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郭大人畢竟是有資曆的官員，人家是明洪武十八年進士，之後十年內官自戶科庶吉士升至北平左布政使（從二品）。深得朱元璋的賞識，能讓老朱賞識，自是不容易，等他孫子朱允炆登基時，郭大人算是交上了好運，重用不說，還升了官兒加爵，可這位老兄不太喜歡朱允炆的柔弱，暗中沒少與遠在北京的朱棣眉來眼去，很快就在暗中歸附燕王。及燕王“靖難”兵起，他率先投降，如此知趣的人，朱棣自是大喜，命他輔佐世子居守北平，又交上了好運。
朱家叔侄交戰四載，郭大人負責軍餉。成祖即帝位，任戶部尚書，兼掌北平布政司。並授命籌建北京城。任行部尚書，統六部事。工役繁興，奉職無廢事，一時可謂是人人羨慕的大官。
等昔日的太子登基，郭大人當年輔佐有功，加封太子太師，賜致仕，好不羨慕，年前，原本戶部尚書夏元吉因病去世，戶部尚書一下子空了下來，朱瞻基登基不久，與戶部看得極重，加上這兩年需要的銀子不少，若讓一個年輕的上來，少不了要磨礪幾年，方能將戶部打理好，既如此還不如讓戶部進一個老的，郭大人當年就掌管戶部，名聲在外，朱瞻基便重新起用六十六歲的郭大人為戶部尚書，並給以”免趨朝，賜鈔二萬貫”殊榮。郭大人倒也不含糊，六十六歲的老人為主上賞識之恩，抱病坐署辦公，寒署不避，百事親斷，職益勤，管理錢穀以有才能著稱，短短一年的功夫，就將戶部打理得井井有條，可今年剛一開春，先是修築邊防，隨後征討蒙古，再就是疏通黃河，那點銀子根本就不夠用，六部官員誰也不信，跟著屁股後要錢，一日兩日到也罷了，可十日、半個月這就讓人受不了，郭大人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眼看戶部已打不開局麵，幹脆一咬牙，向朝廷提出增加商業稅的主意。
郭大人年紀一大把，可沒老糊塗，行這等大事之前，算是下足了本錢，他本做了多年的戶部尚書，於曆朝曆代的商業稅收最是清楚不過了，此番上奏朝廷，做到了有理有據，先以趙宋一朝為突破口，當著滿朝文武百官的麵，指出宋代在商業上獲得的好處。
如宋代貨幣財政收入之所以持續迅速地增加，主要是通過禁榷專賣收入特別是鹽、酒課利的增加實現的。而且如果貨幣財政總收入以至道年間的2224萬貫為基數100，則乾道末年的7000萬貫就是增加了315％；而乾道末年的鹽、酒、茶三項收入4752萬貫就是比至道年間的770萬貫增加了617％。禁榷專賣收入的增加速度比貨幣財政收入要快將近1倍，這是禁榷收入在貨幣收入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的原因。”這些數字，他信手拈來，容不得旁人反駁，對財政之重要意義，不僅僅他再說，他還讓人找出了誰誰的話兒，如“歐陽修說：‘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
宋貺說：‘國家歲用至廣，兩稅之外，仰給於鹺茗者為多’。
宋高宗說：‘國家養兵，全在茶鹽以助經費’。
陳從古說：‘國家利源，鹺茗居半’。孫夢觀說：‘今日之急務，莫理財若也。生財之路窮，獨倚辦於楮、於鹽耳’”，葉適更是說“舍茶鹽則無以立國”。這不無說明，商業稅在宋代的重要意義，為此，他上奏朝廷增加商業稅，老大人慷慨激昂，但得了好處的君臣也不是傻子，不少人跳出來反對，直說這是禍國殃民之舉，言官更是罵的不依不饒。
郭大人年輕的時候也是暴脾氣之人，不過是隨著年事漸高，才收斂了不少，被一幹言官如瘋狗一樣咬著不放，這下徹底激怒了郭大人，年紀雖長，暴脾氣還在，當即咬破手指寫了一份奏折遞了上去，奏折上說，臣不知誰為陛下畫此謀者？徒知高談而不知適時之變也！今三邊有百萬待哺之卒，計天下二稅上供之外，能足其食乎？故茶鹽酒稅、山澤雜產之利，盡歸於官，尚猶日算歲計，恐其不足。民貪其利而犯禁者，雖死不避也。今乃一為贖刑，以寬其禁，三軍之食，於何取之？’。這一番破口大罵，才算讓人看出了這位老尚書的火器，叫罵之聲才小了些，不過這事兒還是阻力不小，詔令被駁迴，‘卒不果行’讓郭大人好生氣惱，當即要掛冠而去。
雖說結果不甚理想，但皇帝也是個明白人，自家的情況，自己清楚，戶部離不開這樣的有經驗的老官員去打理，所以除了安撫一番郭大人外，還做出了實質性的調整，如在京城一帶先做個試點，若果真如趙宋王朝一般，再大麵積實施，這個結果倒也不是不能讓人接受，尤其是郭大人深知，以陛下眼下，能做到這一步已經不容易，也隻好答應了，在京城之地，開始提高商業稅收，說是提高稅收，但一來，百官反對，二來這是違背祖宗之法，所以不敢貿然提高太多，隻是在十五去一的稅收改為二八抽分製（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備物料烹煉，十分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許坑戶自便貨賣。可以說，這樣的稅收在京城那些大戶來說，並不算太高，京城的商戶也隻是罵了幾聲，此事也就這麽下去了。
這份邸報字數不多，但楊崢從他的背後，看出的信息卻不少，首先一點，大明經過洪武、永樂一朝後，商業已漸漸壯大，甚至民間的商業已有取代官家之勢，這一點從諸多的數字可以看出，如瓷器上，民窯發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窯大的多，以青窯為例子，官窯每座燒盤，碟樣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間青窯每座可燒器皿千餘件”。景德鎮陶瓷業中一般民窯的窯身和每窯產量要比官窯大3-4倍。明後期景德鎮3000座窯中，官窯僅有幾十座。崔、周、陳、吳4家民窯的產品暢銷中外，質量遠遠超過官窯。這時京郊門頭溝煤窯很多，官窯隻一兩座，餘皆民窯。在以往受官府控製最嚴的製鹽業，也開始慢慢放鬆了。
絲織官手工業，每年5。6萬匹的造解任務，並不是很大的，北宋宋徽宗時每年從江西一路和買的綢帛就有50萬匹，並且這個造解任務(指明代每年5。6萬匹)並未完成，有時完成不到一半。……等等，這無疑在告訴他，在這個商業逐漸興盛的時代，堂堂的大明王朝，竟沒有從這巨大肥肉之中，獲取半分的好處，國家隨著商業日益繁榮，竟是愈發貧窮的可悲局麵，不免讓人奇怪。
第二點，從年輕皇帝最近一係列的舉動上看，這位年輕的皇帝顯然是從中看出了好處，隻是在他這個位置上，一旦設計商業，免不了被鼠目寸光的老學究，尤其是那些言官罵做禍國殃民的罪證，他雖是皇帝，但這個罪名太大，也不是他能背得起的，再者，這些商家的背後，有那些人撐腰，他不是不知道，說到底這天下是他朱家的不假，可也是天下官員的，他不過是這些官兒中最大的罷了，如果為了這點利益，傷了官員的心，與朝政反而大大不利，所以這事兒隻是一步一步的來，在一個合適時機下，慢慢的展開。
第三點楊崢看得最明顯，也是最仔細，便是對祖宗規矩的打破，按照這份邸報上來看，商業在朱元璋時就已定下了調子，這位農家出身的皇帝，於商業沒什麽好感，定下“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洪武九年，山西平遙主簿成樂任官期滿，州府考核結果以其‘能恢辦商稅’為由，褒其進京朝見皇帝，結果遭到皇帝的批評：‘稅有定額，若以恢辦為能，是剝削下民，失吏職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訊’。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貨入京，至長淮關，吏留而稅之。既閱月而貨不售。商人謂於官，刑部議吏罪當紀過。上曰：‘商人遠涉江湖，將以求利，各有所向，執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納課於官，彼此一耳。遲留月日而使其貨不售，吏之罪也’。
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償商人’永樂時明政府進一步放鬆了對民間稅收的管製，‘婚娶喪祭時節禮物、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既稅之物、車船運己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稅’。永樂二年，山東臨清縣會通稅課局奏：‘比歲市鎮經兵，民皆流移，兼連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課鈔不及，請減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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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叔侄交戰四載，郭大人負責軍餉。成祖即帝位，任戶部尚書，兼掌北平布政司。並授命籌建北京城。任行部尚書，統六部事。工役繁興，奉職無廢事，一時可謂是人人羨慕的大官。
等昔日的太子登基，郭大人當年輔佐有功，加封太子太師，賜致仕，好不羨慕，年前，原本戶部尚書夏元吉因病去世，戶部尚書一下子空了下來，朱瞻基登基不久，與戶部看得極重，加上這兩年需要的銀子不少，若讓一個年輕的上來，少不了要磨礪幾年，方能將戶部打理好，既如此還不如讓戶部進一個老的，郭大人當年就掌管戶部，名聲在外，朱瞻基便重新起用六十六歲的郭大人為戶部尚書，並給以”免趨朝，賜鈔二萬貫”殊榮。郭大人倒也不含糊，六十六歲的老人為主上賞識之恩，抱病坐署辦公，寒署不避，百事親斷，職益勤，管理錢穀以有才能著稱，短短一年的功夫，就將戶部打理得井井有條，可今年剛一開春，先是修築邊防，隨後征討蒙古，再就是疏通黃河，那點銀子根本就不夠用，六部官員誰也不信，跟著屁股後要錢，一日兩日到也罷了，可十日、半個月這就讓人受不了，郭大人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眼看戶部已打不開局麵，幹脆一咬牙，向朝廷提出增加商業稅的主意。
郭大人年紀一大把，可沒老糊塗，行這等大事之前，算是下足了本錢，他本做了多年的戶部尚書，於曆朝曆代的商業稅收最是清楚不過了，此番上奏朝廷，做到了有理有據，先以趙宋一朝為突破口，當著滿朝文武百官的麵，指出宋代在商業上獲得的好處。
如宋代貨幣財政收入之所以持續迅速地增加，主要是通過禁榷專賣收入特別是鹽、酒課利的增加實現的。而且如果貨幣財政總收入以至道年間的2224萬貫為基數100，則乾道末年的7000萬貫就是增加了315％；而乾道末年的鹽、酒、茶三項收入4752萬貫就是比至道年間的770萬貫增加了617％。禁榷專賣收入的增加速度比貨幣財政收入要快將近1倍，這是禁榷收入在貨幣收入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的原因。”這些數字，他信手拈來，容不得旁人反駁，對財政之重要意義，不僅僅他再說，他還讓人找出了誰誰的話兒，如“歐陽修說：‘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
宋貺說：‘國家歲用至廣，兩稅之外，仰給於鹺茗者為多’。
宋高宗說：‘國家養兵，全在茶鹽以助經費’。
陳從古說：‘國家利源，鹺茗居半’。孫夢觀說：‘今日之急務，莫理財若也。生財之路窮，獨倚辦於楮、於鹽耳’”，葉適更是說“舍茶鹽則無以立國”。這不無說明，商業稅在宋代的重要意義，為此，他上奏朝廷增加商業稅，老大人慷慨激昂，但得了好處的君臣也不是傻子，不少人跳出來反對，直說這是禍國殃民之舉，言官更是罵的不依不饒。
郭大人年輕的時候也是暴脾氣之人，不過是隨著年事漸高，才收斂了不少，被一幹言官如瘋狗一樣咬著不放，這下徹底激怒了郭大人，年紀雖長，暴脾氣還在，當即咬破手指寫了一份奏折遞了上去，奏折上說，臣不知誰為陛下畫此謀者？徒知高談而不知適時之變也！今三邊有百萬待哺之卒，計天下二稅上供之外，能足其食乎？故茶鹽酒稅、山澤雜產之利，盡歸於官，尚猶日算歲計，恐其不足。民貪其利而犯禁者，雖死不避也。今乃一為贖刑，以寬其禁，三軍之食，於何取之？’。這一番破口大罵，才算讓人看出了這位老尚書的火器，叫罵之聲才小了些，不過這事兒還是阻力不小，詔令被駁迴，‘卒不果行’讓郭大人好生氣惱，當即要掛冠而去。
雖說結果不甚理想，但皇帝也是個明白人，自家的情況，自己清楚，戶部離不開這樣的有經驗的老官員去打理，所以除了安撫一番郭大人外，還做出了實質性的調整，如在京城一帶先做個試點，若果真如趙宋王朝一般，再大麵積實施，這個結果倒也不是不能讓人接受，尤其是郭大人深知，以陛下眼下，能做到這一步已經不容易，也隻好答應了，在京城之地，開始提高商業稅收，說是提高稅收，但一來，百官反對，二來這是違背祖宗之法，所以不敢貿然提高太多，隻是在十五去一的稅收改為二八抽分製（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備物料烹煉，十分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許坑戶自便貨賣。可以說，這樣的稅收在京城那些大戶來說，並不算太高，京城的商戶也隻是罵了幾聲，此事也就這麽下去了。
這份邸報字數不多，但楊崢從他的背後，看出的信息卻不少，首先一點，大明經過洪武、永樂一朝後，商業已漸漸壯大，甚至民間的商業已有取代官家之勢，這一點從諸多的數字可以看出，如瓷器上，民窯發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窯大的多，以青窯為例子，官窯每座燒盤，碟樣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間青窯每座可燒器皿千餘件”。景德鎮陶瓷業中一般民窯的窯身和每窯產量要比官窯大3-4倍。明後期景德鎮3000座窯中，官窯僅有幾十座。崔、周、陳、吳4家民窯的產品暢銷中外，質量遠遠超過官窯。這時京郊門頭溝煤窯很多，官窯隻一兩座，餘皆民窯。在以往受官府控製最嚴的製鹽業，也開始慢慢放鬆了。
絲織官手工業，每年5。6萬匹的造解任務，並不是很大的，北宋宋徽宗時每年從江西一路和買的綢帛就有50萬匹，並且這個造解任務(指明代每年5。6萬匹)並未完成，有時完成不到一半。……等等，這無疑在告訴他，在這個商業逐漸興盛的時代，堂堂的大明王朝，竟沒有從這巨大肥肉之中，獲取半分的好處，國家隨著商業日益繁榮，竟是愈發貧窮的可悲局麵，不免讓人奇怪。
第二點，從年輕皇帝最近一係列的舉動上看，這位年輕的皇帝顯然是從中看出了好處，隻是在他這個位置上，一旦設計商業，免不了被鼠目寸光的老學究，尤其是那些言官罵做禍國殃民的罪證，他雖是皇帝，但這個罪名太大，也不是他能背得起的，再者，這些商家的背後，有那些人撐腰，他不是不知道，說到底這天下是他朱家的不假，可也是天下官員的，他不過是這些官兒中最大的罷了，如果為了這點利益，傷了官員的心，與朝政反而大大不利，所以這事兒隻是一步一步的來，在一個合適時機下，慢慢的展開。
第三點楊崢看得最明顯，也是最仔細，便是對祖宗規矩的打破，按照這份邸報上來看，商業在朱元璋時就已定下了調子，這位農家出身的皇帝，於商業沒什麽好感，定下“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洪武九年，山西平遙主簿成樂任官期滿，州府考核結果以其‘能恢辦商稅’為由，褒其進京朝見皇帝，結果遭到皇帝的批評：‘稅有定額，若以恢辦為能，是剝削下民，失吏職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訊’。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貨入京，至長淮關，吏留而稅之。既閱月而貨不售。商人謂於官，刑部議吏罪當紀過。上曰：‘商人遠涉江湖，將以求利，各有所向，執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納課於官，彼此一耳。遲留月日而使其貨不售，吏之罪也’。
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償商人’永樂時明政府進一步放鬆了對民間稅收的管製，‘婚娶喪祭時節禮物、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既稅之物、車船運己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稅’。永樂二年，山東臨清縣會通稅課局奏：‘比歲市鎮經兵，民皆流移，兼連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課鈔不及，請減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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