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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這種異乎尋常的經濟下滑和民主衰敗的根源是什麽？
首先，委內瑞拉陷入了資源詛咒的陷阱，該國富足的礦產資源並未推動發展，反而削弱了經濟與社會的建設性發展。雖然委內瑞拉第四共和國（1958-1998年）的民主是持久的，但其質量並不高：政黨製度代表性有限，社會中許多部門未被納入，並最終導致了合法性危機。
出於對經濟形勢的不滿和對時任政權的不信任，選民在1998年投票給民粹主義者烏戈·查韋斯。
查韋斯徹底改變了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卻沒有解決任何根本的政治或經濟問題。此外，他花錢大手大腳，對自由民主態度矛盾，而且他與軟弱的馬杜羅經濟管理不善，導致該國陷入如今的危機。
石油依賴和資源詛咒
委內瑞拉外交官也是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創始成員胡安·巴勃羅·佩雷斯·阿方索（jua
pablopé
ezalfo
zo）預測，委內瑞拉對石油的依賴將使其陷入貧窮。在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繁榮期間，他曾預言，“十年後，二十年後，你會看到;石油會帶給我們毀滅......這是惡魔的排泄物。”
他的話得到了應驗。
委內瑞拉的一些鄰國長期依賴單一商品出口，但後來出口逐漸多元化，而委內瑞拉則是一個完全依賴石油及其衍生物的開采和出口的食利型國家。石油是國家最大的外匯來源，是財政部門最大的貢獻者和國家最主要的經濟活動。2016年石油出口收入占全國gdp50％以上，占出口總額近96％。
1998年至2013年委內瑞拉石油占出口總收入百分比（作者根據委內瑞拉中央銀行資料所創）。
如此高度依賴導致了“豐盛悖論”或者說“資源詛咒”，意指一個擁有大量自然資源的國家反而很難促進發展。同時它還導致腐敗，因為產生財富的人有限，而政府在分配財富方麵發揮核心作用。在代議製度薄弱的地方，石油繁榮——造成繁榮與發展的假象——在增加石油相關收益時可能削弱政權穩定性，從而削弱國家能力。
這一切都已在委內瑞拉發生，石油依賴已經造成至少三個反複出現的問題。首先，石油依附國家很難將石油租金用於發展強大的國內生產部門。
自然資源開采的豐厚收入阻礙了對基礎設施的長期投資，而基礎設施有助於經濟多樣化發展。委內瑞拉的先哲早已認識到這一挑戰。在一篇1936年的著名報紙專欄中，作家兼學者阿圖羅·烏斯拉爾·彼得裏（a
tu
ou
piet
i）號召他的同胞們“種植石油”，通過利用石油租金來增加國家的生產力，現代化和教育。
委內瑞拉知識分子阿圖羅·烏斯拉爾·彼得裏唿籲他的同胞用石油利潤來發展國家和人民（左）。1965年至2015年委內瑞拉的石油生產總值（灰色），消費總值（黑線）和出口總值（綠色）的圖表（右圖）。
領導人沒能聽從他的意見。相反，油價的小幅上漲一直在扭轉委內瑞拉非石油行業的增長態勢，這些部門在石油繁榮前的平均增長率為3.3％，在石油繁榮後則變成-2.8％。
由此導致犧牲其他行業的同時對石油收入產生持續依賴，並且使風險集中於一項脆弱商品。如上圖所示，石油依賴度從1998年以來有所增長，石油所占出口從2012年的70％增加到95％以上，2016年據報告為96％。
第二，在石油繁榮時期，石油租金還可能導致對國外進口的依賴性增加，從而犧牲國內產業。
這是因為新發現的油田或石油價格迅速上漲導致了外匯大量流入。外匯儲備增加導致貨幣升值，損害了其他產品在出口市場上的競爭力，並增加對外國相對便宜的進口貨物的依賴。當石油收入飛漲時，進口額增加。
然而，當原油價格下跌和石油美元下跌時，正如現在，政府進口貨物就變得更加困難，由此產生了20世紀80年代和自2012年以來的商品短缺。在現有條件下，委內瑞拉政府決定優先支付其主權債務，而不是進口更多的貨物。
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2008年，國營石油公司大樓的標語“祖國，社會主義，或是死亡”。
資源詛咒的第三個後果是地方性腐敗。嚴重依賴自然資源出口等外來租金的國家，能夠開展大規模的公共支出計劃卻不必製定財政製度來征稅。結果，公民就減少了向政府問責的意識。
此外，當公民的代理人擁有壟斷權力和自由裁量有價值權利的分配權時，腐敗的動機也會增加。委內瑞拉長期以來一直是這樣，公共部門的腐敗至少可以追溯到1958年的民主化時期。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末尾，石油價格飛漲，對行政權力的橫向製衡以及對國營石油公司委內瑞拉石油公司（pdvsa)）的監管都有所減少。如今腐敗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腐敗反映在透明國際關於委內瑞拉腐敗感知指數的變化上。自1995年第一次調查以來，該國一直處於世界最腐敗國家的前10％。而在2005年以後該指數繼續下跌，反映出民眾對查韋斯和馬杜羅政府保持清廉公正的信心逐漸減少。
軍事，民主化和“政黨統治”
軍政府傳統、起步較晚的民主化以及民主代表性薄弱等政治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當前的危機。
作為解放者而聞名的西蒙·玻利瓦爾（simo
boliva
）是一名軍事和政治人物，他在使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和巴拿馬從西班牙的獨立方麵發揮了主導作用（左）。2014年的一場閱兵式以緬懷2013年去世的總統查韋斯（右）
獨立英雄西蒙·玻利瓦爾說過：“厄瓜多爾是一個修道院，哥倫比亞是一所大學而委內瑞拉是一座軍營。”事實上，委內瑞拉武裝部隊一直是委內瑞拉政治和國家建設的關鍵參與者。截止1858年胡利安·卡斯特羅（juliá
cast
o）的軍事獨裁統治，獨立後所有的領導人都是代表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舊軍官。
現役和退役軍官交替掌權的情況隨著1899年光複革命而不再發生此後直到1945年，國家先後遭到軍官獨裁統治：西普裏亞諾·卡斯特羅（1899-1908）;胡安·比森特·戈麥斯（1908-1935）;埃萊亞薩·洛佩斯·孔特雷拉斯（1935年-1941年）;以及伊薩亞斯·梅迪納·安加裏塔（1941-1945）。
西普裏亞諾·卡斯特羅總統通過私軍奪取政權後於1899至1908年統治委內瑞拉（左一）。
胡安·比森特·戈麥斯總統從他的前任手中奪取政權，並從1908年一直統治到1935年他去世。
埃萊亞薩·洛佩斯·孔特雷拉斯總統是他前任的陸軍大臣，他於1935年至1941年執政。
伊薩亞斯·梅迪納·安加裏塔總統同樣曾擔任他前任的陸軍大臣，從1941年統治委內瑞拉直到1945年。
委內瑞拉在民主行動黨-adeco三年（1945-1948）統治時期嚐試進行民主選舉，但此後很快又受到了馬科斯·佩雷斯·希門尼斯的獨裁統治。在內戰結束後，軍隊自視為推動國家發展和現代化的關鍵機構。
軍隊幹政意味著民主將遲到。事實上，當時並沒有出現穩定的民主，直到1958年，委內瑞拉三個主要政黨（社會民主行動黨（ad），社會基督教黨（copei）和民主共和聯盟（urd））的代表簽署了被稱為“菲霍角協議”的正式協議。
該公約旨在通過選舉、內閣及官僚機構分享權力和一個初步規劃的政府來維係民主，。該協議使得委內瑞拉民主在喧囂的60年代、左翼遊擊隊的威脅以及由多米尼加共和國的右翼獨裁者拉斐爾·萊昂尼達斯·特魯希略的不安定企圖中存活下來。不過，在20世紀60年代民主共和聯盟下台後，這份公約卻使委內瑞拉的政治體製走向具有排他性的兩黨競爭製，由社會民主行動黨和社會基督教黨兩方爭奪權力。
這種兩黨掌控政府的情形被邁克爾·科珀奇稱為“政黨統治”：政府民有、黨治、黨享。其中，社會民主行動黨和社會基督教黨對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采取了一種“近乎病態的政治控製”，由此保證了穩定但犧牲了代表性。
兩黨統治依靠一種協調製度，他們在雙方之間或是同商界和軍方等利益群體協調以尋求在重大政策上達成共識。他們通過庇護主義的方式與民間社會組織和其他有限的代表渠道進行合作，例如利益集團，媒體和法院。
這些限製損害了體製，在20世紀80年代當石油價格下跌導致用於庇護主義手段的資源用完時，民眾對兩黨和第四共和國的民主製度的支持逐漸減退。
委內瑞拉在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成就，如果考慮到石油依賴以及民主的僵化程度，看起來就不那麽引人注目了。當時委內瑞拉的人均gdp、社會消費和生活質量都有所上升，而且避免了智利、烏拉圭、阿根廷和其他國家所經曆的民主崩潰，但這些成果終究是不可持續的。
這些根本上的政治和經濟狀況的弱點也為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危機埋下了伏筆，為該國滑向民粹主義以及21世紀初軍隊幹政鋪平了道路。
經濟危機與政黨統治的瓦解
隨著油價在上世紀80年代初崩潰，經濟形勢是最先下跌的。高額公共債務、國際貸款的枯竭以及被高估的貨幣導致了1982年和1983年初的大規模資本外逃。
1983年2月18日，或者說在委內瑞拉為人們所熟知的黑色星期五，政府已經實行貨幣管製（查韋斯在20年後也采取了這一措施）來阻止通貨膨脹。一夜之間，購買力下降了將近75%。全球每桶原油價格在1970年到2015年間發生巨大波動，政黨統治也開始崩潰。由於低油價以及國際債務利率上升的打擊，委內瑞拉政府努力地籌集資金。總統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試圖在1989年2月采取一係列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來解決問題，但這些措施隻不過進一步惡化了工人階級的經濟狀況，由此導致了2月27日的抗議、騷亂與搶掠事件，造成數百平民死亡。
1989年2月和3月上旬，警察在騷亂後巡邏，這場騷亂被稱為ca
acazo。
隨後，由陸軍中尉查韋斯上校組成的激進的左翼團體革命玻利瓦爾200運動（mbr-200）加速了其政變規劃。1992年2月的政變嚐試並不成功，（同年十一月空軍的第二次政變嚐試也沒有成功）但它標誌著後蓬托菲霍民主時期的開始。
20世紀90年代發生了深層次的體製危機，1993年佩雷斯遭到彈劾，拉斐爾·卡爾德拉（1994-1999）執政期間發生重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伴隨而來的還有幾十年來最低的國際原油價政治門外漢出現的條件已經成熟。華麗而富有魅力的查韋斯利用了選民對政治和經濟現狀的不滿，他在1992年的政變失敗後變得全國聞名。查韋斯通過“玻利瓦爾主義”作為平台上進行競選，其對國家的激進構想包括經濟和政治主權、自給自足、民主社會主義和參與式民主等，查韋斯承諾將終結委內瑞拉不公正的政治和經濟體製。除此之外，他還承諾建立一個製憲大會來修改委內瑞拉的憲法，並將玻利瓦爾主義寫進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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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這種異乎尋常的經濟下滑和民主衰敗的根源是什麽？
首先，委內瑞拉陷入了資源詛咒的陷阱，該國富足的礦產資源並未推動發展，反而削弱了經濟與社會的建設性發展。雖然委內瑞拉第四共和國（1958-1998年）的民主是持久的，但其質量並不高：政黨製度代表性有限，社會中許多部門未被納入，並最終導致了合法性危機。
出於對經濟形勢的不滿和對時任政權的不信任，選民在1998年投票給民粹主義者烏戈·查韋斯。
查韋斯徹底改變了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卻沒有解決任何根本的政治或經濟問題。此外，他花錢大手大腳，對自由民主態度矛盾，而且他與軟弱的馬杜羅經濟管理不善，導致該國陷入如今的危機。
石油依賴和資源詛咒
委內瑞拉外交官也是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創始成員胡安·巴勃羅·佩雷斯·阿方索（j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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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的一些鄰國長期依賴單一商品出口，但後來出口逐漸多元化，而委內瑞拉則是一個完全依賴石油及其衍生物的開采和出口的食利型國家。石油是國家最大的外匯來源，是財政部門最大的貢獻者和國家最主要的經濟活動。2016年石油出口收入占全國gdp50％以上，占出口總額近96％。
1998年至2013年委內瑞拉石油占出口總收入百分比（作者根據委內瑞拉中央銀行資料所創）。
如此高度依賴導致了“豐盛悖論”或者說“資源詛咒”，意指一個擁有大量自然資源的國家反而很難促進發展。同時它還導致腐敗，因為產生財富的人有限，而政府在分配財富方麵發揮核心作用。在代議製度薄弱的地方，石油繁榮——造成繁榮與發展的假象——在增加石油相關收益時可能削弱政權穩定性，從而削弱國家能力。
這一切都已在委內瑞拉發生，石油依賴已經造成至少三個反複出現的問題。首先，石油依附國家很難將石油租金用於發展強大的國內生產部門。
自然資源開采的豐厚收入阻礙了對基礎設施的長期投資，而基礎設施有助於經濟多樣化發展。委內瑞拉的先哲早已認識到這一挑戰。在一篇1936年的著名報紙專欄中，作家兼學者阿圖羅·烏斯拉爾·彼得裏（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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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知識分子阿圖羅·烏斯拉爾·彼得裏唿籲他的同胞用石油利潤來發展國家和人民（左）。1965年至2015年委內瑞拉的石油生產總值（灰色），消費總值（黑線）和出口總值（綠色）的圖表（右圖）。
領導人沒能聽從他的意見。相反，油價的小幅上漲一直在扭轉委內瑞拉非石油行業的增長態勢，這些部門在石油繁榮前的平均增長率為3.3％，在石油繁榮後則變成-2.8％。
由此導致犧牲其他行業的同時對石油收入產生持續依賴，並且使風險集中於一項脆弱商品。如上圖所示，石油依賴度從1998年以來有所增長，石油所占出口從2012年的70％增加到95％以上，2016年據報告為96％。
第二，在石油繁榮時期，石油租金還可能導致對國外進口的依賴性增加，從而犧牲國內產業。
這是因為新發現的油田或石油價格迅速上漲導致了外匯大量流入。外匯儲備增加導致貨幣升值，損害了其他產品在出口市場上的競爭力，並增加對外國相對便宜的進口貨物的依賴。當石油收入飛漲時，進口額增加。
然而，當原油價格下跌和石油美元下跌時，正如現在，政府進口貨物就變得更加困難，由此產生了20世紀80年代和自2012年以來的商品短缺。在現有條件下，委內瑞拉政府決定優先支付其主權債務，而不是進口更多的貨物。
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2008年，國營石油公司大樓的標語“祖國，社會主義，或是死亡”。
資源詛咒的第三個後果是地方性腐敗。嚴重依賴自然資源出口等外來租金的國家，能夠開展大規模的公共支出計劃卻不必製定財政製度來征稅。結果，公民就減少了向政府問責的意識。
此外，當公民的代理人擁有壟斷權力和自由裁量有價值權利的分配權時，腐敗的動機也會增加。委內瑞拉長期以來一直是這樣，公共部門的腐敗至少可以追溯到1958年的民主化時期。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末尾，石油價格飛漲，對行政權力的橫向製衡以及對國營石油公司委內瑞拉石油公司（pdvsa)）的監管都有所減少。如今腐敗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腐敗反映在透明國際關於委內瑞拉腐敗感知指數的變化上。自1995年第一次調查以來，該國一直處於世界最腐敗國家的前10％。而在2005年以後該指數繼續下跌，反映出民眾對查韋斯和馬杜羅政府保持清廉公正的信心逐漸減少。
軍事，民主化和“政黨統治”
軍政府傳統、起步較晚的民主化以及民主代表性薄弱等政治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當前的危機。
作為解放者而聞名的西蒙·玻利瓦爾（simo
boliva
）是一名軍事和政治人物，他在使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和巴拿馬從西班牙的獨立方麵發揮了主導作用（左）。2014年的一場閱兵式以緬懷2013年去世的總統查韋斯（右）
獨立英雄西蒙·玻利瓦爾說過：“厄瓜多爾是一個修道院，哥倫比亞是一所大學而委內瑞拉是一座軍營。”事實上，委內瑞拉武裝部隊一直是委內瑞拉政治和國家建設的關鍵參與者。截止1858年胡利安·卡斯特羅（juli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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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役和退役軍官交替掌權的情況隨著1899年光複革命而不再發生此後直到1945年，國家先後遭到軍官獨裁統治：西普裏亞諾·卡斯特羅（1899-1908）;胡安·比森特·戈麥斯（1908-1935）;埃萊亞薩·洛佩斯·孔特雷拉斯（1935年-1941年）;以及伊薩亞斯·梅迪納·安加裏塔（1941-1945）。
西普裏亞諾·卡斯特羅總統通過私軍奪取政權後於1899至1908年統治委內瑞拉（左一）。
胡安·比森特·戈麥斯總統從他的前任手中奪取政權，並從1908年一直統治到1935年他去世。
埃萊亞薩·洛佩斯·孔特雷拉斯總統是他前任的陸軍大臣，他於1935年至1941年執政。
伊薩亞斯·梅迪納·安加裏塔總統同樣曾擔任他前任的陸軍大臣，從1941年統治委內瑞拉直到1945年。
委內瑞拉在民主行動黨-adeco三年（1945-1948）統治時期嚐試進行民主選舉，但此後很快又受到了馬科斯·佩雷斯·希門尼斯的獨裁統治。在內戰結束後，軍隊自視為推動國家發展和現代化的關鍵機構。
軍隊幹政意味著民主將遲到。事實上，當時並沒有出現穩定的民主，直到1958年，委內瑞拉三個主要政黨（社會民主行動黨（ad），社會基督教黨（copei）和民主共和聯盟（urd））的代表簽署了被稱為“菲霍角協議”的正式協議。
該公約旨在通過選舉、內閣及官僚機構分享權力和一個初步規劃的政府來維係民主，。該協議使得委內瑞拉民主在喧囂的60年代、左翼遊擊隊的威脅以及由多米尼加共和國的右翼獨裁者拉斐爾·萊昂尼達斯·特魯希略的不安定企圖中存活下來。不過，在20世紀60年代民主共和聯盟下台後，這份公約卻使委內瑞拉的政治體製走向具有排他性的兩黨競爭製，由社會民主行動黨和社會基督教黨兩方爭奪權力。
這種兩黨掌控政府的情形被邁克爾·科珀奇稱為“政黨統治”：政府民有、黨治、黨享。其中，社會民主行動黨和社會基督教黨對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采取了一種“近乎病態的政治控製”，由此保證了穩定但犧牲了代表性。
兩黨統治依靠一種協調製度，他們在雙方之間或是同商界和軍方等利益群體協調以尋求在重大政策上達成共識。他們通過庇護主義的方式與民間社會組織和其他有限的代表渠道進行合作，例如利益集團，媒體和法院。
這些限製損害了體製，在20世紀80年代當石油價格下跌導致用於庇護主義手段的資源用完時，民眾對兩黨和第四共和國的民主製度的支持逐漸減退。
委內瑞拉在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成就，如果考慮到石油依賴以及民主的僵化程度，看起來就不那麽引人注目了。當時委內瑞拉的人均gdp、社會消費和生活質量都有所上升，而且避免了智利、烏拉圭、阿根廷和其他國家所經曆的民主崩潰，但這些成果終究是不可持續的。
這些根本上的政治和經濟狀況的弱點也為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危機埋下了伏筆，為該國滑向民粹主義以及21世紀初軍隊幹政鋪平了道路。
經濟危機與政黨統治的瓦解
隨著油價在上世紀80年代初崩潰，經濟形勢是最先下跌的。高額公共債務、國際貸款的枯竭以及被高估的貨幣導致了1982年和1983年初的大規模資本外逃。
1983年2月18日，或者說在委內瑞拉為人們所熟知的黑色星期五，政府已經實行貨幣管製（查韋斯在20年後也采取了這一措施）來阻止通貨膨脹。一夜之間，購買力下降了將近75%。全球每桶原油價格在1970年到2015年間發生巨大波動，政黨統治也開始崩潰。由於低油價以及國際債務利率上升的打擊，委內瑞拉政府努力地籌集資金。總統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試圖在1989年2月采取一係列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來解決問題，但這些措施隻不過進一步惡化了工人階級的經濟狀況，由此導致了2月27日的抗議、騷亂與搶掠事件，造成數百平民死亡。
1989年2月和3月上旬，警察在騷亂後巡邏，這場騷亂被稱為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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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由陸軍中尉查韋斯上校組成的激進的左翼團體革命玻利瓦爾200運動（mbr-200）加速了其政變規劃。1992年2月的政變嚐試並不成功，（同年十一月空軍的第二次政變嚐試也沒有成功）但它標誌著後蓬托菲霍民主時期的開始。
20世紀90年代發生了深層次的體製危機，1993年佩雷斯遭到彈劾，拉斐爾·卡爾德拉（1994-1999）執政期間發生重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伴隨而來的還有幾十年來最低的國際原油價政治門外漢出現的條件已經成熟。華麗而富有魅力的查韋斯利用了選民對政治和經濟現狀的不滿，他在1992年的政變失敗後變得全國聞名。查韋斯通過“玻利瓦爾主義”作為平台上進行競選，其對國家的激進構想包括經濟和政治主權、自給自足、民主社會主義和參與式民主等，查韋斯承諾將終結委內瑞拉不公正的政治和經濟體製。除此之外，他還承諾建立一個製憲大會來修改委內瑞拉的憲法，並將玻利瓦爾主義寫進法律。