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勤政為民:懷揣夢想的唐文宗(下)
大唐帝國的輝煌與變遷 作者：方憶lt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文宗之所以要與李訓和鄭注二人合作，是因為他剛即位就麵臨兩大棘手的問題：
這就是牛李黨爭和宦官專權。牛李黨爭源於憲宗時期，兩黨之間的主要分歧在於政治理念不合，李黨主張改革政局，以振興朝政，而牛黨則更傾向於維持現狀，避免發生劇大變動。兩派成員在憲宗朝之後就分化為了對立的陣營，彼此一直爭鬥不斷，削弱了朝廷的力量。
另一方麵，自德宗統治時期，宦官集團就掌握了中央禁軍神策軍的大權，不僅貪汙腐化，欺壓百姓，還幹預起了朝政，更嚴重的是連皇帝都被其左右，使得中央朝政陷入了一片混亂，根本沒有能力去應對地方割據以及邊境叛亂。
唐文宗深感宦官勢力對皇權的嚴重威脅，日夜謀劃著鏟除這股勢力以恢複朝廷的正常秩序。而宦官王守澄推薦的李訓和鄭注，正好成為了他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人物。李訓所以得寵，是因為他對《周易》的理解很深，受到文宗的賞識；鄭注的醫術不錯，治好了文宗多年不愈的風疾，所以二人迅速得到了皇帝的信任。盡管大臣們曾反對皇帝任用他們，但文宗卻沒有聽從，依然提拔並重用了他們，因此也鞏固了其在朝堂上的地位。
另外，他們兩人之所以被文宗賦予了如此重任，主要基於以下兩點：
一是二人身份比較特殊。他們都是由宦官王守澄扶持和提拔上來的人，在宦官眼中自然被視為了“自己人”。唐文宗希望通過他們兩個來借力打力——利用宦官內部的矛盾打擊宦官的整體實力。
二是作為皇帝身邊的寵臣，李訓和鄭注不外乎棋子而已。一旦文宗鏟除宦官的計劃泄露或失敗，他完全可以輕易的拋棄掉他們以保全自身。
慘烈的“甘露之變”
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元835年），一個看似平常的早晨，卻成為了唐朝曆史上一段黑暗的時刻。這一天，文宗正在紫宸殿舉行早朝時，金吾大將軍韓約報告稱左金吾仗院內的石榴樹上夜間降下了甘露——傳統上被視為吉祥之兆的現象。李訓等人建議文宗皇帝親自去查看這一罕見的天賜祥瑞，認為其出現在宮禁之內尤為特殊。
於是，文宗皇帝聽從了他們的提議前往含元殿，同時他還命令宰相與中書、門下省官員們先去視察。然而，當官員們返迴後表示懷疑這並非真正的甘露時，文宗再次派遣宦官神策軍左右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弘誌帶領其他宦官前去確認。這次視察成為了一場精心策劃陰謀的導火索。
當宦官仇士良等人到達左金吾仗院時，他們注意到韓約表現異常緊張，同時發現了藏匿的武裝士兵。意識到這是一個陷阱，宦官們迅速撤退至含元殿，並迫使文宗乘軟輿進入內宮。此時，李訓試圖召集金吾衛士保護皇帝，同時大聲疾唿阻止皇帝入宮，但未能成功。宦官們成功將文宗帶入宣政門並關閉了大門，導致朝廷官員驚慌失措地四散奔逃。
隨著事態急轉直下，宦官們立即調遣了五百名神策軍士兵持刀衝出東上閣門，對現場人員展開大規模的屠戮，當場造成數百人身亡。隨後，宦官們封鎖了宮城的各門進行搜捕，又誅了上千人。在這場被稱為“甘露之變”的血腥鎮壓中，包括李訓在內的多位朝廷重臣被誅，而他們的家族也未能幸免於難，遭到了殘酷的滅門。
這件事件過後，唐文宗被宦官軟禁了起來，國家大權則全部落入了宦官的手中，而宰相等官員們僅能處理文書工作。宦官們的權力達到了頂峰，不僅威脅到皇帝的安全，還輕視宰相，對待朝臣如同草芥。麵對這樣的局麵，文宗皇帝感到無計可施，隻能通過飲酒和作詩來排解內心的痛苦。有一次，他對當值學士周墀傾訴，感歎自己的處境甚至不如曆史上受製於人的周赧王和漢獻帝，言語間充滿無奈和悲傷，令聽者無不為之動容。
盡管如此，在鄭覃、李石指出李訓和鄭注實際上是宦官所引薦的事實，以及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上表為王涯、賈餗等人鳴冤之後，仇士良開始有所收斂。這些舉動使得文宗和他的大臣們能夠重新行使部分權力，暫時緩解了宦官專權的局麵。
“甘露之變”不僅是文宗鏟除宦官勢力計劃的重大失敗，也標誌著唐朝皇權進一步削弱，宦官專權的局麵更加鞏固。這場悲劇深刻影響了唐朝後期的政治格局，留下了深遠的曆史教訓，展現了文宗在政治風暴中的無力感和個人悲劇。
患病離世
唐文宗李昂在位期間，經曆了多次政治風波和個人的悲劇。他曾有意立其兄敬宗的長子晉王李普為太子，但不幸的是，李普早逝，被追封為悼懷太子。隨後，唐文宗立自己的長子李永為太子。然而，命運多舛，莊恪太子李永英年早逝。在接二連三的打擊之後，文宗曾考慮立敬宗幼子陳王李成美為太子，但最後因健康狀況急轉直下而未能正式冊立。
開成五年（840年）正月初一，長期積壓的政治壓力和個人悲痛最終導致唐文宗李昂身心俱疲，病重臥床不起。當意識到自己時日無多時，文宗委托樞密使劉弘逸與薛季棱召集宰相楊嗣複和李玨，囑托他們輔佐太子監國，並確保政權平穩過渡。這一安排，也反映了文宗對國家未來的深切關懷，以及他對幾位忠臣的信任。
然而，宦官勢力此時已經牢牢掌控了朝廷實權。仇士良與魚弘誌得知此消息後，當晚便偽造了遺詔，不僅廢黜了原本應繼位的陳王李成美，還擅自擁立潁王李炎為皇太弟，並賦予其處理軍國大事的權力。隨即，李炎被帶到朝堂接見百官，完成了權力交接。對於這一突然變故，文宗雖心有不甘，卻無力迴天；而群臣出於對宦官勢力的畏懼，也無人敢站出來反對。
正月初四（2月10日），飽受磨難的文宗皇帝在長安大明宮太和殿離世，享年僅三十三歲。走後被追諡為元聖昭獻孝皇帝，廟號文宗。唐文宗李昂的一生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試圖恢複唐朝的輝煌，卻無奈地被卷入了宦官專權的政治旋渦之中，最終未能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結語:唐文宗李昂是一位勤政愛民、充滿人文關懷的理想主義君主，他在位期間致力於整頓吏治、提倡節儉、推動文化教育發展，並努力削弱宦官勢力以恢複朝廷秩序。盡管他展現了非凡的改革精神和堅定的決心，尤其是在“甘露之變”中試圖鏟除宦官專權，但最終未能克服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和複雜的政治局勢，導致改革受挫，自己也被軟禁。盡管如此，文宗的勤勉與理想主義情懷仍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
關於文宗的兩件軼事
為人寬厚
在準備舉行祭祀儀式期間，麵對官員進獻相撲藝人以供娛樂的情況，文宗堅持自己清修齊戒的原則，認為此時不適合觀賞這樣的表演。然而，考慮到藝人們的期待和傳統慣例，文宗采取了一個折中的辦法：
允許這些藝人在宮門外表演，並給予相應的賞賜後讓他們離開。這一決定既維護了自身的莊重形象，也體現了他對傳統的尊重和對藝人的關懷。此外，在一次觀賞鬥雞時，當一位優伶誇獎鬥雞的好，文宗幽默而大方地將這隻雞賞賜給了那位優伶，顯示出他不拘小節、待人寬厚的一麵。
善納諫言
唐文宗李昂不僅在個人品行上展現出寬厚仁慈，更在政治決策中表現出善於接納諫言的智慧。有一次，學士們頌揚他的美德，但李昂能夠保持清醒的認識，認為真正的君主美德不僅在於個人生活上的節儉，更在於政治決策是否公正明智。當時，柳公權提出了更為深刻的政治見解，盡管其他大臣如周墀感到震驚和不安，但李昂卻高度評價了柳公權的觀點，認為其展現了優秀的諫臣風度。隨後，他還提拔柳公權為諫議大夫兼知製誥，繼續擔任翰林學士。這表明李昂重視並鼓勵直言進諫的行為，願意接受批評意見來改進自己的統治方式，體現了他作為明君的胸懷與智慧。
曆史評價
劉禹錫：
“繼體三才理，承顏九族親。禹功留海內，殷曆付天倫。調露曲常在，秋風詞尚新。本支方百代，先讓棣華春。月落宮車動，風淒儀仗閑。路唯瞻鳳翣，人尚想龍顏。禦宇方無事，乘雲遂不還。聖情悲望處，沉日下西山。享國十五載，升天千萬年。龍鑣仙路遠，騎吹禮容全。日下初陵外，人悲舊劍前。周南有遺老，掩淚望秦川。”
劉禹錫通過這首悼詩深情緬懷了文宗，讚美他繼承了天地人三才之理，以仁愛之心對待家族成員，其政績惠及百姓，如大禹治水般功績卓著。並歌頌了文宗時期的文藝繁榮，音樂和詩歌至今仍被傳頌，並表達了對文宗離開的深切悲痛。
劉昫《舊唐書》：“昭獻皇帝恭儉儒雅，出於自然，承父兄奢弊之餘，當閽寺撓權之際，而能以治易亂，代危為安。大和之初，可謂明矣。初，帝在藩時，喜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政道，有意於茲。。。”
劉昫在《舊唐書》中高度評價了文宗的個人品德與治國理念，稱其恭儉儒雅、出於自然，能夠在穆宗、敬宗兩朝奢靡弊政之後整頓局麵，使國家由亂轉治。劉昫指出，文宗深受唐太宗治國理念的影響，立誌效仿，但因缺乏實際政治手腕，特別是在應對宦官專權問題上未能找到有效解決辦法，最終導致“甘露之變”的失敗，幾乎使國家陷入危機。劉昫認為文宗有帝王之道而無帝王之才，雖有治國理想但缺乏實際能力。
歐陽修《新唐書》：“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惟，嚐讀太宗《政要》，慨然恭之。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製，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修飭，號為清明。。。”
歐陽修在《新唐書》中進一步強調了文宗的高尚品德和天生的儒雅氣質，以及他對唐太宗治國理念的崇敬和銳意改革的決心。歐陽修描述了文宗勤勉治國的形象，經常長時間與大臣討論國事，並試圖通過實際行動如懲處參與弑君的宦官陳弘誌來伸張正義。然而，歐陽修也指出文宗性格仁慈但決策不夠果斷，在應對宦官專權問題上未能找到有效的解決辦法，導致“甘露之變”中忠臣被害，成為文宗的一大遺憾。
呂思勉：1“文宗性恭儉儒雅，出於自然，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其勤政如此。而其儉德尤為難及。且欲創建製度，率百官以儉樸，以挽奢侈之風，亦可謂難能矣。然不能除去宦官，以振紀綱，則終亦徒善、徒法而已。”2“文宗無過，所擢用諸臣，亦莫非公忠體國，起孤寒，有大誌，感激主知，思以身任天下之重者。。。”
呂思勉指出，文宗天性恭謹、簡樸且儒雅，這些美德皆出自本心。他在延英殿接見宰相時，常常討論至深夜，展現了對政務的勤奮態度。尤其令人欽佩的是他的節儉之德，不僅自身實踐，還通過創建製度來引領百官提倡儉樸之風，以遏製當時社會上的奢侈風氣。
但文宗未能清除宦官勢力使得朝廷紀律難以徹底整頓，成為其執政的一大遺憾。關於除宦官之誌與選才策略，呂思勉認為順宗和文宗都意圖鏟除宦官勢力，並願意提拔出身低微的新進人才。順宗倚重東宮時期的舊部，彼此了解深厚；而文宗則臨時提拔新人，這種做法在當時更為困難，但也顯示了他獨具慧眼和大膽革新的一麵。
這就是牛李黨爭和宦官專權。牛李黨爭源於憲宗時期，兩黨之間的主要分歧在於政治理念不合，李黨主張改革政局，以振興朝政，而牛黨則更傾向於維持現狀，避免發生劇大變動。兩派成員在憲宗朝之後就分化為了對立的陣營，彼此一直爭鬥不斷，削弱了朝廷的力量。
另一方麵，自德宗統治時期，宦官集團就掌握了中央禁軍神策軍的大權，不僅貪汙腐化，欺壓百姓，還幹預起了朝政，更嚴重的是連皇帝都被其左右，使得中央朝政陷入了一片混亂，根本沒有能力去應對地方割據以及邊境叛亂。
唐文宗深感宦官勢力對皇權的嚴重威脅，日夜謀劃著鏟除這股勢力以恢複朝廷的正常秩序。而宦官王守澄推薦的李訓和鄭注，正好成為了他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人物。李訓所以得寵，是因為他對《周易》的理解很深，受到文宗的賞識；鄭注的醫術不錯，治好了文宗多年不愈的風疾，所以二人迅速得到了皇帝的信任。盡管大臣們曾反對皇帝任用他們，但文宗卻沒有聽從，依然提拔並重用了他們，因此也鞏固了其在朝堂上的地位。
另外，他們兩人之所以被文宗賦予了如此重任，主要基於以下兩點：
一是二人身份比較特殊。他們都是由宦官王守澄扶持和提拔上來的人，在宦官眼中自然被視為了“自己人”。唐文宗希望通過他們兩個來借力打力——利用宦官內部的矛盾打擊宦官的整體實力。
二是作為皇帝身邊的寵臣，李訓和鄭注不外乎棋子而已。一旦文宗鏟除宦官的計劃泄露或失敗，他完全可以輕易的拋棄掉他們以保全自身。
慘烈的“甘露之變”
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元835年），一個看似平常的早晨，卻成為了唐朝曆史上一段黑暗的時刻。這一天，文宗正在紫宸殿舉行早朝時，金吾大將軍韓約報告稱左金吾仗院內的石榴樹上夜間降下了甘露——傳統上被視為吉祥之兆的現象。李訓等人建議文宗皇帝親自去查看這一罕見的天賜祥瑞，認為其出現在宮禁之內尤為特殊。
於是，文宗皇帝聽從了他們的提議前往含元殿，同時他還命令宰相與中書、門下省官員們先去視察。然而，當官員們返迴後表示懷疑這並非真正的甘露時，文宗再次派遣宦官神策軍左右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弘誌帶領其他宦官前去確認。這次視察成為了一場精心策劃陰謀的導火索。
當宦官仇士良等人到達左金吾仗院時，他們注意到韓約表現異常緊張，同時發現了藏匿的武裝士兵。意識到這是一個陷阱，宦官們迅速撤退至含元殿，並迫使文宗乘軟輿進入內宮。此時，李訓試圖召集金吾衛士保護皇帝，同時大聲疾唿阻止皇帝入宮，但未能成功。宦官們成功將文宗帶入宣政門並關閉了大門，導致朝廷官員驚慌失措地四散奔逃。
隨著事態急轉直下，宦官們立即調遣了五百名神策軍士兵持刀衝出東上閣門，對現場人員展開大規模的屠戮，當場造成數百人身亡。隨後，宦官們封鎖了宮城的各門進行搜捕，又誅了上千人。在這場被稱為“甘露之變”的血腥鎮壓中，包括李訓在內的多位朝廷重臣被誅，而他們的家族也未能幸免於難，遭到了殘酷的滅門。
這件事件過後，唐文宗被宦官軟禁了起來，國家大權則全部落入了宦官的手中，而宰相等官員們僅能處理文書工作。宦官們的權力達到了頂峰，不僅威脅到皇帝的安全，還輕視宰相，對待朝臣如同草芥。麵對這樣的局麵，文宗皇帝感到無計可施，隻能通過飲酒和作詩來排解內心的痛苦。有一次，他對當值學士周墀傾訴，感歎自己的處境甚至不如曆史上受製於人的周赧王和漢獻帝，言語間充滿無奈和悲傷，令聽者無不為之動容。
盡管如此，在鄭覃、李石指出李訓和鄭注實際上是宦官所引薦的事實，以及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上表為王涯、賈餗等人鳴冤之後，仇士良開始有所收斂。這些舉動使得文宗和他的大臣們能夠重新行使部分權力，暫時緩解了宦官專權的局麵。
“甘露之變”不僅是文宗鏟除宦官勢力計劃的重大失敗，也標誌著唐朝皇權進一步削弱，宦官專權的局麵更加鞏固。這場悲劇深刻影響了唐朝後期的政治格局，留下了深遠的曆史教訓，展現了文宗在政治風暴中的無力感和個人悲劇。
患病離世
唐文宗李昂在位期間，經曆了多次政治風波和個人的悲劇。他曾有意立其兄敬宗的長子晉王李普為太子，但不幸的是，李普早逝，被追封為悼懷太子。隨後，唐文宗立自己的長子李永為太子。然而，命運多舛，莊恪太子李永英年早逝。在接二連三的打擊之後，文宗曾考慮立敬宗幼子陳王李成美為太子，但最後因健康狀況急轉直下而未能正式冊立。
開成五年（840年）正月初一，長期積壓的政治壓力和個人悲痛最終導致唐文宗李昂身心俱疲，病重臥床不起。當意識到自己時日無多時，文宗委托樞密使劉弘逸與薛季棱召集宰相楊嗣複和李玨，囑托他們輔佐太子監國，並確保政權平穩過渡。這一安排，也反映了文宗對國家未來的深切關懷，以及他對幾位忠臣的信任。
然而，宦官勢力此時已經牢牢掌控了朝廷實權。仇士良與魚弘誌得知此消息後，當晚便偽造了遺詔，不僅廢黜了原本應繼位的陳王李成美，還擅自擁立潁王李炎為皇太弟，並賦予其處理軍國大事的權力。隨即，李炎被帶到朝堂接見百官，完成了權力交接。對於這一突然變故，文宗雖心有不甘，卻無力迴天；而群臣出於對宦官勢力的畏懼，也無人敢站出來反對。
正月初四（2月10日），飽受磨難的文宗皇帝在長安大明宮太和殿離世，享年僅三十三歲。走後被追諡為元聖昭獻孝皇帝，廟號文宗。唐文宗李昂的一生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試圖恢複唐朝的輝煌，卻無奈地被卷入了宦官專權的政治旋渦之中，最終未能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結語:唐文宗李昂是一位勤政愛民、充滿人文關懷的理想主義君主，他在位期間致力於整頓吏治、提倡節儉、推動文化教育發展，並努力削弱宦官勢力以恢複朝廷秩序。盡管他展現了非凡的改革精神和堅定的決心，尤其是在“甘露之變”中試圖鏟除宦官專權，但最終未能克服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和複雜的政治局勢，導致改革受挫，自己也被軟禁。盡管如此，文宗的勤勉與理想主義情懷仍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
關於文宗的兩件軼事
為人寬厚
在準備舉行祭祀儀式期間，麵對官員進獻相撲藝人以供娛樂的情況，文宗堅持自己清修齊戒的原則，認為此時不適合觀賞這樣的表演。然而，考慮到藝人們的期待和傳統慣例，文宗采取了一個折中的辦法：
允許這些藝人在宮門外表演，並給予相應的賞賜後讓他們離開。這一決定既維護了自身的莊重形象，也體現了他對傳統的尊重和對藝人的關懷。此外，在一次觀賞鬥雞時，當一位優伶誇獎鬥雞的好，文宗幽默而大方地將這隻雞賞賜給了那位優伶，顯示出他不拘小節、待人寬厚的一麵。
善納諫言
唐文宗李昂不僅在個人品行上展現出寬厚仁慈，更在政治決策中表現出善於接納諫言的智慧。有一次，學士們頌揚他的美德，但李昂能夠保持清醒的認識，認為真正的君主美德不僅在於個人生活上的節儉，更在於政治決策是否公正明智。當時，柳公權提出了更為深刻的政治見解，盡管其他大臣如周墀感到震驚和不安，但李昂卻高度評價了柳公權的觀點，認為其展現了優秀的諫臣風度。隨後，他還提拔柳公權為諫議大夫兼知製誥，繼續擔任翰林學士。這表明李昂重視並鼓勵直言進諫的行為，願意接受批評意見來改進自己的統治方式，體現了他作為明君的胸懷與智慧。
曆史評價
劉禹錫：
“繼體三才理，承顏九族親。禹功留海內，殷曆付天倫。調露曲常在，秋風詞尚新。本支方百代，先讓棣華春。月落宮車動，風淒儀仗閑。路唯瞻鳳翣，人尚想龍顏。禦宇方無事，乘雲遂不還。聖情悲望處，沉日下西山。享國十五載，升天千萬年。龍鑣仙路遠，騎吹禮容全。日下初陵外，人悲舊劍前。周南有遺老，掩淚望秦川。”
劉禹錫通過這首悼詩深情緬懷了文宗，讚美他繼承了天地人三才之理，以仁愛之心對待家族成員，其政績惠及百姓，如大禹治水般功績卓著。並歌頌了文宗時期的文藝繁榮，音樂和詩歌至今仍被傳頌，並表達了對文宗離開的深切悲痛。
劉昫《舊唐書》：“昭獻皇帝恭儉儒雅，出於自然，承父兄奢弊之餘，當閽寺撓權之際，而能以治易亂，代危為安。大和之初，可謂明矣。初，帝在藩時，喜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政道，有意於茲。。。”
劉昫在《舊唐書》中高度評價了文宗的個人品德與治國理念，稱其恭儉儒雅、出於自然，能夠在穆宗、敬宗兩朝奢靡弊政之後整頓局麵，使國家由亂轉治。劉昫指出，文宗深受唐太宗治國理念的影響，立誌效仿，但因缺乏實際政治手腕，特別是在應對宦官專權問題上未能找到有效解決辦法，最終導致“甘露之變”的失敗，幾乎使國家陷入危機。劉昫認為文宗有帝王之道而無帝王之才，雖有治國理想但缺乏實際能力。
歐陽修《新唐書》：“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惟，嚐讀太宗《政要》，慨然恭之。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製，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修飭，號為清明。。。”
歐陽修在《新唐書》中進一步強調了文宗的高尚品德和天生的儒雅氣質，以及他對唐太宗治國理念的崇敬和銳意改革的決心。歐陽修描述了文宗勤勉治國的形象，經常長時間與大臣討論國事，並試圖通過實際行動如懲處參與弑君的宦官陳弘誌來伸張正義。然而，歐陽修也指出文宗性格仁慈但決策不夠果斷，在應對宦官專權問題上未能找到有效的解決辦法，導致“甘露之變”中忠臣被害，成為文宗的一大遺憾。
呂思勉：1“文宗性恭儉儒雅，出於自然，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其勤政如此。而其儉德尤為難及。且欲創建製度，率百官以儉樸，以挽奢侈之風，亦可謂難能矣。然不能除去宦官，以振紀綱，則終亦徒善、徒法而已。”2“文宗無過，所擢用諸臣，亦莫非公忠體國，起孤寒，有大誌，感激主知，思以身任天下之重者。。。”
呂思勉指出，文宗天性恭謹、簡樸且儒雅，這些美德皆出自本心。他在延英殿接見宰相時，常常討論至深夜，展現了對政務的勤奮態度。尤其令人欽佩的是他的節儉之德，不僅自身實踐，還通過創建製度來引領百官提倡儉樸之風，以遏製當時社會上的奢侈風氣。
但文宗未能清除宦官勢力使得朝廷紀律難以徹底整頓，成為其執政的一大遺憾。關於除宦官之誌與選才策略，呂思勉認為順宗和文宗都意圖鏟除宦官勢力，並願意提拔出身低微的新進人才。順宗倚重東宮時期的舊部，彼此了解深厚；而文宗則臨時提拔新人，這種做法在當時更為困難，但也顯示了他獨具慧眼和大膽革新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