信息掩蓋了起來。
新重商主義發展模式必然會剝奪金融部門相對於企業的**性。銀行在政府的指導和控製之下，不得不執行政府指導下的信用配給。如果銀行知道那些財閥要求的貸款項目是政府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而財閥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存在破產的威脅，那麽，銀行為什麽要去審查貸款和監督借款企業的管理呢？
韓國財閥的低盈利性是導致金融機構中大量壞帳的根本原因。在考慮了資金的機會成本後，從1992年到1996年，韓國股票交易所內的570家非金融企業中，隻有27％的企業獲得了淨利潤。許多大企業越虧越多，已經不可能通過正常生產的利潤來還債。他們急於翻身，為了扭轉困境，往往大量投資於那些收益高但風險也大的項目。銀行明明知道財閥投資項目的風險很大，但是，如果不支持這些項目，企業就永遠不可能歸還貸款。銀行就隻好被大企業牽著鼻子走。為了達成產業目標，政府采用各種方法來保持過度借款和過度投資的趨勢。在政府不斷幹預之下，韓國商業銀行的資產利潤率和股票收益率都很低，並且呈持續下降趨勢。所以說金泳三大叔隻是表麵上的喊喊口號，用整體的公務員來掩蓋一些見不得人的數據。老百姓哪能知道那些大企業的財政數據，就連股市上的資產報表都是做假。
但韓國大企業熱中於高風險投資，賺了錢歸自己，虧了錢就再從銀行借。銀行也如法炮製，有的韓國商業銀行甚至用借來的短期美元外債投資於東歐和俄國債券，進行高風險套利。在1993年到1996年期間，韓國商業銀行的外債總額每年增長12％，而外匯資產隻增加7％。銀行係統內的窟窿越來越大。
韓國政府為了實現產業政策，往往直接規定某些企業生產的特定目標和資金籌措計劃。隻要企業能夠達到政府規定的出口目標就可以取得政策性融資、出口補貼、減免稅賦。既然政府官員手中的權力有可能轉變為金錢，必然鼓勵企業與政府高級官員掛鉤，政商勾結，用各種方式尋租，貪汙**案件層出不窮。上至兩位前總統全鬥煥，盧泰愚，前總統金泳三之子金賢哲以及許多政府高官顯貴都因為貪汙被送上法庭。韓國人普遍相信，被揭露出來的貪汙案件隻不過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在1997年1月韓寶集團因無法償還高達58億美元的債務而宣告破產。韓寶賄賂案牽連了許多政府重要官員和銀行高級管理人員。因之而被捕的有2名銀行行長，4名國會議員和許多政府官員。韓寶的破產揭開了某些大企業迅速發展的奧秘，戳穿了大企業無往不勝的神話。在韓寶之後，一個又一個大企業應聲落馬，使經濟危機越來越嚴重。
到了金融危機時排名第26的三美集團破產，拖欠債務22億美元。隨後，紡織業巨頭，排名第36位的大農集團因欠債15.7億美元破產。排名第19位的真露集團也宣告無力償還36億美元債務而破產。在金融風暴襲擊亞洲之後，韓國在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尼的投資虧損慘重，加劇了韓國金融周轉困境，外債負擔成倍增加。破產風象瘟疫一樣蔓延開來，終於把排名第8的大企業起亞也拖下了馬。“宇成”，“建榮”，“韓太”，“韓國新核心”，“紐科”等大企業也都因為過度投資，債台高築，陷入困境先後宣告破產。同年排名第11位的造船、機械製造巨頭“漢拿”集團資不抵債宣布破產。
當大企業破產時，那些初貸款給他們的銀行出現巨額呆賬。“韓國第一銀行”，“發展銀行”，“朝興銀行”的呆賬特別嚴重，運行困難。當97年第三季度韓國銀行的不良貸款總額16.1兆億韓元，到12月上升為21.87兆韓元。韓國企業界和金融界一片混亂。金融係統的混亂又牽連到許多中小企業。許多生產正常的企業也因為缺少流動資金而被迫停產，陷入困境。
當決策層出問題的時候諮詢係統也跟著出了問題。韓國並不缺少經濟學家，他們的悲劇在於明知道危機即將到來卻無法及時修正產業政策。在此期間，政府企圖挽救大企業，短期債務和變為呆賬的貸款越來越多，韓國金融機構的國際信用大跌。外國銀行不願意再給韓國新的貸款，投資銀行的籌資成本迅速上升。韓國大量外債、外貿赤字、銀行係統的巨額壞賬摧毀了人們對韓國貨幣的信心。無論是外國投資者還是普通民眾見形勢不妙，紛紛把手中的韓元兌換成美元。在97年年底每天從韓國流出的資金超過10億美元。由於大量資金外逃，韓元不斷出現貶值的壓力。
此時張子劍感覺要是自己的計劃能成功的話，這就是一個關鍵，怎麽才能把那些美元吸引到手中，這個需要一個龐大的財團來支持，但總不能把一家商業銀行開到韓國來吧！或許能用美元換成不動產，隻有這個辦法，才能瘋狂的吸收韓國人的血汗錢。
不過韓國政府確實混蛋，韓國那些大企業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堅決要求中央銀行進場幹預，拋出美元以穩定匯率。麵對著大量拋售韓元的浪潮，就是韓國政府想捍衛韓元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在金融風暴中，韓國且戰且退。在一場慘烈的外匯保衛戰中韓國中央銀行損失慘重，外匯儲備從300多億美元急劇下降。到12月2日韓國可動用的外匯儲備隻剩下60億美元。12月12日僅剩32億美元。11月17日韓國中央銀行被迫放棄固守政策。兵敗如山倒。韓元幣值一路狂泄，幾周之內就下降了48％。
在推行新重商主義發展戰略的初期，韓國政府尚能對企業和金融機構實行比較有效的金融監管。政府通過信貸管理來控製對財閥的信貸規模，甚至幹預企業的產出計劃。在60年代和70年代，在類似計劃經濟的管理下，韓國企業的利潤率比較高。韓國政府曾經數次果斷地下令讓那些經營狀況不能令人滿意的大型企業關門停業，從而防止給金融部門帶來更多的壞帳。韓國發展模式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機構在管理經濟方麵的權威。
從80年代中期開始，韓國大企業羽翼逐漸豐滿，很快地走向國際市場。為了實現快速擴張，韓國財閥迫切需要引進外資。顯然，開放資本市場，提高國內利率水平是大量引進外資的前提條件。為了和國際金融體製接軌，韓國政府在全球經濟自由化的潮流影響下，逐步減少了對經濟的幹預，對外開放了金融市場。開放金融市場的效果是非常顯著的。韓國從1994年到1997年第三季度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額海外資金，達到659億美元。
可是，取消了舊的金融管製，卻沒有建立有效的市場機製，韓國企業，特別是財閥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操作空間。缺乏約束機製必然導致了企業的“軟預算約束”。結果，過度投資和過度借款的現象大量出現，企業收益率越來越低，最終在金融機構中累積出來大量不良貸款。
政府部門對於金融機構的海外投資沒有建立有效的監管機製。韓國金融機構，特別是新建立的商業銀行的海外投資高速增長，風險極大。
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政府的金融監管方式需要改變，但是監管力度非但不能削弱，反而應當加強。但是，在1987年到1997年期間韓國兩任總統都沒有這樣做。政府不僅沒有能夠提高金融監管能力，反而由於貪汙**破壞了金融監管體製。官僚和政客用各種手法控製銀行，經常強迫銀行進行政治貸款，1997年披露的“韓寶”企業醜聞就是其中一例。
韓國一直沒有能夠建立一個完善的銀行係統。在金融風暴之前，韓國有20家銀行和許多非銀行金融機構。其中有三家國有獨資銀行，在其他銀行中政府也是大股東。在金融風暴之後，關閉了三家銀行，經過調整後還有17家銀行。
在金融風暴之前，韓國政府規定，私人和私人機構不得單獨擁有一家銀行的4％股份。所有銀行的行長、經理都必須由政府任命。銀行的財權和人事權都牢牢控製在政府手中。官員和財閥在幕後決定了貸款的去向。政府不僅控製信貸的流向和貸款利率，也控製了貸款的期限和貸款種類。
韓國政府長期以來對大企業實行優惠的保護措施。按照道理，銀行應當發揮對企業的監督和約束作用，但是，在韓國的金融體製下，銀行根本無法約束大企業的金融活動。財閥的金融結構缺乏透明度，它們通過交叉擔保方式貸款。銀行將企業的地位作為其貸款安全性的指標，在相當程度上放棄了對財閥借貸的審查和監督。
許多非銀行的金融機構則在這些財閥的控製之下，成為了企業領導的私人金庫。最終，韓國的金融體製出現了非常荒唐的局麵：企業約束金融機構，而不是金融機構約束企業。
韓國政府和銀行對金融體製監管不力，那麽，企業是否有可能實現自身的金融監管呢？在韓國經濟發展的初期，韓國新興的大企業確實對自身的金融狀況非常當心，企業內部的金融監管措施也比較健全。
在1987年以後，韓國政府采取了一係列改革措施，放鬆對經濟的控製。首先，韓國政府不再提出新的工業政策和發展目標。不再對某些特定的行業給予特殊照顧。在很長時期內，韓國政府曾經嚴格規定，某些行業必須得到政府的特許之後才可以進入。韓國政府在1987年以後就取消了這些約束，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進入任何行業。在其他國家幾乎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到了韓國就有了麻煩。在這個時候，韓國財閥的領導權已經傳到家族第二代或第三代身上。這些繼承人才能平庸，往往眼高手低，好高騖遠，管理企業的能力和決策能力遠遠不如他們的前輩。
想到這裏張子劍嘴角微微的帶著一絲壞笑，那位樸大誌不久像報道說道，眼高手低，隻會玩樂享受，好高鶩遠，根本不懂管理，到時候要報仇，也不是不可能。
有些大少們他們盲目追求高科技和高資本投入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由於決策錯誤而導致過度投資和投資失敗的案例層出不窮。其次，韓國政府宣布不再監控大型企業的產出和投資。這一決定進一步助長了財閥的過度投資。結果，由於財閥的連續虧損在金融係統中迅速累積起巨額壞帳。韓國政府不再直接命令資不抵債的企業破產。企業的破產程序將服從法院的裁決。在五至十年間，破產企業的債務都作為不良貸款對待。銀行根本就不知道應當如何應付財閥破產。
到了90年代中期，許多財閥在資本市場上陸續上市。雖然在名義上財閥隻控製少量股份，但是，財閥首腦通過在企業成員間的複雜的循環投資，在實際上控製了整個企業。財閥的企業家族就象圈錢一樣，拿全體股東的資金來追求自己的利益。股份化之後，財閥的過度投資變本加利，越演越烈。
毫無疑問，放鬆對企業的幹預和控製是正確的。但是，實現這一點的條件是需要有健全的市場競爭機製。在政府放鬆管製之後，由市場來製約企業的投資行為。在韓國內部幾乎沒有任何對財閥有效的市場約束。放鬆政府的管製以後，財閥幾乎可以為所欲為，必然會加劇它們過度投資和借款的趨勢，從而把韓國日益推向金融危機的邊緣。
實際上，由於韓國銀行的金融監管機製極不健全，政府和企業在金融監管體製中占有主導地位。那麽，由誰來監督政府和企業呢？政府和企業都有各自的利益取向，無論如何，穩定國家金融秩序不會成為他們的主要目標。政府官員希望保住官位，並且得到晉升。財閥追求高額利潤，希望得到更多貸款，高速擴張。他們都讚成必要的金融秩序，但是都希望管住別人而對自己網開一麵。在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放鬆了對金融部門的監管，為韓國的金融體係埋下了禍根。
說到底，金融危機就是銀行喪失了資金流動性。銀行內部的不良貸款再高，隻要存貸基本均衡，就不會有支付危機。也就是說，不良貸款本身是不可能直接導致金融危機的。隻有在短期內出現大量資金外流，才能使得銀行陷入無法支付的困境。在一般情況下，國內資金的流動比較容易預測，其規模也有限。從97年以來的各次金融危機都是和國際間的資金流動密切相關。對外開放了資本市場之後，資金大進大出，增加了資金的流動性和不可預測性。倘若一個國家的金融體製暴露在國際資本市場上，那麽就很有可能招致短期外資的攻擊。這些攻擊是否會造成災難則要看這個國家的金融體製是否健康，是否具有抵抗能力。不良貸款、過度投資帶來的高額短期外債都是導致危機的條件。突然出現的大規模資金流動才會導致顛覆性的災難。
自1987年以來，韓國順應曆史潮流，積極走向世界，大方向是正確的。但是，韓國在開放金融領域的過程中犯了開放程序錯誤：在沒有整頓好國內金融秩序，沒有建立完善的金融競爭規則的情況下，大幅度對外開放金融。韓國對於外資銀行進入國內市場始終有所保留。但是，韓國很快就打開國內大企業集團走向國際金融市場的大門。韓國財閥大舉外債，並且利用外資到海外投資。外資通過韓國財閥大量進入韓國。
促使韓國打開金融市場大門的主要是來自於外部的壓力。由於韓國在貿易、金融上日益融入國際社會，韓國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衝突頻頻發生。從80年代初期開始，在內部，韓國的財閥要求擺脫政府控製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在外部，歐美各國已不再能容忍東亞國家的新重商主義政策，於是，韓國新重商主義的發展模式開始向更自由的方式轉化。
正如韓國經濟學家所指出的那樣，對於韓國的危機“在一些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中盛行的自由化思想也是有責任的。在新重商主義被濫用的時代，任何鼓吹自由化的思想都被認為是好的。例如，在他們的自由化思潮中，監管和經濟規章約束似乎都沒有意義了。另外，一些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一直以來都以為過度監督管製金融部門會使韓國失去內部改革的動力。隻有外部的壓力才能夠促使金融部門的自由化。就沒有看到短期資金運動的危險性。結果，本來應最後實現自由化的短期資金活動，卻最先實現了自由化”。
在金融風暴之前，韓國官方以及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很教條，他們認為國內自由化要在國外市場開放之前進行；貿易項目自由化要在資本項目自由化之前進行；金融業開放要在資本運作之前進行；長期資本自由化運作要在短期資本自由化運作之前進行。這些籠統的原則並不能代替對外開放金融的程序設計。要建立有效的金融監管體係不僅需要完善適合國情的法製還需要培養一大批專業人才。這些都不能一蹴而就。金融市場的競爭機製更需要長期培養。在整個過程中必須要加強涉外交易的金融監管。遭遇金融風暴是缺乏金融監管的後果，而不能怪罪於對外開放。不能因噎廢食。
想到這裏，張子劍看著天外有點泛亮了。自己身了個懶腰，一看筆記本上已經別他寫的秘密麻木的，而且還有很多塗畫的痕跡，看著草稿，想趁著自己還很精神，趁熱打鐵，整理出一份資料來。
現在張子劍已經摸清韓國經濟危機的重要原因，甚至不次於小日本的房地產泡沫。這麽大的危機，竟然在政府的可以隱瞞下產生，這也不得不怪罪到金泳三大叔的行為上，此時這位距離上台還有半年多的時間，怎麽利用這半年多為自己以後的大計作為鋪墊呢？張子劍同時也有預感，這次搗鼓韓國***，會比任何的一次金融事件要盈利的多，甚至能十幾億美金，不過前期的投入是非常大的。得想辦法怎麽來個空手套白狼啊！
不過張子劍想到金泳三大叔好想在上台後不久先後罷免了一千三百多名高級公務人員的職務，其中包括國會議長、國會議員、執政的民自黨秘書長、漢城市長、法務部長官、衛生部長官、建設部長等，國防部也下令把四百九十多名將級軍官的家庭財產公開，海軍總參謀長因受賄罪而被逮捕，前海軍司令也受牽連而接受調查。轉年後受到懲處的大小官員達3635人，其中642人被免職，192人暫時停職，其餘的或降職、降薪，或被司法機關逮捕。再過一年受到懲處的大小官員已達；四千多人。其中違法的1363名高中級公務人員被免職，有242名在公開財產方麵有問題的公職人員自動辭職。
張子劍在琢磨，為何金泳三大叔為何這麽高調的反腐呢？難道借此來個政治打壓，鏟除反對黨和野黨派的實力？鞏固自己的爭取，或者挖個坑，讓那些人跳下去，然後妥協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