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及了西南f4,東北四省,甘肅寧夏青海,內蒙西藏新疆,兩廣港澳,湖南湖北,浙江,江蘇,安徽和福建的門派。


    分別為,


    四川:鐵劍門,青城山,峨眉山,哥老會,灌江廟,美姑盟,火神派,藥王穀八大派。


    重慶:唐門。


    貴州:布依摩教,五毒教。


    雲南:天龍寺,點蒼派,雪山派,沐王府,無量宮。


    遼寧:淨衣派,神龍派,馬仙會。


    吉林:天池派,棒棒幫,渤海派。


    黑龍江:極樂穀,冰火派。


    海南:南海派


    甘肅:靈鷲宮,崆峒派。


    寧夏:迴教,一品堂。


    青海:青海劍派,血刀門,明教,昆侖派。


    西藏:密宗。


    內蒙:黃金家族。


    新疆:天山派,哈族,維族。


    廣西:騰蛟庵,華光派,青罡派,紅蓮派,壯族摩教。


    廣東:兩廣武術會,十星教,紅林大教,六壬派,珠海普陀寺,新廣東幫。


    香港:和聯勝。


    澳門:賭皇齋。


    湖北:三豐派。


    湖南:衡山派,鐵掌幫,神拳派,大澤派,湘西趕屍一脈


    浙江:國清寺,諸葛武侯派,桃花島,石梁派,鷹爪門,紫陽派,江南皮革廠,瘋狗派,溫州基督協會,抱樸書院十大門派。


    江蘇:三白派,長樂幫,燕子塢,玄武派,上清派。


    安徽:紫蓬山,甘露寺,五童派。


    福建:一字慧劍門,南少林,閭山派,東海派,媽祖廟五個門派。


    以上一共八十個門派。


    今天就講講江西的門派。


    江西有龍虎山天師道,西山萬壽閣淨明宗,閣皂山靈寶宗,麻姑山北帝派,和會心書院五個門派。


    天師道,淨明宗,靈寶宗前文介紹過這裏就不再多說了。


    北帝派是唐末五代時最有影響的一個道教流派是北帝派.北帝派由唐玄宗時的道士鄧紫陽創立.他以江西撫州南城縣的麻姑山為活動中心,子孫世代傳承《天蓬經》和北帝授劍法.其弟子稱上清北帝太玄弟子。


    北帝派兼上清之道和正一之法,講究靜思服氣、劾鬼、符水療病等,既習《道德經》、《黃庭經》、《西升經》等,又習法術以交通神靈,除害利人,排邪救旱等,所以又叫“明威上清之道”。北帝派在初創時,得到了唐玄宗的扶持而初具規模.鄧紫陽之後,北帝派發展很快,至鄧延康時,他道術絕高,與王公大臣交往至密.排邪救旱,多有靈驗,在京都龍興觀,為人講授《道德經》和《黃庭經》等,信徒眾多.使北帝派達到鼎盛。直至唐末五代時,北帝派仍然延續不絕,在道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信徒眾多。至北宋時期,北帝派與其他道派混歸一流。北帝派傳《北帝經》及北帝豁落七元符,行辟邪禳禍之事。


    而會心書院是一群儒生的門派,奉朱熹為祖師。


    朱熹,尊稱朱子,又稱陽先生、朱文公。字元晦、仲晦,號晦庵、晦翁,南宋徽州婺源縣(今江西省上饒市婺源縣)人,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最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成就卓著的詩人和文學家。


    朱子現存著作共25種,600餘卷,總字數在2000萬字左右。主要有《周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四書或問》《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楚辭集注辨正》《韓文考異》《參同契考異》《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鑒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等。《文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門人輯錄的《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


    理學又稱道學,是以研究儒家經典的義理為宗旨的學說,即所謂義理之學。在宋朝,學術上造詣最深、影響最大的是朱熹。他總結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學思想,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係,成為宋代理學之大成,其功績為後世所稱道,其思想被尊奉為官學,而其本身則與孔子聖人並提,稱為“朱子“。朱熹撰《周易本義》列河洛、先天圖於卷首,又與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編撰《易學啟蒙》篤信和詮釋河洛、先天之學,後世皆以此立言,闡發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誌著封建社會更趨完備的意識形態。元朝皇慶二年(1313年)複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標準取士,朱學定為科場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後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朱熹的學說,也對後來明朝王陽明的心學有深刻的影響。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學基礎上的突破。


    朱熹的哲學體係以程顥兄弟的理本論為基礎,並吸取周敦頤太極說、張載的氣本論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這一體係的核心範疇是“理”,或稱“道”、“太極”。朱熹所謂的理,有幾方麵互相聯係的含義。


    理是先於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形而上者。他認為理比氣更根本,邏輯上理先於氣;同時,氣有變化的能動性,理不能離開氣。他認為萬物各有其理,而萬物之理終歸一,這就是“太極”。


    理是事物的規律。


    理是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朱熹又稱理為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體,即總萬理的那個理一。“太極隻是一個理字”。太極既包括萬物之理,萬物便可分別體現整個太極。這便是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每一個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為它存在的根據,每一個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稱理為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體,即總萬理的那個理。氣是朱熹哲學體係中僅次於理的第二個範疇。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狀、有跡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鑄成萬物的質料。天下萬物都是理和質料相統一的產物。朱熹認為理和氣的關係有主有次。理生氣並寓於氣中,理為主,為先,是第一性的,氣為客,為後,屬第二性。


    朱熹主張理依氣而生物,並從氣展開了一分為二、動靜不息的生物運動,這便是一氣分做二氣,動的是陽,靜的是陰,又分做五行(金、木、水、火、土),散為萬物。一分為二是從氣分化為物過程中的重要運動形態。朱熹認為由對立統一,而使事物變化無窮。他探討了事物的成因,把運動和靜止看成是一個無限連續的過程。時空的無限性又說明了動靜的無限性,動靜又是不可分的。這表現了朱熹思想的辯證法觀點。朱熹還認為動靜不但相對待、相排斥,並且相互統一。朱熹還論述了運動的相對穩定和顯著變動這兩種形態,他稱之為“變”與“化”。他認為漸化中滲透著頓變,頓變中滲透著漸化。漸化積累,達到頓變。


    “格物致知”出於《大學》“致知在格物”一語,原無認識論意義,基本上是講對一般道德的體認。明確從認識論的意義上解釋“格物”的第一個人是程頤。他說:“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日窮其理而已矣。”(《二程遺書》)朱熹繼承了二程的說法,並建立了更係統的格物窮理說。他通過對“格物致知”的闡釋,表述了自己的認識論思想。


    從認識的目的來看,朱熹講“格物致知”是為了當聖人 。認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無論如何都是凡人,隻有達到“物格知至”,方可進入聖賢之域。


    “格物致知”的具體內容是“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事故。”(《文集》)這裏的“天理”主要是指仁、義、禮、智等封建道德,“人倫”、“聖言”、“事故”則是天理的闡發應用。朱熹認為,如果放棄對天理的追求,隻把精力花在草木、器用的研究上,那就如象散兵遊勇那樣,迴不到老家。他說:“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間,此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


    在“知”“行”關係上,朱熹主張“知先行後”。朱熹的知行觀,是指儒家的個人道德修養和實踐。由於道德實踐需要封建倫理指導,因此“知為先”。又因封建倫理不能隻流於空談,所以“行為重”。“知先”“行重”是實踐道德的兩個方麵,有其內在的邏輯一致性。如果從認識的角度看,“知先行後”顛倒了主次關係。認識來源於實踐,知行之間應以“行”為第一性。“知為先”的主張顯然是錯誤的。至於所謂“行為重”,雖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強調的也隻是封建知識分子的個人道德實踐。


    在人性問題上,朱熹直接繼承了張載和二程的思想。張載把人性分為“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兩種,認為人性的善惡是稟氣不同所造成的。朱熹對此說十分讚賞,認為這個思想“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發明千古聖人之意,甚為有功。”(《語類》)二程繼張載後,對“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作了區別。在張、程思想的基礎上,朱熹又全麵論證了“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人性二元論。“理”與“氣”,人生不可缺少 。“理”在人未形成之前渾然於天空,於人一旦形成,便附於人體,成為先驗稟賦於人心的仁、義、禮、智等封建道德,是先天的善性所在,人人皆有,故名“天命之性”。人體形成之時,必稟此氣,由於氣精粗、厚薄、清濁、久暫的不同,就產生了善惡、賢愚、貧富、壽夭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異。它有善有惡,名曰“氣質之性”。上述二性並存於人身,這就是朱熹的人性二元論觀點。


    朱熹的長期從事講學活動,精心編撰了《四書集注》等多種教材,培養了眾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關注的,一是論述“小學”和“大學”教育,二是關於“朱子讀書法”。


    朱熹在總結前人教育經驗和自己教育實踐的基礎上,基於對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認識,把一個人的教育分成“小學”和“大學”兩個既有區別又有聯係的階段,並提出了兩者不同的教育任務、內容和方法。朱熹認為8~15歲為小學教育階段,其任務是培養“聖賢坯璞”。鑒於小學兒童“智識未開”,思維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學教育的內容是“學其事”,主張兒童在日常生活中,通過具體行事,懂得基本的倫理道德規範,養成一定的行為習慣,學習初步的文化知識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強調先入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動,能激發興趣;以《須知》、《學規》的形式培養兒童道德行為習慣。朱熹認為15歲以後大學教育,其任務是在“坯璞”的基礎上再“加光飾”,把他們培養成為國家所需要的人才。朱熹認為,與重在“教事”的小學教育不同,大學教育內容的重點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對於大學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視自學,二是提倡不同學術觀點之間的相互交流。朱熹關於小學和大學教育的見解,為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鮮的內容。


    他的《四書集注》被明清兩代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


    “朱子讀書法”六條,即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誌。這是由朱熹的弟子對朱熹讀書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漸進,包括三層意思:一是讀書應該按照一定次序,前後不要顛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謹守之”;三是不可囫圇吞棗,急於求成。熟讀精思即是讀書既要熟讀成誦,又要精於思考。虛心涵泳中的“虛心”,是指讀書時要反複咀嚼,細心玩味。切己體察強調讀書必須要見之於自己的實際行動,要身體力行。著緊用力包含兩方麵的意義:一是讀書必須抓緊時間,發憤忘食,反對悠悠然;二是必須精神抖擻,勇猛奮發,反對鬆鬆垮垮。居敬持誌中的“居敬”,強調讀書必須精神專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謂“持誌”,就是要樹立遠大誌向,並以頑強的毅力長期堅守。


    朱熹闡述“格物致知”時說:“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而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個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 認為對天文、地理、生物、農業、氣象等萬事萬物都應該研究。


    朱熹對於古代醫學經典《黃帝內經》、著名天文學家張衡的《靈憲》以及曆代天文地理知識都有涉獵,特別是對北宋自然科學家沈括名著《夢溪筆談》鑽研尤深,使得《夢溪筆談》成為其科學思想的來源之一。朱熹著有《參同契考異》,並對一些自然現象進行過實際的考察和研究,如從對高山螺蚌殼的考察去研究地球的變化等,如月用膠泥製作過立體地圖。朱熹學生黃斡在《朱先生行狀》中稱朱熹“至若天文、地誌、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朱熹67歲時曾迴憶說:“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麽物事?見人說四方無邊,某思量也須有個盡處。如這壁相似,壁後也須有什麽物事。其時思量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後是何物?”從小就關心天文問題,甚至思想得幾乎成病,至老都在思量天地壁後是何物。這都說明,他把理學推向鼎盛時期,使儒學的哲學化達到很高的水平,是有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思想作基礎的。


    朱熹重視觀察實證:“曆法恐亦隻可略說大概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 提出要更好地研究曆法,需要有好的觀測儀器進行觀察、檢驗。朱熹曾詳細地描述了自己設想的一種可以使人進入其中觀看天象的龐大的渾天儀——“假天儀”。他設想設計一個球體類似天球,球體內部標上星辰位置,人進入球體內部,隨著球體的轉動人可以隨之觀察星辰。“極星出地之度,趙君雲福州隻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嶽台,卻隻差八度也。子半之說尤可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卻是天地之中也耶?” 朱熹用渾儀觀測過北極星的位置與地麵所構成的夾角,並試圖通過比較各地北極星的高度及其與地中嶽台的關係以證明大地的運動,表明了他通過對照比較各地不同的觀測數據而進行懷疑思考的科學精神。


    據樂愛國先生的研究,朱熹的《北辰辨》是專門討論天球北極星座的論文;在《堯典》注中,朱熹討論了當時天文學的歲差、置閏法等概念;在《舜典》注中討論了早期的渾天說、渾天儀的結構,並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渾天儀結構。除此之外,朱熹對地質學化石、否認神創論、宇宙起源、地心說、大地自轉、日食與月食、潮汐、雪花六角晶體形狀、雨虹等的形成、地理對氣候的影響、生物與人類起源、中醫診脈、農業生產結構、農作物布局及具體的生產技術等問題都有見解闡述。


    朱熹的哲學體係中含有藝術美的理論。他認為美是給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統一。基於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內在道德的善相統一的觀點,認為文與質、文與道和諧統一。他對《詩經》與《楚辭》的研究,也經常表現出敏銳的審美洞察力。


    朱子代表作有《菩薩蠻》、《水調歌頭》、《南鄉子》《憶秦娥》等。其中以《菩薩蠻》最有特色,該詞運用迴文,每兩句互為顛倒,八句共四對,十分自然和諧,毫不牽強,而且頗有意境,構思之精巧極矣,足見晦庵對語言的駕馭能力。其詞結有《晦庵詞》。


    除詞外,還善作詩,《春日》和《觀書有感》是他最膾炙人口的詩作。朱熹是劉子翬學生,他父親朱鬆文才也很好。也許由於父、師的影響,他在道學中對文學的評價是比較公正的,也寫出過一些富於生活氣息的好詩。如這兩首當然是說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斷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斷有所發展提高才能活躍,免得停滯和僵化。後一首寫人的修養往往有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階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裏澄澈,無拘無束,自由自在。這兩首詩以鮮明的形象表達自己在學習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啟發性,也並不缺乏詩味,所以陳衍評為“寓物說理而不腐”。


    朱熹也善書法,名重一時。明陶宗儀《書史會要》雲:“朱子繼續道統、優入聖域,而於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筆即沉著典雅,雖片縑寸楮,人爭珍秘。”


    朱熹自幼跟隨父親朱鬆及武夷三先生劉子翬、劉勉之、胡審習字,嚐學曹孟德書,後攻鍾繇楷書及顏真卿行草,一生臨池不輟,書法筆墨雄贍,超逸絕倫。自古以來,傳世墨跡,雖是斷簡殘編,都被奉如至寶加以珍藏。又因其思想學說從元代開始已成為中國官方哲學,不但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而且還遠播海外,產生巨大的影響。他思想學說的盛名,把其書法藝術的光芒掩卻了。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傳世作品以行書簡牘為主,大字墨跡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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