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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內瑞拉的國內生產總值在1990年至2011年期間上升,特別是在查韋斯總統執政期間。受到許多人的歡迎,委內瑞拉的街頭小販在2006年出售總統查韋斯的玩具模型以及總統標誌性的紅色帽子。


    但是,查韋斯對於民主的態度更多是出於方便而非出於堅定信念。當他1992年政變失敗後,他才把選舉作為一種通往權力的途徑,並且很少容忍作為多元民主特色的不同意見。


    在他2013年去世時,委內瑞拉既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獨裁統治,而是一個混合政體,政治環境明顯向執政的委內瑞拉統一社會黨(psuv)傾斜。


    自由民主也由於政治反對派的失敗和經常分裂而遭受了一些困難。也許最目光短淺和有害的行動莫過於2002年針對查韋斯發起的失敗的軍事政變,這使他有機會質疑這個政治聯盟的民主價值觀,同時讓他得以重組武裝力量並將其變為一個更偏重意識形態且忠於現政權的機構。


    2002-2003年對他的政府的大罷工也為他解雇大約18,000名委內瑞拉石油公司員工提供了理由,隨後的抵製和示威活動往往有助於鞏固政權並展現了對政權的強大支持。2005年,五個主要反對黨由於投票過程的爭議退出國會選舉,為查韋斯提供了五年的議會絕對多數票和全權製訂法律的機會。


    在經濟上,執政黨得到了油價激增的幫助,油價從1999年的每桶10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140多美元。手頭寬裕的查韋斯因而得以製訂雄心勃勃的國內外政策議程。政府社會支出主要針對平民階層,特別是通過“社會使命”計劃為窮人提供衛生,教育和補貼食品等國家服務。


    根據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2006-2011年石油繁榮的高峰期,委內瑞拉人民的生活質量以全球第三快的速度提高。從1999年到2009年,貧困率下降,失業率從14.5%下降到7.6%,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4,105美元增長到10,810美元,嬰兒死亡率從1999年的每1000名死亡20人下降到2011年每1000名死亡13人。


    然而,這些改進大部分是短暫的。正如七十年代的佩雷斯政府一樣,查韋斯的經濟改善掩蓋了結構性的缺陷和深刻的民主赤字。


    查韋斯不是建立委內瑞拉的外匯儲備或創造多樣化的投資組合來減少經濟長期對於石油的依賴,而是繼續在國內大肆花銷,甚至以優惠的價格向國外出口石油以培育區域盟友。


    他還做出了三項昂貴的政策決定:征收民營企業,實行外匯管製,並對許多基本必需品進行價格管製。隨著自2011年以來油價的下滑,政府能夠進口的貨物減少,這三項經濟決定的結果是破壞性的。


    其中第一個是對許多私營企業進行征用或國有化,包括石油、農業、金融、重工業、鋼鐵、電信、能源、交通運輸和旅遊業,這一進程在查韋斯2007年再次當選後尤為突出。政府在2002至2006年間僅僅征用了15家私營企業,而2007年至2012年期間這一數字達到了1147個。


    查韋斯總統在20世紀90年代與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cast


    o)結為友好聯盟,向古巴提供了部分石油(左)。厄瓜多爾、玻利維亞、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委內瑞拉總統於2007年簽署了協議建立南方銀行,這是一個貨幣基金和貸款機構,向南美左翼各國提供基礎設施和社會項目支持(右)。


    征收不僅封閉了生產性部門,而且將其替代為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同時還嚇跑了投資者。國家征收私營企業破壞了生產部門,從而導致委內瑞拉更加依賴進口。


    第二個持續存在問題的政策是外匯管製。為了強製罷免查韋斯,反對派在2002年12月至2003年2月期間組織了大規模的大罷工,導致石油停產,產量下降到之前的三分之一。


    為了應對收入損失,查韋斯固定了當地玻利瓦爾與美元之間的匯率,並授權政府批準或拒絕任何美元的購買或出售。該措施是短期補救措施和滴答作響的定時炸彈。隨著美元的下滑,黑市對貨幣的需求激增(導致一些委內瑞拉人從事所謂的拉斯堡和其他形式的套利)。


    目前馬杜羅政府並未取消貨幣管製並使匯率正常化,而是繼續印製更多的鈔票,進一步提高實際的通貨膨脹率。


    此外,由於外匯管製,私人公司不能進口所需的原材料。由於進口原材料的困難,普利司通、克利奧克、通用磨坊等跨國公司已經退出了該國市場。


    在2016年初,可口可樂公司暫時停止了兩家裝瓶廠的生產,原因是缺糖。同時,該國最大的釀酒商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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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沒有收到進口大麥的外匯而無法生產啤酒。


    第三個有害的經濟政策是政府對一係列食品和商品價格的嚴格限製。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委內瑞拉一直保持對一些關鍵產品的價格控製,使得窮人能夠負擔得起基本生活必需品,但是價格控製從來沒像查韋斯主義那樣深入和廣泛。


    查韋斯和馬杜羅政府將價格設定得如此之低,使得公司和生產者無法在貨物上獲利,從而導致了稀缺。結果,農民減少食物,製造商削減生產,零售商減少庫存。政府的征收加劇了這個問題,因為一些諸如乳製品,糖和咖啡等的匱乏存在於整個行業中,政府過去征收了這些私營企業,現在正在嚐試運營。


    總而言之,當油價很高時,查韋斯製定了短期獲益但長期虧損的經濟決策。由於油價下跌,這些決定已經變得災難性了。


    尼古拉·馬杜羅:從不太好到糟糕


    查韋斯在2013年去世後,他所選擇的繼任者馬杜羅在2013年4月的選舉中以微弱優勢擊敗了反對派民主團結圓桌會議(mud)聯盟的亨利克·卡普裏萊斯。個人魅力稍遜的馬杜羅麵臨著油價下跌,支持率也因為已故的查韋斯的政策而低走,促使他將自己的政治生命同高級軍官和壓製異見聯係在一起,使委內瑞拉從混合政體轉變為徹底的威權主義政權。


    尼古拉斯·馬杜羅總統在2013年利用已故總統查韋斯的民眾支持獲得選票。標語內容:“查韋斯,我發誓,我投票給馬杜羅”。在2016年,在查韋斯去世三周年之際,馬杜羅穿著查韋斯的標誌性運動服-出席了對已故總統的紀念活動。


    首先,軍隊正在馬杜羅政權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並且在很多方麵都是“查韋斯主義實際上的下屬機構”。他在2016年7月被任命為國家糧食分配領導和人事協調主管以後,國防部長弗拉基米爾·帕德裏諾·洛佩斯已經成為該國最具影響力的領導人之一。


    2002年挫敗政變以來,查韋斯將政府機構政治化,他開展了一係列清理行動和新的定期調動製度,提名關係密切的高級軍官擔任政府職務。


    其他官員也被指控犯有販毒和腐敗行為。馬杜羅認識到軍隊所擁有的巨大力量,以及他們需要通過維持現狀維護的既得利益,他將軍隊領導人提名至內閣,保護他們免於外國控訴,並在身邊安插滿軍官。


    盡管價格和外匯管製、征收和對糧食分配的控製產生有有害的影響,但政府不願改變路線。相反,馬杜羅的迴應是推出更多同類的政策。


    總統的經濟顧問推動在製造業和食品供應方麵采取更多國家控製,而不是采用正統的宏觀經濟戰略,如放鬆價格管製,解除複雜的貨幣兌換管製,減少流通貨幣的數量。


    此外,官員享有更為便捷獲取美元的條件,因而這些受益於外匯兌換製度的官員幾乎沒有動力解除價格管製,而對查韋斯主義來說考慮將之前征收和國有化的產業私有化是不可接受的。這些跡象對2015年和2016年經濟連續下行的委內瑞拉而言雪上加霜。


    石油行業狀況不佳,委內瑞拉重質原油在2017年每桶成交價為45-55美元。然而由於損壞的設備遭到閑置,現有油井的產能遠低於生產能力,生產量繼續下滑。除非油價大幅反彈或政府獲得新的信貸額度,否則委內瑞拉高達100億美元的債務將麵臨違約。


    在政治上,馬杜羅采取了越來越多的鎮壓手段,阻撓或破壞表達不同意見和政治表達的合法渠道,以此來緊緊抓住權力。他把批評家或者反對者關押成為政治犯,把政府的公務員中在2016年支持彈劾公投的人清除出隊伍,並把大部分公安機關軍事化。查韋斯去世時,有十幾名政治拘留犯。如今,全國有117多個。


    一場反對拘捕抗議者的抗議活動,活動特別提到在2014年被捕的一名受歡迎的政治人物雷歐波爾多·洛佩茲。一名小孩示威者為她的母親,一名政治犯要求自由。2014年的一條橫幅詳細說明了委內瑞拉人為什麽抗議:不安全,不公正,物資短缺,審查製度,暴力和腐敗。底部的紅色框表示:“抗議不是犯罪行為。這是一個權利。”。


    由於政府推遲了地方選舉,並於2016年10月暫停了總統彈劾公投,該國現在可歸為專製。政治對話迄今未能產生任何有意義的解決方案或達成妥協。


    相反,在3月29日,委內瑞拉最高法院(tsj)宣布,隻要民選的機構仍在“廢除”(蔑視法庭),它就會承擔國民議會的議會職能,在國際壓力和幕後談判導致逆轉之前,這實際上等同於解散反對派領導的議會。


    這一舉動對反對派來說似乎是壓垮了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成千上萬的委內瑞拉人每天都到街上,抗議政府並要求選舉。民眾與國家安全部隊的對抗造成至少五十人死亡。


    一些長期對政治事務保持沉默的人,包括拉美政治領袖、大聯盟棒球運動員、甚至還有委內瑞拉指揮家古斯塔沃·杜德梅爾都站出來譴責政府的鎮壓行徑。


    但政府一直堅持不懈。


    4月19日“所有遊行之母”過程中,抗議者遭到催淚瓦斯驅趕並被推到加拉加斯汙水橫流的瓜伊雷河中,之後馬杜羅轉發了一張照片,指稱他們是人類的糞便。5月2日,他要求由他任命的非民主製憲大會製訂新憲法,從而引發了進一步的危機。隨著情況不斷惡化,國家或許很快就會崩潰。


    在政治上,它表明自由公正的選舉是必要的,但對民主來說是不夠的,民主需要有效的公民參與、政治代表性和政治平等。


    同樣,它也顯示出國家能在威權、民主和混合政體之間的輕易轉換。像委內瑞拉這種民主化程度較低以及代表有限的國家,民主倒退的風險要高於那些選民具有很高政治效能和代表性的地方。


    在經濟上,這種經驗為資源依賴危害性提供了案例,特別是在那些製度建設不夠完善的地方。石油拉動了委內瑞拉的經濟增長,但卻導致了一種不利於發展的依賴。


    與許多依賴大宗商品的國家一樣,該國的財富在20世紀70年代和21世紀初的時候比許多人認為的更虛幻。這也表明,目前的油價上漲將是緩和而非解決問題,因為同樣的結構性問題將繼續困擾著經濟。依賴資源的國家需要找到擺脫資源詛咒的惡性循環的方法,以建立他們的生產性經濟。


    最後,委內瑞拉的危機顯示了教條政策對經濟和社會的真正和即時的影響。世界上有很多依賴石油的弱勢民主國家,但沒有一個經曆了委內瑞拉的這種內部崩潰。


    查韋斯、尼古拉·馬杜羅和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做出了(並繼續做出)無謀的政治和經濟決定。正如委內瑞拉目前如此嚴重的危機是可以避免的一樣,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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