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唐代宗:繼往開來的一代君主(中)
大唐帝國的輝煌與變遷 作者：方憶lt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蕩平安史
同年十月，李豫委任長子李適為主帥，仆固懷恩為副帥，統率河東、朔方及各道行營軍隊，聯合迴紇騎兵，組成十餘萬大軍，向自稱燕帝的史朝義部發起猛烈攻勢。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亦率軍參戰。唐軍於壬申日抵達洛陽北郊，並於甲戌日在橫水與安史叛軍展開決戰，最終取得決定性勝利，俘殺叛軍六萬餘人，迫使史朝義向北潰逃。
隨後，唐軍迅速收複了東京、河陽及汴、鄭、滑、魏等州。同時，燕相州守將薛嵩與恆州節度使張忠誌（即李寶臣）也相繼歸順，獻上了趙、定、深、恆、易五州。至寶應二年（763年）初，走投無路的史朝義在北逃途中被意圖歸唐的燕範陽尹李懷仙追上，被迫自殺。李懷仙割取其首級來降，標誌著曆時八年的安史之亂終於平息。七月，群臣為表彰李豫的功績，上尊號為“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
任用安史舊將埋下隱患
安史之亂平定後，李豫采納了仆固懷恩的建議，決定允許原安史舊將鎮守河朔地區。這一決策在短期內確實穩定了動蕩的局麵，緩和了緊張局勢，並有助於恢複地區的秩序。然而，從長遠來看，這一舉措也被認為是為中晚唐時期藩鎮割據局麵的形成埋下了伏筆。這些前叛軍將領被賦予了極大的地方權力，逐漸形成了各自為政、勢力坐大的局麵，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製力。
雖然此舉最初旨在鞏固政權和平息動亂，但最終卻促成了地方軍事力量的崛起，挑戰了中央權威，從而開啟了藩鎮割據的曆史階段。盡管唐代宗李豫的決策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它也揭示了一個深刻的教訓：過度依賴軍事將領的地方治理可能會導致中央權力的分散，進而影響國家的長期穩定和發展。
即位之初內憂外患
寶應元年（762年），唐廷為了追討江淮地區八年間累積的租稅，派遣了一批強硬的官吏擔任地方縣令，強行向民間征收糧食和布帛。此舉引發了農民的強烈不滿與廣泛反抗。特別是在台州臨海（今浙江臨海），當地人袁晁在翁山（今舟山群島）集結力量，領導起義軍攻占了台州，並自立年號“寶勝”（或稱“升國”）。隨後，袁晁的軍隊連續攻克信州、溫州、明州等地，迅速集結了近二十萬的兵力。同年，在江南地區，方清也在歙州（今安徽歙縣）帶領饑民揭竿而起，響應袁晁的起義。
麵對浙東地區此起彼伏的起義浪潮，李豫命令駐守臨淮（今江蘇盱眙）的河南副元帥李光弼分兵進行鎮壓。經過一係列激烈的戰鬥，至廣德元年（763年）夏季，李光弼的部隊逐漸平定了浙東地區的起義軍。袁晁最終被捕並遭處決，標誌著浙東動蕩局麵的平息。此次事件不僅揭示了當時政府政策的嚴厲及其引發的社會矛盾，也反映了民眾在苛政下的抗爭精神。
在唐朝內亂之際，吐蕃趁虛而入，逐步侵吞了北方的領土，並深入內地，占領了從陝西鳳翔以西至邠州以北的十餘個州。廣德元年（763年）九月，吐蕃大軍大舉入侵，邊疆將領多次告急，然而這些警報卻被宦官程元振隱瞞不報。十月，叛變的涇州刺史高暉引導吐蕃軍隊穿越鄰近州縣，寇掠奉天、武功等地，直逼京師長安。麵對突如其來的威脅，李豫緊急任命雍王李適為關內元帥，並啟用郭子儀擔任副元帥抵禦敵人。由於反應遲緩，李豫被迫匆忙撤離京城，前往陝州避難，導致大量官員和平民逃亡或藏匿。吐蕃占領長安後，立廣武王李承宏為傀儡皇帝，肆意劫掠府庫與市井，燒毀民居，使長安陷入一片混亂。
幸虧郭子儀巧妙周旋，最終迫使吐蕃撤出長安。李豫於同年十二月返迴長安，並重賞了郭子儀。因宦官程元振“專權自恣”，貽誤軍機，李豫罷免了他的官職並將其流放至江陵。朔方節度使、大寧郡王仆固懷恩，在安史之亂中戰功赫赫，家族中共有四十六人為國捐軀。但之後卻遭到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和宦官駱奉先的排擠，在無法向朝廷申訴冤屈的情況下。
廣德元年，仆固懷恩派其子仆固瑒攻打辛雲京，企圖澄清自己的名聲。盡管李豫多次嚐試招撫，但都未能成功。最後，李豫隻得采納刑部尚書顏真卿的建議，派遣長期在朔方任職的郭子儀前去進行招撫。仆固懷恩之子仆固瑒在進攻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時遭遇頑強抵抗，受阻於榆次。最終，在進退兩難的困境中，仆固瑒被自己的部下所殺。
永泰元年（765年）九月，仆固懷恩再度發動叛亂，並大肆宣傳唐帝李豫已死的消息，以此鼓動吐蕃、迴紇、吐穀渾、黨項和奴剌等部族組成三十萬聯軍，意圖直取長安。這一舉動使京師震動，朝廷上下與百姓人心惶惶。麵對緊急局勢，李豫迅速召集郭子儀屯兵涇陽，準備抵禦來犯之敵。然而，在聯軍進軍的關鍵時刻，仆固懷恩突然病逝於軍中，這為局勢帶來了轉機。郭子儀抓住這一機會，利用其在邊疆的威望和外交手腕，成功說服了迴紇軍隊與唐軍聯合，共同對抗吐蕃。
這一策略性的聯盟在隨後的靈武台西原之戰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在這場激烈的戰鬥中，唐軍和迴紇聯軍取得了重大勝利：斬首五萬，俘虜上萬人，解救了被擄走的四千名百姓，並繳獲了大量的牲畜，這些戰利品綿延三百裏不絕。這場勝利不僅有效地穩定了局勢，還彰顯了郭子儀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和外交技巧，對於維護唐朝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改革財政，振興國力
唐代宗李豫即位之時，唐朝正麵臨著一係列嚴峻的挑戰：經濟凋敝、人口流散、農業生產停滯不前，財賦收入大幅減少。同時，國家還需要抵禦吐蕃頻繁的軍事威脅，導致軍費開支不斷攀升，財政狀況愈加緊張。麵對如此艱難的局麵，李豫采取了一係列重要的改革措施以圖振興國力。
首先，他重用了理財專家劉晏，委任其掌管全國財賦長達十餘年。劉晏推行了一係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政策，特別是在漕運和鹽政方麵，他興利除弊，優化了運輸係統並改善了稅收機製。這些改革不僅確保了江南地區的財賦能夠穩定而高效地運往關中地區，還實現了“民不加賦，而國富饒”的理想狀態，為平定叛亂及加強國防提供了堅實的財政支持，並為後世唐德宗時期的稅製改革奠定了基礎。此外，李豫還任命了韓滉負責部分財賦管理事務。韓滉以其清廉公正和勤奮努力著稱，實施了嚴格的管理製度，逐漸充實了國庫。
盡管他的嚴格管理有時會引起一些不滿的聲音，但不可否認的是，韓滉的努力對於恢複和鞏固唐朝的財政狀況起到了關鍵作用。通過上述舉措，李豫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成功地穩定了國家的財政基礎，為唐朝後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這些改革體現了李豫作為君主的智慧與決心，及他對國家長遠利益的高度責任感。
采取積極的防禦策略，以應對外部威脅
唐代宗李豫在位期間（762-779年），唐朝正處於安史之亂後的恢複期，國家麵臨著經濟殘破、戶口流散、農桑失業以及財賦收入銳減的嚴峻局麵。同時，來自吐蕃的軍事威脅持續不斷，迫使李豫必須在穩定內部的同時，積極應對邊疆的安全挑戰。廣德元年（763年），由於仆固懷恩與朝廷之間的矛盾激化，而選擇了放任吐蕃軍隊東進，導致吐蕃一度占領長安長達十五日。麵對這一危機，郭子儀迅速組織起勤王部隊，成功將吐蕃軍隊驅逐出長安，恢複了朝廷對首都的控製。這一戰役之後，唐朝開始采取更為積極的防禦策略，以應對來自外部的威脅。
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再次發起攻勢，在奉天（今陝西乾縣）和靈台（今甘肅靈台）一帶，唐軍聯合迴紇力量，由郭子儀率領的大軍大敗吐蕃軍隊，斬首五萬餘人，並俘虜萬人，極大地削弱了吐蕃的進攻能力。這場勝利不僅提升了唐朝軍隊的士氣，也為後續的邊境穩定奠定了基礎。
大曆八年（773年），渾瑊、馬璘和郭子儀指揮的唐軍在潘源之戰中大破吐蕃軍，俘獲和斬殺數以萬計的敵人；而在劍南道（今四川境內），崔寧領導的唐軍先後於大曆十一年（776年）和十二年（777年）兩次擊敗吐蕃及其盟友聯軍，分別斬首萬餘級和八千餘級，鞏固了唐朝在西南地區的防禦態勢。通過這些內外的措施，唐代宗不僅成功地穩定了動蕩的局麵，而且為後來唐德宗時期的稅製改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一時期的一係列戰役和改革不僅體現了唐代宗李豫在逆境中的堅韌不拔，同時也展示了這位君主在複雜局勢下的領導智慧和決心。
民族、對外關係
安史之亂後，唐朝為了平定叛亂，不得不從西北邊疆抽調大量軍隊，導致西部防務出現嚴重空虛。吐蕃趁此良機，迅速占領了隴右、河西的廣大地區，極大地削弱了唐朝在西部的戰略縱深。廣德元年（763年）十月，吐蕃軍隊甚至攻入了長安，雖然僅占據十五日便被郭子儀率軍驅逐，但這次入侵也暴露了唐朝防禦體係的脆弱。
與此同時，在西南方向，吐蕃繼續擴張其領土，吞並了姚州都督府及其所轄三十二夷州，並於同年十二月進一步占領鬆、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無力救援，使得劍南西山諸州也落入吐蕃之手。唐朝因此失去了對西川西部高地的控製權，重要的財賦來源地蜀地和軍事重鎮成都從此皆處於吐蕃的威脅之下，戰略地位岌岌可危。在李豫統治時期，吐蕃每年秋季都會對唐朝邊境發起騷擾攻擊，迫使京城頻繁戒嚴，這種現象被稱為“防秋”。
麵對嚴峻的邊疆形勢，郭子儀、馬璘等將領通過不懈努力逐步穩定了京西北地區的局勢，初步遏製了吐蕃的大規模入侵。特別是在大曆八年（773年），靈州、宜祿、鹽倉、百城之戰中，唐軍成功擊敗吐蕃軍隊，展示了大唐強有力的反擊能力。這些勝利不僅鞏固了邊境防線，也為唐朝贏得了寶貴的喘息時間。針對西南戰線的困境，李豫采取了果斷措施。廣德二年（764年），他撤免了作戰不力的西川節度使高適，並將劍南東、西川合為一道，任命黃門侍郎嚴武為新的節度使。
嚴武上任後立即展開行動，指揮有方，“破吐蕃七萬餘眾，拔當狗城”，並在同年十月奪取鹽川城，顯著改善了西南戰局，帶來了轉機。此後，西川節度使崔旰在大曆十年（775年）至十二年（777年）間多次擊敗吐蕃軍隊，進一步挫傷了吐蕃的銳氣，鞏固了唐朝在西南方向的防禦。
這一係列軍事勝利不僅增強了邊境的安全，也提升了唐朝軍隊的士氣和戰鬥力。通過這些戰略調整和軍事行動，唐代宗李豫有效地應對了來自吐蕃的持續威脅，逐步扭轉了不利局麵，為唐朝邊境的長期穩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到了大曆末年，隨著吐蕃內部矛盾激化和政局局麵的動蕩，其對外侵略活動有所減少，並開始嚐試與唐朝議和。然而，吐蕃使者帶來的和平提議往往伴隨著新的軍事挑釁，顯示出雙方關係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盡管如此，唐代宗李豫對於吐蕃請和使者時常采取扣留政策，並將戰俘發配到江、嶺地區作為刑徒奴隸，以此表達對吐蕃時常侵擾大唐邊境行為的不滿。
寶應元年（763年），李豫即位之初，迴紇汗國的登裏可汗便率眾前來助戰。李豫命令禦史大夫尚衡前往宣慰，並在同年十月的擊滅史朝義之戰中，迴紇騎兵發揮了關鍵作用。當吐蕃入侵唐朝時，迴紇拒絕與吐蕃結盟，使得唐朝北方邊境得以相對安寧。然而，迴紇軍隊的行為也帶來了不少問題。諸軍會集陝州平叛時，雍王李適攜幕僚前往陝州北拜見迴紇可汗，因李適不肯下拜於可汗，導致其幕僚藥子昂、李進、韋少華和魏琚遭到鞭打，其中韋少華和魏琚傷重不治。迴紇人進入洛陽後，縱兵掠奪，焚燒聖善寺和白馬寺，造成大量人員傷亡。他們還肆意侮辱官吏，甚至在夜間帶兵闖入鴻臚寺，破壞了城門安全。
大曆三年（768年），為加強與迴紇的關係，李豫派遣右散騎常侍蕭昕持節前往祭吊去世的光親可敦，並次年將仆固懷恩的幼女封為崇徽公主，嫁與迴紇可汗為繼室。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冊封可敦，並贈予大量彩綢。盡管當時國庫空虛，仍征用公卿的騾馬駱駝運送禮物。宰相們在中渭橋為李涵等人餞行。迴紇留在京師的士兵繼續在坊市掠奪人口，引騎兵衝擊含光門，迫使皇城關閉。
麵對這些行為，李豫僅令劉清潭前去勸止；而當迴紇人搶走長安縣令邵說的馬時，有司也不敢嚴加責罰。自肅宗時期起，迴紇自恃對唐朝有功，每進獻一匹馬便索要四十匹縑。每年攜帶數萬匹劣馬前來售賣，使者頻繁往來，寄宿於鴻臚寺。李豫試圖通過厚賜來感化迴紇，但對方並未收斂。後來，迴紇又帶來一萬匹馬，最終李豫決定購買六千匹以維持關係。
大曆十年（775年），一名迴紇人在長安道上行兇，被京兆尹黎幹擒獲，但李豫卻下詔赦免了兇犯。隨後，這名迴紇兇手又在東市繼續為非作歹，市人將其綁送至萬年獄，迴紇首領來劫獄並砍傷獄吏，長安官民對此不堪忍受。到了大曆十三年（778年），迴紇襲擊振武軍，攻陷東陘，入侵太原，並在陽曲擊敗河東節度使鮑防部。直到代州都督張光晟在羊虎穀擊敗迴紇，才迫使其撤退。
總之，迴紇在唐代宗李豫統治時期表現的極為驕橫，雙方關係逐漸惡化。直到唐德宗時期，這種緊張局麵才開始有所改變。李豫在處理迴紇事務上的寬容態度，雖然暫時緩和了局勢，但也暴露了朝廷對外族勢力的無奈與妥協。
在唐代宗李豫在位時期，立國不久後的南詔便侵占了唐朝的部分疆土。之後將注意力轉向了經營其西南地區，不再對唐朝構成直接威脅。這種戰略調整使得唐朝西南邊境的壓力有所減輕，為李豫集中精力處理其他內外事務提供了有利條件。
與此同時，唐王朝與大食（阿拉伯帝國）之間依然保持著一定的往來。根據《唐會要》記載，在李豫擔任元帥平定安史之亂時，曾利用過大食的兵力援助。在李豫位期間，大食也有遣使來唐朝的記錄，表明兩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政治交流和貿易聯係。
這些外交互動反映了當時國際局勢下不同文明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唐朝作為東亞強國所維持的廣泛對外聯係。通過與南詔和大食的交往，可以看出李豫時期唐朝不僅麵臨內部穩定和邊疆安全的挑戰，還需要巧妙地處理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關係，以確保國家的安全與發展。盡管南詔轉而向內發展，減輕了對唐朝的壓力，但與大食的持續接觸則展示了唐朝在全球化早期階段的開放態度和外交智慧。
安史之亂後的藩鎮政策及其影響
平定安史之亂之後，李豫采納了朔方節度使仆固懷恩的建議，分別任命田承嗣、李寶臣、李懷仙和薛嵩為魏博、成德、幽州（盧龍）以及相衛四鎮的節度使。這一決策雖然在短期內穩定了動蕩的局麵，但也無意中種下了河朔三鎮割據自治的隱患。
傳統觀點認為，仆固懷恩提出分封河北諸鎮的建議時，可能是出於“恐賊平寵衰”的考慮——即擔心安史之亂平定後，隨著戰事結束和局勢穩定，他的功績和重要性會被逐漸淡忘，從而導致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下降。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他希望通過分封來建立自己的黨羽和支持。
李豫曆經多年的戰亂之苦，極度渴望和平與穩定。因此同意了仆固懷恩的建議，希望借此避免更多的衝突和動蕩，使百姓能夠過上安寧的生活。然而，這一決定雖然短期內帶來了穩定，但卻開啟了唐代藩鎮割據的先河，為後來的政治分裂埋下了隱患。李豫在追求即時和平的過程中，未能充分預見這一決策對中央權威的長遠影響，最終導致地方勢力逐漸坐大，削弱了中央集權。
應對田承嗣的挑戰
安史之亂後，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的行為逐漸顯露出其野心和對抗朝廷的意圖。他在魏博立祠堂，尊奉安祿山、史思明為“四聖”，並向朝廷要求擔任宰相，這一舉動明顯是對中央權威的挑釁。麵對田承嗣的挑戰，李豫選擇了妥協：他派內侍孫知古暗示田承嗣拆毀祠堂，並加授田承嗣為平章事以安撫他。大曆十年（775年），田承嗣唆使昭義鎮作亂，攻占相州，並暗殺衛州刺史薛雄。李豫曾試圖通過調發其他藩鎮的力量來征討田承嗣，但當軍事形勢對朝廷不利時，田承嗣上表謝罪，李豫最終選擇赦免他的罪行，以此換取暫時的和平。
這種姑息態度不僅未能有效遏製田承嗣的勢力，反而助長了他的氣焰。隨著時間的推移，到李豫統治末期，河北三鎮——魏博、成德和幽州（盧龍）——的割據局麵基本形成，地方勢力日益強大，中央權威則相應削弱。李豫在處理這些藩鎮問題上的妥協與軟弱，成為唐朝後期中央政權逐漸失去對地方控製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也為後來的政治分裂埋下了伏筆。
後世學者的不同看法
樊文禮指出，李豫並非一味姑息。初期受製於吐蕃壓力，被迫遷就；中期以後，隨著外部形勢改善，他對哥舒晃、田承嗣、李靈曜等采取軍事行動，並通過製度手段打壓藩鎮。大曆後期，唐廷與幽州維持密切關係，一度取得昭義軍歸順，但由於地緣政治結構複雜，未能徹底解決藩鎮問題。
郭子儀總結道：“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這些藩鎮互相聯結，一切事務自決，雖奉事朝廷卻不用其法令。河北三鎮“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綜上，唐代宗在處理藩鎮問題上的策略既有妥協也有對抗，反映了當時複雜的內外環境，揭示了唐朝中央權威逐漸式微的趨勢，對中晚唐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
不過關於唐代宗李豫對待藩鎮的態度，學術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學者指出，代宗並非對藩鎮采取簡單的姑息政策。樊文禮在其研究中提出，李豫在位初期由於麵臨吐蕃的邊境壓力，確實不得不暫時遷就藩鎮以穩定內部；但隨著外部形勢逐漸好轉，他開始積極應對藩鎮問題。
例如，針對哥舒晃、田承嗣和李靈曜等地方勢力，李豫采取了一係列軍事行動，並通過限製藩鎮兵力、廢除諸州團練守捉使、以及頒布敕令禁止藩帥擅自任命屬州刺史等措施來打壓藩鎮權力。
此外，有關河朔地區的藩鎮，有學者認為，在大曆後期，中央政府與幽州之間的關係相對緊密，甚至一度獲得了昭義軍的歸順。但是由於複雜的地緣政治結構影響，這一努力未能完全成功實現對所有藩鎮的有效控製。特別是經過田承嗣之亂後，藩鎮割據的局麵已趨於穩定，並且形成了一個自治程度較高的地方政權體係。這些觀點強調了唐代宗在處理藩鎮問題上的複雜性和多麵性，表明他在不同階段根據實際情況調整了政策方向，展現了其較為靈活的政治策略。
同年十月，李豫委任長子李適為主帥，仆固懷恩為副帥，統率河東、朔方及各道行營軍隊，聯合迴紇騎兵，組成十餘萬大軍，向自稱燕帝的史朝義部發起猛烈攻勢。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亦率軍參戰。唐軍於壬申日抵達洛陽北郊，並於甲戌日在橫水與安史叛軍展開決戰，最終取得決定性勝利，俘殺叛軍六萬餘人，迫使史朝義向北潰逃。
隨後，唐軍迅速收複了東京、河陽及汴、鄭、滑、魏等州。同時，燕相州守將薛嵩與恆州節度使張忠誌（即李寶臣）也相繼歸順，獻上了趙、定、深、恆、易五州。至寶應二年（763年）初，走投無路的史朝義在北逃途中被意圖歸唐的燕範陽尹李懷仙追上，被迫自殺。李懷仙割取其首級來降，標誌著曆時八年的安史之亂終於平息。七月，群臣為表彰李豫的功績，上尊號為“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
任用安史舊將埋下隱患
安史之亂平定後，李豫采納了仆固懷恩的建議，決定允許原安史舊將鎮守河朔地區。這一決策在短期內確實穩定了動蕩的局麵，緩和了緊張局勢，並有助於恢複地區的秩序。然而，從長遠來看，這一舉措也被認為是為中晚唐時期藩鎮割據局麵的形成埋下了伏筆。這些前叛軍將領被賦予了極大的地方權力，逐漸形成了各自為政、勢力坐大的局麵，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製力。
雖然此舉最初旨在鞏固政權和平息動亂，但最終卻促成了地方軍事力量的崛起，挑戰了中央權威，從而開啟了藩鎮割據的曆史階段。盡管唐代宗李豫的決策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它也揭示了一個深刻的教訓：過度依賴軍事將領的地方治理可能會導致中央權力的分散，進而影響國家的長期穩定和發展。
即位之初內憂外患
寶應元年（762年），唐廷為了追討江淮地區八年間累積的租稅，派遣了一批強硬的官吏擔任地方縣令，強行向民間征收糧食和布帛。此舉引發了農民的強烈不滿與廣泛反抗。特別是在台州臨海（今浙江臨海），當地人袁晁在翁山（今舟山群島）集結力量，領導起義軍攻占了台州，並自立年號“寶勝”（或稱“升國”）。隨後，袁晁的軍隊連續攻克信州、溫州、明州等地，迅速集結了近二十萬的兵力。同年，在江南地區，方清也在歙州（今安徽歙縣）帶領饑民揭竿而起，響應袁晁的起義。
麵對浙東地區此起彼伏的起義浪潮，李豫命令駐守臨淮（今江蘇盱眙）的河南副元帥李光弼分兵進行鎮壓。經過一係列激烈的戰鬥，至廣德元年（763年）夏季，李光弼的部隊逐漸平定了浙東地區的起義軍。袁晁最終被捕並遭處決，標誌著浙東動蕩局麵的平息。此次事件不僅揭示了當時政府政策的嚴厲及其引發的社會矛盾，也反映了民眾在苛政下的抗爭精神。
在唐朝內亂之際，吐蕃趁虛而入，逐步侵吞了北方的領土，並深入內地，占領了從陝西鳳翔以西至邠州以北的十餘個州。廣德元年（763年）九月，吐蕃大軍大舉入侵，邊疆將領多次告急，然而這些警報卻被宦官程元振隱瞞不報。十月，叛變的涇州刺史高暉引導吐蕃軍隊穿越鄰近州縣，寇掠奉天、武功等地，直逼京師長安。麵對突如其來的威脅，李豫緊急任命雍王李適為關內元帥，並啟用郭子儀擔任副元帥抵禦敵人。由於反應遲緩，李豫被迫匆忙撤離京城，前往陝州避難，導致大量官員和平民逃亡或藏匿。吐蕃占領長安後，立廣武王李承宏為傀儡皇帝，肆意劫掠府庫與市井，燒毀民居，使長安陷入一片混亂。
幸虧郭子儀巧妙周旋，最終迫使吐蕃撤出長安。李豫於同年十二月返迴長安，並重賞了郭子儀。因宦官程元振“專權自恣”，貽誤軍機，李豫罷免了他的官職並將其流放至江陵。朔方節度使、大寧郡王仆固懷恩，在安史之亂中戰功赫赫，家族中共有四十六人為國捐軀。但之後卻遭到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和宦官駱奉先的排擠，在無法向朝廷申訴冤屈的情況下。
廣德元年，仆固懷恩派其子仆固瑒攻打辛雲京，企圖澄清自己的名聲。盡管李豫多次嚐試招撫，但都未能成功。最後，李豫隻得采納刑部尚書顏真卿的建議，派遣長期在朔方任職的郭子儀前去進行招撫。仆固懷恩之子仆固瑒在進攻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時遭遇頑強抵抗，受阻於榆次。最終，在進退兩難的困境中，仆固瑒被自己的部下所殺。
永泰元年（765年）九月，仆固懷恩再度發動叛亂，並大肆宣傳唐帝李豫已死的消息，以此鼓動吐蕃、迴紇、吐穀渾、黨項和奴剌等部族組成三十萬聯軍，意圖直取長安。這一舉動使京師震動，朝廷上下與百姓人心惶惶。麵對緊急局勢，李豫迅速召集郭子儀屯兵涇陽，準備抵禦來犯之敵。然而，在聯軍進軍的關鍵時刻，仆固懷恩突然病逝於軍中，這為局勢帶來了轉機。郭子儀抓住這一機會，利用其在邊疆的威望和外交手腕，成功說服了迴紇軍隊與唐軍聯合，共同對抗吐蕃。
這一策略性的聯盟在隨後的靈武台西原之戰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在這場激烈的戰鬥中，唐軍和迴紇聯軍取得了重大勝利：斬首五萬，俘虜上萬人，解救了被擄走的四千名百姓，並繳獲了大量的牲畜，這些戰利品綿延三百裏不絕。這場勝利不僅有效地穩定了局勢，還彰顯了郭子儀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和外交技巧，對於維護唐朝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改革財政，振興國力
唐代宗李豫即位之時，唐朝正麵臨著一係列嚴峻的挑戰：經濟凋敝、人口流散、農業生產停滯不前，財賦收入大幅減少。同時，國家還需要抵禦吐蕃頻繁的軍事威脅，導致軍費開支不斷攀升，財政狀況愈加緊張。麵對如此艱難的局麵，李豫采取了一係列重要的改革措施以圖振興國力。
首先，他重用了理財專家劉晏，委任其掌管全國財賦長達十餘年。劉晏推行了一係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政策，特別是在漕運和鹽政方麵，他興利除弊，優化了運輸係統並改善了稅收機製。這些改革不僅確保了江南地區的財賦能夠穩定而高效地運往關中地區，還實現了“民不加賦，而國富饒”的理想狀態，為平定叛亂及加強國防提供了堅實的財政支持，並為後世唐德宗時期的稅製改革奠定了基礎。此外，李豫還任命了韓滉負責部分財賦管理事務。韓滉以其清廉公正和勤奮努力著稱，實施了嚴格的管理製度，逐漸充實了國庫。
盡管他的嚴格管理有時會引起一些不滿的聲音，但不可否認的是，韓滉的努力對於恢複和鞏固唐朝的財政狀況起到了關鍵作用。通過上述舉措，李豫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成功地穩定了國家的財政基礎，為唐朝後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這些改革體現了李豫作為君主的智慧與決心，及他對國家長遠利益的高度責任感。
采取積極的防禦策略，以應對外部威脅
唐代宗李豫在位期間（762-779年），唐朝正處於安史之亂後的恢複期，國家麵臨著經濟殘破、戶口流散、農桑失業以及財賦收入銳減的嚴峻局麵。同時，來自吐蕃的軍事威脅持續不斷，迫使李豫必須在穩定內部的同時，積極應對邊疆的安全挑戰。廣德元年（763年），由於仆固懷恩與朝廷之間的矛盾激化，而選擇了放任吐蕃軍隊東進，導致吐蕃一度占領長安長達十五日。麵對這一危機，郭子儀迅速組織起勤王部隊，成功將吐蕃軍隊驅逐出長安，恢複了朝廷對首都的控製。這一戰役之後，唐朝開始采取更為積極的防禦策略，以應對來自外部的威脅。
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再次發起攻勢，在奉天（今陝西乾縣）和靈台（今甘肅靈台）一帶，唐軍聯合迴紇力量，由郭子儀率領的大軍大敗吐蕃軍隊，斬首五萬餘人，並俘虜萬人，極大地削弱了吐蕃的進攻能力。這場勝利不僅提升了唐朝軍隊的士氣，也為後續的邊境穩定奠定了基礎。
大曆八年（773年），渾瑊、馬璘和郭子儀指揮的唐軍在潘源之戰中大破吐蕃軍，俘獲和斬殺數以萬計的敵人；而在劍南道（今四川境內），崔寧領導的唐軍先後於大曆十一年（776年）和十二年（777年）兩次擊敗吐蕃及其盟友聯軍，分別斬首萬餘級和八千餘級，鞏固了唐朝在西南地區的防禦態勢。通過這些內外的措施，唐代宗不僅成功地穩定了動蕩的局麵，而且為後來唐德宗時期的稅製改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一時期的一係列戰役和改革不僅體現了唐代宗李豫在逆境中的堅韌不拔，同時也展示了這位君主在複雜局勢下的領導智慧和決心。
民族、對外關係
安史之亂後，唐朝為了平定叛亂，不得不從西北邊疆抽調大量軍隊，導致西部防務出現嚴重空虛。吐蕃趁此良機，迅速占領了隴右、河西的廣大地區，極大地削弱了唐朝在西部的戰略縱深。廣德元年（763年）十月，吐蕃軍隊甚至攻入了長安，雖然僅占據十五日便被郭子儀率軍驅逐，但這次入侵也暴露了唐朝防禦體係的脆弱。
與此同時，在西南方向，吐蕃繼續擴張其領土，吞並了姚州都督府及其所轄三十二夷州，並於同年十二月進一步占領鬆、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無力救援，使得劍南西山諸州也落入吐蕃之手。唐朝因此失去了對西川西部高地的控製權，重要的財賦來源地蜀地和軍事重鎮成都從此皆處於吐蕃的威脅之下，戰略地位岌岌可危。在李豫統治時期，吐蕃每年秋季都會對唐朝邊境發起騷擾攻擊，迫使京城頻繁戒嚴，這種現象被稱為“防秋”。
麵對嚴峻的邊疆形勢，郭子儀、馬璘等將領通過不懈努力逐步穩定了京西北地區的局勢，初步遏製了吐蕃的大規模入侵。特別是在大曆八年（773年），靈州、宜祿、鹽倉、百城之戰中，唐軍成功擊敗吐蕃軍隊，展示了大唐強有力的反擊能力。這些勝利不僅鞏固了邊境防線，也為唐朝贏得了寶貴的喘息時間。針對西南戰線的困境，李豫采取了果斷措施。廣德二年（764年），他撤免了作戰不力的西川節度使高適，並將劍南東、西川合為一道，任命黃門侍郎嚴武為新的節度使。
嚴武上任後立即展開行動，指揮有方，“破吐蕃七萬餘眾，拔當狗城”，並在同年十月奪取鹽川城，顯著改善了西南戰局，帶來了轉機。此後，西川節度使崔旰在大曆十年（775年）至十二年（777年）間多次擊敗吐蕃軍隊，進一步挫傷了吐蕃的銳氣，鞏固了唐朝在西南方向的防禦。
這一係列軍事勝利不僅增強了邊境的安全，也提升了唐朝軍隊的士氣和戰鬥力。通過這些戰略調整和軍事行動，唐代宗李豫有效地應對了來自吐蕃的持續威脅，逐步扭轉了不利局麵，為唐朝邊境的長期穩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到了大曆末年，隨著吐蕃內部矛盾激化和政局局麵的動蕩，其對外侵略活動有所減少，並開始嚐試與唐朝議和。然而，吐蕃使者帶來的和平提議往往伴隨著新的軍事挑釁，顯示出雙方關係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盡管如此，唐代宗李豫對於吐蕃請和使者時常采取扣留政策，並將戰俘發配到江、嶺地區作為刑徒奴隸，以此表達對吐蕃時常侵擾大唐邊境行為的不滿。
寶應元年（763年），李豫即位之初，迴紇汗國的登裏可汗便率眾前來助戰。李豫命令禦史大夫尚衡前往宣慰，並在同年十月的擊滅史朝義之戰中，迴紇騎兵發揮了關鍵作用。當吐蕃入侵唐朝時，迴紇拒絕與吐蕃結盟，使得唐朝北方邊境得以相對安寧。然而，迴紇軍隊的行為也帶來了不少問題。諸軍會集陝州平叛時，雍王李適攜幕僚前往陝州北拜見迴紇可汗，因李適不肯下拜於可汗，導致其幕僚藥子昂、李進、韋少華和魏琚遭到鞭打，其中韋少華和魏琚傷重不治。迴紇人進入洛陽後，縱兵掠奪，焚燒聖善寺和白馬寺，造成大量人員傷亡。他們還肆意侮辱官吏，甚至在夜間帶兵闖入鴻臚寺，破壞了城門安全。
大曆三年（768年），為加強與迴紇的關係，李豫派遣右散騎常侍蕭昕持節前往祭吊去世的光親可敦，並次年將仆固懷恩的幼女封為崇徽公主，嫁與迴紇可汗為繼室。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冊封可敦，並贈予大量彩綢。盡管當時國庫空虛，仍征用公卿的騾馬駱駝運送禮物。宰相們在中渭橋為李涵等人餞行。迴紇留在京師的士兵繼續在坊市掠奪人口，引騎兵衝擊含光門，迫使皇城關閉。
麵對這些行為，李豫僅令劉清潭前去勸止；而當迴紇人搶走長安縣令邵說的馬時，有司也不敢嚴加責罰。自肅宗時期起，迴紇自恃對唐朝有功，每進獻一匹馬便索要四十匹縑。每年攜帶數萬匹劣馬前來售賣，使者頻繁往來，寄宿於鴻臚寺。李豫試圖通過厚賜來感化迴紇，但對方並未收斂。後來，迴紇又帶來一萬匹馬，最終李豫決定購買六千匹以維持關係。
大曆十年（775年），一名迴紇人在長安道上行兇，被京兆尹黎幹擒獲，但李豫卻下詔赦免了兇犯。隨後，這名迴紇兇手又在東市繼續為非作歹，市人將其綁送至萬年獄，迴紇首領來劫獄並砍傷獄吏，長安官民對此不堪忍受。到了大曆十三年（778年），迴紇襲擊振武軍，攻陷東陘，入侵太原，並在陽曲擊敗河東節度使鮑防部。直到代州都督張光晟在羊虎穀擊敗迴紇，才迫使其撤退。
總之，迴紇在唐代宗李豫統治時期表現的極為驕橫，雙方關係逐漸惡化。直到唐德宗時期，這種緊張局麵才開始有所改變。李豫在處理迴紇事務上的寬容態度，雖然暫時緩和了局勢，但也暴露了朝廷對外族勢力的無奈與妥協。
在唐代宗李豫在位時期，立國不久後的南詔便侵占了唐朝的部分疆土。之後將注意力轉向了經營其西南地區，不再對唐朝構成直接威脅。這種戰略調整使得唐朝西南邊境的壓力有所減輕，為李豫集中精力處理其他內外事務提供了有利條件。
與此同時，唐王朝與大食（阿拉伯帝國）之間依然保持著一定的往來。根據《唐會要》記載，在李豫擔任元帥平定安史之亂時，曾利用過大食的兵力援助。在李豫位期間，大食也有遣使來唐朝的記錄，表明兩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政治交流和貿易聯係。
這些外交互動反映了當時國際局勢下不同文明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唐朝作為東亞強國所維持的廣泛對外聯係。通過與南詔和大食的交往，可以看出李豫時期唐朝不僅麵臨內部穩定和邊疆安全的挑戰，還需要巧妙地處理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關係，以確保國家的安全與發展。盡管南詔轉而向內發展，減輕了對唐朝的壓力，但與大食的持續接觸則展示了唐朝在全球化早期階段的開放態度和外交智慧。
安史之亂後的藩鎮政策及其影響
平定安史之亂之後，李豫采納了朔方節度使仆固懷恩的建議，分別任命田承嗣、李寶臣、李懷仙和薛嵩為魏博、成德、幽州（盧龍）以及相衛四鎮的節度使。這一決策雖然在短期內穩定了動蕩的局麵，但也無意中種下了河朔三鎮割據自治的隱患。
傳統觀點認為，仆固懷恩提出分封河北諸鎮的建議時，可能是出於“恐賊平寵衰”的考慮——即擔心安史之亂平定後，隨著戰事結束和局勢穩定，他的功績和重要性會被逐漸淡忘，從而導致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下降。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他希望通過分封來建立自己的黨羽和支持。
李豫曆經多年的戰亂之苦，極度渴望和平與穩定。因此同意了仆固懷恩的建議，希望借此避免更多的衝突和動蕩，使百姓能夠過上安寧的生活。然而，這一決定雖然短期內帶來了穩定，但卻開啟了唐代藩鎮割據的先河，為後來的政治分裂埋下了隱患。李豫在追求即時和平的過程中，未能充分預見這一決策對中央權威的長遠影響，最終導致地方勢力逐漸坐大，削弱了中央集權。
應對田承嗣的挑戰
安史之亂後，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的行為逐漸顯露出其野心和對抗朝廷的意圖。他在魏博立祠堂，尊奉安祿山、史思明為“四聖”，並向朝廷要求擔任宰相，這一舉動明顯是對中央權威的挑釁。麵對田承嗣的挑戰，李豫選擇了妥協：他派內侍孫知古暗示田承嗣拆毀祠堂，並加授田承嗣為平章事以安撫他。大曆十年（775年），田承嗣唆使昭義鎮作亂，攻占相州，並暗殺衛州刺史薛雄。李豫曾試圖通過調發其他藩鎮的力量來征討田承嗣，但當軍事形勢對朝廷不利時，田承嗣上表謝罪，李豫最終選擇赦免他的罪行，以此換取暫時的和平。
這種姑息態度不僅未能有效遏製田承嗣的勢力，反而助長了他的氣焰。隨著時間的推移，到李豫統治末期，河北三鎮——魏博、成德和幽州（盧龍）——的割據局麵基本形成，地方勢力日益強大，中央權威則相應削弱。李豫在處理這些藩鎮問題上的妥協與軟弱，成為唐朝後期中央政權逐漸失去對地方控製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也為後來的政治分裂埋下了伏筆。
後世學者的不同看法
樊文禮指出，李豫並非一味姑息。初期受製於吐蕃壓力，被迫遷就；中期以後，隨著外部形勢改善，他對哥舒晃、田承嗣、李靈曜等采取軍事行動，並通過製度手段打壓藩鎮。大曆後期，唐廷與幽州維持密切關係，一度取得昭義軍歸順，但由於地緣政治結構複雜，未能徹底解決藩鎮問題。
郭子儀總結道：“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這些藩鎮互相聯結，一切事務自決，雖奉事朝廷卻不用其法令。河北三鎮“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綜上，唐代宗在處理藩鎮問題上的策略既有妥協也有對抗，反映了當時複雜的內外環境，揭示了唐朝中央權威逐漸式微的趨勢，對中晚唐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
不過關於唐代宗李豫對待藩鎮的態度，學術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學者指出，代宗並非對藩鎮采取簡單的姑息政策。樊文禮在其研究中提出，李豫在位初期由於麵臨吐蕃的邊境壓力，確實不得不暫時遷就藩鎮以穩定內部；但隨著外部形勢逐漸好轉，他開始積極應對藩鎮問題。
例如，針對哥舒晃、田承嗣和李靈曜等地方勢力，李豫采取了一係列軍事行動，並通過限製藩鎮兵力、廢除諸州團練守捉使、以及頒布敕令禁止藩帥擅自任命屬州刺史等措施來打壓藩鎮權力。
此外，有關河朔地區的藩鎮，有學者認為，在大曆後期，中央政府與幽州之間的關係相對緊密，甚至一度獲得了昭義軍的歸順。但是由於複雜的地緣政治結構影響，這一努力未能完全成功實現對所有藩鎮的有效控製。特別是經過田承嗣之亂後，藩鎮割據的局麵已趨於穩定，並且形成了一個自治程度較高的地方政權體係。這些觀點強調了唐代宗在處理藩鎮問題上的複雜性和多麵性，表明他在不同階段根據實際情況調整了政策方向，展現了其較為靈活的政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